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縣日本遺孤調查

方正縣日本遺孤調查

　　撰稿/王曉宇

　　方正並不是日本開拓團移民最多的地區，但陰錯陽差的曆史，卻使這裏成為開拓團難民的生死集散地。在方正這塊土地上，日本開拓團難民死亡最多、遺棄殘留孤兒最多、走進中國家庭的婦女最多、在日華僑最多、日僑眷屬最多、來訪日本人最多。曆史的風雲際會使方正成為中國乃至亞洲最大，也是最為獨特的日僑之鄉。

　　66年前的秋天，東北大地楓丹蘆白，漫野流香。 

　　這本該是個收獲、喜慶的季節。然而，在蒼鬱的大小興安嶺，在滔滔的鬆花江畔，在荒郊野地，卻奔走著一群群逃難的母親。她們拖兒帶小，狼狽不堪。白天不敢走路，夜間走；渴了，喝溝裏的雨水；餓了，偷食中國農民地裏的土豆和玉米；困了，蜷縮在溝邊或樹棵子裏。天氣日漸寒冷，她們格外想家，可是家園是那樣遙遠……

　　1945年8月15日，日本無條件投降。一紙“日皇投降書”，把法西斯侵略者釘在了曆史的恥辱柱上，同時，也把無辜的日本平民送上祭台。

　　戰爭結束了，除了留下滿目瘡痍與百廢待興，還在中日兩國人民之間製造了一個特殊群體——日本遺民。

　　蘇聯紅軍出兵東北後，日本政府就放棄或喪失了保護日僑的能力，缺少軍隊保護的滿洲開拓團難民在逃亡途中，在中國遺留了大量的“殘留婦女”與“殘留兒童”。

　　多年以後，當中日關係“解禁”，日本政府也終於開始重視這批遺棄在海外的子民時，當日本孤兒們被允許可以回國時，他們的中國養父母再次表現出寬厚的胸懷：“回去吧，孩子，媽媽一手把你拉扯大，盼的就是這一天呢！” 這時，中國養父母們大都年老體邁，按日本政府規定：中國養父母不在“放行”材料上簽署“同意”條款，日本政府對海外遺孤不予接收。可是，中國養父母沒有一人“拒簽”。

　　時光荏苒，66年前的那一幕幕悲歡離合，再度撩撥著人們的心弦。關注日本遺孤話題，黑龍江省方正縣無疑是最典型的個案。昔年，日本開拓團民在這裏死亡最多、遺棄孤兒最多，走進中國家庭的婦女也最多……曆史的風雲際會使方正成為中國最大、最獨特的日僑之鄉。可以說，翻閱方正的這一頁曆史，是了解日本遺孤課題的最典型縮寫本。

　　30年間日本向

　　中國東北移民33萬

　　“八一五”日本戰敗投降，侵略者們在撤退與遣返期間，將眾多“殘留婦女”和“殘留孤兒”棄置在中國的土地上。這一特殊曆史人群的生成，實際上是日本政府多年奉行移民侵略政策、組織所謂“滿蒙開拓團”所導致的後果。

　　為了徹底占領中國東北，除派駐大批軍隊之外，日本政府還在本土招募了大批人員向東北移民。半兵半農的開拓團，是當年日本向滿蒙移民的重要形式之一。

　　1905年日俄戰爭結束後，日本開始有計劃地“向滿蒙移民”。“九一八事變”後，向滿洲移民更是被列為“國策”。1936年，廣田內閣提出一個龐大的移民開拓計劃，即從1937年開始的20年間，向中國東北移民100萬農戶、500萬農民人口(占當時日本總人口的1/8)。他們設想，20年後這100萬戶日本移民經過繁殖可達到1000萬人，占東北人口總數的1/4以上，徹底改變滿蒙的人口結構。

　　移民東北的另一個原因，是為了加強中蘇邊境防線，相當數量的開拓團被安置在中蘇邊境沿線上。後來，日本還實施了開拓青少年義勇隊製度。共有8.6萬多名15到18歲的青少年被以“義勇隊移民”的名義，分村移民到東北的中蘇邊境地區。

