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731部隊暴行實錄：寧波變成了一座死城

  日軍731部隊暴行實錄：寧波變成了一座死城

 

1940年10月，黑死病被空投到無辜的寧波居民頭上。現年74歲的何祺綏清楚地記得當年寧波遭到鼠疫細菌攻擊的情景。1940年10月27日，他親眼看到一架日本飛機在寧波商業最繁華的開明街上空盤旋然後撒下了大量麥粒、麵粉和黃色霧狀的東西。當時他的父親在寧波中山東路266號經營著元泰酒店。麥子和黃色粉狀的東西紛紛揚揚地落下，有的人很驚慌，而

 

    何褀綏二十四歲的叔叔卻走出來撿起了麥子，放在嘴裏咬了一下，向旁邊的店員說：“沒什麽呀，是麥子!”叔叔是店裏賬戶會計，初中文化畢業，剛結婚，年輕力壯。當天夜裏就頭昏腦脹，不能料理賬務了。店員用躺椅把他抬去看病，醫生隻認為是一般頭痛腦熱，開了點兒藥回來，但是“病”越來越重，11月1日暴死。

 

    實際上10月29日就出現了最初的患者，開明街入口處的滋泉豆汁店、緊鄰的王順興大餅店、胡元興骨牌店、寶昌祥西服店，還有東後街一帶，死者陸續出現。

 

    最初死者僅限於日本軍用飛機空投了跳蚤的地區的居民。汙染區內有商店43家，住家69戶，僧院一處，共計113戶，人口591名。

 

    11月2日，華美

 

    醫院的丁立成院長給患者王仁林（男，四十七歲，當日死亡）的淋巴腺做了穿刺，用染色液製做了標本，根據顯微鏡檢查發現了鼠疫杆菌。11月3日又抽了患者俞元德（男，16歲，11月6號死亡）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並用土撥鼠作了動物實驗。從第二天死掉的土撥鼠的血液和淋巴腺穿刺液裏也發現了鼠疫菌狀的杆菌，並進行了細菌培養，得到陽性結果。後來又把培養物送到省衛生處，吳昌豐技師檢查了培養的杆菌，進行了血清凝聚反應，得到的也是陽性結果。

 

    所有患者的臨床症狀都是淋巴腺腫、高燒、昏睡、頭疼。

 

    在確定鼠疫的當天，市政府立即封鎖了傳染區。6日設立了臨時防疫處，但是死人依然不減。8日開始在傳染區修建高3.7米的圍牆。

 

    “戴防毒麵具的人用石灰對街道消毒。那天夜裏出動了消防車，把圍牆內的建築物全部燒毀。我親眼見到火從我家酒店的窗戶中燒出來，後來又燒上了屋頂，最後房子倒塌。由於被火烤，我的臉紅了一個多月。四百多人流離失所，無家可歸。”何褀綏摸著臉說，當年的情景直到現在依然讓他惶恐不安。

 

    恐慌彌漫了整個寧波城，學校停課、公共場所及旅館、飯店紛紛停業，寧波變成了一座死城。疫勢蔓延迅猛，發病暴死者接連不斷，沿街走的是穿喪服啼哭的人，地上撒著消毒的石灰，四周陰森森的，恐怖萬狀。疫區天天死人，最多一天死了二十多人，死亡者很多是孩子。甚至有十二戶人家全家死絕。

 

    高將近4米的圍牆擋不住疫病的漫延，也擋不住人們紛紛逃離城區，何褀綏的父親也扔下酒店逃走了。外逃的結果是引發寧波周圍的奉化、慈溪、象山等縣的鼠疫大流行。

 

    11月6日，疫區死亡人數已達五十五人，疫區居民怕被隔離，外逃日甚，疫情隨之擴大。防疫處采取強製手段將剩餘的四十多人全部隔離，布告全縣舉報外逃者，並派出搜索隊日夜搜索外逃者。對死者的屍體也不再允許自家掩埋，而是要統一深埋於西南郊區的老龍灣。10日，省衛生處處長陳萬裏和衛生署防疫隊第17隊攜帶疫苗直奔寧波。

 

    但是種種手段仍不能減輕寧波市民的恐慌。強製隔離和死者不能自己掩埋更使人們堅定了逃離的決心。何褀綏的父親給店員們發了路費讓他們趕緊逃走，但18個店員仍然死了14個。學徒錢貴法被拉入隔離病院，錢是少有的進了隔離院又得以生還的，他回憶道：“隔離院的情景就像是地獄，到處是垂死的人，麵色發紫，手抓胸口，痛苦得嚎叫，在地上翻滾掙紮，真是慘不忍睹。”

 

    11月30日晚，防疫處痛下決心，一舉燒毀了開明街傳染區所有的房屋。燒房從晚上7點開始，在11個點上同時點火，燒毀開明街上的113戶住宅、店鋪。寧波最繁華的一條商業街化為灰燼。

