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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抗戰時期浙江經濟損失初探
提 要: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一方麵破壞了浙江近代以來所積累的現代化建設基礎；另一方麵，日本占領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將浙江的資源用於其侵略戰爭，對浙江人民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盤剝，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僅浙江有據可考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7999億元，如果按1945年12月美金與法幣1∶20的比價，共值約400億美元。這些損失絕大部分是民間的損失，這還不包括因統計資料的缺乏無法列入的許多重要經濟項目的直接損失。由於戰爭給浙江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壞，浙江的現代化進程因而受到重創。一般認為，直到戰後的1952年，整個經濟才恢複到戰前的最高水平。
關鍵詞: 抗日戰爭 浙江省 經濟損失
作者袁成毅，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主（郵政編碼310036）。
抗日戰爭爆發前，總體而言，浙江的經濟在全國來講相對比較發達，但自從1937年11
月日軍侵略浙江，在此後的八年時間裏，浙江的經濟由於日軍的侵略和破壞，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本文擬從金融、工業、交通運輸、農業等幾個方麵對浙江遭受損失的情形展開實證性的探討，以期對推動全國性抗戰損失的研究盡自己一點綿薄之力。①
一、戰前浙江金融狀況與日偽統治下的金融
國民政府建立後，在金融業方麵逐漸形成了以“四行二局”為主體的金融網絡，實現了對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金融統治。浙江地處東南沿海，近代以來經濟較為發達，在國民黨統治建立前就初步具備了近代化的金融雛形，因此國民政府極為重視對浙江金融業的控製，其四大銀行先後在浙江建立了分行或分支機構。
（一）戰前浙江金融狀況
早在北京政府時期，兩家國家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就已經在浙江設立了分行。其中，中國銀行杭州分行不但擔負著國家銀行的職能，同時還兼有浙江省省銀行的職能，因此它成為浙江境內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銀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到上海，納入了國民政府的控製之下，當然該行在浙江的分支機構也就變成了國民政府在浙江的金融機構，不過從此浙江的中國銀行職能與以前有所不同。根據1928年10月26日國民政府公布的《中國銀行條例》，該行被改組成國際匯兌銀行，主要職能是代理政府發行海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業務、經理政府存在國外各項公款及收付業務、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代理一部分國庫業務。以前由該行代理國庫的多數業務被移歸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代理省庫的業務轉移到浙江地方銀行。
中國銀行在致力於國際匯兌業務的同時，在浙江地方事業建設中也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在杭州電氣公司新建發電廠、浙贛鐵路修建、錢塘江大橋修建等項目中均給予大額貸款，此外中國銀行杭州分行對全省絲綢、輕紡、鹽業、造紙、交通等工商業也發放了大量的貸款，有力地支持了浙江的經濟建設。戰前，中國銀行在浙江的20多個分支行、處擁有資產7000萬元，放款3600萬元，是浙江省實力最大的銀行。②
中國銀行之所以成為浙江省最具影響的銀行，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雖然其過去代理的國庫、省庫業務都已移出，但由於當時中央銀行在浙江的分支機構較少，很多地區的代庫業務還得委托中國銀行代理，連浙江省的鹽稅和關稅也是由中國銀行代收。浙江地方銀行的力量也不夠強，一般省政府發行債券的經理工作也多委托中國銀行辦理。第二，由於傳統的錢莊業的蕭條，中國銀行憑其較強的實力吸引了較多的儲戶。第三，中國銀行在浙分行依靠總行對多餘的資金進行調劑，保證了資金的流動。
交通銀行在北京政府時期也在浙江設立了分行，但影響不大。1928年11月16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交通銀行條例》，該行被改組成為全國發展實業銀行。其主要職能是：代理公共實業機關發行債票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代理交通事業之公款出入事項；辦理其他獎勵及發展實業事項；經理一部分國庫事項。該行改組後在浙江省內增設了分支機構，1930年又設了儲蓄部和信托部，開始辦理儲蓄信托業務，業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1928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新的國家銀行——中央銀行，它集中了全國的貨幣發行權並逐步實行了財政收支的統收統支。1929年5月，該行在杭州成立了分行。此外，1935年國民政府建立的中國農民銀行也在杭州設立了分行。據統計，截止到1937年，浙江全省國家銀行共設有37個分支機構。國民政府的“四行”通過大大小小的分支機構，基本上控製了浙江的金融業。
在浙江除了上述“四行”的分支機構外，較有影響的銀行還有浙江地方銀行，但受國民政府金融壟斷抑製。
浙江地方銀行創建於清末，民國初年實行官商合辦，1923年官商分家，分出來的商股成立了浙江實業銀行，是著名的“南三行”之一，官股改組為完全省辦的浙江地方銀行。國民政府建立後，浙江省政府對浙江地方銀行進行了較大的改革，作為省立銀行自然有許多其他銀行不具備的特權，其中最主要的是省庫的代理。該行通過政府出麵在省內各縣廣設機構，使代庫工作普及到每一個縣城，通過代庫業務該行獲得了巨額的低息和無息資金；同時由於機構的普設，為其開展一般的存匯款業務也提供了便利。浙江地方銀行代理省庫、縣庫促進了浙江省財政製度的進一步規範化，在省地方銀行代理前，大部分縣的庫款上繳和下撥要用現款解送，風險較大，又極不方便，地方銀行設行代庫後就大大方便了各級政府。除了代庫業務外，浙江地方銀行在20世紀30年代還一度辦理過發行的業務。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後，金融恐慌，現金缺乏，原有的發行銀行因各地的擠兌風潮頻頻發生，相繼減少發行額，致使貨幣供給不能滿足市場要求；而浙江地方銀行卻利用此機會，在征得財政部批準的情況下，於1933年發出兌換券900萬元，流通餘額340萬元，還在上海、蘇州、無錫、南京等地設立兌換處，其發行業務直到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幣製改革後才停止。為了擴大業務範圍，1934年1月，浙江地方銀行還在總行設立了農村貸款處，開始了農業貸款業務。
國民政府的金融壟斷特別是發鈔權的壟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浙江商業銀行的實力。20世紀30年代早期，浙江的商業銀行不論是外地來浙建立的銀行還是本省的銀行，資金積累都比較快，特別是具有發鈔權的中國通商、中南、浙江實業、浙江興業等通過發鈔獲得了大量低息或無息資金，從而取得巨額利潤，但經過1935年國民政府的幣製改革，法幣發行權被國民政府的三大銀行所壟斷，地方商業銀行一落千丈。另外，國家資本還通過官股的形式加入一些商業銀行以圖對其控製，如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在1935年被以官商合股的形式改組，但官股隻是以公債抵充、商股則僅以一成半折價，即舊股每100元折成新股隻值15元，使四明銀行僅存商股33.75萬元，國民政府則以366.25萬元公債抵充官股。③
國民政府的金融資本還逐漸向農村滲透。
在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浙江省的農村經濟蕭條，農民收支不能相抵。據1927年和1928年的統計，金華等八縣農民家庭收支不能相抵者達59.49%，負債農戶與全村農戶的比例也達58.81%，農民要維持正常的生活和生產不得不通過各種方式來融資。一般主要有如下幾種：第一，向地主或商家借貸。在浙西，短期借貸不需抵押，但仍需擔保，除借貸現款外還包括借糧與賒糧，各地利率不等。第二，典質。浙江當時全省約有典當行300餘家，農民可典當服飾或耕用農具，利率各地有別。第三，錢會。即農民在有急用時邀集若幹友人每幾個月或一年舉行一次，積少成多。在上述這些辦法中主要還是靠借貸，故農村的高利貸現象嚴重，極大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導致了農村社會的蕭條。
為了改變農村的金融形勢，將農村金融控製在政府之手，1928年6月，浙江省政府決定設立農民銀行籌備處，根據省政府《浙江省農民銀行條例》，農民銀行之放款是專供農業生產之用，其放款以貸與農民所組織的信用合作社為限。中國農民銀行杭州分行成立後，省政府將籌備處撤銷，投資50萬元，另向該行撥款38萬元，用作農民低利放款，放與建設廳所認可的有限、無限和保證責任的各種合作社，由合作社再轉放與農民，一般的放款利率為月息8厘或1分，這較之高利貸對農民來說無疑是很有利的。由於合作社成了農民與銀行放款的中間機構，因此一時各地的合作社紛紛成立，這些合作社多數是信用合作社，全部合作社的股本總額137002元，其中以信用合作社為最多。④農村信用合作事業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遊資流向農村，客觀上對當時的農業生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不少地方，一些鄉間豪強常以組織合作社為名，通過與官府結合，從農行借得低利貸款，然後再轉借於農民，從中取利，成了剝削農民的新工具。也有的地方由於農行的借貸條件過細過苛，農民根本無法取得貸款，致使一些農行的資金難以流動，隻得再流向城市的工商業部門，失去了其本意。1936年以後，浙江的信用合作業務轉為發展桐油、棉花、蠶絲、茶葉等特產合作業務，當時浙西的蠶絲、浙東的棉花等大半均歸合作社經營，這與前期的合作業務是不同的。⑤
總之，戰前浙江的金融狀況是：國民政府基本上在浙江實現了金融資本的國家化，國家金融資本開始積極地投資各項建設事業，如工商業、農業等領域，這為浙江經濟建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遺憾的是，這個良性的開端被日本侵略戰爭打斷了。
（二）抗戰時期浙江金融業的損失
抗日戰爭時期，浙江金融業的損失首先表現為各金融機構庫存物資和鈔券的直接損失。
日軍侵略浙江首先是從杭嘉湖地區開始的，之後逐漸擴大到浙東和浙南等地，日軍侵略所到之處，浙江的金融業也遭受了空前的掠奪和摧殘。特別是在金融業較為發達的杭嘉湖地區、寧紹地區，日軍對各地來不及搬遷的銀行和錢莊強行劫奪，如杭州中國銀行庫存的銅圓數百箱及中行湖墅倉庫所存的絲綢等抵押物資、湖州中國銀行菱湖倉庫均被搶劫一空。
伴隨著日軍的軍事侵略，日本占領當局開始建立自己的金融機構。在日軍侵入杭嘉湖地區時日商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即到浙江開拓業務，台灣銀行在嘉興成立了辦事處，橫濱銀行在杭州設立了支行，後來還在寧波、紹興和金華等地設立了“出張所”（辦事處）。日本這兩大銀行的主要功能是代理日本軍用券的發行，撥付日軍軍晌，為敵偽機關和企業服務。其所發的軍用券根本沒有發行準備，也不編號，發行數額不定，可以根據需要任意印製和發行，強行上市，強迫人民使用，甚至還通過使軍用券升值的辦法來加強對人民的掠奪。軍用券的實行打擊了淪陷區法幣的地位，攫取了民眾勞力所得的物產。為了推行軍用券，日偽方麵是不遺餘力，日偽的“販賣協議會”通過軍用券實施對物資的統製，凡各地在販賣物品時，如不以軍用券購買，禁止交易。⑥除辦理軍用券業務外，兩大銀行一度也在杭州和寧波等地舉辦個人儲蓄業務，吸收一部分商業銀行和錢莊的存款準備金和保證金。
隨著偽政權的建立，日本侵略者將金融掠奪的途徑賦予了日偽政權所辦的商業銀行。偽維新政府成立後，1939年5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華興商業銀行，發行紙幣“華興券”。1940年的華興銀行在杭州設立了支行，從事存、匯和推廣發行等業務。華興券以法幣作為發行準備，並與之等價流通，實際上並無保證準備。為了達到打擊法幣的目的，偽華興銀行還偽造法幣3500萬元，通行於蘇南、浙西、皖中等地，同時還謠傳法幣通貨膨脹，以期動搖人們對法幣的信心。不過盡管日偽想通過此舉來排擠法幣，達到控製和壟斷淪陷區的貨幣金融，但由於浙江淪陷區人民的堅決抵製，其在浙江的發行數量並不多，未達到日偽的預期目的。1940年12月18日，日偽又在杭州成立了浙民銀行，資本是華興券50萬元（其中商股40萬元，偽華興銀行10萬元）。後在吳興和嘉興成立了分行，在硤石設立了辦事處，該行的資本總額定為50萬元華興券，既辦理存匯業務也對本地工商業辦理定活期抵押放款。