　　七七事變、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本國內勞力、農產緊張，作為國策，日本也沒改變這一計劃。截至1945年，日本向中國派遣的“開拓團”總數達到860多個，實際移民10.6萬戶，共約33萬人。

　　移民開拓是野蠻而殘暴的，是明目張膽的大規模掠奪。據1943年偽滿當局的統計，僅1942年從自己的土地上被搬遷或趕走的中國農民就有17060戶，計劃征用土地64萬公頃。

　　方正縣位於哈爾濱市東部，土地肥沃，雨水豐沛。據方正縣政府外事辦副主任李寶元向記者介紹，1939年至1941年，一個日本開拓團來到方正縣土地最肥沃的伊漢通鄉，將炮台山腳下的正郊屯改名為吉興村，並在此建立起“方正縣開拓團本部”。後來，其他一些開拓團又陸續建在周邊。日本人到來後，基本上沒有開墾荒地，而是直接將中國人的良田霸占。日本人放火燒了老住戶分散在各處的房子，在此世代居住的兩千多名中國農民被趕到縣城西部的荒山開荒，那裏被日本人重新命名為一部落、二部落……一直到七部落。這些部落實際是看管中國農民的集中營。部落內設保甲連坐製，對中國人實行奴化管理。

　　這年春天，雪還未化，史載最低氣溫達到零下37攝氏度。大批被趕到這裏的中國農民無處居住，隻能藏身在山坡上的簡易地窨子裏。據方正縣誌記載，這一年瘟疫盛行，永安西屯一帶山溝裏的死亡率在50%以上，一天死亡的人數最多時達30餘人，“挑灶”(方正土語，意指全家死光)者20餘戶，140多戶人家中隻有兩戶沒有死人。後來，這一帶被當地人叫做“挑灶溝”。

　　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戰事吃緊，日本開始大規模征兵，凡年齡在45歲以下16歲以上的男性國民均在被征之列。於是全東北的開拓團大部分的強壯勞力均被征走，隻留下部落長和老弱不堪的男丁，餘者都是婦女和兒童。無奈之下，方正日本偽縣公署開拓科開始向中國人出租開拓團的土地，每年收取地租，坐享其成。戰局的危急，一時讓很多日本開拓團民都有一種窮途末路的預感。

　　開拓團難民大逃亡

　　1945年8月9日，蘇聯紅軍向開拓團密布的偽滿洲國“國防第一線”進攻。第二天早晨，擁有24個師團、78萬兵員的關東軍奉命南撤。接下來的幾天內，由日本青少年“義勇隊”所構成的防線頃刻間被蘇軍瓦解，大部分年輕的生命驟然間化為烏有，日本開拓團敗亡的大幕隨之拉開。

　　這一切來得太過突然，頑固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根本沒想到過自己會戰敗，更沒有考慮到一旦戰敗後這些開拓團民，也就是日本普通百姓的命運將會怎樣。在日本軍國主義分子的影響下，這些平素以“優等民族”自居的日本開拓團民也對於戰敗沒有思想準備。據史料記載，一些開拓團的頭目大都不敢相信戰敗這一事實，他們認為皇軍即使抵抗不住蘇聯人的進攻，至少也能堅持一年以上，正是莊稼即將收獲時節，眼看到手的糧食不忍放棄，所以一些人就大著膽子將撤退通知壓下，竟盤算著收了秋再回國不遲。

　　然而，蘇軍的推進之神速與日軍潰敗一樣快！據日本遺孤山本瀨子(中文名王玉梅)回憶說：“上邊傳下話來說日本戰敗了，讓我們立即撤退，到本部集結。這可把我們嚇壞了！帶上點吃的東西趕緊跑，家具什麽的，統統不要了！偏趕上那天下大雨，我們個個淋得渾身濕透，冷得牙幫骨直打架，大夥兒哭天抹淚，亂成一團。”

