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軍:南京大屠殺“京字第一號”證據

周軍:南京大屠殺“京字第一號”證據 

在日本侵略軍於 1937 年 12 月實施南京大屠殺後的血腥恐怖的日子裏，離“總統府”不足千米的毗盧寺內，曾經發生過兩個年輕人冒死密藏日軍屠城血證的感人壯舉。當槍彈、刺刀、鮮血和慘叫聲組成的《屠城血證》的畫麵在銀幕上出現的時候，今天的每一個中國人，又一次回想起了那段不堪回首、屈辱的往事! 一 生前居住在南京市四條巷的吳旋(原名吳連凱，1998 年在南京去世)，曾經為了一本內存 16 張照片的灰黃色硬皮相冊，提心吊膽地度過了 2000 多個日日夜夜! 那年吳旋才 18 歲，為了謀生，他參加了“汪偽交通電訊集訓隊”。日本教官和政訓員嘴裏喊著“中日親善”，卻常常對學員們惡語中傷、拳打腳踢。吳旋和100 多個十八九歲的年輕人白天學發報、學旗語、學架線，夜晚就睡在市中心毗盧寺內的佛堂裏。 一天早晨，還沒有吹起床號，吳旋就小跑著穿過綠竹掩映的小徑，直奔後院的廁所。走進禪院低矮的茅房，他發現在磚牆腳下的茅草叢中，有一個灰蒙蒙的東西。 這是一本用硬紙裝訂的巴掌大的相冊。翻開第一頁，吳旋不由得毛骨悚然、頭皮發脹：原來相冊的右上角寫著一個很大的空心字“恥”，“恥”字下麵是一柄帶血的刺刀，刀尖對著兩顆鮮紅的心髒，心髒被刺穿了，鮮血淋漓!往後翻，是一張又一張的照片。吳旋的心震顫了，他的手在發抖，連上廁所也忘記了。16 張二寸半大的照片上，全是日本兵揮刀殺人、開槍打人、端槍刺人、挖坑活埋、奸淫婦女的慘象。照片上的日本兵耀武揚威地嬉笑著，而中國的男人和女人都低垂著頭，麵對侵略者的刀槍，木然地等待著汙辱和屠殺。 他不敢再看了，他怕。照片上的情景，他記憶猶新。那是 1937 年 12 月，機翼上塗抹著紅膏藥的敵機一批又一批竄到南京上空往下投炸彈，隨著尖利的呼嘯聲和震天動地的爆炸聲，街上血肉橫飛、煙焰衝天…… 風一陣陣地吹得竹林沙沙地響，吳旋突然意識到了什麽。他朝四周看了看，沒有人，於是忙把相冊本塞進懷裏，又用手在夾衣外麵摸了摸，他的心跳得很厲害。 時隔半個多世紀，他才得知，原來，1938 年 1 月的某天，經曆了 6 周瘋狂血洗後的南京城，剛剛恢複社會秩序。在“華東照相館”裏，年方 15 歲的學徒工羅瑾(2005 年 2 月 5 日，因病在上海市第一人民醫院逝世) 在為一個日軍少尉軍官衝洗兩卷 120 “櫻花牌”膠卷時，發現其中有多張是日軍砍殺中國軍民與奸汙中國婦女的照片。他激憤難耐，就偷偷多加印了幾張，作為日軍屠城的罪證保存起來。後來，他將這種記錄日軍屠城血證的照片積累到 30 多張。為了保存這些照片，他精心裝訂了一個小相冊本子，挑選出 16張血腥屠城的真實照片貼上去，並在封麵上畫了一幅圖：左邊畫了一個深紅色的心髒，中間畫了一把刺進心髒的利刃，滴著鮮血，右邊用紅色寫了一個空心美術體的、正方形的“恥”字，在字下麵還畫了一個問號。為了悼念死難的同胞，他又特地將心髒、利刃、“恥”字的四周勾上黑邊。他當然知道私藏這些日軍暴證的照片是要被殺頭的，但為了將來有一天能用這些證據控告侵略者的瘋狂罪行，為被日軍殺害與侮辱的千千萬萬中國同胞討回公道，報仇雪恨，他必須這樣做!他小心翼翼地將這本相冊保存了兩年。 1940 年 5 月，17 歲的羅瑾為了糊口，考進了汪偽政府的警衛旅直屬通訊隊，與吳旋成了同學。他以為這兒較安全，就將相冊藏在自己的床下。1941 年初的一天，同在毗盧寺內培訓學員的偽憲兵二團為迎接汪精衛來訓話，在檢查中發現了一顆來曆不明的手榴彈，於是在全寺進行了大清查。羅瑾為逃避搜查，緊急之下在茅房的磚牆上掏空一個洞，將相冊塞進去，糊上泥巴。豈料幾天後發現相冊竟不翼而飛。為了防止意外，羅瑾從此逃離南京，隱居在福建省大田縣。 …… 時間一天天地過去了，風聲小了一些。1941 年秋天，集訓隊的學員即將畢業分配。 還沒有吹起床號，吳旋就起來了，他裝作整理衣物，將這個相冊塞在小皮箱的底層，上麵是書和新買的衣服。吃過早飯，他來不及和同學們一一告別，便提著那隻棕色的小皮箱，急急忙忙地離開了毗盧殿，騎上自行車到了通濟門。這時，他的一顆繃緊的心才放鬆，他覺得自由了。 從此，這本血跡斑斑的發黃了的相冊一直藏在他的小皮箱裏。有時夜深人靜，他也會關好門窗，打開箱鎖，從衣服底下拿出來翻看。這些照片一次又一次地刺激著這個青年人的心，他久久凝視著羅瑾在封麵上寫著的那個挖空了的很大的“恥”字，覺得這確實是中國人的恥辱!他常對自己說：記住這恥辱!記住這仇恨! 