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10）

第三章  王明返國前後中共核心層的爭論與力量重組

一   毛澤東和周恩來等在處理國共關係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上的分歧

1937年5至6月，毛澤東利用劉少奇向張聞天發起試探性的攻擊遭到挫折，這表明在通往中共領袖的道路上，毛澤東還有待克服重重障礙。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不久，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形勢發生劇變，毛澤東迅速擱置對十年內戰期間黨的曆史經驗的討論，全力應付眼前的局麵。

抗戰之初，中共獲得了合法地位，實現了第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最關心的問題有兩個：這就是如何處理國共關係，使中共的實力，尤其是中共軍隊的實力借抗戰得到發展；以及如何統一在新形勢下黨內高層的認識，進一步強化自己在黨的核心層中的地位。然而事態的發展並非總是朝著有利於毛的方向發展。從1937年8月下旬開始，圍繞國共合作方針及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毛澤東與周恩來等產生了意見分歧，這種分歧在洛川會議上首次表現出來，繼而又表現為毛澤東與周恩來及與以朱德、彭德懷為首的八路軍總部的分歧。

1937年8月22至25日，中共為確定在抗戰期間的政治路線和軍事方針，在陝北洛川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黨和軍隊領導人共二十三人。數十年來，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這次會議都被解釋為「毛澤東思想取得了偉大的勝利」，然而曆史事實是，毛的意見在洛川會議上並沒有得到黨內高層的一致擁護，周恩來等的主張卻獲得與會者的普遍共嗚。

洛川會議的中心議題是：如何評價國民黨的抗戰及確定中共對國共合作的原則；中共究竟應以「山地遊擊戰」、抑或是「運動遊擊戰」作為軍事戰略方針。

分歧的一方為毛澤東、張聞天，另一方為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彭德懷等。

毛澤東認為，國民黨反動本質並未因抗戰而改變，因此國民黨的抗戰必然失敗。毛認為蔣介石進行的隻是一場半心半意、單方麵的局部戰爭，這場戰爭無疑會歸於失敗，國民黨遲早要投降日本。或者，如果國民黨軍隊一部分繼續作戰，就會遭到日本毀滅性的打擊，這樣中共就要在全國起領導作用。因此中共不能再迎合國民黨而必須保持自己在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獨立和自主，一旦情況允許或必要，就起來反對它。 [1]

毛澤東的上述主張，除了得到張聞天一人的明確支持外，周恩來等多數與會者均表示異議。

周恩來在發言中提出，中共和八路軍的獨立隻能是相對的，中共不應公開對抗南京的命令，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中共應積極抗戰，信守向國民黨許下的精誠合作、共同爭取全勝的諾言。

周恩來對毛澤東有關國民黨必定會投降日本的論斷也持異議。周恩來認為，「蔣介石既已開始抗戰，就決不會中途妥協」，鑒於蔣介石秉性倔強以及國內外形勢，沒有什麽可不放心的。 [2]

在洛川會議上，引起爭議的另一個問題是中共在抗戰階段究竟應製定何種軍事戰略方針。早在8月1日，毛與張聞天致電周恩來等，提出中共軍隊應「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 [3]8月4日，毛與張聞天又致電正在山西雲陽鎮的周恩來、朱德等，再次提出中共軍隊「應執行側麵的遊擊戰」，毛並強調，「對此方針遊移是必敗之道」。[4]8月5日，毛、張再致電周、朱、博古、彭德懷、任弼時等，提到「紅軍擔負以獨立自主的遊擊運動戰，鉗製敵人大部，消滅敵人的一部」，但是，毛緊接著又強調，紅軍隻宜作側麵戰，而不是「獨當一麵」。 [5]8月9日，毛在延安幹部會議上發表講話，指出「紅軍應當實行獨立自主的指揮與分散的遊擊戰爭。……防人之心不可無，應有戒心」。8月10日，毛在致彭雪楓的電文中更是具體指導道，在與國民黨方麵交涉時，「要有謙遜的態度」，「不可隱瞞紅軍若幹不應該隱瞞的缺點」，「例如隻會打遊擊戰，不會打陣地戰；隻會打山地戰，不會打平原戰；隻宜於在總的戰略下進行獨立自主的指揮，不宜於以戰役戰術上的集中指揮去束縛」。 [6]毛澤東為共產黨和紅軍的前途深謀遠慮，極為擔心中共軍隊將在對日作戰中吃大虧。他知道黨內許多高級幹部已被愛國主義衝昏了頭腦，可是毛又不能把話說得太直接，於是隻能一而再，再而三，不斷地向他的同事和部屬反複解釋，百般勸說。毛澤東在8月22日的發言中強調，中共必須把國內戰爭時期的正規軍和運動戰轉變為遊擊軍和遊擊戰，八路軍的任務是分散兵力，用來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至於和日軍作戰，「打得贏就打，打不贏就跑」。[7]

