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寫的《醜陋的日本人》

 

日本人的國際感很貧乏；對白種人極端自卑，而對黃種的亞洲人虛張聲勢：總是缺乏一種非常客觀的對外理解；在世界各民族裏，日本民族是最排外的民族之一。

政治上，日本特別崇拜美國，把美國當成老祖宗，是穿美國褲衩的猴子；心理上，日本可以說是當今美國的附屬國、殖民地。

日本不具備統治異民族的帝國能力，永遠稱霸不了世界，也成不了美國、中國那樣的世界性大國。

戰後的日本，尤其近十幾年經濟滑坡，變成了一個最老化又最幼稚的民族；肉體在長進，精神卻己萎縮；年輕人沒有人生目標，沒有理想；上代和下代文化間嚴重斷裂；學校和家庭教育已然崩潰，道德文明開始衰死。漢語會成為日本的第二語言，而中國會對日本有越來越大的影響；日本人口在急劇減少，而中國人的數量在迅速增加，或許在200年、300年之後，日本會變得更加中國化；中日關係將更加突出，也愈來愈重要。

內容簡介

本書是針對當代日本人、日本問題的思考、批判和解讀。

作者通過自己的親身經曆和感受，以客觀的觀察和理性的分析，向讀者展示了日本的種種陰暗麵、不足和問題，涉及國家、民族、社會和個人等各個層次。同時，他從文化、曆史、地理、民族性、國際關係等方麵，挖掘了這一切“醜陋”背後的深層症結所在，進而對日本的未來提出希望和建議。

對中國讀者而言，本書展現出了一個更為真實的日本。它是一部極富深度和力度的跨文化研究著作，有助於更近距離認識日本、研究日本和了解日本。本書2007年已在日本出版。

作者簡介

金文學，比較文化學家、作家、文明批評家，是世界上專、攻中、日、韓三國文化比較的最知名學者之一。1962年生於中國沈陽。1985年畢業於東北師大外文係日本文學專業。1991年以亞洲第一名的成績獲“新島獎學金”赴日留學。1994年獲文學碩±後，攻讀博士課程。2001年博士後期課程畢業。現任教於日本數所大學。

迄今為止，其圖書著作有50餘種，最具代表性的有《東亞三國誌》（日/韓/中文）、《中國的性文化》（日/韓文）、《瞧，這三國人》（中/日，韓文）、《日本文化之謎》（韓文）、《醜陋的韓國人》（中/日/韓文）、《中國人、日本人、韓國入》（中/日篇文）、《醜陋的日本人》（日文）等等。其作品暢銷東亞及歐美，總銷量已超過200萬冊。另有學術論文、評論、散文、小說、詩歌等數百篇。以中、日、韓三種語言寫作和演講，被譽為“國際派鬼才”。

第一章他們的形象

一種癲狂式的病態

當我們在討論如何認識，如何理解當今日本人這一課題的時候，無論如何也擺脫不了兩個最大的前提，這就是“戰後”與“戰敗”。可以說，日本人的投降與戰後生活，是從美國扔下的兩顆原子彈的恐懼中開始的。這也使日本人在曆史上首次品嚐到了戰敗的痛苦。迫於GHQ的壓力，天皇發表了《人間宣、言》。像這樣亙古未有，可以說是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曆史事件，在美軍的占領下一件件地都發生了。

說起來，自明治維新以來，日本人就一直有著熱衷於“日本人論”的傳統。於是，戰後，在GHQ否定日本傳統文化，占領統製異常嚴酷的環境當中，關於日本人、日本文化以及日本人的身份認同感的問題，便成為事關日本重生的全民課題。這應該說是理所當然的。

然而，不幸的是，戰後的“日本人論”卻不得不在這種悲慘的戰敗廢墟中萌芽生根。

就像是落在日本頭上的那兩顆擁有巨大魔力的原子彈一樣，“日本人論”也正是在兩種外部壓力的因素條件下逐漸發展起來的。其中之一就是外部（外國、西方）的因素，另外一個是由外部注入進來的壓力因素。

日本人是誰？什麽是日本文化？什麽是日本人的身份認同感？日本人有怎樣的民族性與國民性？

長期以來，日本人一直在苦苦追尋著這些問題的答案。在眾多的“日本人論”當中，相比起自己人的評論，日本人更喜歡外國人，尤其是西方人所做的評論，無論這些評論是褒是貶，是肯定抑或是否定。

