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華北農村的殖民主義掠奪

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華北農村的殖民主義掠奪劉克祥　　中國經濟史論壇編者按；最近黑龍江方正縣為日本“開拓團”立碑，激起國人的無比憤怒。為了幫助讀者了解“開拓團”的真相，本壇特轉載劉克祥、吳太昌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927—1937》中的有關部分。正如書中所指出的，包括“開拓團”在內的日本帝國主義對我國東北華北農村的殖民主義掠奪，是“極端貪婪、瘋狂、野蠻和慘無人道”的。這將使我們進一步認識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本質，也是對為侵略者樹碑立傳的漢奸行徑的一種鞭韃。　　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迅速占領了東北三省和熱河，建立了漢奸傀儡政權偽“滿洲國”，隨即進攻和蠶食華北，假手漢奸政權實際控製了冀東和察北地區，開始和加速了對這些地區農業和農村的殖民主義掠奪。　　日本對東北、華北農村的掠奪，不是普通的殖民主義強盜行徑，而是有其明確和長遠目標，周密方針、計劃和具體措施。日本帝國主義不僅要把東北、華北作為日本國內的工業原料和農副產品供給地。國內工業品的銷售市場，還要把它充當侵略和占領全中國乃至亞洲、全世界的後方基地，並解決日本國內和朝鮮的人口過剩問題，從而使得這種殖民主義掠奪極端貪婪、瘋狂、野蠻和慘無人道。（一）對東北農業和農村的摧殘與掠奪　　日本帝國主義對東北農業、農村的掠奪早在1904年日俄戰爭後就開始了。“九一八事變”後，為了使這種掠奪永久和“合法”化，日本於1932年炮製成立了偽“滿洲國”，同年9月簽訂《日滿議定書》，規定凡是日本要求獲得的“特殊權利”和重大掠奪事項，都由偽“滿”簽字授予，提供“法律依據”。　　為了對東北農業、農村進行全麵掠奪，將東北農業和整個國民經濟納入日本國民經濟軌道，確定了“日滿經濟體製”，實行日“滿”經濟一元化和日本工業化、“滿洲”原料化的經濟分工。同時將華北作為日“滿”商品輸出地和過剩資本投資地，作為“日滿經濟體製”內部膨脹的“消化器”。[1]為了推行“日滿經濟體製”，日偽於1935年簽訂《日滿經濟協定》，在長春設立“日滿經濟共同委員會”，規定日“滿”兩“國”政府在處理兩“國”之間的經濟和監督日“滿”合辦的公司業務時，必須谘詢該委員會的意見[2]，實即偽“滿洲國”在處理上述事項時，必須聽命於日本主子。這就使日本帝國主義的一切掠奪都能夠得心應手。　　1．移民圈地與土地掠奪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即通過“韓民移滿，日民移韓”的方式，向東北實行間接移民[3]，認為隻有推行“農業移民”，才能直接掠奪到自己“所缺乏的物資”和“所需要的資源”。[4] “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帝國主義在加速移遣韓民的同時，開始向東北直接移民。日本拓務省一直設有拓殖訓練機關，於“九一八事變”後，又設立第一、第二兩個拓殖所，訓練學生並移赴東北墾殖。到1932年，東北已有日本移民26萬餘人。同年，日本拓務省及“滿洲移民研究會”擬訂了向“新滿洲”移民的《殖民計劃大綱》，公布《拓殖法》，並同偽滿洲國合組“日滿移民會社”，負責募集移民，準備和分配耕地，處理移民墾殖問題。自此，大批有組織的日本“開拓團”陸續進駐各地。為了提高移民的“自衛”能力，減輕對移民的保護負擔，日本開始移遣受過嚴格訓練的在鄉軍人。