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是二戰日本真正元凶？

誰是二戰日本真正元凶？                          
2005年8月15日是日本天皇裕仁發布《終戰詔書》60周年。戰後每年的8月15日，日本的廣播、電視都要播送“玉音放送”———即天皇裕仁親自宣讀《終戰詔書》的錄音。這樣做並不是為了反省日本禍害亞洲及世界的侵略戰爭，而是斷章取義地截取詔書中“堪難堪之事，忍難忍之物，欲以之為萬世開拓太平”那一段話，製造悲情氣氛，要日本國民感謝並體恤天皇為“護持國體”、“圖謀帝國臣民之安寧、偕萬邦共榮共樂”的苦衷，激勵日本國民的愛國熱情。裕仁天皇，被有意遮掩的二戰元凶！



　　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我們不妨解讀一下《終戰詔書》的全文：



　　朕深憂世界之大勢及帝國之現狀，欲以非常之措施收拾時局，茲告爾輩忠誠勇武之臣民如次：



　　朕著帝國政府通告：茲已接受美英中蘇四國之共同宣言。



　　始初，圖謀帝國臣民之安寧，偕萬邦共榮共樂乃皇祖皇宗之遺範，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所以宣戰於美英二國者，實亦出於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故。至若排他國之主權，侵彼領土等所為本非朕之誌也。然，交戰業已四載，朕之陸海將士勇武善戰，朕之百僚有司勵精圖治，朕之一億庶眾克己奉公，各盡最善；但戰局並未好轉，世界之大勢亦於我不利；加之，敵新近使用殘虐之炸彈頻頻殺傷無辜；慘害所及之甚實不可測。若繼續交戰，終將招致我民族之滅亡，進而更會破壞人類之文明。果如斯，朕將何以持保朕之億兆赤子，何以謝慰皇祖皇宗之神靈。此乃朕著帝國政府接受共同宣言之緣故。



　　對始終偕帝國戮力同心致力於東亞解放之各盟邦，朕隻得深表遺憾之意；對死於戰陣、殉於職守、斃於非命之帝國臣民及其遺族，每當慮及，常五內俱裂。至若負傷、受災禍、失家業者之福祉，乃朕深切軫念之所。惟今後帝國所受苦難本非尋常，爾等臣民之衷情朕亦悉數知曉。然，大勢所趨，朕堪難堪之事，忍難忍之物，欲以之為萬世開拓太平。



　　聯茲寄信賴於可護持國體、忠良之爾等臣民之赤誠，且與爾等臣民永在。若夫情激之至，濫滋事端，或同胞互相排擠，擾亂時局；由此誤大道、失信義於世界，如是者乃朕之最忌；宜舉國一家，子子孫孫相繼；信神州之不滅，念任重而道遠；傾全力於將來之建設，篤信道義，堅守誌操；誓發揚國體之精華，不累世界之進運。以此相期許，望爾等臣民體恤朕意。裕仁



　　日本文學大師、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大江健三郎，用“暖昧的日本”這個詞來形容日本近代以來的文明。這是一個經典的概括。日本人對加害國的侵略叫做“出兵”或“進入”，道歉詞句無非是“反省”或“對不起，過去的事給貴國及人民添麻煩了”等。日本天皇裕仁的投降書，也僅僅叫做“終戰詔書”。每年8月15日，供奉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和掩埋他們骨灰的日本愛知縣的三根山“殉國七士墓”，都會有成群結隊的日本老兵穿著昔日臭名昭著的日軍軍服，打著軍旗，挎著軍刀，吹著軍號來到這裏祭拜。他們為當年的戰爭無比自豪，不承認日軍曾經戰敗。按照天皇的詔書辯解說，那僅僅是“終戰”。他們對下一場戰爭依然充滿著希望和憧憬。



一、東條英機：被推出來的替罪羊    我國國內曾出版過一部名為《二戰三元凶》的係列圖書，將東條英機與希特勒、墨索裏尼並稱為“二戰三大元凶”。    但如果我們真正的審視曆史，就會發現，這樣的排名，實在有些“抬舉”了這位日本陸軍大將。    從地位上講，他隻不過是日本戰爭期間的多名首相之一，從作用上講，他也隻不過是日本侵略政策的一個具體的執行人而已。    總之，無論從任何一個角度，這位東條英機先生，都還不足以承擔起日本的戰爭罪責。東條英機，戰犯，但不是元凶！    那麽，誰是日本在二戰期間的真正元凶？    讓我們看看日本人自己怎麽說吧。二、《終站詔書》，裕仁的自供狀　　    日本學者千本秀樹在《天皇製的侵略責任與戰後責任》一書中說：《終戰詔書》不存在戰敗認識。