 

    12月初，疫情得到控製。當年防疫機構的統計是，從疫情發生到最後一例病人死在醫院，共35天的時間，死亡109人。這並不包括逃出寧波而死在其他地方的人。

 

    寧波是國民政府控製疫情最好的典型。1940年鼠疫在寧波得到控製後，沒有再度爆發。而衢州、常德卻在以後的數年內多次爆發鼠疫，經年不絕，並且波及周圍許多城市和鄉村。

 

    湖南常德市在1941年遭到鼠疫攻擊之後，直到1945年11月，市區多次暴發的鼠疫至少造成6491人死亡，周邊鄉村的死亡人數超過萬人。

 

    而在鼠疫攻擊之前，這些地方曆史上從來沒有發生過鼠疫。

 

    1941年10月2日，浙江省義烏縣城北門稠城鎮十字街口一帶，發現了脹著肚子的死老鼠。接著附近兩居民暴病死亡。據義烏檔案資料記載：“9日，發現六人繼發鼠疫，病家及其鄰近發現死鼠數十隻。10日，居民六人暴卒，患區樓敬德家中發現死鼠五隻。13日，隔離病院中，兩名病人死亡。5日至15日累計發現死鼠一百餘隻。鼠疫迅速蔓延全城。”

 

    得病的老鼠口渴難忍，到處找溝渠喝水，城內的水溝成為最快的傳染路線。義烏城北

 

    門靈塘的水來自城東門的金山，老鼠們沿水溝而上找水喝，鼠疫迅速沿水溝竄行到東門，使這一帶成為鼠疫的第二高發區。義烏是江南水鄉，到處都有水，老鼠沿溝找水，鼠疫沿水傳播，一時間，義烏城郊的下麻車、鹽埠頭、石古金、山口、下傅、陳村、義駕山、橋東、橋西、孝子祠、宗宅、三裏塘、塘裏趙、嶺頭、嶺下等村落都成疫區。

 

    據

 

    義烏縣政府防疫機構統計：義烏城區鼠疫自1941年10月8日開始，當月死亡36人，11月1日至24日死亡57人。到12月，鼠疫蔓延到城內40多個居民點，其中以原發地北門一帶最為嚴重。

 

    崇山村醫生全家死亡

 

    崇山村，王選的家鄉。1942年的崇山村是義烏縣的一個鄉，離縣城義烏不過十幾裏地。

 

    1942年11月15日，崇山所屬的佛堂區區長周樹萱向縣政府報告說：“本年9月29日，即農曆八月二十日起，崇山村發生鼠疫……”

 

    1942年10月13日，崇山村農民王煥章清早起床去買了兩把竹梢和一根毛竹，背著回來，在塘裏洗了澡。到家，全身發燙，腿根腫痛，舌根發硬，病勢危急。

 

    於是家人立即請村中有名的中醫王道生來給他診治，家人急忙抓來王道生所開的藥，喂他吃下，但是藥毫不管用，晚上王煥章就死了。

 

    王煥章一去世，伺候他的兒媳即發病，病勢凶猛，次日也慘死了。王煥章獨子王繼法眼看著父喪妻死，一下就病倒了，隨即高燒不止，22日掙紮了一天，也死去。接著四歲的孫女也死亡。十一歲的孫子由娘舅收養給人家看牛，被毒蛇咬死。就這樣，王煥章一家五口人死絕了。

 

    給王煥章看病的王道生也沒有逃過死神的追擊。回家後不久，作為醫生的王道生就發燒，口渴難忍，雖然家人不離左右用心照顧。但隻三天時間，王道生就痛苦地死去。王道生行醫為善，在地方上是有名望的人物，又有八個兒子，因此喪葬隆重。

 

    家裏請來了和尚做了三天三夜的道場。鄉裏鄰居包括其它鄉裏的親戚都來奔喪，人員進進出出，很熱鬧。

 

    但是道場未結束，恐怖的事就接二連三地發生了。第二個兒子王旌善的妻子吳菊蘭病了，和王道生的病狀一模一樣，掙紮幾天就死了。女兒王海妹、女婿鮑小牛帶兒子鮑弟來崇山為父親送喪，回義亭鮑宅後不幾天三人全部死亡。吳菊蘭死後，他的丈夫王旌善還沒來得及埋葬妻子，自己也暴死了。

 

    王道生十六歲的幼子逃到碑塘水口殿，病時四肢彎曲，如同“奎星踢鬥”，死得更慘。兒子王旌堂逃到梅林村親戚家裏，由於八歲的孫女王妹帶去的鼠疫病菌，引起親戚全家五人染疫死亡。

 

