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記憶與認同取向：衝繩社會和平意識之特征
林泉忠
本文初稿於七月十一日發表在台灣台東市舉行的“東北亞和平博物館論壇”研討會上，原題是《戰爭記憶與認同取向：衝繩社會和平意識之特征》。境內授權首發於《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日本衝繩縣（或稱“琉球”）是二戰期間日本國內飽受戰火蹂躪最深重的地區之一。
在二戰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衝繩島戰役（衝繩戰）中，戰死的人數接近二十萬，其中衝繩縣出身者超過十二萬，包括為數九萬多的一般民眾[1]，占當時衝繩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慘重之程度在遭受二戰戰火洗禮的地區之中亦屬罕見。這場戰爭所留下的陰影，數十年來在衝繩社會揮之不去，並使衝繩在戰後成為日本反戰意識最強烈、和平意識最濃厚的一個縣。
值得強調的是，盡管日本本土的廣島、長崎也同樣深受二戰之苦，也是和平意識強烈的地區，但是衝繩的反戰與和平意識卻多了一份廣島和長崎沒有的曆史沉重感，以及與近代以來跌宕起伏的國族認同錯綜複雜的關係。
今年正值日本薩摩入侵琉球四百年與明治日本吞並琉球一百三十年，在此一對衝繩而言異乎尋常的重要年份，來探討衝繩民眾和平意識中夾雜的曆史苦難以及與日本糾纏不清的情感關係，顯得更有意義。
一．衝繩戰紀念形式的多樣性
衝繩社會之所以在戰後能夠長期維持高漲的和平意識，持續至今的各種戰爭紀念設施與相關活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設施與活動的目的都離不開追悼死難者、銘記戰爭的殘酷以及呼籲珍惜和平的可貴。不過，不同的紀念方式所側重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首先是戰爭結束紀念日與相關的集會等活動。這些活動通過一年一度隆重的追悼儀式與紀念集會，高度集中地提醒人們對過去那場戰爭的記憶以及冀望曆史記憶的傳承。衝繩最重要的紀念日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慰靈日”，用以紀念衝繩戰的結束，有別於日本本土八月十五日的“終戰紀念日”。其中由縣政府主辦的“衝繩全戰歿者追悼式”廣受媒體注目，近年來還成為日本首相不可缺席的重要儀式[2]。
同樣是延續戰爭記憶與喚起和平意識，常年設置的戰爭紀念碑、紀念館，其影響力並不局限於某一天，受教育的對象也並不集中在衝繩的民眾。如果說戰爭紀念碑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追悼死難者，那麽主要以展覽方式呈現的戰爭紀念館則更具教育後人的功能。
衝繩本島的南部是衝繩縣的中樞地區，也是衝繩島戰役的主戰場。各式各樣的紀念碑集中在南部，林林總總，據估計不下一百座。在紀念館方麵，較大型的公立設施主要包括衝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及國立墓苑、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舊海軍司令部、對馬丸紀念館，而縣級以下的非專門設施裏也有不少包括了衝繩戰的展示，如衝繩縣立博物館、那霸市曆史博物館、衝繩市立郷土博物館、烏魯瑪市立石川曆史民俗資料館、南風原町立南風原文化中心等。而民間設施中較受推崇的則有佐喜眞美術館。這些設施不僅著重重現戰爭史實，由於長年吸引了包括來自日本本土的學生團體，其教育新一代的意義不言而喻。
