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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係《中國社會科學報》總第121期特別策劃“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5周年”文章之一。 侵華日軍細菌戰，在不同地區、不同時期謀略有所不同，但給中國人民所造成的疫情患亡和生態創傷都極其慘重。
中國東北是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的前進基地和細菌戰謀略中心，第731部隊和第100部隊使用細菌武器：一是大規模細菌實驗，除實驗室、野外靶場、城鄉居民區的細菌實驗外，還在原興安北省的蒙古族部落、三河地區以及遼陽、農安、長春、哈爾濱、林口、佳木斯等地，撒布鼠疫、炭疽、傷寒、霍亂等病菌，實驗細菌戰的方式及自身防疫法。二是配合關內細菌戰的謀略，如1940年，石井部隊實施的“新京”（長春）、農安“防疫戰”，實際上，此鼠疫是日軍散播細菌所為。三是日軍戰敗時，銷毀細菌戰罪證，卻使大量疫鼠四散，釀成東北鼠疫史上第三次大流行，鼠疫蔓延至內蒙古、吉林、黑龍江38個縣市旗，1946年至1948年，鼠疫患者51672人，死亡42967人。
在華北，抗戰初期，日軍圖謀在山西與陝北數十縣投擲細菌炸彈，嚇阻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在中國共產黨揭露下未能得逞；遂在華北交通沿線附近村鎮投放細菌，妄圖阻止八路軍向冀魯豫平原地區發展。武漢會戰結束後，華北犬牙交錯態勢形成，1939年和1940年，日軍對抗日根據地進行各種細菌攻擊實驗，如向村莊的街口、水井、水池、河水投放細菌等。1941年和1942年，日軍使用細菌由小規模、間隔長和主要針對軍隊，轉變為大規模、經常性和主要針對民眾。1943年，日軍相繼策劃實施了北京細菌實驗和魯西霍亂戰。1944年和1945年，日軍一麵在華北城鄉使用細菌武器，一麵在沿海地區準備以細菌戰應付美軍登陸。至日本投降，日軍使用細菌武器約70次之多，華北民眾被傳染致死約30萬人以上，患亡者共約100萬人。
華東、華中，敵我戰線分明而廣闊，日軍使用細菌武器較集中，規模大。1940年，日軍為封鎖寧波海港，9月至11月，石井四郎指揮第731部隊遠征隊，在1644部隊配合下，實施杭州細菌作戰，據邱明軒等調研，造成寧波、金華、溫州、台州、玉山、衢州、麗水、義烏等11個市縣疫病流行，平民患者3000人以上，死亡2913人。1941年，日軍為摧毀陪都重慶之大後方門戶，11月4日晨，實施對常德的鼠疫細菌攻擊戰。據常德市黨史研究室、湖南文理學院細菌戰罪行研究所的調查：當時檔案記載城區死亡37人。經過7年努力，走訪約30萬人次，獲得15000多份受害人材料。除常德城區外，鼠疫還蔓延至周圍10個縣、58個鄉、486個村。經過審核，確定7643份（人）為日軍鼠疫細菌戰受害致亡者。1942年5月至9月間，日軍進行浙贛作戰，實施細菌攻擊，造成浙贛鐵路沿線廣大地區鼠疫、霍亂、傷寒、炭疽等大流行，僅浙江、江西兩省30餘縣市平民感染疫病306989人，其中死亡53843人。數以萬計的居民傳染炭疽病，僅金華、麗水、江山三地，炭疽患者3000多人，死亡850多人。
在華南、西南，日軍配合其戰略戰役，實施大規模細菌攻擊。日軍8604細菌部隊，在廣州南石頭細菌實驗致死3萬以上粵港難民，在粵北、粵西、海南各地，以及廣西、福建兩地廣大城鄉，散播傷寒、鼠疫等細菌，僅1943年鼠疫大流行，這些地區死亡不下百萬人。由於日軍細菌戰，1941年鼠疫傳入閩北浦城，迅速蔓延到建陽、建甌、光澤、邵武、順昌、政和、南平、崇安等閩北各縣市，至1952年，鼠疫患者20112人，死亡19120人；並由閩北蔓延到福建各地，至1953年，全省鼠疫患者至少119039人，死亡92784人。日軍切斷滇緬公路後，於1942年5月4日，實施保山霍亂細菌攻擊，造成滇西地區暴發霍亂。保山城鄉死亡6萬餘人，雲南省有58個縣市霍亂流行，患病人數12萬人以上，死亡9萬人以上。1944年，日軍撤離滇西前夕，在滇西實施鼠疫細菌戰，鼠疫傳染計16個縣，患鼠疫死亡四五萬人。
據不完全統計，日軍在中國大陸對20個以上省區市實施了細菌攻擊，疫情蔓延至約290餘個縣市旗，患者約237萬人，死亡約65萬人。此疫情延至新中國成立後才得以根本控製。
但此患亡人數，基本上是依據當時的記錄（及此推算）而得出的。可以肯定，這是一個與實際患亡人數有不小距離的數字。已有研究表明，由於曆史原因，檔案記錄的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人數，不足實際受害人數的1/4至1/5；而近年來日軍細菌戰中國受害者調查，仍是有一定距離的數字，約為實際受害人數的1/2左右。因此，日軍細菌戰給中國人民造成的患亡總體數字，迄今乃至今後相當時期內，都難於做出精確的統計，隻能做出一個盡可能接近曆史實際的估算。據此分析來估算，可以初步認定：日本侵華戰爭細菌戰，中國受害疫病患者約700萬人，其中死亡者約200萬人。當然，這仍需要進一步的調研和考證。（出處：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謝忠厚）（本期特別策劃采寫工作小組：童力、宋暉、江哲、郭爍、劉鵬、黃維政）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