    王道生一家十人（王道生夫妻倆，四個兒子，兩個兒媳，一個孫子，一個孫女）全部死亡。隻有兒子王旌昌當時不在家，活到八十多歲，成為家族唯一幸存者。

 

    1942年崇山的所有醫療就靠中醫王道生，現在醫生都死了，崇山人沒有了任何醫療防預體係。人們隻知道這是一場連醫生都醫不好的病，但是什麽病，怎麽傳染的，沒有人知道，更不知道是日本人施放的細菌。自王煥章和王道生去世後，崇山村每天死亡五至八人，最

 

    多的一天死了二十多人，不到三個月，就死亡403人（包括染病外逃死於外地的）。染疫不分男女老少，患病的死亡率高達95%，連年輕力壯、體格強健的也十病九死。

 

    崇山人接二連三死亡，全村陷入極度恐怖。太陽沒有下山，家家戶戶關了門，躲在家裏。有病的人怕染上家人，隻得出門逃避，親戚朋友家裏不敢去，就躲到無人管的廟宇裏或者躲避到塘埂田裏去等死。住在後山背的王煥海全家逃到野外，留老母親看家，不料老母親得了鼠疫，發高燒口渴難受，爬出門去沿街討茶水喝，但沒人敢給。最後連她自己的獨生兒子見了都不敢靠近，眼巴巴看著母親死去。

 

    崇山鼠疫暴發幾個月後，崇山人才知道這場瘟疫的名字叫做“鼠疫”，是“日本佬”投放的。

 

    崇山鄉長求救電

 

    在鼠疫暴發的幾天之後，

 

    義烏縣政府召集各機關主管及城區中小學校長，成立了縣防疫委員會，拿出的第一筆錢是“抗日應變經費”，暫作防治費用，並電請專員公署和省政府派力量防治，同時發動群眾開展滅鼠滅蚤活動。

 

    1941年10月13日，義烏縣防疫委員會電請浙贛鐵路局客車在義烏站暫不停靠，並關閉義烏城農曆三、六、九日的集市。禁止疫區碼頭裝載貨物搭載乘客，禁止集會拜佛。

 

    崇山一個鄉(現在為村) 1236口人，死亡403人，達三分之一。逃走150人。整個鄉完全成了鼠疫的世界、死亡的世界。崇山的山依然是青山，水依然是綠水，但卻村村蕭索鬼影綽綽。一個有上千年曆史的鄉村遭到致命的打擊，了無生機。

 

    1942年11月16日，崇山鄉鄉長王文格、江灣鎮鎮長王芝生以“快郵代電”的形式給流亡永康大平的縣政府章鬆年縣長發了求救電報，電報行文如哀號哭告，讀之令人心痛：

 

    “義烏縣縣長章鈞：職區於本年農曆八月二十日起發生疫病甚劇，每日死亡約在五人以上，總計死亡不下三百人......際此天災兵燹，人力物力兩感困難，雖經羅掘籌募，為數無幾，恐無濟於事。素仰鈞長愛民如子，實不忍職區鼠疫擴大，迫不得已，敢請鈞長鑒核，迅於呈報省政府派委治療，並予撥款救濟，以拯民命。臨電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銑電）”

 

    鼠疫“崇山株”

 

    就在崇山人為疫病哀告求救之際，更大的災難降臨到這個村子。

 

    11月11日，日軍南京1644部隊二十人突然來到崇山村，七八十個日本兵荷槍實彈包圍了山村，將村民全部趕到後山集合，強迫脫去衣褲接受檢查。同時對鼠疫感染者塗藥水，或

 

    撒藥粉，或打針。將發現淋巴結異常的7個人，強行拖到後山背的碾米屋裏，加鎖隔離，並且不準送食物給他們吃。

 

    但是沒有人知道日軍突然進村實行隔離打針並要燒毀村莊的真正目的。直到戰爭結束半個世紀後，前日軍細菌戰部隊成員田甚太郎在臨終前說出了真相：

 

    為了檢驗細菌戰實施的效果，日軍南京1644細菌部隊下屬的金華支隊

 

    義烏分遣隊隊長高山中尉及兩名下屬，特來收集細菌武器鼠疫的實施結果，檢察細菌武器的殺傷力。

 

    因為擔心鼠疫會危及駐義烏的日軍，日軍給兵士們進行了預防接種和定期檢查。義烏的防疫委員會怕日軍燒房也積極配合日軍的“檢查”，並主動提出“男女分開檢查”，村外的林山寺辟為隔離所收容鼠疫患者。但是日軍還是一把火燒了村子。

 

    崇山村的王麗君記得日本兵燒村子那天的情景，那是她們家最悲慘的一天，是她記憶裏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放火的時候，王麗君和母親一起被日本人趕著去了後山背。村民們都被集中在初冬寒風四起的廣場上，大火起來的時候，人們看著自己經營一生的房屋被燒時，淒慘地哭叫著往日本人的包圍圈外衝，可明晃晃的刺刀又把人群逼了回來。

