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國大陸夢：日本如何實施開疆擴土的野心

島國大陸夢：日本如何實施開疆擴土的野心

　　朕安撫爾等億兆，終欲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置天下於富嶽之安。

　　——睦仁

　　日本，意為太陽升起的地方。

　　日本國即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以及其他6800多個散布在太平洋上的小島嶼。

　　生活在島上的日本人，從來就沒有放棄對於一塊堅實大陸的夢想和追求，他們將貪婪的目光聚焦於曾是他們的“天朝上邦”——中國……

　　“對日本人來說，中國人從有頭腦的，內省的和充斥於德川時代藝術家繪畫中的聖賢，一變而為光緒二十一年(1895)印刷商們所描述的在近代日本軍隊麵前倉皇逃跑的烏合之眾。”

　　“大陸政策”出台

　　通過“明治維新”剛剛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日本，正處在資本主義的“幼年期”。它自身舊有的封建殘餘勢力並沒有蕩滌幹淨，社會生產關係中仍然存在著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在新興的工業部門中，手工勞動者也遭受著來自資本家的剝削。

　　這樣一來，日本大多數的人口都遭受著不同程度的壓榨。購買力低下，國內市場就顯得很狹小，豐富的物質產品無法在國內市場上得到消化，出現“腹脹”現象。因此，日本不得不加緊開拓海外市場，來幫助消化，同時解決國內原料匱乏的問題。

　　剛剛結束幕府時代的日本新生政權，依然帶有軍事封建性的濃厚氣息。隨著國力的逐漸強盛，本已濃重的軍國主義思潮更加泛濫。

　　在這些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日本加緊了對外侵略的腳步。極力鼓吹殖民擴張的“大陸政策”呼之欲出。

　　同治七年(1868)，新登基的日本天皇睦仁定年號為“明治”。他在即位時發表的《禦筆信》中，宣稱“終欲開拓萬裏波濤， 布國威於四方” 。

　　可見，明治政府在創建之初就已經將向大陸擴張作為基本國策， “大陸政策”也正是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形成的。

　　“大陸政策”，也叫做大陸經略政策。是日本不甘心於一直居住在海島之上，企圖通過戰爭手段來吞並本國附近隔海相望的大陸國家，諸如中國、朝鮮的對外殖民擴張策略。也是日本近代軍國主義在國家政策層麵的具體體現。

　　“大陸政策”將日本的對外殖民擴張劃分為5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具體的目標指向：

　　首先是台灣，之後是朝鮮半島。借助朝鮮為跳板進而占領中國的東北地區和蒙古地區，繼而占領中國全境，最終稱霸亞洲，統治全世界。

　　蕞爾島國，野心卻膨脹的可怕。

　　“大陸政策”的戰略構想，源於日本早期改革派政治家吉田鬆陰(1830—1859) 。

　　早在鹹豐五年(1855)，他就認為，日本暫不具備與英、法、德、俄等西方列強相抗衡的能力，而與本國臨近的朝鮮和中國才是首選侵略目標。

　　吉田鬆陰的構想是，“一旦軍艦大炮稍微充實，便可開拓蝦夷 ，曉喻琉球，使之會同朝覲;責難朝鮮，使之納幣進貢;割南滿之地，收台灣、呂宋之島，占領整個中國，君臨印度。”

　　日本明治時期的擴張狂人江藤新平(1834—1874)曾經主張，日本同俄國結盟，先攻下朝鮮，再將中國劃分而治。待養足實力，將俄人驅逐，實現獨占中國，完成第二次“明治維新”。

　　日本的國民啟蒙教育家，福澤諭吉(1835——1901)不僅鼓吹天皇應親自率軍打進中國北京，還公開拋出不與中國朝鮮為伍的《脫亞論》，鼓吹：“今日謀之，我國無暇待鄰國開明以共興亞洲，寧脫其伍而與西洋之文明國共進退，與彼支那相接之法，亦不因鄰國之故而格外客套，正可依西洋人與之法處置。親惡友不免但惡名，依我等之心，宜謝絕亞洲東方惡友。 ”

