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人憨哥的博客
憨哥養生
日本人眼中918:青年不知該事件卻牢記“被害”
來源：新華網
沈陽“九·一八”曆史博物館裏，警世鍾上的四個大字“勿忘國恥”提醒著每一個來訪遊客。 本報資料圖
戰鬥後的北大營。（《一億人的昭和史 滿洲事變》）
東北兵工廠大門。（《滿洲事變及上海事變寫真大全集》明治天皇禦寫真帖刊行會 1932）
軍犬培育基地。（《板倉大尉忠勇記》新光社1932）
鬥轉星移。你是否還記得那首歌：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那裏有森林煤礦，還有那衰老的爹娘……
對於中國人來說，那是一段屈辱的曆史。如今，它已經過了整整八十年。
從1931到2011，九一八事變後的這八十年，日本人是怎樣看待那段曆史的？“活在當下”的同時，曆史真的可以忽略不計或任意美化嗎？
從某種程度上，了解他們的看法，才更有助於我們清晰地看到中日關係的症結所在。
紀念日：渲染“被害”，匱乏反思
很多日本年輕人根本就不知道“九一八”是什麽日子；但對於日本自身的“被害”，卻是牢牢記住：日本是唯一被發射原子彈的國家，日本人深受原子彈之害……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黃文煒發自東京 當中國國內還未拉開紀念“九一八事變”80周年的活動序幕時，日本已經提前把中日在曆史問題上的敏感性擺到了台麵。
最新的“依據”緣於今年8月，黑龍江省方正縣拆除了“日本開拓團民亡者名錄牆”。日本媒體索性從東京趕到方正縣，細述中國多年的“反日教育”和方正縣“委屈被批為漢奸縣”。
“9月18日將迎來‘柳條湖事件’(即九一八事變)爆發80周年，預計這段時期中國的反日氣氛會日益高漲。”日本《東京新聞》如是評估道。猜疑、“憂慮”情緒開始浮現在日本媒體版麵——這往往是日本選擇性忽略侵略戰爭帶給亞洲其他國家傷害的慣用思路。
除了“九一八事變”，縈繞中日關係心結的還有其他紀念日：如“七七事變”、“八一五”投降日、“9·3”抗戰勝利紀念日等。於日本普通民眾而言，他們如何看待這些曆史節點，無疑成為反映其內心深處對侵華史觀看法的一扇窗口。
戰爭紀念片主打愛和親情
日本把8月15日稱為“終戰日”，每到“8·15”前後，電視台都會播出戰爭紀念片，但主題基本上是呼喚和平，內容多表現親情和愛情。例如今年，富士電視台在8月13日播出表現戰爭中兄弟情的電視劇《最後的紐帶》，說的是哥哥在美國謀生，參加了美軍，而弟弟成為日軍敢死隊成員，兄弟倆在衝繩戰場相逢，本是站在敵我雙方立場的兩人，最後兄弟愛和親情跨越了一切。
眾多電視劇中，每年NHK電視台為紀念“終戰日”播放的節目最引人矚目。今年8月13日，該台播出了紀實性電視劇《藍眼睛的(中國)少年兵》，以一位還存活著的日本老兵——已經95歲的藤井先生對當年戰爭的一段真實回憶為中心內容而改編。電視劇由中日混血兒、少年明星小針升平主演。故事的時代背景是1943年秋季，當時日軍的一支連隊在行軍途中，發現一個掉了隊的中國(重慶)少年兵——羅布信。他有一雙明亮的大眼睛，隻有14歲。後來，他被日軍的藤井收留。在激戰中，少年兵被當做雜役，後來在炮擊中左眼受傷失明。日本兵像對自己的弟弟一樣愛護他，他們在相處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
