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人憨哥的博客
憨哥養生
正文
本文來源：《東方早報》2011年11月27日第B04、B05版，作者：張榮明，原題：《“虜帳之茄鼓多死聲”》
1943年，顧頡剛在重慶沙坪壩遇見哲學家方東美，方氏出示一份1933年至1934年發現的碑文，中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結深仇，但看日西休”之語。日軍偷襲珍珠港之舉導致了12月9日美國對日宣戰，這就應驗了“回天一二九”那句預言。
第三種預言是出自抗戰前在南京北極閣所發現的碑文。1943年，顧頡剛在重慶沙坪壩遇見哲學家方東美，方氏出示一份所抄碑文，中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結深仇，但看日西休”之語。南京北極閣的這塊碑發現之時是1933年至1934年之際，抗戰尚未爆發，誰都不知其中意義。北極閣之碑的碑文“曾載於南京報紙”，說明此事亦非細事，受到民眾某種程度的關注。況且碑文發現之日正是“九一八”事變後國難深重之時，哲學家方東美不是先知，對此碑文雖不能解，但研究中國哲學的職業素養使他敏感地覺得碑文內容必定含有玄機，故不怕麻煩抄錄一份，以供隨時探索揣摩。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敵強我弱，戰爭打得十分艱苦。至1941年，駐美大使胡適對抗戰前途作了兩個觀察：“今年正月，我同範旭東先生談，他問我對抗戰的前途作何觀察，我告訴他：隻有兩個觀察：一是‘和比戰難百倍’，一是‘苦撐待變’。他很讚許這話。範先生歸國後，贈我一個象牙圖章，文曰：‘苦撐待變。’‘苦撐’是盡其在我。‘待變’是等候世界局勢變到於我有利之時！”（《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1941年7月19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說得好！苦撐待變，待變之日終於來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它的聯合艦隊突然偷襲珍珠港，共出動三百四十多架飛機，美國太平洋艦隊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總計有十九艘軍艦共二十三萬噸被擊沉，美國海陸軍將士死亡二千六百多名。（李庚辰、趙尚樸著：《魔性的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內幕》第10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禍兮福之所倚”，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對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無疑十分有利。消息傳來，國民黨立法院院長孫科（字哲生）認為抗戰勝利已大有希望，可加緊推行三民主義：“國民政府紀念周，孫哲生談話，日已啟釁，必不能支，民族主義已成功百分之七十五，我國應努力，推進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並言應對德、義、日宣戰。”（《翁文灝日記》，1941年12月8日）孫科的喜悅振奮是有道理的。國民黨軍政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援引蘇聯莫斯科《真理報》的評論：
