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7）

二  從毛、張（聞天）聯盟到毛、劉（少奇）聯盟

建立在反對原中共最高權力核心「三人團」基礎上的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政治結合是在遵義會議及其後形成並逐漸得到鞏固的。為了反對博古等人的極左的領導，從1934年10月起，毛澤東就加緊了與張聞天的聯絡，在毛的啟發和誘導下，張聞天和王稼祥相繼從原中央政策的擁護者轉變為批評者，成為毛要求改變中央領導的重要支持力量。在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鼓勵張聞天與博古、李德展開麵對麵的鬥爭，讓張聞天在會議上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會議決定由張聞天起草決議，此舉使張聞天在黨的核心層內的作用明顯突出。1935年2月5日前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決定張聞天取代博古在黨內負總的責任，至此張聞天成了事實上的中共中央總書記。這是在當時的形勢和條件下，中共核心層所能作出的最佳安排。由於張聞天與莫斯科有較深的曆史淵源，且是中共一個較長時期的主要領導人之一，此舉不僅可以減緩莫斯科對中共領導層變動可能產生的不安和疑慮，更可以向全黨，尤其是向那些與近幾年黨的方針、政策有較多牽涉的軍政幹部顯示黨的路線的連續性，從而盡量減少中央改組在黨內引起的震動，加強黨在極端困苦條件下的團結和統一。在張聞天成為中央總負責人之後，1935年春夏之交，毛澤東也取代了周恩來在紅軍中的最高軍事指揮地位。至此，毛澤東與張聞天，一個全力掌管軍事，一個集中精力於黨務，兩人開始了政治上的密切合作。

毛澤東和張聞天是性格完全不同的兩類人。毛是中共元老，又多年在鄉野打遊擊，深受中國農民造反文化的浸染，身上既有源於高度自信的沉穩和持重，又帶有頗為濃厚的「山大王」氣息；而張則是「紅色教授」型的知識分子。1935年以前，張聞天對毛雖未予以高度重視，但亦無明顯的成見；然而，毛對張則有一種類乎出自本能的排斥。毛鄙夷張等僅憑背了一麻袋馬列教條，卻在莫斯科支持下來蘇區奪權；毛更反感張以理論家自居，隔三差五即有大報告問世，給毛造成巨大的心理壓力。毛和張雖在反對博古中央的基礎上，達成了一種戰略合作的關係，但毛從未將張放在眼裏。張聞天在軍中毫無基礎，其政治資源主要來自莫斯科以及他在政治上對毛的支持，因而在毛、張聯盟中，張隻是一個弱勢的合作對象，天平必然向毛的方麵傾斜。遵義會議後，毛澤東開始注意掩飾其個性中的不良方麵，但是一觸及到利害關係，毛性格中的那種剛愎自用、猜忌防範心重的特征立時就暴露出來，毛在會理會議上的表現即是明顯的例證。

從毛這方麵看，毛張聯盟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過與張聞天的合作，聯合了暫時還占據黨機關的「教條宗派分子」博古、凱豐等，運用黨的權威挫敗了當時毛的頭號對手──張國燾「另立山頭」的分裂活動。在毛、張合作共事的幾年裏，對毛個性已有了解的張聞天盡量避免與毛發生正麵衝突，對毛的咄咄逼人和峭刻嘲諷一再忍讓。張聞天之對毛奉命唯謹，主要是出於對共產黨事業的考慮，在另一方麵也與其個性溫厚有關，但同時亦是因為他已為自己創造了毫無依托的虛弱地位。張聞天乃一書生型領導人。置身於嚴酷的戰爭環境，隻能唯毛馬首是瞻，盡管張聞天還堅持著最後一兩個陣地不願輕易放棄。

1936年底至1937年初，毛在求「勢」的過程中，熟練操用各種謀略，已將許多大權集中於自己的手中。然而毛的胸臆仍難以抒解──在以其「道」易中共路線方針方麵，毛麵臨著巨大的困難，在黨內同僚的壓力下，他隻能隱忍內心的不滿，違心接受對中共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