[5]日本政府還規定在5年內，每年移殖數萬戶在鄉軍人家族，在東三省各地組織日人獨自的村落，並發給槍械彈藥，一旦有事，即將全體移民編為軍隊。1933年6月，日本陸軍省開始訓練移民團，武裝全部移民。　　除上述移民外，還有教團移民、漁業移民和鐵路沿線移民等。教團移民方麵，1934年募集國內天理教民移殖東北；漁業移民有“漁業移民團”，並計劃在東北北部建設“家族移民村”。第一次募集漁民500戶，移殖同江、錦江等沿江地區，1935年春節開江後，即以機器大規模捕取江魚，販行東北全境。還準備在鬆花江、混同江、黑龍江交匯區籌建一家大型江魚罐頭公司，產品銷往世界各地；鐵路移民主要移往日本新建的吉敦、敦圖、拉賓、錦承各路沿線。為此在日本國內特設“鐵路附屬地移民指導部”，預計15年內向這些地區移住20萬個家族。[6]　　到1936年7月，東北的日本移民共達717795人。但日本政府嫌移民速度太慢，於1936年設立“滿洲拓殖股份公司”，製定了20年移民100萬戶500萬人的計劃。移民分為甲、乙兩種：甲種移民由政府直接派遣；乙種移民由民間進行。共分4期，人數逐期遞增：首期10萬戶，二期20萬戶，三期30萬戶，四期40萬戶。首期於1937年開始，預定當年移民1．2萬戶。　　為了統製和加速朝鮮移民，日本於1936年設立了“鮮滿拓殖股份公司”和“滿鮮拓殖股份有限公司”。前者是投資公司，後者是事業公司。“鮮滿”資本2000萬元，其中1500萬元是“滿鮮”的總資本。加速朝鮮移民的目的不僅是解決朝鮮農村過剩人口問題，將移民作為朝鮮的“安全閥”，而且要將每年流往日本的十幾萬朝鮮人轉往東北，解除由此而加重的日本社會負擔。[7]到1936年6月，東北共有朝鮮移民857701人。日本和朝鮮移民合計1575496人。[8]　　日本帝國主義大規模移民的重要目的，是直接霸占和掠奪土地。它們已經在軍事、行政和經濟上占領了整個東北，但還不滿足，還要把農田和土地從中國農民和居民的手中一畝一畝、一分一分地掠走，交給日本公司、移民家庭所有和無償使用。日本在移民到達之前，即在該地設立“拓殖辦事處”，以偽縣長為“處長”，偽縣參事官（日本人）為“副處長”，瘋狂圈占和準備土地、房舍。掠奪的手段，從“商租”、低價勒買、強行沒收到毀契霸占、抵償債務、驅趕、屠殺原地居民和大麵積圈占，無所不有。　　為了土地掠奪有組織、有步驟和堂而皇之地進行，日偽成立了專門機構，製定了法規和計劃，采取了一係列嚴密而殘暴的措施。偽滿政府先後設立“土地局”和“地籍整理局”，對全東北130萬平方公裏土地中71萬平方公裏田野、3000萬宗民地進行了所謂“整理”。通過“整理”，剝奪農民地權。又以處理舊有官、公地為名，將所謂清皇室殘留地、吉林旗地、驛站地、官倉地、奉天官地、東省特別區官地，以及“國有荒地”、“國有林”等，全部“清理”出來，以供日本移民使用。1932、1933年，先後頒布了《外人租用土地章程》和《商租權登記法》，前者規定“外國人（即日本人）在東北可獲得永久承租權”；後者規定日本人在東北農工商需用土地，得以自由“商租”，租期30年，而且期滿後得延長。實際上也是永租權。1932年，日偽共同成立“日滿土地開拓公司”，專職從事東北土地掠奪。[9]東北土地的管理，各縣原設有土地局，1934年，日本關東軍認為，土地局已不適應形勢需要，必須廢棄，另組織“強有力之土地統製機關”，專責執行土地政策和全滿土地的測量和民有土地的清丈。[10]因東北在開墾過程中，土地登記均有浮多，於是日本侵略者令偽滿民政部土木司重行測量清丈，清得的土地，悉數沒收充公，以供日本、朝鮮移民使用。清丈前，由偽滿民政部派員赴各縣進行土地調查，從1934年9月1日起，實行不動產登記，限令年內報齊，並包藏禍心地規定了業主除自行填報不動產的種類、畝數、座數、四至及自擬價格外，還須注明三年內的產量以及各年天災狀況，房屋則注明建築年代及滲漏狀況。　　