電視劇表現了這樣的主題：如果沒有戰爭，日本人都是有情有義的普通人，被收留在日軍中的中國少年兵，他那淳樸的性格、可愛的笑臉給在戰爭中苦熬的士兵們帶來了很大安慰，他們在同甘苦共患難的生活中通過交流，士兵們的人性和良心得以萌發。電視劇把戰爭故事描寫得有些浪漫色彩。而關於這部電視劇還有一個後續話題：導演久保田在電視劇播放後，受藤井先生的委托，想與中國電視台合作，共同製作一個“尋找羅布信”的節目，如果當年的少年兵還活著的話，已過80歲了。
少年明星小針升平的母親是中國人，她曾打聽是否有中國的電視台願意引進這部電視劇，結果還是未能如願以償。當然，小針升平的母親也能夠理解的原因之一是，日本所拍攝的戰爭題材影視片，視角本身缺乏對戰爭責任的反思。所以，中日兩國關於戰爭的價值觀能夠互相融通和理解的那天還遠未到來。
強調作為“被害者”的悲傷
隨便問一個日本人，8月6日和8月9日是什麽日子？他們準會告訴你：那是廣島和長崎遭受原子彈的日子。很多日本年輕人根本就不知道“九一八”是什麽日子。抗日戰爭在日本普遍被叫做“日中戰爭”，過去曾稱為“支那事變”、“日華事變”。但對於自身的“被害”，日本卻是牢牢記住，日本人從小學開始就接受這樣的曆史教育：日本是唯一被發射原子彈的國家，日本人深受原子彈之害……
每年的8月6日和9日，廣島和長崎都要舉行隆重的悼念儀式，紀念在原子彈爆炸中死難的日本人。每次在追悼儀式上，人們點上和平之燈，中小學生合唱歌曲，大家為犧牲者默禱，態度很虔誠，場麵莊嚴肅穆。
日本有眾多以原子彈爆炸為故事背景的影視作品，都拍得相當感人，日本人把原子彈爆炸稱為“被爆”，他們在“被”字上做足了文章，那種“被害”的悲傷甚至被營造得充滿了詩意和美感，但這種日本式的悲傷卻是孤獨的。
筆者曾聽日本的和平人士說起，當年的廣島曾是日本的“軍都”，1888年即明治二年，以凶猛作戰著稱的第5師團成立，總部就設立在廣島。1945年以前，廣島的宇品港是輸送侵華日軍的重要出港口，絕大部分侵華日軍都是從那裏出港。廣島曾是日本重要的軍事城市，這也是其遭受原子彈襲擊的原因之一。日本在南京進行大屠殺、731部隊搞人體實驗、實施細菌戰，對重慶、成都等地實施無差別轟炸……這些都和廣島的悲劇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一切，如今的日本民眾哪怕是廣島人、長崎人都知之甚少。
每年8月15日，靖國神社裏總是熙熙攘攘，祭奠“英靈”的人不少。還有一些“遺老”穿起舊日軍軍服，拿著軍刀招搖過市。在靖國神社的附近，有個千鳥淵公墓，它的正式名稱是“千鳥淵戰死者墓地”，每年日本政府都要在這裏隆重舉行追悼儀式，悼念戰死者，天皇出席。海上自衛隊遠航艦隊出航前，也會來此地參拜。
談“侵略”，還是個禁忌
今年8月14日，在北海道長萬部町代言卡通形象的微博上，出現了反省戰爭的言語：“日本的戰爭犧牲者310萬人，日本給亞洲諸國造成2000萬受害者。這都是日本的侵略戰爭引起的。”這段話在網站上引起很大的反響，長萬部町遭到多方抗議，町方麵隻能解釋說，這不代表町裏的意見，是運營微博的會社的人自作主張寫的。最終微博不得不關閉。在日本，談“侵略”，至今還是個禁忌，反省日本的戰爭罪行的言辭，常被人稱為“自虐”。
