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四 毛澤東與武漢「第二政治局」的對立
1937年12月18日，僅距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閉幕四天，王明、周恩來、博古等率領中共代表團就抵達武漢。12月23日，中共代表團與中共長江局舉行會議，決定將兩個組織合並，對外稱中共代表團，對內為長江局。
中共長江局是陝北以外中共最大的組織機構，在長江局集中了當時十六名政治局委員中的五人，他們分別是王明、周恩來、博古、項英以及1938年4月調入的凱豐。在長江局擔負領導工作的還有董必武、林伯渠、吳玉章三位中共元老（林伯渠不久調任中共駐西安辦事處代表），以及葉劍英、鄧穎超、李克農、吳克堅、廖煥星（王明在莫斯科期間的秘書）等。
長江局是1927年國共分裂後，中共在國民黨統治區成立的最重要的機構。長江局擔負著領導南中國中共地下組織和新四軍的工作，承擔與國民黨談判以及聯絡社會各界的繁重事務。長江局還公開出版中共機關報《新華日報》和黨刊《群眾》。[1]由於長江局工作範圍極其廣泛，對中共全局性的路線、方針發揮看重大影響，其領導人在中共黨內聲名顯赫，所以長江局又有「第二政治局」的稱呼。
中共長江局的核心靈魂是王明和周恩來。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得到周恩來的有力支持，會議之後，王明與周恩來在黨內的影響明顯增強。王明、周恩來抵漢後，立即展開緊張的工作，全麵落實、貫徹「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關於加強國共合作、鞏固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的方針，從而與毛澤東的矛盾進一步擴大。
王明、周恩來強調中共應盡力維護同國民黨的友好關係，與國民黨「開誠合作」，對國民黨的意見「一般宜采取讚助的立場」。特別在成立地方政權問題上，中共應事先征得國民政府的同意，促成在「國民政府基礎上建立統一的國防政府」。1938年1月28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對晉察冀邊區臨時行政委員會不向國民政府備案而自行成立提出批評，認為此舉「對全國統戰工作將發生不良影響」。 [2]
在軍事問題上，王明、周恩來主張中共領導的武裝遊擊隊應取得合法地位，他們並且認為中共軍隊應積極配合國民黨軍作戰，應抽調八路軍主力參加對日作戰。1938年1月11日，周恩來、葉劍英致電毛澤東、朱德、彭德懷，建議調劉伯承師或林彪師，待日軍進攻鄭州緊急時，渡黃河參加隴海路西段的戰鬥。[3]
王明、周恩來在中共參加政府問題上的態度也和毛澤東存在差別。抗戰爆發後，毛澤東、張聞天對中共參加政府事一直持謹慎、保守的態度。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作出〈關於共產黨員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提出在國民黨未改變其一黨專政實質前，中共參加政府隻會模糊其階級性質。毛澤東、張聞天的這種立場對王明也產生了影響。1938年2月2日，王明在武漢以毛澤東名義發表〈毛澤東先生與延安新中華報記者其光先生的談話〉，再次重申中共不參加政府的立場，但是王明並不反對個別中共領導人以個人身分參加政府。1938年1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改組，蔣介石邀請周恩來擔任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周恩來因知道中共中央有關禁令，一再推辭，但蔣介石仍堅持原有意見。1月11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告知以上情況，並請延安考慮具體意見，實際上是要求延安收回不許共產黨員參加政府的成命。毛澤東等對王明、周恩來等的來電，拒不答複，顯示毛堅持原有立場的態度。王明、周恩來、博古等在未得到延安覆電的情況下，於1月21日再電中央書記處，陳述周恩來擔任此職，將有利於擴大共產黨的影響，如果屢推不就，會使蔣介石、陳誠認為共產黨無意相助。對這份說理透徹，言辭懇切的電報，毛澤東照樣不覆電。在延安拒不表態的情況下，長江局決定，周恩來代表中共擔任國民黨政府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1938年2月6日，軍委會政治部成立，周恩來出任副部長。而中共中央直到1938年2月末至3月初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才正式批準周恩來擔任此職。 [4]
王明、周恩來等在長江局的聯合行動，構成了對毛澤東權威的嚴重挑戰，長江局不僅對中共全局性的方針起看重要影響，對中共組織問題也曾一度擁有決定權。王明、周恩來聯手，打破了毛澤東自遵義會議後一手獨攬政治局的局麵，迫使毛澤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不得不按長江局的意見辦。1938年2月末，在王明、周恩來等壓力下，毛澤東被迫同意召開政治局會議，就是一突出事例。
1938年2月7日，王明、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聯名致電延安中央書記處，提議2月20日前後召開政治局會議，以研究國共關係中出現的「許多新的嚴重問題」。[5]
