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選：“解剖”麵具下你不知道的日本人
日本人表現得很談定，但是肚子裏的喜怒哀樂和你我都是一樣的。在日本地鐵電車，如果有空座，一定是日本人比我動作快，先坐。[詳細]
日本：你所不了解的鄰居
2011-04-21 南方周末 南香紅
早年留學日本，後在日本工作生活，曾任中國細菌戰原告團長，與日本政府進行了十五年的中國民間對日細菌戰訴訟，和日本社會有著廣泛的接觸與交流。王選精通日語和英語，能夠以中國、日本及西方的多維觀察，以現實和曆史的視野，以個人細微的體驗細細剖析中國人所不了解的日本。
隱忍的日本人
記者：日本這次地震加海嘯加核泄露事件，讓中國人再一次聚焦日本，日本國民的冷靜、秩序、隱忍震撼著我們很多的國人，也讓中國人深感遠遠不了解這個離自己最近的鄰居，作為80年代即留學日本，後又和日本政府打了近二十年細菌戰官司的人，怎樣看日本引起的中國人驚訝、敬佩、疑惑交織的複雜情感？
王選：雖然我和日本交往很多，但這次地震還是讓我加深了對日本的了解，一刹那間就會失去了所有的東西，對日本來說，自然界是不定的，無常的。日本人的宿命論也許就是這麽來的。日本人會自動的去想象並討論日本列島的沉沒，過去我覺得是日本人過於擔憂，現在覺得是有根源的。靠海而生造就日本人“船上人的性格”，人生的漂浮性、流動性，隨船走，不貪浮財。日本人還常常把自己的國家稱為“日本丸”，“丸”在日語裏就是船的意思。船上的人是在海上活動的，分工明確，同生共死，要想打到更多更大的魚，就要冒風險。經常發生的地震，也影響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一位日本朋友到日本我家的住處，瞅著書架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書，問道：“要是地震了怎麽辦？”，可真是，我怎麽一點沒想到。八十年代剛到日本的中國人往往會覺得奇怪，經濟大國日本人屋子裏的家具怎麽那麽簡單，還又輕巧。所以日本人發明了很多袖珍的，便於隨身攜帶的用具。
應該說無法改變的自然的無常性，會使生存其中的日本人的性格生成某些特征。
記者：一個中國記者去采訪一個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家園和所有的一切，但老人臉上沒有悲痛，而始終有微笑，這是中國記者所不能理解的。老人的這個是不是就是被西方人稱作的“日本式的微笑”，Japanese Smile？這是不是日本人的一種集體表情？
王選：人其實都是一樣的，經曆這麽大的災難，心裏都會是很悲痛的，隻不過表現方式不同。日本社會文化不鼓勵人感情外露，喜形於色。比方說，我們看到日本電影裏演員的感情表達會很節製，比如高倉健，話憋在嘴裏，淚是收回去的。相比較而言，中國人的表達就比較放開，也比較放鬆。但是高倉健在中國也很有人氣，他收斂的表情還是把想表達的都表達了。在日本，“沉默是金”，“雄辯”一不小心的話，有可能成為缺點。話越少越好，斂而不露，特別是男人。在日本，最受喜歡的品性也許就是“majime”，即忠厚、老實、認真的意思，有時候還包含刻苦的意思。最受讚許的也許就是“節製”，甚至於表情、話語。
全世界的人，意大利人、美國人、法國人的性情都是有各自的特征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所謂Japanese Smile是有的，日語的教科書裏也提到，這種笑讓西方人別扭，中國人也別扭，在完全不應該笑的時候，嘴上掛起一絲微笑，那種感覺一時找不到詞來形容。我到現在都不習慣，什麽意思。
日本人的表與裏
記者：微笑、禮貌、歉讓、道謝，日本人臉上好像有一層殼，帶著一張麵具，你看不到底下的東西。
王選：彬彬有禮本身就是一種距離的保持。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起飛的時候，許多外國人到日本去，中國很多人去日本留學，一般都會感覺到這種人為的距離。日本精神分析臨床醫師土居健郞兩本名著《依賴的構造》（第1版1971年，第2版1989年，弘文堂）、《表與裏》（1985年，弘文堂）被翻譯成英文，以滿足特別是英語文化圈的人對於日本人理解的需要。《依賴的構造》2006年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書名為《日本人的心理結構》，“依賴”――amae一詞在中文裏沒有完全對等的表達，接近依賴、依附、依存的意思。“amae的構造”指的是人群內部，比如家庭、團體、企業等關係很近的人之間的一種互相依賴的共存關係，這種關係使被綁定的人們不去把道理講得清清爽爽，是非分得明明白白。土居健郞把這種日本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稱為“依賴的構造”。
舉一個“構造”內部的例子，80年代末，我在東京的一所商業性的英語教育學校教書打工。那個學校有很多分校，散布在離開市中心有些距離的市鎮上，每個分校收來的學費，都放在總部的一個盒子裏，不加鎖的。放的時候，也沒有人點數。我不管收費，所以也不去看那個盒子長什麽樣子的，再說心裏還是有些不適應吧。果然，有一天，說是錢少了。理論上來說，去過總部辦公室的所有的人都淪為懷疑對象，包括我在內。這個錢還能找回來嗎？