8月21日，中國電影《南京！南京！》在東京中野的一個小影院就放映了一場。當天，為了防止出現混亂局麵，日本警方出動了數十名警察在影院四周巡視，維持秩序，另外還請了律師和誌願者來幫忙。在現場，有觀眾問導演陸川一個尖銳的問題：“在日本人中，有些人認為南京大屠殺是捏造的，如縣知事、國會議員、以至前首相等，對那些聲音你是怎麽看的？”陸川回答：“說(南京大屠殺)不是事實的大人物們，希望他們也來看這個電影。”
有看過這部電影的日本觀眾說：“作為日本人，希望電影中所說的是謊言，但是聽在現場的導演說是根據事實拍攝的，感到很難過。”
這就是有代表性的日本人的想法，不願意相信日本犯下戰爭罪行，就算心裏覺得那是“侵略”，也覺得那是遙遠的事了，不值得一提。日本人崇尚“活在現在”，他們覺得現實問題比起曆史問題要重要得多。
日本檔案館中的九一八
戰時日本對九一八的認識中，充滿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臨下，而對備受日軍折磨的中國百姓則不聞不問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郭一娜 特約撰稿薩蘇發自東京 日本對侵華戰爭的記述中，一般都用地名，很少用數字。所以，九一八事變在日本被稱為“滿洲事變”。八十年後，打開塵封的日本檔案一角，或可由此看出日本人對史料的另一種描述。
從篡改曆史到承認“侵略”
在日本，與戰爭有關的曆史博物館中，廣島原子彈資料館比較著名。其中，對九一八事變的描述隻有半句話。在“昭和時期的廣島”的展示牌中寫到：“日軍在中國大陸的戰爭，以1931年的‘滿洲事變’為‘引子’，隨後1937年擴大到全麵戰爭。”在這裏，“滿洲事變”被簡寫成兩個字“引子”，至於誰先“引”的，以及戰爭的本質、內容，完全沒有涉及。
不過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後，日本方麵在曾出版的大量文獻中均將其描寫為中國軍隊有預謀的策劃。其中較為典型的是1932年日本明治天皇禦寫真帖刊行會發行的精裝本《滿洲事變及上海事變寫真大全集》，在這本描述日軍侵占中國東北的照片圖冊中，日方稱九一八事變的起因是“中國東北軍部隊對柳條湖段南滿鐵路實施了‘蓄謀已久’的攻擊”，目的在於破壞日本控製的這條鐵路。日方宣傳中並將矛頭直接指向一貫堅持抗日態度的東北軍邊防第七旅旅長王以哲將軍，並展示了王以哲將軍在教育部下警惕日軍的訓詞——“看哪？營垣西邊的鐵道”，將其作為“中國軍隊預謀爆破柳條湖鐵路”的“證據”。
這些歪曲性的宣傳，令普通日本人很長時間內，一直認為關東軍是受到中國軍隊挑釁才進行還擊，引發九一八事變的。
然而，戰爭結束之後，隨著檔案材料的浮出水麵乃至當事人的供述披露，這一認識發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
日本權威文獻普遍承認了關東軍陰謀策劃了這一事變的事實。在1978年編寫的《一億人的昭和史 滿洲事變》中，不但承認了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的“謀略”，而且在作家杉森久英所寫的評論《石原莞爾的哲學》中，明確指出這一陰謀的策劃者正是當時在關東軍手握重權的石原莞爾和板垣征次郎，他們的目的是借此以武力攻占“滿洲”，並以此為日本帝國的勢力範圍，從而爭霸亞洲。杉森寫道：“作為事變契機的鐵道爆破事件，實際是關東軍策劃的一起陰謀，這些事情，如今已經是沒有人不知道的了。”
極力渲染所謂“排日”