 

    那一天，王麗君的哥哥剛剛得鼠疫死了，兩個姐姐也發病了。父親守在房子裏不肯走，心裏抱著最後一線希望：隻要人在屋裏，總不至於連人一同燒。可是火還是竄到她家裏來了，屋子已經冒煙了，父親急忙讓姐姐往外逃，可是兩個姐姐病得走不動。火冒到屋頂上來了，到處都是燃燒的劈叭的響聲，皮膚感覺到了炙熱，煙已經嗆得人不能呼吸。父親先把一個姐姐背出來，又衝進火海背出了另一個姐姐。

 

    父親很怕兩個姐姐被日本人帶到林山寺去隔離，就把兩個姐姐藏在了甘蔗地裏。因為崇山村有傳染病，所有的親戚家都不留宿。

 

    父親這時候才發現，除了人之外，家裏什麽都沒有帶出來，連一口鍋一隻碗都沒有，兩個姐姐在田地的泥土裏痛苦地掙紮，讓人目不忍睹。父親乘夜黑又回到燒毀的家裏，挖開廢墟找了一口鍋幾隻碗，找了張門板給姐姐搭了張床。然後又乘著天黑將大姐背到山裏，藏在看山人用的小屋裏。等父親轉回地裏再看二姐的時候，二姐已經死了。王麗君和父母在野地裏過了整整一個冬天。大姐因為在山上的小屋，不是那麽的冷，竟然熬了過來。

 

    林山寺的罪惡已漸漸為村民所知，他們知道那是一個有去無回的地方。趙六妹的三個女兒抬著母親的屍體準備埋葬，被守候在後山背的日本兵發現，趕走抬棺材的人後，林山寺裏幾個穿防毒服裝的日本“軍醫”打開棺材蓋，剖開死者肚皮，挖出心髒及一些淋巴核，又砍去一隻手臂和一條腿，剩餘部分丟棄野外。

 

    張連菊是當年從林山寺隔離所逃出來的幸存者之一，她向世人講述了她親眼所見的活體解剖。

 

    這天下午她看見幾個穿白大褂的日本人(1644細菌部隊的細菌學家)將崇山村王關富的未婚妻——十八歲的吳小奶捆在凳子上，全身蒙上白被單。吳小奶在被單底下拚命地哀求“先生。我的病會好的……”一麵大叫“媽媽救命……”。突然，吳小奶的叫聲變了調，撕心裂肺般，好像不是人發出的聲音。張連菊看到吳小奶的胸膛被活生生地剖開了，血湧了出來，染紅了被單，日本人在剜割她的內髒。張連菊驚恐得暈厥過去，醒來之後連忙從糞坑孔逃出，向江灣方向爬行。

 

    在崇山村的鼠疫患者或病死者身上提取出的鼠疫菌被命名為“鬆(崇)山株”。 1644細菌部隊1科的近食秀夫——當年崇山村活體解剖和病死者的屍體的肢解者，在他的鼠疫實驗室裏，用“鬆山株”在印度老鼠身上進行感染實驗並用來培養跳蚤，他甚至將他的“研究”以論文的形式在科學雜誌上發表。

 

    1943年3月鼠疫傳染在崇山止住，義烏縣衛生院院長楊堯震去崇山調查，看到的是崇山附近土阜上，墳墓累累。由於埋葬時害怕被日軍發現後拖屍肢解，眾多墳墓都是草草挖個坑，施放屍體後，蓋上幾畚泥土，就匆忙離開，沒有墓碑也沒有標記。而經曆一冬的風雨，墳墓大半塌陷，屍體被野狗拖出，滿山狼籍。楊堯震將此情景報告縣政府，要求撥款掩埋，以避免病原擴散。但是崇山村因死難者眾，活著的人又處於啼饑號寒的境地，根本無力去掩埋親人的遺骨，縣政府隻好命令鄉公所發動鄉內其他村裏的人去撿拾屍骸，加蓋墳土。（見翁本忠編著《細菌戰受害與賠償訴訟》）

 

    中國將細菌戰的消息傳遞到國際上是在1942年。3月31日，中國衛生署署長金寶善將日軍在中國撒播細菌的情況整理成報告，4月上旬向世界公布。4月6日，中國外交部根據這份報告正式向英國政府申明：隻有通過盟國打敗日本，才能製止這種殘酷的細菌屠殺。4月11日，重慶英國大使館的官員將日本細菌戰問題的備忘錄正式交給了英國外交大臣。但是英國國防部並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當4月21日英國軍需部向英國波頓細菌研究所提供中國的備忘錄時，備忘錄被注明：“看不出是可以信賴的東西”。

