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村田忠禧認為釣魚島屬於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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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學者村田忠禧認為釣魚島屬於中國

中廣網　12月16日 09:37

中日兩國對釣魚列島主權存在爭議，這是眾所周知的事實。中國學者認為，釣魚列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中國對該列島擁有無可爭辯的主權；而日方學者和官員也聲稱日本對該列島（日方稱為尖閣列島）的主權具有充足的曆史和法律依據。 　　真理隻有一個，究竟誰是誰非？這需要學者進行研究，進而拿出可靠的曆史資料來論證自己的觀點。 　　實際上，即便是在日本國內，也有人明文指出，釣魚列島是屬於中國的。在1972年10月日本現代評論社出版的《“尖閣”列島——釣魚諸島的曆史的解明》一書中，日本著名曆史學家、京都大學教授井上清先生以《釣魚諸島的曆史與所有權》一文，闡明釣魚島曆史上是屬於中國的。1995年，井上清先生來華參加學術討論會，筆者曾向他討教過這一問題。井上先生說：釣魚島的確是中國的，1895年被日本竊取。但他也強調，中國方麵不但要從曆史資料中尋求證據，想從日本手裏要回釣魚島，還需要尋找國際法方麵的依據，這樣才更有力量。 　　井上先生已經故去，後來的日本學者不大觸及這一問題。最近，日本學者、橫濱國立大學教授村田忠禧先生出版了《尖閣列島釣魚島爭議》一書（日本僑報社，2004年6月31日出版），對中日兩國關於釣魚列島的爭議進行了簡明扼要的梳理，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書比較客觀，值得向中國讀者推介。 　　一、中日兩國的相關著作與資料 　　村田先生首先羅列了中日兩國的相關研究成果和資料。中國的研究成果首推首都師範大學鞠德源教授的《日本國竊土源流 釣魚列嶼主權辯》上、下冊。（首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出版。此書洋洋百餘萬言，極為詳實，鞠教授托人贈送筆者一套。）村田認為，“這是一部詳細而且豐富地介紹了目前保存在日本與中國的史料、圖版的巨著，可以說是論述這一問題時是必須要閱讀的。”他提及的中方資料，還包括《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匯編》上、中、下冊和《國家圖書館藏琉球資料續編》上、下冊，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原始資料集”。村田提及的日本資料除井上清先生的著作外，主要有兩個：一是浦野起央編的《釣魚群島（尖閣諸島）問題研究資料匯編》（刀水書房，2001年9月出版），另一個是浦野起央著的《尖閣諸島·琉球·中國·日本關係史》（三和書籍，2002年12月出版）。浦野在後麵這本書的後記中說：這是“他與北京大學的研究者通過共同研討資料和共同研究的結果”，是“站在客觀的立場上敘述，不代表特定的意識形態講話”。然而，村田對浦野的自我標榜並不完全認同，他認為，“確實，這本書大量地介紹了日本與中國方麵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著作和論文，但是我發現其中的記述未必像作者說的那樣客觀。特別不可思議的是，作者聲稱與北京大學的研究者共同研究過，可是居然連一年前就在中國出版的鞠德源的上述著作都全然沒有提到過。” 　　二、釣魚列島是“無主地”嗎？ 　　釣魚列島主權爭議的關鍵之一，是這些島嶼是不是“無主地”，如果有主，是屬於中國，還是屬於琉球？日本政府聲稱釣魚列島是無主地，也有日本學者認為釣魚列島屬於琉球，而琉球後來並入日本 ，故釣魚列島屬於日本。村田不同意上述說法，他指出：“明代以來各種各樣的中國地圖和文獻都把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標注在中國的版圖內。特別是明代為防備倭寇和海盜侵入，政府實施海禁，……對沿海的海防相當注意。確保沿海的安全是國家的重要任務，在應當保衛的沿海島嶼中，也包括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中國方麵的證據，村田列了幾種，如明代胡宗憲、鄭若曾編纂的《籌海圖編》中收錄的兩幅圖，還有施永圖編纂的《武備秘書》卷二中收錄的《福建海防圖》。 　　