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克阿瑟將軍為什麽保護象猴子的日本天皇

麥克阿瑟將軍為什麽保護象猴子的日本天皇

普世美國為什麽保護殺人惡魔天皇不受追究？

 

 

    世界曆史上殺人最多的大魔王屠夫是誰？二戰的罪魁禍首元凶巨惡是誰？正是當今日本天皇明仁的父親裕仁。此人可以說是自有人類文明以來給中國造成最大冤孽創傷的千古罪人，在他的統治下，日本共掠奪中國財富兩萬億美元，偷竊中國無數古代文物，殺死中國人近一億人。一個手上沾滿無數亞洲人鮮血，人類曆史上最大的屠夫，希特勒墨索裏尼佛朗哥加起來罪行都不及其萬一的陰謀家，戰後竟然輕易的以反共為名騙過了美國，逃過了法律的審判，繼續合法的統治日本，最後以87歲高齡壽終正寢，這正是對佛家善惡有報說最絕妙的諷刺。（希特勒羅斯福均死於1945年，邱吉爾1965，蔣介石1975，毛澤東1976，裕仁這個老烏龜竟然苟延殘喘活到1989年1月7日，可謂二戰參戰國活得最久的領袖）

 

關於裕仁的人格，史學界早就達成了一致的共識。首先，裕仁從小沒有家人的關愛，很少的機會才能見起祖父明治以及親生父母一麵，造成了他從小就自理能力極差，裕仁的親弟弟親眼目睹了16歲的裕仁跌倒後自己無法爬起來，最後還要依靠侍從扶起的可笑場麵。另外，裕仁城府極深心計極毒，其手腕之老辣、處事之圓滑縱觀日本政壇還無人能與之相比，日本曆任首相田中義一、犬養毅、近衛文麿、東條英機均被其玩弄與股掌之間，任命與罷免隻是裕仁的一念之間。見過裕仁的美國人都嘲笑其行動笨拙，表情僵硬，聲言尖得如同鬼叫，手腳不知往哪裏擺。

 

 

 

裕仁的遺傳基因的確令人無法恭維，從他祖父明治、到他父親大正智力都有明顯缺陷，精神也很不穩定，他的祖父明治直至四十二歲才學會了反剪雙手用毛巾搓後背的沐浴方法,他父親大正更是先天弱智，患有腦病，精神狀態非常糟，曾經在國會議事堂將詔書卷起來當望遠鏡，這件事在日本被稱為望遠鏡事件聞名於世。因此在這樣的家族遺傳中，裕仁的頭腦還算比起祖父明治、父親大正正常的多，裕仁的智商肯定超過了他的祖父與父親，所以殺起人來也比其祖父與父親可怕、冷靜的多，都是蓄謀已久精心策劃才敢動手。

 

  由於他父親大正先天弱智鎮不住明治時期被其祖父壓得服服帖帖的元老重臣，裕仁不得不提早積極卷入政治事務中，處理本該其父處理的國家大事。因此表麵上裕仁是在1926年12月25日大正病逝後即位，但實際上裕仁從1921年11月25日就開始以皇太子的地位攝政，成為日本實際上的統治者。

 

  裕仁絕非如同英國那樣隻是憲法上的君主，而是日本不折不扣的最高元首。他是一個擁有無上權力、勃勃個人野心，可以決定千百萬人生命的政治領導人，是二次世界大戰名符其實的戰爭罪犯。

 

 

 

裕仁對日本走上軍國主義道路有直接和間接的責任。在20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期間，裕仁與日本陸軍強硬派結盟，拚命削弱政府的黨派內閣製，正是在他的幫助下，日本軍方最終得以順利地擊倒了日本各民主政黨，走上了野心勃勃的軍國主義體製。緊接著，裕仁開始推行基於以天皇為核心的反民主思想，對反對派政治人士和任何敢對天皇權力提出質疑者進行無情的打擊。

 

  隨著日本本來就很脆弱的民主力量的削弱，裕仁自己的地位，特別是他在日本軍中的地位日益得到加強，裕仁因此成為至高無上的日本元首:他是日本人心目中活著的日照神，是日本政壇最傑出的領袖，是日本三軍最高統帥;他有任免日本陸海空三軍將帥、政府首相內閣大臣的權力;日本軍方將領可以繞開政府內閣，直接對天皇負責;裕仁和幾個少數的幕後權臣對日本國策的製定有決定性的權力。