在東京，收藏大量曆史資料的檔案館主要有三個，國立公文書館、外務省外交史料館和防衛省防衛研究所。《國際先驅導報》記者在網上查到了國立公文書館中有關滿洲事變的部分資料，其中一條關於“滿洲事變”十周年的史料顯得很特別。這份資料是1941年9月3日由當時的情報局副局長久富達夫撰寫的，其內容是日方如何紀念“滿洲事變”九一八事變十周年。
“關於滿洲事件十周年紀念活動的要領，情報局的方針是，通過十周年紀念，達到讓國內外民眾統一認識的目的。這個具體認識就是通過滿洲事變，滿洲國得到了持續的發展，同時這也是日滿合作的起點，以此來確立大東亞共榮圈。我們對將來報以光明的希望，並認為這促進了共榮圈內後進國家以及其他列強對日本皇國政策道義感的感召。”
可以看出，戰時日本對九一八的認識中，充滿了莫名的自豪感和居高臨下。而對備受日軍折磨的中國百姓則不聞不問。
在另一份表明1940年11月29日的“滿洲事變獎賞金實績送付”的史料中，記錄如下，“本月20日，我們已經製定了滿洲事變獎勵金提出和申請方案。”
另外，日方一方麵對“滿洲事變”帶來的所謂積極變化歡呼雀躍，一方麵還著重收集和記錄甚至放大此事件對日方而非中方帶來的“受害”影響，這一點與如今中日關係稍有風吹草動、日本媒體即渲染中國“排日”如出一轍。
比如在一份名為“關於收繳日貨”的資料中寫到，“滿洲事變發生後，排日貨團體僅在上海就收押總額達20萬元的日貨。收繳的日貨分配具體如下，比如總額達800萬的話，其中200萬給排日團體幹部作為手續費，200萬給汪精衛等人作為政治活動費，剩下的400萬當做國產銀行設立費，但是國產銀行的股東也主要是排日團體幹部安排的。”
不僅在國立公文書館，在日本外務省外交史料館的資料中，諸如“滿洲事變之後的以上海為中心的排日狀況”、“滿洲事變以及在留日本人的保護、引渡、避難及受害”等文件也不在少數。
此外，日軍也對滿洲事件提供了充足的後勤保障。在防衛省防衛研究所一份關於“陸軍省-陸滿普大日記”中的一篇記載到，關於滿洲事件費的使用，支付給陸軍第一師團。其中包括滿洲事件費、用品費、軍糧費、運輸費、患者費、工資、旅費等。”
慘烈的地陷——日本記者鏡頭裏的九一八片段
【編者按】
盡管在九一八事變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日本相關史料有意隱去了戰爭爆發的真正原因，而是用軍國主義觀渲染著九一八事變對“大東亞共榮圈”的貢獻。然而，日本軍隊對中國人民犯下的罪行，終在曆史上留下慘烈的一頁。
本報特約記者節選了一些上世紀30年代日本為戰爭宣傳而留下的影像，這些來自侵略者鼓吹戰爭的記錄，卻也同時為其在華的累累罪行留下了錚錚鐵證。
“可惜啊，這北大營的情況！日本進攻北大營時我們兵力將近八千人，敵方不過幾百人。可我們竟然要放棄！結果被他們一步步地攆，一直攆到關裏啊！ ”——第四十七軍軍長王鐵漢
《國際先驅導報》特約撰稿薩蘇發自東京 1931年9月18日傍晚，隨著柳條湖鐵路方向一聲爆炸，日軍突然襲擊沈陽北大營駐軍，九一八事變爆發。由於中國東北軍政當局措手不及，在不抵抗政策的支配下，日軍迅速占領沈陽、吉林、長春等地，東三省十四年的淪陷就此開始。
通過當時日本記者的鏡頭，或許可以讓我們看到更多當時發生的細節。
日本首次使用軍犬部隊
日軍攻占東北軍在沈陽的駐地北大營，是九一八事變最關鍵的一步。對於中國軍隊來說，這是一場異常窩囊的交鋒——北大營守軍東北軍邊防第七旅在日軍攻擊下，由於接到“不抵抗”的命令，大部未經戰鬥即撤出營地。第七旅總兵力八千人，裝備精良，而進攻的日軍不過六七百人，十幾倍於日軍的東北軍在日軍炮擊下傷亡慘重，卻連自衛還擊都不敢。