不動產登記甫畢，日偽即於1935年2月開征“不動產價值稅”，報價高者多納稅，報價低廉者則由日偽按報價收購，以供“拓殖”之用。同時，日本拓務省與偽滿政府合資設立“土地保有會社”，資金2000萬元：滿鐵、東洋拓殖會社、東亞勸業會社提供現金1000萬元，偽滿政府以指定土地為資金1000萬元，這些土地即來自清丈所得。[11]原本屬於農民的土地，現在又變成了“購買”農民剩下土地的資本。　　掠奪手段方麵，“九一八事變”前，日本帝國主義主要采用“商租”（實即強租）手段掠奪土地。“九一八事變”後，除繼續“商租”外[12]，更多的是采用低價強買、暴力奪取和大麵積圈占。如1933年，日寇第十軍團在黑龍江阿城縣強買土地14500町步（合14500公頃）；1934年廉價收買了虎林縣農民的全部土地；同年四五月間，日本組織第三次武裝移民團和天理教武裝移民團，又將黑龍江依蘭等肥沃區7縣作為移墾區，強製收買各縣土地320萬畝。[13]1935年2月，偽滿開征“不動產價值稅”後，許多報價低廉的土地均被日本侵略者按報價“收買”；1937年，日本人在黑龍江湯原縣“收購”土地42萬坰（合420萬畝）；另外，日本為鐵路“自衛”隊，在遼寧阜新縣強購土地488坰（合4880畝），以供25戶武裝移民使用[14]，遼寧安東農民，也被迫低價將土地賣給日本侵略者。[15]　　還有暴力強占和大麵積圈占。“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日寇就開始在沈陽、富順、遼陽和海城等地，分文不給，暴力圈占土地。[16]1933年10月，日本向黑龍江武裝移民，圈占佳木斯附近200公裏的生熟耕地，作為移民墾殖區。[17]1934年勘定和圈占遼寧渾河、太子河兩岸土地100萬畝，作為朝鮮移民區。[18]同年10月，強占黑龍江穆棱縣民田2萬坰（合20萬畝），並強“借華人房屋，供日本移民居住”。[19]遼寧旅大地區，到1935年，被日本掠奪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36.1％，被掠奪的荒地山林占78％。[20]按照百萬戶移民計劃，日本移民需占地1000萬町步（約合1000萬公頃），偽滿政府準備提供的土地更達2650萬公頃。當時全東北耕地麵積約為1500–1600萬公頃，加上1300–1400萬公頃的可耕荒地，共計3000多萬公頃，這就是說，東北絕大部分耕地和荒地都將落人日本帝國主義手中。　　為了整村成片地掠奪農民耕地和日本移民集中居住，1933年後，日偽又在各地強力推行“歸村並屯”政策，將分散居住的農民強迫遷至指定的“集團部落”。原村限期拆除，逾期燒毀。騰出的土地全部沒收，改為“開拓地”，分給日本“開拓團”移民，或者充當軍用。如吉林舒蘭，1935—1941年遷入日本“開拓團”13個，計1597戶、5594人，強占60個自然屯、16.5萬畝耕地。1933年後，勃利等縣還在縣公所內設立“開拓科”，專職掠奪耕地和糧食，供給日本“開拓團”。同時封鎖山林、河川，斷絕農民的漁業、副業生路，將其慢性消滅。未及遷移的農民，則作為日本移民的“附庸”，充當其佃戶、長工和苦力。[21]　　這類移民用地，不論是圈占還是購買，實際上都是無償占有。據統計，偽滿政府和日本滿拓會社為移民準備的2000多萬公頃耕地中，46％未支付地價。即使付價，也微乎其微。當時所定的標準是，民有熟地每公頃80元，“荒地”8元[22]，“國有地”4元，還不到時價的1／10。實際支付的價格還要低。如黑龍江饒河為熟地每畝2—5元，“生荒”0.3元，有的還不夠領取地價的往返旅費。[23]據統計，滿拓會社從其前身滿鮮拓殖會社繼承的235萬餘公頃土地，價款為2470餘萬元，每畝隻有7角錢。即使如此，所付地價也不是現金，而是不能流通和兌現的“儲蓄券”。