　　從方正縣外事辦為我們提供的日本遺孤的回憶資料中我們看到，土崩瓦解間，世界末日似乎已經到了，等他們清醒過來時為時已晚，於是一場由三江地區至哈爾濱千餘裏的大逃難悲劇發生了。北滿的三江地區是日本開拓團分布最廣的地區，開拓團大逃難時，三江地區的一部分開拓團南下奔吉林，一部分沿鬆花江北上奔哈爾濱，一部分在鬆花江以南奔牡丹江、方正、哈爾濱。1945年的秋天，老天也在發威，中國東北一直是淫雨淒風，究竟有多少日本難民在逃難，有多少難民死於途中，至今也無法統計一個詳實的數字。

　　水野百合子夫婦1942年遷移到依蘭縣天田村的開拓團，丈夫於1945年6月被征入伍。1945年秋天日本宣布戰敗後，水野百合子領著一個4歲的女兒和一個2歲的兒子與附近開拓團的團民一共幾百人從依蘭經方正縣逃向哈爾濱，下麵是水野百合子的敘述：

　　出發前，團長告訴大家步行到方正縣鬆花江邊的伊漢通碼頭，等候日本軍艦來接我們回國。為了防備蘇聯飛機轟炸，我們不敢坐車，也不敢走大路，從依蘭到伊漢通碼頭100多公裏的路程，全部鑽山入林用腳量。那年雨特別大，幾乎天天下雨。一頭鑽進深山老林裏，隻能摸索前行，衣服讓樹枝掛爛了，早已遮不住身體，滿身是傷。一群女人帶著老人拖著孩子，一天隻能走兩三公裏。過了方正縣的大羅勒密(地名)，我們才上了公路，又累又餓，我一步都走不動了。因為我的孩子多，拖累了大夥趕路，團長讓我把孩子扔了。天哪！那是我的親骨肉，我怎麽忍心呢？我們活要活在一塊兒，死要死在一起，死也不能扔孩子。這時，團長說：“你扔了，中國人會撿去把他養大，要帶上，影響大家趕路，上不了船，我們就都得死了。”實在沒有辦法了，我隻好把4歲的女兒放在路邊。可我一起身，女兒便伸著兩隻小手，拚命地喊著媽媽。我走了幾步，心像刀絞似的難受，心疼的我又跑了回去把她抱起來。團長說什麽也不許，我怕他再讓我把兒子也扔了，就順從了團長。我一邊流著淚一邊對女兒說：“孩子，別怪媽媽無情啊，我這是給你留一條活路，要不咱就都得死了。”就這樣，我失去了一個心愛的女兒。

　　水野百合子的兒子最終餓死在逃難的路上，而她本人在餓昏後，被方正縣一個善良的中國男子救下，她於1953年返回日本。而她失去的女兒始終也沒有找到。

　　逃難中，日本開拓團中因悲觀失望自殺或集體自殺的事件，幾乎每個地方都有發生。據郭相聲、曹鬆先編著的《方正僑鄉史話》一書記載，8月20日，方正永建(李花屯)開拓團的日本僑民亂營了，因為三江地區樺川、依蘭、勃利等地的開拓團一撥一撥地逃難下來了。傳言一天幾換：蘇聯兵專門收拾日本女人，當地的“胡子”要來撿“洋落兒”，還有被搶奪了土地的中國農民想要對他們報複……日本人一夕數驚，惶惶不可終日。一直接受軍國主義精神教育的開拓團團長做出了一個決定，大家寧可一塊死在這裏，也不走出去活受罪或讓蘇聯人抓去。他們封閉了院門，不準中國人進入。當天中午，家家戶戶殺豬宰羊大吃二喝，豬羊瀕死的叫聲傳出幾裏，比過節還熱鬧，中國人不知道鬼子營裏發生了什麽事。以下是目擊者王紹德老人回憶：

　　1945年8月中旬的一天，忽然聽見隔壁永建鄉趙炮屯的“鬼子營”裏“劈劈啪啪”地響，過了多半個時辰，我偷偷地到“鬼子營”裏一看，各家的屋簷下都堆著鬆明子，各家的窗戶也關得死死的。我闖進第一家，看見兩個女人模樣的人頭朝裏躺著，炕上的被褥整整齊齊的，她們也都穿戴得很整齊，一身的和服，臉上都塗著脂粉，一條潔白的毛巾紮在腦袋上，看樣子也不像睡覺，我喊了一聲，她們紋絲沒動，我上前仔細一看，她們腦後的枕頭上淤著一大灘血，她們死了！我嚇了一跳，再一細看，她們是被用槍打的，子彈從眼眶射進去，從腦後出去的。我意識到這是日本人殺日本人！再到第二家，看到的情景一樣，四口人全都死了。遠處有人提著槍跑過來，我慌忙從鬼子營跑出來，不一會兒“鬼子營”就起火了，日本人集體自焚了。火光燒紅了半邊天，一共八十多口人，男女老幼都被槍打死然後燒沒了。