周恩來不同意毛有關八路軍避開日軍進攻隻進行遊擊戰的主張，他提議應以「運動遊擊戰」作為軍事戰略方針。周恩來說，「還是運動遊擊戰好」。[8]周恩來認為，如果避開日軍，那會給黨的聲譽帶來損害，似乎中共沒有全力抗日。周表示「即使八路軍在這種運動戰中，蒙受相當的損失，也是值得的，因為這可以在全國人民麵前，證明我們努力抗戰」。 [9]

朱德、彭德懷支持周恩來的意見。朱德認為在保持中共軍事獨立性的同時，在一些重大戰略問題上應服從南京軍委會，這樣做對於中共有切實的好處，八路軍可以從南京得到軍餉和裝備。朱、彭還提出，中共軍隊應與國民黨軍隊真誠合作，八路軍應避免陣地戰，但是應進行把運動戰和遊擊戰相結合的戰爭，即「運動遊擊戰」。 [10]

毛澤東處於少數地位，不得不暫時退卻。在張聞天的調和下，洛川會議用妥協的辦法，盡量彌合毛澤東與周恩來等的分歧。在對國民黨抗戰的評價問題上，張聞天聲稱，國民黨所進行的戰爭雖然隱藏著失敗的極大危險，但在另一方麵，若能喚起千百萬群眾支持統一戰線，最後的勝利則是肯定的。 [11]張聞天的這種折衷性的表述，被與會者一致接受。

洛川上會議對於軍事戰略方針雖然沒有達成統一的認識，但是也形成了某種折衷性的意見，這就是，八路軍先在山西與國民黨軍隊進行一定程度的並肩作戰，當前線不守時，八路軍再分散到整個華北地區，依毛澤東的意見開展活動。 [12]

在洛川會議上，毛與周的分歧以雙方的互相讓步而得到暫時的解決。周恩來在洛川會議上，雖然對毛在國共關係等問題上的消極態度有所保留，但是毛的大部分意見與周恩來並無衝突，周也同意在兩黨關係上要進一步衝破國民黨的限製，要堅持中共對紅軍的領導。[13]然而，周恩來在洛川會議上的言論卻引起毛澤東的嚴重不安，毛十分擔心周的主張將會對紅軍將領產生影響，但是會議期間的一些重要組織措施，又減緩了毛澤東的憂慮。1937年8月23日，新改組的中央軍委成立，毛澤東正式擔任了書記一職（實際上稱「主席」），朱德、周恩來任副書記（「副主席」），毛已名正言順地成為黨對軍隊的最高領導。洛川會議並決定由周恩來擔任負責與國民黨談判、領導國統區中共組織的長江沿岸委員會書記，周將主要在國統區工作。這項安排也有利於毛，從而為毛澤東加緊在八路軍貫徹自己的主張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洛川會議一結束，朱德、彭德懷率領的八路軍第一一五師、第一二O師、第一二九師迅速開進山西。事態的發展完全不出毛澤東之所料，由朱、彭、任弼時組成的前方中央軍委軍分會（亦稱「華北軍分會」）果然受到周恩來的影響，提出了「運動遊擊戰」的口號（「運動遊擊戰」又稱「遊擊運動戰」）

洛川會議後，周恩來於8月29日抵達西安，原準備和博古、彭德懷去南京，與國民黨繼續談判，並籌組中共長江沿岸委員會。8月30日、31日，毛澤東兩次急電周，要周勿去南京轉赴太原，與閻錫山會談有關紅軍入晉事宜。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說，周恩來因不滿意洛川會議，故意在山西停留而不去南京，因而遭到毛的多次埋怨，此說有誤，蓋因張國燾當時並不完全了解毛、周之間的秘密聯絡。 [14]在百廢待舉的非常時刻，毛似乎隻圖發揮周的外交與組織才幹，而疏忽了周恩來留晉可能將對八路軍軍事戰略方針產生的複雜影響。