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為了統一汪偽政權下屬的金融業務，於1941年1月6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儲備銀行，作為偽中央銀行，實際上這是一個完全由日本侵略者控製的傀儡銀行，它完全秉承日本帝國主義的旨意，就連其資金的盈虛也得依賴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來調劑。日偽通過中央儲備銀行獨占了貨幣的發行（該行成立後，華興商業銀行的發行權被取消），大量發行“中儲券”，人民凡交納稅款、購買車票、支付水電費等開銷必須用中儲券，就連日偽的機關、企業發薪及收購物資也均用中儲券，私營單位用中儲券發工資，給予5%手續費，並以優惠的條件與商業銀行、錢莊簽訂合約，代為推行中儲券。日偽通過這些措施壟斷了金融市場，強製集聚資金，扶持敵偽的壟斷企業，掠奪資源物資，支持軍工生產，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效勞。⑦1941年3月10日，偽中央儲備銀行在杭州成立了支行，次年4月，寧波淪陷後又在寧波設立了支行，此外在嘉興、湖州、餘姚、硤石、紹興、鎮海等處設立了辦理處或辦事分處，殘酷掠奪浙江人民。據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儲券收換的數目，估算它在浙江境內的流通數，平湖一縣為67億元，寧波地區1926億元，湖州67億元，總計約7000億元。
日偽為了更廣泛地吸收社會遊資、推廣敵偽鈔券，還在杭州、寧波等地扶持了大量的小規模商辦銀行和錢莊，承做與上海之間的款項匯劃，通過匯劃往來掌握遊資，從事投機活動，取得利潤。另外，日偽對原來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一些官辦銀行分支機構也進行了改組，納入其金融體係之中。如杭嘉湖地區淪陷前撤往上海並成立了辦事處的杭州、嘉興中國銀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偽強行劫持改組，並在杭州和嘉興複業。汪偽浙江省政府在浙江地方銀行停業後又在杭州另組了浙江省銀行。無論是中儲係統銀行還是其他商業銀行都須受製於日本特務機關的監督和控製，不但開業和創辦要向特務機關申請，就是各分支機構對中儲券的發行數額也得由特務機關最後決定。
日偽的金融勢力還深入到了占領地區的農村。1938年底，日偽打著“民營”的招牌，在浙西推行“合作事業”，到1940年時，成立的合作社有餘杭的普濟消費合作社、崇德運銷合作社、嘉興興業紙筋生產合作社、吳興農產運銷合作社、平湖消費合作社、海鹽運銷合作社等。上述消費合作社不過是為日軍推銷仇貨服務而已，而運銷合作社則是為了便利日偽換取物資而已，這些合作社基本上由當地的漢奸所把持。⑧除了所謂民營合作社，日偽還成立有“官方”的合作社，這就是偽中國合作社在各地的分社，如杭州城市合作社、海寧、嘉興、吳興等縣分社等。這些合作社更是為了方便日本占領當局掠奪物資的壟斷機構。
綜述以上各點，戰時浙江金融方麵的損失是極為嚴重的，但要初步估算出金融損失的大致數目還是很困難。因為除了金融機構的直接損失外，更重要的是金融方麵的間接損失，包括國民政府在浙江的稅收、浙江省政府的稅收、日偽發行的偽鈔券、日軍發行的軍用券、偽國民政府發行的公債等。要逐一統計出這些損失，因史料的局限，實在不太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曆史的遺憾，但我們僅僅從中儲券約7000多億元的流通數已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對浙江人民的巨額掠奪。
二、戰前浙江的工業狀況與戰爭的破壞
（一）戰前浙江工業狀況
一般認為，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雖然比較艱難，但工業化還是有一些成就的。⑨近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有兩個較為顯著的特點：第一，沿海地區和內地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據統計，戰前中國的3935家現代工廠有62%分布在江蘇和浙江地區。⑩第二，產業結構中輕工業的比重大於重工業。浙江地處沿海，是近代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滲透較早的地區之一，資本主義的入侵催促了中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因此，浙江的現代工業較之中國內地的其他省份起步較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有寧波通久源軋花廠的建立，稍後又有杭州的通益公紗廠、蕭山的通惠公紗廠的相繼建立，揭開了浙江現代工業的序幕。20世紀初，浙江人投資辦廠出現了第二次高潮，到1911年，浙江的各類工廠有2493家（包括手工工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忙於歐戰，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暫時放鬆，再加上民國初年一些鼓勵實業的政策導向，浙江的絲織、棉紡、針織、碾米、造紙等行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進一步采取了一係列發展實業的政策和措施，比較重要的有1929年的關稅自主、1931年的裁厘改統、1933年的廢兩改元、1935年的法幣改革等，這些措施為工業的發展創設了重要的條件。此外，從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裏，雖然在全國範圍內內戰不斷，但總的來說，內戰對浙江影響不大，這在客觀上也是有利於浙江工業發展的。因此，經過十年的建設，浙江工業化水平還是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到抗戰爆發前，可以說浙江的工業化進程在國內是比較為領先的。
浙江的電力工業是戰前發展最快的行業。早在1897年，杭州、寧波兩地的一些工商業者就設法集資創辦浙江省電燈公司和寧波電燈廠，但由於當時晚清政府的幹預和商民籌辦資金的困難等因素最終夭折。直到1911年，杭州大有利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終於正式建成了板兒巷電廠並向杭州城區供電，此後杭州、寧波、嘉興、紹興、溫州、吳興等地的一些富商士紳也競相興辦電力企業。由於辦電廠有較為可觀的經濟效益，就連一些較小的縣城和集鎮也逐漸辦起了小電廠。國民政府建立後，製定了鼓勵並規範民營電氣工業發展的法規，到1929年，全省僅登記在冊的民營電氣企業就達104家。除了這些較大的電力企業外，這一時期，由於浙江各地新辦工礦企業較多，對電的需求量增加，因此也刺激了浙江中小型電廠的發展。到1936年，浙江的電力工業已具有了相當的規模，電力工業的資本額也呈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電力工業的發展為其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動力保障。
浙江自從清末以來即有少量煤礦得以開采，但浙江煤的儲藏量較少，據國民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統計，浙江的煤礦儲量為1億噸。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時，浙江隻有長興、壽昌兩個較大的煤礦。1936年浙江全省的煤產量為242472噸（主要是長興煤礦的產量）。
戰前浙江的機械工業雖然並不發達，但也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據統計，全省有106家機械工廠，主要分布在杭州、寧波、溫州、鎮海、吳興等地，資本總額為354100元。
浙江的造紙業長期以來主要是手工造紙，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浙江的機器造紙業也得到了較大發展。1927年，民族資本家竺梅先和金潤庠在購買了嘉興和豐紙廠(後易名為民豐)和杭州武林造紙廠(後易名為華豐)後，逐漸擴大生產規模，初期經營黃紙版。由於該品種本輕利重，再加上產品運輸時所占噸位較高，而舶來品利潤不大，所以紙版市場一直被看好，以後兩廠又日漸擴大紙版品種。1936年民豐造紙廠依靠本國技術力量，試製成功了生產工藝複雜的卷煙盤紙，在市場上取代了外國進口貨，並獲得了國民政府實業部的專利。除華豐、民豐兩大造紙廠外，溫州的溫溪造紙廠、杭州的美利利造紙廠、蕭山的勤業造紙廠也都有一定規模。
絲綢業是浙江傳統的大宗產業。1924—1929年是浙江機械繅絲工業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全省共興辦了機械繅絲廠19家。1929年以後，浙江的絲綢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不僅影響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也波及到了中國，浙江作為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自然免不了受衝擊。此外，由於日本在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932年發動了“一二八”事變，將戰火引向中國東北和上海等地區，這些地區正好是浙江絲綢工業品的重要銷售區域，因此，20世紀30年代初期，浙江絲綢業一度處於極為艱難的境地。為了扭轉困境，政府和商民都作了努力。在民族工商業者的推動下，浙江省建設廳先是頒布了四項救濟辦法：第一，由各縣市的有關部門組織公共烘繭，烘成幹繭儲藏待售；第二，勸導蠶農成批收集蠶繭以便於脫銷；第三，各縣市銀行及其他借貸機關發放低利幹繭抵押貸款；第四，各地原有蠶行蠶庫租給蠶農儲存幹繭。這些措施對於蠶農和廠商擺脫困境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國民政府後來又發行“江浙絲業公債”，用來改良蠶桑、救濟工廠和改進絲廠設備。1932年浙江、江蘇兩省與國民政府實業部又商定各種辦法，采取措施，幫助絲綢業走出低穀。
戰前浙江手工業仍然保持著傳統優勢，從事手工業的人數眾多，1936年全省從事手工業者不下500萬人，而此時全省的人口為2033萬人，從事手工業者占到了總人口的25%。不少手工業品銷往海外，從1933年浙江手工業產品的出口來看，主要有杭縣的麻布、黃燒紙、草鞋、竹籃，海寧的羊皮、羊毛，富陽的紙、傘骨，於潛的桃花紙，海鹽的土布、夏布、皮毛，平湖的小布，武康的帚把、竹筷、黃沙缸，德清的燭芯，鄞縣的草、麻製品，奉化的紙，紹興的錫箔，餘姚的草帽，黃岩的草席，天台的棕線，衢縣的花箋紙，江山的土紙等。到1936年浙江的草帽、草席、刺繡等輸往美、法、英及南洋各國達1200萬元以上，紙傘、紙扇、毛筆等手工業產品更是遍銷國內外。應當指出的是，當時浙江的手工業雖然從業人員多，但其產值仍大大低於機製工業，我們從1936年浙江工業產品的產量和產值中明顯可以看到這點。據統計，1936年全省機製工業產值為100480188元，手工業品的產值為20405000元，機製工業產值遠遠大於手工業品產值。這說明浙江工業結構中機製工業已具有了相當的規模和水平。機製工業與手工業的資本額也有較大的差異，以永嘉（溫州）為例，1933年，手工業家數為632家，機製工業家數為77家，但前者的資本額為442175元，而後者的資本額達到了656175元，前者占整個工業資本額的40.3%，後者達到了59.7%。機製工業的資本額大於手工業的資本額，是浙江工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標誌，雖然機製工業在整個地區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夠大，“然而，在一個由勞動密集型生產方法和前現代技術占主導地位的龐大的經濟體係之內，現代工業畢竟算是起步了。”
從戰前浙江工業資本中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比例來看，戰前即使在全國範圍內，國家資本的比重也是遠遠低於民間資本的。據統計，1935年時，全國範圍內的國家資本占整個資本額的12%，而民間資本則占到了88%。就浙江而言，國家資本的比重似乎還要低，除了在公路和鐵路等交通運輸領域外，工礦企業中基本上不存在國家資本。
就浙江工業的區域布局來看，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戰前浙江的工業廠家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地區、寧紹地區及溫州地區。這些統計雖然並不全麵，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浙江工業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總之，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戰前浙江工業的基本情況：在浙江的產業結構中，重工業雖然並不算發達，但電力工業還是有相當的成就的，為其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保障；煤炭工業雖然廠家不多，但生產規模還是有了提高；在造紙業中，傳統的手工造紙業漸呈衰勢，機器造紙業有了一定的規模；以絲綢業為主的輕工業在政府的苦心經營下，走出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陰影，仍然保持著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就全省的工業結構來看，機製工業廠數雖不及手工工業家數，但產值和資本額都遠遠超過了手工業。從投資的主體來看，官辦工礦企業很少，民營企業占據著主導地位。就工業的區域布局而言，工業重心基本上在杭嘉湖地區、寧紹地區和溫州地區，其他地區則相對薄弱。總體說來，浙江整個工業的局麵呈現了較好的發展勢頭。