 

    對此美國也不相信。4月11日，美國也得到了這份備忘錄，但美國有關官員的意見是“並未對此提出足夠的新的事實，以改變我們原來的見解，也就是，認為沒有將常德發生鼠疫的原因歸咎於日本的決定性證據。”

 

    重慶方麵將常德受細菌攻擊的消息用電報發給悉尼，悉尼也對此事持懷疑態度。

 

    在當時人們的知識範圍內，不可能有這樣的事。對許多國家來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使用細菌武器隻是科學家的空想或者細菌用作武器是正在研究的事，他們不相信已經有人進行了細菌攻擊，就是進行了細菌攻擊，科學家們也不相信會有如此慘烈的效果。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唯一一個使用細菌武器的國家，細菌武器對於世界來說大大超過了人們的知識和想象。

 

    “簡直是無稽之談，證據似乎並不充分。”英國的衛生醫學研究評議會上，英國的專業人士說，“存在於大米或其他物質中的鼠疫菌可以說確實無害，隻有投下疫蚤或已感染鼠疫的老鼠才會導致病疫的出現，但那也隻能是在最佳條件下才可能發生。”英國的科學家一語說到了問題的關鍵：跳蚤怎麽會感染鼠疫？感染鼠疫的老鼠從飛機上投下，細菌為什麽不會死？

 

    英國生化學家普遍對飛機上投下鼠疫菌持否定態度，直到1992年3月英國生化學者在劍橋大學的研究經驗還是認為從飛機上撒布鼠疫菌，細菌會全部死亡。

 

    1941年常德受到鼠疫攻擊，國民政府派遣了鼠疫專家陳文貴等人組成的調查隊前往。陳文貴是國民政府僅有的1936年應聯合國衛生部邀請到印度的哈福金研究鼠疫的細菌學者。到達常德之後，11月25日解剖了前一天死亡的常德第五個患者（男，二十八歲）。陳進行了細菌培養、動物接種等實驗，從醫學上證明了該患者染上了真性腺鼠疫，死於鼠疫菌引起的敗血性感染。

 

    同時到常德進行工作的還有鼠疫專家、國民政府衛生署外籍防疫專門官員pollitzer博士,他經過獨立的調查和研究，得出了常德鼠疫和11月4日日軍飛機攻擊直接有關的結論。12月30日，pollitzer博士致國民政府衛生署署長的報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Pollitzer博士通過一些途徑向世界公布了這一事實，他認為“鼠疫不可能通過正常渠道進入常德”。從日軍撒播東西到發病隻有八天時間，“從落下物中現生出的形態上同鼠疫菌相似的細菌”，是“極為有力”的證據。更為重要的是pollitzer博士在當地捕到的老鼠身上“發現了印度跳蚤”，而他認為湖南從來就不存在這種跳蚤。在pollitzer博士的推動下，英國《每日電訊報》刊登了《日本發動細菌戰》的文章；《旗幟晚報》報道了pollitzer博士解剖感染老鼠的報告。

 

    陳文貴和pollitzer的報告是嚴謹而無可置疑的。美國和英國利用自己的獨立情報網獲得了中國受細菌武器攻擊的相當準確的情報。在確信細菌戰攻擊為真後，美國的反應是立即行動起來，開發自己的細菌武器。1942年夏天美國聯邦防衛機關設“戰爭研究部”(WRS)，出台了大規模研究化學武器的計劃。同年，由三名專家獨立地就細菌戰問題寫出了90頁的報告，報告指出：“看來日本對中國實施的細菌戰......已不僅是業餘愛好的運動了。”

 

    1943年美國的細菌戰計劃在迪特裏克堡和加裏福尼亞大學兩處大規模實施。美國的細菌戰計劃和原子彈開發計劃一樣，是美國戰時兩項最大的研究計劃，一直到戰爭結束很多年，這兩個計劃都是保密的。

 

    盡管如此，美國人還是比日本人晚了十多年。

 

    沒有人能想出或做出下列的事：

 

    將人體的水分抽出，看抽出多少人仍能生存；將人裸體置於零下40多度的嚴寒中，看人會凍成怎樣；給人換上動物的血液觀察其反應；往人的腎裏注入馬尿；用人體來培養鼠疫菌，然後再去感染跳蚤，再用帶鼠疫的跳蚤去作武器感染更多的人等等。

 

    日本著名作家森村誠一說：那真是“殘酷的匯演”。“731部隊活體之類的實驗，是極其怪誕的。所以相比之下，奧斯維辛的毒氣室，應該說是有些人性味了。德國的集中營被解放時還有猶太人生存，而731部隊撤離時卻將收容的‘圓木’殺害，因而無人證實內幕。”為《惡魔的飽食》撰寫書評的人這樣寫道。

 