這個“構造”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個人的獨立的存在空間呢？不可能一個人和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完全融合在一起，變成一個人，或者完全一樣的人，於是，就得分成“表”與“裏”。在結構的群體裏，根據關係的綁定，顯示的一麵是“表”，而私下內心裏還護著一個“裏”。“表”是社會化需要的角色履行。英文版《表與裏》的付標題就是：個人與社會。
日語裏麵有“私的語言”，這個在中文裏沒有。舉個例子，日本人在公開的場合稱呼對方的時候，需要視對方和自己的社會地位的高低，來選擇稱呼，沒有中性的“you”這個詞；甚至在對方麵前提到自己時，也要這麽選擇合適的稱呼，沒有中性的“I”這個詞。假設說這是“表”的話，那麽一個人在對自己說話，或者腦子裏思考的時候，稱呼自己和稱呼別人就不受以上約束，不必用尊稱稱呼對方或以謙稱稱呼自己，以表示對對方按日本禮節應有的尊敬，可以用一些比較隨便的稱呼，或者帶有憎惡喜好色彩的稱呼，那就是相對於“表”的“裏”了。這種“私的語言”表達還不限於人稱。
“障子”遮護下的日本人
記者：《菊花與刀》裏邊有一句著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話：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甘認擺布，既忠誠不二又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等等，而我們日常看到的日本人似乎又在印證這個說法，比如：上班西裝革履，下班臥在榻榻米上；拚命工作，加班以致過勞死，下班又瘋狂喝酒唱卡拉OK。這是不是就是日本人的表與裏？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的性格當中的分裂傾向更大嗎？
王選：以上討論的“依存的構造”和“表與裏”是互相作用、相互存在的。日本人不能叛離這種依存結構，於是就有了這種兩重性，還不是一般心理學上說的分裂的兩重人格，那隻是一種表達和表現上的兩重性，所以中國人需要習慣於透過這兩重來理解日本人。從這點上來說，覺得日本人也活得挺不容易的，他們的自我表達要受到很多的限製和製約。有一位日本朋友對我說，你們中國人有了什麽事，可以逃到新疆去，可以到很遠的地方去，一輩子不見麵。日本這麽小一個國家，逃哪，一逃就到頭了，所以我們好歹都得一起過。這令人想起錢鍾書說的圍城，一個被圍了2000年以上的島國，人就被圍成這個樣子。日本人有時稱日本為“孤島”，被海洋包圍著，裏麵的出不去，外麵的又進不來，連成吉思汗的軍隊都沒打過去。還基本是單一民族。
常常有把中國和日本拿來比的，實際上兩個國家在很多基本的方麵根本就不對等，不對等怎麽比。中國以前是一個天下的概念，曆史上融入中國的民族有多少，修了長城都攔不住，融入後又變遷、移民，考證都成了一門很大的學問。中原的開封、南海的泉州還有猶太人呢。而日本人呢，是一個民族，一家子裏的人。90年代初有西方人評論說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現代部落。不過，自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國際化，社會也不斷開放，日本的年輕人打零工攢了錢就出國，也不在乎“終生雇用製”，沒那麽別扭了。我在日本留學時，打工教過托福考試班，班裏的學生都到美國、歐洲去留學了。不過大多數日本人學的是技術性的東西，比如去西班牙學踢踏舞、去法國學烹調、去英國學英國英語、去美國學美國英語，他們的目的都很明確，不像中國人那樣在乎學位。後來，日本年輕人轉而去傳統與文化獨特的亞洲、非洲、中東、南美小國家了。
日本人表現得很談定，但是作為人，肚子裏的喜怒哀樂和你我都是一樣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鐵、電車裏秩序好。同時我個人的經驗是，上了電車，如果有空座位，一定是日本人比我動作快，先坐上了。我算是靈敏的，但是不能和日本人比，他們快捷得像魔術師，不動聲色，還溫文爾雅。
日本人從小就是這樣訓練，冬天穿短褲，短裙等等。日本人一般不在別人麵前談自己和家人，在人前袒露，會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們總是用周到的禮貌小心地守著自己的一塊“裏”的空間。日式房子裏有可以拉的紙和木架的門叫“障子”，可以隨時拉起來，隔出一個獨立的空間，當然“障子”和牆不一樣，沒有完全隔離的功能，隻是“遮擋”，這是一個小巧的國度裏的人，又互相依存，又要保持相對獨立用的一種道具。
記者：日本人的國民性格有一種抑鬱、悲觀的一麵。日本人似乎有一種怕被拋棄，被群體拋棄的感覺，他們對集體的認同感和忠誠度特別高，這有什麽社會、製度和文化原因嗎？
王選：日本人有保險、社會福利製度，這次地震海嘯，政府也出來說買單。日本老百姓知道有人會來管他們，有安全感。這是日本人淡定的物的基礎吧。再說“依賴的構造”中的所有人都同樣遭遇。
中國人沒有這種安全感，曆史上，中國人往往依靠家族、親戚的幫助避難救災。再說中國主流信息會堵塞，即使有，小百姓也會覺得不可靠，寧願相信小道消息，中國人本能的第一反應就是要自己想辦法去救自己。
