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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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編：毛澤東與延安整風運動
第六章 整風運動前夕中共的內外環境與毛澤東的強勢地位
一 四十年代初延安的社會生態構成
自1935年10月中共中央隨紅軍長征至陝北，經過數年的經營，在四十年代初，中共已在延安建成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
四十年代初的延安的有人口三萬七、八千人，市區居民的七千人，大部分居住在城南，三萬多人是中共中央和邊區各機關、學校的幹部，他們散居在延安及其郊區。 [1]
在中共的設計下，依照瑞金時代的經驗，延安人口構成中的這兩部分都已被充分地動員和組織起來。在邊區和延安市，中共建立了垂直的黨政機構和群眾團體，中共的政令可以自中共中央、邊區黨委（西北局）、邊區政府一直下達到市、區、鄉黨組織，直至農村中的黨支部。邊區自衛軍在各區、鄉、村都有基層組織，他們不僅從事農業生產。還擔負起檢查路條、捉拿嫌疑分子的治安保衛任務。
延安的三萬多幹部更是具有高度的組織性。分屬於不同機關和學校的這幾萬名幹部，雖然生存在延安和邊區的環境中，卻自成體係，與延安的百姓基本不相往來；構成了一個十分獨特的中共幹部群體。
中共幹部群體的獨特性，首先在於他們絕大多數都是中共黨員，具有鮮明的意識形態色彩；第二是他們都是「公家人」。每個人都有自已的「夥食單位」，過看一種軍事共產主義的生活。
延安生活的意識形態化與中共的性質及抗戰後延安環境的變化有密切關係。中共原本就是一個以意識形態為號召的政治和軍事集團，意識形態是維係其存在與發展的基本動力，1937年後，大批知識青年就是衝著中共的意識形態而投奔延安的。為了安置和訓練大量來延的知識分子，中共在延安創立了十餘所各類學校，其數量與規模遠遠超過瑞金時代。
四十年代初，延安幾乎成了一座學校城，各類學校作為中共意識形態的訓練和傳播基地，在延安的政治生活中起看重要的作用。延安有馬列學院、中央黨校、陝北公學、抗大總校、中國女子大學、魯藝、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中央組織部訓練班、中央職工委員會訓練班、西北公學（棗園訓練班）、自然科學院、民族學院、軍事學院、炮兵學校、軍委機要學校、西北行政學院、新文字幹部學校等，這些學校與國統區的所謂「正規學校」完全不同，不僅學時較短，課程設計也主要以思想訓練為主，因此，大量的學校又強化了延安的意識形態氛圍。
生活在延安的幹部群體在各自的機關、學校過著一種基本生活用品依賴於平均分配的供給製生活。抗戰初期，國民政府對中共軍隊尚有經費撥出。 [2] 1939年後，國共關係惡化，邊區開始被國民黨軍隊封鎖，國民政府撥給中共軍隊的經費也時斷時續，1940年後更完全中斷，造成邊區和延安的物質供應出現極嚴重的困難。
邊區一百五十萬居民要養活近十萬的中共部隊和幹部，負擔極重。為了舒緩糧食壓力，1939年抗大總校和陝北公學遷移至華北辦學。中共為了徹底解決物資供應困難的局麵，在1939年後發起生產運動，到1940年後更掀起大生產運動，同時各機關、單位紛紛興辦了各類經濟實體，以解決單位內部的物資供應。作為戰時環境下為解決生存而采取的一項特殊措施，中共還以「特種物資」的名義，「種某物」，「甚至發展到某貨內銷」。 [3]
1939年後，延安的物質生活已十分艱苦，但精神文化生活卻十分豐富，大批青年知識分子來到延安後，馬上就發現自己置身於紅色理論的海洋。中共在延安創辦了一批報刊，計有《新中華報》（1941年擴大為《解放日報》）、《解放》周刊、《共產黨人》、《八路軍軍政雜誌》、《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工人》、《中國文化》等。延安最大的出版單位──解放社還出版了《馬恩叢書》等各種理論和政治宣傳讀物。1939年蕭三從蘇聯返回延安，辦起了俱樂部。迅速將交際舞傳播了開來，交際舞會、京劇晚會、大合唱、《日出》、《雷雨》，使延安的革命斯巴達式的生活又增添了一種活潑、歡快的氣氛，除了間或有日軍的空襲，延安似乎已遠離戰時生活環境。
在延安「公家人」的日常生活中，老幹部占據了極重要的位置。所謂「老幹部」，大多也隻是二十八、九歲至三十多歲，他們一般都經曆過長征，現在擔負著各機關、學校的領導工作。1941年後，延安將許多高級幹部從各根據地調來延安參加整風學習，另外也帶有儲存、保養高級幹部的意圖。中共中央為了照顧擔負領導職務的老幹部，專門成立了中央保健委員會，為他們提供較好的物質與醫療服務。延安的兩個主要醫院：邊區醫院與中央醫院的服務對象也有差別，中央醫院主要為領導幹部及其家屬服務，間或也為經組織介紹的一般幹部治療。為了照顧老幹部的身體，1940年延安光華農場建成，裏麵存養了一群從華北根據地遷來的荷蘭奶牛，享有特灶供應的老幹部每天都可享有鮮牛奶供應。
隨著抗戰初期延安的抗戰救亡氣氛慢慢轉變為日常生活的氣氛，延安「公家人」內部的關係也逐漸發生變化，不僅老幹部與新幹部之間存在著許多矛盾，即使老幹部間也是飛短流長，相比之下，延安青年知識分子之間的關係還比較親密，[4]盡管氣氛已與1937—上938年很不一樣。
1940年後，三萬多「公家人」已在延安完全安定了下來，黨在思想上、行動上和生活上全麵地照管著他們，此時延安與大後方的交通已經中斷，除非經組織派遣和遣散，延安的幹部已不能返回國統區或自行前往任何地區，在這個高度組織化的社會，個人離開組織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
[1]據《謝覺哉日記》稱：1938年9月他詢問延安市市長高朗亭，被告知延安市居民六千多，學生、幹部、部隊有二萬多。查1939年仍有許多外來青年進入延安，1939年末後，外來青年來延安人數急劇減少，這樣到四十年代初，延安學生、幹部人數就達到三萬人左右。另據胡喬木稱，抗戰爆發後來延安的同誌共四萬人。筆者認為，這四萬人包括在邊區各縣工作的外來幹部，在延安的幹部一般估計在三萬左右。參見《謝覺哉日奇》，上，頁273—274；《胡喬木回憶毛澤東》，頁279。
[2]在1938年，延安各機關、學校的生活條件總的情況還不錯，中組部的幹部一周能吃一頓大米，兩頓白麵，其餘都是小米，每周還能吃二、三次肉。參見劉家棟：《陳雲在延安》，頁71。
[3]《謝覺哉日記》，下，頁734；另參見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記》（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76年），頁111、155-56；另參見周維仁：《賈拓夫傳》（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頁77。
[4]參見王惠德：〈憶昔日〉，載《延安馬列學院回憶錄》，頁76。
[5]李銳：〈憶丁玲〉，載李銳：《直言》（北京：今日中國出版社，1998年），頁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