[24]　　無論是“商租”、收購、圈占，也無論是荒地、熟地，官地或民地，都是強製奪占。否則以“通匪罪”處死。在武裝移民和圈占過程中，更是動用飛機、大炮、機槍，整村整村地驅趕和屠殺原地居民。1934年3月，日本侵略者在向依蘭土龍山地區武裝移民時，出動部隊千餘人，轟炸機10餘架以及大炮、機關槍，對無處撤離的農民進行慘無人道的大屠殺，把土龍山附近17個村莊轟為平地，轟斃農民5000餘人[25]，在整個依蘭縣，日本武裝移民團在掠奪民田過程中，共屠殺農民2萬餘人，被迫遷離而無家可歸者數十萬人。[26]在某些移民區，被允許留下的中國農民則淪為日本移民的佃戶，受其殘酷奴役和壓榨。據統計，日本移民和滿洲拓殖會社雇用或租給中國農民耕種的土地共14萬餘公頃。[27]　　2．農產統製、搜刮與人力、物力征發　　“九一八事變”後，由於日本帝國主義的野蠻侵略、武裝占領、土地掠奪以及其他種種倒行逆施，加上世界經濟危機和自然災害，導致東北農業生產的嚴重破壞和衰退。在這種情況下，日本帝國主義為了掠奪更多的糧食和農產原料，以支持戰爭和供給日本國內需要，推行了所謂“農業開發”和農產統製政策，逐步把東北納入直接為侵略戰爭和日本國內經濟服務的軌道。　　1933年製定的《滿洲國經濟建設綱要》，在其“農業開發”項下確定東北的發展目標是實現進口農產品的自給，增加一般農產品的輸出。為此特別獎勵日本短缺的棉花、小麥以及煙、麻、果樹等的種植，棉花要求年產量達到1.5億斤（合1.79億市斤），小麥2000萬石。對大豆、高粱、穀子、玉米等普通農作物的種植和品種改良，進行鼓勵和指導。　　日本和印度的通商條約廢除後，原來印度供應的10餘萬噸棉花受到影響，於是日本決定這部分棉花完全由偽滿供給。1933年春天，日本購買棉種，由偽滿政府分發各省、縣，勒令村民分種，並隨棉種發放貸款，秋後用棉花償還本息。同年9月，日偽共同設立“棉花協會”，製定棉花改良的“十年計劃”，決定遼陽、北鎮和南滿鐵路沿線其他14縣為棉花栽培區。又在錦州設立試驗區，要求10年內，種植麵積達到3000萬公畝（合445萬市畝），產量達到1．5億斤，麵積和產量都增加5倍。1934年春，還從美國購人棉種3萬磅，分發上述14縣的“棉花合作社”，對領種植棉的農民接濟若幹春耕資金，本息在秋後償還。據說東北農民在威脅利誘下，改種棉花的很多。1935年4月，日偽複成立“滿洲棉花股份有限公司”，資本日金200萬元，對棉農進行統製。[28]　　對亞麻、煙草、甜菜和供給日本食料的稻米，都鼓勵種植和統製收購。亞麻由三井洋行出資600萬元，設立滿洲亞麻株式會社，指定北部植麻，南部織布。北部各地設製線工場，並對其附近（一日行程以內）農家貸放種子，俟收買原料時，從麻價中扣除；南部則在沈陽、大連設織布工廠。哈爾濱還有日人設立的小型亞麻公司，製造麻袋、繩索，以供運糧需要。煙草種植則是為了抵製英美煙草公司的出口，由東亞煙草公司竭力擴充，種者也漸多。　　製糖原料的甜菜、供給日本食料的稻米，也無不鼓勵和強製種植。　　在旅大地區，日本還強占中國農民的大片肥地栽種果樹。據統計，1936年，在旅大栽果樹建果園的日本人達326名，占旅大果農的10％，果園麵積（1582町）和產量分別占總數的32.3％和40.1％。[29]　　對原來產量大、商品率高的大豆、高梁等農產品則采取嚴禁出口和限價征購的政策。　　“九一八事變”後不久，東北雖然農業歉收，但糧價日跌。日本侵略者趁此機會，一麵由日商在哈爾濱大宗收買特產物，一麵在遼寧遼陽、昌圖、海城等縣限價強購高粱。原價每鬥2元多的高粱，日本限定每鬥6角的官價強迫農民出售。如存糧不交，即以犯法論罪，因不願賣糧而被槍斃的人數很多。最後各縣所產高粱都被日本侵略者運走。同時日本還假手傀儡政府和漢奸，以提高農產價格和舉辦平糶、救濟民食為名派員赴各地大批收買穀物。