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南京大屠殺:日軍強奸婦女後逼其合影

親曆南京大屠殺:日軍強奸婦女後逼其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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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京《日日新聞》報道了日軍“片桐部隊”的兩名軍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帶進行的殺人比賽 

日軍官對上萬中國人喊：你們要怎麽死法？ 

“日本的刺刀向我捅來，我飛步向前，走入人群，在我後麵的幾位同胞，都被日軍用刺刀捅過胸前，大叫一聲倒地而死。”南京大屠殺過去68年後，滿頭白發的廣東老兵駱中洋手腳並用講述當年的情景時，依然不斷慶幸自己命大，這是大屠殺中他第一次躲過死神的追捕，接下來的日子裏，很多次，他的生命都懸於一線，九死一生。 

多次在生死線上掙紮幸免於難的同時，駱中洋看到很多同胞慘遭殺害，從他們的血泊中爬過，後來又掩埋了很多同胞的遺體。“那些事情，我刻骨銘心。” 

從廣東開赴淞滬戰場 

據說本來要在南京守6個月，可是很快就接到撤退的命令 

駱中洋是1936年下半年在家鄉廣東惠州河南岸鄉參軍的，那一年他16歲。征兵令來了，他便和20歲的哥哥駱奕梧一起報名，被當時的鄉政府送到惠州的部隊，在那裏訓練了差不多一年，編入83軍156師466旅931團步炮連。“我們的軍長鄧龍光，也是廣東人。” 

1937年中秋節，駱中洋跟隨部隊到了汕頭，防止日軍從那裏登陸。在汕頭守衛了半個月之後，部隊來到廣州，從花都(那時叫花縣)出發取道漢口開赴淞滬戰場。他們到達上海的時候，淞滬會戰已經打了兩個多月，沒過多久就開始撤退了，行進的路上，部隊不斷遭受日軍的襲擊，“一邊走，一邊打，時時刻刻都處在戰鬥狀態”。 

從上海到南京，駱中洋的部隊走了20天，在南京麒麟門，他遇見了哥哥駱奕梧，兄弟二人緊緊抱在一起，兩人交談不過十幾分鍾，由於分屬不同部隊，匆匆一晤後就各奔戰場。“要為國家戰鬥！”駱中洋清楚記得哥哥在麒麟門下道別的最後一句話。再次“見”到哥哥，卻是銘刻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哭牆”上的一個黑色名字。 

南京淪陷前幾天，駱中洋所在的部隊開到了南京中山門外。日軍當時正在猛攻幾座城門，守軍傷亡慘重。“據說本來要在南京守6個月，可是到南京兩三天後，撤退的命令就下來了。” 

12月12日，“夜裏八九點鍾，我們連隊集合在了一起，那時候通訊不好，負責集合我們的人說要我們等一會兒，他去通知另外一個部隊，準備一起撤退，等了半天，他不來了。我們跟團部、營部都失去聯絡了。於是我們連就撤退了，撤往悒江門。” 

撤退過程中，連隊也分散了，駱中洋和一些戰友從城牆上順著帆布帶滑出城外，想去下關乘船過江。“道路上都是散兵和百姓，很多人擁堵在一起。” 

江邊停著幾艘大輪船，船上的人已經擠得滿滿的，“可能超重了，不能開”。看到無法過江，駱中洋跟著零散的部隊，向新河方向衝殺突圍，他們沒能成功，於是轉向水西門方向前進，到了半路上，“發現了一萬多名手無寸鐵的同胞，被100多名日本兵包圍著”。在這裏，駱中洋也被俘虜了。突圍過程中，駱中洋把軍裝脫了，而作為炮兵，他是沒有常備武器的，所以，看起來就像是普通老百姓。這時是13日上午7時，天已經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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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被槍殺還是燒死？” 

日軍頭目開始通過翻譯向人群喊話，隨後宣布用刺刀殺人 

麵對越來越龐大的人群，日本兵用很多機關槍，成排架好，槍口對準中國人，並限令大家麵朝槍口，個個要跪下。駱中洋說：“我心想，如果日本兵突然掃射，跪在地上的人，恐怕一個都跑不了。”於是他開始勸周圍的人趕快離開現場逃命，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國際法是不許殺害俘虜和無辜百姓的，不要怕。”駱中洋隻動員了兩個人，和他慢慢移動，走走停停，趁日軍不注意離開了現場，“到附近的居民草房裏躲避下來”。 