　　經過近30年的努力發展，這些人的“幻想”，逐步被具體化並付諸實際。

　　將其製定成為方針的，是山縣有朋。

　　山縣有朋(1838——1922)，幼名辰之助，後改為小助、小輔。到明治維新後又改為有朋，號含雪。他是日本著名的政治家、戰略家，曾經擔任過陸軍卿、參軍、參謀本部長、內務大臣、農商大臣等職，又是日本的陸軍之父，開創了長州藩人控製陸軍的先河。

　　山縣有朋出身低微，但他積極投身“明治維新”，一路晉升為陸軍中將、近衛都督，為締造日本新式陸軍立下了汗馬功勞，並最終成為日本曆史上最大的派閥。

　　他將豐臣秀吉(1537—1598)等人提出的“大陸政策”，進一步完善發展，形成了自己的理論依據。

　　山縣有朋將日本疆土稱為 “主權線”，將朝鮮、中國等視為日本的“利益線”，即與“主權線”緊密相關的區域。

　　他認為，維護一個國家的獨立，不隻是維護其“主權線”的獨立，更要保護其“利益線”。這些理論主要體現在他的兩部著作《軍備意見書》和《外交政略論》中。

　　山縣有朋在《軍備意見書》中，提出將中國作為日本“假想的敵人”，並主張針對中國充實軍備。

　　之後，又在《外交政略論》中提出，俄國將是日本侵占朝鮮、中國的最大威脅者，必須全力與之爭奪。

　　山縣有朋詳細具體的方針策略不斷成形，日本舉國也在為將來的實際擴張，積極積蓄各種力量。

　　洋務派先驅魏源，在中國宣傳“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其著作《海國圖誌》發行僅千餘冊，甚至還被列為禁書。而在日本，這本著作卻成為學者和政治家們的案頭必備讀物。

　　與《海國圖誌》相似的，還有美國著名海洋軍事學家、曆史學家馬漢(1840—1914)撰寫的《海權對1660—1783年曆史之影響》 一書問世後，日本朝野上下，乃至學校教師，幾乎人手一冊。

　　日本政府潛心學習強國之長技，在西方先進技術的指導下，籌建兵工製造廠，著力發展近代軍事工業。到甲午戰爭前，日本東京和大阪的炮兵工廠，橫須賀和築地的海軍工廠，已具相當規模。

　　它們生產出的大批新式步槍、火炮、野炮、山炮、平射炮等先進武器，裝備軍隊後，使日本陸軍的戰鬥力實現了質的飛躍。

　　除了從國外進口艦艇外，日本的海軍工廠也相繼製造出近代化的作戰艦艇。到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已經擁有32艘軍艦和37艘魚雷艇，可以裝備成一支頗具戰鬥力的海軍。

　　兵馬未動，糧草先行。

　　日本政府開始大幅提升軍事預算，增加軍費開支，目的就是為了擴充陸海軍力量，建立一支強大的作戰部隊。

　　光緒十六年(1890)，日本將國家總預算的30%用於軍費開支。兩年之後，這一數字又提高到了41%。光緒二十年(1894)日本的軍費開支，比上年猛增4倍。

　　同時，日本對原有軍事機製進行改革。光緒十年(1884)，將全國分為7個軍管區，每個軍管區下設2個師團。軍管區和師管區分設與府縣相對應的管理機構，來維持地方治安，擔負地區守備、征募壯丁。各個軍管區的軍隊還可以組編成作戰軍團。新的軍事管區製度，使軍隊集治安、守備、作戰三位於一體，更加靈活變通。

　　光緒十二年(1886)實施兵役改革。通過改革征兵體製，迅速提升軍隊的緊急應戰能力和快速擴張能力。由於在陸軍編製上設立了常備隊、補充隊和後備隊三種隊伍，使實際兵力擴大了一倍半，兵員得到很大補充。

　　據光緒十九年(1893)的數據顯示，當時的日本陸軍已經有7個師團，加上要塞炮兵、警備隊、憲兵隊等作戰群體，陸軍人數已達75，386人。另外，還有大量預備役兵員可隨時調用。