在衝繩，維係戰爭記憶的另一項重要方式是透過研究、口述曆史與藝術加工，以平麵媒體或音像媒體的方式展現出來。其中為數最多的是傳統的平麵媒體。幾乎所有衝繩的書店裏，都設有衝繩相關內容的書架，此現象在日本本土的書店裏相對罕見。有關衝繩島戰役的書籍在八十年代出版為數最多，即使是現在每年仍有新的相關著作麵世。在音像媒體方麵，主要是電影，較受矚目的作品有《激動的昭和史—衝繩決戰》、《蔗田之歌》、《姬百合塔》，以及《海龜與少年》等。
此外，在戰跡紀念設施、公民館、文化中心、學校等公立與民間機構所舉辦的戰爭生存者演講會、戰時失蹤者的追查、戰歿者遺骨的查證、歸還、慰安婦設施的調查與受害人的查尋等都可以看出衝繩社會積極記錄戰爭、保存戰爭記憶的努力。
二．戰後和平意識的呈現
衝繩民眾強烈的和平意識並不停留在保存戰爭記憶的層麵，而同時也在戰後的社會發展與現實生活中展現出來。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衝繩民眾長期對反對美軍基地的執著與堅持。衝繩島戰役後，美國占領衝繩並開始了長達二十七年的單獨統治，期間在東亞冷戰格局成型初期的一九五零年前後開始在衝繩大舉建設美軍基地，這些基地大部分在一九七二年衝繩歸還日本後仍繼續運作。目前駐日本的美軍有七成左右集中在衝繩，美軍基地在衝繩本島就占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衝繩社會的反美軍基地運動在一九七二年後仍持續至今，其中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九五年因發生美軍強暴衝繩少女而爆發的衝繩大規模反美軍基地運動。其間衝繩縣知事大田昌秀[3]拒絕代理簽署延長部分由美軍所占有的土地租約，一度導致衝繩與中央政府關係異常緊張。同時，衝繩社會還出現了回歸日本後罕見的要求衝繩獨立的議論，前衝繩老市長撰著的《衝繩獨立宣言》一時成為衝繩最暢銷的新書。
這場波瀾壯闊的反美軍基地運動，透過大型集會、抗議遊行、研討會、報紙/雜誌/電視/電台等媒體的集中報道，成功地將和平意識擴大到紀念衝繩戰以外的現實生活中去。
延續這場高能見度的和平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契機，是二零零四年發生的美軍直升機墜毀撞到衝繩國際大學校舍事件。值得一提的是，此事件不僅提供了喚起衝繩人民的戰爭記憶以及刺激和平意識的新材料，事後還引發一場民間自發的公民運動。運動的起因緣自於遭受校舍撞損的大學當局事後決定拆除損傷的牆壁，進行修補工程。此一決定引發部分市民強烈反對，並組織自主的護牆行動委員會，要求大學保存這堵牆壁，以作反省戰爭、教育世人的和平用途。
衝繩人民的和平意識還滲透到政治領域。減輕“基地”壓力、維持衝繩的“和平”狀態，每每成為選舉候選人爭相表達的訴求。而自一九九零年代的大田縣政開始，“和平”成為衝繩縣政府所高舉的與“共生”“自立”並立的三大願景之一。
三．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
一九九五年的反美軍基地與二零零四年的護牆運動都涉及美軍的暴行或失誤，容易讓人與當年衝繩島戰役因美軍的登陸而爆發慘烈傷亡作一聯想。然而，一個巴掌打不響，衝繩戰是美日之間的戰爭，兩國交戰始於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衝繩社會如何麵對戰前與戰時日本的責任，則是另一個極為棘手、卻也難以回避的問題。
近年來有另外兩宗在衝繩爆發的事件正是直接涉及日本在衝繩島戰役中的責任問題，使此一長期被視為禁忌的敏感問題終於浮出水麵。