中國人也像日本人一樣隱忍有秩序？那怎麽可能！中國就是一個插隊的社會嘛，大家都找關係，不就是插隊嗎。當然現在社會提供的服務多起來了，插隊的必要性在降低，高鐵、高速公路，不插隊、不爭先恐後也能坐上火車上舒適的座位。不過，還是經常遇到有年輕人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起身的告訴你，請你換到另外一個原來他或她的座位上去，也不管你是否樂意。日本的新幹線坐了20多年了，還從來沒遇見過一次換座位的事。
裝在框框裏的日本人
記者：初到日本看到街上的招牌很多漢字，日本人和中國人也長得差不多，會讓人以為兩國很相似；再深入了解，又發現日本很現代，很西方。而實質上日本不東也不西，有的學者說，日本好似洋蔥，剝掉東方的，剝掉西方的，核心什麽也不剩了。
王選：從民族形成到國家的形成，日本和中國都是完全不同的。最近我看到對楊麗萍的一個訪談，覺得她真了不起，白族，那麽小的一個民族，但她對本民族的文化那麽的自信和驕傲，用她美麗無比的舞蹈挑逗著現代社會的凡俗，呼喚著我們基因裏的遠古的記憶。哇，太了不起了。中國在這方麵和美國像，就是移民組合的國家，多民族，多文化的基因混合。隻是移民的時代和條件很不同，融合的過程很長很曲折。南宋小朝廷所在地杭州市民吵架時，第一句話往往會說：“你是從拉裏來的？”。
日本人成天在一起，又不能得罪別人，隻有把自己適當的包起來。日本人離開這個“場”，置身另一個文化背景的“場”，原來的壓力係統突然沒了，會手足無措，原來被框在那裏的東西會反彈出來，日本軍隊侵略戰爭中的大量暴行，和這個也有一定的關係。土居健郎的《依賴的構造》裏也提到了：
“所謂‘出門在外，無所顧忌’。就是說在家門口時，均進進出出禮貌待人，謹言慎行，一旦到了異國他地，便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日本人的這種習慣曾多次遭受外國人的非難和指責。”（24~25頁，商務印書館）
所以人的內在的修養，也就是懂得道理，按照道理去行為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
話說回來，現在日本的年輕人已經習慣於外國，沒有那麽不自在了。由於從小就要參加很多體育活動和訓練，他們一般來說體格健康，再加上禮貌的舉止，容易給人留下好印象。
日本經濟起飛之後，引起西方的關注，許多人到日本，那時候出了不少英語寫的有關日本的書，日本人稱這類書為“日本人論”，日本人自己也寫。戴季陶也寫過《日本論》，很是經典，就是說不過時。
日本人說他們的文化是“be”文化，是順其自然而存在的，被動的文化，而西方是“do”文化，是采取行動的，主動的文化。日本人身上的許多規矩，是被從外部加於的。任何東西都被裝進一個框框裏，規範著，所謂“型”，模型的“型”，也是方式的意思。而中國人講究內在的修養，所謂修身養性，從內修出來。日本是一個“型”的社會，型在社會行為、習俗中被刻意遵守，強調，“型”也就成了它本身的意義，日本人在對“型”的遵守中，寄托了美學。比如說一個禮品，至少有三層包裝，最後放入一個帶著漂亮圖案的口袋，每一層包裝都是令人歎息的美麗，裏頭可能就是一塊豆腐。所以對於日本人來說，打開的過程中，顯出的一層又一層的精巧和色彩，往往又是上品的，給人帶來的感官上的愉悅，也是禮物的一部分呢。這也是節儉的日本人的一種奢侈吧。那些包裝用的紙和盒子我從來不舍得扔掉。低碳經濟。
在日本“型”幾乎是不能破的，如果你送人的禮物隻有兩層包裝，那就還不是不到位的問題，而是一，失禮；二，你錯了。在日本，天皇是“萬世一係”，不能推翻的，不像中國，農民、乞丐也可以當皇帝，隻要你有本事把原來的皇帝打倒在地。
日本製作軍人佩刀的匠人，隻管把刀作得堅韌、鋒利無比，這就是他的價值。至於鋒利的刀，終究是要用來架到人的脖子上這回事，他們是不問的。這是倫理的缺失。形式成為本質，就像京劇，一招一式裏的美，日本的茶道、柔道裏的規範、規矩也是這樣。
那時候的西方人的“日本人論”裏，一般都認為日本社會是confirmative，也就是說“順應型”的社會，換句話說就是“順其者昌”，這種社會使得人人都遵守統一的“型”，和大家同樣是最為安全的，不一樣，往往會引起周圍人的注意，甚至白眼。日本人常常說的一個詞就是“怪呀”，女人們還延長每一個音節的說。神戶小山上被遊覽的小洋樓被叫做“異人館”，那是貓眼睛的西洋人造的。
90年代初，我在築波大學讀書的時候，便宜的學生宿舍期滿不能再住了，就搬到了一個圈起來的單棟民房小區，因為住的是各種“異人”留學生，以色列、法國、希臘、伊朗、阿根廷、巴西人。。。，當地日本人叫那個地方“外人動物園”。
日本的依托式民主
記者：所以才會出現一個有趣的錯位，中國人覺得日本人在大災難麵前很了不起，素質高，有秩序，但是也有日本人認為就是這點不好，是被壓抑出來的？
王選：說日本是高壓社會，一般不會有什麽異議，日本人自己也這麽說。90年代初日本人有錢了，男女老少出國旅遊，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美國。到了美國，日本人有兩大驚歎，哇！美國實在是太大了，二是美國的外向性的、拓展式的、攻擊性的性格。他們告訴我，在美國，你要生存，不能是日本式的謙讓、禮貌和淡定。
