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麽日本人更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質

為什麽日本人更注重精神而不是物質

賈慶軍

1944年太平洋鏖戰正酣，為了戰爭的勝利和戰後合理地處置日本，美國政府急需了解日本民族的文化和生活特性，於是委托學者專家對日本進行詳細的研究。魯思·本尼迪克特就是其中之一，她利用文化人類學的方法，從日常生活細節中去解讀日本人的思維方式和習慣，其研究的成果就是《菊與刀》。自1946年這本書出版以來，它就成為了解日本民族精神的經典。  　　在書中，本尼迪克特總結出了日本民族文化和精神的諸多特征，比如崇尚精神和意誌，貶低物質；人之完滿的要求；報恩的觀念；人情的世界；強烈的“恥感”；矛盾的性格；善變的倫理等等。  　　對人的完滿和神性的向往促使日本人無限地拔高自己的精神和意誌，因為物質的條件總是有限的。要想達到神的無限和全能，隻能依靠精神的無限性來激發出巨大的能量，因此日本人蔑視物質，重視精神。在他們頭腦中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身體條件、物質條件的限製不算什麽，隻要有堅強的精神意誌，什麽都能做到。這就使日本人的行為方式超越了自然的法則，以精神意誌的主觀性和隨意性去行事，正如本尼迪克特所講的，日本對美國宣戰的信心來自於他們對精神的無限信賴。《每日新聞》的宣傳是“我們如果害怕數字就不會開戰”，日本的政治家、大本營以及軍人們都反複強調：“這次戰爭並不是軍備的較量，而是日本人信賴精神與美國人信賴物質的戰爭”，最終“物質力量注定必將失敗”。  　　當然日本人並非全然看不起物質，他們也知道物質力量的意義，但在他們心目中精神力量是更為本原的。在他們看來，物質是次要的、瞬間的，充其量不過是精神的表征；精神卻是永存的，是一切力量的源泉。日本的廣播電台經常叫嚷的便是：“物質資源是有限的，沒有千年不滅的物質，這是永恒的真理。”因此，每個日本人都要成為永恒精神的化身，成為永世長存的“日本精神”的一部分，不負神的後裔之名，這也正是日本法西斯主義思想家大川周明所反複強調的觀念。獲取永恒的生命是人身上最為本原的衝動，無怪乎法西斯主義會對人們產生如此大的吸引力。日本人正是在此信念的基礎上，毅然用血肉之軀去麵對美國人的槍炮。“神風特攻隊”、“玉碎”政策就是其典型的表現。有限的身體消失了，但它的精神卻永存，突破了物質局限的人便是完人的榜樣，是神的子民。  　　如果說柏拉圖理想國中的統治者是哲學王的話，日本人理想國中的統治者就是人神，天皇便是現世存在的神。他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同時他又是至善和完美無缺的代表，天皇滿足了人們對神和完美的需要。任何人都要對天皇絕對地忠誠，每個人根據自己靈魂的等級安坐在天皇的周圍，和諧而安定。對日本人來說，一個完美的國家和社會就是一個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國家和社會，無論是國際秩序還是國內秩序莫不如此。國際上按種族的優劣來排列，國內按人的優劣來排列，最優秀和最完美的種族和個人就是最高的統治者，要由他們來負責秩序的安排和管理，現代人的自由和平等觀念對日本人來說就成了無稽之談。天皇在同意大利、德國簽訂三國同盟條約時表達了自己的心聲：“弘揚大義於八紘，締造神輿為一宇，實我皇祖皇宗之大訓，亦朕夙夜所眷念。今世局動亂不知胡底，人類蒙禍不知何極。朕所軫念者，惟在早日勘定禍亂，光複和平……惟萬邦各得其所，兆民悉安其業，此乃曠古大業……”  　　當道德取代法律成為統治的原則時，人們所服從的就不是法律而是某種道德人格，再延伸下去就是對種族、血統的高貴之崇拜。