首先是發生在一九九九年的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衝繩和平祈念數據館是衝繩紀念衝繩島戰役最重要的設施，也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衝繩社會對戰爭與和平的認知，因此其一舉一動也備受矚目。資料館於衝繩回歸日本三年後的一九七五年開設，當初的紀念內容集中展示在衝繩戰期間日軍司令牛島満的遺像和日軍遺物。直到一九七八年，受到縣民與研究者的廣泛批評後，才逐漸改成以衝繩民眾視角的展覽方式。
問題發生在資料館新館開幕一年前的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衝繩兩大報社之一的《琉球新報》報導了正在籌備中的資料館中有關戰壕複原模型在未得到監修委員的同意下遭到篡改的消息。報導一出，縣首府那覇市職工會與縣職工會率先召開緊急動員大會，對行政當局作出強烈批判。
引發廣泛批評的是題為“戰壕慘劇”的模型，包括“住民的避難生活”和“看護傷兵與強製自殺”兩部分。前者原來的設計是持槍的日本士兵命令一名母親封住嬰兒的口（以免嬰兒嚎哭，讓敵人發覺），後者則是日本士兵手拿裝著砒霜的牛奶瓶，旁邊則有護士和被蓋上毯子的屍體，描述戰敗前夕發生日本軍人強迫住民自殺的情景。然而，更改後的內容變成前者持槍的士兵不再持槍，後者強令自殺的日本士兵則不知所蹤。
除此之外，和平資料館八重山分館也發生性質相似的問題。相關的照片展覽說明文中，在未征詢監修委員與專門委員的情況下，當局將原文中的“強製離開”改成“避難命令”，被視為有意弱化政府責任。
根據衝繩媒體的追查，後來被證實“篡改”指示來自新上任的縣知事稻嶺惠一。稻嶺在同年三月的一次相關會議上，指出“以批判國策為內容的展覽合適嗎？”、“縣政已經輪替[4]，展覽內容有所變更理所當然。而且是縣立數據館，展出批判國策的內容通嗎？展覽的責任（不僅僅在監修委員），縣政府也有必要跟進”。盡管稻嶺事後做出澄清，但是媒體仍緊跟不放，最後縣政府以折衷的方式作出妥協，問題才告一段落。
四．“集體自殺”問題與教科書風暴
值得重視的是，這次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從八月十一日事發開始至十一月十二日落幕為止，得到了媒體、學界、反戰和平團體，以及左派在野黨的高度關注，衝繩兩大報紙《衝繩時報》和《琉球新報》也針對該問題共作了一百六十次的報導。社會議論的焦點也從尊重曆史、追究行政部門責任，擴大到如何正視曆史，尤其是日本在二戰的責任問題上。
繼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後，近年來涉及衝繩島戰役中的日本責任問題，並引發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集會，要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召開的聲討刪改教科書問題的超黨派縣民大會。事發於日本文部科學省於同年四月發表通過已審定的曆史教科書，其中有關衝繩島戰役期間日本軍曾強製縣民集體自殺的記述遭到刪除。
消息傳到衝繩，輿論頓時嘩然，由於日本政府包括時任首相的福田康夫多次以政府不適合幹預教科書審定委員會的工作為由，表示政府無能為力。然而政府的“卸責姿態”反而高度刺激了衝繩社會的“忍耐極限”，最後導致參加這次集會的縣民人數創下一九七二年衝繩回歸日本以來的曆史新高，達到十一萬人。
觀察這波反對刪改教科書的和平運動，其特征與意義包括以下兩點：
其一，“曆史認識問題”首次透過這場反對運動中呈現出來，成為繼美軍基地問題與衝繩經濟自立問題外，衝繩民眾對日本政府最為不滿的三大問題之一。同時，清晰地揭示了所謂的“曆史認識問題”並不局限於日本與鄰國之間，也存在於日本國內。
