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第五章 奪取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一 毛澤東從斯大林《聯共黨史》中學到了什麽？
從1935—1938年，經過四年的艱辛努力，其間雖有曲折和暫時的失意，毛澤東畢竟在實現其政治理想的大道上一路凱歌行進，到了1938年底，毛已將中共軍權、黨權牢牢控製在自己手裏，然而，仍有一件事使毛如骨刺在喉，須臾不得安寧──這就是毛還未獲得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
解釋權──給詞語下定義的權力，這是人類最重要的權力之一。在共產黨內，解釋權則尤其重要，誰獲得對馬列經典的解釋權,誰就控製了黨的意識。換言之，即使擁有軍權和黨權，若無意識形態解釋權的支持，對黨和軍權的控製也難持久。解釋之重要，不純取決詞語本身的內容及其意義，更在於詞語與現實的聯係，以及詞語概念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長期以來，在留蘇派的經營下，俄化概念在中共黨內早已形成一種特有的精神氣質和濃厚的親蘇氣氛，成為籠罩在黨之上、阻遏一切創新精神的沉重低氣壓。王明、張聞天等不僅憑籍這種氛圍扶搖直上，且沾沾自喜，儼然以聖杯看守人和護法大師自居，將一切獨創思想均視為旁門左道而必欲除之而後快。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裏，毛對此除了憤慨而毫無辦法，彼等出自莫斯科正宗嫡傳，在他們眼中，毛澤東的那一套豈隻是離經叛道的「狹隘經驗主義」，簡直就是難登馬列之堂奧的「野路於」。
自尊心受到極大傷害的毛澤東決意要發出自己的聲音，且一嗚必求一言九鼎之效，使其政治對手就此噤口。還在191O年，當毛還是湘鄉東山學堂學生時，他就借一首「詠蛙」詩而明其心誌：
獨坐池塘如虎距，
綠楊樹下養精神，
春來我不先開口，
哪個蟲兒敢作聲！[1]
而在毛澤東已初建其大業之後，他就更不能容忍中共黨內還存有的那種精神指導係統。緊懷「傳教」之誌、兼有辦事之才的毛，對自己及對手之特長均有極其清晰的了悟，他深知目前自己之優勢非在於此──馬列經典讀得畢竟比那些洋學生少；但毛又極具自信，他之基於對中國曆史及其文化傳統深刻洞悉和體認，而對馬列幾個重要概念的融匯，在其實際功用價值上遠勝於那些食洋不化的迂腐書生的紙上談兵。在毛看來，留蘇派攻「如秋潦無源，浮萍無根」，「其胸中茫然無有」，僅是憑籍莫斯科的栽培，先控製黨的意識形態，繼而奪取了黨權和軍權。毛卻要反其道而行之，憑其個人的意誌和智能先掌握軍權和黨權，最後攻占意識形態陣地。
1938年10月，當毛澤東已先讀了一批馬列著作和斯大林主義的解釋課本──米丁、愛森堡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曆史唯物主義教科書之後，[2]毛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講台上向全黨發出開展「學習運動」的號召。
學什麽？一言以蔽之，學習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之產物──毛的新概念以及毛的態度和工作方法。可是當時既無「毛澤東思想」這一正式概念，又不便在斯大林遠距離觀察下直接鼓吹毛的新貢獻，況且，毛也難於將其內心的真實想法和盤托出。毛真正陷入到欲語又止的境地。
然而這一切對於經曆過無數風浪的毛澤東，又實在算不了什麽。1938年末，來自莫斯科任弼時的一份報告給了毛重要啟示，幫助毛擺脫了這種困窘。任弼時向延安通報，莫斯科剛剛出版了斯大林編著的《聯共黨史》，建議中共中央立即翻譯。 [3]幾個月後，當毛讀了這本《聯共黨史》後，如獲至寶，迅速向延安的各級幹部發出號召：學習《聯共黨史》，做斯大林的學生！
毛澤東對《聯共黨史》給予了極高的評價，據當時擔任毛軍事秘書的郭化若回憶，毛在一個幹部會上說：「《聯共黨史》是本好書，我已讀了十遍。奉勸各位也多讀幾遍。」[4]
從1939年至五十年代末，毛澤東不下十數次號召全黨學習《聯共黨史》。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延安幹部大會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的著名演講，提議應「以聯共黨史為中心材料」，研究馬列主義，「其它一切為輔助材料」。毛稱讚道：
《聯共黨史》是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綜合和總結，是理論和實際結合的典型，在全世界還隻有這個完全的典型。[5]