  裕仁應該對侵略中國的暴行負直接的責任:1931年，日軍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裕仁在他致侵華日軍的密詔中下令日本侵略軍"向前推進";1937年，侵華日軍在中國擴大他們所謂的"聖戰"，裕仁親自向日本將領們建議說:"在要塞地區集中大量兵力實施壓倒性的打擊不是更好嗎？"幾個月後，心領神會的侵華日軍製造了導致中國30萬軍民遇害的南京大屠殺;1938年對中國全麵侵略。在通往侵略中國的一步一步的道路上，裕仁並非沒有選擇，然而正是他本人直接支持，甚至重賞日本軍隊對中國的侵略。在這場侵略戰爭中，至少有270萬的中國平民慘遭殺害。按照裕仁的昭示，侵華日軍"視所有年齡在15歲以上60歲以下的中國男子為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經常扮成當地的老百姓"，因此這些中國平民都應該被殺掉。另外，在長達八年的抗戰中，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被日軍俘虜，但到1945年日軍投降的時候，隻發現了56名中國戰俘！裕仁對所有這些中國平民和戰俘遇害都應該負直接的責任。

 

   裕仁應該對太平洋戰爭的爆發負直接的責任:裕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作出的最重大的決定顯然是日本對美開戰。盡管許多美國的史學家們認為，羅斯福政府的種種措施逼使日本沒有更多的外交選擇，但實際上正是裕仁一步一步地推進了偷襲珍珠港事件，將日本拖入了太平洋戰爭的深淵。此時的裕仁是這樣的:坐在皇宮寶座上，裕仁默默地看著他的大臣們在製定戰爭計劃，軍方將領們也在估算計劃的成敗，日本首相終於開口說話了:隻要陛下您一聲令下，我們都將努力為國效忠！裕仁點頭表示同意！會議結束後不久，日本便進入了X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代號），在接下來的一周裏，裕仁不斷地和參謀機構的負責人會麵，不斷接到各入侵部隊進入前線陣地的報告。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了珍珠港，當偷襲得逞的消息不斷傳到東京時，裕仁的一位助手在日記中寫道:天皇穿上了海軍軍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

  裕仁甚至應該對原子彈轟炸日本負責:二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的時候，裕仁有許多結束戰爭的機會，但裕仁拚命想拖延戰爭結束的時間，甚至想逃脫日本"無條件投降"的命運，盤算著如何"退出戰爭"的策略，從而使日本皇室逃脫戰爭的罪責，保住自己的天皇寶座。這時，裕仁打的如意算盤是: 希望能說服當時還處於中立，沒有對日本宣戰的蘇聯當中間人，一方麵通過談判來結束戰爭，一方麵又能保住自己的天皇寶座。正是因為裕仁抱著如此天真的幻想，所以才遲遲不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以至於美國向日本投下了原子彈。所以完全是因為裕仁保自己位置而不惜犧牲成千上萬日本臣民的性命。

 

   戰爭結束後，日本和美國之所以把裕仁形容成傀儡，因為他們有心照不宣的目的:日本政客們想保住裕仁天皇是因為天皇是日本民族的精神支柱，為了能鼓起日本人的精神進行戰後重建，走出戰敗的陰影，最終重新走上強國的道路;日本的保護派政客們一致決定無論如何都要保住裕仁，保住天皇體製;美國庇護裕仁天皇，甚至幫助裕仁逃脫戰爭審判主要是出於美國人自己的利益考慮，因為美國人在占領日本期間和隨即發生的東西方冷戰時期，打出天皇的招牌可以讓美國人更方便地統治日本。

 

  裕仁比人們想象的要精明狡猾。他通過大臣們“極其隱蔽地”進行著統治，大臣們在作重要決定前都要與他協商。裕仁支持日本的軍國主義和領土擴張。１９３１年，在日軍入侵我國東北地區時，裕仁催促他們盡快向前推進。１９３７年，日本在我國擴大他們的所謂“聖戰”時，裕仁向他的將領們建議：“在要塞地區集中大量火力，實現壓倒性的打擊不更好嗎？”幾個月後，日本軍隊攻陷南京，開始了瘋狂的“南京大屠殺”，裕仁對此也了然於胸。著名的“珍珠港”事件，更是裕仁親自下的命令。

 

  但是，在二戰結束時，裕仁卻沒有受到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而是以一個消極忍讓的受軍國主義分子控製的傀儡形象出現。在這個轉變中，日本和美國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日本努力開脫裕仁的罪責，而美國為了保持日本的穩定並牢固掌握日本，也需要維持天皇的統治，於是，大量的證據被篡改或隱藏了。現在大量解密檔案表明，麥克阿瑟上將的高級助手和日本法庭官員精心篡改了東京戰爭罪行庭審證言，以免牽連裕仁。

 