其二，這場讓日本政府深感錯愕、尷尬的衝繩民眾的反對運動，不僅高度刺激了衝繩人民的戰爭記憶與和平意識，與此同時，運動參與者的動機已遠遠超出了反戰、和平的範疇，不僅夾雜了許多衝繩民眾長期對日本政府不滿的能量，也呈現了衝繩人與“日本”錯綜複雜的情感關係與自我認同意識的變化。
五．衝繩和平意識中的國族認同因素
其實，衝繩與日本本土的關係一向微妙。衝繩社會也一直存在“我到底是不是日本人？”以及衝繩應與“日本”維持何種關係、保持何種距離的問題。這些問題事實上並非最近才發生的事，而是自從一百三十年前琉球國被日本吞並後，衝繩社會菁英乃至一般民眾就一直不停探索的問題。
衝繩原稱琉球，曾是一個擁有五百年曆史的半獨立王國，為明清二朝之屬國。一六零九年日本薩摩入侵後，琉球也向日本稱臣，同時保持與中國的宗屬關係[5]，直至一八七九年為日本吞並為止。其後一百三十年間，衝繩人在摸索自我身份認同的道路上曆經三次罕見的跌宕起伏。
首先是日並琉球後，當時的琉球菁英發起了國內抵抗、國外向中國求援的運動，直至清朝於一八九五年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為止。其後，向現實低頭的琉球菁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呼籲新衝繩縣民積極投入向日本同化的“做日本人”運動，避免遭受日本人的歧視。
到了一九四五年，經曆了衝繩戰後，衝繩為美國所占領，同時脫離日本。在一九五零年前的戰後初期，衝繩各政黨紛紛彌漫著要求脫離日本而獨立的氣氛。不過，在意識到美國將長期統治衝繩後，自五十年代開始，衝繩的左派社會菁英發動了要求“回歸祖國日本”的民間運動[6]。不過，在回歸前夕該運動有所動搖，並出現了規模較小的“反回歸”浪潮。
在實現了“回歸祖國”的願望後，原來積極參與回歸運動的工會組織等左派人士進入了漫長的反省時期，並在回歸十周年的八十年代初掀起了一場提出“自治論”的思潮。
衝繩民眾在過去國族認同上“三起三落”的陰影也反映在當今衝繩人複雜的認同結構上。筆者與琉球大學與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主辦的調查，顯示了衝繩是一個複合型認同結構較為明顯的社會，與台灣有一定的相似性（參照二零零七年的調查結果）。
本問題是：請問您覺得您自己是衝繩人、日本人，還是兩者都是？
數據源：根據林泉忠與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係於2007年11月進行的電話抽樣調查之結果。
調查以18歲以上的衝繩居民為對象，成功收集了逾1201份有效樣本。
從以上衝繩社會在近代以來尤其是戰後的激蕩與變遷中，不難發現戰後衝繩民眾一波接一波的和平運動受到當時社會國族認同坐標的影響。事實上，在“回歸祖國”這場五、六十年代衝繩的日本民族主義運動中，“反戰”與“反美”連接在一起。在和平運動中，對日本的戰爭責任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則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衝繩主體意識”浮現之後。
進入一九九零年代後，建基於“自治論”與經濟自主的“自立”方向成為官民一致奮鬥的目標。該論述主張在“日本”的框架下，強化衝繩的自主性，接近中國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製”模式。筆者相信在可預見的將來，衝繩社會的反戰意識與和平運動仍會在此思潮的影響下展現其獨有的特征。