1937年9月7日，周恩來與閻錫山在代縣會談，隨後又轉赴大同會見傅作義，就八路軍入晉後的活動區域、指揮關係、作戰原則與閻、傅達成協議，雙方商定八路軍將以遊擊運動戰作為作戰原則。周並主動提出將派八路軍一一五師配合閻軍，布防平型關一帶，在側翼待機殲敵。彭德懷在與閻錫山會見時也表達了相同的意見。9月13日，周恩來將和閻錫山談判情況電告毛澤東、張聞天，要求派八路軍兩個師迅速集中徠源、靈丘、阜平地區，依靠太行山發展遊擊運動戰。[15]

此時周恩來提出的「遊擊運動戰」已從原先的「運動遊擊戰」後進一步，顯示了周對毛的讓步。盡管周恩來的立場已有明顯軟化，但是，周恩來所表現出的與國民黨合作的熱情仍使毛澤東極為憂慮，毛澤東沒有回複周要求派八路軍兩個師援晉的電報。 [16]自9月中旬至下旬，毛接連電示周、彭等，反複強調中共應保存力量，「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 [17]避免與日軍發生正麵衝突，在軍事上。保持高度行動自由，「用遊擊戰鬥配合友軍作戰」， [18]盡速向敵後挺進，創建共產黨根據地。

1937年9月17日，毛澤東致電朱德、彭德懷和八路軍各師正副師長，再次強調：

紅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定作用。但如部署得當，能起在華北（主要在山西）支持進擊戰爭的決定作用。[19]

9月21日，朱德、任弼時、鄧小平、左權等率八路軍總部到達太原。當晚，任弼時、鄧小平等與中共北方局書記劉少奇及彭真等人開會討論八路軍行動方針問題。就在同一天，毛澤東再電彭德懷，以極為強烈的語氣，分析了華北抗戰的形勢，指出不管閻錫山與日軍「決戰勝敗如何，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毛批評黨內有個別同誌被暫時的情況所迷惑，沒有深刻認識「這種客觀必然趨勢」而把紅軍主力全部用於支持友軍的正規抗戰。毛警告道，如果照此辦理，「勢必紅軍也同閻錫山相似，陷入於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中」。[20]毛責成彭「對個別同誌不妥的觀點給予深刻的解釋，使戰略方針歸於一致」，並敦促彭要「從遠處大處著想」。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反複告誡道：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好戲中一定能起作用，這就是具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不是運動戰）。

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產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 [21]

遠在延安窯洞的毛澤東對於前方的周恩來和紅軍諸將領能否執行自己的指示毫無把握，於是隻能依靠電報不斷陳述自己的一貫主張。9月25日，毛澤東急電周恩來和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楊尚昆、朱瑞等，重申「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 [22]同日，毛澤東又致電朱德、任弼時、周恩來，提醒他們匆將紅軍實力暴露出來，以免遭受不測：

目前紅軍不宜過早暴露，尤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暴露紅軍目標，引起敵人注意，那是不利的。

請暫時把我軍兵力一概隱蔽並養精蓄銳，待必要條件具備時實行。[23]

毛澤東在這封電報中所提的「尤不宜過早派遣戰術支隊」，實際上即是要求朱、彭勿派八路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

盡管毛澤東飛檄傳書，三番五次急電周恩來、彭德懷等，勸說他們務必克服求戰心理，愛護、保存共產黨曆經千辛萬苦才保存下來的那股血脈──不到三萬的紅軍兵力， [24]但是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仍然堅持要配合國民黨抗戰。在周恩來的積極策劃下，1937年9月23日，進駐五台山的八路軍總部命令八路軍一一五師在右翼配合閻軍作戰，一二O師從左翼馳援駐守雁門關的閻軍。同日，華北軍分會常委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將有關軍力部署電告毛澤東。[25]

