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似乎想重溫舊夢

日本似乎想重溫舊夢

二戰結束，人類用血的代價戰勝了德日意法西斯，中國人民以三千多萬條生命的犧牲贏得了抗日戰爭的勝利。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成為正義戰勝邪惡的國際法定讞。
然而，總有一部分右翼勢力是心有不甘的，對戰敗的結果是不服的。受政治體製與國際局勢的製約，過去601多年間，日本社會對曆史問題的認知總體上是回避多於正視，不肯作徹底反省，曆史認識偏差使日本與鄰國的關係成為“夾生飯”。
冷戰之後，在長期揮之不去的泡沫經濟的陰影之下，日本政治趨於保守，政壇上回避戰爭責任、以鄰為壑、反過來轉嫁危機給亞洲鄰國的動向十分明顯。其“遠交近攻”、“脫亞入美”的戰略取向使日本在亞洲失去了朋友，陷於孤立。
特別是它在國際上籌謀“入常”、想成為政治大國的抱負屢屢受挫，國內朝野惡鬥，一年換一個首相，再加上“311”地震這等煩心事，當局很容易被貌似神勇、實則愚莽的右翼勢力引入歧途。釣魚島問題的突顯，實際上就是日本當局被中日關係中那些負能量綁架的結果，是其戰略把握能力失控的鋌而走險。
日本並非沒有對於中日關係的重要性有深刻認識、為發展中日友好關係而戮力抗爭的有識之士，問題是這些正能量、每每被當政者的違憲行為和重振武運、再度稱霸的全民動員所抵消。1972年簽署《中日共同聲明》時，原本有“中日兩國反對霸權主義”的反霸權條款，日方就有一部分人主張把這一條款從和平友好條約中刪除，使談判陷入僵局，直到1978年8月，巧妙繞過了反霸權條款，才最終實現了友好條約的締結。所以說，日本國內對戰敗結果不服、對反法西斯戰爭之正義性和合法性構成挑戰的勢力始終存在。
上個世紀末，石原慎太朗、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說不》更彰顯了日本企圖憑借自己強盛的經濟力並吞八荒的野心。他們說，“政治家最重視選區，而我們的選區是全世界。”“正因為我們製造並提供了全世界人們喜愛的產品，所以我們被選中了。”咄咄之勢，如何了得！這次，石原慎太朗的“購島”動議一經拋出，有那麽多的人響應認捐，執政當局樂觀其成，推波助瀾，更證明了負能量的不可小覷。
當然，美國故意攪渾水、拉偏架，把日本作為它實現戰略東移、幹擾和遏製中國崛起的橋頭堡和馬前卒，也是日本膽大妄為的前置條件。但是，美國也並非就那麽就放心它布局於亞洲的這個打手。
借用一位美國資深外交官的話來說，美國的政策就是“先鼓勵日本這條小蛇去吞大象，在它快要噎死的時候，再猛擊它的七寸。”就像海灣戰爭爆發前，慫恿薩達姆吞一樣。放縱日本對二戰後國際秩序的挑戰，難免有一天其負能量的膨脹就會觸碰到美國的利益。幣原喜重朗和山本五十六當年不惜賭國家命運的孤注一擲，就是前車之鑒。
1924年深秋，孫中山離世前4個月，在日本神戶進行過一次題為“大東亞主義”的演講。他說“東方的文化講是王道，西方的文化講的是霸道；講王道是主張仁義道德，講霸道是主張功利強權。講仁義道德，是由正義公理來感化人，講功利強權，是用洋槍大炮來壓迫人。”
“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幹城，就在於日本國民去詳細慎擇。”孫中山先生不幸而言中，日本後來的選擇令人喟歎。那種錯誤的選擇不僅給亞洲人民造成了不堪回首的創痛，也把兩顆原子彈招惹到日本人民的頭上。
而今執政的日本政治家們，真的還要重溫做大東亞霸主的舊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