值得一提的是，日軍在這次戰鬥中，首次使用了軍犬部隊，但戰果不佳。
此戰中的軍犬部隊指揮官板倉繁大尉曾擔任日本陸軍步兵學校軍用犬課研究主任，被稱為“日本軍犬之父”。正是他從歐洲引進犬種，改良了日本軍犬品種，使其成為日軍侵華戰爭的重要幫凶。日本軍犬飼養起自1914年，並設有研究班。但當時負責這一工作的研究班長吉田中佐偏重采用日本本地犬種，因此導致日本軍犬事業前期發展不快。板倉接任軍用犬課主任後，在千葉建立了軍犬育成所，專門為關東軍培育軍犬。
九一八事變前，在東北的日軍所用軍犬開始進入實戰水準。板倉大尉指揮軍犬部隊參加了進攻北大營的戰鬥，其中最被寄予希望的是其從日本帶來的三條軍犬，分別名為“那智”，“金剛”和“瑪麗”。它們都屬於板倉親手訓練的四條種犬，因為考慮到此戰有一定危險性，故此留下了另一條“朱莉”沒有參戰。雖然覺得有一定危險性，但日軍普遍認為東北軍將一觸即潰，故此才有意在戰場上測試軍犬的使用。
然而，實戰中卻完全未能達到預期效果。板倉訓練的三條軍犬的確如所期望的那樣，冒著槍聲炮聲率先衝向了東北軍兵營，但隨即失蹤。戰鬥結束時，日軍發現金剛和那智兩犬均被東北軍官兵殺死，而瑪麗幹脆就此不知去向。
這個結果也出乎板倉的意料，然而，這位“日本軍犬之父”顯然來不及作什麽改進工作了。1931年11月27日，板倉大尉在進攻錦州的戰鬥中被東北軍裝甲部隊擊斃於饒陽河。
東北兵工廠損失慘重
第七旅所轄三個團，有兩個團很快潰退出北大營，放任日軍占領——北大營也因此成為不抵抗政策的標誌。與此同時，日軍迅速占領沈陽周邊的機場，兵工廠及市區等要地，除在市區遭到黃顯聲指揮警察一部進行抗擊外，幾乎兵不血刃。
在日方記者留下的照片中，顯示了當時我方在沈陽的損失之慘重，僅僅兵工方麵被日方奪去的裝備就令人扼腕。
“步槍約15萬支，子彈約3百萬發，迫擊炮約6百門，炮彈約40萬發，山、野、重炮約250門，炮彈約10萬發，火藥約40萬磅。”
這是一張令人驚訝的清單，列在其上的，便是九一八事變中，日軍從中國沈陽兵工廠掠去的軍用物資。事變發生後，日軍分路攻占沈陽各處機關工廠，東北軍全無應變準備，又奉不抵抗命令，各要害部門除少數官兵基於義憤進行抵抗外，大多開門揖盜，靜候日軍占領。當晚八時許，日軍天野六郎少將率步兵第16聯隊，已前出到沈陽飛機場及兵工廠以東地區，占領了有“遠東克虜伯工廠”之稱的沈陽兵工廠和東塔飛機場。兵工廠存放的大量現成槍炮，彈藥，其數量極多，全部落入日軍之手。
占領該兵工廠後，很多日軍看到在廠內加工台上正在製作的24公分大口徑榴彈炮炮身後都驚訝不已，認為該廠在規模和技術上，並不比大阪炮兵工廠差。不少日軍即以此種炮身為背景攝影留念。事變發生前，張學良的幕僚曾建議其將兵工廠內遷，但尚未行動，九一八事變已經爆發。奉係在沈陽兵工廠曾先後投入了折合法幣二億八千多萬元的奉票和大洋，結果使東北軍成為全國各路軍閥中裝備最好的軍隊。可惜，這樣一個大型兵工企業，卻拱手讓給了日本，其中已經造備完畢的大批武器，也落入日軍之手。
屈辱下的奮起還擊
整個沈陽北大營駐軍中，隻有620團雖然在嚴命下最初也未敢還擊，但最終開始了反擊。身處第一線的團長王鐵漢深感局勢危急，這絕非上峰所料可以避免的小規模衝突。因此，王鐵漢拒絕了將彈藥入庫的命令。午夜，在日軍炮擊下傷亡很大的620團才接到撤退命令，但出營的道路已被日軍封鎖，無可選擇之下，王鐵漢與第七旅參謀長趙振藩商議後下令還擊，在斃傷日軍數十人後衝出北大營。