日人既甘冒危險，敗北以外別無出路。而生產能力乃係決定現代戰爭之主因，美國每年產鋼九千萬噸，約為德、義及軸心國占領區產量之二倍，而為日本產量之十三倍。就人力而言，則將日本與中英美三國之全部人力比較，尤為可笑。日之必敗，固無疑也。（《徐永昌日記》第六冊，1941年12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12月9日，美國國會通過對日宣戰，迅速動員全國軍事力量進行反擊。12月23日，中、美、英三國代表在重慶舉行了東亞軍事會議，正式結成三國軍事同盟。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個國家代表在華盛頓簽字發表《聯合國家宣言》：“對力圖征服世界的野蠻和殘暴的力量從事共同的鬥爭。”這一天，羅斯福總統通知駐美大使胡適：“總統說，可告知蔣先生，我們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FourPower〔四強〕）。”（《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1942年1月1日）經各國協商，決定將緬甸、泰國、法屬越南從盟軍東南亞戰區劃出來，和中國戰區合並，組成中緬印戰區，由蔣介石出任最高總司令，而美國則派遣一位將軍擔任參謀長。從此以後，中國抗日戰爭不再是艱苦的孤軍作戰，而匯入浩浩蕩蕩方興未艾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之中。日軍偷襲珍珠港之舉導致了12月9日美國對日宣戰，由此徹底改變了侵略與反侵略這場世界大戰的力量對比，這就應驗了“回天一二九”那句預言。
日軍偷襲珍珠港得手之後，接著向東南亞大舉進攻，先後占領泰國、緬甸、馬尼拉、雅加達、新加坡、新幾內亞等地。1942年4月，美國多架B－25型轟炸機從航空母艦“大黃蜂號”和“企業號”上起飛，首次空襲日本老巢東京。同年6月，中途島海戰一役，美軍擊沉日方四艘航空母艦和一艘巡洋艦，日軍戰死三千五百多人，喪失飛機三百多架。據說這次戰役日軍“傷亡人數和軍艦的損失數是世界海戰史上空前的一次”。（《魔性的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內幕》第183頁）中途島之戰使日軍喪失了海上主動進攻的能力，成為太平洋戰爭的關鍵轉折點。
至1944年初，美軍在太平洋上采用“蛙跳戰術”，長驅直入，直逼日本本土，恰如傅斯年指出：“自從美國使用了革命的海軍戰術，使得倭奴手足失措，全盤皆翻。倭奴初以為美國反攻是一島一島打過來，殊不知美國早已放棄此戰術，而把太平洋當作成吉思汗的歐亞草原，運行越過堡塞的萬裏長驅戰。”（《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傅斯年全集》第四卷第267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盡管如此，日本軍國主義者仍然在一切暫時還占據的區域進行負隅反抗，甚至叫囂要在日本本土進行大決戰。因此，美國政府認為：“決不能隻讓日本人表示順從便了事；必須使他們接受徹底的失敗。武士道戰士寧死不屈的狂熱精神，從瓜達卡納爾的叢林到衝繩的岩洞到處可見，使美國人確信，不受到極大的震動，日本民族就不可能接受他們已經失敗這個現實。”（約翰·科斯特洛著，王偉、夏海濤等譯：《太平洋戰爭》下冊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85年）
中華大哲老子十分推崇嬰兒（赤子），曾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道德經》十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同上五十五章）嬰兒雖然幼小，在發展前景方麵，卻具有無限可能性。似乎心有靈犀，美國把剛剛試驗成功的兩顆原子彈命名為“嬰兒”與“男孩”。1945年7月17日，在德國柏林西部波茨坦舉行的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史汀生向英國首相丘吉爾通報：“嬰兒已安全分娩。”次日，華盛頓又發給史汀生一份密電：“誕生的男孩活潑不亞其兄弟。眼睛的光輝從當地到達海霍德，哭聲達到我的農場。”（《魔性的戰爭》第469－470頁）“眼睛的光輝”、“哭聲”分別指的是原子彈輻射光與巨大爆炸力。