琉球曾是中國的屬國，曆代國王都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明清兩朝共向琉球派過24回冊封使。因為往來要經過釣魚列島，又涉及航海安全，所以中國的曆任冊封使如陳侃、夏子陽等人在《使琉球錄》中多次記載了經過釣魚列島的情形，從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琉球的領域是從久米島（古稱古米山或姑米山）開始的，並不包括釣魚列島，越過赤尾嶼與久米島之間的海溝，才算進入琉球。一個可資佐證的細節是，與中國冊封使陳侃同行的乘琉球船的琉球人，看到久米島，認為是到了故鄉了，所以都特別高興。周煌的《琉球國誌略》中描繪了一張《琉球國全圖》，也明確地將姑米山確認為琉球國的西端，而沒有將釣魚列島這些不屬於琉球的島嶼畫進去。 　　琉球方麵的主要資料是《中山世譜》，其中記載的琉球的範圍是三府五州三十五郡，另外有三十六島，並不包括釣魚列島。 　　日本方麵的曆史記載也印證了釣魚列島屬於中國，而不屬於琉球。1768年，林子平在其《三國通覽圖說》中，把琉球與日本、中國及台灣地區分別著色表示，釣魚列島與福建、浙江是同一種顏色。德川幕府統一日本後，於正保年間命令各藩繪製地圖以便合製全國地圖。其中，琉球國地圖由三張組成，連一些很小的珊瑚礁都清晰地描畫出來了，也並不包括包括釣魚列島。可見，釣魚列島屬於中國，是當時中國、琉球、日本三方的共同認識，這是沒有問題的。村田由此得出結論：曆史上，釣魚列島屬於中國，“所謂的‘無主地論’是不成立的。” 　　三、釣魚列島是如何被日本“領有”的？ 　　關於這一問題，日本政府《關於尖閣列島的領有權的基本見解》是這樣說的：“1885年以來，政府通過衝繩縣地方當局對尖閣列島以各種方式進行再三調查，確認那裏不僅是無人之島，而且沒有任何清國的管轄痕跡。在對此予以重新確認的基礎上，1895年1月14日的內閣會議上決定於島上建立航標，以正式編入我國領土。” 　　實際情況真是這樣嗎？村田教授並不認可日本政府的說法，他梳理的事實是這樣的： 　　1874年，日本出兵中國台灣，因遭到台灣民眾激烈抵抗，以索取50萬兩白銀為條件退兵。1875年，日本明治政府斷絕了琉球王與清朝的朝貢、冊封關係，將琉球王遷到東京居住。1879年幹脆廢了琉球藩，改為衝繩縣。清政府雖不接受，卻無力扭轉局麵。 　　到了1885年，日本出於圖謀台灣的目的，開始有了控製釣魚列島的想法。當時的內務省給衝繩縣令西村舍三發了一份命令，要求他“調查衝繩縣與清國福州間散在無人之島”，以便在上麵建立國標。西村調查後上報說，釣魚島、黃尾嶼、赤尾嶼均是“清國給予名稱，以其作為前往琉球之航海目標。……如踏查後直接建立國標，恐有問題。”外務卿井上馨也主張謹慎從事。他說：“近來，清國報紙傳言我國政府欲占領清國所屬台灣地方之島嶼，呼籲政府注意。故在此之際，對此等小島我擬采取暫時不輕動，避免不必要紛爭之措施為宜。” 　　既然如此 ，內務卿山縣有朋隻好表示：此事“涉及與清國間島嶼歸屬之交涉，宜趁雙方合適之時機。以目下之形勢，似非合宜。”山縣所說“目下之形勢，似非合宜”，實際上指的是當時台灣巡撫劉銘傳率部擊敗法軍入侵，迫使法軍從台灣撤退的時局。釣魚列島在行政區劃上屬於台灣，這個時候染指台灣，自然是“非合宜”的。所以村田認為，如果劉銘傳當時不能擊退法軍，暴露出清國對台灣統治的弱點，那麽日本在1885年左右趁機在釣魚列島建立國標“是十分可能的”。 　　後來的1890年、1893年，衝繩縣知事又兩次提出要將釣魚列島劃歸自己管轄，均被明治政府擱置起來。 　　日本政府認為“合宜”的時機終於來了。1894年，日本向中國發動甲午戰爭，到了日方即將取得勝利的1895年1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正式作出了在釣魚列島建立國標的決定。何以1890年、1893年衝繩縣的申請都被束之高閣，而到了1895年就被通過了呢？答案就在日本內務省給外務省的協議文中：“如今與當年之情勢已經不同。”那時，日本對中國戰爭的勝利已指日可待，進攻台灣的準備也做好了，順手牽羊控製台灣幾個小島豈在話下？ 從上述情況看，日本很清楚釣魚列島是屬於中國的，雖然對該列島覬覦已久，卻因懼怕引起糾紛未敢輕易動手，到了日方在甲午戰爭中快要勝利的時候，趁清朝無力回天之機，把釣魚列島搶了過來。所以村田指出：日本政府的所謂因該島無人管轄故而編入日本領土的說法，“很顯然是不成立的”。 　　