　　為提高軍隊素質，日本特意從部隊選拔精英分子，派往西歐學習考察，接受先進的軍事教育和作戰理念。

　　有了先進武器裝備軍隊，日本政府還不忘從思想上對軍隊和國民進行再武裝。

　　在軍隊中，將“皇軍”的傳統觀念和“日本民族精神”灌輸進官兵的頭腦中。要求官兵秉承發揚“武士道精神”，激勵他們以舊時代日本軍人為榜樣，力圖將他們培養成為能夠“殉身報國”的“正統”軍人。

　　在社會上，以“武士道精神”教育青年學生，要求他們忠君、節義、廉恥、勇武、堅韌，鼓勵他們積極參軍參戰，效忠天皇。

　　還要求國民必須尊崇天皇和皇室，強迫國民信仰天皇即“活神”的“神道”。同時廣設“神社”，供國民“參拜”，強化對國民的思想控製。

　　就在對外擴張的準備工作有條不紊進行之時，日軍的作戰部已經製定出詳盡的作戰計劃。同時又派出大批間諜前往朝鮮和中國，搜集各種情報，為戰爭開路。

　　“大陸政策”的先行軍

　　同治十一年八月下旬(1872年9月末)，盛京城。

　　幾天前，盛京城出現了三個形跡可疑的日本人。

　　他們詭異的行蹤，引起了清朝地方政府的注意，地方官隨即派人尾隨跟蹤，並伺機進行查問。得到的答複卻是，來此參觀，考察貿易。

　　每當涉及敏感的政治內容，他們就一再聲稱，他們隻是做生意的普通人，什麽也不懂。

　　實際上，這幾個人是日本陸軍大將西鄉隆盛(1828——1877)派往中國的諜報人員，他們分別是日本陸軍少佐池上四郎(1842—1877)、陸軍大尉武市正千以及外務省官員彭城衛平。此次行動的主要任務是搜集中國東北地區的邊防、財政、地理、風俗等方麵的情報。

　　早在一個多月前，他們就偽裝成商人，秘密潛入中國。由上海登陸，途經山東煙台到達奉天的營口，於八月下旬(9月下旬)來到盛京。他們的秘密活動一直持續到次年三月(4月)。期間，他們獲取了大量翔實的情報，甚至連遼河何時封凍、何時可行人馬、何時解凍，都了如指掌。

　　第二年春暖花開時分，三人滿載而歸，回到日本，並將搜集到的情報詳細地向日本政府作了匯報。

　　池上四郎在匯報中說：

　　滿洲的常備軍積弊日久，士兵怯懦”，“幾乎是徒具虛名”，“以今日之狀態，不數年中國將土崩瓦解，現今為我國解決朝鮮問題之最好時機。

　　由此可見，當時日本為推行大陸政策而派出的先鋒隊——諜報人員，已經開始在中國進行猖狂的情報搜集活動。由於當地官員往往對他們掉以輕心，不知戒防，這種活動頗見成效。

　　實際上，日本早在16世紀便開始了自己的間諜和情報活動，且其水平絲毫不差於美國和俄羅斯，甚至略勝一籌。這源於日本人對情報這個概念更深刻、更廣泛、更富想象力的理解和對於情報有更強烈的渴求欲。

　　明嘉靖十五年(1536)，軍閥統治下連年內戰的日本，誕生了一位亂世梟雄——豐臣秀吉。他是日本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但更鮮為人知的，他還是日本間諜活動的策劃者和推行者。豐臣秀吉熟讀《孫子兵法》，並將其中的計謀加以消化改造，作為間諜活動的謀略。

　　他將自己手下的間諜派往全國各地，這樣每一地區的情況就都處於其掌控之中。為提高情報的可靠性，他要求諜報人員嚴格按規定路線輪流偵察，把後一組的報告與前一組進行核實。

　　明萬曆十五年(1587)，豐臣秀吉為搜集更多的情報，把進攻九州的時間，推遲了七年之多;他留足了準備時間，還通過間諜的離間活動，從內部瓦解敵人。他要求間諜盡可能詳細地收集各種地形圖以及有關收成、糧食供應以及軍閥部隊等情報。然後再根據情報擬定作戰計劃。