林泉忠修訂於挪威奧斯陸2009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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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衝繩縣援護課的資料。
[2] 在衝繩，“慰靈日”為公共假日，成為有別於日本本土獨特的假日。
[3] 大田昌秀為琉球大學退休教授與著名衝繩島戰役研究者。
[4] 衝繩在戰後左派勢力發展迅速，成為日本左派勢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左派在日本稱為“革新”。因政治光環關係，大田縣政被稱為“革新縣政”，而稻嶺縣政則一般被視為親自民黨的“保守憲政”。
[5] 一六零九至一八七九年之間，由於琉球一方麵向中國朝貢，一方麵又接受日本的控製，因此衝繩的史學家稱此一時期為“兩屬時代”。
[6] 發動“回歸祖國”運動的主要左派組織包括衝繩教職員工會、衝繩社會大眾黨等。
本文初稿於七月十一日發表在台灣台東市舉行的“東北亞和平博物館論壇”研討會上，原題是《戰爭記憶與認同取向：衝繩社會和平意識之特征》。境內授權首發於《中國選舉與治理網》。
日本衝繩縣（或稱“琉球”）是二戰期間日本國內飽受戰火蹂躪最深重的地區之一。
在二戰末期的一九四五年三月下旬至六月下旬的衝繩島戰役（衝繩戰）中，戰死的人數接近二十萬，其中衝繩縣出身者超過十二萬，包括為數九萬多的一般民眾[1]，占當時衝繩人口的四分之一之多，慘重之程度在遭受二戰戰火洗禮的地區之中亦屬罕見。這場戰爭所留下的陰影，數十年來在衝繩社會揮之不去，並使衝繩在戰後成為日本反戰意識最強烈、和平意識最濃厚的一個縣。
值得強調的是，盡管日本本土的廣島、長崎也同樣深受二戰之苦，也是和平意識強烈的地區，但是衝繩的反戰與和平意識卻多了一份廣島和長崎沒有的曆史沉重感，以及與近代以來跌宕起伏的國族認同錯綜複雜的關係。
今年正值日本薩摩入侵琉球四百年與明治日本吞並琉球一百三十年，在此一對衝繩而言異乎尋常的重要年份，來探討衝繩民眾和平意識中夾雜的曆史苦難以及與日本糾纏不清的情感關係，顯得更有意義。
一．衝繩戰紀念形式的多樣性
衝繩社會之所以在戰後能夠長期維持高漲的和平意識，持續至今的各種戰爭紀念設施與相關活動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這些設施與活動的目的都離不開追悼死難者、銘記戰爭的殘酷以及呼籲珍惜和平的可貴。不過，不同的紀念方式所側重的功能也有所不同。
首先是戰爭結束紀念日與相關的集會等活動。這些活動通過一年一度隆重的追悼儀式與紀念集會，高度集中地提醒人們對過去那場戰爭的記憶以及冀望曆史記憶的傳承。衝繩最重要的紀念日是六月二十三日的“慰靈日”，用以紀念衝繩戰的結束，有別於日本本土八月十五日的“終戰紀念日”。其中由縣政府主辦的“衝繩全戰歿者追悼式”廣受媒體注目，近年來還成為日本首相不可缺席的重要儀式[2]。
同樣是延續戰爭記憶與喚起和平意識，常年設置的戰爭紀念碑、紀念館，其影響力並不局限於某一天，受教育的對象也並不集中在衝繩的民眾。如果說戰爭紀念碑最重要的意義在於追悼死難者，那麽主要以展覽方式呈現的戰爭紀念館則更具教育後人的功能。
衝繩本島的南部是衝繩縣的中樞地區，也是衝繩島戰役的主戰場。各式各樣的紀念碑集中在南部，林林總總，據估計不下一百座。在紀念館方麵，較大型的公立設施主要包括衝繩縣和平祈念資料館及國立墓苑、姬百合和平祈念資料館、舊海軍司令部、對馬丸紀念館，而縣級以下的非專門設施裏也有不少包括了衝繩戰的展示，如衝繩縣立博物館、那霸市曆史博物館、衝繩市立郷土博物館、烏魯瑪市立石川曆史民俗資料館、南風原町立南風原文化中心等。而民間設施中較受推崇的則有佐喜眞美術館。這些設施不僅著重重現戰爭史實，由於長年吸引了包括來自日本本土的學生團體，其教育新一代的意義不言而喻。
