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邊閑語
其實人在大陸，隻是經常被刪帖，所以到此來混混。閑言碎語，打發時光。
三 1931—1935年王明對毛澤東的認識
毛澤東在遵義會議之後，逐步控製了中共軍隊，並大大加強了他對中央機關的影響力，但是，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毛澤東尚未能將他的勢力延伸到中共領導機構的另一組成部分──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以中央政治局委員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因享有法理上和精神上的巨大優勢，在中共黨內獲有崇高的威望，毛澤東將不得不與從未謀麵的王明合作共事。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產生的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團中有四名政治局委員，他們是1931年11月7日抵達莫斯科的王明，1933年春抵達的康生（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和1935年8月抵達的陳雲（六屆五中全會政治局委員）。工人出身的陳鬱雖是六屆四中全會上任命的政治局委員，但陳鬱因在1930年未一度參與羅章龍派的活動而在政治上不被信任，被罰去斯大林格勒拖拉機廠勞動，並不參加代表團的實際工作。除了這四名政治局委員，代表團成員還包括吳玉章、李立三、林毓英、饒漱石、趙毅敏，和1933—1935年赴蘇的中國蘇區代表團成員高自立、滕代遠、白區代表孔原。中共代表團成員同時還兼任中國各赤色組織駐莫斯科的代表，黃藥眠、饒漱石先後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駐少共國際代表，林毓英任中國赤色工會駐赤色工會國際代表。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集中了中共在蘇區以外最龐大的領導陣容。
以王明為團長的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在蘇聯期間，正是國內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向江西蘇區轉移、共產國際蘊釀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新方針的時期，保持與國內聯係信道的暢通成為代表團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中共代表團通過兩個渠道與國內的中共中央保持著密切的聯係：
一、開通大功率無線電秘密電台、中共代表團通過共產國際的電台和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地下電台，以及共產國際遠東局的地下電台保持經常的秘密聯係。因距離遙遠和技術手段限製的原因，莫斯科與江西瑞金沒有直接的電訊聯係，而必須通過在上海的秘密電台中轉。遠東局和上海中央（包括中共中央遷江西後成立的中共上海中央局）分別有自己的秘密電台，遠東局給瑞金的電報須由中共中央上海地下電台翻譯轉送。代表團與國內的電訊聯係在紅軍長征後中斷。1935年末林毓英攜密碼本自蘇聯秘密返回陝北，國內與莫斯科的電訊初步恢複，而當1936年劉長勝再攜密碼本回到陝北後，在陝北的中共中央與代表團的電訊聯係就得到完全恢複。
二、派遣秘密信使。中共代表團通過回國的中共黨員向國內的領導機構傳遞重要的信息，1933年公開赴蘇訪問的著名新聞記者、中共秘密黨員胡愈之就曾為中共中央和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傳遞情報。共產國際並借助在中國國內的中共組織的協助，招募中共黨員為其搜集情報，這些直屬莫斯科指揮的中共黨員，間或也為莫斯科與上海的中共中央傳遞消息。[1]
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是中共中央的派出機構，按照中共的組織原則，代表團的主要職責是代表中共與共產國際聯絡，向中共傳達莫斯科的指示，在莫斯科與中共之間起上傳下達的橋梁作用。代表團的另一項工作職責是領導在蘇聯學習、工作的中共黨員。從1931年11月王明赴蘇至1937年末王明返回延安，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的活動主要集中在下述三個方麵：
