笨人憨哥的博客
憨哥養生
正文
付啟元
內容提要 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不能僅歸咎於少數統治者，普通民眾對戰爭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二戰時期，日本社會各界都投入擁護支持戰爭的浪潮之中，掀起了“舉國戰爭狂熱”。傳統國民性是日本掀起全民戰爭狂熱的重要原因。濃重的狹隘民族主義是近代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征，他們中的多數人曾虔誠地投入了侵略戰爭，並把自己的命運與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才使得在整個戰爭期間乃至戰後，沒有多少人對自己的錯誤思想、行為做出反省，這也是日本總不能對這場戰爭有徹底的正確認識的民眾根源。
關鍵詞 戰爭責任 日本國民 國民性
曆史認識問題是當前中日關係發展中的一個障礙。長期以來，日本侵華戰爭的責任被歸咎於少數日本統治者，一般國民對侵略戰爭的責任被回避或漠視。在對日外交上我們抱著“過去的侵華戰爭隻是一小撮軍國主義分子所為，日本人民是好的，也是受害者”之類的指導思想。嚴格來說，這種將大多數日本人民和少數軍國主義者分開對待的“戰爭責任區分論”是為了爭取日本民心的政治策略，並非曆史原貌。事實上，在日本侵華戰爭罪責問題上，當時的日本國民也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區分論”隻強調日本民眾“受害者”的一麵，而忽視了其“加害者”的一麵。區分論的思維方式不利於我們全麵認識日本軍國主義與右翼政治的民眾心理基礎。二戰時期，日本除了日本共產黨和少數左翼人士開展了反戰運動外，社會各界都投入擁護支持戰爭的浪潮之中，掀起了“舉國戰爭狂熱”。
教育界向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思想
日本政府為了實施對外侵略擴張政策，在國內大力推行軍國主義教育，特別注重向學生灌輸軍國主義思想。從1890年開始，日本教育界把《教育敕語》作為教育的總綱領，把“忠君愛國”作為教育的最高宗旨，使小學生長大之後絕對服從天皇，無怨無悔地供其驅使。
進入20世紀30年代後，日本加緊對華發動侵略戰爭，國內也由準戰時體製進入戰時體製，教科書則變本加厲地向兒童灌輸軍國主義思想。20世紀40年代修訂本的教科書則極力鼓吹聖戰，宣揚天皇製，稱“日本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國家，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神國”，要求學生們為此而感到驕傲，叫囂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是精英，是亞洲各民族的領導，肩負著把亞洲其他民族從歐美殖民主義統治者的壓迫下解放出來，重建世界道義的神聖職責”。這年的教科書中特別增加了題為《無形的進城》的課文，以一個陣亡者的母親的口吻寫道：“我親愛的孩子，仰光已經攻陷了，你也一起進城吧，盡管你已經粉身碎骨，也不會再發出聲音了。敵機被打得火焰打冒，機翼在空中肢解，你微笑著打開機艙蓋，與僚機告別，高呼‘天皇陛下萬歲’，鮮血染紅了萬裏長空。可愛的孩子，你將成為天皇的禦盾而永生。”可見，當時軍國主義的愛國主義教育實際是鼓吹“愛國就到別國去，進行掠奪，屠殺別國人”。[1]
新聞界煽動舉國戰爭狂熱
在日本侵華戰爭中，大眾傳媒同樣負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戰爭期間，日本的大小報刊，加上電影、展覽等傳媒的合力，將日本引向戰爭狂熱的浪潮中。當時頗具影響力的報紙不但喪失了作為新聞輿論的監督職能，反而主動委身於軍部之下，欺瞞國民，煽動戰爭狂熱，淪落為日本法西斯發動侵略戰爭的宣傳機器。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的《東京朝日新聞》、《大阪朝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東京日日新聞》等大報社，向侵華日軍各部隊派出大量的隨軍記者，報道事變的進程，使片麵和錯誤的信息大量泛濫，努力將事變描繪成完全正當合理的行動。《東京朝日新聞》對“九.一八事變”作了如下報道：“暴戾之支那兵炸毀位於北大營西北之滿鐵線，並攻擊我守備隊，故我守備隊被迫應戰，以大炮轟擊北大營之支那兵，並占領北大營。”[2]其他各報的報道大同小異，如《每日新聞》從“滿蒙特殊權益論”出發，認為“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日軍的行動是合法的“正當防衛”。[3]