在衝繩，維係戰爭記憶的另一項重要方式是透過研究、口述曆史與藝術加工，以平麵媒體或音像媒體的方式展現出來。其中為數最多的是傳統的平麵媒體。幾乎所有衝繩的書店裏，都設有衝繩相關內容的書架，此現象在日本本土的書店裏相對罕見。有關衝繩島戰役的書籍在八十年代出版為數最多，即使是現在每年仍有新的相關著作麵世。在音像媒體方麵，主要是電影，較受矚目的作品有《激動的昭和史—衝繩決戰》、《蔗田之歌》、《姬百合塔》，以及《海龜與少年》等。
此外，在戰跡紀念設施、公民館、文化中心、學校等公立與民間機構所舉辦的戰爭生存者演講會、戰時失蹤者的追查、戰歿者遺骨的查證、歸還、慰安婦設施的調查與受害人的查尋等都可以看出衝繩社會積極記錄戰爭、保存戰爭記憶的努力。
二．戰後和平意識的呈現
衝繩民眾強烈的和平意識並不停留在保存戰爭記憶的層麵，而同時也在戰後的社會發展與現實生活中展現出來。
其中最為人熟知的是衝繩民眾長期對反對美軍基地的執著與堅持。衝繩島戰役後，美國占領衝繩並開始了長達二十七年的單獨統治，期間在東亞冷戰格局成型初期的一九五零年前後開始在衝繩大舉建設美軍基地，這些基地大部分在一九七二年衝繩歸還日本後仍繼續運作。目前駐日本的美軍有七成左右集中在衝繩，美軍基地在衝繩本島就占有了百分之二十的土地。
衝繩社會的反美軍基地運動在一九七二年後仍持續至今，其中給世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九九五年因發生美軍強暴衝繩少女而爆發的衝繩大規模反美軍基地運動。其間衝繩縣知事大田昌秀[3]拒絕代理簽署延長部分由美軍所占有的土地租約，一度導致衝繩與中央政府關係異常緊張。同時，衝繩社會還出現了回歸日本後罕見的要求衝繩獨立的議論，前衝繩老市長撰著的《衝繩獨立宣言》一時成為衝繩最暢銷的新書。
這場波瀾壯闊的反美軍基地運動，透過大型集會、抗議遊行、研討會、報紙/雜誌/電視/電台等媒體的集中報道，成功地將和平意識擴大到紀念衝繩戰以外的現實生活中去。
延續這場高能見度的和平運動的另一個重要契機，是二零零四年發生的美軍直升機墜毀撞到衝繩國際大學校舍事件。值得一提的是，此事件不僅提供了喚起衝繩人民的戰爭記憶以及刺激和平意識的新材料，事後還引發一場民間自發的公民運動。運動的起因緣自於遭受校舍撞損的大學當局事後決定拆除損傷的牆壁，進行修補工程。此一決定引發部分市民強烈反對，並組織自主的護牆行動委員會，要求大學保存這堵牆壁，以作反省戰爭、教育世人的和平用途。
衝繩人民的和平意識還滲透到政治領域。減輕“基地”壓力、維持衝繩的“和平”狀態，每每成為選舉候選人爭相表達的訴求。而自一九九零年代的大田縣政開始，“和平”成為衝繩縣政府所高舉的與“共生”“自立”並立的三大願景之一。
三．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
一九九五年的反美軍基地與二零零四年的護牆運動都涉及美軍的暴行或失誤，容易讓人與當年衝繩島戰役因美軍的登陸而爆發慘烈傷亡作一聯想。然而，一個巴掌打不響，衝繩戰是美日之間的戰爭，兩國交戰始於一九四一年日本偷襲珍珠港，衝繩社會如何麵對戰前與戰時日本的責任，則是另一個極為棘手、卻也難以回避的問題。
近年來有另外兩宗在衝繩爆發的事件正是直接涉及日本在衝繩島戰役中的責任問題，使此一長期被視為禁忌的敏感問題終於浮出水麵。
首先是發生在一九九九年的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衝繩和平祈念數據館是衝繩紀念衝繩島戰役最重要的設施，也在相當程度上代表了衝繩社會對戰爭與和平的認知，因此其一舉一動也備受矚目。資料館於衝繩回歸日本三年後的一九七五年開設，當初的紀念內容集中展示在衝繩戰期間日軍司令牛島満的遺像和日軍遺物。直到一九七八年，受到縣民與研究者的廣泛批評後，才逐漸改成以衝繩民眾視角的展覽方式。