（二）戰時浙江工業損失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當淞滬戰役接近尾聲之際，戰火蔓延到浙江。12月下旬，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大部分淪陷。日本侵略者由此開始了對這一地區工商業的野蠻掠奪與摧殘，錢塘江以北地區的工商業遭到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此後，日軍在1941年又發動了寧紹戰役，1942年發動了浙贛戰役，浙江的淪陷區進一步擴大到浙東、浙西南地區，原有的工業基礎同樣遭到了巨大破壞。戰時浙江工業損失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由於日軍的軍事進攻，一部分原有的工業因工廠或機械被毀等原因失去了生產能力，從而造成了損失。
戰前浙江的電力工業有110餘家，抗戰期間損失慘重，如嘉興永明電氣公司事務所的房屋毀於戰火，杭州電氣公司在國民黨軍隊退出杭城時曾將閘口新發電廠內的機器自動破壞了一部分，以防資敵。杭、嘉、湖地區淪陷後，華豐、民豐等大型造紙廠被日軍強行霸占，耗資10萬元籌建的溫溪紙廠無法經營，一些勉強開工的紙廠也由於原料昂貴相繼歇業。浙江的機械工業也同樣損失巨大，規模較大的武林、大來、協昌、胡金興、應鎮昌等五家機器廠本來準備裝箱運往四川，但隻有一部分零件運到浙江尚未淪陷的地區，據當時浙江省政府主席黃 紹估計，杭州搬到金華的工業設備僅及整個設備的1/10。經曆了整個抗日戰爭，到1945年，浙江的機械工業廠家隻剩下了22家。絲綢業被破壞的情形更為嚴重，日本侵略者不僅給絲織業造成了瀕於覆滅的境地，也給廣大的蠶農帶來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全省戰前共有大小私人種場達105家，在戰爭中90%被摧毀，如杭州的西湖、萃盛、西溪、鳳亭等種場，嘉興的明明種場，都是規模較大的種場，均被戰火毀壞。整個戰爭期間，浙江的桑園麵積損失170萬畝，改良種產量損失95萬張，產繭量損失77萬擔，絲車損失4474台，繭行損失150家，產綢量損失250萬匹。
第二種類型是日本侵略者為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采取了直接的掠奪，其中主要是對各地所存物資和工礦原料的掠奪。
在整個戰爭期間，由於國民黨抵抗乏力，倉促撤退使得人民生命財產遭到了更大損失。在永嘉，國民黨黨政軍各機關大量物資未及時轉移，僅中央各運輸機關的桐油、銻、絲、茶等損失就達650萬元左右；縣倉庫損失米3076斤，商會損失12萬斤；商家損失1800萬元左右，住戶損失約200萬元。在瑞安，據估計商家損失60萬元，住戶損失40萬元，空襲損失26萬元。在慈溪，日寇大肆劫擄，按戶搜劫，致使中央貿易委員會暗中寄存莊橋（現屬寧波市）之物資，全部被劫，而民眾之糧食、金屬器皿、財物等，亦盡行劫去，裝載帆船30艘，運往寧波。
在戰爭過程中，日本鑒於國內資源貧乏，十分重視對占領區工礦資源的掠奪。日本的“華中礦業公司”就是專門在華中、華東從事礦業掠奪性開發的機構，該機構通過直營礦山的采掘和買礦等手段將工礦資源大量運回日本。浙江的氟石資源特別豐富，戰前日本已垂涎三尺，1941年日軍發動寧紹戰役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奪取氟石資源。至於其他戰略物資，日軍更是大肆掠奪。
各類金屬、木材也是日軍掠奪的重點。日軍占領當局指定日本的昭和通商、津下本洋行、莊保洋行等作為在杭州地區、寧紹地區、金華諸暨地區專事收購有色金屬的商社；指定三河興業、中國興業、津下本洋等收購上述地區的鐵類。據日本方麵自己的統計，昭和十七年（1942）在浙東奪取的重要戰略物資計有原木20945根、坑木311659根、坑木用原木235912根、有色金屬652311斤、銀幣白銅幣13982枚。昭和十八年（1943）在浙東的金華、蘭溪、武義、義烏、東陽、諸暨、浦江等縣奪取物資計有鐵屑175094公斤、銅幣179638公斤、其他有色金屬143769公斤。昭和十九年上半年在浙江取得物資計有銅幣3500公斤（14028911枚）、黃銅7000公斤、氟石16982噸、鉛5000公斤、鬆材5826石（112405根）、杉材31384根。
第三種類型是日軍通過多種手段利用原有工業基礎服務其侵略戰爭。
日本入侵浙江後，為了維持長期占領的需要，設法利用原有的工業設備，為其侵略戰爭服務。日軍入侵杭州後，將艮山門外的舊發電廠經修理後於1939年1月恢複發電，各項營業均由日軍嚴密監視。為了全麵控製京滬杭一帶的電力工業，1938年6月日本占領當局還成立了華中水電有限公司，壟斷該地區的電氣水道事業。
對於浙江的絲綢業，日本侵略者在占領了杭嘉湖地區後，即著手籌劃對浙江絲綢業的“統製”。1938年8月，日本國內一些大的蠶絲團體與偽實業部在上海聯合成立了“華中蠶絲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中公司”）。該公司通過浙江省偽建設廳先後在杭州、嘉興等地設立了分公司（支店），在湖州、長安、硤石、海鹽等地設立了辦事處，具體執行“統製”事宜。從而在浙江淪陷區全麵壟斷了蠶絲業的各種環節。
正是通過上述這些不同的形式，浙江在戰前建立的工業化基礎遭到了重大打擊，浙江工業現代化的進程受到重創。
對於浙江各地工業所受的損失，浙江省政府在戰時就根據國民政府的有關規定要求各地將每次戰事所受的損失加以調查並上報。從現存檔案材料來看，各地上報到省政府的損失一般是在剛剛經曆戰事不久，對損失數量的調查和統計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一般來說隻會存在因調查的倉促而導致的不全麵性。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又組織各地和各部門對抗戰時期的損失加以全麵調查和統計。據此，浙江省形成了一組可以說是最低限度的抗戰時期工業損失數據，戰時浙江工業損失最大的是戰前工業較為發達的杭嘉湖地區和寧紹地區。我們透過一些零星的統計數據也不難看出這些地區所受損失的程度：奉化縣戰時工業損失為145萬元；桐鄉縣工業（主要為電燈廠、造船廠、榨油廠、碾米廠）損失為75250萬元；嘉興縣戰時直接工業（包括電業）損失為78萬元；平湖縣工業（包括電業）損失為40萬元；鄞縣工業（包括電業）損失為3151萬元；浙江省在抗日戰爭時期各類工業的損失中，僅在國民政府經濟部注冊的269家工廠的損失就達1540萬元。
關於戰爭時期浙江工業損失比較完整的數據是戰後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浙江分署所匯綜的損失情況，詳見下表：
表1 戰時浙江省工業損失總計
從表1可知，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僅淪陷區的直接工業損失就達392億元（1945年12月的法幣幣值）。考慮到戰前浙江官辦工礦企業很少，因此這組數據也可以看做是浙江民營工業的大致損失。此數據中尚未包括電力工業和煤碳工業這樣一些較大的行業損失，也未包括因戰爭所致的間接損失，因此這組數字還是相當不全麵的。盡管如此，它畢竟是浙江省政府根據各縣市各部門上報的原始數據匯總而成，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即使僅就這一組數據，我們也可以看出戰前浙江建立的現代工業基礎，在戰爭中遭到了重大的破壞，雖然在戰爭期間浙江省政府在大後方的處屬地區也建立了一些工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處屬地區的工業發展，但這些工廠多與軍需相關，戰爭一結束，這些廠家便多趨於萎縮，對於浙江區域的工業化進程沒有特別的推動作用。戰後的任務首先是對被破壞的工業基礎的重建，這使得浙江這個原本在中國還算工業比較發達的省份的整個工業化進程大大放慢了。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浙江人民的一筆巨債，誠如有的史學家所言：“我們可寬恕他們的滔天罪行，但不能忘記這一筆總賬。”
三、戰前浙江的交通狀況與戰爭中的損失
交通運輸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非常重大的關係。在交通不發達的狀況下，貨物的運輸成本昂貴，商品經濟很難得到發展。中國的現代交通運輸業雖然起步很晚，但在國民政府統治的前十年，還是有若幹可圈點之處的。具體到浙江省，19世紀二三十年代浙江交通設施有了很大的改善，鐵路建設和公路建設的速度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曆史時期。
（一）戰前浙江交通狀況
中國鐵路的建築始於1876年，至1912年，全國的鐵路線隻有9618公裏，而且這些鐵路基本上是外國列強在華投資的結果。而在1928—1937年這九年時間裏，中國新建鐵路達7995公裏，是曆史上鐵路建設比較快的一個時期。浙江省境內的鐵路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隻有連接上海和杭州的滬杭線，全長195公裏（省境內長119公裏），杭州至寧波的杭甬線隻有寧波至曹娥江段開通，杭州至曹娥江段一直未能開工。1927年國民政府建立後，在浙江啟動了橫跨浙江腹地的重大鐵路線—浙贛線的建設。應當指出的是，該路的修建除了經濟的因素外，還有政治上的考慮，即便於調運兵力“圍剿”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的革命根據地。整個浙贛線全長947公裏，在浙江境內的裏程為325公裏，前後修築達八年之久，成為中國東南鐵路網的主要幹線。
浙贛鐵路的修築與此前的其他鐵路不同，其資金基本上來自本國。以中國銀行杭州分行為主並有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地方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先後發放了八次建設貸款，共計2590萬元，開創了國內銀行投資鐵路建設成功的先例。另外，中國銀行杭州分行還擔保了德國公司出借的鐵路材料墊款，因此浙贛鐵路也還是有一些中外合資修建成分的。在修築浙贛鐵路的過程中，為了連接錢塘江南北兩岸，進一步溝通南北交通，浙江省政府決定修建錢塘江大橋，該橋是由中國工程技術人員自行設計的全國第一座鐵路公路兩用大型橋梁。1935年4月，大橋全麵開工。到1937年9月26日，先是鐵路橋通車，11月，公路橋也通車。浙贛鐵路線沿途經過許多城鎮，這些城鎮又聯係著許多公路或縣道，通向廣大的農村，該線的修築極大地改善了浙江交通的基本麵貌。
公路建設與鐵路建設相比成本較低，在民國以前，浙江省基本上沒有適合汽車行駛的現代公路。但從1928年到1937年9年間，浙江省共增加通車裏程3307公裏。到抗戰爆發前，浙江已初步形成了以省會杭州為中心的公路交通運輸網絡。全省除定海、玉環、慶元、泰順、仙居等數縣外，其他各縣均已互相貫通。省際公路線可通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及上海等市。在擴大公路建設的同時，有關交通的各項設備也已逐步充實，省政府公路局計有客貨汽車300餘輛，在杭州設有規模較大的汽車修造廠，在各重要路線設有修車、停車、材料場所20餘所。
戰前浙江省公路的營運基本上是以省營為主。省營公路的資本來源主要是靠加征田賦附捐和發行公路公債。省營運輸業的主管部門是浙江省公路管理局（隸屬於省建設廳），該局負責主管公路的保養、營業、運輸及其他業務。1927年全省省營運輸線路隻有48.58公裏，1928年，隨著新建公路的不斷增加，省營線路也進一步擴展，到1937年6月，省營運輸量占全省總營運裏程的63.22%。這一時期的運輸狀況是客運量大於貨運量，由於運輸成本低於規定運價，各線基本上每年均有盈餘。
民間資本的介入是浙江公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特色。1928年以後，浙江省政府允許並鼓勵商民集資經營承築公路、辦理營運業務，並許以20~30年的專營權，這些措施對商民是較有吸引力的。這一時期有七家汽車公司共承築公路221.23公裏，但由於商人所集資金多用於築路，在添置和改進汽車設備上資金就較為短缺，所以這些商營者隻有個別公司如紹曹蒿、金武永等能夠盈利，多數公司經營效果不佳，最後隻得請省政府給價收回。從1931年起，浙江省又采取了省築公路租商營業的辦法，即民營公司付給省政府一定數目的築路借款和保證金後可獲得15~30年的專營權。這些措施實施以來，商人紛紛租營，到1937年抗戰前，全省有23家商營汽車公司經營著1297.82公裏的路線，占全省營運裏程的35.63%，而且絕大多數能夠獲利，從而在浙江各行業中成為民族資本比重較大的行業。
浙江省的公路運輸中還有一種形式是官商合營。較為典型的是“衢廣”與“縉麗”兩家官商合營的汽車公司。
浙江境內內河縱橫，且又屬於沿海省份，因此航運業也構成了整個交通業的重要方麵。浙江的航運業在20世紀30年代也有了較大發展，外海輪船航運業中輪船噸位等級有了明顯提高，1000噸級以上、3000噸級以下的輪船由1911年的3艘增至1935年9艘，500噸級以下的小輪船由1911年的7艘增至1935年78艘，增長了十倍多。外海輪船業的中心在寧波、海門、溫州等地，基本上形成了中國民族輪船占優勢地位的航運格局。杭嘉湖地區的內河航運競爭激烈，到1932年共有小輪企業43家，擁有汽船86隻，計988.13噸，航線遍及各主要內河，並延至上海、蘇州等地。這些內河航運企業多為民營，但規模最大的內河航運企業還是1930年浙江省建設廳承租的“招商局內河輪船公司”（承租後改名為“浙江省內河輪船營業處”），該公司由政府經營，但由於管理不善，1935年又交還招商局。
總之，國民黨統治初期的浙江交通運輸業雖然不能說有很大的成就，但它畢竟比以前有了較大發展，如果沒有戰爭的巨大破壞，交通狀況的改善必將會對整個經濟建設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戰爭中浙江交通損失
1937年11月，日軍侵入浙江，先是交通比較便捷的杭嘉湖地區淪陷，此後，日軍不斷擴大占領區。到1942年，日軍又發動了規模更大的浙贛戰役，浙江境內的淪陷區進一步擴大，至抗日戰爭結束時，浙江全省淪陷的地區計有1市69縣。戰前迅速發展起來的交通業在八年戰爭時間裏遭到了巨大破壞。