    戰敗，銷屍滅跡

 

    1945年8月6日，一架美國B29轟炸機在廣島投下一顆原子彈。一種極其殘酷的殺戮方式被世界所知，核時代宣布到來。

 

    三天之後的中國境內，蘇聯軍隊向南推進。很快部隊就發現了奇怪的事情：滿洲國的首都長春完好無損，但郊外的孟家屯卻成了一片廢墟；工業城市奉天沒有任何損傷，但幾個被日軍隔離出來的地點卻炸得體無完膚；哈爾濱紋絲不動，但郊外的平房除一堵巨大的牆無法炸毀外，其餘的被徹底摧毀，一片廢墟。

 

    更為異樣的是，這些廢墟裏成千上萬隻老鼠竄來竄去，還有大量的兔子、黃鼠狼等，無人看管的病牛羊、驢子騾子，還有幾百隻猴子四處亂竄。瓦礫的下麵，是無數的動物和人骨，頭發、衣服的碎片和陣陣惡臭。

 

    沒有人知道這裏曾經發生過什麽恐怖的事件，當地居民隻知道這裏曾經住過日本軍人，是禁止出入的。一些關於高高圍牆裏的恐怖傳說在老百姓中間流傳，但誰也不知道這裏曾經發生過什麽。

 

    一切行動都開始於蘇聯紅軍進攻的那一刻。8月6日淩晨，日本關東軍的石井四郞中將就接到了大本營發來的命令：銷毀一切設施，所有人員全部撤回日本。蘇軍進攻的三天後，在哈爾濱的731部隊平房區，就大火衝天並伴著陣陣惡臭 。

 

    12日傍晚，排列在部隊機場的炮兵隊開始向平房區的主要建築進行炮擊。成排的炮彈打出去，意想不到的情況發生了，炮彈在建築牆壁根本留不下什麽痕跡，就反彈了回來。於是又調來野炮隊，情況依然一樣，四方樓太堅固了。後來又調來工兵隊用炸藥將建築炸毀。

 

    監獄裏關押的人全部被殺害。有中國人、蘇聯人、朝鮮人，是被用來做人體實驗的“材料”，當時被收容在四方樓監獄裏的有400餘人，估計全部是用氯氣殺害的，並就地在建築的天井中焚屍。然後裝在草袋中，大部分運往流經哈爾濱市的鬆花江，丟入江裏。

 

    731部隊的所有人——五十餘名醫生用部隊轟炸機首先運回日本國內。隊員包括下士官兵、護士，不留一人，全部乘火車撤退；10日，三十三輛列車使用部隊的專用線，從第一批開始撤退，直到14日下午7時最後列車開出，1700名人員家屬和物資迅速地回到了日本。

 

    12日傍晚，石井四郞因要求提交731部隊已被破壞的照片證據，故從上空拍攝了破壞的殘跡，然後將底片送往大連衝洗。

    關於日軍細菌戰在寧波犯下的罪行，市民印象較深的應該是開明街上的疫病區。而事實上，在北侖區柴橋街道穿山村，60多年前日軍細菌戰同樣在那裏留下了無法掩蓋的罪惡與創傷。

 

    穿山村對細菌戰還有記憶的老人如今都年事已高，很多都已經離開了人世，除了山頭那些受害者的墳墓以及那場災難給老人們帶來的一生的夢魘，似乎再也找不到其他的痕跡了。在村南的一個山岡上，周德興老人帶我們找到了一位細菌戰受害者周安生的墳墓。老人回憶，在1940年日軍的細菌戰中，周家六口人，除了小兒子周嶽義，其他人無一幸免，全部感染霍亂病菌而死亡。

 

    在穿山村史誌上詳細地記錄了親眼目睹日軍丟細菌彈的已故老人鄒兆仙和鄒品方的講述：1940年，公曆9月中旬的一天，我們正在炮台岡山腳下做農活，隻見一架日機飛來，飛機飛得很低，飛機上血紅的太陽旗看得很清楚，飛機在穿山村上空盤旋幾圈後，從飛機上落下一個炸彈。我們看炸彈沒爆炸，就大著膽走過去看，隻見炸彈落地的地方，隨風飄著一片片肥皂泡沫一樣的東西，亮晶晶的，正向大灣、河南路一帶飄去，大家也不知道這是什麽東西，還有人看到田野上、水池裏也有很多小浮子一樣的東西。那時大家隻知道日本飛機上丟下來的不是好東西，但是沒有想到日本人丟的竟是細菌彈，要大批死人的。

 