  戰後的裕仁為了保住狗命，幹脆親自拜會麥克阿瑟，企圖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東條英機、近衛文麿身上，有了這些臣僚背黑鍋，裕仁活命的可能性就更大了。1945年8月12日，美國總統杜魯門任命麥克阿瑟（1880－1964）為占領日本的盟軍最高統帥，13日命令：“你對一切有關盟國為執行日本投降條款而派出的陸海空軍部隊享有最高統帥的權威。”“自（日本）投降之時起，統治國家的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權限即從屬於閣下，為完成投降條款，閣下可采取認為適當的手段。”在《日本投降後美國初期對日方針》中也規定：“天皇與日本政府的權力，須受盟軍最高統帥之支配”。從8月30日麥克阿瑟君臨日本，即成為天皇之上的“太上皇”。被稱為“蘭眼大君”的麥克阿瑟也不客氣地自稱：“我是8千萬日本國民的絕對統治者”。“我對日本國民，事實上具有無限的權力。曆史上，任何殖民總督、征服者或司令官，都沒有擁有過我對日本國民所擁有的這麽大的權力。”他甚至後來回美後聲稱：是我救了日本天皇的命。麥克阿瑟在總部由橫濱遷東京後，盟總有人建議把日本絕對權威最高主宰者天皇裕仁叫來殺殺威風，麥說：“這樣做會刺激日本人，我不叫他，等他來吧！我想天皇會主動來見我的”果不其然，不出所料，裕仁屈駕謁拜。隻有裕仁、麥和翻譯奧村勝藏（外務省參事官）在場。會談內容雙方約定永不公開。

   關於裕仁這次拜會，日本政府認為作為日本最高統治者和被視為“活人神”的裕仁特意訪晤一個外國軍人，有損尊嚴，嚴禁報道。然因美軍將裕仁與麥並肩而立的合影捅給報社，日本報紙不得不在頭版顯要位置報道這次會晤。但從見報合影來看，麥身材高大、穿一件開領襯衫，露著脖子，雙手叉腰，兩腿岔開，神態傲慢；裕仁身材瘦小，身著晝禮服，肅然站立，形容拘謹，對比鮮明，讓日本政府實忒難堪。因此，內務相以對天皇“不敬”為由，禁止報紙發行。這一消息被盟軍獲悉，即令日本政府撤銷妨礙報道自由限製，日本政府隻好乖乖照辦。單從天皇拜謁本身。又從這幅照片，再從不準限製報道自由，世人從此無不明白：麥克阿瑟成了天皇“一人之上”的真天皇，日本成了美國的附屬國。

 

   世人特別關注的，自然集中在裕仁與麥帥談話內容上。裕仁未見留下痕跡，但《麥克阿瑟回憶錄》和奧村翻譯的《手記》都有大體記載，何況牆外有耳，總有透風之處。

――據《麥克阿瑟回憶錄》，裕仁表示，“對於日本人在戰爭期間的政治和軍事上的決定和行動，我負全責”。

 

 ――據《回憶錄》，麥答：盟軍順利完成進駐，日本軍人順利複員，全賴閣下協助。在推行占領政策方麵，今後還有許多事情有勞閣下，請務必給予合作。

――“我對戰時國民在政治、軍事方麵所作的一切決定和行動負全部責任。我自己接受你所代表的各國的裁決”（《東京新聞》1989年1月8日第15版）

――“正在追究戰敗為止的各種責任。責任全在於我”（《侍從長的回憶》）。

――“本人對這次戰爭感到責任重大，我準備被判處絞刑”（《天皇秘錄》）。

 

――“麥克阿瑟將軍，我到你這裏來，是為了表示接受將軍所代表的各國的判決。在這次戰爭過程中，我的國民所采取的行動以及所作的每一政治、軍事決定，都應由我負完全責任”（[日]豬木正道：《吉田茂傳》）。

 

――天皇對將軍說，“希望日本擁有軍備”。將軍驚訝地問：“為什麽”。天皇答：“因為蘇聯會來進攻”。將軍聳聳肩膀，拍著胸脯說：“不，不必擔心，有我呢！”（禰津正誌：《天皇裕仁和他的時代》）。

 

――將軍問道：“你為什麽批準開戰呢？”天皇答：“如果我不批準，他們將另立天皇。戰爭是日本人民的意誌。當時不管誰是天皇，都不能違背人民的這種願望。”（勞特巴克：《日本的戰爭秘密計劃》）。

 

――天皇對此次戰爭表示遺憾。他說：“‘我本來是想製止的’。麥克阿瑟：‘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麽未能使你的希望付諸實行呢？’”裕仁答：我的國民非常喜歡我。正因為喜歡我，所以如果我反對戰爭，或為和平做出努力，國民肯定會把我送進精神病院，一直把我關到戰爭結束為止。如果國民不喜歡我，他們就會輕而易舉地砍掉我的頭。（據瑟《麥克阿瑟之謎》）。

 

1945年9月25日，裕仁開始了他作為外向人物的生涯。許多日本人記得這個日子，因為在這一天他們被允許打開收音機的短波波段，自戰前若幹年起至今，第一次重新聽到海外廣播。裕仁記得這個日子，因為在這一天他花了十分鍾的時間接見了兩名美國新聞記者。《紐約時報》的弗蘭克·克拉克洪......