駱中洋在草房中注視著日軍包圍下的人群，過了一陣，日軍的增援部隊來了，加強了外層包圍的兵力，步槍上全上了刺刀，槍口一律對準人群作射擊姿勢。可是他們這時並沒有開槍射擊，而是趕著人群往三汊河方向走，日本兵在兩側和後麵持槍驅趕。 

“我們以為日軍不殺害他們了，也跟著到三汊河去，到了一座木橋時，看見前麵日軍布置了更多的兵力，形成一個大包圍圈，殺氣騰騰。看到人群中有走出行列的，就用刺刀刺殺，好多人倒地慘叫而死。”駱中洋說，這種突如其來的情況超出了他的意料，“心想早知應該留在草房，隱蔽多安全啊，跟到三汊河來卻是送死，非常後悔”。 

行進中，駱中洋想回頭跑掉，於是發生了文章開頭的那一幕。駱中洋的速度很快，跑進了行進的人群，幸免一死，可是他仍然沒能逃離險境。 

他們被趕到三汊河木橋以西數百米的南麵河邊，這個時候據駱中洋的估計應該有兩萬多人被圍著，“人靠著人擠在那麽一大塊地方，比我們一個軍一萬多人集合時候占的地方都大，我們集合時隊伍之間還有點距離呢”。很多人都已經意識到自己將要被屠殺的命運，駱中洋說，“他們不想受日軍屠刀之辱，有的用頭撞牆，有的跳入河中自溺而死，有的會遊泳，則想從河裏逃生，被日軍射擊而死在水中”。 

日軍沒有在河邊實施屠殺，而是把人群趕到岸上，這裏是大同麵粉廠的廣場，這時大約是上午9時。一個身材矮小的日軍頭目開始向人群喊話，喊話通過一個翻譯傳出來，讓駱中洋異常氣憤的是最後一句，“現在問你們要怎麽死法？你們是要用機槍掃射、用步槍打，或是用汽油燒、燃燒彈燒死呢？還是用刺刀刺死呢？” 

“人群中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喊冤枉，哀鳴聲震天。”沒過多久，日軍頭目宣布采用刺刀來殺人，並且馬上開始行動了。他們從人群的前麵排頭，每次十個人，用綁腿布綁成一排，押到河邊，用刺刀刺死，屍體倒在河水中。駱中洋離排頭位置隻有十幾米，看樣子很快就要綁到他了。 

68年後，在距離當年三汊河不遠的江心洲住所，駱中洋說他不甘心被殺，隻要一息尚存，他也要起死回生。“我靈機一動，從人群的前沿很快移動到了最後的排列”。駱中洋蹲在後麵的空地上，靠近居民的茅草房，“那時候人們窮啊，蘆葦紮在一起，糊上泥巴就是牆了”，因為人多擠壓，牆上的泥巴掉了，露出了蘆葦。 

日軍一排一排地刺殺，到下午4時多的時候，“被圍困的軍民已經有70%被殺害，推倒在水中”。正處隆冬，日短夜長，4點多，天就快黑了。而日軍也改了殺人的方式，把剩下的人趕到河邊改用機槍掃射。駱中洋和另外兩個人乘機挖牆進了草屋，進入隔壁暫時躲了起來，伺機再逃。河邊頻頻傳來機關槍射擊的聲音…… 

三汊河的兩萬人集體屠殺隻不過是日軍進城後集體大屠殺的其中之一，南京城的其他地方，江東門、燕子磯、草鞋峽、幕府山等地也發生了幾千人到幾萬人不等的集體屠殺。據國民黨政府1944年開始曆時三年調查作出的統計，南京大屠殺中被集體屠殺的一共有19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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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兵強奸婦女後逼其合影 

屍體隨河水匯入長江 

有少數被殺得半死不活的人，在大聲喊叫，很是淒慘 

逃過了這一次屠殺的駱中洋躲在草屋，屋外都是日本兵，不斷地傳來他們大頭皮靴“咯噔，咯噔”的聲音和“啊，諾爾”的說話聲。徹底天黑後，忽然衝進來一個日本兵，“他向我們這個方向打了三槍就走了，我們沒有中彈”。這一次沒有打中，可是駱中洋三人知道隨時會有生命危險。“我們商議，必須離開這裏。我們趴在地上像狗一樣伸出頭去觀察，看到各處都有燈光，並有日軍崗哨暗影，真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三個人在屋裏又躲了幾個小時。“我們考慮再三，決定隻有等日軍宿營後逃走。”大約夜裏11點多，三個人中的一個等不及了，先爬出洞走了，“以後再沒見過他”。 