1945年8月6日與9日，美國兩架B－29飛機在廣島及長崎分別扔下了兩顆原子彈，“嬰兒”的“光輝”與“哭聲”震撼了兩個城市：
“‘突然一道刺眼的帶白色的粉紅色紅光出現在天空，伴隨著一種奇異的震動，幾乎立刻出現一股令人窒息的熱浪和風，把一切都卷走了’，這是一個觀察者所記錄下來的爆炸時刻的情景。火球發出比太陽表麵還要熱幾千度的高溫，它融化了花崗石，把人和物體的影子印在地麵上和殘留的牆上，也沒有幾座建築物在核反應的強光和雷鳴的衝擊波下幸存了，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間就夷平了廣島的中心。‘幾秒鍾之內，數以千計的街上的人和市中心的花園都被幹熱的浪潮燒焦了。許多人立刻被燒死，還有許多人在地上翻滾，被燒得痛苦地叫喊著。一切東西：牆、房屋、工廠以及其他建築物，隻要遇到爆炸氣浪，都被毀滅，殘片被旋風卷到空中。’”（《太平洋戰爭》下冊第282－283頁）事後白宮發表聲明：“這是一枚原子彈，它駕馭的是宇宙間的基本力量。太陽從之獲得能量的那種力量，我們把它釋放出來對付那些在遠東發動戰爭的人。”（同上，第283頁）
兩顆原子彈產生的結果：“十平方英裏的廣島被消滅了，十三萬以上的人民暴死”；另外，長崎上空“產生了一個毀滅性的火球，消滅了三萬五千人，夷平了城市中心”。（同上，第283、284頁）
這是原子彈發明後，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生命群體被有意識地用核爆炸橫掃毀滅。日本軍國主義罪惡滔天，不僅屠殺了他國無數人民，且亦殃及本國十多萬無辜民眾死於非命。大哲老子說得好：“夫兵者不祥之器……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誌天下矣。”（《道德經》三十一章）玩火者必自焚。——至此，應驗了“白日結深仇”的那句預言。對於這段預言，顧頡剛特地加以評論說：“至日人炸珍珠港，美國與日宣戰為十二月九日，乃知所謂回天者即緣美國之力，而白日結仇雲者則謂白種人與日本結仇也。日之西休，其為亡於我土乎？此等預言皆能應驗，誠為不可思議。”
筆者認為：隻要日本民族無法剔除或改造武士道文化中寧肯切腹自戕亦不願向正義低首的頑劣死硬基因，隻要日本民族不能效仿德意誌民族為昔日的侵略行徑作刮骨剔毒式的深刻自我反省，那麽，目前仍然在美國卵翼下討生活的日本極右翼勢力，哪怕再過一千年，這些軍國主義如瓜瓞綿綿不絕的後裔們，亦不會忘記山姆大叔當年所帶來的此“仇”此“痛”，豈僅以一句“日本可以說不”而能了此這一段公案也哉！這正是“白日結深仇”這句預言意味深長之處，這句預言恰似寒山寺內的鍾聲，千載之下，猶將有無窮的曆史餘音及回響。
1945年之初，蘇州昆曲社社長陸景閔從中日兩軍的軍樂聲中聆音辨曲，見微知著，發出日寇行將滅亡的預言。原來這一年4月，民國著名詩人金天羽被他的幾位弟子與陸景閔請至昆山，聆聽昆曲，以為詩酒賞曲之會。
當時還是戰火紛飛，天下尚未太平，金天羽發問道：“‘子不見玉峰之巔，寇壘增高，一旦漢旌指吾郭，兩軍相見，則子等救死扶傷不給，是豈聆音識曲之時乎？’陸子景閔曰：‘是強梁者行將自絕於天。吾嚐聽金奏之聲，又審管籥之音，曩者澀而今者諧，曩者憤怒而今者寬易，而虜帳之茄鼓多死聲，是殆不能久駐於吾疆矣。胡不可行樂之有？’”（《顧曲記》，載金天羽《天放樓詩文集》下冊第1029－10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或許隨著戰場的不斷失利，日寇的軍樂已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種力竭勢疲、士氣低落的“死聲”，因此陸景閔作為一位審音辨聲、精擅音律的高手就能預言寇將滅亡。