    據了解，當村裏的水缸、池塘出現“石灰狀”不明漂浮物一星期後，穿山村就有人開始發病了，頭痛、發熱、上吐下瀉。很多人都是上午發病第二天就死了，但到死都不知道病因是什麽。“當時村裏人都嚇死了，但條件差，沒能力去醫院，隻能眼巴巴地看著家人死去，有錢的買點消毒藥水灑在院子裏，沒錢的隻能迷信地去求神拜佛。人一個個死掉，棺材、墳墓都來不及做，就挖個坑草草埋了。”86歲的周光春老人回憶起當年的情景還是一臉的驚恐。短短一個月時間，穿山一個村就死了80多人，很多家庭都慘遭滅門。

 

    事後，經醫生確認才肯定村裏人得的是霍亂，這種從未出現過的疫病是日軍細菌彈造成的惡果。

 

    甬細菌戰遺址 周邊地區可能還有

 

    寧波市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曆史研究會副會長王泰棟表示，1940年7月17日日軍進攻鎮海口戰敗後，為了報複也是為再次進攻做準備，於1940年10月發起了細菌戰，1941年4月19日，寧波被攻陷。其實沒有發現的受害地肯定還有，比如穿山村。細菌散播、傳染快又廣泛，當時寧波的鄉下非常落後，很多人得病死亡都不知道是因為細菌戰引起的。穿山村的情況也是後來進行細菌戰研究時才發現的。

 

    而在《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中的記錄也印證了王泰棟的說法：一九四〇年間，由石井四郎親身率領了第七三一部隊內一個裝備有大量傷寒菌、霍亂菌及大量鼠疫跳蚤的戰鬥遠征隊到中國寧波一帶去，由於用飛機散播染有鼠疫的跳蚤，在寧波一帶發生過鼠疫流行症……該遠征隊的活動特別是在散播鼠疫方麵不僅對於中國寧波城內的居民，而且對於寧波附近許多區域的居民都是極端危險的。

 

    我要讓日本青年認清曆史

 

    金報記者專訪留日博士、“中日和平與和解研究會”會長

 

    金報訊 細菌戰訴訟、慰安婦、毒氣戰、南京大屠殺、平頂山慘案訴訟……當中國人帶著滿腔的悲憤向日本政府提出一係列的訴訟時，一群留學日本的愛國赤子義務為中國受害者做日語翻譯，組團到日本法庭聲援。張劍波便是其中的一位。他現為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學研究科博士，發起一個名為“中日和平與和解研究會”的社團組織，他任會長，有20餘名會員。在22日的庭審中，他就和另一位留日學生擔任原告團的義務翻譯。“作為一名中國人，我們提供支持是天經地義的事。”昨天下午，張劍波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研究“日本人為啥不謝罪”

 

    “日本人必須也應該為60多年前的罪惡向中國人謝罪，最起碼要真誠地說聲對不起。但是沒有，日本政府包括日本國內的媒體連最起碼的態度也沒有，還千方百計狡辯和掩蓋。這確實讓人遺憾。”張劍波向記者談起自己對日本國人心理的研究，“一些日本人明知道對中國人所做的事是錯的，就是不承認；你跟他說，他還跟你急。這是一種什麽心理？如何去破解？我很有興趣去研究。”他認為，一方麵中國人要求日本“謝罪”，另一方麵是日本人“拒不謝罪”，這就是中日關係中最大最難的“症結”。他表示，寫完現在的博士論文後，他將著手研究中日關係問題。

 

    讓日本年輕一代了解曆史

 

    張劍波的“中日和平與和解研究會”組織了不少活動，他的目的是讓更多的人了解曆史。“日本的年輕人不知道日本曾有過的罪惡曆史，一旦他們知道，相信他們會作出正確的抉擇。”他告訴記者，去年，他請了3位細菌戰受害者到早稻田大學開了一個講座，講述日本那段罪惡的曆史。聽過講座後，許多日本大學生十分驚奇：有這樣的事嗎？後來他到中央大學去講學，發現一位日本女生老衝著他笑。女孩子告訴張劍波，那次她聽了細菌戰的講座後，回去看了很多資料，感觸很深。如今，她也成了“中日和平與和解研究會”中的一員，努力學習中文，並預備今夏到中國實地調查細菌戰的曆史。這些事讓張劍波感觸很深：“我們就這樣一點一滴地做，讓更多的日本年輕一代了解曆史真相。

 

    今年10月15日，一則來自新華網的消息牽動著眾多寧波市民的心：日本非政府研究小組——731部隊細菌戰資料中心研究人員奈須重雄當日在東京稱，他發現了證明侵華日軍731部隊在中國發動細菌戰的新證據。

 

    眾所周知，寧波是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的主要受害區域之一。根據曆史資料記載，1940年10月27日，侵華日軍在寧波開明街上空投撒許多染有鼠疫病毒的跳蚤、麥粒和棉絮等雜物，幾天後，開明街一帶暴發鼠疫災難，一個月內死亡110餘人。那麽，這次新證據會不會也與寧波有關，從而也為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寧波的暴行提供更加有力的證據呢？