[30]為了搜刮糧食，日本侵略者又發放“股票”，所購糧食按市價加倍，用股票收買。所有糧食隻付1／10的現金，其餘全給股票，美其名曰鼓勵農民投資，用以建設環滿鐵路，名為“人民鐵路”。這樣，東北糧食被日本侵略者用空頭股票盡數收買。[31]次年春天，各地普遍發生米荒，農民不得不以兩三倍以上的價格購進糧食，無不損失慘重。[32]　　家畜方麵，對馬和羊也都無不統製和搜刮。因馬匹關係軍用，各縣設“馬政局”，調查統計境內的養馬戶和馬匹數，指導馬種和飼養方法的改良，預防馬疫傳染。馬分為耕馬、騎馬，騎馬調查尤細，並得遵“馬政局”令隨時征用。綿羊則特設“日滿綿羊協會”，資本200萬元，作為繁殖綿羊的直接指導機關。擬以10年為期，謀求綿羊的改良和增殖，以取代原來由澳洲供應的1億元羊毛的需要。[33]　　還有毒品鴉片。日本侵略者為在精神和肉體上摧殘華人，徹底滅亡中國，在東北和熱河極力擴大鴉片種植。當時有報道說，日本侵占東北後，“各種農作產量均見減退，但是有一樣增加了，這就是鴉片”。1934年東北（不包括黑龍江）和熱河鴉片種植麵積為35萬畝以上，1936年僅熱河一地，煙地即達600萬畝以上。[34]日本侵略者規定，鴉片不許私賣和轉運，一律由專賣公所收購和專賣。敵偽一麵擴大種植，一麵廣設專賣機關，於偽都長春設總署，沈陽、永吉、哈爾濱、齊齊哈爾、承德設專署，遼陽、營口、錦縣、依蘭等12處設分署。此類專賣機關除收稅外，主要是收購、販賣以及製造煙膏、煙具，至於小賣所更是遍布各地鄉村。熱河則各地鴉片商聯合一起，成立“大滿公司”，專事收買熱河專賣公署管轄區內所產鴉片。專賣公署極力壓低鴉片價格，農民往往無力償還春耕貸款和煙捐畝捐，即使這樣明年還得種。日本侵略者規定，今年已報的鴉片種植畝數，明年不得減少，農民走投無路。[35]　　日本侵略者在統製、搜刮農產品的同時，又肆無忌憚征發勞力和各種物資。東北、熱河等地日本駐軍的糧秣都必須由當地農民負擔。日偽又強征壯丁、民伕和騾馬、車輛運輸軍需，修築軍用公路。凡是壯年男子，都須征發。農民必須趕著自己的牲口，拉著自己的車，去替日本侵略者運輸各種軍用物資，而且征用的牲口大都不予歸還，農民的勞力、糧食、牲口都被搜刮一空，連偽“滿”政府也不得不承認：“各地糧食已被劫殆盡，牲口亦幾乎絕跡，各地農民的損失實不勝計”。[36]農民“隻能餓著肚子看著他們（指13寇）的馬吃著搜羅去的糧食”。[37]日本侵略者為了侵略戰爭的需要，甚至強迫農民將秋禾割盡，完全把東北農民趕上了絕路。[38]　　日本“開拓團”、“開拓農場”和其他各類日本移民的土地，以及日本侵略軍、日本所掠工礦企業的農場、菜園，也都是征派或“雇用”中國勞工耕種。如1936年，日寇將黑龍江鶴崗縣的大部分土地圈給日本“開拓團”，雇用中國人充當長工、季節工和臨時工進行耕作。1937年，僅東北、海東兩村即雇有中國長工727人。1937年、1942年，日資南崗采煤所、陸鏡開發事務所、關東軍南大營在鶴崗先後建有“西農園”、“東農園”和關東軍等多處菜園，占有菜地近千畝，全部征派中國苦力耕種，產品專供日本人。這些中國雇工、苦力所受奴役、剝削和虐待十分殘酷，境況異常悲慘。如上述鶴崗長工，每人必須耕種40畝土地，勞動量和勞動強度已大大超出正常勞力所能承受的限度，但還不給現金報酬，隻允許自種2坰薄地抵充工資。這樣，長工實際須種60畝地，相當成年男子耕作麵積的2倍以上，而且還不管飯食，不準進屋，夜間隻能在不遮風雨的茅草棚棲身。[39]由於過度勞累、凍餓，一個健壯農夫短短兩三年間就會被折磨而死。（二）對華北的農業掠奪　　日本帝國主義在占領東北、並對東北進行瘋狂掠奪的同時，加速了向華北的滲透、蠶食和農業掠奪。　　日本侵略者認為，占領東北後，雖使日本國內的原料供應問題有所緩和，但尚未完全解決，而且，東北市場已臻飽和，短期內難以擴大。日本原料和市場問題的最好解決辦法，是進攻和獨占華北。