將現世的人神聖化和絕對化導致的便是人對人的絕對的服從和絕對的義務，如果說對於西方人來說，一切都來自於上帝，那麽對於日本人來說，一切都來自於天皇。以對天皇的忠誠為起點日本人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道德倫理體係：欠負-報恩的倫理體係，這一體係對日本人的性格特征和行為方式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此影響至今仍難以消除。  　　在所有的恩情中，對天皇的欠負是最大的，“自己有幸生在這個國家，安居樂業，萬事稱心，就不能不想天皇所賜的恩典”，所以每個日本人都要時刻準備聽從天皇的召喚，為其奉獻自己的一切，對天皇恩情的償付是強製的和絕對的。除此之外，日本人的欠負對象還有父母、老師、主人以及任何對他授以恩情的人，這些恩情都具有強製性的約束力，必須償還，否則他就是一個不義之人，將受到社會的譴責和懲罰。整個日本就是一個恩情的世界，子女與父母、下級與上級、學生與老師以及所有人與天皇形成了一個牢固的恩情結構。所以在日本，“所謂‘義’就是確認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網絡中所處的地位，既包括對祖先，也包括對同時代的人”，因此日本人的道德就是忠誠與報恩。日本真正的民族敘事詩《四十七士物語》讚頌的就是屬下對主君的忠義。為了替主君報仇，報答主君的恩情，他們犧牲了自己的一切，包括父親、妻子、妹妹的生命。當他們為主君報仇後，又在其墳前集體自殺，因為他們的報仇行為雖成全了他們對主君的義，卻導致了他們對幕府的不義，他們隻有以自殺來償還，這種拋棄愛情、親情的忠義故事深得日本人的青睞。這種欠負-報恩的倫理體係造就了日本人性格中的一極：極端自我犧牲的精神。為了履行義務和報恩，他們可以犧牲自己的幸福甚至生命，日本法西斯思想正是其傳統民族精神的自然產物。  　　這個以天皇為中心的等級式的道義社會，以層層的恩義為磚石，維持其穩定與和諧。每個日本人都不再是單獨的個人，他是這個情義大世界的有機組成部分，而且他本身和鄰近的人也是一個具體而微的情義宇宙。每個人都要明白自己在這個宇宙中的位置，他的一言一行都要符合其身份地位，不能越界。家庭中，一個丈夫要使他對妻子的感情完全隸屬於對父母的報恩——孝道上，如果母親要他與妻子離婚，他不得有異議，即使他愛自己的妻子或者兩人已經生了孩子。父母即使犯了錯也不會有人批評父母。在社會中，低層次的忠義要服從高層次的忠義，如果一個人為了低層次的忠義背叛了上級，他就要自殺以謝罪，就如四十七士所為。  　　由欠負-報恩倫理體係構成的道義社會造就了日本人獨特的人格觀和尊嚴觀。在日本，一個完美的人，擁有自尊的人就是一個明白自己的身份和地位、義務及責任並能夠嚴謹地履行其職責的人。他不可做出不合乎其身份的事，必須“仔細考慮事態中的一切因素，決不可招致別人譏笑，或者減少成功的機會”。比如說，一個合格的雇工就要避免對雇主講不妥當的話；一個政客不能縱談危險思想；年輕人要懂禮貌，行為莊重，不要辜負別人的期望；實業家要謹慎再謹慎；複仇者要計劃周密，萬分小心。總之，日本人的自尊就是小心謹慎地生活在這個道義的社會中，不要做自己想做的，而是做別人想讓他做的，不要成為自己想成為的人，而是要成為別人希望他成為的人。償還別人的恩情，不辜負別人的期望成了日本人最大的尊嚴。  　　當別人的評價取代自己的判斷成為日本人人格塑造的主要動力時，日本人的自我就消失了，他的存在和價值完全依賴於他人與社會的承認。他要時時在意自己的言行，務使自己符合各種道義和原則的規定，以免陷於尷尬的境地，否則他就會招來他人與社會的批評、嘲諷和譏笑。在譏笑聲中他的價值感、安全感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羞恥感、自卑感和虛無感。  　　