　　西方史學家認為，豐臣秀吉之所以能在統一全國的戰爭中取得重大勝利，他的戰略戰術固然重要。同樣，他精心製定的諜報計劃也是功不可沒。豐臣秀吉也因此被稱為“統一國家的間諜大師”。

　　自此，日本就一直把間諜活動作為國家戰略計劃的重要組成部分。

　　日本間諜在中國進行的諜報活動，多是在商人、學生、旅行家等合法身份的掩護下進行的。

　　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海軍少佐樺山資紀(1837—1922) 被派往中國執行軍事情報搜集任務。

　　在從上海前往福建馬尾的路上，他以台灣煤炭商的身份到處活動，並表現出對政治毫無興趣。到達中國福建水師的基地——馬尾後，樺山資紀先後考察了勝山、烏石山、於山的地形，並且將當地的軍營、造船廠以及城內外都繪製到了地圖上，獲取了大量有關福建水師的軍事情報。

　　同年，日本陸軍少佐福島九成被任命為日本駐廈門領事，並負責搜集關於台灣的情報。他假冒日本畫家安田的學生，以寫生為名，進入台灣。在跋山涉水的過程中，對台灣的政治、經濟、風土人情進行了實地調查，並做了詳細記錄;他對台灣的山水形貌進行了實地測量。在安田的協助下，還將獲得數據變成了一幅極為翔實的台灣地圖。福島在台灣期間的諜報活動，對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侵略台灣，意義非凡。

　　除了商人、學生的身份，日本間諜用得最多的，就是更加便於隱藏的“旅行家”。

　　光緒三年(1877)，日本陸軍中尉島弘毅(1844—1901)接到來自陸軍參謀局的命令，要求他搜集有關中國東北的情報。來到中國後，他以“旅行”為名，在200餘天的時間裏，徒步踏遍了東北的白山黑水、廣闊平原，對當地的軍備、地理、氣候、物產等情況做了詳細調查。在此過程中，他還糾正了往年製作的地圖中出現的錯誤，並向日本政府提交了題為《滿洲紀行》的調查報告，使日本關於東北的情報更加精確。此後，島弘毅又數次以同樣的身份前往中國的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繼續從事諜報活動。

　　在日本的情報界，“三崎”聲名遠播。

　　這裏的 “三崎”指的是甲午戰爭時期被派往中國的日本諜報人員山崎羔三郎、鍾崎三郎和藤崎秀。

　　光緒二十年九月廿六到廿九(1894年10月24至27日)，日本陸軍第2軍2，5000餘人陸續在遼東半島東側的花園口登陸。不明清軍布防情況的日軍不敢貿然行動，於是派遣山崎羔三郎、鍾崎三郎、藤崎秀等6名間諜，分別潛往旅順口、金州城、普蘭店、複州一帶偵察敵情。

　　山崎羔三郎(1863–1894)，日本福岡人。光緒十四年(1888)受平岡浩太郎(1851—1906)的委派來到中國，在漢口的樂善堂活動了數年之久。

　　次年，他化名常誌齋，以藥材商人的身份，隻身前往赴雲貴兩省從事偵查活動，結束在兩省的調查後回到漢口。

　　光緒二十年年中(1894年6月)，他偷偷混入中國運兵船到達了朝鮮漢城。在漢城，山崎羔三郎搖身一變，成為神戶華僑藥材商。在這一身份的掩護下，他潛入到中國軍隊所在的牙山陣地進行軍事偵察。幾天後，他因為隨身攜帶的地圖和指南針暴露，結果被中國軍隊逮捕。就在押解途中，他乘隙逃脫。逃到日軍龍山旅團司令部後，他立即向日軍參謀長岡外史報告了他所調查到的關於牙山中國軍隊陣地情況。日軍根據他提供的情報，重新製定作戰計劃，並在後來的牙山之戰中擊敗了清軍。

　　七月十四日(8月14日)，日本第1軍準備進攻平壤。山崎再次受命，被派往平壤，負責偵察中國軍隊陣地的情況。他曆盡艱險，終於搜集到關於清軍戰備的可靠情報，日軍據此製定了分兵合圍的作戰計劃，並成功攻陷平壤。山崎因為貢獻卓著，在廣島的大本營，他受到日軍參謀總長有棲川宮熾親王的親自接見。