在九一八之夜的屈辱中，按捺不住的不僅僅是王鐵漢團，東北軍講武堂學員一部也曾主動對日軍發起攻擊，己方陣亡一名連長。
在抗日戰爭中，王鐵漢將軍曾率部參加長城，淞滬，徐州，上高等會戰，苦戰日寇，官至第四十七軍軍長。抗日戰爭後的1948年4月，王鐵漢陪同馬占山等參觀北大營，十分激動地說，“可惜啊，這北大營的情況！日本進攻北大營時我們兵力將近八千人，敵方不過幾百人。可我們竟然要放棄！結果被他們一步步地攆，一直攆到關裏啊！ ”說著說著王鐵漢突然哭了起來，連說“慘不慘？慘不慘？”馬占山等人也跟著失聲痛哭。
日軍傳唱的《北大營之歌》中，有這樣的句子形容此戰——“倒在齊腰深的壕溝中，被子彈擊斃的戰友(指日軍)屍體就在腳下，踏著他們繼續前進，前麵是敵軍(指中國軍隊)以堅固著稱的層層鐵壁，苦戰之慘烈如同修羅場。不斷有人被敵軍射出的子彈打中……”
僅僅王鐵漢團最後時刻展開的戰鬥已經讓日軍感覺如同“修羅場”，假如沒有那個“不抵抗”，我們可會輕易丟了北大營？雖然日本記者拍攝的照片已經經過了八十年的風雨，依然讓人感到那個時代的痛切。
日本軍犬學校中紀念死於北大營之戰的日本軍犬的紀念碑。（《板倉大尉忠勇記》新光社1932）
日本國內仍不乏有識之士呼籲深刻反省侵略戰爭。圖為今年7月10日，日本百名漫畫家通過漫畫表現日本人親曆戰爭的痛苦。CFP
專家視角：日本和平運動正走向低落
【作者】《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鄧媛 實習記者 鄔驪 發自北京
【嘉賓】步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長，中日共同曆史研究首席委員；負責中日韓三國民間共同編寫《東亞曆史共同讀本》的中方組織領導工作。
雖然軍國主義思想已不占主流，但日本的和平運動還存在諸多缺陷，與中國民眾的曆史認識也有一定的距離
日本戰後反思經曆了6個階段
《國際先驅導報》：很多日本人現在都不知道什麽是九一八事變，你如何評價這80年來的日本戰後反思？
步平：戰後日本人的戰爭責任認識，既不能全部概括為“不承認侵略戰爭”，“繼續鼓吹軍國主義”，但與作為戰爭被害國的中國、韓國民眾的戰爭責任認識也有相當的差異。戰後日本社會對戰爭曆史的認識和對“戰爭責任”追究與思考，是在經曆了幾個不同的階段後逐漸形成的。
第一個階段是日本戰敗到上世紀50年代中期的10年，當時出現了對“戰爭責任”的第一輪討論。不過，當時日本社會流行的“戰爭責任”的概念，其實指的是思考導致日本戰敗的責任，而根本沒有觸及導致廣大日本民眾陷入悲慘的責任，更沒有思考導致中國及亞洲地區數千萬人遇難的侵略戰爭責任。
第二階段是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日本社會內部首先從文學界進而到思想界和知識分子層麵開始關於戰爭責任的討論。這一時期的討論深入到思考戰爭責任對戰後日本社會向前進的實踐中的意義。
第三個階段從60年代中期開始，這一階段的特征是開始深入思考天皇與國民的戰爭責任，特別是日本作為侵略者的“加害”的責任。以恢複中日邦交的呼聲日益高漲為契機，發起了發掘日軍在華犯罪事實的運動。