日本人的“淡定”，好幾年前，我也領教過。有一次我坐新幹線從東京回關西的家。途中下起大雨，車子開得很慢，過了一陣子，車上廣播用一種非常機械、低悶、乏味的語調說，因為前方大雨，車子不得前行，非常抱歉。然後車子就停在半路上，也不告訴我們現在到了哪。全車廂的人，沒有一個人吭一聲，也沒有一個站起來。日本人可能平時上班挺累的，這麽一來，正好睡上一覺，再說這是由於自然界不可逆轉的原因，遲到了也無可指責。就這樣過了差不多大半夜，車廂裏連打呼嚕的聲音也沒有，實在單調難忍，邊上那個三四十歲的日本男人一點動靜也沒有。燈光昏暗，又不能拿出書來讀。突然廣播裏又嘰裏咕嚕的講了幾句，還是那麽沉悶乏味的聲音，列車慢慢的開了，把我們拉到離東京不遠的靜岡站停了下來，車門刺拉的開了，大家下去活動，我也跟著大家一起下車。跺著腳原地跳動的時候，和邊上那個人打了個照麵，他人模人樣的笑了笑，眼睛還是亮的。幾分鍾後，大家各自回到座位上，又是一片安靜。車子一路開到關西，已經是第二天早晨。那一個交換的笑容，是一夜中，我和同一車廂的日本人唯一的交流。是不是有點像村上春樹的小說。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啥都不問，不必問，他絕對信任新幹線的處理，二是他也別無選擇。
那種把自己的權利全部交給他者，對外在的秩序、規範，甚至於政治的絕對依托，日本人稱為“依托式民主”，也是一種依存結構的社會心理吧。這還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民主本來應該是要自己來行使、管理自己的權利的。
記者：“依托式民主”？
王選：阿姆斯特丹大學榮譽教授Karel van Wolferen是一位資深的日本問題觀察家，他在最近日本地震後發表的文章中說：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對日本生活的近距離觀察中，他從來沒有將日本人視為“隱忍”的人。而日本人之所以有這樣的舉動，是因為他們都是正派的人。他們不願意借自己的苦難而給他人添麻煩。他們相信並且依賴由精英組成的日本高層，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向以來日本人都是這樣相信的。就像那次雨中停車，沒有一個人去懷疑，去詢問，他們相信事情有擔當的人在那裏處理，他們是在被照應的，不添亂就行了。
這次海嘯暴露出這種依托式民主並不是完全可靠的，產生的缺陷還可能致命。少了監督，精英難免怠惰，管理難免錯誤。自民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治，日本造就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民主黨政權想改變官僚政治，顯然遭到了一個死板僵化的結構性的阻礙。此間，隨著金融危機，地震就來了。
戰後，日本人曾經認為都是那些精英把日本搞得一團糟。二戰前日本奉行精英政策，當時是軍事學院成績最好的人進日軍參謀總部，而不是品行最好的人。所以日本戰後一直強調平等教育，學校裏麵不排名次。
缺乏對精英的監督是很要命的。東京電力有十幾個副社長。日本社會有個慣例，部裏的高級官僚退休後，就到東京電力這樣的大企業裏任職，稱為“高官空降”。比如通產省的高官下來很多人都到了大企業裏，日本官僚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階層。前一段時間菅直人政府廢止這種慣例的舉動，觸動了許多人的利益。
大企業和自民黨的關係可以用千絲萬縷來形容，一般是國家把政策性的大項目撥給那些大企業，大企業從政府拿到大單子，再轉手承包給中小企業，包括進出口的配額。大企業靠這些退下來的高官和政府去打交道，國家的政策也靠這些大企業來支持，大企業也把自己手裏的選票交給自民黨。
東京電力這次受到日本媒體的質疑，這裏麵到底有多少人為的因素？有沒有什麽內幕要等到信息全部披露才可以判斷。
反正這一震把日本的問題也給震出來了，菅直人說這次對日本的打擊超過了戰爭，我想是沒有的，但是肯定是戰後最大的。中國人在讚賞日本人的隱忍，我想還是再看一陣子再去評價。日本是民族意識很強的國家，戰後美國第一任駐日本大使賴肖爾有一句名言，說日本是一個不需要愛國教育的國家。
記者：我們是否過於關注日本的經濟奇跡了？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日本？你這幾十年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又有什麽變化，日本人怎麽看中國？
王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日本的關注，一直以來都集中在經濟方麵，也有一葉障目的傾向。我們是從我們自身的需要出發，來看日本的，因為我們要發展經濟，所以就用經濟的有色眼鏡去看日本，全是經濟，幾乎沒有別的。前麵提到的土居健郎的名著，中文版的出版比英文版晚了20年，兩本名著中還隻有《依賴的構造》有中文版。還有一種就是用侵華戰爭的曆史印象去看當今的日本和日本人，戰後的一段視而不見。