1.首先來看鐵路方麵的損失。滬杭鐵路連接上海與杭州，早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在上海“一二八”事變中，該線即開始遭到戰爭的破壞。據當時的統計，滬杭鐵路損失客車6輛，貨車3輛，損失價值15.8萬元。滬杭路路軌、橋梁、建築物受損價值2萬元左右，營業損失91.4萬元。全麵抗戰爆發後，隨著杭嘉湖地區的淪陷，滬杭線也被日軍控製，杭甬線的杭州至曹娥江段，是在抗戰爆發前剛剛完工的一段鐵路線，卻因戰爭的爆發無法發揮其作用。
抗戰期間浙江鐵路損失最大的還是浙贛鐵路線。浙贛線的損失首先是錢江大橋被破壞。1937年12月，國民政府軍從杭州撤退之前，為了防止該橋資敵，自行炸毀該橋。隨著錢江大橋的破壞，錢塘江邊西興至湄池段國民政府軍也做了自動破壞。1939年3月，日軍向修河進犯，浙贛路西段受到威脅，中國守軍自動將南昌附近蓮塘至向塘路軌拆除，稍後從向塘向東拆至進賢，向西拆至樟樹，路線因之中斷。隻留東鄉以東機車29輛，樟樹以西車輛則運往湘桂路存放。在此時期，東段浙江境內的湄池至諸暨段也開始拆除。浙贛線隻剩下東段諸暨至鄧家埠435公裏，西段的樟樹至株州281公裏。1942年，日軍沿浙贛線發起了大規模的浙贛戰役，浙贛線受到了更為嚴重的破壞。同年8月，日軍在玉山以東開始拆除浙贛鐵路，一直拆到蘭溪，並將拆下的鐵軌、枕木等設施全部運到沈陽製造武器。該戰役結束後，國民黨當局於1943年8月修複了江山至上饒段，當時僅餘機車9輛，客車13輛，貨車89輛。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浙贛線隻能維持部分路段的營運，而且營運線路也是逐年下降。1938年為998公裏，1939年為438公裏，1940年為414公裏，1941年為414公裏，到戰爭結束時隻有86公裏。
除滬杭線和浙贛線外，浙江境內還有一條京滬線支線—蘇嘉鐵路線。這條線本來是國民政府在戰前為了國防運輸修建的一條線，它連接浙江境內的嘉興和江蘇境內的蘇州，全線長74公裏，建成於1936年。它的修建，使由南京到杭州的運輸不必再經過上海，但戰爭期間該線被日軍拆除。
2.再看公路運輸方麵的損失。公路運輸損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個方麵是戰爭的直接影響所導致的公路毀損，如日軍通過空襲等手段對道路實施的破壞，此外也包括中國軍隊出於防止資敵的戰略考慮，不得不對原有道路所進行的破壞；第二個方麵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領區內利用原有設施實施“以戰養戰”的戰略，形成對公路營運的霸占，從而造成政府和民間的間接損失。
抗日戰爭爆發後，京滬各地相繼淪陷，浙江省政府公路局奉命遷移衢州，浙西淪陷區內的各公路線，相繼被日軍破壞。杭州修造廠內的一應設備及浙西各路儲存的器材、油料等大部分物資遭毀，所存各種車輛也多盡落敵手，僅有150輛車撤到尚未淪陷的金華等地。此外，1937年年底，國民黨當局出於防止資敵的考慮，對浙東沿海公路自動實施了破壞，造成了重大損失。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浙江的交通路線越來越短。到1941年，浙江的公路僅剩下江山、金華、麗水、浦城的一圈，及金華、壽昌、淳安通徽州的一線。1942年浙贛戰役期間，日軍深入浙東腹地，各條公路線更是遭到了重大破壞，全省的公路隻剩了雲和赤石至福建浦城楓嶺的195公裏。事後雖然修複了江山至浦城一段以及常山至皖南一段，但由當時的臨時省會雲和到淳安去，須經過福建的浦城、江西的廣豐、上饒、玉山等地才可以到達。除了公路遭到破壞外，在金華、麗水等地的交通器材設備大部分損失，僅有的一些汽車也缺乏燃料，不得不使用樟腦油、鬆香提煉油、木炭作燃料。更多的運輸工具則是靠極為原始的手拖雙輪車， 在有些地方則多賴老百姓肩挑。時任省政府主席的黃紹就曾看到縉雲壺鎮至仙居的路上，挑鹽的民夫不下二三千人。浙江省的交通元氣大傷。
日軍在尚未占領的地區對公路線及設施實施了破壞的戰略，而對其所占領的地區即淪陷區則是通過各種手段霸占原有的公路線並壟斷營運權，從而全麵操縱了浙江淪陷區的汽車運輸業。日偽先後成立了幾大運輸公司，憑借特權，獨霸業務，獲取厚利。日本侵略者所得便是浙江商民所失，這也是抗日戰爭時期浙江交通運輸業蒙受損失的一個重要方麵。
除鐵路和公路損失外，浙江航運業在戰爭期間也遭到了巨大損失。海上航運和內河航運在日軍的軍事封鎖下，很難開展，運輸設備多被日軍所毀。
戰時交通運輸的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主要指的是鐵路、公路、縣道、橋梁及運輸工具等方麵的損失，間接損失主要指的是因交通的破壞使交通部門和商家所蒙受的經濟損失及相關的其他經濟損失。對於直接損失我們從各種統計中可以看出一個大致情況，而間接損失一般是很難統計分析的，本文重在分析直接損失。
從1939年開始，浙江省根據國民政府的統一部署，就開始了對各項戰爭損失的調查，其中交通運輸損失也列入調查範圍。抗戰結束後，浙江省政府根據國民政府的有關規定，在全省更是進行了大範圍的戰爭損失調查。其中，關於鐵路方麵的損失由國民政府的鐵路部門負責調查，其他交通損失由省政府組織各地縣市政府展開。從調查的結果來看，交通運輸業是浙江省損失比較大的一個行業。
根據調查，戰時浙江的交通運輸損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浙江省公私車輛損失（包括手車）；第二，交通工程器材、油料、汽車修理機械等損失；第三，主要公路及各縣縣道的損失；第四，航運船舶損失。
世界近現代曆史表明，交通運輸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現代化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交通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近代以來浙江的交通現代化進程雖然不敢說有很大的成就，但畢竟還是比以前有很大進步的。抗日戰爭時期浙江交通的損失一方麵是白白地耗費了浙江人民經曆了幾代人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另一方麵，浙江人民不得不在戰後相當長的時期再花費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修複被戰火所毀的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這必然會影響到浙江現代化的整體進程。
四、農村經濟的基本狀況與戰時損失
抗日戰爭爆發前，浙江雖然具備了現代工業起步的若幹條件，但就全省人口從業狀況來看，絕大多數仍然是從事傳統農業，農村經濟仍然比較落後。具體表現在：第一，浙江省的農業人口眾多，而農村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工具基本上是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傳統農耕工具，土地與人口的比例嚴重失衡，糧食短缺；第二，浙江農村的生產關係狀況仍然是傳統的租佃關係，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在農村基本上不存在，農民生產動力嚴重不足；第三，自然災害頻繁。農村經濟的這種狀況一旦遭遇戰爭，勢必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總之，戰前浙江人多地少的自然條件和落後的生產關係嚴重地製約著浙江農村經濟的發展。浙江農村經濟既難禦天災，更難禦人禍。
由於戰前浙江的農村經濟本身就比較脆弱，因此戰爭對浙江農村經濟而言簡直是雪上加霜。概況地講，日本侵略對浙江農村經濟的破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對土地資源的直接掠奪和破壞
日軍在完成軍事占領後，強占大量耕地用做軍火倉庫、公路網、封鎖溝、兵營等。浙江在這方麵的損失雖不及東北淪陷區和華北淪陷區嚴重，但日軍在浙江實行“清鄉”時期，為了防止抗日力量深入到敵占區，日軍在廣大的占領區廣築籬牆，圈占土地，從而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在有些地方，日本占領當局為了獲利，強令當時農民把稻田改為桑田，從而造成耕地的巨大損失。在有些地方則為了解決其薪柴問題，下令大肆砍伐樹木，如杭州的鬆木場、古塘、老東嶽等地及留下沿線、裏西湖等地的樹木均被大量砍伐。又如浙西的天目山以及浙東的四明山，原來都出產大木材，但在淪陷期間，被砍伐殆盡，這些樹木被日軍用來取暖或建築橋梁。這些林木的損失，使許多的林山變成了荒山，雨水難以吸收，常常會一瀉如注，成為暴洪；泥沙衝積，淤塞河床，使農田水利發生嚴重問題，並造成當地長期的生態惡化。
（二）對農村勞動力的屠殺與野蠻奴役
一方麵，日軍在戰爭過程中和維持占領的過程中，大量屠殺民眾，被屠殺者多數是農民，從而造成了浙江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損失；另一方麵，日軍為了實現其以戰養戰的戰略意圖，強征浙江各地的農民為其做苦役，僅湯溪縣就被日軍強征勞工達3546人，計服役55491工。特別是日軍在浙江進行掠奪性開采氟礦資源的過程中，從各地強征了大量勞工，其中有不少被折磨致死。據估計，僅在茅洋礦中死亡的勞工就達2700多人。
（三）苛捐雜稅
日偽在占領地區的農村整理田賦賬冊，按戶征收田賦，此外還有營業稅、自治戶捐、自衛隊捐、船戶捐、箔稅、特別人口稅、貨物進出口稅等。在浙西，到1944年時，各種稅賦增加到了35種之多，不但名目多，而且數量大。據統計，當年日偽在浙西所征的田賦、營業稅、戶捐等稅收為6292595元；1943年上半年為25255823元，下半年更增加到了71599792元。
（四）對農村副業的摧殘
戰前杭嘉湖各縣蠶絲業較為發達，當地農民每年在蠶絲業上的收入超過每年產米的收益。以吳興為例，在1927年，吳興有絲織廠35家，繅絲廠12家，織絲電機2000餘架，吳興人的收入大半依靠絲業。但戰爭期間，當地絲業一落千丈。大小絲織廠僅存10家，絲廠4家，織綢電機隻剩了戰前的1/10。在浙東沿海地區，漁業也遭到了巨大破壞。戰前定海、象山、奉化各縣借漁業為生者達20餘萬，有大捕船1000餘隻，但在抗戰期間，海盜橫行，捕魚困難，加之有若幹種為修建漁具所必需的物資，如桐油、苧麻之類，國民政府出於防止資敵的考慮，禁運出口，以致漁具無法修建。特別是自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海運斷絕，來自菲律賓的製網主要工具—漁烤，供應不繼，捕魚業的處境更是不利。
（五）日軍對農業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進行直接掠奪
日軍為了維持占領的需要，大量征用軍糧，有時候由偽政權和組織來進行，有時則是日軍直接出麵。在掃蕩時期更是如此，而且還給各地下達任務，如1944年下達到金華地區的軍糧征集任務為11375噸、浙東地區5700噸、諸暨5000噸、湖州地區7000噸。除糧食外，各種土特產品也是其強征的對象。蠶絲、茶葉是其掠奪的重點，日本的三井洋行及下麵承辦的白木公司、阿部市洋行、木丸洋行等都是經營茶葉的機構，日軍在戰爭過程中對浙茶的直接掠奪就更多了，僅中國茶葉公司浙江辦事處在浙江所存茶葉就損失了18336箱，價值1226861元。
（六）農民生活資料被破壞
房屋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戰爭期間，由於日軍頻繁的軍事攻擊和空襲，使農村房屋遭受巨大損失。如武康、長興等縣，其損失百分比基本上在90%以上。特別是沿京杭國道的上柏、武康、三橋埠、埭溪、長興一帶，為敵我爭奪的遊擊區，日軍為施行掃蕩，將交通沿線房屋焚毀一空。運河塘岸之北靠近太湖的地區，所有村鎮的房屋，亦多焚毀。其次如義烏、江山、嵊縣等地，民房損失均70%以上。至沿海一帶，如奉化、鎮海各縣，災情亦頗嚴重。如1940年7月，日軍第一次登陸時，鎮海縣武寧鎮，原有房屋1200餘間，差不多全部夷為平地，居民多流為乞丐。據戰後的初步統計，浙江全省在抗戰期間被毀房屋達732900間，由於大批農民無家可歸，被迫淪為難民，到戰爭結束時，各縣農村因戰爭導致的難民人數2268557人。這些統計隻是一些零星的數據，離完整的損失數目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浙江農村在八年抗戰中所遭受損失的情形。
日軍侵略所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浙江農村經濟的全麵衰退。據統計，戰爭期間浙江受害農村地區占總數的40%。杭州地區的農業產量僅及戰前的二成。戰爭造成了農民收入減少和生活的空前惡化。以浙江衢縣上埠頭村為例，抗戰前村裏有10餘戶借債，1942、1943年兩年增至45戶，其中中貧農有3/4借款。浙江省政府在戰後的調查材料中指出：“自抗戰以來，本省糧食迭遭敵偽搶掠，各縣因受戰爭影響，民不聊生，無可耕作，即有耕耘，輒遇竄擾，民須遠避，任其荒蕪，枯蒿遍野，且以連年水旱成災，遂致歉收，人民以糠夫樹皮草根充饑，餓殍隨見，不忍目睹。”
我們根據戰後初期浙江省在全省範圍內的調查與統計材料，將農村經濟的各項損失分類列舉如下：
1.農業損失。主要包括耕牛損失、耕作麵積損失、糧食遭劫損失、糧倉毀損等四大項，茲分述於下，損失價值以1945年底的法幣幣值為計算單位。
（1）耕牛損失：浙江省農戶估計為40萬餘戶，八年間先後受敵蹂躪者達3/4以上，即30萬餘戶，估計耕牛損失以1/3計，即全省損失耕牛達10萬頭，每頭以最低市價5.2萬元，總計損失52億元。
（2）耕作麵積損失：全省耕作麵積2800萬畝，八年間先後受敵蹂躪及因勞力缺乏而荒廢者估計為10%，計280萬畝，每畝春秋兩季平均生產3市擔，每擔以2000元市價計，八年總計1344億元。
（3）糧食遭劫損失：包括公有糧食和私有糧食兩類（見表2）。糧食遭劫損失按每擔2000元市價計，共約658億元。
表2 抗戰期間浙江農村糧食損失
表3 抗戰期間浙江農村糧倉毀損
（4）糧倉毀損（見表3）。糧倉毀損作價計2億元。以上各項農業損失累計達2056億元。
2.桑蠶損失。主要包括桑園損失、繭行損失、蠶種損失、蠶戶損失等四項。各項損失情形如下：桑園損失約100萬畝，每畝作3萬元，計300億元；繭行損失約150家，每家作100萬元計，計3億元；蠶種損失約90家，每家作2000萬元，計18億元；蠶戶損失約100萬戶，每戶50000元，計500億元。以上各項桑蠶損失共計821億元。
