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一份1953年10月5日的機密文件獲悉,日本前外相、眾院議員有田八郎同年9月訪美期間,在同當時的國務卿杜勒斯會談時表示,“希望代表國家轉達關於戰犯的國民感情”,要求對戰犯予以減刑。此外,在同美國時任助理國務卿羅伯森會談時表示,日本全體國民都對戰爭負有責任,“對隻有戰犯被剝奪自由感到很痛苦”。
同行的眾院議員山下春江以允許部分被扣押日本人回國的前蘇聯的動向為例指出,“(日本的)婦女、青年是受了極左分子宣傳的鼓動”。對此,羅伯森回應稱“對日本人被(蘇聯的行為)拖累感到震驚”。有田進一步說明稱“雖然很遺憾但這是事實,婦女及青年被蠱惑了”,試圖通過激發冷戰時期美國對蘇聯的警惕來達到使戰犯早日獲釋的目的。
同年1月16日發給外相岡崎勝男的電文中披露了當時的狀況,日本駐美大使新木榮吉“再三敦促”美國政府釋放甲級戰犯。對此,美國高官表示“正在積極討論,但仍需要一段時間”。而有田等會見的另一位美國高官則指出美國存在反日情感稱,“也有美國人被日本軍人所傷”,可見釋放甲級戰犯的交涉並不順利。
盡管《對日和平條約》生效後聯合國將甲級戰犯移交日本政府進行管理,但釋放仍需獲得以美國為首的戰勝國的同意。根據公開的文件,1953年2月共有約800名甲乙丙級戰犯被關押在巢鴨監獄。至1958年年底前,國內外的戰犯全部獲釋。
另外,7日當天公開的外交文件還顯示,為汲取二戰期間被美國破譯暗號等情報戰中處於劣勢的教訓,當時的日本外務省高官在戰後不久便呼籲通過提高暗號技術、培養專家等措施加以改善。曾任外務省電信課長等職務的龜山一二在1945年12月匯總了這份機密文件。
文件中指出,二戰期間日本外務省與駐外公館等之間情報聯絡所用的暗號“在理論和技術上都很不成熟”。此外,在對敵國破譯情況的掌握及新暗號的普及方麵也相當滯後,沒能挽回頹勢。
文件預測戰後各國的暗號技術和理論將“日新月異”,並提醒一旦日本進一步落後,就將在國際舞台處於“嚴重不利之勢”,應抓緊確定方案,在未來汲取過去殘酷的失敗經驗。
關於具體的改善措施,文件要求完善旨在提高暗號技術的研究設施與暗號設備試製工廠,在駐外公館設置暗號保險櫃,並積極培養技術人員。
美方在二戰期間竊聽日本暗號電報,破譯後在情報戰中占據優勢,可能事先察覺到對美宣戰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