1937年9月25日，一一五師在林彪指揮下，在晉東北的平型關附近伏擊日軍板垣師團第21旅團。殲敵千餘人，取得八路軍出征後的第一個重大勝利。顯然，一一五師首戰平型關是貫徹了周恩來等關於八路軍配合友軍作戰及「運動遊擊戰」軍事戰略方針，而和毛有關避免與日軍正麵作戰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方針大相逕庭。但是由於平型關戰鬥大大提高了共產黨和八路軍的威望，贏得國內外輿論的高度評價，毛澤東也表示了高興。盡管華北軍分會9月23日給毛的電報和周恩來於9月24日向毛澤東、張聞天發出的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鬥的軍力布置的電報，都未得到毛澤東的覆電。 [26]

在中共黨史編纂學中，平型關戰鬥長期被描述為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而獲勝利的一個成功範例。1945年春在延安召開的「華北座談會」上，彭德懷被指控在抗戰初期違背毛澤東軍事戰略方針而遭受嚴厲指責，朱德、任弼時等也被迫對此作了「自我批評」[27]林彪卻絲毫未受牽連。隻是到了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爆發，官方才把林彪與彭德懷並列，指責彭德懷、林彪是「王明右傾投降主義路線的走卒」。即使如此，七十年代的中共黨史編纂學仍未公開批評平型關戰鬥，因為在批判了彭德懷領導的1940年「百團大戰」後，再否定平型關戰鬥，將有損毛澤東和中共抗戰的形象。

平型關戰鬥的勝利及其廣泛的政治影響，突出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堅持「運動遊擊戰」的成效，一度也使毛澤東對原堅持的觀點產生了稍許動搖，毛在固守原有的遊擊戰主張的同時，對運動戰不再絕對排斥。平型關戰鬥後的第四天，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閻（錫山）必要求我軍與他配合來打一仗，為了給晉軍以更好的影響，如果在確實有利的條件下，當然是可以參加的」。 [28]

自平型關戰鬥獲勝後直至10月中旬，毛澤東對周恩來有關建議八路軍配合國民黨作戰的電報轉而采取較為積極的態度。10月4日，毛致電朱、彭、任弼時等，指示「對於國民黨交給我們指揮之部隊。應采取愛護協助態度，不使他們擔任最危險的任務，不使他們給養物資缺乏」。[29]次日，毛覆電同意周在10月4日提出的有關調王震旅歸還賀龍師建製，以加強閻軍抵禦日軍進攻忻口的建議。10月14日，毛覆電批準周在10月12日有關調張宗遜旅主力及劉伯承師先頭團截擊日軍後方，配合晉軍中路作戰的建議。[30]直至10月25日，毛在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還說，「現在八路軍采用的戰法，我們名之為獨立自主的遊擊戰與運動戰」。[31]

毛澤東對運動戰態度的鬆動，大大鼓舞了周恩來、朱德、彭德懷。1937年10月8日，華北軍分會在一份文件中正式提出八路軍以「運動遊擊戰」作為作戰的戰略方針。[32]這份文件還含蓄地批評了那種認為抗戰必然導致失敗的觀點是「宿命論」，主張八路軍在保衛太原的戰鬥中應配合、支持友軍作戰。[33]10月下旬，在周恩來的積極組織和毛澤東的默認下，八路軍三個師全部出動，配合國民黨發起忻口會戰，重創日軍，取得重大戰果。

毛澤東對八路軍采取「運動戰」作戰方式的默許和寬容，隨著山西抗戰形勢的變化而很快結束。1937年10月中旬後，山西形勢日趨惡化，毛澤東又迅速退回到原來的立場，重談遊擊戰，毛甚至更進一步，開始批判起「右傾投降主義的傾向」。1937年10月13日，毛澤東、張聞天把給上海地下黨負責人劉曉、潘漢年的電報同時轉抄周恩來。毛、張在這封電報中，敲山震虎，激烈指責「同國民黨和平共居」，「隻知同國民黨統一，處處遷就他的要求，而不知同他的錯誤政策作鬥爭」的「投降主義傾向」。10月17日，毛與張聞天聯名，致電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並告周恩來：「軍分會10月8日指示文件有原則錯誤，望停止傳達。」[34]同日，毛、張又以中央書記處的名義發出指示，首次提出「投降主義的危險，開始成為黨內的主要危險」的論斷。 [35]毛澤東、張聞天雖未挑明所指何人，但10月13日的電文和中央書記處10月17日指示所內含的對周恩來警告之涵義，則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來對來自毛澤東、張聞天方麵的訊息迅速作出反應，周在接到中共中央「堅持同閻錫山合作，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不讓步」的來電後，於10月21日給延安覆電，聲稱自己「十多天均本此方針，在黨內軍內既反右傾，又反『左傾』」。[36]