3.漁業類損失。漁船16000艘，計值160億元；每年淡水魚50萬擔，八年計值400億；每年海產物損失4000擔，八年計值4000億元。以上漁業類損失總計4560億元。
4.水利設施損失。浙江境內河道縱橫，水利興則農業旺，水利毀則農業損。戰爭期間，錢塘江工程遭到較為嚴重的毀損：全毀石塘及斜坡石塘計5376米；局部損壞石塘計2825米，局部損壞石坦水護塘工程3904米，被毀土塘護石工程計10115米，局部毀壞水閘7座。此外，淪陷區各縣舊有水利工程也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經敵淪陷或遭流竄，凡被敵破壞之水利工程，包括閘壩堤蓄水庫等水利設施，或正在興築工程，被敵破壞損失的約40餘縣，平均按照每縣500萬元計算，合計（現時幣值）2億元。測量儀器損失經緯儀9架、水平儀8架及其他水準平板儀等。氣象測量器材及設備等損失計有水銀氣壓表、自計風向風速計、濕度計、電訊設備等，共計大小5萬套。這些項目在戰後初期的戰爭損失調查中均未作價，我們姑且不計，隻計各縣水利設施毀損數2億元。
綜合上列農業、桑蠶、漁業、水利等各項損失，八年抗戰時期，浙江農村經濟的直接損失就在7439億元（1945年法幣幣值）以上，這還不包括因戰爭所致的間接損失。巨大的損失使本來就很脆弱的農村經濟更是遭到了滅頂之災。
五、結論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一方麵破壞了浙江近代以來所積累的現代化建設基礎；另一方麵，日本占領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將浙江的資源用於其侵略戰爭，對浙江人民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盤剝，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損失。
金融業方麵，浙江原來的官、商銀行所存物資和現鈔大量被日偽搶奪，日本銀行的分支機構在浙江大量發行軍用券，並扶持偽政權建立銀行，發行“華興券”、“中儲券”等偽券，通過這些手段建立起了掠奪浙江商民的偽金融係統，致使浙江金融和人民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但具體損失難計。工業方麵，日軍的軍事進攻使浙江原有的工業因工廠或機械被毀失去生產能力，日軍占領當局為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對浙江重要的工業資源采取了直接的掠奪，還通過“統製”等多種手段壟斷經濟，為侵略戰爭服務，從而使浙江的工業基礎受到了極大摧殘，戰爭損失嚴重，僅直接工業損失就達392億元（1945年底法幣幣值，下同）。交通運輸方麵，戰爭期間鐵路、公路及相關設備都遭到重大破壞，僅公路交通的損失達到168億元。農村經濟方麵，浙江的各項農業損失達2056億元、桑蠶損失821億元、漁業損失4560億元、農村水利設施損失2億元，總計7439億元。
綜述以上各項，浙江有據可考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7999億元，如果按1945年12月美元與法幣1∶20的比價，共值約400億美元。這些損失絕大部分是民間的損失，這還不包括因統計資料缺乏而無法列入的許多重要經濟項目的直接損失，也基本上不包括各種間接的損失。由於戰爭給浙江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壞，浙江的現代化進程因而受到重創。一般認為，直到戰後的1952年，整個經濟才恢複到戰前的最高水平。
提 要: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一方麵破壞了浙江近代以來所積累的現代化建設基礎；另一方麵，日本占領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將浙江的資源用於其侵略戰爭，對浙江人民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盤剝，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損失，僅浙江有據可考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7999億元，如果按1945年12月美金與法幣1∶20的比價，共值約400億美元。這些損失絕大部分是民間的損失，這還不包括因統計資料的缺乏無法列入的許多重要經濟項目的直接損失。由於戰爭給浙江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壞，浙江的現代化進程因而受到重創。一般認為，直到戰後的1952年，整個經濟才恢複到戰前的最高水平。
關鍵詞: 抗日戰爭 浙江省 經濟損失
作者袁成毅，杭州師範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浙江省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主（郵政編碼310036）。
抗日戰爭爆發前，總體而言，浙江的經濟在全國來講相對比較發達，但自從1937年11
月日軍侵略浙江，在此後的八年時間裏，浙江的經濟由於日軍的侵略和破壞，蒙受了巨大的損失。本文擬從金融、工業、交通運輸、農業等幾個方麵對浙江遭受損失的情形展開實證性的探討，以期對推動全國性抗戰損失的研究盡自己一點綿薄之力。①
一、戰前浙江金融狀況與日偽統治下的金融
國民政府建立後，在金融業方麵逐漸形成了以“四行二局”為主體的金融網絡，實現了對全國大多數地區的金融統治。浙江地處東南沿海，近代以來經濟較為發達，在國民黨統治建立前就初步具備了近代化的金融雛形，因此國民政府極為重視對浙江金融業的控製，其四大銀行先後在浙江建立了分行或分支機構。
（一）戰前浙江金融狀況
早在北京政府時期，兩家國家銀行—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就已經在浙江設立了分行。其中，中國銀行杭州分行不但擔負著國家銀行的職能，同時還兼有浙江省省銀行的職能，因此它成為浙江境內規模最大、實力最強的銀行。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到上海，納入了國民政府的控製之下，當然該行在浙江的分支機構也就變成了國民政府在浙江的金融機構，不過從此浙江的中國銀行職能與以前有所不同。根據1928年10月26日國民政府公布的《中國銀行條例》，該行被改組成國際匯兌銀行，主要職能是代理政府發行海外公債及經理還本付息業務、經理政府存在國外各項公款及收付業務、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代理一部分國庫業務。以前由該行代理國庫的多數業務被移歸國民政府的中央銀行，代理省庫的業務轉移到浙江地方銀行。
中國銀行在致力於國際匯兌業務的同時，在浙江地方事業建設中也起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在杭州電氣公司新建發電廠、浙贛鐵路修建、錢塘江大橋修建等項目中均給予大額貸款，此外中國銀行杭州分行對全省絲綢、輕紡、鹽業、造紙、交通等工商業也發放了大量的貸款，有力地支持了浙江的經濟建設。戰前，中國銀行在浙江的20多個分支行、處擁有資產7000萬元，放款3600萬元，是浙江省實力最大的銀行。②
中國銀行之所以成為浙江省最具影響的銀行，原因是多方麵的：第一，雖然其過去代理的國庫、省庫業務都已移出，但由於當時中央銀行在浙江的分支機構較少，很多地區的代庫業務還得委托中國銀行代理，連浙江省的鹽稅和關稅也是由中國銀行代收。浙江地方銀行的力量也不夠強，一般省政府發行債券的經理工作也多委托中國銀行辦理。第二，由於傳統的錢莊業的蕭條，中國銀行憑其較強的實力吸引了較多的儲戶。第三，中國銀行在浙分行依靠總行對多餘的資金進行調劑，保證了資金的流動。
交通銀行在北京政府時期也在浙江設立了分行，但影響不大。1928年11月16日，國民政府公布了《交通銀行條例》，該行被改組成為全國發展實業銀行。其主要職能是：代理公共實業機關發行債票及經理還本付息事宜；代理交通事業之公款出入事項；辦理其他獎勵及發展實業事項；經理一部分國庫事項。該行改組後在浙江省內增設了分支機構，1930年又設了儲蓄部和信托部，開始辦理儲蓄信托業務，業務得到了一定的發展。
1928年11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了新的國家銀行——中央銀行，它集中了全國的貨幣發行權並逐步實行了財政收支的統收統支。1929年5月，該行在杭州成立了分行。此外，1935年國民政府建立的中國農民銀行也在杭州設立了分行。據統計，截止到1937年，浙江全省國家銀行共設有37個分支機構。國民政府的“四行”通過大大小小的分支機構，基本上控製了浙江的金融業。
在浙江除了上述“四行”的分支機構外，較有影響的銀行還有浙江地方銀行，但受國民政府金融壟斷抑製。
浙江地方銀行創建於清末，民國初年實行官商合辦，1923年官商分家，分出來的商股成立了浙江實業銀行，是著名的“南三行”之一，官股改組為完全省辦的浙江地方銀行。國民政府建立後，浙江省政府對浙江地方銀行進行了較大的改革，作為省立銀行自然有許多其他銀行不具備的特權，其中最主要的是省庫的代理。該行通過政府出麵在省內各縣廣設機構，使代庫工作普及到每一個縣城，通過代庫業務該行獲得了巨額的低息和無息資金；同時由於機構的普設，為其開展一般的存匯款業務也提供了便利。浙江地方銀行代理省庫、縣庫促進了浙江省財政製度的進一步規範化，在省地方銀行代理前，大部分縣的庫款上繳和下撥要用現款解送，風險較大，又極不方便，地方銀行設行代庫後就大大方便了各級政府。除了代庫業務外，浙江地方銀行在20世紀30年代還一度辦理過發行的業務。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發生後，金融恐慌，現金缺乏，原有的發行銀行因各地的擠兌風潮頻頻發生，相繼減少發行額，致使貨幣供給不能滿足市場要求；而浙江地方銀行卻利用此機會，在征得財政部批準的情況下，於1933年發出兌換券900萬元，流通餘額340萬元，還在上海、蘇州、無錫、南京等地設立兌換處，其發行業務直到1935年國民政府實行幣製改革後才停止。為了擴大業務範圍，1934年1月，浙江地方銀行還在總行設立了農村貸款處，開始了農業貸款業務。
國民政府的金融壟斷特別是發鈔權的壟斷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浙江商業銀行的實力。20世紀30年代早期，浙江的商業銀行不論是外地來浙建立的銀行還是本省的銀行，資金積累都比較快，特別是具有發鈔權的中國通商、中南、浙江實業、浙江興業等通過發鈔獲得了大量低息或無息資金，從而取得巨額利潤，但經過1935年國民政府的幣製改革，法幣發行權被國民政府的三大銀行所壟斷，地方商業銀行一落千丈。另外，國家資本還通過官股的形式加入一些商業銀行以圖對其控製，如四明商業儲蓄銀行在1935年被以官商合股的形式改組，但官股隻是以公債抵充、商股則僅以一成半折價，即舊股每100元折成新股隻值15元，使四明銀行僅存商股33.75萬元，國民政府則以366.25萬元公債抵充官股。③
國民政府的金融資本還逐漸向農村滲透。
在國民政府建立初期，浙江省的農村經濟蕭條，農民收支不能相抵。據1927年和1928年的統計，金華等八縣農民家庭收支不能相抵者達59.49%，負債農戶與全村農戶的比例也達58.81%，農民要維持正常的生活和生產不得不通過各種方式來融資。一般主要有如下幾種：第一，向地主或商家借貸。在浙西，短期借貸不需抵押，但仍需擔保，除借貸現款外還包括借糧與賒糧，各地利率不等。第二，典質。浙江當時全省約有典當行300餘家，農民可典當服飾或耕用農具，利率各地有別。第三，錢會。即農民在有急用時邀集若幹友人每幾個月或一年舉行一次，積少成多。在上述這些辦法中主要還是靠借貸，故農村的高利貸現象嚴重，極大地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導致了農村社會的蕭條。
為了改變農村的金融形勢，將農村金融控製在政府之手，1928年6月，浙江省政府決定設立農民銀行籌備處，根據省政府《浙江省農民銀行條例》，農民銀行之放款是專供農業生產之用，其放款以貸與農民所組織的信用合作社為限。中國農民銀行杭州分行成立後，省政府將籌備處撤銷，投資50萬元，另向該行撥款38萬元，用作農民低利放款，放與建設廳所認可的有限、無限和保證責任的各種合作社，由合作社再轉放與農民，一般的放款利率為月息8厘或1分，這較之高利貸對農民來說無疑是很有利的。由於合作社成了農民與銀行放款的中間機構，因此一時各地的合作社紛紛成立，這些合作社多數是信用合作社，全部合作社的股本總額137002元，其中以信用合作社為最多。④農村信用合作事業在一定程度上使城市遊資流向農村，客觀上對當時的農業生產有一定的積極作用。但在不少地方，一些鄉間豪強常以組織合作社為名，通過與官府結合，從農行借得低利貸款，然後再轉借於農民，從中取利，成了剝削農民的新工具。也有的地方由於農行的借貸條件過細過苛，農民根本無法取得貸款，致使一些農行的資金難以流動，隻得再流向城市的工商業部門，失去了其本意。1936年以後，浙江的信用合作業務轉為發展桐油、棉花、蠶絲、茶葉等特產合作業務，當時浙西的蠶絲、浙東的棉花等大半均歸合作社經營，這與前期的合作業務是不同的。⑤
總之，戰前浙江的金融狀況是：國民政府基本上在浙江實現了金融資本的國家化，國家金融資本開始積極地投資各項建設事業，如工商業、農業等領域，這為浙江經濟建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保障。遺憾的是，這個良性的開端被日本侵略戰爭打斷了。
（二）抗戰時期浙江金融業的損失
抗日戰爭時期，浙江金融業的損失首先表現為各金融機構庫存物資和鈔券的直接損失。
日軍侵略浙江首先是從杭嘉湖地區開始的，之後逐漸擴大到浙東和浙南等地，日軍侵略所到之處，浙江的金融業也遭受了空前的掠奪和摧殘。特別是在金融業較為發達的杭嘉湖地區、寧紹地區，日軍對各地來不及搬遷的銀行和錢莊強行劫奪，如杭州中國銀行庫存的銅圓數百箱及中行湖墅倉庫所存的絲綢等抵押物資、湖州中國銀行菱湖倉庫均被搶劫一空。