四、中日雙方就釣魚島主權發生爭執的原因 　　日本將釣魚列島“編入”自己的領土之後，實際上並沒有在上麵建立國標。因為日本控製釣魚列島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控製這些小島，更大的目的是為了便於圖謀台灣。既然不久後日本通過《馬關條約》輕易達到了割占台灣和澎湖列島的目的，在釣魚列島上建立國標的事情就沒人提起了。到了74年後的1969年5月10日，事情突然起了變化，石垣市為表示地籍而在釣魚島上建立了標柱，次年9月10日衝繩政府又引人注目地發布了對釣魚列島的領有宣言。因為這個時候突然發現，釣魚列島海域有出產石油的可能性。 　　村田說，“對這一點的反應，中國政府也有些相同。因為台灣的回歸是最受關注的問題，所以開始時對那些無人島嶼沒有表示關心。”村田評價說：“日本也好，中國（包括台灣當局）也好，是在了解到這些島嶼的周邊海底有可能出產石油的情報後，開始強調自己的領有權。而在這之前，兩國間沒有圍繞領有權發生爭論。兩國的地圖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上述情況。無論是中國（包括台灣當局）的地圖把釣魚嶼、黃尾嶼、赤尾嶼明確地標在中國的領土內，還是日本文部省審定的地理教科書中用尖閣列島的名稱表示這些島嶼，都是1972年領土問題發生以後的事。” 　　在釣魚島問題上，村田忠禧總的觀點和結論是這樣的：“作為曆史事實，被日本稱為尖閣列島的島嶼本來是屬於中國的，並不是屬於琉球的島嶼。日本在1895年占有了這些地方，是借甲午戰爭勝利之際進行的趁火打劫，決不是堂堂正正的領有行為。這一曆史事實是不可捏造的，必須有實事求是的認識和客觀科學的分析態度。但是有的人打著研究的旗號，實際上是有意地隱瞞事實。” 　　五、村田忠禧的擔憂與希望 　　村田教授是主張日中友好的人士。他認為，領土爭議已經成為激發日中兩國狹隘民族主義的口實，影響兩國友好關係，並對此表示擔憂。為此，他專門統計了釣魚島、尖閣列島這些概念在日本國會審議中出現的次數，也統計了這些概念在日本《朝日新聞》和中國 《人民日報》中出現的次數。統計表明，兩國出現這些概念次數最多的都是在1996年、1997年、1998年，他認為“這一時期，日本和中國都是將對方視為對手，強調警戒論和威脅論的時期。這是90年代後半期，日本與中國都僅強調愛國主義，民族主義風潮強化的結果。” 　　在書的末尾，村田提出了自己的希望：“對尖閣列島·釣魚島等問題不要孤立地看，要放在衝繩問題、台灣問題等整體的演變中來看，要把過去的曆史與今天的現實結合起來分析。在領土問題這樣的國家間的見解對立的情況下，需要傾聽對方的意見，保持用冷靜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的態度。不冷靜地思考，立即用狹隘的民族主義，用偽裝的愛國主義煽動情緒是絕對要不得的。在這一問題上，我們應當向周恩來和鄧小平學習，應當意識到，我們還沒有超越他們的智慧，這是需要我們反省的。日本和中國的國家關係還是處於‘初級階段’，為了達到高級的階段，需要我們雙方不斷的努力。” 　　在釣魚列島歸屬爭議的問題上，村田忠禧教授是繼井上清教授之後又一位主持正義、敢講真話的日本學者。從這本書的論述和觀點來看，村田忠禧教授的立場是相當客觀的，他的研究能夠尊重曆史、尊重事實，不隱瞞真相。在追求真理的問題上，村田有勇氣超越國家利益而站在更高的境界上闡述自己的觀點。他說：“我們容易把政府、政黨、媒體的見解作為正確的見解而予以接受，但是那些見解並不一定代表真理。對於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真實、真理，而不是國家的利益，在這一點上，政黨和媒體也有同樣的問題。”村田教授的這番話，讓筆者想起了王雲五先生的一句名言：“有大公方可以有卓見。”的確，在很多情況下，如果不把自己從某個黨派、某個民族或某個本位的立場上超脫出來，就不大可能得出顧全大局、客觀公允的結論。筆者對村田教授的好感，不僅僅是他在釣魚島問題上得出了有利於中國的結論，更主要的在於他追求真理的客觀態度。 　　由這本書還可以看出，村田先生真心希望日中兩國能夠保持友好關係。不隱諱釣魚島爭議的真相，把本來的曆史麵貌交代給讀者，這不僅是村田先生做學問、求真理的態度，也是為中日友好而作出的可貴努力。我們希望，像村田忠禧這樣有良知的客觀公正的日本人士，能多一些 ，再多一些；而像石原慎太郎那樣的極右分子，能少一些，再少一些。（林治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