　　過去，中國和各戰勝國的教科書中都說“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從要求日本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被接受這一點看，此說也不算錯。不過，若細讀天皇的《終戰詔書》及其政府聲明，從無“投降”二字，更談不上“無條件”，而且不存在戰敗認識。1945年8月，天皇致盟軍的回複中明確表示，接受的波茨坦公告是以“不改變天皇統治大權”為前提的。《終戰詔書》盡管明確表示發布《波茨坦宣言》的是美英中蘇四國，但戰爭的期限則被限定為“四年”。因為裕仁認為“大東亞戰爭”是向美英發出宣戰布告以後的戰爭。對中國所進行的侵略戰爭，似乎就根本沒存在過，一概不予理會。



　　“所以宣戰於美英二國者，實亦出於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故，侵彼領土等所為非朕之誌也。”把偷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說成是為了“自存”，這種扭曲措辭，充分暴露了裕仁及其親信試圖集體篡改曆史的形象，將“帝國”與“東亞”分離開來，在此基礎上重新組合，以此佯裝自己身上不存在通過發動一係列“排他國之主權、侵彼領土”的侵略戰爭而進行殖民統治的曆史。以隱藏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對中國發動的侵略戰爭正是與美英兩國開戰的主要原因，其根本之處就是回避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



　　再看1941年12月8日，日本天皇裕仁發布的《開戰詔書》，它開宗明義地“對美國及英國宣戰”，理由是日本帝國之存亡“瀕臨危殆”，不得不發動這場旨在“自存”、“自衛”的戰爭。《開戰詔書》承認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件以後中日之間全麵爆發戰爭的事實，卻又稱該戰爭暫時已經結束，眼下日本與“國民政府”處於“善鄰”關係之中，這樣一來，似乎這場侵略中國的戰爭在1941年12月就已經不存在了。《開戰詔書》說：“曩者，中華民國政府不解帝國之真意，濫滋事端，攪亂東亞之和平，遂致與帝國執幹戈，茲已經四年有餘。幸而國民政府發生更新。帝國遂與之締結善鄰之誼，達成相互提攜之誠。然，殘存於重慶之政權，恃美英之庇護，仍不改兄弟鬩於牆之念。”



　　雖然說“中華民國”方麵“攪亂東亞之和平”，把戰爭的責任轉嫁給了中國，但還是承認：長達“四年有餘”之間，大日本帝國對中國“執”了幹戈，兩國之間曾經處於戰爭狀態。現階段，日本已經與更新的國民政府“締結善鄰之誼，達成相互提攜之誠”。而這個更新的國民政府指的是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的漢奸汪精衛政權。同年11月，日本和汪偽政權締結了所謂的《日華基本條約》，隻承認汪精衛政權為正式政權，以此作為對“庇護”重慶國民政府的“美英”“宣戰”的理由。《開戰詔書》指責“美英兩國支援重慶殘存政權，助長東亞之禍亂，藉和平之美名，欲逞東亞製霸之野心”。辱罵美英兩國的話語恰恰暴露了日本自己的企圖。從《終戰詔書》的措辭中似乎已經看不到中日戰爭的痕跡，就因為它是遵循《開戰詔書》的邏輯炮製出來的。



　　《終戰詔書》中“始初，圖謀帝國臣民之安寧，偕萬邦共榮共樂乃皇祖皇宗之遺範，此乃朕之拳拳所之者”的措辭，把裕仁自己扮演成“民族”與“人類”的救世主。這樣一個新的神話就構建出來了：“接受共同宣言”，是因為“敵人”“使用”了“新”的“殘虐的炸彈”，為了阻止更多的“無辜”被“殺傷”，也為避免“我民族之滅亡”和“人類文明”的“毀壞”，天皇作出了“聖斷”，因此，裕仁是“日本國之救世主”，“人類文明之守衛者”。



　　為了回避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日本政客不惜捏造曆史，消除裕仁即位以來參與戰爭的痕跡，抹消他作為大元帥時時常發出的決斷的後果。