王明、周恩來等在這封電報中提到的國共關係中的「新的嚴重問題」，是指1938年1月後，在國民黨內出現的反共輿論。1月23日。代表國民黨出席國共兩黨關係委員會的康澤，劉健群當著王明、周恩來的麵，指責八路軍在華北「遊而不擊」。隨後，在武漢的國民黨報紙出現攻擊中共的言論。1月17日《新華日報》營業部及印刷廠被一批身分不明的人搗毀。上述情況引起王明、周恩來的警惕，迅速向延安緊急通報武漢的最新動向，提議召集政治局會議，商討有關對策。
然而，對長江局的這份電報毛澤東仍是不予回答。毛澤東在無力正麵反擊不同意見時，慣於用這種「留中不發」的方式來表明自己的立場。
在遲遲未接到延安覆電的情況下，2月15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又一次致電中央書記處並任弼時、凱豐、朱德、彭德懷，提議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討論兩個議題：抗戰形勢和中共七大準備工作問題。[6]
王明、周恩來、博古似乎估計到毛澤東仍將會對彼等建議采取消極態度，索性將電報發給書記處和書記處以外的政治局委員，試圖用政治局集體的力量，迫使毛澤東同意長江局的建議。
1938年2月23日，王明、周恩來、博古再次致電中央書記處，提議舉行政治局會議的日期為兩天，「由王明、恩來將長江局會議討論結果，向政治局建議，會完後立即返漢」。[7]麵對王明、周恩來的持續壓力，毛澤東被迫退卻，最後，不得不接受了召開政治局會議的建議。
王明、周恩來等在召開政治局會議一事上的態度，引致毛澤東的強烈不滿。毛認為，這是王明、周恩來造成既成事實，逼其就範。幾年後，毛回憶1938春發生的這次事件時說，「三月會議，長江局先打一個電報，規定議事日程，決定某某要人回長江局工作，這種態度我很不滿意」。 [8]隻是這些都是後話，當時毛澤東雖然極不情願，也隻能忍受。
在王明、周恩來的一再要求下，1938年2月27至3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延安舉行了會議；史稱「三月政治局會議」，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又一次受挫，被迫再次對王明、周恩來等讓步。
三月政治局會議批準了王明、周恩來提出的加強與國民黨建立統一戰線的方針。在參加會議的八名政治局委員中，毛澤東、張聞天、任弼時對王明的報告提了一些保留意見，王明、周恩來、凱豐、張國燾的意見則基本一致，康生的態度模棱兩可。周恩來在支持王明意見的方麵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周提出應向蔣介石建議，確立「以運動戰為主，包括陣地戰，以遊擊戰為輔」的軍事戰略方針，以及「組織新的軍隊」的意見。[9]
三月政治局會議在王明、周恩來等的努力下，把加緊籌備中共七大列入黨在近期工作的主要任務。「在最近時期內」召開七大，是「十二月政治局會議」通過的一項重要決定，王明、周恩來對落實這一決定十分重視。三月政治局會議決定，發布為召集黨的七大告全黨同誌書和告全國同胞書；向地方黨組織發布進行七大工作準備的指示；成立大會報告的準備委員會；責成政治局及中央同誌起草七大報告的政治提綱和專題論文。在毛澤東暫處守勢的形勢下，召開七大無疑會進一步削弱毛的影響力。令毛稍許寬慰的是，三月政治局會議沒有明確中共七大政治報告的起草人和報告人。
三月政治局會議對毛澤東的又一打擊是，會議否決了毛提出的留王明在延安工作的意見，同意王明返回武漢繼續主持長江局的工作。在3月1日的會議上，毛提出，「在今天的形勢下，王明不能再到武漢去」。[10]毛澤東公開的理由是，應考慮王明的安全和延安中央書記處工作的需要。但是實際上，經過近三個月時間的觀察，毛已完全領教了王明、周恩來結合的厲害。把王明調回延安是一箭雙雕，不僅可以切斷王明與周恩來的聯係，還可以使王明在延安無所作為，無事可做。對於毛的這項提議的真實用意，王明似有警覺，他在3月1日的會議上，明確表示自己希望繼續在武漢工作。[11]會議最後對毛澤東的建議進行表決，以五票反對，三票讚成，作出最後決定，調政治局候補委員凱豐去長江局工作，王明在漢一月後返延。[12]麵對多數人的意見，毛隻得暫時擱置自己的計劃。
三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加強了王明、周恩來在黨內的影響，尤其在中共政策製定方麵的影響。會議一致同意，由王明代為起草會議的總結，[13]會議還決定，由王明代表中共中央起草致預定在三月下旬召開的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由周恩來起草對國民黨的軍事建議書。中央書記處並最終批準周恩來出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副部長。
對於王明、周恩來在中共黨內地位的上升，毛澤東無時不刻想予以限製。3月21日長江局將王明起草的中共致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建議書電告延安，但幾天都未得到毛等的答複，於是王明等在3月24日將建議書送交國民黨方麵。一天後，延安中央書記處來電，批評此信有錯誤，要求另送一份由中央書記處起草的賀信。王明、周恩來等長江局全體領導成員共同署名，於4月1日給延安覆電，指出來電太遲，且大會已於4月1日結束，要求延安不要公布這份文件，「否則對黨內黨外都會發生重大的不良政治影響。」[14]1938年6至7月，延安與長江局的衝突又起，中央書記處來電，表示不同意王明、周恩來、博古等聯合發表的〈我們對於保衛武漢與第三期抗戰底意見〉。長江局覆電延安，堅持原議，雙方互不相讓，電報往來不絕，幾成「電報戰」。[15]在延安發往長江局的電報中，毛澤東故意隱身在後，多以書記處或在延安的政治局委員聯合署名的形式發電，在署名排列順序上，特意將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後一位。盡管毛是這一切的指使者，但是在長江局的壓力下，毛被迫淡化自己的黨內首席角色的色彩。[16]