南京的冬天是非常冷的，來自廣東的駱中洋沒有經曆過，而且他沒有穿棉衣，“凍得受不了”，另一個人也是來自廣東的，“我們從草屋的角落裏就地取了兩床棉花胎蓋在身上取暖。可是兩個人都非常緊張，哪敢睡著呢？” 

大約到了14日深夜兩點，草屋裏走進來兩個日本兵，身上配有刺刀，但是沒有槍，“可能是輜重兵，黑夜裏，他們可能把我們當自己人了，走過來拉我們的棉胎沒拉動，就另外抱了兩床棉胎在房間的另一個角落裏，蒙頭睡著了。”駱中洋兩人覺得很不妙，隻能跑了，他們從牆洞裏爬出，避開日軍的燈光和哨兵，沿著三汊河向上雙手雙腳地爬。“三汊河一帶的大街小巷，無數屍體倒在血泊中；河邊，屍體更像山峰起伏一樣成堆地排列著；河水中也漂滿了屍體，隨著河水的流動，匯入長江。”屍體中有少數被殺得半死不活的人，在大聲喊叫，“很是淒慘”。 

駱中洋和他的同伴爬到了水中向南前進，想盡快逃離日本兵的駐區，找一條民船住下。他們在岸邊找到了二十多條民船，但船上的老百姓也都被日軍殺死了。 

駱中洋兩人在水中走了好久，一個嬰兒的哭聲給了他們希望。“我們斷定前麵的船上有人，很高興。”他們洗幹淨了手腳上的泥土上了船，“船上有很多衣服，我們趕緊穿上兩套棉衣，扮成老百姓的模樣，就留在船上不走了”。天色剛亮的時候，船的主人回來了，“他要我們離開，我們說岸上有日本兵，有生命危險”。船主說沒有難民證，在船上也保不住性命。“於是我們想到去找難民證。” 

據當時在南京青年基督教會的美國人，後來被推為難民區副總幹事喬治·菲奇在《南京的毀滅》中所寫，12月1日，南京市長馬俊超向難民區國際委員會移交了難民區的行政權，並交給他們450個警察、1萬石(2000噸)大米、1萬袋麵粉和一些鹽，並答應給10萬法幣現金，隨後送來8萬。南京陷落後城內一共有25個難民所，聚集了20萬名左右的難民，其中金陵大學的大樓中差不多有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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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民證：救命證 

工作人員說“我們隻能發給江蘇人，廣東人我們不敢發” 

駱中洋和同伴一路膽戰心驚，幸運地來到了法雲寺難民所。“那裏有老頭老太，中壯年，有婦女兒童，我們混在人群中，想當作他們的家人。”可是這個時候沒有人收留他們。他們找到了紅d字會的工作人員，要求給他們發兩張難民證，這個過程也非常困難。 

“我們隻能發給江蘇人，廣東人我們不敢發。”駱中洋兩人緊緊跟著這位工作人員很久，“跟他說救命”，可是他還是不答應。他們暫時離開去找別人了，可是每個人都說，“隻有求紅d字會的人才能領導，我們轉來轉去，走投無路，隻有回過頭再去找那個紅d字會的人。” 

“我們是江蘇人。”“你開始說是廣東人，現在又改說是江蘇人，我們還是不敢發難民證給你們。”得不到難民證，駱中洋和同伴一直跟著紅d字會的工作人員。 

走的過程中，那位工作人員彎下腰去，好像是從地上拾起一個難民證，“後來回想，他應該是故意這樣的”，駱中洋和他的同伴都跑過去想搶，“另一個人跑在前麵，被他搶去了”。沒拿到難民證的駱中洋心裏急得亂跳，依然跟著那位工作人員，這個時候，幾個荷槍實彈、上著刺刀的日本兵迎麵走來。 

緊要關頭，紅d字會的工作人員忽然又從地上拾到一張難民證給了駱中洋，“我沒看到地上有這個難民證，我想他是有意救我的”。雖然有了難民證，駱中洋已經來不及找到針線或是別針把它釘在衣服上，隻好用左手將難民證壓在左胸前。很快日本兵走到了駱中洋的麵前，看到他身上有難民證，就問紅d字會的工作人員：“他是良民？”工作人員回答：“是良民。”日本兵又說：“頂好，頂好，開路開路。”就這樣，駱中洋再次躲過一劫，而且有了難民證。“證上全文是‘南京難民證’，蓋了紅d字會的章”。戴上難民證，他進了法雲寺難民區，在這裏，也吃到了幾天以來的第一頓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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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殺害的南京市民的屍體 