一、在共產國際內展開對中共及中國工農紅軍的大規模宣傳。王明自抵蘇聯後，以共產國際執委和中共代表團團長的身分經常在共產國際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和聯共（布）機關刊物《布爾什維克》發表文章，宣傳中共主張，介紹蘇區各方麵情況。1932年王明指派蕭三以詩人身分參加在蘇聯哈爾科夫召開的國際革命作家聯盟大會，與高爾基、巴比塞等著名左翼作家聯絡，以擴大中共的影響。1935年，王明又指派吳玉章、饒漱石等前往巴黎，創辦中共報紙《救國報》（後易名為《救國時報》）。王明並以其在共產國際分工主管拉美共產黨事務的便利，指導美國共產黨內的中共支部，在美國創辦華文報刊。
二、領導在蘇聯的中共黨員。三十年代在蘇聯仍有不少中共黨員，分散在莫斯科的列寧學校和莫斯科的外國工人出版局中國部等單位。在遠東地區也有一批中共黨員在蘇聯各單位工作。由於在蘇聯的許多中共黨員同時又是蘇共黨員，中共代表團所能領導的隻是在莫斯科的部分中共黨員，莫斯科以外的黨員基本上歸蘇共領導。
三、配合蘇共清黨，在莫斯科中共黨員中厲行肅反。早在1927至1929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就曾密切配合校長米夫和蘇聯秘密警察「格伯烏」，將持不同意見的中國學生投人監獄，或送至西伯利亞和北極地區勞改。[2]三十年代初，斯大林開始大規模鎮壓在蘇華人，莫斯科華僑商人被大批逮捕、流放、處死，「新經濟政策」後一度興起的華人商業繁榮的局麵頓時消失殆盡，中國人在蘇聯的處境日益艱難。[3]遠東地區的鎮壓則更為殘酷，許多進入蘇聯境內的東北抗日遊擊隊員被當作「日本間諜」投放到勞改營。[4]1934年後，蘇聯因基洛夫被刺，再掀清黨運動，王明、康生緊緊跟上，在莫斯科的中共黨員內也展開類似運動，代表團成員楊之華（瞿秋白之妻）、曾湧泉、孔原等均曾遭受打擊。[5]
四、援救西路軍。1937年初，中共代表團爭取到共產國際的大量軍火援助，以接濟準備進人新疆的西路軍。計有五萬支步槍，上百挺輕重機槍和幾十門大炮。陳雲、滕代遠、馮鉉、段子俊、李春田押送這批武器，存至阿拉木圖，等待西路軍的訊息，後因西路軍失敗，此事告吹。[6]
中共代表團除了上述四個方麵的工作以外，還有一項特別的工作，這就是指導中共滿洲省委。1932年後，因日本侵占東三省，中共滿洲省委已無法與上海中央局正常聯絡，轉而受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直接領導。王明等曾多次發出給滿洲省委的指示信，並派人潛入東北。滿洲省委和抗聯也多次派人去蘇聯向代表團匯報工作。
中共代表團領導滿洲省委是特殊形勢下的一個例外──滿洲省委與莫斯科的聯絡遠比與上海的聯絡更便捷。按照中共組織原則，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無權幹預中共國內的事務，但是在事實上，以王明為團長的代表團在很大的程度上具有對國內領導層的影響力。王明之所以具有對國內的影響主要源之於他的共產國際背景和當時他在國內項導層中所擁有的政治優勢。
王明是深受斯大林信任、由共產國際一手扶植起來的中共領導人。1931年1月，在共產國際代表、原莫斯科中山大學校長米夫的強力安排下，王明被中共六屆四中全會指定為政治局委員，緊接著王明赴蘇，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不久便被任命為共產國際執委會委員和政治書記處候補書記，東方部副部長、部長，因而被公認是「國際路線」的代表。一方麵王明是中共代表，另一方麵又是共產國際的化身，王明所擁有的這種雙重身分使他可以隨時向共產國際的下屬支部──中共，表述其個人的意見。
王明在國內有一批盟友，在六屆四中全會上，博古、王稼祥等皆以「反立三路線」的英雄，與王明一道進人中共領導層，稍後返國的張聞天在政治上也屬於王明、博古集團。在王明赴蘇後，博古等人都成為中共的主要領導人，他們與王明的關係是一種「聲氣相求」、「共存共榮」的政治盟友關係。由莫斯科一手操辦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得到莫斯科的高度評價，將其稱之為「中共布爾什維克化的開始」，成為王明、博古等領導中共的全部法理依據。王明作為六屆四中全會上台的一批人的精神領袖，對在國內的博古等人無可置疑地具有影響力。