日本的隨軍記者在進行戰地報道中，固然受到日本軍方新聞管製的束縛，但是其中大多數卷進戰爭狂熱的漩渦，是不爭的事實。抓住個別事件大炒特炒，是日本新聞界進行戰爭宣傳的重要手段。1931年冬天，日軍侵占了中國東北地區。此時，侵華日軍中的步兵第三十七聯隊的井上清一中尉正在大阪家中休蜜月假，將侵占中國東北的戰場拋到了腦後。可歸期已到，最後兩天產生了厭戰思想。21歲的新娘井上千代子在井上清一將歸隊中國戰場的前夜，用小刀切開了自己的喉管自殺。井上千代子臨死前留下一封題為“軍人妻子之鑒”的遺書，大意是說她以死言誌，為了大日本帝國聖戰的勝利，為了激勵丈夫英勇作戰，為了不拖累丈夫以絕其後顧之憂，隻有一死盡責。井上千代子自殺事件發生後，日本傳媒大肆渲染，一夜之間，千代子成為“發揚日本女德的光輝典範”0，成為“昭和之烈女”。媒體稱井上千代子之死使得“出征將士的士氣大受鼓舞”，“所有皇國軍人為之感動”。日本兩家電影公司以驚人的速度競相將其事跡拍成電影，在全國上映，並將影片空運到侵華戰爭的前線在軍人中間放映。
在1932年日軍進攻上海的“一.二八”事變中，三個日軍士兵抱著炸彈撲向鐵絲網，用身體炸開了鐵絲網，打開了突破口。消息傳到日本，日本報刊馬上將其吹捧為“肉彈三勇士”。四家電影公司爭先恐後地拍攝了有關的故事電影，一星期之後就開始在日本全國上映。短短時間內，日本電影公司竟攝製了100多部“肉彈三勇士”的電影，煽動了日本國民的戰爭狂熱。
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日本新聞界的宣傳鼓動更是變本加厲。當1937年日本攻占中國首都南京，進行血腥屠城之際，日本新聞界的“捷報”、“號外”、“快訊”以及占地照片更是鋪天蓋地而來，鼓動了上百萬東京男女為慶祝“聖戰”勝利舉行盛大的提燈遊行。在進攻南京途中進行“百人斬”殺人競賽的兩個劊子手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居然被《東京日日新聞》吹捧為“英雄”，成為成千上萬日本少女心中的偶像。日本傳媒把國民的戰爭狂熱推向無以複加的地步。
宗教界淪為軍國主義的禦用工具
宗教界也卷入日本的戰爭體製中，神道教、佛教等在戰時被作為軍國主義教育的禦用工具。神道教在明治政府成立後，即被定為國教，淩駕於其他宗教之上，長期對民眾進行“敬神愛國、崇祖忠皇”教育，宣揚“國家神道”、“聖戰”等。戰爭期間，日本佛教中的淨土真宗派積極宣傳“敬神愛國”、“皇上奉戴”，為侵略的正當化尋找“聖戰教義”和“聖戰信仰”。該派還鼓吹日本國民為天皇盡忠，這樣死後能變為“天神”，保佑子孫後代，甚至號召婦女要有效忠天皇的“大禦心”，做“靖國之母”、“靖國之妻”、“靖國之女”，這樣才能洗盡女性與生俱來的“不淨”。此外，淨土宗積極開展海外殖民地布教，充當侵略戰爭的現行犯。到1944年為止，真宗大穀派布教所僅在東北就有80所。真宗大穀派宣稱天皇的《軍人敕語》體現了真宗佛教的精髓，鼓吹“利劍就是彌陀名號”，要為“皇威”而“沒我報國”，替日本對外侵略張目。在侵華日軍實施南京大屠殺期間，本願寺派的二十三世法主大穀光照竟以將校軍人身份親臨南京慰問侵略軍，無視血腥屠殺的罪行，盛讚“皇軍的武勳”。[4]
婦女界間接參與、支持戰爭