 

裕仁與美國記者談話後，隨之約定拜會麥克阿瑟。這一曆史性的首次會見於9月27日上午十時開始，地點在美國大使館潔白的塗著灰泥的圍牆內。在前一天，裕仁費了兩小時四十五分鍾的時間，跟他寵信的顧問木戶內大臣一起預演並研究了他要扮演的角色。他準備采取極端的“低姿態”，表現出謙遜的樣子，如果需要的話，還要顯出荒誕不經的模樣，以博取麥克阿瑟的同情。他能夠裝出這麽一副可憐相，因為，在日本有一個古老而光榮的傳統，即裝憨作傻，以待複仇之機。這一傳統根深蒂固，以致幾十年來，日本陸軍中每個人都陶冶出一種不修邊幅的土佬兒神態，以便叫那些外觀整潔的西方潛在敵人把他們看成是渙散的弱者。日本的教官教導二等兵在接受檢閱時拖著腳步走，讓他們胡子拉碴，不扣衣扣。裕仁穿了多年的軍裝，深諳這種斯巴達式的武士秘訣。因而偽裝邋遢，故作謙卑這一套對他說來非常相宜。

 

   裕仁猶如一個衣衫襤褸的撒拉丁，麵對著一位自以為用光彩的基督徒騎士道武裝起來的末代騎士。麥克阿瑟決意在會見時做到寬以待人。他奉華盛頓之命懲辦戰犯，不過這一職責是他所厭惡的。懲罰不能解決任何問題，隻不過是滿足一下美國和英國的選民們的複仇心理。在麥克阿瑟看來，所有的日本人都品行惡劣，但這是異教徒的品行，而並非犯罪。需要對他們進行開導，而不是懲罰。他認為天皇是一個軟弱的、不起作用的人，他具有領導人民的能力，但卻沒有進行領導的決心，除非給他以引導。

 

   裕仁乘坐一輛皇宮車庫裏最陳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生產的梅紅色的戴姆勒牌汽車抵達大使館。幾周前他脫掉了陸軍大元帥服飾，現在，他身著一套寒傖的戰前穿的禮服，看上去象是他的隨員中一名最低級的侍從。在使館門口，他受到邦納·費勒準將的迎接。令費勒吃驚的是，裕仁竟然伸出手來，費勒機械地握握他的手，搖了一下。而後，裕仁及其隨員被引進門廳，並被介紹給麥克阿瑟的助手們。美國軍官們注意到，天皇看來很緊張，有點發抖──仿佛大清早喝了興奮劑。由於在介紹時一名廷臣被稱作他的侍醫，這一印象就更為明顯。按裕仁的堅決意見，經過事先的協議，這次會見完全是私下進行的，因而隻有裕仁和他的譯員被領進去會見麥克阿瑟。

   麥克阿瑟在使館的圖書館門口迎接裕仁。他穿著熨得筆挺的卡其布軍褲，一件平常的卡其布翻領軍衣，顯得神采奕奕，極為親切。當他領裕仁入座時，他憶及1905年，那時他二十五歲，跟他父親亞瑟·麥克阿瑟將軍一起，非常榮幸地受裕仁那位被奉若神明的祖父明治天皇的接見。他拿出一支美國香煙遞給裕仁——他平常並不抽煙——並注意到，“當我替他點煙時”，天皇的手是止不住地“抖動”。隨後，他們會談了三十八分鍾，沒有留下任何會談記錄，不過，麥克阿瑟和裕仁後來都敘述了當時說過的話。

  裕仁因麥克阿瑟治軍嚴明而向他道謝。

 

  麥克阿瑟因裕仁治民有方而向他道謝。麥克阿瑟補充說，他已知悉裕仁在結束戰爭方麵起了決定性的作用，對此他表示感佩。

 

  裕仁謙虛地提出異議說，結束戰爭並不是靠他個人的力量。他說，“公眾聽不到正確的消息，如果不使輿論受一次衝擊，要想結束戰爭”是非常困難的；“直到廣島遭到轟炸，從而創造了一個可資利用的形勢之後，和平派才戰了上風”。

 

  麥克阿瑟說，使他感到迷惑不解的是，既然天皇有足夠的權力使戰爭終止，為何當初無力製止開戰。

 

  裕仁回答說，“當我下令向英國皇家宜戰的時候，我感到心痛欲碎。我作為皇儲訪問歐洲的時候，他們對我非常友好。但是，在那幾年，我甚至從來沒想過反駁我的顧問們。況且，即使我反駁也無益，他們會把我送進瘋人院，甚至把我暗殺。”

 

“作為一個君主，應該敢於冒這樣的風險，”麥克阿瑟嚴厲地說。

 

裕仁馬上回答說。他那抑揚並帶鼻音的聲調稍稍提高。他的眼睛注視了一下譯員，後者的英語仿佛突然間變得含糊不清。“當時我並沒有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所從事的事業是非正義的。甚至現在我也不能肯定，將來曆史學家們會如何看待戰爭責任問題。”麥克阿瑟驚愕不已。他本來期望裕仁會割斷自己與珍珠港事件的關係，把罪責推給東條。然而，他卻聽到裕仁說：“麥克阿瑟將軍，我對於在進行戰爭時我的臣民在政治和軍事兩方麵所做的一切決定和行動負完全責任，我就是以這樣的身份，為了聽任貴方所代表的各國對我自己進行裁決而來拜訪的。”