「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這是橫巨在毛澤東麵前一座難以逾越的高山，這不僅因為它來自莫斯科，也因為它是遵義會議參加者所一致擁護和接受的正式結論，它同樣也是毛澤東與張聞天政治結合的基礎。在軍事壓力緊迫和毛急於出山的1935年1月，他為了長遠目標同時也出於現實的考慮，可以同意這個結論，但是到了1937年，再繼續維持這個結論，就愈發顯得強人所難了。

這個結論之所以要修正，是因為它關係到毛澤東能否實現其「道」，從而為黨及其個人在政治前途上開辟一新的境界。不推翻此結論，便無從摧毀「教條宗派集團」的政治合法性基礎，毛就難以順利地推行他改造黨的一係列設想，毛的新概念的地位更無從建立。

然而，推翻此結論存在很大的難度，除了共產國際這一外部障礙外，在國內最大的障礙就是毛的政治合作者張聞天。作為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中共領導人，張聞天幾乎本能地將自己的政治前途與這個評價聯係在一起，斷言「黨的政治路線是錯誤的」將直接打擊他和其它一大批領導幹部的威望，嚴重動搖張聞天在黨內的地位，因此必然遭到張聞天的強烈反對。

1937年初，黨的發展、毛澤東和張聞天的政治結合，以及毛的思路皆處在一個十分微妙的變化過程中，隨著國內和平局麵的到來，國民黨軍事壓力的舒緩，解決戰時狀態下無暇顧及的若幹重大問題的機遇正在出現。與此同時，遵義會議後確立的毛掌軍、張聞天管黨的格局早已發生重大變化，張聞天顯示出他的作用僅限於黨的理論和宣傳教育領域。經過幾年的磨合，毛與周恩來已建立起融洽默契的合作關係，博古也安於自己在中共核心層中新的角色，張國燾在黨內鬥爭中的失敗已成定局。現在毛已十分具體地感受到張聞天給他帶來的困窘。對於毛而言，在新的時空環境下，繼續違心地接受令其厭惡的對過去政治路線的評價將越發勉強，可毛又懼於在條件尚未成熟之前，和盤托出自己的真實想法，從而將自己置於和張聞天及一批黨的高級幹部發生正麵衝突的尷尬境地。就在這關鍵的時刻，1937年春夏之際，劉少奇站了出來，就黨的十年路線問題向張聞天發起挑戰。劉的出現打破了中樞層沉悶多時的僵局，並最終導致了毛、劉政治結合的確立。

促成毛劉政治結合的契機是1937年2月20日、3月4日劉少奇就中共曆史問題向張聞天陳述自己意見的兩封信。劉少奇在這兩封各長達萬言的類似政治意見書的長信中，大膽地突破了共產國際和遵義會議關於「中共政治路線是正確的」結論，尖銳批評了1927年之前及1927年以來，尤其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後中共的極左錯誤。

劉少奇的長信觸及了當時中共中央的幾個禁區：

一、劉少奇認為大革命失敗的主要原因不僅是「右傾的陳獨秀主義」，而且還有「右傾機會主義之反麵的錯誤──『左傾』錯誤」，劉少奇以自己親身經曆為例，猛烈抨擊了廣州、武漢時期工人及民眾運動中已達「駭人」地步的「左傾」狂熱。24   劉的上述看法與共產國際和中共六大以來的曆次決議嚴重相違。

二、劉少奇雖然沒有直接宣布中共十年來執行的是一條錯誤的政治路線，但反複抨擊中共「十年來一貫地犯了『左傾』錯誤」，並且強調十年錯誤已形成「一種傳統」。劉少奇特別集中抨擊了中共有關白區工作的方針，用釜底抽薪的辦法全盤否定了十年政治路線。

三、劉少奇要求在黨內公開討論黨的十年曆史，並且詳細述說自己因堅持「正確」主張而遭「打擊」的經曆，把批評的矛頭直指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的中央政治局，暗示中央有關領導人要為錯誤承擔責任，透露出要求改組中共中央領導機構的明顯意圖。