周恩來的辯解在山西抗戰日趨惡化的形勢下顯得十分軟弱，11月18日，日軍侵占太原，國民黨軍紛紛撤退，八路軍配會國民黨軍作戰的條件已不複存在，客觀形勢迫使八路軍開始分散兵力，逐步從運動遊擊戰轉到遊擊戰的作戰形式。這使毛澤東更加確信自己原先對國民黨抗戰的分析和所堅持的「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主張是完全正確的。12月12日，毛在政治局會議的講話中舊事重提，他針對10月8日華北軍分會訓令中對抗戰「宿命論」的批評，指出，公開批評中央是失敗主義是不對的。 [37]盡管華北軍分會所講的「宿命論」主要是針對以劉少奇為首的北方局，但由於毛在9月21日電報中實際上也是持這種觀點，因而毛將這種批評看成是針對自己的。使毛難以容忍的是，八路軍在1937年11月至1938年2月，仍然進行了幾次集中作戰。1938年2月，彭德懷指揮的八路軍為配合閻錫山「反攻太原」和在晉東南為粉碎日軍九路進攻，繼續采用了集中作戰的運動戰形式。周恩來則走得更遠，1938年6月15日，周恩來從漢口給毛發電。提議八路軍集結較大兵力於一些較大城市附近，以調動日軍和打擊日軍增援部隊。毛雖然並不完全反對在有利條件下八路軍也可以打運動戰。但他的主旨與周恩來等並不一致。因此毛對這份電報的反應是，避開周的具體要求，告誡周在具體作戰方麵「需全依敵我當前實際條件而定，不因人家議論而自亂步驟」。[38]周恩來等對配合國民黨作戰所持的積極態度，加深了毛澤東對周恩來、彭德懷的不滿，成為數年後周、彭在整風運動中挨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1937年8、9、10三個月，毛與周等圍繞共產黨軍隊是否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及中共應采取何種軍事戰略方針而產生的分歧，對毛、周關係，尤其對毛、彭關係，投下了沉重的陰影。在中共核心層，除了張聞天與毛澤東站在一邊，隻有劉少奇旗幟鮮明地支持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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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毛澤東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至今尚未全文披露，現在可見的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是收人《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此文是毛在1937年8月為中央宣傳部寫的宣傳鼓動提綱。該提綱的主要內容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據《毛澤東年譜》和《張聞天傳》稱，1937年8月9日，毛澤東對原在〈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進攻的方針、辦法與前途〉中提出的「八大綱領」加上了補充意見，擴充為十條。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2；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86。但是李德卻說〈十大綱領〉係王明在莫斯科起草、經過共產國際執委會書記處批準而頒布的。本處引用的毛在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出自李德：《中國紀事》，頁288-89。李德聲稱，有關洛川會議上的爭論情況，是參加會議的博古告訴他的。毛澤東起草的宣傳大綱除了包含〈十大綱領〉的內容外，還加上了由他撰寫的「甲、乙、丁」部分，這一部分構成了毛的〈為動員一切力量爭取抗戰勝利而鬥爭〉的導言和結語。毛在導言和結語中融人了他對〈十大綱領〉的補充，這就是對國民黨「單純政府抗戰的方針」的批評。另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第330頁的注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7。

[2]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9；另參見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1939）〉。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0。

[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8。

[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

[5]《毛澤東年譜》，中卷，頁9。

[6]轉引自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遊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另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2。

[7]《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5；另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87。

[8]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78；另參見〈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7年8月22日），轉引自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傳（1898一1949）》（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0年），頁371。

[9]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390；另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0。

[10]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1939）》，頁290。

[11]奧托·布勞恩（李德）：《中國紀事（1932一1939）》，頁290；另參見程中原：《張聞天傳》，頁390。

[12]在張聞天的調和下，洛川會議通過的〈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沒有提及八路軍應以「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作為自己的軍事戰略方針，這反映了在洛川會議上圍繞軍事戰略問題而發生的爭論尚未最後解決。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325－26。