這種“聞音律而知興亡”的神秘技藝淵源悠久，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已顯露端倪，據《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冊第795-796頁，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這是說當周朝天子興師動眾統領軍隊外出征伐時，先使將士張弓大聲呼喊，大師持吹同律和之，聽其聲音符合“商、角、宮、徵、羽”哪一種音調，即可判斷此次出兵能否取勝。《周禮》一書僅僅記載擔任“大師”這個官職應該具備“聽軍聲而詔吉凶”的本領技能。《左傳》一書則記錄了春秋時期師曠、泠州鳩兩位著名的大師級高手審音辨聲以判吉凶的具體事例。《左傳》襄公十八年記載：“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966頁）晉國聞聽楚國發兵前來入侵，師曠指出：這沒有什麽妨害。因為南方楚國的曲調不強，內中含有不少象征死亡的聲音，所以這次楚國出師必然徒勞無功。《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周景王要鑄造一個名叫“無射”的大鍾，泠州鳩評論說：景王大概要患心髒病而死去罷——他的理論依據是：“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今鍾■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事物和諧，美好的音樂才能完成，所以和諧的聲音進入耳朵而藏於內心，內心安詳就能快樂。如今鍾聲太洪亮粗獷，景王的心髒經受不住，難道能長久地活下去嗎？（參見《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097頁）
綜上所述，蘇州昆曲社社長陸景閔“聞音律而知興亡”的預言，並非是無源之水，而是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背景以作奧援的。金天羽對此作進一步解釋：“聲音之道與政通，興亡治亂之幾，先天地百年而形於氣。氣者，天與人相為翕辟，人不自知而潛於心者。有忽微之幾，形於藝事，發為文章，表之話言，而寄之律度，律度之弇侈抗墜，非精於識者不能辨也。”（《顧曲記》）
昆山之畔這場賞曲雅集酒盡人散還不到三四個月，日寇已棄戈舉旗以示投降矣。
勝利在望之際，令人不能不緬懷六年多前溘然謝世於西南窮鄉僻壤間的曲學大師吳梅教授（1884-1939）。出生於江南蘇州的吳梅天賦不凡，對曲律、曲史包括詞學理論造詣極深，深得蔡元培讚賞，1917年禮聘他為北大教授，首開古典曲學進入高等學府之先河。抗戰爆發，吳梅被迫南下避難，一遷於湖南，二遷於桂林，三遷於昆明，自述：“重以避寇奔波，徹夜無寐。喑啞而外，複得症腫。疊經醫治，曾算奏效。以積病之身，處多難之日。”（引自王衛民著：《吳梅評傳》第3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這位身形清臒、風神飄灑的江南俊逸人物，蘭桂之質，風霜兵燹摧殘之下，終致不起，一病懨懨而長眠於異鄉客土。
吳梅不僅撰有《顧曲麈談》《曲學通論》、《元劇研究》、《中國戲曲概論》等等開創性著作，而且自己能粉墨登場，生、旦、淨、末、醜各種角色樣樣在行，從《牡丹亭·遊園》、《玉簪記·琴挑》《琵琶記·掃鬆》、《荊釵記·見娘》直至《長生殿·補恨》，各類名曲皆能嫻熟演唱（參見《吳梅評傳》第178頁）——這樣一位學術與藝術可稱之為“雙絕”的罕見人物，若非日寇入侵，作為一代巍然曲學宗師，徜徉於江南青山綠水之間，頤養天年，傳授絕藝，豈非中華藝壇學界之幸事？何至於五十餘歲就早早告別人世呢。