1942年，毛澤東更將該書稱之為「馬列主義百科全書」，把其列入《整風文獻》，以後又將其列入《幹部必讀》一類的學習叢書。1949一1956年，《聯共黨史》甚至成為中國所有高等院校學生必修的政治課目，直到六十年代初，其至尊至榮的地位才被《毛澤東選集》所取代。
毛澤東如此推崇斯大林的《聯共黨史》，究竟是出於策略手段，抑或是發乎真心？毛澤東對斯大林有著很深的不滿，眼下正在加緊趕製反對王明的炮彈，為何卻對王明的精神導師──斯大林的大作這般推崇備至？乍看似乎令人費解，毛澤東和王明這兩個政治上的對手，在歌頌斯大林的《聯共黨史》方麵竟完全一致。1939年5月20日，王明當著毛澤東的麵，在延安召開的中央幹部教育部學習動員大會上作的主報告就是「學習聯共黨史的重要意義」， [6]王明偏愛《聯共黨史》尚在情理之中，那麽毛澤東呢？
毛澤東高度評價《聯共黨史》一定有他意欲迎合斯大林的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聯共黨史》為毛提供了大量他所急需的開展黨內鬥爭有用的經驗與策略，完全可以用來為毛的政治目標服務，為毛奪取中共意識形態的解釋權輸送彈藥。
《聯共黨史》全稱為《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是斯大林為在政治上徹底消滅異己、鞏固自己的獨裁地位而下令編纂的。這部書經斯大林親自修改、審核，於大鎮壓達到頂點的1938年正式出版。由於斯大林直接參與，精心組織了這部書的寫作和出版，斯大林同意將這部書歸於他的名下。 [7]
對於這本堪稱斯大林主義標本的《聯共黨史》，毛澤東立時發現了它的巨大價值。毛澤東高度欣賞斯大林對馬克思主義的靈活態度。和斯大林善於根據自己的政治需要，在《聯共黨史》中有選擇地利用馬克思主義原理一樣，毛隻專注於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在把馬克思主義通俗化方麵，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堪稱一流大師。斯大林擅長於將馬克思主義化的為幾個概念，毛澤東則精於對馬克思主義作簡化處理，尤其善於把中國民間俗語、俚語引入到馬克思主義。斯大林發明「幹部決定一切」的口號，毛澤東則有名言：「槍杆子裏麵出政權」，「造反有理」！從《聯共黨史》簡明、程序化的敘述中，毛澤東獲益非淺。不久，他就依據《聯共黨史》的結束語部分，在中共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起〈布爾什維克化十二條〉的報告了。
《聯共黨史》為了維護斯大林一貫正確的形象，任意剪裁曆史，這也適應了毛澤東急欲重寫以自己為中心的中共黨史的政治需要。《聯共黨史》把蘇聯共產黨曆史描繪成正確路線與錯誤路線生死搏鬥的曆史，尤其突出斯大林的個人作用。全書提到斯大林、列寧的名字共有六百五十餘次，介紹斯大林、列寧著作以及引用他們語錄的篇幅占了全書的四分之一；共有一百頁左右。這一切都吸引著自認為是黨的正確路線化身的毛澤東的強烈興趣，給了他豐富的啟示。在毛的親自主持下，1943至1945年，任弼時、胡喬木等以《聯共黨史》為藍本。以中共黨內兩條路線的鬥爭為綱，編寫出《聯共黨史》的中國版：以毛澤東為中心的中共第一個曆史總結文件──〈關於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這個決議中，隻有毛澤東才是中共正確路線的代表（在1945年8月修改稿中，將劉少奇也增添為正確路線的代表），其它黨的領導人，非「左」即右，至於廣大黨員則成了黨的領袖的陪襯物。
《聯共黨史》以斯大林的個人意誌作為評判是非的唯一標準，竭力醜化、貶低黨的其它領導人，這又和毛澤東自大、專斷的性格相吻合。《聯共黨史》把所有與斯大林意見相左的黨的元老，一概斥之為「機會主義」、「人民公敵」、「叛徒」、「賣國賊」、「特務」、「暗害者」，為斯大林大規模屠殺老布爾什維克，實行社會恐怖，製造了理論依據。抗戰階段的毛澤東尚處於「打天下」的創業時期，革命成功還要依賴於全黨齊心協力，因而隻能有選擇的學習斯大林的黨內鎮壓經驗。但是，毛澤東還是從《聯共黨史》學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不久他就用「機會主義」、「經驗主義」、「教條主義」，指控黨的其它領導人。在毛的高壓下，絕大多數黨的領導人出於對黨內團結的考慮，都自覺或違心地接受了這些指控，從此，他們的「小辮子」被毛牢牢拽在手心，毛可以隨時根據需要任意處置他們，自己卻永遠立於不敗之地。
毛澤東從《聯共黨史》中尋找到了他所需要的東西：以領袖為中心的革命戰略與策略，以這個中心為基軸，加強黨的思想和建設的具體途徑，展開黨內鬥爭的方針與方法等。從這本書中，毛徹底了解了做一個斯大林式的領袖所必須具備的特殊素質，這就是：以鐵腕統治全黨，用意識形態為這種統治服務。對於這類問題，毛本來就不生疏，現在又有《聯共黨史》作依據，毛更加充滿自信。
如果說《聯共黨史》從政治功利性的角度豐富了毛澤東的革命戰略和策略思想，那麽斯大林的哲學狙擊手米丁、尤金，則為毛主義的哲學化助了一臂之力。