有人評論說，日本人是世界上最喜歡談論民族性的國家，這幾乎都已經成為人們的共識了，以至於探討民族性本身也成為了日本人新的民族性。這不能不說是一種滑稽的諷刺。

明治以後到戰前，尤其是戰後，在自我否定和自虐式的風潮中，外國人、歐美人炮製出了大量的關於日本人的論述。而與此同時，這些論述受到日本人的極大歡迎，並且逐漸呈現出泛濫之勢。

按照外國的說法，在日本人的民族性格當中，有一條就是虛心接受外來事物。這一性格經過外國人的評論，已經被人們當作日本人的標準形象而受到頂禮膜拜，甚至發展到了用來概括整個日本社會的民族性與時代性的地步。

事情到此並沒有結束。所有的這些，倒不如說成是，戰後以來一直在失敗的陰影中飽受挫折感煎熬的日本人，從歐美人的“日本人論”中享受到的一種快感與安心。這種所謂的“日本人論”，已經作為一種用來滿足挫折感、自虐式瘋癲與自狂自傲的日本病固定了下來。

日本人一邊享受著歐美人給予的誘餌——“日本人論”，一邊開始努力地描繪自己的肖像畫。然而，最終結果卻隻可能是一副歪曲的自畫像。

筆者認為，歐美人的所謂“日本人論”、“日本民族性論”，對日本人來說，可以總結為5種類型，即：①奇聞逸事型；②輕蔑鄙視型；③先入為主型；④讚揚褒勵型；⑤欺騙誘惑型。

經過這5種類型化的過程，戰後日本人完全沉溺於西方人的魔法當中，喪失了自身的身份認同感，從而形成了一種全民族的“日本型自虐人格”。

《菊與刀》的典型歪曲

《菊與刀》是戰後美軍占領期間誕生的名著，其享譽甚高。不過，令人遺憾的是，這本書可以說是歐美人攢造歪曲的“日本人論”的典型。

這本由美國著名女性文化人類學家露絲?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所著的書，1946年剛一出版，就博得了公眾的極大關注，至今已出版銷售超過百萬冊，成為長盛不衰的暢銷書。單從這一點看，就足見其影響力之巨大。

有人評價說，這是日本曆史上由外國人撰寫的有關“日本人論”的最權威、最全麵的作品。這本書在戰後，作為“經典名著”，得以廣泛流傳，不僅對日本，而且對世界各地的“日本人論”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就連在中國，這個曾經將日本文化當作二流文化而鄙視的國家，《菊與刀》也作為研究者和知識分子認識日本的最高範本而備受推崇。

在戰後開始不久，陷於沉重的戰敗陰影中的日本人認為，比起我們日本人是誰，找到諸如日本人該怎樣，為何會挑起戰爭卻又吞下敗北苦果的“依據”更為必要。由是，日本人便開始迫切地尋求著外部關於這種“依據”的論證。

但是，今天，當我們重讀一下《菊與刀》便可以發現，這本書不用說在學術層麵了，即使是在一般意義上，其中的謬誤也隨處可見。

首先，本尼迪克特在日本學研究方麵並非專業。她非但從來沒有學過日語，就是在日本史方麵也缺乏正確的修養與知識。從她的書中，可以找出很多資料分析上的錯誤。其次，由於缺乏曆史知識，她把明治以前與當時的日本人的民族性混為一談，認為這些就是日本國民性的一般特征。

“八紘一宇”是明治以前日本國學界的一種理想，隻不過後來被當時的軍部利用了而已。而她便以此斷言日本人好戰。這種做法是很危險的。

她錯誤的認為“義理人情”是日本人所獨有的行為方式。而實際上，這類現象在東亞漢字文化圈的國家中是共通的。

其次，在文化人類學研究中，最重要的就是田野調查（現場調查訪問），但是她自始至終都沒有涉及過。她的調查僅僅是以戰前西方人寫的日本見聞、旅行記為中心，再加上對旅美第一代日本人的訪談，僅此而已。因此，嚴格意義上說，就連她這種研究態度、研究方法都值得懷疑。雖然她是一個專業的文化人類學家，但是就日本學研究來講，我們隻能說她是不夠資格的。