王明在莫斯科是否對國內的中共中央實行遙控？從現在已披露的曆史資料看，王明和代表團一般不對國內的具體活動進行直接幹預，但是在某些時候，王明也曾就重大政策問題向江西表達自己的意見。在1931至1935年，王明與國內的中共中央既有一致的方麵，也有分歧的方麵。導致王明與國內產生分歧的原因乃是王明捕捉到共產國際即將開始新的策略方針從而提出了新的政策主張，但是，國內的博古等人仍堅持舊有路線，拒不同意調整方針。
王明在莫斯科對他在國內的盟友一直持堅定的支持態度，對毛澤東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多有貶低和冷淡。
王明在共產國際的講壇上高度稱讚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共中央「對共產國際總路線百分之百的忠實」。1932年3月31日，王明在共產國際執委會第十二次全會上發言，他宣稱：
中共代表團在共產國際執委這個全會上，完全有權利高興地向一切兄弟黨說：我們黨在其布爾塞維克中央領導之下，現在達到了其十三年存在的曆史當中空前未有過的統—，團結和一致。[7]
與王明對中共中央全力支持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他對毛澤東的排斥態度。據王明在中山大學的同學陳修良等人回憶，早在1928年，王明等就在中大散布過「山溝溝裏出不來馬列主義」。[8]
1932年10月，蘇區中央局主持召開「寧都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毛澤東的軍權被剝奪，毛的軍事主張也被指責為「右傾」和「保守主義」。會議後，在上海的博古、張聞天迅速向共產國際作了匯報。王明很快在共產國際的講台上，對博古等作出呼應。他用幾乎與博古、張聞天完全一樣的語言，指責「黨內一部分分子，對於國民黨軍事圍剿和日漸逼近的帝國主義對蘇維埃革命的公開武裝幹涉表示悲觀、失望和消極的情緒和觀點」，表示堅決支持「黨在中央的領導之下」，對「目前階段的主要危險──右傾傾向」進行鬥爭。[9]
王明與博古的完全一致在1932年逐漸發生變化，王明開始在一係列重大問題上和國內的中共中央產生了分歧。王明在征得共產國際東方部部長米夫的同意下，以共產國際的名義致電中共中央，提議調整中共的土地政策、對富農的政策和工商業、勞動政策，但遭到博古等的拒絕。
1932年3月，王明發表文章，第一次公開批評中共的土地政策，指責國內蘇區「時常不斷地（甚至一年三、四次）重新平分那些已經由基本農民群眾分配過的土地」是一種「表麵好象『左』的。實際上非常有害的傾向」。王明還指出「對中農的關係不正確」，是中央「最重要的」「弱點和錯誤」。[10]
1933年1月，王明進一步批評國內蘇區對富農采取的全麵沒收的政策。王明指出，采取這種「左」的立場是混淆了革命的階段，「認為在蘇區由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已經轉變到社會主義革命了」。王明還尖銳批評中央蘇區禁止自由貿易，嚴重損害了蘇區的經濟，明確要求糾正上述政策方麵「左」的觀點，製定靈活的、能夠反映各地區差別的經濟政策。[11]
博古對遠在莫斯科的王明的上述意見完全置之不理，與一般人所想象的情況絕然不同，博古並非在所有問題上都對王明亦步亦趨。此時的博古正青春年少，位居中央蘇區第一號人物的地位，在日益嚴峻的形勢下，博古更加堅持原有的僵硬政策。本來博古的立場在蘇區內部就已受到張聞天的質疑，[12]現在連王明也提出批評，但是，博古對所有這類批評都采取了堅決「擋回去」的態度。博古的僵硬立場引致王明的強烈不滿，正是在這個時刻，王明對毛澤東的態度也從冷淡轉向熱烈。
王明對毛澤東態度的轉變，大致以1934年為界。在這前幾年，王明完全支持博古等對毛澤東的「批評」、「幫助」。王明自認為在黨內的基礎鞏固，對毛澤東的重要性尚缺乏全麵認識，也還沒有將毛視為是自己政治上的對手。在這個階段，王明對毛澤東輕視、忽略有之，但認為王明出於防範毛澤東的個人動機，在莫斯科處心積慮貶損毛，則未免言過其實，也缺乏事實依據。1934年後，隨著王明對博古不滿的加深，王明對毛澤東的態度發生了變化，王明開始在共產國際的講台上宣傳毛對中共的貢獻。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王明曾多次試圖返回國內進入中央蘇區，但最終因知曉王明返國計劃的上海地下電台台長被國民黨逮捕，王明返國計劃被迫取消。[13]為了修補因長期脫離國內艱苦鬥爭而對自己政治上所造成的損害，在毛澤東已受到黨內批評、權力被削弱的情況下，王明向毛澤東援之以手，不僅可以進一步擴大自己在黨內核心層中的影響，更可使自己在黨內矛盾中處在仲裁者的有利地位。正是基於這些原因，從1934年4月起，王明在莫斯科陸續做出一些姿態，試圖建立起和毛澤東較為親善的關係。