　　關於日中戰爭，裕仁裝作一副根本沒有發生的樣子，企圖開脫自己的戰爭責任。即使決定對美英宣戰，也強調自己是作為沉默者的形象出現的。裕仁說：“12月1日，閣僚與統帥部聯係禦前會議召開，會上決定開戰。當時我覺得，即使反對也不會起作用，所以保持著沉默。”



　　由此可見，《終戰詔書》是以免除裕仁戰爭責任的形式在歪曲曆史，是戰後日本一係列右翼言論的出發點。



　　阿巴斯通訊社東京分社社長羅貝爾·蓋蘭對《終戰詔書》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終戰詔書》一次都未曾提到過戰敗這個字眼，當然也沒有使用過投降的說法。裕仁認為殘忍的原子彈爆炸是終止這場戰爭的理由。而且，正如該詔書所述：“昔日，之所以宣戰於美英二國者，實亦出於帝國之自存與東亞之安寧故”，僅僅把此當作戰爭的目的。因此，假如舊軍人們將來有機會按照自己的好惡隨意改寫曆史的話，那麽，他們就可以以該詔書的文本為基石，發表如下說法：我們之所以放棄戰爭，隻是因為我們的敵人采取了非人道的行動。雖然麾下的軍隊沒有遭受重創，但是我們的天皇卻同意了終止殺戮的要求。為什麽？因為天皇不隻是日本國的救世主，而且，他還想成為反對一切殘虐行為的人類文明的防衛者。



　　對《終戰詔書》，羅貝爾·蓋蘭表示了巨大的驚訝：這種文本簡直不可思議，就其精神而言，是徹頭徹尾的日本式產物。



　　蓋蘭的分析出色地擊中了靶心！在日本右翼軍人回想錄中，旨在“自存”的戰爭視角被反複提起，作為“日本國救世主”的天皇形象，成了日本右翼政客篡改曆史的旗幟。由日本自民黨為紀念《終戰詔書》播送50周年而出版的《大東亞戰爭之總結》一書就宣稱：大東亞戰爭不是侵略戰爭，而是“自存”、“自衛”的戰爭，是解放亞洲的戰爭。在此基礎上，“新曆史教科書編撰會”出籠，編撰了旨在篡改侵略曆史的教科書，而這部教科書竟然通過了日本官方的審查。三、肮髒的交易與天皇的苟存    日本史學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中說：日本投降實際是天皇與美國的交易，雖放棄抵抗卻保留了原有政權。
    1945年8月30日，美國遠東軍司令麥克阿瑟以盟軍最高統帥名義進駐日本，開始實行對日本的軍事占領，占領初期，麥克阿瑟為確保日本不再成為美國的威脅，促使日本最終建立一個和平的責任的政府，曾製定並實施了包括解除武裝、懲辦戰犯等一整套“非軍事化”和“民主化”的改革。《日本國憲法》的製定，就是與各項改革同步進行的。其中，天皇製問題與戰爭、軍備問題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關於天皇製的問題，當時美國國內主張予以廢除並審判裕仁的輿論頗為強烈，33%的人主張處決裕仁，37%的人主張審判裕仁，隻有7%的人認為不必管他或留作傀儡。但以麥克阿瑟為首的美國占領當局卻有自己的考慮。



　　首先，他們擔心一旦廢除天皇製，審判裕仁將會引起日本人對美國占領軍的仇恨，“導致消極甚至半積極的抵抗”，從而為實施體現美國意圖的占領政策帶來困難。在戰前擔任過美國駐日大使長達10年之久的美國國務院特別顧問格魯就說：“天皇是唯一能使日本穩定的力量，如果不支持天皇，我們就會背上沉重的包袱，無限期地管理麵臨崩潰的七千萬人口的社會。”麥克阿瑟則認為排除天皇的占領，至少也需要100萬軍隊，而且還得無限期地維持下去。



　　其次，美國當局還擔心，廢除天皇製的做法將在客觀上鼓勵日本進步勢力的發展。日本共產黨和一些進步人士要求廢除天皇製，建立共和製。一旦占領結束，有可能發生“共產革命”，這對美國來說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最後，美國當局希望以保留天皇製為條件，逼迫日本接受“放棄戰爭和軍備”的重要條款。