[13] （原書無注）

[14]參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頁409。

[15]《周恩來年譜》，頁381。

[16]根據對《周恩來年譜》的分析，在1937年9月中下旬毛澤東對周恩來的電報采取兩種方法處理，凡周要求加派八路軍增援國民黨軍的電報，毛一般不予回複；周建議組織遊擊戰爭，向山地轉移的電報，毛均立即覆電表示同意。

[17]〈1937年9月12日毛澤東致彭德懷〉，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37。

[18]〈1937年9月16日毛澤東致林彪等〉，載中央檔案館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38。

[19]〈1937年9月17日毛澤東致朱德、彭德懷等〉，載《毛澤東軍事文選》（北京：戰士出版社，1981年），頁83。

[20]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339。

[21]〈關於獨立自主山地遊擊戰原則的指示〉（1937年9月21日毛澤東致彭德懷），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339－40。

[22]〈關於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楷示〉（193年9月25日毛澤東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載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53。

[23]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一1938），第11冊，頁351。

[24]長久以來，國共雙方都激烈指責對方消極抗戰，強調自己獨力支撐抗戰，取得打敗日帝的勝利。國民黨方麵宣稱，1937年9月26日毛澤東曾對八路軍發出下列指示：「中日戰爭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共產黨的基本政策是七分發展，兩分應付，一分抗日。」參見古屋奎二：《蔣總統秘錄》，第11分冊（台北：中央日報社，1977年），頁117。前蘇聯方麵的論著中也有類似的表述，前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高級官員羅滿寧以奧·鮑裏索夫的筆名出版的《蘇中關係（1945一1980）》披露，毛在抗戰初期要求中共和八路軍「用一分力量和日本鬥，用二分力量來和國民黨鬥，用七分力量來發展自己」，參見《蘇中關係（1945一1980）》（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2年），頁100。對台灣和蘇聯方麵的這類言論，大陸方麵既不承認，也未正式否認。1976年4月，「四人幫」在上海的寫作組為了影射周恩來，化名「史鋒」出版了《反封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鬥爭》的小冊於，在刪去了毛澤東最鮮明的幾段話後，首次不加引號地公布了毛澤東在1937年9月21日電報的精神。參見史鋒：《反封王明投降主義路線的鬥爭》：（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頁24。由於史鋒的小冊子第一次披露了毛的電報，很快引起蘇聯方麵的重視，他們認為毛的電報證明了蘇聯方麵六十年代以來對毛消極抗戰的批評。參見A·季托夫：〈抗日戰爭初期中共領導內部的兩條路線鬥爭（1937一1939）〉，原載蘇聯《遠東問題》，1981年第3期，轉引自《共產國際與中國革命——蘇聯學者論文選譯》，頁351。

[2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任弼時傳》，頁407-408。

[26]毛澤東在1937年9月24日沒有就周恩來報告的有關八路軍參與平型關戰鬥的軍力布置的電報作出答複，但是在同一天毛給周恩來、朱德的電報中卻強調山西地方黨目前應將工作重點放在五台山脈，立即組織地方支隊和群眾組織，一切工作應在敵占太原的設想下作布置的出發點。顯然，當時毛與周恩來的思路是完全不同的。參見《周恩來年譜》，頁383；《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3。

[27]龔希光：〈朱德與華北初期的「運動遊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另參見《任弼時傳》，第410。

[28]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傳》（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頁413。本文所引用的毛澤東這份電文在《毛澤東年譜》中卷被略去。參見《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5-26。

[29]《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7。

[30]周恩來年譜》，頁385－86。

[31]《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4。

[32]參見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朱德年譜》（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頁173；另參見《彭德懷自述》，頁222－23。

[33]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遊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3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31。

[35]參見中央檔案館編：《中共中央文件選集》（1936-1938），第11冊，頁365、372。

[36]《周恩來年譜》，頁387。

[37]龔希光：〈朱德與華北抗戰初期的「運動遊擊戰」問題〉，載《黨的文獻》，1996年第6期。

[38]《毛澤東年譜》，中卷，頁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