 

 

 

 

 

 

 

 

 

 

 

 

 

 

 

戰後裕仁一直為自己開脫戰爭罪責，日本右翼保守勢力更將其譽為“和平使者”與“慈父”，然而近年來陸續公開的天皇宮廷近臣的記錄、日記和回憶錄等資料證明，在日本醞釀、發動和實施侵華戰爭過程中，裕仁在其中發揮了核心特別重要的作用。戰後，由於美國的包庇，裕仁手上沾滿亞洲人民的鮮血和罪行，並沒有得到徹底的清算，這也是日本軍國主義至今陰魂不散的主要原因。

 

 

 

裕仁即位後，效法明治，突破大正因為病弱不能理政而受到的權利限製，率領日本走上對外侵略戰爭之路。翌年就兩次同意陸軍向中國的山東派兵，名義是保護日本僑民；1928年第三次批準向青島派兵，名義是保護那裏的日本紡織資本；接著又批準向濟南派兵，日軍製造了屠殺中國軍民1000多人、殘殺蔡公時等17名中國外交官的“濟南慘案”。1928年6月，關東軍河本大作大佐炸死了張作霖，裕仁同意陸軍掩蓋真相的做法，使得關東軍更加有恃無恐地以武力推行“滿蒙分離政策”，遂製造了九一八事變。

 

 

 

皇姑屯事件後，裕仁很滿意，不許日本懲罰炸死張作霖的肇事者。裕仁對侵略中國的暴行負直接的責任，1931年，日軍侵占了中國的東三省，裕仁在他致侵華日軍的密詔中下令日本侵略軍“向前推進”。

 

 

 

九一八事變是軍部及關東軍一些少壯軍人發動的，事發後內閣主張不擴大事態，但是軍部和關東軍並不把內閣放在眼裏，朝鮮軍司令官林銑十郎竟然擅自派兵增援關東軍。裕仁並沒有製止這些冒犯其統帥權的軍事行動。事變發生兩周後，裕仁知道了策劃者和和指揮者，但是仍然默許這些人擴大戰事，並且批準對錦州的無差別轟炸，在全世界開此惡例。當關東軍侵占東北得手後，裕仁不顧元老和外相的反對，追加批準和承認，而且頒布“敕語”表彰關東軍：“或於嫩江、齊齊哈爾地區，或於遼西錦州地區，衝風冒雪，英勇奮戰，以鏟除其禍根，揚皇軍威力於中外，朕嘉許其忠烈。”

 

 

 

為了轉移國際社會對日軍侵占中國東北的關注，陸軍少佐田中隆吉製造了“一二八上海事變”，裕仁連續批準增兵上海，囑咐統兵的白川義則大將迅速平息上海的戰事並撤軍，同時放手讓關東軍在東北擴大地盤。“九·一八事變”發生兩周後，裕仁批準對錦州的無差別轟炸，日本軍部也就更加有恃無恐了。中國人將“九·一八事變”視為國恥，但裕仁卻對日本關東軍表彰有加。關東軍到1932年2月2日攻陷哈爾濱時，已經侵占了山海關至黑龍江之間110餘萬中國領土，相當於日本國土麵積的3倍。這正是裕仁所期待的。當日本侵占中國東北地區及炮製“滿洲國”的行徑在國際聯盟會議上被否決時，裕仁批準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的決定。

 

 

 

國聯和列強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的行徑，僅限於道義上的反對，並沒有采取經濟製裁等實質性舉動，使裕仁感到它們接受了既成事實，因此進一步放縱軍部的狂妄行動。於是日軍侵入關內，製造華北事變，侵略矛頭直指平津。後來，裕仁批準3000軍人和文職官員的受勳和晉升，他們都是侵占東北、熱河和華北的有功人員，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和海軍大臣大角岑生被授予男爵。

 

 

 

裕仁支持軍隊的領土擴張行動，隻要能打勝仗，就會原諒他們的忤逆。裕仁在控製軍隊和鼓舞士氣方麵發揮著無可替代的作用。他經常派侍從武官向前線將士傳達敕諭。當日軍侵攻得手的時候，裕仁的褒獎敕諭對官兵起到加速劑的作用；當日軍侵攻失利的時候，裕仁的激勵敕諭對官兵起到興奮劑的作用。

 

 

 

日本發動七七事變，挑起全麵對華戰爭後，裕仁多次召見日軍參謀總長、軍令部長、陸軍大臣和首相，詢問“如果蘇聯從背後進攻怎麽辦？”當被告之“蘇聯不會進攻”，“即使與中國發生戰爭，兩三個月就可以解決”後，裕仁批準了向中國華北地區派出大軍的方案。日本政府大規模增兵華北，月底占領了天津、北京。隨著戰鬥規模的擴大，裕仁開始向軍部施加壓力，要求進行一場結束戰爭的決定性戰役，幻想再來一次九一八事變式的速戰速決。