嚴格的道義要求賦予了嘲諷以巨大的力量。所以日本人從小受到的教育就是嘲諷教育。父母經常以嘲弄和譏笑的方式使孩子的行為同道義要求協調起來。當孩子淘氣時，父母就當著孩子的麵親別人家的孩子，並說：“我要這個小寶寶，喜歡要這樣聰明伶俐的好寶寶，你都長大了，還盡淘氣。”或者母親走到父親身旁對孩子說：“我不愛你，我愛你爸爸，因為你爸爸是好人，不像你在家亂叫亂喊亂跑。”可以看出，日本父母這種嘲諷教育是通過貶低、否定或遺棄自己的孩子並抬高他人的姿態來實現的。這給日本人的心理和人格帶來極大的影響，它首先使日本人產生的是一種自我貶低、自我否定的感覺，伴隨著這種感覺產生的是頑固的、強烈的羞恥感，仿佛周圍都是隨時準備嘲諷他的眼睛。羞恥感讓他們不敢表達自己的情感，害怕內心自然感情的流露，因為那樣就會招致外來的批評和嘲笑。  　　羞恥感將日本人牢牢地束縛在道德律令中，因此在日本人看來，知恥就成了德行之本。隻有對恥辱敏感才會實踐善行的一切準則，“知恥之人”成了“有德之人”和“重名譽之人”的同義詞。所以本尼迪克特說：“恥感在日本倫理中的權威地位與西方倫理中的‘純潔良心’、‘篤信上帝’、‘回避罪惡’的地位相等。”同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對，日本形成了獨特的“恥感文化”。  　　恥感造就了日本人極端的自尊心，使他們對外來的嘲笑和批評極為敏感，哪怕是微小的或善意的批評也會被認為是對他人格的侮辱。受到嘲笑的日本人有兩種選擇：要麽是化嘲笑為動力，不斷自我完善，以此來消除外來的嘲弄；要麽是在怨恨裏自我折磨或折磨他人。自我折磨的最高表現就是自殺，如武士的剖腹。折磨他人又有不同的途徑：一個是直接報複嘲笑他的人，為自己正名；一個是通過折磨第三者來發泄心中的怨恨。前者形成了日本競尚複仇的風氣，如四十七士的報仇行為；後者的表現如在日本中學裏，高年級的學生經常欺侮低年級的學生，在軍隊裏則是二年兵想方設法侮辱一年兵。因為他們都是從低年級上來的，都受過侮辱，因此就要把怨氣發泄在下一級上，於是每個日本人都可能是受虐-施虐的典型，這種性格為窮兵黷武的軍國主義提供了土壤。對外民族的侵略、折磨和破壞正是對他們那極易受傷的自尊心的補償，平日在道德社會無形的壓力下產生的恥辱感在迫害和折磨他人中得到了洗滌。  　　由於對人的要求是那麽高，除非他成了聖人或神才能免除外來的嘲諷。因此絕大多數日本人都可能或多或少的具有受虐-施虐傾向。極端的自尊心使他們不僅對外來的批評和嘲諷極為敏感，對外來的恩惠也極為敏感。因為多一分恩惠就意味著多一份義務，也就增加了受到嘲諷的機會。所以日本人很少會接受別人的恩惠，也很少授人以恩。情義最多的社會最後卻使得人人躲避情義和恩惠，這成了日本社會中奇怪的悖論。對日本人越好，他反而越不自在越反感，因為這會增加他的人情債，從而觸動他敏感的自尊心；對他越冷漠和粗魯，他反而越舒服。即使在親情愛情中也不可過於親昵，對可愛的少女態度冷酷甚至粗野的青年被稱為“好”青年，反之就是“壞”青年。在修行中，越是粗暴的老師，就越被認為是最有幫助的。在日本人的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更是要劃清界限，不能輕易接受別人好意，所以同日本人交朋友是很難的。以道德純潔自居的他們同外界接觸時，高傲的自信不久就會變為拘謹、怯懦和自卑。  　　道德的嚴格規定以及由此形成的恥辱文化使日本社會成了一個失樂園，瑣碎和煩苛的規矩成了他們不能承受的負擔，所以日本人又發展出了其他生活方式來調節自己緊張的神經。  　　日本人培養享樂，追求享樂，尊重享樂，而且其享樂已近乎殘酷。他們最喜歡的一種享受就是洗熱水澡，無論窮人還是富人，每天傍晚都要泡在滾燙的熱水中，將全身泡得如同紅蝦，這近乎殘酷的享受使他們回味無窮。另外一種享受是睡眠，他們不管什麽姿勢或在什麽狀況下都能舒舒服服的入眠。