劉少奇在1937年2月20日、3月4日給張聞天寫信之前是否征詢過毛澤東的意見，或得到毛的鼓勵，至今雖無確切的史料證明。但根據現有資料分析，不能完全排除這種可能性。1935年12月29日，中共中央常委會議派劉少奇為中央駐北方局代表，1936年春，劉少奇偕其妻謝飛，從陝西臨潼乘火車前往北方局機關所在地天津，於1936年3月抵達。1937年2月，劉少奇又隨北方局機關移往北平。至1937年4月底返回延安。這期間劉少奇雖未返陝北，但是1936年後，在北方局和陝北之間已建立了電台和信使聯係。據1996年出版的《劉少奇年譜（1898—1969）》披露，1936年10月1日、12月2日毛分別三次致電劉少奇，毛還在10月22日寫信給劉少奇，毛、劉通過電台交換有關對全局性問題的看法，已具備基本條件。

且不論毛澤東是否曾對劉少奇寫信的舉動表示過支持，劉少奇給中央寫信都應被視為是一個重大舉動。劉少奇決定向張聞天陳述自己政治意見的動機，一方麵是劉少奇多年來就不滿中共中央的一係列政策，另一方麵與劉少奇在北方局工作期間遭遇到黨內左傾分子對新政策的強烈抵抗有關。除此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原因，即1937年的中共中央正處在調整政策的關頭，中共中央內還未真正形成某個人的絕對政治權威。張聞天雖是黨的總負責人，但其權力有限，其它中共領導人大都是獨當一麵；毛澤東盡管處於上升狀態，但當時也並非是大家一致公認的唯一領袖。因此劉少奇給張聞天寫信，不僅不會遭遇到黨的曆史上屢屢發生的黨員因向中央陳述意見而被打成「反黨分子」的厄運，相反，卻有可能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劉少奇很清楚，在對黨的十年曆史的看法上，毛澤東與自己有很多共同語言。

劉少奇的長信在中共中央核心層引起軒然大波。1937年3月23日、4月24日中央政治局兩次開會都討論了白區工作問題。張聞天對劉少奇的意見極不以為然，一些同誌隨聲附合，認為劉少奇對大革命失敗原因的分析是替陳獨秀洗刷，是陳獨秀的「應聲蟲」。還有人指責劉少奇受到了張國燾的影響。對於劉少奇有關中共犯了十年「左」的錯誤的看法，中央政治局大多數成員也都認為言過其實。在一片責難聲中，隻有毛澤東一人站出來替劉少奇講話，稱「劉並沒有反對中央的野心」。毛的態度鼓勵了劉少奇，使劉少奇敢於采取下一步重大行動，在1937年5、6月間中共中央召開的白區工作會議上，當麵向張聞天發起挑戰。

1937年5月17日—6月1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了白區工作會議。這次會議由於劉少奇與張聞天的激烈爭論，其間曾一度中斷，後在毛澤東有傾向的調和下，會議才得以繼續進行。

從5月17日到5月26日，是白區工作會議的第一階段，會議圍繞劉少奇〈關於白區的黨和群眾工作〉的報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劉少奇報告的主要內容是重複3月4日給張聞天信中的精神，著重批評十年來黨在白區工作指導中的「左」的傳統。劉的報告激起強烈反響，張聞天、博古、凱豐、陳賡等都表示難以接受劉少奇的看法，認為劉少奇的批評，充滿托陳取消派攻擊共產國際，攻擊中共的論點。柯慶施在發言中，更是指看劉少奇的鼻子罵他是「老右」。許多代表反對劉少奇提出的白區工作「損失幾乎百分之百」的觀點，不同意劉對白區工作的總體評價，堅持認為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後，白區工作的「總路線是正確的」。