　　中國人民的喜慶之日，也是日本開拓團難民的劫難之時。在三江地區，數以萬計的日本開拓團難民們從各自的開拓點，一撥一撥地湧向逃命的途中。鬆花江邊，曠野之中，大森林裏，到處都有拖兒帶女、呼號喊叫的難民們。深秋時節，缺衣少食，他們一路上以偷食中國農民的土豆和玉米活命，小孩子走不動了，就被扔到路邊，或者推進河中淹死。一些老人實在受不了了，就央求別人把自己打死。一些絕望的日本人圍坐在炸彈旁集體自殺或自焚。

　　方正縣，日本開拓團難民的生死聚集地

　　據統計，在33萬日本農業移民中，有8萬餘人死亡在中國，約占1/4。這些帶著幸福憧憬奉召而來，又被日本軍國主義拋棄的天皇子民，率先承擔了戰爭的責罰。

　　據方正縣外事辦副主任李寶元向記者描述，從1945年8月至11月，黑龍江省方正縣成為的日本難民集散地。其間，佳木斯附近的湯原、依蘭、樺川、樺南等地的難民一萬餘人匯聚到方正縣。他們輾轉至此，是想從伊漢通碼頭乘船到哈爾濱，再轉至大連乘船回國。

　　當時，蘇聯紅軍已經軍事管製了方正縣，伊漢通碼頭水路斷絕。這些有氣無力的難民無路可走，隻好在吉興村原開拓團遺留的房子裏暫時住下。當嚴寒、饑餓、傷寒一齊撲來時，一萬餘名開拓民至1946年3月，死亡達五千餘人，另有五千餘人包括婦女和兒童被當地善良的老百姓收養，婦女大多都嫁給了方正的男子，兒童都給方正的人家做了養子。

　　1946年3月中旬，天氣漸暖，死亡在吉興一帶的數千具日本難民遺體也慢慢解凍，並發出陣陣腐臭。為清理和收斂這些掩埋在雪裏、角落裏、菜窖裏的屍體，方正縣人民政府組織了大批的民工，把這些屍骨運到炮台山的楊二玄溝裏，共堆放了三大堆，然後澆上汽油焚燒，大火三天三夜始熄，留下了三大堆森森白骨。

　　方正並不是日本開拓團移民最多的地區，但陰錯陽差的曆史，卻使這裏成為開拓團難民的生死集散地。在方正這塊土地上，日本開拓團難民死亡最多、遺棄殘留孤兒最多、走進中國家庭的婦女最多、在日華僑最多、日僑眷屬最多、來訪日本人最多。曆史的風雲際會使方正成為中國乃至亞洲最大，也是最為獨特的日僑之鄉。

　　要向前看，但不能遺忘曆史

　　記者/應 琛

　　既然建立了公墓，那麽立一塊碑原本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後人需要知道這個公墓的來龍去脈，特別是有幸活下來並被中國養父母收養的孤兒可以祭奠他們的生身父母(殘留孤兒後來為他們的養父母建立了紀念碑)。但碑文的內容應該仔細斟酌，“應該將這段曆史交代得清楚明白”。

　　立碑、砸碑、拆碑……

　　從7月30日，一則關於“黑龍江方正縣為吸引日商投資花了70萬為侵華日軍逝者立碑”的微博在網上迅速發酵，到8月5日晚，方正縣政府組織人員拆除了這座日本開拓團民冥亡者名錄石碑，並且連夜就運走。