　　之後，他被任命為第二軍的軍附，並隨軍開赴遼東。臨行前，他又受到了玄洋社頭目頭山滿、平岡浩太郎和進藤喜平太等人的歡送。

　　鑒於山崎在6名間諜中資曆最深，又有多年在中國活動的經驗。第2軍作戰部將最艱巨的任務分配給了他—-前往旅順口要塞偵察。

　　鍾崎三郎(1868—1894)，日本福岡人。光緒二十年二月(1894年3月)，他受到日本海軍軍令部派遣，前往中國渤海灣偵察在那裏的清軍軍事設施和各處駐軍情況。在此期間，他還化名鍾左武，以中國藥材商人的身份，奔走於直隸、山東之間，調查、搜集各種情報。

　　鍾崎曾隻身深入旅順要塞，也曾為協助日本駐天津武官、海軍大尉瀧川具和測量渤海灣水深，駕駛小船，擔任向導。

　　甲午中日戰爭開始後，為保護在華日本人，日本撤走了京津一帶的僑民，鍾崎與石川伍一(1866—1894)也被送上輸送日僑的船隻。此時，兩人不想回國，一心要為皇軍“盡忠”。於是打定主意，在深夜開船時，潛入水中，重回岸上，來到天津城內，繼續從事間諜活動。黑夜中，兩人走散，鍾崎隻得孤軍奮戰。他深入到山海關一帶，對清軍的駐防與調動情況做了細致深入的調查。在獲得了許多價值連城的情報後，立即回到國內，將所得資料向軍方作了匯報。通過他的調查活動，日本參謀本部對山海關地區中國軍隊情況有了詳實了解。為此，鍾崎受到日軍參謀次長，對華諜報的總負責人川上操六(1848——1899)的嘉獎。

　　不久，鍾崎被派往第2軍，並隨軍開赴遼東。

　　藤崎秀(1870–1894)，日本宮崎人，畢業於上海日清貿易研究所。光緒二十年(1894)，甲午戰爭爆發他被召回國內。同年9月，他被編入到第2軍的第1師團。因為在中國的出色表現，他受到參謀總長有棲川宮熾親王的親自接見，並得到鼓勵。

　　隨著日軍第2軍在花園口陸續登陸，他和鍾崎三郎被派往金州城及和尚島炮台一帶，進行偵察活動。

　　聞悉日軍從花園口登陸，清軍捷勝營營官榮安派哨長黃興武帶領馬隊加強在貔子窩一帶巡查。

　　九月廿八(10月26日)，在碧流河西岸渡口進行偵察活動的山崎羔三郎被清軍抓獲。當天，鍾崎三郎也在貔子窩被捕。不久，曲家屯的鄉民抓獲了藤崎秀，並將其送交給清軍。

　　三人一同被榮安押解到金州的副都統衙門。十月初三(10月31日)，被處決於金州西門外。

　　失去“三崎”，對日本侵略者而言，可謂損失巨大。日軍攻占金州後，得知“三崎”死於此處，立即派人找到了他們的屍體，火化後埋葬於金州城外東南部的一座小山上，並取名“三崎山”，立碑以作紀念。

　　“三崎”的墓碑上，按第2軍司令部的命令，赫然刻有“某某忠死之墓”，而日軍戰死者的墓碑一般隻刻有“某某戰死之墓”的字樣，足可見日本軍方對這3名間諜的重視程度。

　　簡論：

　　蕞爾島國，吞天野心。經過“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力日漸強盛，為發展資本主義，攫取資源利益。日本統治者急於謀求開疆擴土，妄圖將朝鮮半島和中國變為本國殖民地。這種企圖經吉田鬆陰、山縣有朋等擴張主義者具體化後，形成了日本侵華的“大陸政策”，堅定了睦仁“開拓萬裏波濤，布國威於四方”的決心。在“大陸政策”的推進過程中，日本軍備急劇擴張，軍國主義甚囂塵上。日本間諜更是無孔不入，深入中國各地各領域進行偵查，提前打響了獲取侵華情報的前哨戰。他們的情報保障，使日本在對華戰爭中占據了有利的先決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