華北是日本“最好的新殖民地”。[40]　　於是，日本帝國主義一方麵加緊對華北進行領土蠶食，相繼占領察哈爾、冀東，策動成立“冀東防共自治政府”，迫使中國軍隊退守到北平郊區；另一方麵加緊了對華北的經濟滲透和掠奪，調整對華北的經濟侵略方針，將原有的“中日經濟提攜”推演為更具體的“開發華北經濟”。為此，滿鐵設立了以專門“開發華北為目的的興中公司”，獨占華北市場，將整個華北經濟完全與日“滿”經濟鑄成一體，建立“日、滿、華北經濟體製”。　　1．植棉推廣與棉花統製、掠奪　　日本對華北農業掠奪的一個重點是棉花。日本的棉紡織品出口占其出口總額的1／4左右，但原料棉花主要靠進口，常年占進口總額的30％以上。日本力圖將東北作為其棉花供應基地，但因氣候關係，東北大部分地區不適宜植棉，年產量僅70餘萬擔，除供當地消費外，所餘無幾。因此，日本遂將其目標移至華北。1933年日本占領察北和冀東大片土地後，加速推進在華北的植棉計劃。大阪興業公司專門成立“植棉委員會”，在河北遷安、昌黎等10縣設立植棉分會，決定占地30萬畝，出資100萬元，擴大棉花種植，並向農民提供種子，約定收獲後給價收買。日商紡績同業公會也於同年8月發起成立“山東棉花改良協會”，次年即從朝鮮運去棉種3.5萬斤（合4.2萬市斤），在張店及其他10餘縣播種。[41]日本還製定了更龐大的計劃，要求華北各省（包括河北、山東、山西以及河南、江蘇北部）至1936年，植棉至1200萬畝以上，而且限種美棉，以符合大阪各紡織廠的需要。棉花種植期間，請日本專家指導，棉種由日本經紀人散發。從1934年起，津浦、平漢兩路沿線農民所接受的此項棉種，不下500萬磅。1935年“冀東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後，天津日本駐屯軍與漢奸政權合作，在統製察冀兩省農村的同時，投資2000萬元，派遣日籍農村指導員，誘使農民合資植棉。在遵化，日人更唆使大批漢奸，鼓動農民將所有地畝改種棉花。這樣，華北一些地區的棉花生產，已被直接控製在日本侵略軍手中。日本外務省也直接參與對華北棉花生產的改進和統製，派員在河北豐潤等地設立農事試驗場，跟“興中公司”共同負責。外務省還和滿鐵共同出資，派遣技師分赴各地農村督促生產，向朝鮮總督府借得種子10萬斤（合11．9萬市斤），在冀、魯、晉三省試種，每省貸給農戶費用3萬元，其中山東更是統製和掠奪的重點。外務省特令濟南總領事向山東當局交涉，在膠東租進農田，募集農民佃種，培植改良棉種。一些日本資本家還在江蘇、山東等省沿海地區變相收買田畝，勒令農民植棉。[42]　　隨著日本對華侵略的擴大，對華北棉業的統製和掠奪也更為變本加厲。1936年8月，日本政府第69次會議，通過對華實施預算400萬元案，設立天津、青島農事試驗場改良產業科學試驗所，以謀求增進棉花產量，改良品種；同時，拓務省同大阪資本家商洽設立“華北棉花協會”，擬在天津、濟南等地設10餘所農業試驗場，以增加華北棉花產量。緊接著，日本宣布華北棉花五年計劃，以“中日合作”的方式，由日本外務省出資600萬日金作為開辟農牧場資本，以二成作棉業借款，在冀東敵偽管轄區域內劃定通縣、豐潤、玉田、遷安、灤縣、香河、遵化、撫寧、昌黎等縣幾萬頃土地，為“興中公司”試驗植棉的農場，通縣更派軍隊強迫農民植棉。[43]　　直接統製華北棉花的組織機構也愈益繁多和龐大。除上述各組織外，日本設在天津的“華北農工業研究所”也研究改良棉種，並設有信用組合、販賣組合等會社；日本紡織業組織的“華北棉花協會”，主要目的也是統製棉產，日本拓務省設有“東亞棉花綿羊協會”，目的是開發棉產，改良羊毛，統製華北棉花、羊毛事業；1936年9月，還以中日“合辦”的名義，成立“棉業公司”，由“興中公司”給予技術援助，“興中公司”還準備用日滿棉花協會、山東棉花改良協會，合組“東亞棉花協會”。