　　這一被稱為“中國式碑劇”的鬧劇才上演了短短幾天就暫告段落，但留給我們的疑問還沒有結束。

　　緣何原本在建立公墓後，立一塊碑這一似乎順理成章的做法，卻遭到了民眾的普遍質疑，更引來一片罵聲？

　　就此，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廉德瑰在接受《新民周刊》的采訪時表示，方正縣政府在立碑的過程中有欠妥當，尤其是在涉及日益敏感的中日問題上更應謹慎，“給‘開拓團’樹碑立傳固然有方正縣自身的考慮，但這一行為處理不當就會傷害到整個民族的感情。”

　　碑文應道清曆史

　　所謂“日本開拓團”，日本人自謂“滿洲開拓團”。顧名思義，它是日本殖民中國東北開墾這塊“新天地”的先遣隊，雖然開荒勞作是開拓團的主要任務，但其“男丁”有隨時應召入伍參與對中國抗日戰士殺戮的義務。

　　“當然，開拓團的成員大部分是日本最貧困地區的剩餘人口，也就是日本農民。作為當時日本人口膨脹的一個解決方法，這些人被運到了中國。”廉德瑰告訴記者，“從結果來看，開拓團確實是日本侵華戰略的一部分。這些人對於日本開拓疆土，對中國東北實行經濟侵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從戰爭受害者的角度來說，這部分人也是戰爭的犧牲品，當初來華一定程度上也有受騙的成分。日本戰敗後，精英階層回國，這些人卻被扔在了中國。他們中有的家破人亡，有的妻離子散，被迫集體自殺，而且死無葬身之地，這也是事實。”

　　廉德瑰指出，在肆意辱罵主政者之前，首先要搞清楚方正縣是為日本開拓團民中的亡者設立的名錄牆，並不是為日本軍人立碑。廉德瑰說：“不能將開拓團完全等同於日本鬼子。而見之於碑上的大多是撤退時被他們的同胞殘害死在當地的婦女兒童，因此說，不能將該碑等同於紀念侵略者的碑。”

　　而方正縣政府外事辦主任王偉新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立碑的目的是“為了方便中日後人了解真實的曆史，感受中華民族‘以德報怨’的胸懷”。

　　在方正，民間立碑悼念早已存在。從上世紀60年代，即中日建交10年前，當地政府就承諾立碑埋葬開拓團民的遺骨，從哈爾濱找來石頭，依照日本的風俗把墓碑建在不會遭到水害的高丘上，麵對著日本的方向。1963年，周恩來總理批準建立日本人公墓，現在的中日友好園林也是民間自發修建的。

　　既然建立了公墓，那麽立一塊碑原本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為後人需要知道這個公墓的來龍去脈，特別是有幸活下來並被中國養父母收養的孤兒可以祭奠他們的生身父母(殘留孤兒後來為他們的養父母建立了紀念碑)。但廉德瑰強調，碑文的內容應該仔細斟酌，“應該將這段曆史交代得清楚明白”。

　　既然是為反思戰爭，這就不能是一筆是非不分的糊塗賬。在廉德瑰看來，如果是日本人想給他們的先人立碑，那便無可厚非。但如果方正縣要立警示碑，就會涉及到民族情感問題。

　　“從人類文明來講，立碑應該可以理解。但因為中日關係的背景，這樣一個行為就不合適了。如果一定要立，碑文必須表述清楚，還原整個曆史的全貌。告訴來訪者，這裏埋葬的原本是侵略者的一部分。盡管最終他們自己也成為日本侵略的犧牲品，但不可否認他們曾是日軍侵略中國的工具。如此，或許真能起到警示和教育侵略者的後人，同時，也使我們中國人民自己受到教育。”

　　另據媒體報道，此次公墓內的立碑也經過外交部批準，並不是該縣的“靈機一動”拉外資。但事實上，且不論常務副縣長洪振國所說的建碑旨在“警示和教育後人認清法西斯主義的罪惡，感受中華民族的人道主義情懷”的觀點能否成立，該縣主觀上想通過此舉加強與日方的友好往來，以此推動僑鄉經濟，應該為實。