伴隨著日軍的軍事侵略，日本占領當局開始建立自己的金融機構。在日軍侵入杭嘉湖地區時日商銀行橫濱正金銀行和台灣銀行即到浙江開拓業務，台灣銀行在嘉興成立了辦事處，橫濱銀行在杭州設立了支行，後來還在寧波、紹興和金華等地設立了“出張所”（辦事處）。日本這兩大銀行的主要功能是代理日本軍用券的發行，撥付日軍軍晌，為敵偽機關和企業服務。其所發的軍用券根本沒有發行準備，也不編號，發行數額不定，可以根據需要任意印製和發行，強行上市，強迫人民使用，甚至還通過使軍用券升值的辦法來加強對人民的掠奪。軍用券的實行打擊了淪陷區法幣的地位，攫取了民眾勞力所得的物產。為了推行軍用券，日偽方麵是不遺餘力，日偽的“販賣協議會”通過軍用券實施對物資的統製，凡各地在販賣物品時，如不以軍用券購買，禁止交易。⑥除辦理軍用券業務外，兩大銀行一度也在杭州和寧波等地舉辦個人儲蓄業務，吸收一部分商業銀行和錢莊的存款準備金和保證金。
隨著偽政權的建立，日本侵略者將金融掠奪的途徑賦予了日偽政權所辦的商業銀行。偽維新政府成立後，1939年5月1日，在上海成立了華興商業銀行，發行紙幣“華興券”。1940年的華興銀行在杭州設立了支行，從事存、匯和推廣發行等業務。華興券以法幣作為發行準備，並與之等價流通，實際上並無保證準備。為了達到打擊法幣的目的，偽華興銀行還偽造法幣3500萬元，通行於蘇南、浙西、皖中等地，同時還謠傳法幣通貨膨脹，以期動搖人們對法幣的信心。不過盡管日偽想通過此舉來排擠法幣，達到控製和壟斷淪陷區的貨幣金融，但由於浙江淪陷區人民的堅決抵製，其在浙江的發行數量並不多，未達到日偽的預期目的。1940年12月18日，日偽又在杭州成立了浙民銀行，資本是華興券50萬元（其中商股40萬元，偽華興銀行10萬元）。後在吳興和嘉興成立了分行，在硤石設立了辦事處，該行的資本總額定為50萬元華興券，既辦理存匯業務也對本地工商業辦理定活期抵押放款。
汪偽國民政府成立後，為了統一汪偽政權下屬的金融業務，於1941年1月6日在南京成立了中央儲備銀行，作為偽中央銀行，實際上這是一個完全由日本侵略者控製的傀儡銀行，它完全秉承日本帝國主義的旨意，就連其資金的盈虛也得依賴日本橫濱正金銀行來調劑。日偽通過中央儲備銀行獨占了貨幣的發行（該行成立後，華興商業銀行的發行權被取消），大量發行“中儲券”，人民凡交納稅款、購買車票、支付水電費等開銷必須用中儲券，就連日偽的機關、企業發薪及收購物資也均用中儲券，私營單位用中儲券發工資，給予5%手續費，並以優惠的條件與商業銀行、錢莊簽訂合約，代為推行中儲券。日偽通過這些措施壟斷了金融市場，強製集聚資金，扶持敵偽的壟斷企業，掠奪資源物資，支持軍工生產，為日本的侵略戰爭效勞。⑦1941年3月10日，偽中央儲備銀行在杭州成立了支行，次年4月，寧波淪陷後又在寧波設立了支行，此外在嘉興、湖州、餘姚、硤石、紹興、鎮海等處設立了辦理處或辦事分處，殘酷掠奪浙江人民。據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儲券收換的數目，估算它在浙江境內的流通數，平湖一縣為67億元，寧波地區1926億元，湖州67億元，總計約7000億元。
日偽為了更廣泛地吸收社會遊資、推廣敵偽鈔券，還在杭州、寧波等地扶持了大量的小規模商辦銀行和錢莊，承做與上海之間的款項匯劃，通過匯劃往來掌握遊資，從事投機活動，取得利潤。另外，日偽對原來國民政府統治時期的一些官辦銀行分支機構也進行了改組，納入其金融體係之中。如杭嘉湖地區淪陷前撤往上海並成立了辦事處的杭州、嘉興中國銀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被日偽強行劫持改組，並在杭州和嘉興複業。汪偽浙江省政府在浙江地方銀行停業後又在杭州另組了浙江省銀行。無論是中儲係統銀行還是其他商業銀行都須受製於日本特務機關的監督和控製，不但開業和創辦要向特務機關申請，就是各分支機構對中儲券的發行數額也得由特務機關最後決定。
日偽的金融勢力還深入到了占領地區的農村。1938年底，日偽打著“民營”的招牌，在浙西推行“合作事業”，到1940年時，成立的合作社有餘杭的普濟消費合作社、崇德運銷合作社、嘉興興業紙筋生產合作社、吳興農產運銷合作社、平湖消費合作社、海鹽運銷合作社等。上述消費合作社不過是為日軍推銷仇貨服務而已，而運銷合作社則是為了便利日偽換取物資而已，這些合作社基本上由當地的漢奸所把持。⑧除了所謂民營合作社，日偽還成立有“官方”的合作社，這就是偽中國合作社在各地的分社，如杭州城市合作社、海寧、嘉興、吳興等縣分社等。這些合作社更是為了方便日本占領當局掠奪物資的壟斷機構。
綜述以上各點，戰時浙江金融方麵的損失是極為嚴重的，但要初步估算出金融損失的大致數目還是很困難。因為除了金融機構的直接損失外，更重要的是金融方麵的間接損失，包括國民政府在浙江的稅收、浙江省政府的稅收、日偽發行的偽鈔券、日軍發行的軍用券、偽國民政府發行的公債等。要逐一統計出這些損失，因史料的局限，實在不太可能，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曆史的遺憾，但我們僅僅從中儲券約7000多億元的流通數已可以看出日本侵略者對浙江人民的巨額掠奪。
二、戰前浙江的工業狀況與戰爭的破壞
（一）戰前浙江工業狀況
一般認為，現代化的核心是工業化。近代以來特別是民國以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雖然比較艱難，但工業化還是有一些成就的。⑨近代中國的工業化進程中有兩個較為顯著的特點：第一，沿海地區和內地存在較大的區域差異，據統計，戰前中國的3935家現代工廠有62%分布在江蘇和浙江地區。⑩第二，產業結構中輕工業的比重大於重工業。浙江地處沿海，是近代資本主義侵略勢力滲透較早的地區之一，資本主義的入侵催促了中國現代工業的產生，因此，浙江的現代工業較之中國內地的其他省份起步較早。在19世紀30年代就有寧波通久源軋花廠的建立，稍後又有杭州的通益公紗廠、蕭山的通惠公紗廠的相繼建立，揭開了浙江現代工業的序幕。20世紀初，浙江人投資辦廠出現了第二次高潮，到1911年，浙江的各類工廠有2493家（包括手工工場）。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忙於歐戰，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暫時放鬆，再加上民國初年一些鼓勵實業的政策導向，浙江的絲織、棉紡、針織、碾米、造紙等行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進一步采取了一係列發展實業的政策和措施，比較重要的有1929年的關稅自主、1931年的裁厘改統、1933年的廢兩改元、1935年的法幣改革等，這些措施為工業的發展創設了重要的條件。此外，從1927年至1937年的十年裏，雖然在全國範圍內內戰不斷，但總的來說，內戰對浙江影響不大，這在客觀上也是有利於浙江工業發展的。因此，經過十年的建設，浙江工業化水平還是又向前邁進了一步，到抗戰爆發前，可以說浙江的工業化進程在國內是比較為領先的。
浙江的電力工業是戰前發展最快的行業。早在1897年，杭州、寧波兩地的一些工商業者就設法集資創辦浙江省電燈公司和寧波電燈廠，但由於當時晚清政府的幹預和商民籌辦資金的困難等因素最終夭折。直到1911年，杭州大有利電燈股份有限公司終於正式建成了板兒巷電廠並向杭州城區供電，此後杭州、寧波、嘉興、紹興、溫州、吳興等地的一些富商士紳也競相興辦電力企業。由於辦電廠有較為可觀的經濟效益，就連一些較小的縣城和集鎮也逐漸辦起了小電廠。國民政府建立後，製定了鼓勵並規範民營電氣工業發展的法規，到1929年，全省僅登記在冊的民營電氣企業就達104家。除了這些較大的電力企業外，這一時期，由於浙江各地新辦工礦企業較多，對電的需求量增加，因此也刺激了浙江中小型電廠的發展。到1936年，浙江的電力工業已具有了相當的規模，電力工業的資本額也呈現了較大幅度的增長。電力工業的發展為其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重要的動力保障。
浙江自從清末以來即有少量煤礦得以開采，但浙江煤的儲藏量較少，據國民政府中央地質調查所統計，浙江的煤礦儲量為1億噸。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建立時，浙江隻有長興、壽昌兩個較大的煤礦。1936年浙江全省的煤產量為242472噸（主要是長興煤礦的產量）。
戰前浙江的機械工業雖然並不發達，但也具備了一定的基礎。據統計，全省有106家機械工廠，主要分布在杭州、寧波、溫州、鎮海、吳興等地，資本總額為354100元。
浙江的造紙業長期以來主要是手工造紙，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後，浙江的機器造紙業也得到了較大發展。1927年，民族資本家竺梅先和金潤庠在購買了嘉興和豐紙廠(後易名為民豐)和杭州武林造紙廠(後易名為華豐)後，逐漸擴大生產規模，初期經營黃紙版。由於該品種本輕利重，再加上產品運輸時所占噸位較高，而舶來品利潤不大，所以紙版市場一直被看好，以後兩廠又日漸擴大紙版品種。1936年民豐造紙廠依靠本國技術力量，試製成功了生產工藝複雜的卷煙盤紙，在市場上取代了外國進口貨，並獲得了國民政府實業部的專利。除華豐、民豐兩大造紙廠外，溫州的溫溪造紙廠、杭州的美利利造紙廠、蕭山的勤業造紙廠也都有一定規模。
絲綢業是浙江傳統的大宗產業。1924—1929年是浙江機械繅絲工業發展較快的一個時期，全省共興辦了機械繅絲廠19家。1929年以後，浙江的絲綢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不僅影響了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而且也波及到了中國，浙江作為中國經濟較為發達的省份自然免不了受衝擊。此外，由於日本在1931年發動了“九一八”事變，1932年發動了“一二八”事變，將戰火引向中國東北和上海等地區，這些地區正好是浙江絲綢工業品的重要銷售區域，因此，20世紀30年代初期，浙江絲綢業一度處於極為艱難的境地。為了扭轉困境，政府和商民都作了努力。在民族工商業者的推動下，浙江省建設廳先是頒布了四項救濟辦法：第一，由各縣市的有關部門組織公共烘繭，烘成幹繭儲藏待售；第二，勸導蠶農成批收集蠶繭以便於脫銷；第三，各縣市銀行及其他借貸機關發放低利幹繭抵押貸款；第四，各地原有蠶行蠶庫租給蠶農儲存幹繭。這些措施對於蠶農和廠商擺脫困境起到了一些積極作用。國民政府後來又發行“江浙絲業公債”，用來改良蠶桑、救濟工廠和改進絲廠設備。1932年浙江、江蘇兩省與國民政府實業部又商定各種辦法，采取措施，幫助絲綢業走出低穀。
戰前浙江手工業仍然保持著傳統優勢，從事手工業的人數眾多，1936年全省從事手工業者不下500萬人，而此時全省的人口為2033萬人，從事手工業者占到了總人口的25%。不少手工業品銷往海外，從1933年浙江手工業產品的出口來看，主要有杭縣的麻布、黃燒紙、草鞋、竹籃，海寧的羊皮、羊毛，富陽的紙、傘骨，於潛的桃花紙，海鹽的土布、夏布、皮毛，平湖的小布，武康的帚把、竹筷、黃沙缸，德清的燭芯，鄞縣的草、麻製品，奉化的紙，紹興的錫箔，餘姚的草帽，黃岩的草席，天台的棕線，衢縣的花箋紙，江山的土紙等。到1936年浙江的草帽、草席、刺繡等輸往美、法、英及南洋各國達1200萬元以上，紙傘、紙扇、毛筆等手工業產品更是遍銷國內外。應當指出的是，當時浙江的手工業雖然從業人員多，但其產值仍大大低於機製工業，我們從1936年浙江工業產品的產量和產值中明顯可以看到這點。據統計，1936年全省機製工業產值為100480188元，手工業品的產值為20405000元，機製工業產值遠遠大於手工業品產值。這說明浙江工業結構中機製工業已具有了相當的規模和水平。機製工業與手工業的資本額也有較大的差異，以永嘉（溫州）為例，1933年，手工業家數為632家，機製工業家數為77家，但前者的資本額為442175元，而後者的資本額達到了656175元，前者占整個工業資本額的40.3%，後者達到了59.7%。機製工業的資本額大於手工業的資本額，是浙江工業發展的另一個重要標誌，雖然機製工業在整個地區國民生產總值中所占的比重還不夠大，“然而，在一個由勞動密集型生產方法和前現代技術占主導地位的龐大的經濟體係之內，現代工業畢竟算是起步了。”
從戰前浙江工業資本中國家資本和民間資本的比例來看，戰前即使在全國範圍內，國家資本的比重也是遠遠低於民間資本的。據統計，1935年時，全國範圍內的國家資本占整個資本額的12%，而民間資本則占到了88%。就浙江而言，國家資本的比重似乎還要低，除了在公路和鐵路等交通運輸領域外，工礦企業中基本上不存在國家資本。
就浙江工業的區域布局來看，據國民政府經濟部統計，戰前浙江的工業廠家主要集中在杭嘉湖地區、寧紹地區及溫州地區。這些統計雖然並不全麵，但由此我們也可以看出浙江工業在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性。
總之，我們可以這樣概括戰前浙江工業的基本情況：在浙江的產業結構中，重工業雖然並不算發達，但電力工業還是有相當的成就的，為其他工業的發展提供了動力保障；煤炭工業雖然廠家不多，但生產規模還是有了提高；在造紙業中，傳統的手工造紙業漸呈衰勢，機器造紙業有了一定的規模；以絲綢業為主的輕工業在政府的苦心經營下，走出了世界性經濟危機的陰影，仍然保持著在全國的領先地位；就全省的工業結構來看，機製工業廠數雖不及手工工業家數，但產值和資本額都遠遠超過了手工業。從投資的主體來看，官辦工礦企業很少，民營企業占據著主導地位。就工業的區域布局而言，工業重心基本上在杭嘉湖地區、寧紹地區和溫州地區，其他地區則相對薄弱。總體說來，浙江整個工業的局麵呈現了較好的發展勢頭。
（二）戰時浙江工業損失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當淞滬戰役接近尾聲之際，戰火蔓延到浙江。12月下旬，杭州、嘉興、湖州等地大部分淪陷。日本侵略者由此開始了對這一地區工商業的野蠻掠奪與摧殘，錢塘江以北地區的工商業遭到了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此後，日軍在1941年又發動了寧紹戰役，1942年發動了浙贛戰役，浙江的淪陷區進一步擴大到浙東、浙西南地區，原有的工業基礎同樣遭到了巨大破壞。戰時浙江工業損失主要有以下幾種類型：
第一種類型是由於日軍的軍事進攻，一部分原有的工業因工廠或機械被毀等原因失去了生產能力，從而造成了損失。