他們也可以酗酒，在酒宴上他們縱情歌舞，開懷暢飲，醜態百出，不必再顧及什麽禮儀。更令人詫異的是他們在性享樂方麵的開放，他們把屬於妻子的範圍和屬於性享樂的範圍也劃分開來，前者屬於他們必須盡的義務，在這裏他們要遵循各種清規戒律；另一個領域，隻要他們有能力，就可以蓄養情婦。這都是公開的，不同的是不允許將情婦帶回家，因為這會破壞這兩個領域的界限。隻有當情婦有了小孩時，男人願意的話才可將其接回家，但其情婦隻能做傭人，仍不是正式家庭成員，界限仍在。沒錢蓄養情婦的男人就去找藝妓或妓女消遣，而且他們的妻子還為他們梳洗打扮，支持縱容他們，甚至妓院送來的賬單妻子也是坦然支付。即使妻子有怨言也沒辦法，因為這種享樂乃是社會允許的。  　　不過，為了維持其道義社會的穩定，不致讓享樂放縱動搖了社會秩序，日本人有又一條規定，就是當社會要求他履行義務時，他就要毫不猶豫地放棄當下的享樂去盡義務。享樂不能成為他們的人生目的，它僅僅是一種無關緊要的消遣。正是如此貶低享樂才使日本人既可以心安理得地享用它，也可以輕而易舉地放棄它。  　　日本人的最終目標就是要達到聖神的境界。正是如此才形成這個道義的社會，也正是因此才形成了日本人的恥辱，以及其一係列的性格特征。外在的製度和生活方式僅僅是達到聖神的限製條件，如果真要成為聖神，就必須進行艱苦的修煉。修煉分兩種：一種是能力修煉，一種是“圓熟”修煉。能力修煉就是加強其駕馭生活的能力，其途徑是通過意誌來駕馭肉體，訓練肉體，使之聽從意誌的命令而不是肉體自身的要求，為此甚至不顧肉體的自然規律。如日本人喜歡耐寒苦行，在天亮之前站在或坐在冰涼刺骨的瀑布之中，或者在冬夜用冷水洗澡三次，常見的還有睡眠、絕食訓練，在小學裏冬季沒有取暖設備，孩子們要忍受嚴寒。這些殘酷的訓練可以增強其意誌，提高忍受人生苦難的能力。  　　在現世成神成聖或達到圓滿是日本人一切行為的源動力。當他未達到“圓熟”時，他就陷在恥感當中，他肩負著不可逃避的情義責任。一個日本人有可能同時具有這兩類截然相反的性格。一個人對他的上級既可以服從，也可以反叛。他的修養低時，出於情義他要報答上級的恩惠，他就表現為順從；當他自認為反抗上級就會達到完滿或成全他的完滿時，他就會違逆上級的命令，甚至反擊上級，四十七士的報恩與反抗就是典型的寫照。本尼迪克特對於日本人性格的兩重性做了如下描述：他既可以絕對順從家庭安排的婚姻，也可以自由戀愛；既可以無私地承受極端的義務，也可以沉湎於享樂和安逸；既可以謹慎得有些怯懦，又能夠勇敢得有些魯莽；既殷勤有禮，又傲慢不遜；既對上級馴服盲從，又會頑固地反抗違逆；既極端地保守，又非常地開放；既有菊的柔順和傷感，又有刀的鋒利和進攻性。  　　然而無論其性格內容如何對立，我們卻可以看出其本質的精神卻是一致的，那就是無論日本人做什麽都是絕對地投入並且容易走極端。歸根結底，這是將現世神聖化、絕對化和惟一化的必然產物。刀是僵硬、魯莽、野蠻的刀，菊是頹廢、癱瘓的菊，它們缺少的恰是理性的節製與溫和。  　　這種民族性格對日本的現代化既有利也有弊。他們的服從、犧牲精神有利於組織化、規範化、標準化現代工業生產的發展，也有利於法製社會的建立，而且其金字塔式的上下級服從關係還有利於克服現代社會過度平等自由帶來的混亂。然而這種服從和犧牲精神也有可能被野心家所利用，製造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災難。他們的放縱、反抗精神有利於打破固有規範，促進發展和創新，也有利於消除腐敗墮落的上級的蠱惑和蒙蔽，使集體和社會保持活力。但這種自由易於變成無政府主義的狂歡，從而成為集體的放縱和發泄，法西斯主義也是這種造反情緒的產物。何時日本人會擺脫服從和放縱的極端化行為，消除自卑與自負的惡性循環，他才會真正的踏入文明的門檻，那時刀就將是勇敢、節製和正義的刀，菊就會是燦爛而溫和的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