裝成醜婦也難逃厄運 

有的婦女被輪奸得太多了，再也沒有回到難民營 

到了難民區並不意味著安全，日本兵經常來檢查，查看有沒有難民證，翻看身上的衣服，摸手掌上有無軍人的痕跡，隻要找出他覺得可疑的地方，就把人拉出去殺掉，所以難民區外，有很多零散的屍體。 

對婦女，日軍則殘暴地強奸、輪奸，“日本兵每天有十數次來難民區，把中、壯年婦女用刀、槍威脅到外麵，有的年輕婦女，麵上塗上黑灰，裝成醜婦模樣，也難逃厄運，如果來的日本兵過多，年齡大的婦女也要受害。也有的婦女被輪奸得太多了，就死在郊野凹地裏再也沒有回到難民營”。後來駱中洋被日軍脅迫參加清理難民遺體，發現數十具女屍，下身無衣蔽體，下部浮腫。 

駱中洋是炮兵，所以手掌上老繭不太明顯，沒有被因此認出是士兵，“有的木匠什麽的，手掌上也是有很多老繭，就被當作兵抓去了”。倒是身上的衣服曾經讓他差點被殺。駱中洋突圍時雖然把軍裝脫了，卻還穿著衛生衣，“就是一件厚厚的絨衣，蠻漂亮的，很新，舍不得脫掉。這是還在廣東時就發下來的，準備到北方穿的保暖衣服，是中國華僑婦女救國委員會、香港婦女救國委員會捐的，上麵還印著這兩個單位捐的字樣”。 

在難民區裏，駱中洋把衣服翻過來穿，就看不到兩個救國會捐的印字。一天他碰到一個日本人，“他看了我的衣服以後指著我說‘中國兵’。我說我生病了，看到地上放著的衣服就拾起來穿，並且馬上說‘我地不要了’。”駱中洋回憶時不禁慶幸，“這個日本人還算好，指指劃劃地跟我說，‘衣服，中國兵，要殺頭的’。他沒殺我，我回頭到了一個沒人的地方就把那衣服脫掉扔了。”不久駱中洋看到穿著這樣的衣服的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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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認親”找出中國士兵 

台下兩位老人站出來認領駱中洋，救了他的性命 

各種檢查之外，日軍還通過“認親”的方式要找出留在難民營中的中國士兵。他們多次從難民營裏把男性青壯年強行集中起來，叫每個人分別站在很高的桌上，然後叫台下的親屬來認。“如果台下有人說；‘他是我兒子，他是我丈夫’。就給你帶回家去。如果台上的人得不到台下的親人認領，日軍就把他押到別處去集體屠殺。” 

駱中洋再度處於極度危險中，“我是廣東人，初到江蘇連普通話都說不好，哪裏還有親戚？”可是還是輪到他站到桌上去了。“那時的情形，好像到了陰陽分界線，生死就在片刻之間。”駱中洋是幸運的，台下兩位老人站出來認領了他。“一位說我是他兒子，一位說我是他的姨侄，我平安走下了桌子。” 

為了報恩，駱中洋把救他的兩位老人分別認為義父和叔叔，並且奉養他們的晚年。這次以後，他沒有再次這麽直接地麵臨“生死一線間”的情境。 

他被日軍強迫為苦力，每天馱麵粉，又被強迫去清理難民的遺體、掩埋。15天，這個過程中，他見證了日軍的燒、殺、搶和強奸。讓他記憶最深的，是和他一起受難的同胞，這其中，有他隻能在“哭牆”上見到的哥哥，更多的是他不知道姓名的受難者，那一排排被刺死推倒在河水中的難民，一聲聲將死未死的痛苦哀嚎，一具具衣不蔽體被輪奸致死的無名女屍…… 

1987年，駱中洋把自己親曆的大屠殺寫下來寄給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紀念館自1985年建成後，他會常常到紀念館去看看，看看哥哥，緬懷一起受難的同胞。1997年他在日本同一名參加過侵華戰爭的日本兵見麵，當著他這個“中國兵”的麵，那名日本兵承認罪過，對過去所做的一切表示懺悔。 

有機會，他會以大屠殺幸存者的身份到各地去作證，1997年和2001年他分別去過日本和美國，去講述他親曆的南京大屠殺。“我就是活生生的‘證據’，我要在有生之年向更多的人講述這段曆史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