第四個階段是從80年代中期以後。由於發生了日本的曆史教科書問題及政治家參拜靖國神社問題，在國外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的批判活躍的背景下，日本的知識分子也開始就南京大屠殺、東京審判等問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
第五個階段是冷戰結束之後，由於在冷戰體製下受到壓抑的戰爭被害國對日本的戰爭責任發出了強大的追究的聲音，對日本國內追究戰爭責任的活動也有極大的影響。海外的戰爭被害者的聲音傳到了日本，促進了日本大眾層麵對於戰爭責任和戰後責任的思考，特別表現在聲援中國戰爭受害人在日本法庭進行的戰爭賠償的訴訟。但是，這一情況同時也激起了曆史修正主義以“自由主義史觀研究會”和“新曆史教科書編纂會”等方式的激烈反彈，以致出現了中日關係的“冰河期”。
現階段，自2001年、2002年以來，一方麵，曆史修正主義的活動仍然十分活躍，右翼與保守勢力支持的《新曆史教科書》的采用略有增長的趨勢，但對於曆史問題，民間、學者，以及政府主導的共同研究都在逐步開展。總體來看，最近一兩年，中日對曆史問題的觀察和判斷比以前冷靜一些，與過去偏重於政治判斷和感性認識相比較，出現了重視學術研究的傾向。當然，還有很多分歧仍然存在。
皇國史觀的新教科書並不占主流
Q：一方麵可能日本大眾對於戰爭責任確有思考，但另一方麵我們也看到，日本橫濱市教育委員會今年8月4日決定，將在橫濱市內全部148所市立中學推行使用由一個右翼團體編寫的曆史教科書。你怎麽看這種現象？
A：應當承認，時至今日，在曆史認識問題上，仍然堅持戰前皇國史觀的人並沒有完全退出曆史舞台，還在竭力擴大其影響，但是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已今非昔比，不可能再占據主流。不采用右翼與保守勢力編寫的教科書的地區和學校仍占多數，說明戰後日本的和平思想與和平運動對日本社會及對日本人戰後曆史認識的變化產生了巨大影響。盡管日本的和平運動還存在諸多缺陷，與中國民眾的曆史認識也有一定的距離，但是與戰爭中的軍國主義思想和維護其地位的曆史認識還是有本質的區別。
Q：新教科書現在日本的使用情況如何？
A：目前，各類各種教科書的使用率還沒有統計出來，我估計右翼教科書采用率有1%左右，剩下的99%是其他教科書，也就是相對來說對日本發動戰爭的責任有客觀敘述。我們現在的責任就是，有必要和這99%的教科書的出版社，和采用這些教科書的學生、老師，一起來抵製右翼的教科書。
Q：那麽日本政治家對曆史問題的操弄有變化嗎？中日邦交後日本政治家還在繼續參拜靖國神社，現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也曾說過“A級戰犯不是戰爭罪犯”的言論。
A：中日之間的戰爭在1945年已經結束，而從1972年的聯合聲明開始，中日兩國之間的邦交已經正常化。但是，由於東京審判的不徹底性，現在的部分日本政治家與曆史還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對待曆史問題，他們的立場、態度都很曖昧。如果任憑右翼與保守勢力的煽動，不對曆史問題進行準確的把握，中日關係的未來總會是動蕩不安的。所以，中日共同曆史研究對保守派政治家及其代言人的言論進行鬥爭是很自然的。