問題發生在資料館新館開幕一年前的一九九九年八月十一日，衝繩兩大報社之一的《琉球新報》報導了正在籌備中的資料館中有關戰壕複原模型在未得到監修委員的同意下遭到篡改的消息。報導一出，縣首府那覇市職工會與縣職工會率先召開緊急動員大會，對行政當局作出強烈批判。
引發廣泛批評的是題為“戰壕慘劇”的模型，包括“住民的避難生活”和“看護傷兵與強製自殺”兩部分。前者原來的設計是持槍的日本士兵命令一名母親封住嬰兒的口（以免嬰兒嚎哭，讓敵人發覺），後者則是日本士兵手拿裝著砒霜的牛奶瓶，旁邊則有護士和被蓋上毯子的屍體，描述戰敗前夕發生日本軍人強迫住民自殺的情景。然而，更改後的內容變成前者持槍的士兵不再持槍，後者強令自殺的日本士兵則不知所蹤。
除此之外，和平資料館八重山分館也發生性質相似的問題。相關的照片展覽說明文中，在未征詢監修委員與專門委員的情況下，當局將原文中的“強製離開”改成“避難命令”，被視為有意弱化政府責任。
根據衝繩媒體的追查，後來被證實“篡改”指示來自新上任的縣知事稻嶺惠一。稻嶺在同年三月的一次相關會議上，指出“以批判國策為內容的展覽合適嗎？”、“縣政已經輪替[4]，展覽內容有所變更理所當然。而且是縣立數據館，展出批判國策的內容通嗎？展覽的責任（不僅僅在監修委員），縣政府也有必要跟進”。盡管稻嶺事後做出澄清，但是媒體仍緊跟不放，最後縣政府以折衷的方式作出妥協，問題才告一段落。
四．“集體自殺”問題與教科書風暴
值得重視的是，這次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從八月十一日事發開始至十一月十二日落幕為止，得到了媒體、學界、反戰和平團體，以及左派在野黨的高度關注，衝繩兩大報紙《衝繩時報》和《琉球新報》也針對該問題共作了一百六十次的報導。社會議論的焦點也從尊重曆史、追究行政部門責任，擴大到如何正視曆史，尤其是日本在二戰的責任問題上。
繼和平資料館篡改事件後，近年來涉及衝繩島戰役中的日本責任問題，並引發更大規模的和平示威集會，要數於二零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召開的聲討刪改教科書問題的超黨派縣民大會。事發於日本文部科學省於同年四月發表通過已審定的曆史教科書，其中有關衝繩島戰役期間日本軍曾強製縣民集體自殺的記述遭到刪除。
消息傳到衝繩，輿論頓時嘩然，由於日本政府包括時任首相的福田康夫多次以政府不適合幹預教科書審定委員會的工作為由，表示政府無能為力。然而政府的“卸責姿態”反而高度刺激了衝繩社會的“忍耐極限”，最後導致參加這次集會的縣民人數創下一九七二年衝繩回歸日本以來的曆史新高，達到十一萬人。
觀察這波反對刪改教科書的和平運動，其特征與意義包括以下兩點：
其一，“曆史認識問題”首次透過這場反對運動中呈現出來，成為繼美軍基地問題與衝繩經濟自立問題外，衝繩民眾對日本政府最為不滿的三大問題之一。同時，清晰地揭示了所謂的“曆史認識問題”並不局限於日本與鄰國之間，也存在於日本國內。
其二，這場讓日本政府深感錯愕、尷尬的衝繩民眾的反對運動，不僅高度刺激了衝繩人民的戰爭記憶與和平意識，與此同時，運動參與者的動機已遠遠超出了反戰、和平的範疇，不僅夾雜了許多衝繩民眾長期對日本政府不滿的能量，也呈現了衝繩人與“日本”錯綜複雜的情感關係與自我認同意識的變化。
五．衝繩和平意識中的國族認同因素
其實，衝繩與日本本土的關係一向微妙。衝繩社會也一直存在“我到底是不是日本人？”以及衝繩應與“日本”維持何種關係、保持何種距離的問題。這些問題事實上並非最近才發生的事，而是自從一百三十年前琉球國被日本吞並後，衝繩社會菁英乃至一般民眾就一直不停探索的問題。