3月27日，一些日本市民也起來反對核電站建設了，他們要求“停止全部核電站運營”、“更換能源政策”。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均衡發展就成為課題。中國目前的發展有些地方和日本50、60年代很像。日本立教大學教授上田信到我們村裏做細菌戰受害農村社會調查，他在中國很多農村社會做過調查。他說中國現在和日本急速發展的時候很像，GDP增長很快，但空氣、河流汙染，良田消失，他說中國不能重複日本的錯誤。1994年，我陪日本中小企業家到中國市場做調查的時候，他們就不斷的對我說，中國千萬不要搞成像日本那樣。那時候，我都不明白他們的意思。
中國的社會問題也會影響到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87年，剛到日本留學的時候，日本人老是要誇耀他們國家貧富差異小，按他們的說法是一億中產階級。那時候不理解，現在才有點明白過來。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讓日本人非常吃驚。一瀨律師和我講，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國遊客在銀座購買奢侈品。我從來沒有在銀座昂貴的高級百貨店買過東西，如果不是土屋律師的事務所在那裏的話，恐怕到現在都還不一定去。周圍的80年代出國的窮留學生裏頭，那時隻有我家訂了一份報紙，還是英文的，剪報還存著，有兩大箱。
日本人表現得很談定，但是肚子裏的喜怒哀樂和你我都是一樣的。在日本地鐵電車，如果有空座，一定是日本人比我動作快，先坐。[詳細]
日本：你所不了解的鄰居
2011-04-21 南方周末 南香紅
早年留學日本，後在日本工作生活，曾任中國細菌戰原告團長，與日本政府進行了十五年的中國民間對日細菌戰訴訟，和日本社會有著廣泛的接觸與交流。王選精通日語和英語，能夠以中國、日本及西方的多維觀察，以現實和曆史的視野，以個人細微的體驗細細剖析中國人所不了解的日本。
隱忍的日本人
記者：日本這次地震加海嘯加核泄露事件，讓中國人再一次聚焦日本，日本國民的冷靜、秩序、隱忍震撼著我們很多的國人，也讓中國人深感遠遠不了解這個離自己最近的鄰居，作為80年代即留學日本，後又和日本政府打了近二十年細菌戰官司的人，怎樣看日本引起的中國人驚訝、敬佩、疑惑交織的複雜情感？
王選：雖然我和日本交往很多，但這次地震還是讓我加深了對日本的了解，一刹那間就會失去了所有的東西，對日本來說，自然界是不定的，無常的。日本人的宿命論也許就是這麽來的。日本人會自動的去想象並討論日本列島的沉沒，過去我覺得是日本人過於擔憂，現在覺得是有根源的。靠海而生造就日本人“船上人的性格”，人生的漂浮性、流動性，隨船走，不貪浮財。日本人還常常把自己的國家稱為“日本丸”，“丸”在日語裏就是船的意思。船上的人是在海上活動的，分工明確，同生共死，要想打到更多更大的魚，就要冒風險。經常發生的地震，也影響了日本的生活方式。一位日本朋友到日本我家的住處，瞅著書架上一直堆到天花板的書，問道：“要是地震了怎麽辦？”，可真是，我怎麽一點沒想到。八十年代剛到日本的中國人往往會覺得奇怪，經濟大國日本人屋子裏的家具怎麽那麽簡單，還又輕巧。所以日本人發明了很多袖珍的，便於隨身攜帶的用具。
應該說無法改變的自然的無常性，會使生存其中的日本人的性格生成某些特征。
記者：一個中國記者去采訪一個老人，老人失去了家人、家園和所有的一切，但老人臉上沒有悲痛，而始終有微笑，這是中國記者所不能理解的。老人的這個是不是就是被西方人稱作的“日本式的微笑”，Japanese Smile？這是不是日本人的一種集體表情？
王選：人其實都是一樣的，經曆這麽大的災難，心裏都會是很悲痛的，隻不過表現方式不同。日本社會文化不鼓勵人感情外露，喜形於色。比方說，我們看到日本電影裏演員的感情表達會很節製，比如高倉健，話憋在嘴裏，淚是收回去的。相比較而言，中國人的表達就比較放開，也比較放鬆。但是高倉健在中國也很有人氣，他收斂的表情還是把想表達的都表達了。在日本，“沉默是金”，“雄辯”一不小心的話，有可能成為缺點。話越少越好，斂而不露，特別是男人。在日本，最受喜歡的品性也許就是“majime”，即忠厚、老實、認真的意思，有時候還包含刻苦的意思。最受讚許的也許就是“節製”，甚至於表情、話語。
全世界的人，意大利人、美國人、法國人的性情都是有各自的特征的，日本人也是如此。所謂Japanese Smile是有的，日語的教科書裏也提到，這種笑讓西方人別扭，中國人也別扭，在完全不應該笑的時候，嘴上掛起一絲微笑，那種感覺一時找不到詞來形容。我到現在都不習慣，什麽意思。
日本人的表與裏
記者：微笑、禮貌、歉讓、道謝，日本人臉上好像有一層殼，帶著一張麵具，你看不到底下的東西。
王選：彬彬有禮本身就是一種距離的保持。80年代後期，日本經濟起飛的時候，許多外國人到日本去，中國很多人去日本留學，一般都會感覺到這種人為的距離。日本精神分析臨床醫師土居健郞兩本名著《依賴的構造》（第1版1971年，第2版1989年，弘文堂）、《表與裏》（1985年，弘文堂）被翻譯成英文，以滿足特別是英語文化圈的人對於日本人理解的需要。《依賴的構造》2006年翻譯成中文在國內出版，書名為《日本人的心理結構》，“依賴”――amae一詞在中文裏沒有完全對等的表達，接近依賴、依附、依存的意思。“amae的構造”指的是人群內部，比如家庭、團體、企業等關係很近的人之間的一種互相依賴的共存關係，這種關係使被綁定的人們不去把道理講得清清爽爽，是非分得明明白白。土居健郞把這種日本人社會中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稱為“依賴的構造”。