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致函中央政治局，批評中共中央在一係列重大問題，諸如在蘇區發動針對毛澤東的「反羅明路線」鬥爭中所存在的「不可忽視的嚴重弱點」，信中指出：
（中央政治局）A、對於缺點和錯誤的過份和誇大的批評，時常將個別的錯誤和弱點都解釋成為路線的錯誤，……沒有一個白區主要的省委或直接在中央領導之下的群眾團體的黨團，不被指出過（甚至不隻一次的）犯了嚴重的或不可容許的機會主義、官僚主義的、兩麵派的錯誤，……決沒有領導機關的路線正確，而一切被領導的機關的路線都不正確的道理，此種過份和誇大的批評，既不合適實際，結果自不免發生不好的影響，……B、對於黨內鬥爭的方法有時不策略，比如在中央蘇區反對羅明路線時，有個別同誌在文章中，客觀上將各種的錯誤，都說成羅明路線的錯誤，甚至於把那種在政治上和個人關係上與羅明路線都不必要聯在一起的錯誤，都解釋成羅明路線者。這樣在客觀上不是使羅明孤立，而恰恰增加了鬥爭中可以避免的糾紛和困難。[14]
王明、康生雖然沒有完全否定「反羅明路線」的鬥爭，但是這封信還是使已進行一年的「反羅明路線」的鬥爭停了下來。
1934年8月3日，王明、康生又就當年1月18日中共六屆五中全會通過的《政治決讀案》給中央政治局寫了一封長信，在這封信中，王明、康生指出中央政治局在對第五次反圍剿政治意義的評估、擴大百萬紅軍、以及有關對「一省數省首先勝利」的解釋等三個重要問題上，都存有「問題」，「很容易引起不正確的結論」。[15]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延安整風運動中，王明對博古的這類批評，不僅未被承認，反而將其定為是王明的主張，王明當年對政治局的批評意見，幾乎被毛澤東全盤接受下來，隻是已被當作批判王明自己的武器。
1934年9月16日，王明、康生再一次寫信給中央政治局，這封信可能是中共中央大轉移前來自遠方的最後一次信息。王明在傳達了共產國際關於準備召開七大以及對西北問題的指示後，專門談及共產國際出版毛澤東文集的事宜：
毛澤東同誌的報告（指毛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引者注），中文的已經出版，綢製封麵金字標題道林紙，非常美觀，任何中國的書局，沒有這樣美觀的書，與這報告同時出版的是搜集了毛澤東同誌三篇文章（我們這裏隻有他三篇文章），出了一個小小的文集，題名為《經濟建設與查田運動》，有極大的作用。[16]
隨後，在中共代表團的協助下，共產國際又出版了《中國蘇維埃第二次代表大會》一書，收有毛澤東在「二蘇」大會上的報告等文件，並譯成俄、英、德、日等文字，在蘇聯和世界各國發行。這樣，在整個三十年代，中共領導人能夠有資格在蘇聯出版文集的，除了王明，隻有毛澤東。
在王明、康生9月16日來信後不久，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蘇維埃政府及八萬六千名紅軍開始撤離中央蘇區。對於這一決定，王明事先是知道的。1934年5月，中央蘇區軍事戰略重鎮廣昌被國民黨軍攻占後，中央書記處在瑞金召開會議，決定將主力撤離江西，進行戰略轉移，並將這一決定報請共產國際批準。[17]在共產國際覆電批準轉移計劃後，中央書記處成立了以博古、周恩來、李德組成的「三人團」，負責戰略轉移的全部準備工作。從1934年10月上旬紅軍長征開始，瑞金與莫斯科的電訊聯絡就已中斷。直到1934年11月中旬，王明在莫斯科通過上海日文新聞聯合通訊社11月14日發布的消息，才知道紅軍開始長征。
王明在這種形勢下，進一步加強了他對國內中共中央的批評。1934年11月上旬，王明向莫斯科外國工人出版局中國部全體工作人員作（六次戰爭與紅軍戰略）的報告，11月14日，又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信（這封信因為紅軍已開始長征，未能傳送至中共中央）。王明的報告及信件都提出中共中央犯了忽略國內形勢「新特點」的錯誤，尤其在軍事問題上存在「許多錯誤和弱點」。王明還批評了中共中央處理福建事變的方針，宣稱由於沒能援助十九路軍，最終導致閩變的失敗，從而加劇了紅軍衝破蔣介石圍剿的嚴重困難。在中央紅軍撤出江西蘇區的背景下，王明對中共中央的這些批評，與已經形成的嚴重危機有密切關係，同時，也是他與博古等在一係列問題上分歧的合乎邏輯的發展。