戰前浙江的電力工業有110餘家，抗戰期間損失慘重，如嘉興永明電氣公司事務所的房屋毀於戰火，杭州電氣公司在國民黨軍隊退出杭城時曾將閘口新發電廠內的機器自動破壞了一部分，以防資敵。杭、嘉、湖地區淪陷後，華豐、民豐等大型造紙廠被日軍強行霸占，耗資10萬元籌建的溫溪紙廠無法經營，一些勉強開工的紙廠也由於原料昂貴相繼歇業。浙江的機械工業也同樣損失巨大，規模較大的武林、大來、協昌、胡金興、應鎮昌等五家機器廠本來準備裝箱運往四川，但隻有一部分零件運到浙江尚未淪陷的地區，據當時浙江省政府主席黃 紹估計，杭州搬到金華的工業設備僅及整個設備的1/10。經曆了整個抗日戰爭，到1945年，浙江的機械工業廠家隻剩下了22家。絲綢業被破壞的情形更為嚴重，日本侵略者不僅給絲織業造成了瀕於覆滅的境地，也給廣大的蠶農帶來了無法挽回的損失，全省戰前共有大小私人種場達105家，在戰爭中90%被摧毀，如杭州的西湖、萃盛、西溪、鳳亭等種場，嘉興的明明種場，都是規模較大的種場，均被戰火毀壞。整個戰爭期間，浙江的桑園麵積損失170萬畝，改良種產量損失95萬張，產繭量損失77萬擔，絲車損失4474台，繭行損失150家，產綢量損失250萬匹。
第二種類型是日本侵略者為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采取了直接的掠奪，其中主要是對各地所存物資和工礦原料的掠奪。
在整個戰爭期間，由於國民黨抵抗乏力，倉促撤退使得人民生命財產遭到了更大損失。在永嘉，國民黨黨政軍各機關大量物資未及時轉移，僅中央各運輸機關的桐油、銻、絲、茶等損失就達650萬元左右；縣倉庫損失米3076斤，商會損失12萬斤；商家損失1800萬元左右，住戶損失約200萬元。在瑞安，據估計商家損失60萬元，住戶損失40萬元，空襲損失26萬元。在慈溪，日寇大肆劫擄，按戶搜劫，致使中央貿易委員會暗中寄存莊橋（現屬寧波市）之物資，全部被劫，而民眾之糧食、金屬器皿、財物等，亦盡行劫去，裝載帆船30艘，運往寧波。
在戰爭過程中，日本鑒於國內資源貧乏，十分重視對占領區工礦資源的掠奪。日本的“華中礦業公司”就是專門在華中、華東從事礦業掠奪性開發的機構，該機構通過直營礦山的采掘和買礦等手段將工礦資源大量運回日本。浙江的氟石資源特別豐富，戰前日本已垂涎三尺，1941年日軍發動寧紹戰役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奪取氟石資源。至於其他戰略物資，日軍更是大肆掠奪。
各類金屬、木材也是日軍掠奪的重點。日軍占領當局指定日本的昭和通商、津下本洋行、莊保洋行等作為在杭州地區、寧紹地區、金華諸暨地區專事收購有色金屬的商社；指定三河興業、中國興業、津下本洋等收購上述地區的鐵類。據日本方麵自己的統計，昭和十七年（1942）在浙東奪取的重要戰略物資計有原木20945根、坑木311659根、坑木用原木235912根、有色金屬652311斤、銀幣白銅幣13982枚。昭和十八年（1943）在浙東的金華、蘭溪、武義、義烏、東陽、諸暨、浦江等縣奪取物資計有鐵屑175094公斤、銅幣179638公斤、其他有色金屬143769公斤。昭和十九年上半年在浙江取得物資計有銅幣3500公斤（14028911枚）、黃銅7000公斤、氟石16982噸、鉛5000公斤、鬆材5826石（112405根）、杉材31384根。
第三種類型是日軍通過多種手段利用原有工業基礎服務其侵略戰爭。
日本入侵浙江後，為了維持長期占領的需要，設法利用原有的工業設備，為其侵略戰爭服務。日軍入侵杭州後，將艮山門外的舊發電廠經修理後於1939年1月恢複發電，各項營業均由日軍嚴密監視。為了全麵控製京滬杭一帶的電力工業，1938年6月日本占領當局還成立了華中水電有限公司，壟斷該地區的電氣水道事業。
對於浙江的絲綢業，日本侵略者在占領了杭嘉湖地區後，即著手籌劃對浙江絲綢業的“統製”。1938年8月，日本國內一些大的蠶絲團體與偽實業部在上海聯合成立了“華中蠶絲股份有限公司”（簡稱“華中公司”）。該公司通過浙江省偽建設廳先後在杭州、嘉興等地設立了分公司（支店），在湖州、長安、硤石、海鹽等地設立了辦事處，具體執行“統製”事宜。從而在浙江淪陷區全麵壟斷了蠶絲業的各種環節。
正是通過上述這些不同的形式，浙江在戰前建立的工業化基礎遭到了重大打擊，浙江工業現代化的進程受到重創。
對於浙江各地工業所受的損失，浙江省政府在戰時就根據國民政府的有關規定要求各地將每次戰事所受的損失加以調查並上報。從現存檔案材料來看，各地上報到省政府的損失一般是在剛剛經曆戰事不久，對損失數量的調查和統計還是比較實事求是的，一般來說隻會存在因調查的倉促而導致的不全麵性。抗戰勝利後，國民政府又組織各地和各部門對抗戰時期的損失加以全麵調查和統計。據此，浙江省形成了一組可以說是最低限度的抗戰時期工業損失數據，戰時浙江工業損失最大的是戰前工業較為發達的杭嘉湖地區和寧紹地區。我們透過一些零星的統計數據也不難看出這些地區所受損失的程度：奉化縣戰時工業損失為145萬元；桐鄉縣工業（主要為電燈廠、造船廠、榨油廠、碾米廠）損失為75250萬元；嘉興縣戰時直接工業（包括電業）損失為78萬元；平湖縣工業（包括電業）損失為40萬元；鄞縣工業（包括電業）損失為3151萬元；浙江省在抗日戰爭時期各類工業的損失中，僅在國民政府經濟部注冊的269家工廠的損失就達1540萬元。
關於戰爭時期浙江工業損失比較完整的數據是戰後國民政府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浙江分署所匯綜的損失情況，詳見下表：
表1 戰時浙江省工業損失總計
從表1可知，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浙江僅淪陷區的直接工業損失就達392億元（1945年12月的法幣幣值）。考慮到戰前浙江官辦工礦企業很少，因此這組數據也可以看做是浙江民營工業的大致損失。此數據中尚未包括電力工業和煤碳工業這樣一些較大的行業損失，也未包括因戰爭所致的間接損失，因此這組數字還是相當不全麵的。盡管如此，它畢竟是浙江省政府根據各縣市各部門上報的原始數據匯總而成，具有較強的說服力，即使僅就這一組數據，我們也可以看出戰前浙江建立的現代工業基礎，在戰爭中遭到了重大的破壞，雖然在戰爭期間浙江省政府在大後方的處屬地區也建立了一些工廠，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業基礎比較薄弱的處屬地區的工業發展，但這些工廠多與軍需相關，戰爭一結束，這些廠家便多趨於萎縮，對於浙江區域的工業化進程沒有特別的推動作用。戰後的任務首先是對被破壞的工業基礎的重建，這使得浙江這個原本在中國還算工業比較發達的省份的整個工業化進程大大放慢了。這是日本侵略者欠下浙江人民的一筆巨債，誠如有的史學家所言：“我們可寬恕他們的滔天罪行，但不能忘記這一筆總賬。”
三、戰前浙江的交通狀況與戰爭中的損失
交通運輸業與一個國家的現代化進程具有非常重大的關係。在交通不發達的狀況下，貨物的運輸成本昂貴，商品經濟很難得到發展。中國的現代交通運輸業雖然起步很晚，但在國民政府統治的前十年，還是有若幹可圈點之處的。具體到浙江省，19世紀二三十年代浙江交通設施有了很大的改善，鐵路建設和公路建設的速度超過了以前任何一個曆史時期。
（一）戰前浙江交通狀況
中國鐵路的建築始於1876年，至1912年，全國的鐵路線隻有9618公裏，而且這些鐵路基本上是外國列強在華投資的結果。而在1928—1937年這九年時間裏，中國新建鐵路達7995公裏，是曆史上鐵路建設比較快的一個時期。浙江省境內的鐵路在南京國民政府建立前，隻有連接上海和杭州的滬杭線，全長195公裏（省境內長119公裏），杭州至寧波的杭甬線隻有寧波至曹娥江段開通，杭州至曹娥江段一直未能開工。1927年國民政府建立後，在浙江啟動了橫跨浙江腹地的重大鐵路線—浙贛線的建設。應當指出的是，該路的修建除了經濟的因素外，還有政治上的考慮，即便於調運兵力“圍剿”中國共產黨在江西的革命根據地。整個浙贛線全長947公裏，在浙江境內的裏程為325公裏，前後修築達八年之久，成為中國東南鐵路網的主要幹線。
浙贛鐵路的修築與此前的其他鐵路不同，其資金基本上來自本國。以中國銀行杭州分行為主並有浙江興業銀行、浙江地方銀行、中國農業銀行等先後發放了八次建設貸款，共計2590萬元，開創了國內銀行投資鐵路建設成功的先例。另外，中國銀行杭州分行還擔保了德國公司出借的鐵路材料墊款，因此浙贛鐵路也還是有一些中外合資修建成分的。在修築浙贛鐵路的過程中，為了連接錢塘江南北兩岸，進一步溝通南北交通，浙江省政府決定修建錢塘江大橋，該橋是由中國工程技術人員自行設計的全國第一座鐵路公路兩用大型橋梁。1935年4月，大橋全麵開工。到1937年9月26日，先是鐵路橋通車，11月，公路橋也通車。浙贛鐵路線沿途經過許多城鎮，這些城鎮又聯係著許多公路或縣道，通向廣大的農村，該線的修築極大地改善了浙江交通的基本麵貌。
公路建設與鐵路建設相比成本較低，在民國以前，浙江省基本上沒有適合汽車行駛的現代公路。但從1928年到1937年9年間，浙江省共增加通車裏程3307公裏。到抗戰爆發前，浙江已初步形成了以省會杭州為中心的公路交通運輸網絡。全省除定海、玉環、慶元、泰順、仙居等數縣外，其他各縣均已互相貫通。省際公路線可通江蘇、安徽、江西、福建及上海等市。在擴大公路建設的同時，有關交通的各項設備也已逐步充實，省政府公路局計有客貨汽車300餘輛，在杭州設有規模較大的汽車修造廠，在各重要路線設有修車、停車、材料場所20餘所。
戰前浙江省公路的營運基本上是以省營為主。省營公路的資本來源主要是靠加征田賦附捐和發行公路公債。省營運輸業的主管部門是浙江省公路管理局（隸屬於省建設廳），該局負責主管公路的保養、營業、運輸及其他業務。1927年全省省營運輸線路隻有48.58公裏，1928年，隨著新建公路的不斷增加，省營線路也進一步擴展，到1937年6月，省營運輸量占全省總營運裏程的63.22%。這一時期的運輸狀況是客運量大於貨運量，由於運輸成本低於規定運價，各線基本上每年均有盈餘。
民間資本的介入是浙江公路建設的一個重要特色。1928年以後，浙江省政府允許並鼓勵商民集資經營承築公路、辦理營運業務，並許以20~30年的專營權，這些措施對商民是較有吸引力的。這一時期有七家汽車公司共承築公路221.23公裏，但由於商人所集資金多用於築路，在添置和改進汽車設備上資金就較為短缺，所以這些商營者隻有個別公司如紹曹蒿、金武永等能夠盈利，多數公司經營效果不佳，最後隻得請省政府給價收回。從1931年起，浙江省又采取了省築公路租商營業的辦法，即民營公司付給省政府一定數目的築路借款和保證金後可獲得15~30年的專營權。這些措施實施以來，商人紛紛租營，到1937年抗戰前，全省有23家商營汽車公司經營著1297.82公裏的路線，占全省營運裏程的35.63%，而且絕大多數能夠獲利，從而在浙江各行業中成為民族資本比重較大的行業。
浙江省的公路運輸中還有一種形式是官商合營。較為典型的是“衢廣”與“縉麗”兩家官商合營的汽車公司。
浙江境內內河縱橫，且又屬於沿海省份，因此航運業也構成了整個交通業的重要方麵。浙江的航運業在20世紀30年代也有了較大發展，外海輪船航運業中輪船噸位等級有了明顯提高，1000噸級以上、3000噸級以下的輪船由1911年的3艘增至1935年9艘，500噸級以下的小輪船由1911年的7艘增至1935年78艘，增長了十倍多。外海輪船業的中心在寧波、海門、溫州等地，基本上形成了中國民族輪船占優勢地位的航運格局。杭嘉湖地區的內河航運競爭激烈，到1932年共有小輪企業43家，擁有汽船86隻，計988.13噸，航線遍及各主要內河，並延至上海、蘇州等地。這些內河航運企業多為民營，但規模最大的內河航運企業還是1930年浙江省建設廳承租的“招商局內河輪船公司”（承租後改名為“浙江省內河輪船營業處”），該公司由政府經營，但由於管理不善，1935年又交還招商局。
總之，國民黨統治初期的浙江交通運輸業雖然不能說有很大的成就，但它畢竟比以前有了較大發展，如果沒有戰爭的巨大破壞，交通狀況的改善必將會對整個經濟建設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
（二）戰爭中浙江交通損失
1937年11月，日軍侵入浙江，先是交通比較便捷的杭嘉湖地區淪陷，此後，日軍不斷擴大占領區。到1942年，日軍又發動了規模更大的浙贛戰役，浙江境內的淪陷區進一步擴大，至抗日戰爭結束時，浙江全省淪陷的地區計有1市69縣。戰前迅速發展起來的交通業在八年戰爭時間裏遭到了巨大破壞。
1.首先來看鐵路方麵的損失。滬杭鐵路連接上海與杭州，早在抗日戰爭爆發之前，在上海“一二八”事變中，該線即開始遭到戰爭的破壞。據當時的統計，滬杭鐵路損失客車6輛，貨車3輛，損失價值15.8萬元。滬杭路路軌、橋梁、建築物受損價值2萬元左右，營業損失91.4萬元。全麵抗戰爆發後，隨著杭嘉湖地區的淪陷，滬杭線也被日軍控製，杭甬線的杭州至曹娥江段，是在抗戰爆發前剛剛完工的一段鐵路線，卻因戰爭的爆發無法發揮其作用。
抗戰期間浙江鐵路損失最大的還是浙贛鐵路線。浙贛線的損失首先是錢江大橋被破壞。1937年12月，國民政府軍從杭州撤退之前，為了防止該橋資敵，自行炸毀該橋。隨著錢江大橋的破壞，錢塘江邊西興至湄池段國民政府軍也做了自動破壞。1939年3月，日軍向修河進犯，浙贛路西段受到威脅，中國守軍自動將南昌附近蓮塘至向塘路軌拆除，稍後從向塘向東拆至進賢，向西拆至樟樹，路線因之中斷。隻留東鄉以東機車29輛，樟樹以西車輛則運往湘桂路存放。在此時期，東段浙江境內的湄池至諸暨段也開始拆除。浙贛線隻剩下東段諸暨至鄧家埠435公裏，西段的樟樹至株州281公裏。1942年，日軍沿浙贛線發起了大規模的浙贛戰役，浙贛線受到了更為嚴重的破壞。同年8月，日軍在玉山以東開始拆除浙贛鐵路，一直拆到蘭溪，並將拆下的鐵軌、枕木等設施全部運到沈陽製造武器。該戰役結束後，國民黨當局於1943年8月修複了江山至上饒段，當時僅餘機車9輛，客車13輛，貨車89輛。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浙贛線隻能維持部分路段的營運，而且營運線路也是逐年下降。1938年為998公裏，1939年為438公裏，1940年為414公裏，1941年為414公裏，到戰爭結束時隻有86公裏。
除滬杭線和浙贛線外，浙江境內還有一條京滬線支線—蘇嘉鐵路線。這條線本來是國民政府在戰前為了國防運輸修建的一條線，它連接浙江境內的嘉興和江蘇境內的蘇州，全線長74公裏，建成於1936年。它的修建，使由南京到杭州的運輸不必再經過上海，但戰爭期間該線被日軍拆除。
2.再看公路運輸方麵的損失。公路運輸損失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第一個方麵是戰爭的直接影響所導致的公路毀損，如日軍通過空襲等手段對道路實施的破壞，此外也包括中國軍隊出於防止資敵的戰略考慮，不得不對原有道路所進行的破壞；第二個方麵是日本侵略者在占領區內利用原有設施實施“以戰養戰”的戰略，形成對公路營運的霸占，從而造成政府和民間的間接損失。