　　廉德瑰向記者透露，據他了解，方正縣接受日本的投資和訪問團是比較多的。“方正縣是一個內陸縣，其實沒有更多的辦法來發展自己。當局憑借有這樣一個曆史背景，能夠獲得日本的一些外資和旅遊收入來發展自己並無對錯之分。隻是，當地政府在某些方麵推敲得不夠，沒有謹慎處理，沒有仔細考慮中日雙方這種延續的民族情緒問題。如果在立碑前，能征求更多的民意，恐怕就不會引起如此大的爭議。”

　　中日民間的糾結

　　中國與日本，始終有牽扯不斷的糾葛。對於如今中日關係，似乎已有一個公認的說法：近十幾年來，兩國民間關係一路降溫，由熱而冷，甚至彼此以強烈的民族主義相抵觸。

　　據報道，對於“立碑事件”，日本國駐沈陽領事館稱，日本政府從未為建碑提供過資金支持或亡者名單材料。建立石碑是方正縣政府的行為，與日本政府無關。而人民網也對此事刊發評論，呼籲網民、媒體人要學會甄別新聞事件真假，不要“聽一兩句謠言，情緒就激動”。

　　正所謂沒有無緣無故的愛與恨，這句話用在當下中日民眾對彼此的看法上也是很貼切的。畢竟，牽連其中的問題太多了，例如靖國神社、釣魚島領土主權歸屬、東海石油、教科書問題等等，都成為兩國民眾繞不開的死結。

　　廉德瑰指出，7月初日本聯合美澳首次在南海軍演，之後又發布強調中國威脅的《防衛白皮書》，中日關係處在敏感緊張階段，這都是近期使中日民間情緒較為激烈的因素。

　　在談到如今的中日關係，廉德瑰用“糾結”來形容。“中日關係現在比較複雜。由於90年代以後，中日雙方的不冷靜，使得原本應該逐漸淡忘的曆史又被加強了。這種曆史的糾結就造成了中日之間在感情上，至少中國人不會原諒日本人，日本人不會理解中國人。之後，加上新的因素，即中國的崛起，中國人對於日本的態度又發生了變化。七八十年代，中日友好的時候，中國人對日感情沒有現在那麽強烈，中國放棄了戰爭賠償的請求，日本政府則向中國提供日元貸款，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到了2008年以後，日本的貸款也結束了，中國的GDP又超過日本，軍事上也更強大。由於一部分日本人不反省曆史，中國出現反日情緒，包括中國政府在處理中日關係的態度上也在逐漸強硬。日本麵對這樣一個崛起的中國，又逐漸地開始了敵視和防範。曆史的這一段還沒有結清，又有新的中國威脅論，於是便引起了新的一種相互之間的對立，加大了兩國民眾的不信任感。”

　　近年來，中國民間的民族主義情緒更加高漲，麵對中日之間的各種矛盾，表現出強勢立場，甚至采取抵抗日貨、到日本使館前示威等激烈形式以表示對日本政府立場的不滿。有文章指出，就兩國民眾而言，曆史的仇恨結得太深，要拂拭這種民族感情太難太難，況且，這種民族主義情緒隨時會受到領土、能源和台海問題等危險要素的影響而隨時爆發，因此，民間的這種對抗恐怕還會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持續，甚至發酵。

　　在談到如何打破兩國之間的這種心結，從而促進雙方友好時，廉德瑰的看法是，中國方麵應該有一種強者和大國的國民意識來處理兩國間非原則性的問題。

　　“如今，我國的國際影響力，包括經濟、政治和軍事實力都在增長。日本在世界範圍內的影響力，已越來越不能跟中國相比較。我們在弱於日本的時候，都能夠放棄對日的賠款要求並主張中日友好。現在，在我們逐漸強大並已經超過日本的時候，作為一個大國，國民心態應該也是一種大國民的心態，特別是對於曆史上的事情，原則上我們不能忘記，但也不必繼續擴大和加深這種仇恨。”如果非要揪住曆史的舊賬沒完沒了的話，隻能說明我們還沒有一定的自信。比方說為開拓團亡者立碑一事，我們都應該放得開一點，即使議論也應理性地指出其做法上的不足，而不是很容易被煽動一些情緒。要向前看，麵向未來，要做理性的愛國者，不做狹隘的民族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