日本外務省則建議出資日金1000萬元，在天津設立大型棉花堆棧公司，作為統製棉花購買的中心[44]，以期將華北棉花一網打盡。　　2．農田、勞力掠奪和財稅、軍事征發　　為了推廣和擴大棉花種植，日本侵略者采用各種手段掠奪農田。如“興中公司”在天津迤東軍糧城地方收購土地四五萬畝，作為植棉區，試種美棉，並在天津建築棉花倉庫，向河北各縣收購棉花；日本駐天津領事館，通過漢奸冒用中國人的名義，在天津偷買土地，開設“華北農場試驗所”，並設場植棉。[45]又有日本人以5000萬元在天津組織“大眾農業公司”，並在軍糧城北塘附近租妥農田3萬畝。據說天津、塘沽一帶沿海河兩岸膏腴之地，以及天津市內地皮多被日本人買走。唐山、大沽、秦皇島、玉田、遵化等處，都經常有日本人收買農田。有人說，日本在華北實際上已獲得土地商租、購買和租賃的自由權。“冀東的農民從此不但是牛馬般的佃奴，而且也要做亡國慘痛下的異族佃奴了”。[46]　　勞力掠奪方麵，日本帝國主義占領東北後，一方麵驅趕在東北謀生的關內勞工，禁止關內農民進入東北；另一方麵，又在華北地區采用種種欺騙和威逼利誘的手段，招募勞工出關。從1933年起，大批日本浪人和漢奸在“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的保護下，分頭在北方各省招工和拉夫。僅1934年，被招募的勞工就有38.8萬人。[47]在天津日租界和塘沽、威海、青島、煙台四地都有日人招募勞工的活動。天津日租界的“三共公司”，即專事經營代雇勞工及運送事宜。1934年天津招募的修路勞工達16萬人，1937年春天，天津登記出關的勞工達16．6萬餘人。塘沽出口勞工最多時，每天總在千人以上。1937年，日本還派遣多名漢奸到河南災區收買農民出關做工。勞工出關，照例由日本大東公司售給所謂“人國證”。由於出關勞工眾多，“人國證”價格猛漲，由1936年的3角錢漲到次年的1元錢。[48]　　日本帝國主義之所以嚴禁內地勞工出關，而要另行招募，是害怕自動出關的勞工在關外有熟人和其他社會關係，不能像浪人、漢奸招募的勞工那樣任意處置。招募時，浪人、漢奸以各種花言巧語和優惠待遇許諾，一出關，這些勞工立即變成了孤立無援、與世隔絕和任人宰割的一群。“他們簡直不是工資勞動者而是純粹的奴隸”，工資接近零，夥食是一天三頓量少質次的稀粥或臭高梁米飯，工作時間長，勞動強度大，條件惡劣，直到死亡前沒有一天休息，動作稍慢，監工、工頭和日本兵的木棒、皮鞭、槍托立即上身，甚至當“共產黨”槍斃。晚上隨地而臥，四周圍以電網防其逃脫。他們隻能日夜帶著半饑半飽的肚子勞動著，一直到死。於是另一批新的勞工再從山東、河北、河南等省招募輸送過來。如果是機密工程，為了防止泄密，工程完畢，即隨地活埋，或投海淹斃，又或終身充當苦役，永遠不能回家鄉。[49]　　在漢奸政權統治下的冀東和察北，勞力和糧秣、牲畜、車輛征用也十分猖獗。據1937年的統計，冀東22縣除田賦等正稅外，共有苛捐雜稅423種，其中漢奸政權新增的73種，加重征量的249種，隻有91種（占21.5％）是承襲未變。[50]在察北，漢奸政權更是家家戶戶抽抓男丁。青壯年編為地主保安隊或正規軍，老弱者驅使築路、挖壕溝和運送糧秣。農家車輛大半征作軍用，所有牛羊和馬匹全部登記納稅，並禁止售賣。糧草一律禁止外運，除直接征派外，全部低價強製收購，所產池鹽也全部歸偽滿洲國財政部專賣。此外還有名目繁多的捐稅，農民的田畝捐負擔比從前加重了2.5倍以上。田畝苛捐外，又強製種植鴉片，其麵積按地畝5：5的比例確定，即必須將一半的耕地用來種植鴉片。每畝繳煙捐5元，必須在播種前交納，而且不能不種，否則依法治罪。[51]結果，所有農民均被洗劫一空，又不能從事正常的農業生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