嗚呼！日寇槍炮雖未傷及我曲學大師身體之寸膚寸發，但是曲學巨擘之死實為東洋倭寇入侵所致，斑斑史實，赫然在目，其間豈可容有一絲半點疑問也哉？六年多後，他的同道，他的同胞，他的同鄉，他的桑梓之地的一位陸姓才俊，審音辨聲，以一種中華絕技精確點中寇賊命門死穴——預言“虜帳之茄鼓多死聲”，日寇行將滅亡矣。
我想，昆曲才俊這個預言誠可作為二瓣清香、一束菊花貢獻於吳梅三尺墓碑之前，“掛劍隴上”，祭奠吳梅這位當年為避東洋倭寇入侵而抱病痛苦跋涉以致遽亡的曲學大師，亦可大大告慰於他耿耿抱恨的在天之靈。
1943年，顧頡剛在重慶沙坪壩遇見哲學家方東美，方氏出示一份1933年至1934年發現的碑文，中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結深仇，但看日西休”之語。日軍偷襲珍珠港之舉導致了12月9日美國對日宣戰，這就應驗了“回天一二九”那句預言。
第三種預言是出自抗戰前在南京北極閣所發現的碑文。1943年，顧頡剛在重慶沙坪壩遇見哲學家方東美，方氏出示一份所抄碑文，中有“回天一二九，白日結深仇，但看日西休”之語。南京北極閣的這塊碑發現之時是1933年至1934年之際，抗戰尚未爆發，誰都不知其中意義。北極閣之碑的碑文“曾載於南京報紙”，說明此事亦非細事，受到民眾某種程度的關注。況且碑文發現之日正是“九一八”事變後國難深重之時，哲學家方東美不是先知，對此碑文雖不能解，但研究中國哲學的職業素養使他敏感地覺得碑文內容必定含有玄機，故不怕麻煩抄錄一份，以供隨時探索揣摩。
抗日戰爭爆發後，由於敵強我弱，戰爭打得十分艱苦。至1941年，駐美大使胡適對抗戰前途作了兩個觀察：“今年正月，我同範旭東先生談，他問我對抗戰的前途作何觀察，我告訴他：隻有兩個觀察：一是‘和比戰難百倍’，一是‘苦撐待變’。他很讚許這話。範先生歸國後，贈我一個象牙圖章，文曰：‘苦撐待變。’‘苦撐’是盡其在我。‘待變’是等候世界局勢變到於我有利之時！”（《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1941年7月19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說得好！苦撐待變，待變之日終於來了。1941年12月8日，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它的聯合艦隊突然偷襲珍珠港，共出動三百四十多架飛機，美國太平洋艦隊受到毀滅性的打擊。總計有十九艘軍艦共二十三萬噸被擊沉，美國海陸軍將士死亡二千六百多名。（李庚辰、趙尚樸著：《魔性的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內幕》第100頁，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年）“禍兮福之所倚”，太平洋戰爭的爆發，對於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無疑十分有利。消息傳來，國民黨立法院院長孫科（字哲生）認為抗戰勝利已大有希望，可加緊推行三民主義：“國民政府紀念周，孫哲生談話，日已啟釁，必不能支，民族主義已成功百分之七十五，我國應努力，推進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並言應對德、義、日宣戰。”（《翁文灝日記》，1941年12月8日）孫科的喜悅振奮是有道理的。國民黨軍政部長徐永昌在日記中援引蘇聯莫斯科《真理報》的評論：