　　但是保留天皇製，不免除天皇裕仁的戰爭責任是不行的。為此，美軍代表菲勒斯準將召見戰敗時身為海軍大臣的米內光政時說：以蘇聯為核心的許多國家和地區主張應該把裕仁當作戰犯予以處罰。作為對策，最好的做法是日本方麵出來證明天皇沒有任何罪責。為此，我認為即將開始的審判是最好的機會。尤其是在審判之際，要讓東條負擔全部責任。即要讓東條說出如下事情來：“在開戰前夕的禦前會議上，縱使陛下反對對美戰爭，我也橫下一條心，要將戰爭強行進行下去。”對此米內大將回答：本人完全同意。我認為讓東條(原首相)與島田(原海軍大臣)承擔全部責任是脫陛下罪責的最好辦法(引自豐田隈雄：《戰爭裁判餘錄》)。



　　就這樣，圍繞免除裕仁責任的設想，日美之間達成了共識。對於蘇聯非常強烈地主張將天皇作為戰犯予以處罰的理由，菲勒斯準將以美國冷戰思維方式說：這是企圖實現全世界共產主義化。也就是說，通過將蘇聯視為敵人，天皇與麥克阿瑟成了有相同利害關係的盟友，就這樣日美化敵為友，達成了反對共產主義的共識。這種立場，後來成為日美關係中一貫的重要政治支柱。日本史學家井上清在《天皇的戰爭責任》一書中說得好，日本投降實際是天皇與美國的交易，雖放棄抵抗卻保留了原有政權。



　　為了對付社會主義的蘇聯，美國迅速將對日政策由懲罰改為扶植，不但重新釋放和武裝戰犯，而且幾乎原封不動地保留了日本的戰時政治體製和統治機構。1949年5月，美國政府正式命令麥克阿瑟中止日本的戰爭賠償計劃，使日本得以恢複生產，盡快成為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實際同盟者”。朝鮮戰爭爆發之後，駐日美軍開赴朝鮮戰場，麥克阿瑟下令在日本組建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察預備隊”，大量的舊軍官和舊警察加入了這支準軍事力量。由於戰後國際局勢迅速向冷戰方向發展，東京審判遠遠沒有紐倫堡國際法庭對德國法西斯審判那麽全麵和徹底。日本軍國主義分子被判絞刑的隻有7人，其量刑之輕讓人驚詫。不久，盟軍陸續釋放了除28名甲級戰犯以外的全部戰犯嫌疑人。僅幾年後，盟軍還將被判處有期徒刑的18名甲級戰犯予以提前釋放。其中罪刑嚴重的戰犯七三一部隊的締造者陸軍中將石井四郎，不但沒有接受審判，反而安享晚年並獲得立碑紀念的榮譽，主要原因就在於七三一部隊向盟軍提供了研究成果。美軍負責人說：石井部隊的資料是出資數百萬美元和長期進行研究的成果。這種資料是附著於活體試驗的，受到良心的責備，我們在試驗室是無法取得的。於是，美國軍方和國務院決定，由於日軍細菌戰情報的重要性，美國政府決定不揭發日本細菌戰集團中的任何一個人員為戰犯。



　　結果，那些被盟軍釋放的高級戰犯又重新在政界、財界和輿論界活躍起來。正是這些軍國主義殘餘分子，開啟了戰後的日本國內狹隘民族主義勢力崛起的先聲。擔任過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的甲級戰犯岸信介，1957年順利當上了日本首相。甲級戰犯重光葵，1952年任改進黨總裁，以後出任外務大臣和副首相等要職，日本學者稱他們為“戰犯政治家”。



　　日本政界又有家族承襲傳統，如上世紀90年代的首相細川護熙，便是發動侵華戰爭的近衛首相的外孫，現在的東京都知事、極端右翼分子石原慎太郎，又是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的主謀石原莞爾(當時有石原、板垣、土肥原“三原左右關東軍”之稱)之子，他們怎麽可能清算自己政權和前輩的罪行？

四、將天皇釘上曆史的恥辱柱    然而，日本人刻意的掩飾和歪曲並不代表著別國人民，特別是二戰期間被日本侵略的亞洲各國人民，尤其是中國——可以接受這樣被歪曲的曆史！

    日本在上個世紀悍然發動了對亞洲各國的侵略戰爭，這是無可掩蓋的曆史！

    日本民族對被侵略的各國人民犯下了滔天大罪，這一點無可抵賴！

    日本天皇是日本侵略政策的最高製定者和推行者，這是鐵一般的曆史！

    銘記曆史，將裕仁永遠釘在曆史的恥辱柱上！(------引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