日本婦女是戰爭的犧牲者、受害者，但也是侵華戰爭的間接參與者和支持者。日本婦女在舉國狂熱支持侵華戰爭的過程中，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幾乎每一個家庭都被動員起來，加入了戰爭體製，家庭成為“第二個國民養成所”。男人在前線，女人在“槍後”，使得家庭的“家”變成了國家的“家”，以往家庭內和外的性別角色分工，一下子擴大成為以“國家”為界限的男女性別分工。日本婦女在戰爭期間所起的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是成立支持侵略戰爭的婦女團體。值得注意的是，在侵略戰爭期間，日本婦女不是作為個人，而是通過形形色色的婦女團體卷入瘋狂的戰時體製的。戰爭期間影響較大的婦女團體有愛國婦人會、大日本聯合婦人會、大日本國防婦人會[5]。這些團體不同於戰前婦女自發成立的具有民主性質的婦女社團，而是服務於戰爭體製的，擁護、支持戰爭的軍國主義婦女團體。這些婦女團體具有大眾化的特征，不但人數眾多，並且囊括了幾乎全日本不同階層、不同職業、不同地位、不同地域的婦女。如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在1937年末會員人數達到685萬人[6]，成員不僅有主婦、女工、女店員等各個領域的勞動婦女，甚至連藝人和妓女也加入到了這一組織中。愛國婦人會、大日本聯合婦人會、大日本國防婦人會於1942年合並成大日本婦人會，會員人數達到了1900萬，1945年解散時，會員人數接近2000萬。[7]該婦女團體幾乎網羅了全日本的成年女性。像日本這樣把舉國婦女納入一個婦女團體，並使之支持政府的例子在世界曆史上實屬罕見。
二是激勵士兵的作戰意誌。日本婦女采用各種形式激勵鼓舞士兵的戰鬥意誌，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1)收集縫製的“千人針”贈送士兵。為“出征”縫製千人針，是日本戰爭時期的風俗。千人針的形式，大多是一種圍腰，也有的是小背心，官兵要奔赴戰場時，其母親、姊妹、妻子、情人等女性會跑遍鄰坊請一千位女性各縫一針，以製作此物。據《郭沫若傳》記載，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他的日籍妻子佐藤富子一天在街頭看到有好些婦女拿著布匹和針線巡行著，請求過路的女人縫上一針。一位年輕的女子攔住了她，央求她縫上一針。那女人向她解釋：“這千人針縫好了送到軍部去，可以作為前敵將士避彈的護身符哪。”佐藤富子苦笑了一下，問道：“那東西真正能夠避彈嗎?怕是迷信吧。”那女人瞪了她一眼：“什麽話?難道你不是日本人嗎?”[8]
(2)在寫有“武運長久”的日本軍旗上簽名，贈給出征的官兵。在東史郎捐贈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的日本軍旗上，就寫有“武運長久”的字樣，上麵“密密麻麻地簽滿了東史郎出征前鄉鄰們的簽名，東史郎用槍挑著這麵旗，率先攻進了南京四方城”[9]。
(3)在港口、車站迎送出發和歸來的軍人。日本婦女舉行聲勢浩大的儀式，歡送士兵出征（日本女青年歡送自殺式“神風特攻隊”出動）。當海外軍隊回國休整，陣亡軍人骨灰送返國內時，前往迎接。婦女夾道迎接前線死亡士兵的骨灰，稱之為“無言的凱旋”。
(4)給國外戰場的士兵寄慰問袋[10]、慰問狀。慰問傷殘軍人，軍人遺屬，祭祀軍人的亡靈等。大日本國防婦人會會員們走家串戶地宣傳“肉彈三勇士”的“英雄事跡”，並募捐豎立了“三勇士”的銅像。
(5)不惜犧牲生命來激勵士氣。戰爭期間，為勉勵丈夫無後顧之憂地從事侵略戰爭而在新婚後不久自殺的井上千代子，以及以死來激勵日本空軍建立戰功的藤田多美子，被稱作“軍國之妻”、“靖國少女”，並被作為日本女性的楷模而大肆歌頌。而她們的死也的確起到了振奮日軍士氣的作用。
三是補充戰爭人力物力的消耗。隨著青壯年陸續被派往前線，日本國內勞動力不足，婦女便補充生產勞動力。許多婦女走上了原先由男人從事的工作崗位。很多婦女在軍工廠勞動。機械製造等重工業領域工作的婦女，從1936年到1941年增長了5倍。日本婦女到生產現場工作的人數，1940年約150萬，戰敗時達到五六百萬。另外，為了確保實行總力戰的人數，日本婦女還積極響應政府的號召，/結婚報國0，嫁給傷殘軍人，盡早結婚，為“皇國”多生養孩子，把生育5個孩子作為目標。[11]