日人既甘冒危險，敗北以外別無出路。而生產能力乃係決定現代戰爭之主因，美國每年產鋼九千萬噸，約為德、義及軸心國占領區產量之二倍，而為日本產量之十三倍。就人力而言，則將日本與中英美三國之全部人力比較，尤為可笑。日之必敗，固無疑也。（《徐永昌日記》第六冊，1941年12月12日，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
12月9日，美國國會通過對日宣戰，迅速動員全國軍事力量進行反擊。12月23日，中、美、英三國代表在重慶舉行了東亞軍事會議，正式結成三國軍事同盟。1942年1月1日，中、美、英、蘇等二十六個國家代表在華盛頓簽字發表《聯合國家宣言》：“對力圖征服世界的野蠻和殘暴的力量從事共同的鬥爭。”這一天，羅斯福總統通知駐美大使胡適：“總統說，可告知蔣先生，我們歡迎中國為‘四強’之一（FourPower〔四強〕）。”（《胡適日記全編》第七冊，1942年1月1日）經各國協商，決定將緬甸、泰國、法屬越南從盟軍東南亞戰區劃出來，和中國戰區合並，組成中緬印戰區，由蔣介石出任最高總司令，而美國則派遣一位將軍擔任參謀長。從此以後，中國抗日戰爭不再是艱苦的孤軍作戰，而匯入浩浩蕩蕩方興未艾的世界反法西斯大同盟之中。日軍偷襲珍珠港之舉導致了12月9日美國對日宣戰，由此徹底改變了侵略與反侵略這場世界大戰的力量對比，這就應驗了“回天一二九”那句預言。
日軍偷襲珍珠港得手之後，接著向東南亞大舉進攻，先後占領泰國、緬甸、馬尼拉、雅加達、新加坡、新幾內亞等地。1942年4月，美國多架B－25型轟炸機從航空母艦“大黃蜂號”和“企業號”上起飛，首次空襲日本老巢東京。同年6月，中途島海戰一役，美軍擊沉日方四艘航空母艦和一艘巡洋艦，日軍戰死三千五百多人，喪失飛機三百多架。據說這次戰役日軍“傷亡人數和軍艦的損失數是世界海戰史上空前的一次”。（《魔性的戰爭——太平洋戰爭日本戰敗內幕》第183頁）中途島之戰使日軍喪失了海上主動進攻的能力，成為太平洋戰爭的關鍵轉折點。
至1944年初，美軍在太平洋上采用“蛙跳戰術”，長驅直入，直逼日本本土，恰如傅斯年指出：“自從美國使用了革命的海軍戰術，使得倭奴手足失措，全盤皆翻。倭奴初以為美國反攻是一島一島打過來，殊不知美國早已放棄此戰術，而把太平洋當作成吉思汗的歐亞草原，運行越過堡塞的萬裏長驅戰。”（《我替倭奴占了一卦》，《傅斯年全集》第四卷第267頁，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盡管如此，日本軍國主義者仍然在一切暫時還占據的區域進行負隅反抗，甚至叫囂要在日本本土進行大決戰。因此，美國政府認為：“決不能隻讓日本人表示順從便了事；必須使他們接受徹底的失敗。武士道戰士寧死不屈的狂熱精神，從瓜達卡納爾的叢林到衝繩的岩洞到處可見，使美國人確信，不受到極大的震動，日本民族就不可能接受他們已經失敗這個現實。”（約翰·科斯特洛著，王偉、夏海濤等譯：《太平洋戰爭》下冊第301頁，東方出版社，1985年）
中華大哲老子十分推崇嬰兒（赤子），曾說：“專氣致柔，能嬰兒乎？”（《道德經》十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同上五十五章）嬰兒雖然幼小，在發展前景方麵，卻具有無限可能性。似乎心有靈犀，美國把剛剛試驗成功的兩顆原子彈命名為“嬰兒”與“男孩”。1945年7月17日，在德國柏林西部波茨坦舉行的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史汀生向英國首相丘吉爾通報：“嬰兒已安全分娩。”次日，華盛頓又發給史汀生一份密電：“誕生的男孩活潑不亞其兄弟。眼睛的光輝從當地到達海霍德，哭聲達到我的農場。”（《魔性的戰爭》第469－470頁）“眼睛的光輝”、“哭聲”分別指的是原子彈輻射光與巨大爆炸力。
1945年8月6日與9日，美國兩架B－29飛機在廣島及長崎分別扔下了兩顆原子彈，“嬰兒”的“光輝”與“哭聲”震撼了兩個城市：