二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人民 8 年浴血抗戰終於獲得最終勝利，全國各地立刻掀起狂歡的熱潮。國民政府接到日本投降的正式電文後，蔣介石即電南京日軍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指示六項投降原則，並派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接受日本投降。 8 月 21 日，中國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鎮——芷江，忽然成了世界矚目的焦點。在這裏，日本侵略軍的降使低下了他那傲慢的頭。上午，日方派出的洽降代表、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等一行 8 人，從漢口登上一架漆皮脫落的專機，按照中國政府規定的路線前往湖南省芷江，這就是永載史冊的“芷江受降”。 27 日上午 9 時 20 分，在中國軍隊副參謀長冷欣(1987 年 2 月 6 日，因心肌梗塞、肺衰力竭，於下午 3時 45 分病逝於台北，享年 87 歲)中將率領下，國民黨新六軍 157 名官兵(內有新六軍設營一部)帶著無線電台 1 部、指揮車兩輛，搭乘 7 架美軍軍機從湖南芷江起飛，赴寧設立 “中國陸軍總指揮部前進指揮所”。 下午 2 時 40 分，飛機陸續抵達石城，為了讓官兵們好好看看自己昔日的國都，飛機並沒有馬上降落在光華門外大校場機場，而是在南京城上空盤旋了三圈。據冷欣後來說：“當飛機到達南京上空，盤旋下降時，俯瞰南京全城，河山雖然依舊，卻是滿目瘡痍……因此又想到總理陵墓，別矣八年，不知尚完好否?” 更加令官兵們感動的是，機場附近的居民見到闊別 8 年的中國飛機和中國軍人，全都欣喜若狂，一齊湧向機場的外壕邊，瘋狂地揮舞著草帽頭巾，向他們致意。一些農民甚至涉著齊胸的泥水越過壕溝，將自己準備的飯菜、水和新摘的玉米捧給每一位官兵，官兵們也不顧農民們渾身的髒水和泥巴，和他們緊緊擁抱。一些士兵流著淚說：“老鄉，我們對不起你們，讓你們被日本鬼子欺負了 8 年……”“老鄉，我們來晚了……。” 中國軍隊讓日軍降下了日本國旗和偽滿軍旗，南京全城升起了中國軍隊的旗幟。 冷欣等人下飛機後，驅車前往華僑招待所，當晚即在此設立前進指揮所。據冷欣回憶：岡村寧次曾表示“上將例不拜中將”，拒不主動會晤冷欣。經冷欣指示副官多次據理交涉，一直到深夜，岡村寧次才終於同意來拜。隻此一點，足見日軍的驕狂。8 月 28 日上午 8 時，日本駐華最高指揮官岡村寧次率副參謀長今井武夫等一行，到南京薩家灣 1 號和冷欣見麵。 三 戰爭已經結束，對於戰爭罪犯，對於他們犯下的包括屠殺、虐待俘虜在內的種種罪行，到了用“法律之裁判”的時候了。1945 年 11 月 6 日，國民政府在重慶成立了處理日本戰犯的最高機構——戰爭罪犯處理委員會，由此拉開了審判日本戰犯的序幕。從 12 月16 日起，北平、沈陽、南京、廣州、濟南、漢口、太原、上海、徐州、台北等 10 個城市，先後都設立了專門審判戰犯的軍事法庭。 1946 年 2 月 15 日，在南京成立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任命有“福建才子”美譽的石美瑜(1992 年在美國去世，享年 84 歲)為庭長，王家楣為主任檢查官，李波、徐乃?、高碩仁、施泳等為檢查官，陸起、李元慶、林建鵬、葉在增、李建中、龍鍾煌、張體坤等人為法官，審判由中國駐日代表團引渡和從全國各地法庭移交的日本戰犯。 4 個月後，法庭改稱 “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石美瑜被蔣介石正式任命為少將庭長。石美瑜等學養俱佳、充滿正義感的年輕檢查官、法官以中華民族的浩然正氣，開始了伸張人類正義、嚴懲侵華元凶的工作。 10 月 3 日晚上，一輛黑色的囚車尖叫著駛入紫金山下的“國防部戰犯拘留所”，被從上海押解到此的，是南京大屠殺的主犯、前日軍第六師團長穀壽夫。神情沮喪、滿麵愁容的穀壽夫在走進拘留所的時候，居然向時任所長的文瑞華露出諂媚的笑容。這一瞬間的醜態，反映出這個曾經驕橫跋扈、不可一世的屠夫對於中國人民的審判，其實是充滿恐懼的。 穀壽夫是日本福岡縣人，先後畢業於日本陸軍士官學校和日本陸軍大學。