再者，最為重要的一點就在於其寫作這本書的緣由與目的。實際上，這本書是美軍製定對日作戰、占領政策的重要文獻來源。本尼迪克特是1944年受美國情報機關的委托，而開始此書的寫作。這本書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研究假定日本戰敗，日本人會怎樣對待美國的占領政策，再者就是如何對日本進行美國式的改造，進而如何支配日本。這種“日本人論”完全是作為高明的政治手段——洗腦的一個環節而產生的。

本尼迪克特利用權威學者的有利條件，塑造出了具有“恥感文化”、“矛盾性格，容易失控”等特點的日本人形象。然而，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都是與客觀現實極端背離的“怪論”。

引人注目的“恥感文化”，是與西方的“罪感文化”比較而得出的結論。本尼迪克特認為，日本人在道德和精神上，對自己所發動的戰爭，以及對戰敗會覺得“恥”。

最後，她還從宿命論的角度，認為日本人“容易暴怒”的性格，必然會走向戰爭，即將日本人發動戰爭的原因歸結為這種好戰的性格。但是，對於最為關鍵的曆史及世界形勢，她卻幾乎沒有做比較分析。這種研究方法本身對學者來說就是不正常的，更何況其背後還有明顯為政治服務的嫌疑。

這就是一流學者所犯下的“罪”。

本尼迪克特作為權威的文化人類學者，雖然其高唱著“文化相對主義”，但很明顯的是，她從一開始就對日本人、日本文化的特性抱有一種很不負責任的先見之念。這種觀念來源於日本人是有色人種，日本人比西方人落後，比西方人低劣的偏見。

關於這一點，前些年去世的美國現代文化人類學的代表學者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其著作《文化的解讀》中已經給出論述。

格爾茨評價說，《菊與刀》即使是在本尼迪克特人類學的研究範圍內，也是很有影響力的作品。他指出：“本尼迪克特作品具有偉大的獨創性（這自不待言，是由戰爭中其情報宣傳活動的任務決定的），以及一種就連很多對此書持強烈批判觀點的人都不得不承認的力量。原因就在於，她並不是通過緩解日本人與我們之間，即生活在兩種不同的世界的人之間觀念上的差異，而恰恰相反，她是要通過強調這種差異來試圖揭開日本與日本人之謎。在這本書中，她將我們所熟知的文化與我們想像不到的未知文化進行對比，並且使這種對比達到了頂點。”

格爾茨毫不姑息地指出，就好像美洲印第安人與美拉尼西亞人的相遇，是為完全迥異的民族之間的遭遇做的準備活動一樣，《菊與刀》通過不斷想像別人是如何如何與我們不同，對差異進行了極端的比較。

格爾茨還說，作為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是個極端特殊的例子，是與人類學的研究相左的。他批判道，本尼迪克特是通過設立一種對立圖式，即我們與他們，在要麽完全相信、要麽徹底懷疑的二者選一的主旨指導下，從大雜燴般的信息中（由傳說、電影、對政治避難的日本人及俘虜的采訪、學術著作、報紙報道、廣播、古文書類、小說、議會演說、軍隊的機密情報構成）進行篩選，而不是通過調查得出結論。這就有點像聾子，先通過對超乎人類想像的對象進行想像，之後便得出諸如“是有些奇怪”的結論，並且還依靠想像對業已存在的問題展開論述。

格爾茨對《菊與刀》的特點做了如下結論性的分析。

因為這本書中所涉及到的思想與政治的關係（因為寫的時候是在戰爭中及戰爭結束不久，可以稱之為“思想與政治的關係”），本尼迪克特認為，有必要將自己的著作從僅僅是文學作品的水平提高到學術的高度。這種做法不是人類學家該做的事，而是由心理學者、宣傳活動分析家、諜報專家、計劃製定者共同承擔的事。換句話說，“這些人就是穿著軍裝的學者集團”。格爾茨對本尼迪克特以及其周圍的人這樣諷刺道。

日本人的肖像

戰後，日本人在經濟上取得了奇跡般的進步，實現了跨人大國行列的夙願。但盡人皆知的是，與經濟力相對，日本人的精神力、身份認同感卻在消失墮落。

所謂身份認同感，一言以蔽之，是指一個民族或一國國民在文化的主體性和獨立性上的歸屬意識。在日本，也表現為日本人所深信的“日本人論”。

以筆者旅日17年來的研究及經曆來看，再也找不到比日本人更在意“自我探究”、“自我確認”、“別人怎麽看待自己”、“自己是什麽形象”之類問題的國民了。

這是何故呢？筆者推測，這大概來源於身份認同感自身的不健全以及這種認同感的喪失。其中，首先必須注意到的是日本人對自我的認識，即對自我形象的感知，主要是通過“日本人論”這種具體的東西得以實現的。