“‘突然一道刺眼的帶白色的粉紅色紅光出現在天空，伴隨著一種奇異的震動，幾乎立刻出現一股令人窒息的熱浪和風，把一切都卷走了’，這是一個觀察者所記錄下來的爆炸時刻的情景。火球發出比太陽表麵還要熱幾千度的高溫，它融化了花崗石，把人和物體的影子印在地麵上和殘留的牆上，也沒有幾座建築物在核反應的強光和雷鳴的衝擊波下幸存了，火光和波浪瞬息之間就夷平了廣島的中心。‘幾秒鍾之內，數以千計的街上的人和市中心的花園都被幹熱的浪潮燒焦了。許多人立刻被燒死，還有許多人在地上翻滾，被燒得痛苦地叫喊著。一切東西：牆、房屋、工廠以及其他建築物，隻要遇到爆炸氣浪，都被毀滅，殘片被旋風卷到空中。’”（《太平洋戰爭》下冊第282－283頁）事後白宮發表聲明：“這是一枚原子彈，它駕馭的是宇宙間的基本力量。太陽從之獲得能量的那種力量，我們把它釋放出來對付那些在遠東發動戰爭的人。”（同上，第283頁）
兩顆原子彈產生的結果：“十平方英裏的廣島被消滅了，十三萬以上的人民暴死”；另外，長崎上空“產生了一個毀滅性的火球，消滅了三萬五千人，夷平了城市中心”。（同上，第283、284頁）
這是原子彈發明後，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生命群體被有意識地用核爆炸橫掃毀滅。日本軍國主義罪惡滔天，不僅屠殺了他國無數人民，且亦殃及本國十多萬無辜民眾死於非命。大哲老子說得好：“夫兵者不祥之器……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誌天下矣。”（《道德經》三十一章）玩火者必自焚。——至此，應驗了“白日結深仇”的那句預言。對於這段預言，顧頡剛特地加以評論說：“至日人炸珍珠港，美國與日宣戰為十二月九日，乃知所謂回天者即緣美國之力，而白日結仇雲者則謂白種人與日本結仇也。日之西休，其為亡於我土乎？此等預言皆能應驗，誠為不可思議。”
筆者認為：隻要日本民族無法剔除或改造武士道文化中寧肯切腹自戕亦不願向正義低首的頑劣死硬基因，隻要日本民族不能效仿德意誌民族為昔日的侵略行徑作刮骨剔毒式的深刻自我反省，那麽，目前仍然在美國卵翼下討生活的日本極右翼勢力，哪怕再過一千年，這些軍國主義如瓜瓞綿綿不絕的後裔們，亦不會忘記山姆大叔當年所帶來的此“仇”此“痛”，豈僅以一句“日本可以說不”而能了此這一段公案也哉！這正是“白日結深仇”這句預言意味深長之處，這句預言恰似寒山寺內的鍾聲，千載之下，猶將有無窮的曆史餘音及回響。
1945年之初，蘇州昆曲社社長陸景閔從中日兩軍的軍樂聲中聆音辨曲，見微知著，發出日寇行將滅亡的預言。原來這一年4月，民國著名詩人金天羽被他的幾位弟子與陸景閔請至昆山，聆聽昆曲，以為詩酒賞曲之會。
當時還是戰火紛飛，天下尚未太平，金天羽發問道：“‘子不見玉峰之巔，寇壘增高，一旦漢旌指吾郭，兩軍相見，則子等救死扶傷不給，是豈聆音識曲之時乎？’陸子景閔曰：‘是強梁者行將自絕於天。吾嚐聽金奏之聲，又審管籥之音，曩者澀而今者諧，曩者憤怒而今者寬易，而虜帳之茄鼓多死聲，是殆不能久駐於吾疆矣。胡不可行樂之有？’”（《顧曲記》，載金天羽《天放樓詩文集》下冊第1029－1030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或許隨著戰場的不斷失利，日寇的軍樂已不由自主地冒出一種力竭勢疲、士氣低落的“死聲”，因此陸景閔作為一位審音辨聲、精擅音律的高手就能預言寇將滅亡。