 

 

 

8月13日，侵華日軍大舉進攻上海，裕仁命令組建上海派遣軍，增援上海戰場，並且發布敕諭：“上海作戰部隊將士同海軍密切配合，英勇奮戰，果敢出擊，殺傷大批敵軍，使皇威揚於世界。”裕仁隨後向上海加派第十軍，組建華中方麵軍，增兵達20多萬，還批準對南京實施無差別轟炸的作戰計劃，對中國軍民進行“恐怖威懾”。同時，裕仁天皇指示日軍華北方麵軍“摧毀敵人的鬥誌，消滅中部河北省的敵人。”

 

 

 

9月4日，日本召開第72屆臨時議會，議員們對政府提出的龐大臨時軍費預算案頗有責難。在開幕式上，裕仁敕語：“中華民國完全不解帝國之真意，不斷引起事端，最終導致目前的事變，朕深感遺憾。如今，朕之軍人正排除萬難，忠勇製敵，這樣才能促使中華民國反省，迅速確立東亞和平。”議會很快就通過了軍費預算案，還作出《關於擁戴聖旨，穩定東亞的決議》。日本隨即建立全國戰時體製，實行全國總動員，顯示了徹底征服中國的野心。

 

 

 

為了有效地指揮侵華戰場的陸海軍，裕仁下令在皇宮裏成立自己的幕僚機關——大本營，把陸軍參謀總長和海軍軍令部部長作為自己的幕僚長。此後，一周中總有幾個上午，兩個幕僚長、陸海軍大臣及其作戰課長、侍從武官長等在這裏處理軍務。裕仁天皇不僅通過大本營定期提交的戰況報告書了解戰爭進程，還不時向參謀總長和軍令部部長提出問題，要求他們解答，有時還加以質詢和告誡。大本營發出的作戰命令《大陸命》和《大海命》，都是以天皇的名義發出的。

 

 

 

12月13日，侵華日軍攻占中國首都南京後，展開了包括殺燒淫掠各種暴行的有組織的大屠殺。裕仁對這一暴行招致的國際社會強烈譴責，沒有表達任何的不快和遺憾，反而鼓勵他的將領爭取更大的戰果，以促使中國人“反省求饒”，甚至公開褒獎南京大屠殺的戰地指揮官鬆井石根和朝香宮鳩彥。

 

 

 

侵華日軍攻占南京後，並沒有迫使中國政府屈服，政府和軍部在戰略決策上出現分歧。參謀本部提出，在確保既得利益和中國政府能夠接受的條件下，爭取迅速媾和，以免陷入長期戰爭的泥淖；近衛內閣則堅持擴大戰爭，直到迫使中國政府徹底屈服。雙方爭執不下，請求裕仁裁斷。裕仁明確選擇了內閣的擴大戰爭路線，於是1938年1月在裕仁出席的禦前會議上，製定了《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決定：“如中國現中央政府不來求和，則今後帝國不以此政府為解決事變的對手，將扶助建立新的中國政權。”

 

 

 

近衛內閣發表了第一次對華聲明：“帝國政府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政府的建立與發展關係。”，“天皇選擇了政府的路線——既然同中國已經挑起事端，就必須堅持幹到底”；“在攻克南京之後，天皇和近衛內閣比軍部更加積極地把日本推進戰爭的泥潭中去”；這可能是因為“天皇和近衛絲毫沒有想停止自認為能夠打勝的戰爭”。(裕仁正是本著“堅持幹到底就能打勝”的主意，批準日軍發動了更大規模的侵攻武漢的戰役，並且派皇族東久邇宮稔彥擔任主力第二軍司令官。日軍依仗陸海空的壓倒優勢，不惜動用化學武器，占領了武漢，但是遭到的抵抗越來越頑強，日軍隨後陷入一場曠日持久且看不到勝利前景的戰爭。

 

 

 

皇族是由天皇的堂表血緣關係組成的同宗群體，有與生俱來的地位、財富和特權。皇族男子從小就接受軍事化訓練和教育，青年時被授予軍銜並編入軍隊最高層，得以掌握指揮權。裕仁充分利用皇族作為自己的助手和耳目，在設置大本營時，就任命叔父閑院宮載仁為陸軍參謀總長，任命叔父伏見宮博恭為海軍軍令部部長。裕仁不時派出皇族做為他的軍事聯絡官，到前線戰場視察，以了解第一線的戰況。日軍侵攻上海時，裕仁先後派弟弟高鬆宮宣仁和皇族北白川宮永久視察侵攻上海的戰場。

 

 

 