1935年1月在長征途中召開的遵義會議，在一段時間內，王明並不知曉（王明是在1935年8月20日陳雲一行抵達莫斯科後，才獲知有關遵義會議的詳情的），王明盡了很大努力，試圖恢複與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的電訊聯係。1935年初春，王明派李立三、段子俊和一個熟悉無線電通訊的波蘭人前往中亞的阿拉木圖，李立三專門派了兩批人，攜帶無線電密碼本經新疆回國尋找紅軍，但都未獲成功。[18]此時的王明並不知道博古已經下台、毛澤東重新出山的消息，他仍然繼續在一些重大場合中向毛澤東表示敬意。1935年8月7日，王明代表中共在共產國際七大上作關於中國革命形勢與黨的任務的報告，他在報告中例舉了十三個中共領導人的名字，將他們稱之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材」。在這份名單中，毛澤東位居第一，而博古僅排在第十二位。[19]
縱觀王明在1931—1935年對毛澤東的認識及態度變化的過程，可以發現，王明對毛澤東看法的轉變是與他和博古分歧的逐漸擴大互相聯緊的。1932年後，王明受到共產國際調整政策的影響，其原有的極左思想發生明顯變化，而在國內的博古因消息閉塞，兼之頭腦僵化，卻繼續恪守共產國際舊時的政策。王明隨著年齡和閱曆的增長，對黨內高層關係的複雜性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於是改善並加強與國內毛澤東的關係，就成了1934年後王明在莫斯科的主要活動之一。王明相信自己在黨內所處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他已作好準備，和毛澤東等其它領導人攜手合作。
[1]三十年代初，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在上海秘密成立，一度由蘇聯著名間諜佐爾格主持，1932——1933年佐爾格曾去北京、南京活動，佐爾格去日本後，遠東情報局由華爾敦主持。遠東情報局於1935年春被國民黨破獲。參見夏衍：《懶尋舊夢錄》（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5年），頁279；另見於生：〈轟動一時的神秘「西人案」〉，載《革命史資料》，第3輯（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1年），頁156——64。
[2]參見莊東曉：〈莫斯科中山大學與王明〉，載《廣東文史資料》，第33輯（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江澤民：〈回憶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時期〉，載《革命史資料》，第17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年）。有關反映中國留蘇學生在蘇聯流放、勞改的資料有馬員生的《旅蘇紀事》（北京：群眾出版社，1987年）；唐有章的《革命與流放》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姚艮：《一個朝聖者的囚徒經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
[3]莫斯科廣播電台，1993年1月3日23：2O華語廣播。
[4]參見姚艮：《一個朝聖者的囚徒經曆》（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頁315。
[5]參見孔原：〈懷念敬愛的稼祥同誌〉，載《回憶王稼祥》（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頁98；另見蹇先任：〈38年留蘇紀事〉，載《革命史資料》，第15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頁139。
[6]黃火青：《一個平凡共產黨員的經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頁142—43。