他曾作為軍事研究生赴英國留學 3 年，出任過日本駐印度武官，長期在日本軍界任職。由於他做事手段凶狠，效忠天皇，所以其軍階得以步步晉升，1930 年任少將，出任日本東京灣要塞司令官，後又出任第六師團師團長。 1937 年 7 月“盧溝橋事變”後，穀壽夫率第六師團從日本熊本出發入侵中國華北，血腥鎮壓中華兒女。同年 12 月 13 日，他又率師團從南京中華門攻入市區，開始了震驚世界的瘋狂大屠殺。日軍華中方麵軍司令官兼上海派遣軍司令官鬆井石根(1948 年 11月 12 日，東京軍事法庭判處其絞刑，並於同年 12 月23 日執行)對穀壽夫所謂的功績大加讚賞。日軍侵占南京的 6 個星期內，公然違反國際公約，燒殺淫掠，無惡不作，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大肆屠殺城內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和手無寸鐵的平民百姓達 30萬人以上，數以萬計的婦女被強暴，全市 1/3 的建築遭毀壞，公私財產損失難以計數。 後來，穀壽夫率第六師團調往安徽省蕪湖市。由於南京大屠殺踐踏和平，殘害生靈，受到世界各國輿論的強烈譴責，12 月 28 日，聲名狼藉的穀壽夫被調回國內，不久被任命為日本中部防衛區司令官，1939年 9 月轉入預備役。1945 年 8 月 12 日，穀壽夫再次被其主子重用，任命為日本第五十九軍司令官兼中國軍管區司令，但未及赴任，便傳來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消息。 穀壽夫於 1946 年 2 月 2 日在東京被捕，關押在巢鴨監獄，後被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確認為乙級戰犯。根據國際慣例，甲級戰犯由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乙級、丙級戰犯則直接由受害國家的法庭審判。在中國人民的強烈要求下，國民政府向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提出，將穀壽夫引渡到中國，交給中國的軍事法庭審判。 1946 年 8 月 1 日，戰犯乘坐的飛機從東京羽田機場起飛，降落於上海西北角的大場機場。剛上任不久的“上海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又稱第一綏靖區司令部軍事法庭) 庭長李良即派令主任書記官李業初率憲兵若幹人，用一輛十輪軍用道奇大卡車到飛機場等候。 下午 6 時，一架美國飛機在大場機場徐徐降落，穀壽夫和前侵華日軍第十師團長、香港“總督”磯穀廉介(後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槍決)被解押來華。穀壽夫中等身材，頭戴禮帽，身穿綠色軍服，腳穿黑皮鞋，手提一隻小皮箱，神情沮喪地在美軍士兵的押解下走下舷梯。同機押解的士兵用鑰匙打開銬在他手上的手銬，然後由上海軍事法庭的警官拿出自己的手銬將其銬好，乘上道奇大卡車，在憲兵押解下，來到北四川路底江灣路 1號的上海軍事法庭，由法庭驗明身份，辦畢相關手續後，再押至提籃橋監獄(現為上海市提籃橋監獄)關押。抗日戰爭勝利後，監獄內一幢原來專押外國籍犯人的監樓 (與關押中國犯人的華人區域分門進出)被盟軍借用，從 1945 年 12 月起成為專門關押日本戰犯的場所，對外稱“上海戰犯拘留所”。當時，從日本引渡到中國的日本戰犯大多關押於此，然後根據審判的需要，再從提籃橋監獄移押他處。 8 月 3 日，上海軍事法庭對他進行了訊問。老奸巨猾的穀壽夫在回答問題時避重就輕。當法庭問起他的經曆和幾次侵華路線時，穀壽夫侃侃而談，說得很清楚。但當法庭問到他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情況時，他則時而裝糊塗，時而又說沒有聽說過，還推托說：“1937 年 12 月 21 日我奉命到蕪湖，在南京隻有一個禮拜，沒有聽說屠殺消息。”如此等等。 戰犯處理委員會第 38 次常委會認為，穀壽夫係“南京大屠殺” 之要犯，決議 “移本部軍事法庭審判”。第一綏靖區司令部軍事法庭接到命令後，特派該庭副官劉珊率特務營班長和 6 名士兵，將穀壽夫從上海押至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