皇後的叔父朝香宮鳩彥任日本上海派遣軍司令官，親自指揮了南京大屠殺；皇後的另一叔父東久邇宮稔彥任陸軍航空本部長，指揮對上海、南京等人口密集城市的無差別轟炸；幕僚長閑院宮載仁和伏見宮博恭都親赴南京視察。裕仁天皇為攻占南京而歡欣鼓舞，期盼這樣一場決定性戰役能夠迫使中國政府跪地求饒並滿足日本的索求，從而迅速結束戰爭。為此，他幾乎將皇族悉數派去南京嘉勉將士，包括他兩個弟弟秩父宮雍仁和高鬆宮宣仁，還有賀陽宮恒憲、梨本宮守正、竹田宮恒德和東久邇宮稔彥。

 

 

 

伏見宮博恭親王擔任海軍最高職務軍令部總長自1932年2月至1941年4月為止，長達9年零2個月，閑院宮載仁親王出任陸軍的最高職務參謀總長，自1931年12月至1940年10月，長達8年10個月。由兩位皇族從滿洲事變至太平洋戰爭爆發這一長時間裏一直占據最高軍令職位。從這個意義上說，皇族這個天皇製的機器零件充分發揮了推動日本走上戰爭道路的作用。

 

 

 

裕仁每天都根據戰報，指導戰役的開展，敦促解決那些不可避免的困難，甚至糾正參謀和戰地指揮官的錯誤估計。他經常派皇族或侍從武官到各個戰區視察，搜集常規途徑以外的情報。他還從國內外新聞記錄片和報刊中獲取信息。因此，他完全了解戰爭的真相。對美英開戰前夕，辭去首相職務的近衛推薦東久邇宮稔彥為繼任者，這應該是能夠控製陸海軍的最佳人選，但是裕仁斷然拒絕，以避免對美英戰爭失敗時追究皇室的責任而牽連自己。這與侵華戰爭時幾乎派皇族悉數上陣形成鮮明對照。

 

 

 

到1941年夏天，隨著德國入侵蘇聯，皇宮裏的大本營越來越忙碌，增加了情報、兵站和占領區軍政等職能，職員由最初的200人發展到1800人；大本營政府聯絡會議也從首相官邸搬到皇宮裏；禦前會議召開得更加頻繁。

 

 

 

裕仁知道日本簽署了1929年關於俘虜待遇的日內瓦公約，卻批準日軍在對待中國俘虜時不受國際法的限製，所以陸軍次官在1937年8月5日下達指令：“在目前形勢下，鑒於帝國不得不對中國實行全麵戰爭，故不宜完全依照《陸戰法規和慣例公約》及附件進行活動。”命令在中國戰地的指揮官停止使用“俘虜”的稱呼。

 

 

 

在整個侵華戰爭中，日軍每年都抓獲上萬名中國士兵，將戰俘的大部分當即集體屠殺，南京大屠殺就有大規模屠殺俘虜的暴行，例如日軍第六十五聯隊集體屠殺2萬名中國軍俘虜，將俘虜的小部分當作特殊工人送往礦山、鐵路、軍事工程做苦工，大多被折磨致死，或者軍事工程完全後全部屠殺。

 

 

 

整個侵華戰爭期間，毒氣武器處於裕仁、大本營和統帥部嚴密而有效的控製之下，通常是首先取得天皇的許可，然後由參謀總長發出使用的“指令”。裕仁先後授權日軍戰地指揮官在通州、上海、武漢、廣東和華北地區使用毒氣武器。1937年7月28日，裕仁授權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發出使用化學武器的第一號令：在進攻通州地區過程中“適當的時候可以使用催淚彈”。1938年8月至10月，在進攻武漢的戰役中，大本營批準使用毒氣375次；同時，批準進攻廣州的第二十一軍使用催淚彈和毒氣。

 

 

 

1939年3月，大本營授予岡村寧次使用1.5萬筒毒氣的權力；4月11日，裕仁批準由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發出的第110號指令，授權華北和蒙古的日軍使用毒氣。1940年7月，裕仁同意參謀總長閑院宮載仁的請求，授權日軍在中國南方使用毒氣。然而，在太平洋戰爭中，明令日軍禁止使用毒氣，裕仁擔心會遭到美國化學武器的報複。

 

 

 

日本發動全麵侵華戰爭後，裕仁批準在北平組建第一八五五部隊，在南京組建第一六四四部隊，在廣州組建第八六O四部隊，與在東北的第七三一部隊協同實施細菌戰。從1940年起，日軍在中國20個省進行過細菌戰，其中在浙東、常德、保山、魯西和冀南等地區實施大規模細菌戰，致使200多萬軍民喪生。

 

 

 

裕仁下令對錦州、重慶及其他城市進行戰略性無差別轟炸，使用了多種殺傷力極強的炸彈。其中從1938年10月至1943年8月，日機出動9500多架次空襲重慶，投彈21500枚，炸死市民1．18萬多人，傷1．41萬多人，損壞房屋17 600餘棟。

 

 

 