四是直接參與侵略戰爭。在“聖戰”精神感召下，成千上萬的日本女性主動充當了“從軍看護婦”、“從軍慰安婦”、“女子挺身隊”隊員和“滿蒙開194日本侵華戰爭的國民責任探析拓團”團員。日本婦女為了向日本帝國主義效勞，竟甘願做慰安婦，讓屠殺中國人民、奸淫中國婦女的“皇軍”在她們身上發泄獸欲。現在看來，慰安婦是極為不幸的，但當時她們，還有她們的父母兄弟都認為是光榮的。1942年春，中國遠征軍攻打被日軍占領的緬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橋。當時守橋日軍叫隨軍的80名日本慰安婦撤離，但她們說：“我們是為了效忠國家，慰勞士兵才到前線來的，要和士兵堅持到底。”結果她們全部戰死。在靖國神社供奉的240多萬個“殉國英烈”的亡靈之中，有57000多名是女性，他們大多是“大東亞聖戰”中誌願為天皇捐軀的“昭和烈女”。
另外，日本婦女還募集資金支持侵略戰爭。她們開展捐贈軍用飛機等多種募捐活動，募捐所得資金和在廢品回收運動中賣廢品的錢都上激政府，直接或間接地用於戰爭。總之，如果沒有日本婦女人力、物力的支持，日本的侵略戰爭不可能持續14年之久。
左翼力量“轉向”
日本左翼力量的“轉向”，就是放棄革命、反戰的思想和立場，轉而接受、擁護國家的戰爭政策，從“非國民”回歸為“國民”。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左翼力量曾奮起反對。但是，當局連續不斷的逮捕，越來越烈的“轉向”風的襲擊，不僅使左翼力量在組織上瓦解了，而且在思想上也崩潰了。1937年日本擴大侵華戰爭後，左翼勢力的“轉向”成為大規模的集團行動。據日本司法省1942年10月的統計，在被捕的共產黨人中，被起訴的共2440人，未轉向的僅37人，隻占1.5%。[12]
左翼轉向風的出現，有國民性這一根源。戰後長穀川如對戰時知識分子進行了反思，他內疚地認為，如果知識階層完全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昭和日本恐怕就不會經曆那樣的慘禍。然而，“日本知識階層有著強烈保持特殊的民族性或國民性的傾向，，即使確有知識，要從其觀念的偏執中解放出來是不容易的。”[13]
左翼人士原來期望國民會越來越多地跟隨他們前進，然而他們非但沒有得到大多數國民的支持，甚至往往得不到家人、朋友等周圍人的理解。隨著時間的推移，他們越來越感受到舉國支持侵略戰爭的壓力，這種壓力往往通過家庭、朋友、同事、鄰裏有形無形地表現出來。他們多數人越來越感到孤獨、壓抑、苦惱，受到社會主流的排斥，隻好重新回歸國家、社會、家庭。日本當年司法省有關部門對共產主義者的轉向動機做過調查，各種動機的比率(%)如下：
| 轉向動機 調查年月 | 國民的自覺 | 家庭關係 | 信仰、理論的改變 | 因監禁而後悔 | 健康、性格等關係 | 其他 |
| 1942年10月 | 32.0 | 28.0 | 14.6 | 12.4 | 9.6 | 3.2 |
“國民的自覺”和“家庭關係”是兩個主要動機。實際上，“家庭關係”與“國民的自覺”是相通的，回歸家庭也就意味著回歸國家（國民的自覺）。“國民的自覺”成為最主要的轉向動機，表明國家觀念對人們影響之深，它是日本傳統國民性的核心，即使共產主義者也很難擺脫。從“非國民”回歸為“國民”，是左翼轉向的實質和根源。絕大多數左翼力量的轉向，表明日本對外戰爭具有了某種“全民”性質。
結 語
由上可知，戰時日本國民曾盲從、協助乃至支持過侵華戰爭，即日本國民負有不可推卸的戰爭責任。國人之所以認為日本人民對侵略戰爭沒有責任，除了外交工作需要外，顯然是受到了階級鬥爭論的影響。階級鬥爭理論有自身的偏頗和束縛，並不能解釋一切現象。用階級鬥爭的理論去解釋一個民族侵略另一個民族就必然會得出結論：日本侵略中國，是日本的統治階級侵略、壓迫中國的被統治階級。這麽解釋時，卻沒有注意到民族有她的民族性。侵略民族雖也有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分，但這兩個階級卻又屬於同一民族，在對外侵略時，表現為二者為民族的共同利益而鬥爭的民族性。被侵略民族的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在受到侵略時，他們都受到了欺淩和壓迫，多數情況下二者會共同進行英勇的抵抗，這時二者也表現為為民族的共同利益和榮譽而鬥爭的民族性。因而，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之間既有階級性，也有民族性，二者是並存的。那種認為世界各國的被統治階級都是階級兄弟，都是被壓迫和被剝削的人，他們之間不可能發生互相壓迫和欺淩的認識是片麵的。我們向來隻看到了日本人民受害的一麵，而沒有看到其更為主要的害人的一麵。人民是由個人組成的，每個人都有其人性，人性是有缺點和劣根性的，總體便表現為人民有其弱點，所以不能盲目迷信人民。