說到描繪日本人的肖像畫，“猴子學人”當中的“猴子”是一個重要的命題。

日本人真的看起來像猴子嗎？為什麽會被叫做猴子呢？或者說，如今，又有幾個日本人能對此產生疑問，並進行認真思考呢？在探求這些問題的答案時，依然還是離不開西方的視線。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描繪日本人開化姿態的並不是日本人自己，而是西方人。這可以說是繪畫中的“日本人論”。

法國畫家比哥（Georges Bigot）（1860—1927）畫的素描圖尤其著名。一對夫婦模樣的人穿著西裝站在鏡子前，欣賞著自己的容貌。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要數男人傲慢自大的樣子了。對此，比哥在男人的頭上的部分用漢字“名磨行”對其進行了諷刺。而最令人稱奇的是，鏡中的男女竟然都是猴子臉。

為什麽都到了21世紀，筆者還要再次提起這幅上世紀的稀奇繪畫呢？原因就在於，這幅日本人的肖像畫中隱藏著日本人的普遍形象之謎。

似乎是為了配合比哥的諷刺圖，同為法國人的皮埃爾?洛蒂（Pierre Loti）在其著作《秋天的日本》中的《江戶的舞會》一文中，寫下了如下辛辣的評論：“太耀眼，太妖豔。這些無數的穿著盛裝的日本紳士、大臣、提督和各地官吏們。不知為何，他們總會讓我想起某位曾經以追逐潮流而著稱的將軍。另外，即便是對我們自己來說，燕尾服這種東西也都是俗到極點的，為何他們會穿在身上？況且，他們體型根本就不合適穿這種衣服。我不知道為什麽，隻是覺得他們每個人看起來都是那麽像猴子。”

稱“覺得他們每個人看起來都是那麽像猴子”的皮埃爾?洛蒂的描述與比哥的繪畫相互配套，長期流傳直至今日。於是，這種“日本人是像猴子一樣的民族”的觀念，便在世界範圍內隨之固定下來。

就像信念信仰擁有強大的力量一樣，這種“日本人一猴子”的形象妨礙了人們客觀公正地解日本人。不僅如此，從明治到大正再到昭和，直到現在的平成，“日本人一猴子”一直作為日本人的形象而存在。

仔細考慮一下便可明白，西方之所以會產生這種“猴子說”，並不僅僅是針對當事的日本人的批判，而且是針對包括日本人在內的東方人的一種極端鄙視。這和《菊與刀》在根底裏流露出來的西方文化優越，而東方文化低劣的潛意識是一致的。

將猴子作為日本人的形象使之流傳世界，無疑從另一個側麵說明了西方人對最早開始要模仿西方，要迅速實現現代化的東方國家日本的恐懼心理。因為西方人對當時仍然落後的中國和朝鮮，很少使用“猴子”這種表達方式。

所謂模仿，公平地說，就是以謙虛的態度學習外來文化、文明與製度。就像這個詞語的語源是一樣，日本人的學習精神早已成為世界人民學習的榜樣。

實際上，無論是譏笑過日本人為猴子的西方人，還是中國人或韓國人，在文明、文化、製度甚至是日用品層麵上，都曾經向自己以外的國家學習過。過去也好，現在也好，將來也好，這種學習和模仿會永遠持續下去。因為人類的曆史就是學習的曆史。

單單將日本諷刺譏笑為猴子，是非常不合理和不公平的，這妨礙了人們對日本的理解，其負麵效果非常嚴重。

這種負麵形象是由西方人創造出來的，滿足了西方人的快感。然而，同時，日本人自身也被這種形象所困。其結果是，自明治維新開始，經過戰後，日本人在心底便不由自主地產生了“我們像猴子一樣醜陋”這樣的自卑感。

當被外國人這麽評論後，日本人就因為自身的性格而覺得確實如他們所說，予以全盤接受。日本人的悲劇直到今天仍然在繼續，即很容易就陷人到了對西方的自卑當中去。

1911年（明治44年）著名詩人高村光太郎在其詩《墜飾之國》中，生動描寫了日本人在生理和心理上的自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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