衝繩原稱琉球，曾是一個擁有五百年曆史的半獨立王國，為明清二朝之屬國。一六零九年日本薩摩入侵後，琉球也向日本稱臣，同時保持與中國的宗屬關係[5]，直至一八七九年為日本吞並為止。其後一百三十年間，衝繩人在摸索自我身份認同的道路上曆經三次罕見的跌宕起伏。
首先是日並琉球後，當時的琉球菁英發起了國內抵抗、國外向中國求援的運動，直至清朝於一八九五年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為止。其後，向現實低頭的琉球菁英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呼籲新衝繩縣民積極投入向日本同化的“做日本人”運動，避免遭受日本人的歧視。
到了一九四五年，經曆了衝繩戰後，衝繩為美國所占領，同時脫離日本。在一九五零年前的戰後初期，衝繩各政黨紛紛彌漫著要求脫離日本而獨立的氣氛。不過，在意識到美國將長期統治衝繩後，自五十年代開始，衝繩的左派社會菁英發動了要求“回歸祖國日本”的民間運動[6]。不過，在回歸前夕該運動有所動搖，並出現了規模較小的“反回歸”浪潮。
在實現了“回歸祖國”的願望後，原來積極參與回歸運動的工會組織等左派人士進入了漫長的反省時期，並在回歸十周年的八十年代初掀起了一場提出“自治論”的思潮。
衝繩民眾在過去國族認同上“三起三落”的陰影也反映在當今衝繩人複雜的認同結構上。筆者與琉球大學與二零零五年至二零零七年主辦的調查，顯示了衝繩是一個複合型認同結構較為明顯的社會，與台灣有一定的相似性（參照二零零七年的調查結果）。
本問題是：請問您覺得您自己是衝繩人、日本人，還是兩者都是？
數據源：根據林泉忠與琉球大學國際關係學係於2007年11月進行的電話抽樣調查之結果。
調查以18歲以上的衝繩居民為對象，成功收集了逾1201份有效樣本。
從以上衝繩社會在近代以來尤其是戰後的激蕩與變遷中，不難發現戰後衝繩民眾一波接一波的和平運動受到當時社會國族認同坐標的影響。事實上，在“回歸祖國”這場五、六十年代衝繩的日本民族主義運動中，“反戰”與“反美”連接在一起。在和平運動中，對日本的戰爭責任有了較清晰的認識則要等到一九八零年代“衝繩主體意識”浮現之後。
進入一九九零年代後，建基於“自治論”與經濟自主的“自立”方向成為官民一致奮鬥的目標。該論述主張在“日本”的框架下，強化衝繩的自主性，接近中國在香港實施的“一國兩製”模式。筆者相信在可預見的將來，衝繩社會的反戰意識與和平運動仍會在此思潮的影響下展現其獨有的特征。
林泉忠修訂於挪威奧斯陸2009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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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根據衝繩縣援護課的資料。
[2] 在衝繩，“慰靈日”為公共假日，成為有別於日本本土獨特的假日。
[3] 大田昌秀為琉球大學退休教授與著名衝繩島戰役研究者。
[4] 衝繩在戰後左派勢力發展迅速，成為日本左派勢力最強的地區之一。左派在日本稱為“革新”。因政治光環關係，大田縣政被稱為“革新縣政”，而稻嶺縣政則一般被視為親自民黨的“保守憲政”。
[5] 一六零九至一八七九年之間，由於琉球一方麵向中國朝貢，一方麵又接受日本的控製，因此衝繩的史學家稱此一時期為“兩屬時代”。
[6] 發動“回歸祖國”運動的主要左派組織包括衝繩教職員工會、衝繩社會大眾黨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