對於日本國民戰爭責任問題，要從兩個層麵看。一方麵，大部分普通國民在國內外輿論信息受到嚴格控製的軍事獨裁之下、在軍國主義者的煽動下盲目地響應政府的號召，很難有自己決定自己行動的自由。另一方麵，每個日本國民必須明確認識到自己在戰爭中不一定是“被迫”地勉強參戰，實際上有相當一部分人是本著“愛國”精神積極支持戰爭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日本國民也需要進行反思。每個日本人都有責任對過去的戰爭進行反思，需要進行全民“總懺悔”。
關於日本民眾狂熱支持侵略戰爭的原因，筆者認為，促成日本舉國支持侵略戰爭的因素當然不止一個，但傳統國民性是日本掀起全民戰爭狂熱的重要原因。所謂國民性，是指一種比較普遍的、甚至是主導的心態、傾向、潛意識，主要表現在人們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範。日本人特有而強烈的歸屬感---歸屬國家、集團，是日本國民性的主要特征。民族集團性是日本國民支持戰爭的重要思想文化原因。集團性的特征就是集團高於個人和個人對集團的絕對服從。在國家、集團觀念的強烈支配下，日本人對內注重歸屬、忠誠，強調“忠君愛國”，對外則是冷漠、孤傲、排他、自私。與此相關，是奉行道德相對主義：判斷是非、規範行為的準繩，不是普遍的道德標準，而是對自己的國家、集團是否有利，習慣於為了國家、集團的利害而協調一致、共同進退。
濃重的狹隘民族主義是近代日本民族的基本特征。每逢政府發動侵略戰爭，日本民眾便狂熱地協助政府進行對外戰爭。他們在國家權力和自身思想的指使下參與了侵略戰爭，正由於他們中的多數人曾虔誠地投入了這場戰爭，並把自己的命運與之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才使得在整個戰爭期間乃至戰後，沒有多少人對自己的錯誤思想、行為做出反省，這也是日本總不能對這場戰爭有徹底的正確認識的民眾根源。在戰敗後的1945年8月，日本東久邇宮首相在講話中曾提出了“重建被燒為灰燼的日本國家時，一億日本國民不得不做總懺悔”的“一億懺悔”論[14]。我們不應再回避或漠視日本普通民眾的戰爭責任。我們這樣講，並不是說日本民眾應對這場戰爭負主要責任，而隻是想揭示這場戰爭被人們忽視的一些重要內容，從而更好地吸取曆史的經驗與教訓。在主要揭露日本統治階級的侵華罪行的同時，仍然需要整個日本民族特別那些有過戰爭經曆卻沒有進行過反省的日本人，帶著自疚、自責、自省的心理進行民族懺悔。日本隻有經曆了一個全民族的心理更新反思的艱難曆程，才能有效阻止軍國主義複活暗流的湧動、蔓延，進而確保曆史悲劇不再重演。
參考資料：
[1]、[11] 吳廣義:5日本的曆史認識問題6，廣東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1、149頁。
[2]
[4]
[6]、[7] 胡澎：《日本對外侵略戰爭中的軍國主義婦女團體》，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編，《日本研究論集》，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8、336頁。
[8]
[9]
[10]
[12]
[13]
[14]
作者簡介：付啟元，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市社科院文化與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南京，210018
我們反省過文革？
到底是沒打過人家，你看美國人啥時在乎日本人不反省？隻有打輸的國民才和怨婦一般！
所以對於他們在侵略中國的戰爭中所犯的罪過,不會反省.
中日再戰時,要把日本往死裏打! 不要客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