[7]參見王明：〈中國目前的政治形勢與中國當前的主要任務〉，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12。
[8]陳修良：〈莫斯科中山大學裏的鬥爭〉，載《革命回憶錄》增刊（1），頁56。
[9]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61、364。
[10]王明：〈革命，戰爭和武裝幹涉與中國共產黨的任務〉（1933年12月），載《王明言論選輯》，頁361、364。
[11]王明：〈中國蘇維埃區域的經濟政策〉，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頁222—23。
[12]程中原：《張聞天傳》，頁168－70。
[13]據1934至19SS年擔任中共上海中央局書記的盛嶽（盛忠亮）回憶，1933年下半年至1934年春，共產國際多次來電，要求為王明進入中央蘇區加緊準備香港——汕頭——閩西秘密信道，上海中央局為此曾兩次派人前往香港進行布置，但最終因上海地下電台台長被國民黨逮捕，王明返國計劃被迫取消。參見盛嶽：《莫斯科中山大學與中國革命》（北京：現代史料編刊杜，1980年），頁269。
[14]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4月20日），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226-17。
[15]〈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信〉（1934年8月3目），轉引自周國全、郭德宏等：《王明評傳》，頁255-57。
[16]〈王明、康生致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1934年9月16日），轉引自向青：《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關係史稿》（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頁184。
[17]《周恩來年譜》，頁262。
[18]參見唐純良：《李立三傳》（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頁115。
[19]參見王明：《論反帝統一戰線問題》（1935年8月7日，載《王明言論選輯》，頁449。1937年王明返國後，對原文作了修改，在被列為「黨內領袖和國家人才」的中共領導人中，刪去了張國燾的名字，增補了董必武、徐特立兩人，博古由原排行第十二位上升至第五位。參見《陳紹禹（王明）救國言論選集》（漢口：中國出版社，1938年）。
高華教授是南京大學曆史係教授，是史學界公認的研究毛澤東的專家。前些日子剛剛去世。我也是從悼念高華教授的文章裏知曉這篇名著的。這篇在大陸被列為禁書。不過在網上可以下到這本書的。
抱歉，這個文章可不是漁夫可以寫成的，是高華教授的名著，是史學界公認的研究毛澤東的重要著作。而我相信你對毛澤東所知道的一切肯定沒有高華教授來得清楚，你或許隻是看到過去黨的一些文章和史料（這是根據你的回帖做出的判斷，我自己對你的說法非常非常熟悉），可是那裏麵許多都是假的呀。你自己把假的當真還不自知，其實挺作孽的，建議你看完這個連帖後再發議論不遲。等不及的話就去網上下載高華的這篇名著吧。
本來朱毛在蘇區搞的有生有色，如果按照毛的策略，敵進我進，五次反圍剿，主力向蔣的大後方攻擊，打破五次圍剿根本不成問題。 正是王明，博古，李德的瞎指揮，排擠老毛，紅軍才被迫長征。 遵義會議隻是恢複老毛參加指揮紅軍。 老毛不負眾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才挽救了紅軍。
等抗戰王明他們回來，要想動搖毛在黨內，特別是軍隊中的地位，已經根本不可能，而且經過長征的紅軍指戰員，徹底接受毛的軍事思想，不按照毛的思路，都不會打仗的程度。博古都覺悟了，王明還有什麽力量。 唯一的就是考共產國際，但是他們也必須尊重現實，沒有毛，紅軍，共黨根本無法獨立生存，就這麽簡單。 蔣介石就是要消滅紅軍，就是要消滅共黨，因為消滅了他們中國無一是他的對手。 而共黨這邊，沒有毛，無一是蔣的對手。也很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