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後，侵華日軍用武力占領了我國大片的江山領土，在日寇的鐵蹄之下，倫陷區的中國人過著被壓迫與奴役的生活，“良民證”就是當年日本侵略者強加給中國公民的一種帶有恥辱色彩的證件，這一種證件是倫陷區國民即痛惡卻又無法舍棄的尤物，因為沒有“良民證”，在當年日偽軍警層層設卡的生活境地之中，幾乎是寸步難行。
1992年，我在上海參觀“紀念一二八淞滬抗戰60周年”的資料陳列中第一次觸心地看到了這一種國人曾經身攜過的恥辱，這是一種中國人永世不能忘卻的舊痛。十多年來，我陸續收集到了十多種全國各地淪陷區所使用過的“良民證”，在我的這些收藏之中，有一張十分特殊的“良民證”，說它特殊，是因為這張“良民證”與60多年前侵華日軍在浙東實施的細菌戰有關，是揭露當年日軍細菌戰罪行的一件鐵證！
這是一張略顯陳舊卻保存完好的證件，簽發於“昭和十六年”，證件正麵注有：氏名:陳河香；年齡:四十六歲；職業:捕魚；住所:雙山；性別:男；“右之者認良民許可通行;但裏麵注意事項必須遵守;昭和十六年七月四日”字樣；證件右側貼著蓋有鋼戳的證件持有人的相片，下部加蓋有一枚藍色圓章; 印文為“虎疫注射濟; 十六年七月四日; 定海舟山島基地隊”，藍色邊緣蓋有一“丘川” 字樣的小紅章。“良民證”內芯標有：“本證必須本人提帶”；決不能貸於他人或不能做買賣；“大日本帝國海軍命令確實要遵守；右之命令故意違反者以軍法從事”。 這張 “良民證”與其它日占地區的“良民證”有二個明顯的不同之處，第一，此證為“大日本帝國海軍陸戰隊”簽發，而一般所見的“良民證”均由日偽特務機關、警察所等機構簽發；第二，這張“良民證”上蓋有一枚蘭色的“虎疫注射濟”驗疫章，這是目前國內僅見的一張蓋有“虎疫注射濟”驗疫章的“良民證”，其特殊性應引起世人的警覺。據民國《醫藥常識》記載：“虎疫”之稱謂源於一種叫“虎列拉”的急性傳染病。民國時期，經常把霍亂及鼠疫等瘟疫恐稱為“虎疫”，由此可知“虎疫注射濟”是一種針對瘟疫的免疫劑。那麽殘暴的日本兵怎麽會想到給一個普通的中國漁民注射這種免疫的針劑呢？這枚奇怪的驗疫章，又隱藏著一個怎麽樣的驚天秘密呢？這一切，還得從日軍在浙東所實施的細菌戰說起。
從1940年至1941年間; 日軍飛機多次在浙東城鄉投撒了大批帶有傳染病菌的農作物，據《寧波市誌》記載：1940年10月27日下午2時20分;一架日機侵入寧波城區;在開明街一帶撒下了夾雜有大量跳蚤的麥粉及穀類，二天後，該地區就開始有人出現感染疫病的症狀，30日; 在開明街開豆漿店的賴福生夫妻首先暴死，31日又有數人死去，開明街一下子籠罩在死亡的恐怖之中，當天，華美醫院院長丁立成醫師從患者王仁林的淋巴中找到了典型的鼠疫病菌，經浙江省衛生處複查後確診為鼠疫病。11月30日晚，鄞縣政府為防疫情蔓延，下令將隔離區內115戶的137間民房店鋪全部焚毀，直至12月2日，染鼠疫死亡者已達106人，其中全家滅門達12戶。當時之慘狀，可稱人間煉獄！這就是目前關於日軍浙東細菌戰罪行調查得最確鑿的一個事件。
張舟山島 “良民證”上所標示的昭和十六年七月正是1941年7月; 當時太平洋戰爭一觸即發，日軍在舟山群島聚集了大批的海軍陸戰隊 ，為了避免經常到寧波一帶賣魚的漁民染上細菌戰遺留病菌帶回海島而導致駐軍內爆發瘟疫，侵華日軍“防疫部”在全島實施了強製注射免疫藥劑的手段。從侵華日軍在浙江實施的細菌戰罪行及屯兵舟山島準備太平洋戰役等史實證明：給島上的漁民注射“虎疫注射濟”，實際上是侵華日軍在實施細菌戰之後的一種軍事保護手段，其真正的目的就是以此維護日本軍隊的戰鬥力。
1940年前後; 日軍飛機還在餘姚縣境上空進行了無數次的盤旋侵擾，特別是1940年3月27日，共有十三架日機在姚北一帶進行了瘋狂轟炸，這是史料記錄中日軍飛機對姚北破壞最慘重的一次。這一年，姚北地區爆發了一場突如其來的瘟疫。 “東洋人的飛機三天、二天地在屋頂上轉，我們在八仙桌上蓋上棉被，讓婦女、小人都躲在八仙桌下頭，整天都是這樣提心吊膽地過日子”；“這一年，死了很多體壯的後生，臨死前都痛得在床上打滾，二隻眼珠彈出，渾身抽筋，真是罪過啊！” 說起當年之慘狀，大廟周村一帶的年邁老人還依稀記得。這一年，在該村及鄰近村落接連有十多個身強力壯的村民在一月之內突染惡疾，神秘地死去，這是一場奇怪的瘟疫，在這場災難之中，姚北一帶的罹難者不下百人。當時國民黨餘姚縣政府正處於流亡前夜，根本無心調查這一場極其不正常的瘟疫，致使目前關於1940年姚北突發瘟疫事件已無詳細資料圖片可追證。冤魂無言，曆史應還之以公正。這場瘟疫的發生與日軍細菌戰所實施的時間、地域、疫情狀況都是相吻合的，當時的姚北鄉村，正處於日軍榮1644部隊所實施的細菌戰軍事範圍之內，這場瘟疫的爆發，絕非僅是偶然！ 2005年7月30日，我在杭州參加紀念抗戰勝利60周年“曆史需要真實的回憶”王選報告會期間，就1940年的姚北瘟疫事件與“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訴訟團”團長王選女士進行了請教與交流，並向她提交了本人收集的一些有關浙東細菌戰的證據資料。
1949年12月，在蘇聯伯力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上，原日軍731部隊總務部長川島供認：“第731部隊派出的遠征軍，在寧波一帶從飛機上撒布過鼠疫跳蚤”；另原日軍關東軍731部隊教育部長西俊英招供：“我曾經看到過731部隊的派遣隊到中國中部活動的秘密畫麵，飛機把內盛染菌蚤的特殊容器放入播撒器中，然後飛機升空向目標飛去，接著就出現了中國軍隊在移動和中國農村的畫麵，從機翼下冒出煙霧來，就表明已經播撒了鼠蚤。”731部隊製造部課長柄澤十三夫供認：“奉命選擇南京榮1644部隊作為出擊基地，細菌在那裏培育，投菌飛機也從南京出發，這次在寧波投下的毒物有疫蚤5公斤-------。”這些戰犯的招供，更證實了日軍空投染疫穀蚤就是1940年浙東地區瘟疫大蔓延的罪魁禍首 。 撰搞人：褚納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