由於會議上出現的緊張激烈的爭論，中央書記處宣布會議暫停。6月1日至4日，中央政治局就白區工作會議討論中提出的一些基本問題召開會議，博古、凱豐在發言中都否認劉少奇提出的有關白區工作存在著一貫的左傾盲動主義和關門主義傳統的說法，隻有列席會議的彭真支持劉少奇的意見。一時形勢對劉少奇明顯不利，然而毛澤東在關鍵時刻助了劉一臂之力。在6月3日政治局會議上，毛作了支持劉少奇的重要發言，他一反不久前回避劉張爭論的態度，明確表示劉的報告「基本上是正確的」稱讚劉在白區工作方麵「有豐富的經驗」，說劉係統地指出了黨在過去時間在這個問題上所言過的病症，是一針見血的醫生。毛甚至稱讚劉少奇「他一生很少失敗，今天黨內幹部中像他這樣有經驗的人是不多的，他懂得實際工作中的辯證法」。毛避而不談十年政治路線問題，而是針對反對派集中批評劉少奇隻講缺點、不講成績，首先談了中共所「取得的偉大成績」，在談論了黨的優秀傳統後，毛著重指出黨內「還存在看某種錯誤的傳統」。強調「這是不能否認與不應否認的事實」，從而全麵肯定了劉少奇的觀點，在劉張爭論中有力地支持了劉少奇。由於毛澤東在發言中回避了容易引起分歧的有關過去白區工作指導方針是否犯了十年一貫的「左」的錯誤這個敏感問題，因此毛的意見得到包括張聞天在內的與會者的一致同意，並成為下一階段白區工作會議的主調。

1937年6月6日，白區工作會議繼續開會，會議進入第二階段。張聞天有意識淡化毛澤東在6月3日講話的傾向性，抓住毛講話中對自己有利的內容，堅持自己的觀點。他根據自己理解的6月1至4日中央政治局會議的精神，代表中共中央在會上作了《白區黨目前的中心任務》的報告。張聞天強調「實踐中的某些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中共在白區工作所犯的錯誤性質不是政治路線錯誤，「不是由於什麽一定的政治路線或政治傾向」，「而是在領導鬥爭中有時犯了策略上的錯誤」，這種錯誤「不過是整個領導群眾策略與群眾工作方式中的某些部分錯誤，而不是整個領導的錯誤」，黨「堅決領導的方針是完全正確的」。張聞天堅決反駁劉少奇對中共中央在白區工作中反對「合法主義」的批評，堅持認為「過去黨反對合法主義的鬥爭，仍然是對的」，強調指出，「過去一切非法鬥爭，是必要的與正確的，而且過去主要的鬥爭方式隻能是非法的」。張聞天不無影射地批評劉少奇像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一樣，「以每次革命鬥爭的成敗的結果來判斷革命鬥爭的價值」，把失敗的鬥爭看成「無意義」或「謾罵一頓『盲動主義』完事」，指責劉少奇「看不到每一次革命群眾的革命鬥爭，就是結果失敗了，仍然有看他的巨大意義」。張聞天批評劉少奇把「關門主義」、「冒險主義」作為「鋼鞭」，全盤否定中共十年白區工作的成就，強調指出，「每一鬥爭在勝利或失敗之後，必須詳細的研究其經驗與教訓，切不要拿簡單的空洞的帽子（如盲動主義、冒險主義、機會主義）去代替對於最具體問題的具體分析」。對黨內所存在的「各種不正確思想，應有確當的估計，不要誇大或縮小，或任便給同誌們『戴大帽於』」。

張聞天的報告獲得參加白區工作會議代表的一致擁護，在暫時不利的形勢下，劉少奇被迫退卻。6月9日和10日，劉少奇在會議上作結論報告，表示同意張聞天的報告，並且對自己的前一報告作了解釋和自我批評：「我在會上作的報告，著重是批評『左傾關門主義與冒險主義』，並不是否定過去的一切，因為主要是批評錯誤這一方麵，沒有說到其它方麵，並且對某些問題缺乏具體分析，有些地方說過火了」。

1937年6月正是全麵抗戰爆發前夕，劉少奇、張聞天圍繞黨的十年曆史和白區工作評價問題展開的爭論並沒有獲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劉少奇試圖通過檢討黨的曆史問題，改變對十年政治路線評價的目的暫時遭到挫折。但是劉少奇、張聞天的爭論給中共帶來了深遠影響，它是延安整風運動的前奏和一次針對「教條宗派分子」的短促突擊，為以後毛澤東、劉少奇全麵批判六屆四中全會政治路線，聯手打倒王明等製造了輿論。毛澤東從這次爭論中吸取了豐富的經驗，他終於體會到「教條宗派分子」在黨內的影響絕非一朝一夕經過一次會議就能清除。打倒「教條宗派集團」除了需要在理論上進行細致深入的準備外，還要在組織上進行精心的安排。