抗日戰爭爆發後，京滬各地相繼淪陷，浙江省政府公路局奉命遷移衢州，浙西淪陷區內的各公路線，相繼被日軍破壞。杭州修造廠內的一應設備及浙西各路儲存的器材、油料等大部分物資遭毀，所存各種車輛也多盡落敵手，僅有150輛車撤到尚未淪陷的金華等地。此外，1937年年底，國民黨當局出於防止資敵的考慮，對浙東沿海公路自動實施了破壞，造成了重大損失。隨著日本侵略的不斷擴大，浙江的交通路線越來越短。到1941年，浙江的公路僅剩下江山、金華、麗水、浦城的一圈，及金華、壽昌、淳安通徽州的一線。1942年浙贛戰役期間，日軍深入浙東腹地，各條公路線更是遭到了重大破壞，全省的公路隻剩了雲和赤石至福建浦城楓嶺的195公裏。事後雖然修複了江山至浦城一段以及常山至皖南一段，但由當時的臨時省會雲和到淳安去，須經過福建的浦城、江西的廣豐、上饒、玉山等地才可以到達。除了公路遭到破壞外，在金華、麗水等地的交通器材設備大部分損失，僅有的一些汽車也缺乏燃料，不得不使用樟腦油、鬆香提煉油、木炭作燃料。更多的運輸工具則是靠極為原始的手拖雙輪車， 在有些地方則多賴老百姓肩挑。時任省政府主席的黃紹就曾看到縉雲壺鎮至仙居的路上，挑鹽的民夫不下二三千人。浙江省的交通元氣大傷。
日軍在尚未占領的地區對公路線及設施實施了破壞的戰略，而對其所占領的地區即淪陷區則是通過各種手段霸占原有的公路線並壟斷營運權，從而全麵操縱了浙江淪陷區的汽車運輸業。日偽先後成立了幾大運輸公司，憑借特權，獨霸業務，獲取厚利。日本侵略者所得便是浙江商民所失，這也是抗日戰爭時期浙江交通運輸業蒙受損失的一個重要方麵。
除鐵路和公路損失外，浙江航運業在戰爭期間也遭到了巨大損失。海上航運和內河航運在日軍的軍事封鎖下，很難開展，運輸設備多被日軍所毀。
戰時交通運輸的損失包括直接損失和間接損失。直接損失主要指的是鐵路、公路、縣道、橋梁及運輸工具等方麵的損失，間接損失主要指的是因交通的破壞使交通部門和商家所蒙受的經濟損失及相關的其他經濟損失。對於直接損失我們從各種統計中可以看出一個大致情況，而間接損失一般是很難統計分析的，本文重在分析直接損失。
從1939年開始，浙江省根據國民政府的統一部署，就開始了對各項戰爭損失的調查，其中交通運輸損失也列入調查範圍。抗戰結束後，浙江省政府根據國民政府的有關規定，在全省更是進行了大範圍的戰爭損失調查。其中，關於鐵路方麵的損失由國民政府的鐵路部門負責調查，其他交通損失由省政府組織各地縣市政府展開。從調查的結果來看，交通運輸業是浙江省損失比較大的一個行業。
根據調查，戰時浙江的交通運輸損失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第一，浙江省公私車輛損失（包括手車）；第二，交通工程器材、油料、汽車修理機械等損失；第三，主要公路及各縣縣道的損失；第四，航運船舶損失。
世界近現代曆史表明，交通運輸在一個國家和地區現代化的進程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沒有交通的現代化就沒有整個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近代以來浙江的交通現代化進程雖然不敢說有很大的成就，但畢竟還是比以前有很大進步的。抗日戰爭時期浙江交通的損失一方麵是白白地耗費了浙江人民經曆了幾代人所付出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另一方麵，浙江人民不得不在戰後相當長的時期再花費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來修複被戰火所毀的鐵路、公路等基礎設施，這必然會影響到浙江現代化的整體進程。
四、農村經濟的基本狀況與戰時損失
抗日戰爭爆發前，浙江雖然具備了現代工業起步的若幹條件，但就全省人口從業狀況來看，絕大多數仍然是從事傳統農業，農村經濟仍然比較落後。具體表現在：第一，浙江省的農業人口眾多，而農村的生產力水平低下，生產工具基本上是幾千年來延續下來的傳統農耕工具，土地與人口的比例嚴重失衡，糧食短缺；第二，浙江農村的生產關係狀況仍然是傳統的租佃關係，資本主義性質的生產關係在農村基本上不存在，農民生產動力嚴重不足；第三，自然災害頻繁。農村經濟的這種狀況一旦遭遇戰爭，勢必會受到毀滅性的打擊。
總之，戰前浙江人多地少的自然條件和落後的生產關係嚴重地製約著浙江農村經濟的發展。浙江農村經濟既難禦天災，更難禦人禍。
由於戰前浙江的農村經濟本身就比較脆弱，因此戰爭對浙江農村經濟而言簡直是雪上加霜。概況地講，日本侵略對浙江農村經濟的破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一）對土地資源的直接掠奪和破壞
日軍在完成軍事占領後，強占大量耕地用做軍火倉庫、公路網、封鎖溝、兵營等。浙江在這方麵的損失雖不及東北淪陷區和華北淪陷區嚴重，但日軍在浙江實行“清鄉”時期，為了防止抗日力量深入到敵占區，日軍在廣大的占領區廣築籬牆，圈占土地，從而造成了土地資源的極大浪費。在有些地方，日本占領當局為了獲利，強令當時農民把稻田改為桑田，從而造成耕地的巨大損失。在有些地方則為了解決其薪柴問題，下令大肆砍伐樹木，如杭州的鬆木場、古塘、老東嶽等地及留下沿線、裏西湖等地的樹木均被大量砍伐。又如浙西的天目山以及浙東的四明山，原來都出產大木材，但在淪陷期間，被砍伐殆盡，這些樹木被日軍用來取暖或建築橋梁。這些林木的損失，使許多的林山變成了荒山，雨水難以吸收，常常會一瀉如注，成為暴洪；泥沙衝積，淤塞河床，使農田水利發生嚴重問題，並造成當地長期的生態惡化。
（二）對農村勞動力的屠殺與野蠻奴役
一方麵，日軍在戰爭過程中和維持占領的過程中，大量屠殺民眾，被屠殺者多數是農民，從而造成了浙江勞動力資源的巨大損失；另一方麵，日軍為了實現其以戰養戰的戰略意圖，強征浙江各地的農民為其做苦役，僅湯溪縣就被日軍強征勞工達3546人，計服役55491工。特別是日軍在浙江進行掠奪性開采氟礦資源的過程中，從各地強征了大量勞工，其中有不少被折磨致死。據估計，僅在茅洋礦中死亡的勞工就達2700多人。
（三）苛捐雜稅
日偽在占領地區的農村整理田賦賬冊，按戶征收田賦，此外還有營業稅、自治戶捐、自衛隊捐、船戶捐、箔稅、特別人口稅、貨物進出口稅等。在浙西，到1944年時，各種稅賦增加到了35種之多，不但名目多，而且數量大。據統計，當年日偽在浙西所征的田賦、營業稅、戶捐等稅收為6292595元；1943年上半年為25255823元，下半年更增加到了71599792元。
（四）對農村副業的摧殘
戰前杭嘉湖各縣蠶絲業較為發達，當地農民每年在蠶絲業上的收入超過每年產米的收益。以吳興為例，在1927年，吳興有絲織廠35家，繅絲廠12家，織絲電機2000餘架，吳興人的收入大半依靠絲業。但戰爭期間，當地絲業一落千丈。大小絲織廠僅存10家，絲廠4家，織綢電機隻剩了戰前的1/10。在浙東沿海地區，漁業也遭到了巨大破壞。戰前定海、象山、奉化各縣借漁業為生者達20餘萬，有大捕船1000餘隻，但在抗戰期間，海盜橫行，捕魚困難，加之有若幹種為修建漁具所必需的物資，如桐油、苧麻之類，國民政府出於防止資敵的考慮，禁運出口，以致漁具無法修建。特別是自太平洋戰事爆發後，海運斷絕，來自菲律賓的製網主要工具—漁烤，供應不繼，捕魚業的處境更是不利。
（五）日軍對農業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進行直接掠奪
日軍為了維持占領的需要，大量征用軍糧，有時候由偽政權和組織來進行，有時則是日軍直接出麵。在掃蕩時期更是如此，而且還給各地下達任務，如1944年下達到金華地區的軍糧征集任務為11375噸、浙東地區5700噸、諸暨5000噸、湖州地區7000噸。除糧食外，各種土特產品也是其強征的對象。蠶絲、茶葉是其掠奪的重點，日本的三井洋行及下麵承辦的白木公司、阿部市洋行、木丸洋行等都是經營茶葉的機構，日軍在戰爭過程中對浙茶的直接掠奪就更多了，僅中國茶葉公司浙江辦事處在浙江所存茶葉就損失了18336箱，價值1226861元。
（六）農民生活資料被破壞
房屋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資料，戰爭期間，由於日軍頻繁的軍事攻擊和空襲，使農村房屋遭受巨大損失。如武康、長興等縣，其損失百分比基本上在90%以上。特別是沿京杭國道的上柏、武康、三橋埠、埭溪、長興一帶，為敵我爭奪的遊擊區，日軍為施行掃蕩，將交通沿線房屋焚毀一空。運河塘岸之北靠近太湖的地區，所有村鎮的房屋，亦多焚毀。其次如義烏、江山、嵊縣等地，民房損失均70%以上。至沿海一帶，如奉化、鎮海各縣，災情亦頗嚴重。如1940年7月，日軍第一次登陸時，鎮海縣武寧鎮，原有房屋1200餘間，差不多全部夷為平地，居民多流為乞丐。據戰後的初步統計，浙江全省在抗戰期間被毀房屋達732900間，由於大批農民無家可歸，被迫淪為難民，到戰爭結束時，各縣農村因戰爭導致的難民人數2268557人。這些統計隻是一些零星的數據，離完整的損失數目還有相當大的距離，但從中我們也不難看出浙江農村在八年抗戰中所遭受損失的情形。
日軍侵略所造成的直接後果是浙江農村經濟的全麵衰退。據統計，戰爭期間浙江受害農村地區占總數的40%。杭州地區的農業產量僅及戰前的二成。戰爭造成了農民收入減少和生活的空前惡化。以浙江衢縣上埠頭村為例，抗戰前村裏有10餘戶借債，1942、1943年兩年增至45戶，其中中貧農有3/4借款。浙江省政府在戰後的調查材料中指出：“自抗戰以來，本省糧食迭遭敵偽搶掠，各縣因受戰爭影響，民不聊生，無可耕作，即有耕耘，輒遇竄擾，民須遠避，任其荒蕪，枯蒿遍野，且以連年水旱成災，遂致歉收，人民以糠夫樹皮草根充饑，餓殍隨見，不忍目睹。”
我們根據戰後初期浙江省在全省範圍內的調查與統計材料，將農村經濟的各項損失分類列舉如下：
1.農業損失。主要包括耕牛損失、耕作麵積損失、糧食遭劫損失、糧倉毀損等四大項，茲分述於下，損失價值以1945年底的法幣幣值為計算單位。
（1）耕牛損失：浙江省農戶估計為40萬餘戶，八年間先後受敵蹂躪者達3/4以上，即30萬餘戶，估計耕牛損失以1/3計，即全省損失耕牛達10萬頭，每頭以最低市價5.2萬元，總計損失52億元。
（2）耕作麵積損失：全省耕作麵積2800萬畝，八年間先後受敵蹂躪及因勞力缺乏而荒廢者估計為10%，計280萬畝，每畝春秋兩季平均生產3市擔，每擔以2000元市價計，八年總計1344億元。
（3）糧食遭劫損失：包括公有糧食和私有糧食兩類（見表2）。糧食遭劫損失按每擔2000元市價計，共約658億元。
表2 抗戰期間浙江農村糧食損失
表3 抗戰期間浙江農村糧倉毀損
（4）糧倉毀損（見表3）。糧倉毀損作價計2億元。以上各項農業損失累計達2056億元。
2.桑蠶損失。主要包括桑園損失、繭行損失、蠶種損失、蠶戶損失等四項。各項損失情形如下：桑園損失約100萬畝，每畝作3萬元，計300億元；繭行損失約150家，每家作100萬元計，計3億元；蠶種損失約90家，每家作2000萬元，計18億元；蠶戶損失約100萬戶，每戶50000元，計500億元。以上各項桑蠶損失共計821億元。
3.漁業類損失。漁船16000艘，計值160億元；每年淡水魚50萬擔，八年計值400億；每年海產物損失4000擔，八年計值4000億元。以上漁業類損失總計4560億元。
4.水利設施損失。浙江境內河道縱橫，水利興則農業旺，水利毀則農業損。戰爭期間，錢塘江工程遭到較為嚴重的毀損：全毀石塘及斜坡石塘計5376米；局部損壞石塘計2825米，局部損壞石坦水護塘工程3904米，被毀土塘護石工程計10115米，局部毀壞水閘7座。此外，淪陷區各縣舊有水利工程也多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壞：經敵淪陷或遭流竄，凡被敵破壞之水利工程，包括閘壩堤蓄水庫等水利設施，或正在興築工程，被敵破壞損失的約40餘縣，平均按照每縣500萬元計算，合計（現時幣值）2億元。測量儀器損失經緯儀9架、水平儀8架及其他水準平板儀等。氣象測量器材及設備等損失計有水銀氣壓表、自計風向風速計、濕度計、電訊設備等，共計大小5萬套。這些項目在戰後初期的戰爭損失調查中均未作價，我們姑且不計，隻計各縣水利設施毀損數2億元。
綜合上列農業、桑蠶、漁業、水利等各項損失，八年抗戰時期，浙江農村經濟的直接損失就在7439億元（1945年法幣幣值）以上，這還不包括因戰爭所致的間接損失。巨大的損失使本來就很脆弱的農村經濟更是遭到了滅頂之災。
五、結論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侵略者入侵浙江，一方麵破壞了浙江近代以來所積累的現代化建設基礎；另一方麵，日本占領者利用浙江的人力和物力，將浙江的資源用於其侵略戰爭，對浙江人民進行了前所未有的盤剝，浙江遭受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損失。
金融業方麵，浙江原來的官、商銀行所存物資和現鈔大量被日偽搶奪，日本銀行的分支機構在浙江大量發行軍用券，並扶持偽政權建立銀行，發行“華興券”、“中儲券”等偽券，通過這些手段建立起了掠奪浙江商民的偽金融係統，致使浙江金融和人民財產遭受重大損失，但具體損失難計。工業方麵，日軍的軍事進攻使浙江原有的工業因工廠或機械被毀失去生產能力，日軍占領當局為了達到以戰養戰的目的，對浙江重要的工業資源采取了直接的掠奪，還通過“統製”等多種手段壟斷經濟，為侵略戰爭服務，從而使浙江的工業基礎受到了極大摧殘，戰爭損失嚴重，僅直接工業損失就達392億元（1945年底法幣幣值，下同）。交通運輸方麵，戰爭期間鐵路、公路及相關設備都遭到重大破壞，僅公路交通的損失達到168億元。農村經濟方麵，浙江的各項農業損失達2056億元、桑蠶損失821億元、漁業損失4560億元、農村水利設施損失2億元，總計7439億元。
綜述以上各項，浙江有據可考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達7999億元，如果按1945年12月美元與法幣1∶20的比價，共值約400億美元。這些損失絕大部分是民間的損失，這還不包括因統計資料缺乏而無法列入的許多重要經濟項目的直接損失，也基本上不包括各種間接的損失。由於戰爭給浙江造成了如此大的破壞，浙江的現代化進程因而受到重創。一般認為，直到戰後的1952年，整個經濟才恢複到戰前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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