舉一個“構造”內部的例子，80年代末，我在東京的一所商業性的英語教育學校教書打工。那個學校有很多分校，散布在離開市中心有些距離的市鎮上，每個分校收來的學費，都放在總部的一個盒子裏，不加鎖的。放的時候，也沒有人點數。我不管收費，所以也不去看那個盒子長什麽樣子的，再說心裏還是有些不適應吧。果然，有一天，說是錢少了。理論上來說，去過總部辦公室的所有的人都淪為懷疑對象，包括我在內。這個錢還能找回來嗎？
這個“構造”隨之而來的另一個問題是，個人的獨立的存在空間呢？不可能一個人和另外一個人或一群人完全融合在一起，變成一個人，或者完全一樣的人，於是，就得分成“表”與“裏”。在結構的群體裏，根據關係的綁定，顯示的一麵是“表”，而私下內心裏還護著一個“裏”。“表”是社會化需要的角色履行。英文版《表與裏》的付標題就是：個人與社會。
日語裏麵有“私的語言”，這個在中文裏沒有。舉個例子，日本人在公開的場合稱呼對方的時候，需要視對方和自己的社會地位的高低，來選擇稱呼，沒有中性的“you”這個詞；甚至在對方麵前提到自己時，也要這麽選擇合適的稱呼，沒有中性的“I”這個詞。假設說這是“表”的話，那麽一個人在對自己說話，或者腦子裏思考的時候，稱呼自己和稱呼別人就不受以上約束，不必用尊稱稱呼對方或以謙稱稱呼自己，以表示對對方按日本禮節應有的尊敬，可以用一些比較隨便的稱呼，或者帶有憎惡喜好色彩的稱呼，那就是相對於“表”的“裏”了。這種“私的語言”表達還不限於人稱。
“障子”遮護下的日本人
記者：《菊花與刀》裏邊有一句著名的概括日本人性格的話：日本人既好鬥又和善，既尚武又愛美，既蠻橫又文雅，既刻板又富有適應性，既順從又甘認擺布，既忠誠不二又背信棄義，既勇敢又膽怯等等，而我們日常看到的日本人似乎又在印證這個說法，比如：上班西裝革履，下班臥在榻榻米上；拚命工作，加班以致過勞死，下班又瘋狂喝酒唱卡拉OK。這是不是就是日本人的表與裏？和其他民族相比，日本人的性格當中的分裂傾向更大嗎？
王選：以上討論的“依存的構造”和“表與裏”是互相作用、相互存在的。日本人不能叛離這種依存結構，於是就有了這種兩重性，還不是一般心理學上說的分裂的兩重人格，那隻是一種表達和表現上的兩重性，所以中國人需要習慣於透過這兩重來理解日本人。從這點上來說，覺得日本人也活得挺不容易的，他們的自我表達要受到很多的限製和製約。有一位日本朋友對我說，你們中國人有了什麽事，可以逃到新疆去，可以到很遠的地方去，一輩子不見麵。日本這麽小一個國家，逃哪，一逃就到頭了，所以我們好歹都得一起過。這令人想起錢鍾書說的圍城，一個被圍了2000年以上的島國，人就被圍成這個樣子。日本人有時稱日本為“孤島”，被海洋包圍著，裏麵的出不去，外麵的又進不來，連成吉思汗的軍隊都沒打過去。還基本是單一民族。
常常有把中國和日本拿來比的，實際上兩個國家在很多基本的方麵根本就不對等，不對等怎麽比。中國以前是一個天下的概念，曆史上融入中國的民族有多少，修了長城都攔不住，融入後又變遷、移民，考證都成了一門很大的學問。中原的開封、南海的泉州還有猶太人呢。而日本人呢，是一個民族，一家子裏的人。90年代初有西方人評論說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現代部落。不過，自那以來，隨著日本經濟的國際化，社會也不斷開放，日本的年輕人打零工攢了錢就出國，也不在乎“終生雇用製”，沒那麽別扭了。我在日本留學時，打工教過托福考試班，班裏的學生都到美國、歐洲去留學了。不過大多數日本人學的是技術性的東西，比如去西班牙學踢踏舞、去法國學烹調、去英國學英國英語、去美國學美國英語，他們的目的都很明確，不像中國人那樣在乎學位。後來，日本年輕人轉而去傳統與文化獨特的亞洲、非洲、中東、南美小國家了。
日本人表現得很談定，但是作為人，肚子裏的喜怒哀樂和你我都是一樣的。大家都知道日本的地鐵、電車裏秩序好。同時我個人的經驗是，上了電車，如果有空座位，一定是日本人比我動作快，先坐上了。我算是靈敏的，但是不能和日本人比，他們快捷得像魔術師，不動聲色，還溫文爾雅。
日本人從小就是這樣訓練，冬天穿短褲，短裙等等。日本人一般不在別人麵前談自己和家人，在人前袒露，會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們總是用周到的禮貌小心地守著自己的一塊“裏”的空間。日式房子裏有可以拉的紙和木架的門叫“障子”，可以隨時拉起來，隔出一個獨立的空間，當然“障子”和牆不一樣，沒有完全隔離的功能，隻是“遮擋”，這是一個小巧的國度裏的人，又互相依存，又要保持相對獨立用的一種道具。
記者：日本人的國民性格有一種抑鬱、悲觀的一麵。日本人似乎有一種怕被拋棄，被群體拋棄的感覺，他們對集體的認同感和忠誠度特別高，這有什麽社會、製度和文化原因嗎？
王選：日本人有保險、社會福利製度，這次地震海嘯，政府也出來說買單。日本老百姓知道有人會來管他們，有安全感。這是日本人淡定的物的基礎吧。再說“依賴的構造”中的所有人都同樣遭遇。
中國人沒有這種安全感，曆史上，中國人往往依靠家族、親戚的幫助避難救災。再說中國主流信息會堵塞，即使有，小百姓也會覺得不可靠，寧願相信小道消息，中國人本能的第一反應就是要自己想辦法去救自己。