這種“聞音律而知興亡”的神秘技藝淵源悠久，早在兩千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已顯露端倪，據《周禮·春官宗伯》記載：“大師掌六律六同，以合陰陽之聲……大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上冊第795-796頁，中華書局影印本，1980年）這是說當周朝天子興師動眾統領軍隊外出征伐時，先使將士張弓大聲呼喊，大師持吹同律和之，聽其聲音符合“商、角、宮、徵、羽”哪一種音調，即可判斷此次出兵能否取勝。《周禮》一書僅僅記載擔任“大師”這個官職應該具備“聽軍聲而詔吉凶”的本領技能。《左傳》一書則記錄了春秋時期師曠、泠州鳩兩位著名的大師級高手審音辨聲以判吉凶的具體事例。《左傳》襄公十八年記載：“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十三經注疏》下冊第1966頁）晉國聞聽楚國發兵前來入侵，師曠指出：這沒有什麽妨害。因為南方楚國的曲調不強，內中含有不少象征死亡的聲音，所以這次楚國出師必然徒勞無功。《左傳》昭公二十一年記載：“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周景王要鑄造一個名叫“無射”的大鍾，泠州鳩評論說：景王大概要患心髒病而死去罷——他的理論依據是：“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今鍾■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事物和諧，美好的音樂才能完成，所以和諧的聲音進入耳朵而藏於內心，內心安詳就能快樂。如今鍾聲太洪亮粗獷，景王的心髒經受不住，難道能長久地活下去嗎？（參見《十三經注疏》下冊第2097頁）
綜上所述，蘇州昆曲社社長陸景閔“聞音律而知興亡”的預言，並非是無源之水，而是具有深厚的中華文化背景以作奧援的。金天羽對此作進一步解釋：“聲音之道與政通，興亡治亂之幾，先天地百年而形於氣。氣者，天與人相為翕辟，人不自知而潛於心者。有忽微之幾，形於藝事，發為文章，表之話言，而寄之律度，律度之弇侈抗墜，非精於識者不能辨也。”（《顧曲記》）
昆山之畔這場賞曲雅集酒盡人散還不到三四個月，日寇已棄戈舉旗以示投降矣。
勝利在望之際，令人不能不緬懷六年多前溘然謝世於西南窮鄉僻壤間的曲學大師吳梅教授（1884-1939）。出生於江南蘇州的吳梅天賦不凡，對曲律、曲史包括詞學理論造詣極深，深得蔡元培讚賞，1917年禮聘他為北大教授，首開古典曲學進入高等學府之先河。抗戰爆發，吳梅被迫南下避難，一遷於湖南，二遷於桂林，三遷於昆明，自述：“重以避寇奔波，徹夜無寐。喑啞而外，複得症腫。疊經醫治，曾算奏效。以積病之身，處多難之日。”（引自王衛民著：《吳梅評傳》第37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這位身形清臒、風神飄灑的江南俊逸人物，蘭桂之質，風霜兵燹摧殘之下，終致不起，一病懨懨而長眠於異鄉客土。
吳梅不僅撰有《顧曲麈談》《曲學通論》、《元劇研究》、《中國戲曲概論》等等開創性著作，而且自己能粉墨登場，生、旦、淨、末、醜各種角色樣樣在行，從《牡丹亭·遊園》、《玉簪記·琴挑》《琵琶記·掃鬆》、《荊釵記·見娘》直至《長生殿·補恨》，各類名曲皆能嫻熟演唱（參見《吳梅評傳》第178頁）——這樣一位學術與藝術可稱之為“雙絕”的罕見人物，若非日寇入侵，作為一代巍然曲學宗師，徜徉於江南青山綠水之間，頤養天年，傳授絕藝，豈非中華藝壇學界之幸事？何至於五十餘歲就早早告別人世呢。
嗚呼！日寇槍炮雖未傷及我曲學大師身體之寸膚寸發，但是曲學巨擘之死實為東洋倭寇入侵所致，斑斑史實，赫然在目，其間豈可容有一絲半點疑問也哉？六年多後，他的同道，他的同胞，他的同鄉，他的桑梓之地的一位陸姓才俊，審音辨聲，以一種中華絕技精確點中寇賊命門死穴——預言“虜帳之茄鼓多死聲”，日寇行將滅亡矣。
我想，昆曲才俊這個預言誠可作為二瓣清香、一束菊花貢獻於吳梅三尺墓碑之前，“掛劍隴上”，祭奠吳梅這位當年為避東洋倭寇入侵而抱病痛苦跋涉以致遽亡的曲學大師，亦可大大告慰於他耿耿抱恨的在天之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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