不同的是，如今上位的日本領導人，年齡大約四五十歲。應當說，他們這些人沒有參與過戰爭，沒有直接的戰爭經曆，所以他們也可以自己說“我沒有責任”。當然，有學問、有良知的學者會說“我們日本是有責任的”，不是個人，是作為一個整體應當對亞洲的被害國有責任。其實，對沒有經曆過戰爭的占人口大多數的日本人來說，他們需要認識的就是作為日本民族與國家的戰爭責任，但我覺得做到這一點還是需要相互交流、互相講道理的過程。
中日民間溝通思維仍有錯位
Q：你所說的日本和平運動的缺陷，指的是什麽？
A：一個大的缺陷是，和平運動在日本正在慢慢地低落。過去和平運動是和社會發展進步包括社會主義有聯係的，但是上世紀90年代中期後，社會主義陣營不存在，社會主義在日本受到了質疑，對日本的和平運動本身影響很大。其次，當年從事和平運動的那這一代日本人現在慢慢變老，年輕人則已不大關心；第三，和平運動組織之間的關聯，或者他們之間的團結不夠。每個運動團體都有很理想、很高尚的一些目的，但是又互相不能容納對方的團體，所以很難發展壯大。
Q：所以，政治家的態度、和平運動本身的缺陷，還有日本在解決曆史遺留問題上的不徹底性，都是日本現在和我們所期待的仍有很大差距的原因？
A：民眾層麵的曆史問題，與其說是差異，不如說是錯位。文化背景、社會環境及語言表達體係均不相同的中日兩國民眾間，在曆史認識的問題上肯定會存在差異。
日本人關於戰爭曆史認識的多元化，與戰後日本社會的多元化發展是一致的，所以，對於日本人的曆史認識的考察，需要多角度和多維度的思考。由於中日兩國人民對戰爭中及戰後的體驗有很大差異，所處的國際環境也有很不相同，加上文字語言方麵的障礙，兩國民眾間戰後就曆史認識相互交換意見的條件並不充分，形成共同的認識相當困難；即使有所討論，也常常產生錯位。如果各自均以自己的思維方式去思考對方的戰後認識，一定會產生巨大的差異。
我認為，在指出日本在戰爭責任認識上存在錯誤傾向的同時，也需要看到在兩國民眾間存在相互理解的感情層麵的問題。但學者間以冷靜的對話的方式，通過共同研究解決學術研究方麵的曆史問題，可以為政治解決和民眾之間的溝通交流提供重要的依據。
日本首相的史觀
中曾根康弘
戰後任期第三長的日本首相(第71～73任)。他一方麵承認過去的戰爭“是一場錯誤的戰爭”，另一方麵卻從結果出發，為戰爭尋找合理化解釋，“從世界史來看，作為戰爭的結果，可以說以大東亞戰爭為導火線，在亞洲和非洲的獨立國家都急劇增加了……從結果論的觀點來看，或許也是在借日本之手使民族運動高漲，導致了獨立國家的劇增。”
橋本龍太郎
日本第82、83任首相。早年間，他作為“遺族會”會長，曾每年3次不間斷地參拜靖國神社，拜相之後，他卻成了參觀中國“九一八紀念館”的日本首相第一人。
小泉純一郎
曾任第87～89任日本首相。任期內多次參拜靖國神社。小泉宣稱，“有人提到(原首相)東條英機的甲級戰犯問題，中國的孔子說過‘恨罪不恨人’，我不是為一個人前往參拜的，也不認為(參拜甲級戰犯)有什麽問題。”
野田佳彥
日本第95任首相。“參拜的是非問題必須考慮國家利益，因此，那種基於A級戰犯作為戰爭罪犯因此不應被合祭的論調，實際上是在侵犯所謂A級戰犯的人權、和國家的名譽。”野田佳彥2011年9月2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在任首相期間他不會去參拜靖國神社，內閣成員也不會正式參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