在中共領導人中，毛澤東是較少受馬列教義束縛，思維最自由、最活躍的一位。毛青年時代深受中國傳統哲學影響，尤其重視陸王心學，正由於毛與中國傳統哲學始終保持一條溝通的渠道，他的有異於莫斯科正統的新思想、新概念才不時湧現。但是在三十年代前期，毛的一係列富有創見的觀點和主張卻遭到黨內留蘇派的貶損。心高氣傲的毛澤東決不甘心僅僅做一個「實踐家」，他也要進入馬列主義理論家的殿堂。既為共產黨員，就不能另辟新徑，於是毛不得不求助於馬克思主義教科書，使自己的觀點係統化和理論化。
1937—1939年，毛澤東在延安如饑似渴地鑽研由博古、沉誌遠等從俄文翻譯的唯物辯證法一類的馬克思主義哲學教程。[8]然而，毛所讀的幾乎都是當時蘇聯官方哲學家──米丁、尤金、西洛可夫等為斯大林著作作注解的教義問答式的「解釋學」。
這樣就不可避免造成互為矛盾的結果。一方麵，由於毛澤東主動的迎合，他的活潑的思維被無形地壓入進米丁、尤金等教條的框框，斯大林的直線性和獨斷性的思維方式對毛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一分為二」、「無限可分」等毛氏箴言，簡直成了放之四海而皆準、應對世界萬物的準則；另一方麵，由於毛澤東研讀米丁、尤金、西洛可夫乃是迫於外在壓力，並非完全出於個人喜好；加之，毛的自由意誌畢竟難以被斯大林式的「神學大全」所完全限製，因此，毛的思想經常「越軌」，不時跳出斯大林的緊箍咒而呈汪洋恣肆狀，正是在這個時期，毛寫出了他最重要的哲學論著〈實踐論〉和〈矛盾論〉。總之，在抱定「為我所用」的宗旨下，毛或者能夠從「本本」的片言隻話中，獲取靈感，將其引申開來，借洋調翻出中國曲；或者公然藐視「本本」而自譜新調。於是，創新開掘與僵硬保守並存，兩者互為補充，互相融合，就成了毛思想的顯著特征。在這個過程中，毛思想開始具有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外觀形式，而米丁、尤金、西洛可夫則在毛主義哲學化的早期工程中起到了腳手架的作用。
毛主義與斯大林主義的關係頗為複雜，將兩者完全等同，或將兩者完全割裂，皆有悖事實。然而就1939—1941年毛在延安推行的學習運動而言，毛之思想與斯大林主義有看千絲萬縷的聯係，乃是證據確鑿。在斯大林的堂奧中，毛不僅發現了打擊王明等的武器，而且也為自己理論的係統化找到了凝固劑。在毛精心的操作下，他竟可以一邊用斯大林打擊王明，另一邊又用斯大林完善自己的思想體係。一旦斯大林也能為毛所用，那麽斯大林的教條主義，毛也就食之如甘飴了。確實，毛的移花接木術已達到爐火純青、造化無窮的境地。由此看來，毛之所為斯大林的學生，果真做到了「青出於藍而勝於藍」。
[1]轉引自陳晉：《毛澤東的文化性格》（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頁325。
[2]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毛澤東哲學批注集》（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該書收錄經毛澤東批注的哲學讀本共十一種，其中抗戰初期閱讀的達九種。
[3]參見《中共黨史人物傳》，第8卷，頁48；另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36。
[4]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載《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頁157。
[5]毛澤東1941年5月19日的演講在1942年3月27日《解放日報》公開發表時，已作了修改和補充。1953年收入《毛澤東選集》第3卷時又再次作少量修改。1953年版本將毛發表演講的時間模糊為1941年5月，把《聯共黨史》改為《聯共產黨（布）曆史簡要讀本》，並刪去毛原文中「其它一切為輔助材料」一段話。參見《整風文獻》（訂正本）（上海：新華書店，1950年），頁56。
[6]延安《新中華報》，1939年5月26日。
[7]前蘇聯國防部軍史研究所所長德裏·特裏安東諾維奇·沃爾裏戈諾夫在其所著《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一書中，利用蘇共中央檔案，詳細披露了斯大林主持撰寫《聯共黨史》的背景及其經過。參見《勝利與悲劇——斯大林政治肖像》，第2卷（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0年），頁576。
[8]郭化若：〈在毛主席身邊工作的片斷〉，載《毛澤東的哲學活動——回憶與評述》（北京：中共中央黨校科研辦公室，1985年），頁5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