裕仁1938年年底簽發實施無人區作戰的第241號《大陸命》，日軍開始毀滅作戰役，並且愈演愈烈，發展成“燒光、殺光、搶光”的“三光作戰”，目的是“加強對敵人的封鎖，摧毀敵人繼續戰鬥的意誌”，甚至“讓敵人將來再也無法生存”。據估算，在這些作戰中被殺害的中國非武裝人員在240萬以上。

 

 

 

裕仁還將製販毒品作為對華戰略的一部分。在中國的鴉片買賣由日本陸軍、外務省和興亞院控製。三菱商事公司和三井物產公司采購伊朗鴉片運到中國，偽滿洲國與冀東偽政權的鴉片大量走私到關內，然後都委托給中國派遣軍在各城鎮所設立的特務機關分銷。

 

 

 

在東北地區，“僅據偽滿官方的統計，染有鴉片毒癮的就有2745000人”；“從偽滿政府實行鴉片毒害政策開始，到偽滿崩潰的十二年半期間，被鴉片所毒殺的人民，最小限度是175000人”；“鄂倫春民族‘九一八’前人口4000人，因偽滿時日寇大量流毒鴉片，到‘八一五’僅剩900人。”華北地區每年吸食者約為100萬人，其中約10%中毒而死。

 

 

 

即使在從7月27日接到《波茨坦公告》到8月6日廣島原子彈爆炸這一決定性的期間，裕仁所關注的隻是不惜一切代價保護代表皇權的三種神器，對於如何結束戰爭，沒有主動做任何的努力，以至於隨後數十萬日本民眾在轟炸和原子彈爆炸下喪生。裕仁天皇的這一心跡，在1945年8月14日皇宮防空室的禦前會議上“聖斷”無條件投降時有充分的表白，他說：“自己之非常決心不變。根據內外情勢、國內狀況及彼我之國力、戰力所作判斷，並非輕率結論。關於國體，敵亦承認，毫無不安。”裕仁為了維護天皇製，連日軍官兵和國民的生死都無所顧忌，更遑論被占領國民眾的悲慘處境。

 

 

 

1937年，侵華日軍在中國擴大他們所謂的聖戰，裕仁親自向日本將領們建議說:“視所有年齡在15歲以上60歲以下的中國男子為我們的敵人”，“我們的敵人經常扮成當地的老百姓”。因此這些中國平民都應該被殺掉。另外，在長達八年的抗戰中，成千上萬的中國士兵被日軍俘虜，但到1945年日軍投降的時候，隻發現了56名中國戰俘！裕仁對所有這些中國平民和戰俘遇害都應該負直接的責任。南京大屠殺前夕，裕仁說:"在要塞地區集中大量兵力實施壓倒性的打擊不是更好嗎？"幾個月後，心領神會的侵華日軍製造了導致中國30萬軍民遇害的南京大屠殺。南京大屠殺發生後，裕仁說:“朕不在乎殺了多少中國人，隻在乎國際媒體對此的反應如何，隻要不在世界上曝光，就是成功的。”

 

 

 

日本在1931年對中國發動首場戰事，侵占中國東北三省並在該處建立偽滿洲國，於1937年全麵侵華。3年後，即1940年，裕仁已開始暗地埋怨日方的軍事專家低估了中國的軍力：“每個人都對戰爭判斷錯誤……特別是陸軍的專責部門……應盡快結束戰事，並在未來10年重整國防軍力。”但如火如荼的戰事已一發不可收拾。

 

 

 

偷襲珍珠港事件前夕，禦前會議上，裕仁默默地看著他的大臣們在製定戰爭計劃，軍方將領們也在估算計劃的成敗，日本首相終於開口說話了:隻要陛下您一聲令下，我們都將努力為國效忠！裕仁點頭表示同意！會議結束後不久，日本便進入了X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代號），在接下來的一周裏，裕仁不斷地和參謀機構的負責人會麵，不斷接到各入侵部隊進入前線陣地的報告。1941年12月7日，日軍偷襲了珍珠港，當偷襲得逞的消息不斷傳到東京時，裕仁的一位助手在日記中寫道:天皇穿上了海軍軍服，看上去心情非常好！"""" 

 

 

1941年，裕仁甚至暗自批評當時首相近衛文麿：“大東亞戰爭開始前我已十分憂心，近衛在任時，好像毫無準備便帶領我們進入戰爭，東條(英機)接任後我們才真的準備好。”

 

 

 

其後一年，他開始擔心與日本簽訂中立協議的蘇聯會加入戰爭，助中國一臂之力：“我實在害怕蘇聯的強大軍力。”

 

 

 

偷襲珍珠港後，他說：“開始一場戰爭前必須深思熟慮，開戰以後便難以中斷……決定何時結束戰爭十分重要。”但眼見戰事已不能回轉，便又補充說：“一旦開始了，便要進行到底。”

 

 

 

美國軍隊進駐日本後，他說：“東條(英機)要承擔戰爭責任”。（戰後的裕仁為了保住狗命，幹脆親自拜會麥克阿瑟，企圖把所有責任都推到東條英機、近衛文麿身上，要這些臣僚背黑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