中國人也像日本人一樣隱忍有秩序？那怎麽可能！中國就是一個插隊的社會嘛，大家都找關係，不就是插隊嗎。當然現在社會提供的服務多起來了，插隊的必要性在降低，高鐵、高速公路，不插隊、不爭先恐後也能坐上火車上舒適的座位。不過，還是經常遇到有年輕人人坐在你的座位上，不起身的告訴你，請你換到另外一個原來他或她的座位上去，也不管你是否樂意。日本的新幹線坐了20多年了，還從來沒遇見過一次換座位的事。
裝在框框裏的日本人
記者：初到日本看到街上的招牌很多漢字，日本人和中國人也長得差不多，會讓人以為兩國很相似；再深入了解，又發現日本很現代，很西方。而實質上日本不東也不西，有的學者說，日本好似洋蔥，剝掉東方的，剝掉西方的，核心什麽也不剩了。
王選：從民族形成到國家的形成，日本和中國都是完全不同的。最近我看到對楊麗萍的一個訪談，覺得她真了不起，白族，那麽小的一個民族，但她對本民族的文化那麽的自信和驕傲，用她美麗無比的舞蹈挑逗著現代社會的凡俗，呼喚著我們基因裏的遠古的記憶。哇，太了不起了。中國在這方麵和美國像，就是移民組合的國家，多民族，多文化的基因混合。隻是移民的時代和條件很不同，融合的過程很長很曲折。南宋小朝廷所在地杭州市民吵架時，第一句話往往會說：“你是從拉裏來的？”。
日本人成天在一起，又不能得罪別人，隻有把自己適當的包起來。日本人離開這個“場”，置身另一個文化背景的“場”，原來的壓力係統突然沒了，會手足無措，原來被框在那裏的東西會反彈出來，日本軍隊侵略戰爭中的大量暴行，和這個也有一定的關係。土居健郎的《依賴的構造》裏也提到了：
“所謂‘出門在外，無所顧忌’。就是說在家門口時，均進進出出禮貌待人，謹言慎行，一旦到了異國他地，便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日本人的這種習慣曾多次遭受外國人的非難和指責。”（24~25頁，商務印書館）
所以人的內在的修養，也就是懂得道理，按照道理去行為是教育中不可缺少的。
話說回來，現在日本的年輕人已經習慣於外國，沒有那麽不自在了。由於從小就要參加很多體育活動和訓練，他們一般來說體格健康，再加上禮貌的舉止，容易給人留下好印象。
日本經濟起飛之後，引起西方的關注，許多人到日本，那時候出了不少英語寫的有關日本的書，日本人稱這類書為“日本人論”，日本人自己也寫。戴季陶也寫過《日本論》，很是經典，就是說不過時。
日本人說他們的文化是“be”文化，是順其自然而存在的，被動的文化，而西方是“do”文化，是采取行動的，主動的文化。日本人身上的許多規矩，是被從外部加於的。任何東西都被裝進一個框框裏，規範著，所謂“型”，模型的“型”，也是方式的意思。而中國人講究內在的修養，所謂修身養性，從內修出來。日本是一個“型”的社會，型在社會行為、習俗中被刻意遵守，強調，“型”也就成了它本身的意義，日本人在對“型”的遵守中，寄托了美學。比如說一個禮品，至少有三層包裝，最後放入一個帶著漂亮圖案的口袋，每一層包裝都是令人歎息的美麗，裏頭可能就是一塊豆腐。所以對於日本人來說，打開的過程中，顯出的一層又一層的精巧和色彩，往往又是上品的，給人帶來的感官上的愉悅，也是禮物的一部分呢。這也是節儉的日本人的一種奢侈吧。那些包裝用的紙和盒子我從來不舍得扔掉。低碳經濟。
在日本“型”幾乎是不能破的，如果你送人的禮物隻有兩層包裝，那就還不是不到位的問題，而是一，失禮；二，你錯了。在日本，天皇是“萬世一係”，不能推翻的，不像中國，農民、乞丐也可以當皇帝，隻要你有本事把原來的皇帝打倒在地。
日本製作軍人佩刀的匠人，隻管把刀作得堅韌、鋒利無比，這就是他的價值。至於鋒利的刀，終究是要用來架到人的脖子上這回事，他們是不問的。這是倫理的缺失。形式成為本質，就像京劇，一招一式裏的美，日本的茶道、柔道裏的規範、規矩也是這樣。
那時候的西方人的“日本人論”裏，一般都認為日本社會是confirmative，也就是說“順應型”的社會，換句話說就是“順其者昌”，這種社會使得人人都遵守統一的“型”，和大家同樣是最為安全的，不一樣，往往會引起周圍人的注意，甚至白眼。日本人常常說的一個詞就是“怪呀”，女人們還延長每一個音節的說。神戶小山上被遊覽的小洋樓被叫做“異人館”，那是貓眼睛的西洋人造的。
90年代初，我在築波大學讀書的時候，便宜的學生宿舍期滿不能再住了，就搬到了一個圈起來的單棟民房小區，因為住的是各種“異人”留學生，以色列、法國、希臘、伊朗、阿根廷、巴西人。。。，當地日本人叫那個地方“外人動物園”。
日本的依托式民主
記者：所以才會出現一個有趣的錯位，中國人覺得日本人在大災難麵前很了不起，素質高，有秩序，但是也有日本人認為就是這點不好，是被壓抑出來的？
王選：說日本是高壓社會，一般不會有什麽異議，日本人自己也這麽說。90年代初日本人有錢了，男女老少出國旅遊，他們最喜歡去的地方是美國。到了美國，日本人有兩大驚歎，哇！美國實在是太大了，二是美國的外向性的、拓展式的、攻擊性的性格。他們告訴我，在美國，你要生存，不能是日本式的謙讓、禮貌和淡定。