毛澤東在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的受挫及王明、周恩來的成功，使得長江局的影響開始超出華南、華中的範圍，向八路軍和華北地區擴散。1938年春，彭德懷在八路軍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精神。彭德懷檢查過去黨「對國民黨的基本轉變認識不夠」，認為「機械地劃分某一時期以左傾或右傾為主的階段論是不正確的」。[17]幾年後，毛澤東抓住彭德懷這些話，要彭德懷承認在抗戰初期執行了「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並把彭德懷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作為黨內反麵材料，收入《六大以來》一書。其實，彭德懷隻是根據張聞天交給他的一份經由中央書記處草擬的傳達大綱，即〈中央政治局十二月會議的總結與精神〉，在八路軍五四三旅團級幹部大會上，照本宣讀了一遍。[18]
依照毛澤東的邏輯，在這個階段，彭德懷跟王明跑了。但是事實上，軍隊和地方的領導人根本不知道，在中央精神之外，還另有一個「毛澤東的正確路線」。1938年1月7至8日，毛澤民在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傳達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精神。[19]1938年4月，中共北方局冀察晉邊區分局書記彭真在邊區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作〈關於全國抗戰形勢和爭取抗戰勝利方針〉的報告，強調「一切工作都充分把握住，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原則。1938年5月，鄧小平也批評了晉中地區的向地主借糧運動，指出這是「破壞農村統一戰線」的「左」傾錯誤。在1938年7月之前，彭德懷、楊尚昆、彭真、鄧小平在華北部分地區，還展開了反對黨內「左傾關門主義」的鬥爭。
[1] 1937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共產國際，匯報「十二月政治局會議」的召開經過及人事安排事項，並要求共產國際派曾在巴黎辦中共報紙《救國時報》的吳玉章、蕭三、廖煥星回國辦《新華日報》。
[2]《周恩來年譜》，頁398、402。幾年後此封電報被當作「王明投降主義」的罪證受到嚴厲批判，建國後在略去周恩來等名字後，反複受到批判。
[3]《周恩來年譜》，頁399。
[4]《周恩來年譜》，頁399、401、406
[5]《周恩來年譜》，頁401-403。
[6]《周恩來年譜》，頁404。
[7]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8]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9]長江局時期，王明、周恩來等對運動戰、陣地戰的強調乃是作為一種建議向國民黨提出的。並非像中共黨史編纂學有意曲解的那樣，是企圖把此方針強加給八路軍、新四軍，事實上毛澤東也提出過類似意見。1938年1月13日，毛曾說，「為什幺說遊擊戰為輔呢？因為遊擊戰不能最後消滅敵人。所以，現在要以運動戰為主，陣地戰、遊擊戰為輔。」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45；另參見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遊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10]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11]1941年10月8日，王明在中央書記處會議的發言中談到他當時的心情是「不願留在延安工作」，參見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340。
[12]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13]參見廖心文：〈抗日戰爭初期長江中央局的組織變動情況——兼談王明是怎樣當上書記的〉，載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文獻和研究》（1987年匯編本）（北京：檔案出版社，1991年），頁285。
[14]參見玨石：〈周恩來與抗戰初期的長江局〉，載《中共黨史研究》，1988年第2期。
[15]《周恩來年譜》，頁414、416。
[16] 1938年上半年，凡發往北方局和八路軍的電報，毛澤東的名字都放在第一位，而在發往長江局的電報排名順序上，毛的名字一般放在最後一位。
[17]參見彭德懷：〈目前抗戰形勢與爭取抗戰勝利的方針——中央政治局12月會議總結與精神〉（1938年春），載《六大以來——黨內秘密文件》，上，頁916、919-20。
[18]《彭德懷自述》，頁226。
[19]《謝覺哉日記》，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204。
[20]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477。
[21]參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冊，頁3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