 

    11月16日下午，寧波細菌戰民間調查者裘為眾遞交了侵華日軍731部隊在寧波發動細菌戰的最新罪證：日本731部隊所屬陸軍軍醫金子順一少佐1949年為取得醫學博士學位向東京大學提交的論文《PX（感染鼠疫的跳蚤）之效果略算法》複印件。論文中比較全麵地記載了1940年至1942年間日本731部隊在中國施放PX的情況（注：P意為鼠疫，X意為跳蚤，是人間鼠疫的主要傳播媒介）。

 

    裘為眾在仔細研究了這份材料後表示，這次發現的新證據，跟以往的證據相互印證，為日軍在華使用細菌武器的事實提供了強有力的確鑿證據，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論文中提到，侵華日軍在寧波發動細菌戰致感染死亡人數達1554人，是寧波以前統計數字的15倍之多。

 

    日本友人花8年時間發現新證據

 

    這篇1943年12月完成的題為“PX之效果略算法”的論文，主旨是為在太平洋及東南亞地區投放鼠疫菌的設想，按不同區域以及季節測算其實施效果。而這些測算的根據來自於在中國吉林農安，黑龍江大齎，浙江衢縣、寧波，湖南常德，江西廣信、廣豐、玉山各地實施的6次實戰數據。

 

    2011年11月初，裘為眾前往湖南常德參加中國首個日軍細菌戰受害者協會的成立儀式，恰好碰到奈須重雄所在的日本細菌戰資料中心的負責人——瀨敬一郎，後者特意交給裘為眾一份金子順一論文集的複印件。這份材料是奈須重雄耗費8年時間在日本國立國會圖書館關西分館所藏約50萬部博士論文中發現的。

 

    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按類別分為兩部，奈須重雄發現的《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報告·第一部》，其中收錄了金子順一發表的8篇論文。報告封麵上寫著陸軍軍醫學校防疫研究室和陸軍軍醫大尉金子順一的名字，封麵下半部分有“軍事秘密”字樣，在此之前一直不為人所知。

 

    寧波受害人數增加了15倍

 

    金子順一在論文中寫道，1940年6月4日在吉林省農安地區實施細菌戰，播撒5克鼠疫菌，一次染疫8人，二次傳染607人。1941年11月4日在湖南常德縣城上空飛機散播1．6公斤，2810人染疫……總的算下來，6次細菌戰的染疫者共計25946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金山順一論文中提到，1940年10月27日731部隊在浙江寧波上空利用空軍飛機散播2公斤鼠疫菌，一二次感染死亡人數共計1554人，而這個數字是寧波以前統計人數的15倍。

 

    裘為眾說，嚴格地說第一次感染應為1940年10月底至12月初，人數為104人（這個數據是當年根據國民政府衛生署防疫處處長容啟榮《有關浙江鼠疫調查的報告》中的統計），而二次感染死亡1450人，應該是日軍1941年4月占領寧波後至1943年12月之前由關東軍731部隊秘密調查、統計得來的。

 

    國內有研究日本細菌戰的專家認為，這篇論文中引用的數據，尤其是二次染疫人數的數據，並非來自金子順一的調查，因為金子順一在論文中沒有詳細介紹統計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認定，還有與之相關的更為詳細的資料，日本政府應該公開這些資料。”這位專家說。

 

    細菌戰受害人尋求新的解決途徑

 

    得知這個驚人的消息後，現年80歲的胡賢忠老人特地仔細翻閱了這篇論文的複印件。在1940年10月27日的浩劫中，當時年僅8歲的胡賢忠失去了父母親、姐姐和弟弟四位親人。

 

    “這份日本人寫的論文是揭露731部隊罪行的有力證據。”胡賢忠老人說。此前，這位老人曾經在1998年和2004年兩次前往日本，參加侵華日軍731部隊細菌戰訴訟。

 

    2007年5月9日，日本最高法院駁回中國細菌戰原告的上告以及受理上告的申請。不過，東京地方裁判所（2002年）和東京高等裁判所（2005年）的判決書中，都承認了侵華日軍進行細菌戰的事實。

 

    法律途徑走到了盡頭，目前浙江省內像麗水的細菌戰受害者代表已開始尋求新的解決途徑，通過相關程序向日本內閣提交陳情書，要求日本政府設立有關原日軍731等部隊的調查機構。同時，他們還要求日本政府向有關受害者謝罪，並采取適當的措施，包括補償、建立紀念碑、開展曆史教育等。

 

    11月3日，中國首個細菌戰受害者協會在湖南常德正式授牌成立。有了合法民間組織為依托，中國的細菌戰受害者就有可能到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去申訴，而這次侵華日軍細菌戰罪行新發現的證據無疑成為最有利的後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