日本人的“淡定”，好幾年前，我也領教過。有一次我坐新幹線從東京回關西的家。途中下起大雨，車子開得很慢，過了一陣子，車上廣播用一種非常機械、低悶、乏味的語調說，因為前方大雨，車子不得前行，非常抱歉。然後車子就停在半路上，也不告訴我們現在到了哪。全車廂的人，沒有一個人吭一聲，也沒有一個站起來。日本人可能平時上班挺累的，這麽一來，正好睡上一覺，再說這是由於自然界不可逆轉的原因，遲到了也無可指責。就這樣過了差不多大半夜，車廂裏連打呼嚕的聲音也沒有，實在單調難忍，邊上那個三四十歲的日本男人一點動靜也沒有。燈光昏暗，又不能拿出書來讀。突然廣播裏又嘰裏咕嚕的講了幾句，還是那麽沉悶乏味的聲音，列車慢慢的開了，把我們拉到離東京不遠的靜岡站停了下來，車門刺拉的開了，大家下去活動，我也跟著大家一起下車。跺著腳原地跳動的時候，和邊上那個人打了個照麵，他人模人樣的笑了笑，眼睛還是亮的。幾分鍾後，大家各自回到座位上，又是一片安靜。車子一路開到關西，已經是第二天早晨。那一個交換的笑容，是一夜中，我和同一車廂的日本人唯一的交流。是不是有點像村上春樹的小說。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人啥都不問，不必問，他絕對信任新幹線的處理，二是他也別無選擇。
那種把自己的權利全部交給他者，對外在的秩序、規範，甚至於政治的絕對依托，日本人稱為“依托式民主”，也是一種依存結構的社會心理吧。這還不能算是成熟的民主，民主本來應該是要自己來行使、管理自己的權利的。
記者：“依托式民主”？
王選：阿姆斯特丹大學榮譽教授Karel van Wolferen是一位資深的日本問題觀察家，他在最近日本地震後發表的文章中說：在他長達半個世紀的對日本生活的近距離觀察中，他從來沒有將日本人視為“隱忍”的人。而日本人之所以有這樣的舉動，是因為他們都是正派的人。他們不願意借自己的苦難而給他人添麻煩。他們相信並且依賴由精英組成的日本高層，能夠解決所有的問題。
一向以來日本人都是這樣相信的。就像那次雨中停車，沒有一個人去懷疑，去詢問，他們相信事情有擔當的人在那裏處理，他們是在被照應的，不添亂就行了。
這次海嘯暴露出這種依托式民主並不是完全可靠的，產生的缺陷還可能致命。少了監督，精英難免怠惰，管理難免錯誤。自民黨長達半個多世紀的統治，日本造就了一大批行政官僚，民主黨政權想改變官僚政治，顯然遭到了一個死板僵化的結構性的阻礙。此間，隨著金融危機，地震就來了。
戰後，日本人曾經認為都是那些精英把日本搞得一團糟。二戰前日本奉行精英政策，當時是軍事學院成績最好的人進日軍參謀總部，而不是品行最好的人。所以日本戰後一直強調平等教育，學校裏麵不排名次。
缺乏對精英的監督是很要命的。東京電力有十幾個副社長。日本社會有個慣例，部裏的高級官僚退休後，就到東京電力這樣的大企業裏任職，稱為“高官空降”。比如通產省的高官下來很多人都到了大企業裏，日本官僚是一個非常穩定的階層。前一段時間菅直人政府廢止這種慣例的舉動，觸動了許多人的利益。
大企業和自民黨的關係可以用千絲萬縷來形容，一般是國家把政策性的大項目撥給那些大企業，大企業從政府拿到大單子，再轉手承包給中小企業，包括進出口的配額。大企業靠這些退下來的高官和政府去打交道，國家的政策也靠這些大企業來支持，大企業也把自己手裏的選票交給自民黨。
東京電力這次受到日本媒體的質疑，這裏麵到底有多少人為的因素？有沒有什麽內幕要等到信息全部披露才可以判斷。
反正這一震把日本的問題也給震出來了，菅直人說這次對日本的打擊超過了戰爭，我想是沒有的，但是肯定是戰後最大的。中國人在讚賞日本人的隱忍，我想還是再看一陣子再去評價。日本是民族意識很強的國家，戰後美國第一任駐日本大使賴肖爾有一句名言，說日本是一個不需要愛國教育的國家。
記者：我們是否過於關注日本的經濟奇跡了？那麽我們應該如何看日本？你這幾十年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又有什麽變化，日本人怎麽看中國？
王選：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日本的關注，一直以來都集中在經濟方麵，也有一葉障目的傾向。我們是從我們自身的需要出發，來看日本的，因為我們要發展經濟，所以就用經濟的有色眼鏡去看日本，全是經濟，幾乎沒有別的。前麵提到的土居健郎的名著，中文版的出版比英文版晚了20年，兩本名著中還隻有《依賴的構造》有中文版。還有一種就是用侵華戰爭的曆史印象去看當今的日本和日本人，戰後的一段視而不見。
3月27日，一些日本市民也起來反對核電站建設了，他們要求“停止全部核電站運營”、“更換能源政策”。
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社會均衡發展就成為課題。中國目前的發展有些地方和日本50、60年代很像。日本立教大學教授上田信到我們村裏做細菌戰受害農村社會調查，他在中國很多農村社會做過調查。他說中國現在和日本急速發展的時候很像，GDP增長很快，但空氣、河流汙染，良田消失，他說中國不能重複日本的錯誤。1994年，我陪日本中小企業家到中國市場做調查的時候，他們就不斷的對我說，中國千萬不要搞成像日本那樣。那時候，我都不明白他們的意思。
中國的社會問題也會影響到日本人對中國的看法。我印象非常深的是，1987年，剛到日本留學的時候，日本人老是要誇耀他們國家貧富差異小，按他們的說法是一億中產階級。那時候不理解，現在才有點明白過來。現在中國的貧富差距讓日本人非常吃驚。一瀨律師和我講，一大批一大批的中國遊客在銀座購買奢侈品。我從來沒有在銀座昂貴的高級百貨店買過東西，如果不是土屋律師的事務所在那裏的話，恐怕到現在都還不一定去。周圍的80年代出國的窮留學生裏頭，那時隻有我家訂了一份報紙，還是英文的，剪報還存著，有兩大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