劉少奇與張聞天爭論的另一結果是擴大了劉少奇在黨內的影響和知名度。劉少奇雖屬黨的老資格領導人之一，但因長期從事白區工作，在江西時期的兩年僅負責領導全國總工會執行局，較少參與重大軍政問題的決策，劉與當時重要的政治領導人周恩來、張聞天等的關係又較為疏遠，因而在一個時期內，劉少奇在黨和軍隊的影響力不大。與張聞天的爭論充分展現了劉少奇的思想深度和理論水平，使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幹部對劉少奇有了新的認識。

對於劉少奇與張聞天的爭論，毛澤東的態度既明確又微妙。初期，毛置身於爭論之外，但對劉少奇明顯表示同情，毛希望劉少奇的意見能被中央領導層所接受；後期，則擔心劉少奇承受不住張聞天和黨內的巨大壓力，於是，在6月3日的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了聲援劉論點的重要講話。但是當毛看到劉的有關看法遭到普遍反對，遂決定從長計議。毛在這次論戰中發現了劉少奇的傑出才幹，首先是劉在白區工作方麵的豐富經驗；其次，毛也看到了劉的理論能力，劉甚至能夠引人入勝地分析十年「左」的傳統和根源之一乃是「思想方法與哲學方法上的錯誤」，即「形式邏輯」是造成「許多錯誤的根源」，這給毛耳目一新的感覺。然而毛並沒有把自己的威望全部投放在對劉少奇的支持上，因為時機還不成熟。現在毛更願意做黨內爭論的最高仲裁者，既然僵局已經打破，矛盾的蓋子已被揭開，張聞天受到了強烈震動，自己的威信反而因對爭論所持的折衷調和態度而得到進一步的提高，因此下一步的目標就是團結張聞天。為了防止張聞天和將要回國的王明重新結合，加速「教條宗派政治組織上的分裂」，維持和加強與張聞天的合作，既有必要，又有可能。由於有了這些考慮，白區工作會議結束後，劉少奇並沒有立即被提拔進中共中央書記處（常委會），而於7月28日被派到太原，繼續擔任已從北平遷至太原的中共北方局書記的職務。

劉少奇雖然離開中樞，但毛張聯盟從此走向解體，而毛、劉長達三十年政治結會的基礎卻因此爭論而告奠定。毛、劉與毛、張同是政治上的結合，但是兩種政治結合之間卻有顯著區別。

第一，毛張結合是戰時非常狀態下的臨時組合。1935年初。為了共同的政治目標，毛澤東和張聞天有意忘卻昔日政治上的分歧走到一起；毛劉結合也是一種政治結合，但在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不存在政治觀點上的分歧，正是對原中央政治路線及其領導人的不滿。使毛與劉走到了一起。而早在1932年，毛劉之間就圍繞此問題彼此交換過意見，並達成了一致的看法。與毛張結合相比，毛劉結合具有更深的思想基礎。

第二，毛澤東與張聞天沒有很深的曆史淵源，但是毛劉不僅有同鄉之誼，而且，早在1922年毛、劉就有工作上的密切聯係。

第三，毛張結合是兩個地位相近的政治人物的平行結合。但1937年，劉少奇在黨內的地位和影響則遠遜於毛和張聞天。因此毛劉結合是一種以毛為核心、劉為輔助的政治結合，而非兩個地位相當人物的平行結合。

毛劉結合的上述特點保證了毛以後在向「教條宗派分子」發起挑戰時可以得到劉少奇的全力支持。毛劉的結合也預示看毛與六屆四中全會後產生的領導人兩年多的合作已接近尾聲。

然而；曆史的發展並非直線。就在毛澤東一路凱歌行進的1937年，也有壞消息傳來，遠在莫斯科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即將攜共產國際新方針返國，正待毛澤東加緊對中共重大方針、政策進行調整之際，半路上卻殺出了一個程咬金，毛澤東麵臨著1935年以來最嚴重的政治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