荒誕的自覺

在《辭海》中，對荒誕的解釋為：“不真實，不近情理；虛妄不可信。”外國人對荒誕的解釋為：“1.音樂中的不協調。2.同理性或常態不和諧；現代用法，徹底反理性，意為荒謬的、愚蠢的”（見《簡明牛津詞典》）。而真正對“荒誕”一詞發揚光大的無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在法國出現的“荒誕派戲劇”。在本世紀開始的工業化進程當中發生的兩次世界大戰，並沒有阻止住人類工業文明的腳步，當人們從戰場上歸來除了發現自己是多餘的人而外，便是在工業化的流程中，人不過扮演著流水線上的一個點、一個部件、一個螺絲釘這樣的角色。人被物化了，成了沒有血沒有肉，隻剩下靈魂的怪物。正是這種處境，讓人覺得這一切太荒誕了。法國作家阿爾貝·加繆在他著名的哲學隨筆《西緒福斯神話》中這樣寫道：“一個能用歪理來解釋的世界，還是一個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覺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個局外人。這種放逐無可救藥，因為人被剝奪了對故鄉的回憶和對樂土的希望。這種人和生活的分離，演員和布景的分離，正是荒誕感。”他進一步寫道：“起床、電車、四小時辦公室或工廠裏的工作，吃飯、睡覺，星期一二三四五六，總是一個節奏，大部分時間都輕易地循著這條路走下去。僅僅有一天，產生了‘為什麽’的疑問，於是，在這種帶有驚訝色彩的厭倦中一切就開始了。”對既定的生活的提問成了人類對荒誕的自覺。

西緒福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人物，因為觸犯了天條，宙斯罰他把一塊巨石滾上山。當他把巨石滾上山頂以後，石頭又滾回到山底，於是新一輪的工作又開始了……在這裏，希臘神話為我們提供了最初的荒誕模式——重複，無謂的重複。加繆也正是基於這種認識建構起自己的學說，在他的代表作《局外人》裏體現的也正是這一哲學命題。

讓我們再來稍稍關心一下荒誕派戲劇所描寫的荒誕情景吧。在荒誕派戲劇的陣營中，愛爾蘭作家塞繆爾·貝克特是個響當當的人物，他的作品《等待戈多》無疑是荒誕派戲劇的抗鼎之作。劇中描述兩個像乞丐一樣瘦弱的老人，他們無所事事，隻是在等待、等待。在等待中他們說些語無倫次、前言不搭後語的話，但誰也不知道戈多是誰，是什麽？在全劇快要結束時，其中的一個說：“咱們明天上吊吧。除非戈多來了。”另一個說：“他要是來了呢？”“咱們就得救啦。”最後他們等待的戈多還是沒有來，他們還需要等下去。他們為什麽要等待戈多，劇中沒有說。照我的理解，戈多與其說是個人，不如說是一種物質、一種渺不可見的希望，或者直接理解為來了後叫人大失所望的明天。人類正是在這種莫名其妙的憧憬中耗盡了自己的生命。

還有一出荒誕派的戲劇，叫《他們來了》。台下一有人喊：“他們來了！”台上的人就一陣忙亂，搬桌子、抬椅子、準備歡迎儀式。可是他們卻沒有來，等台上的人鬆懈下來的時候，台下“他們來了”的喊聲又響起來了，台上的人又陷入一片忙亂之中。“他們”究竟是一些什麽樣的人，而值得台上的人如此手足無措？中國讀者理所當然地把“他們”理解成政府官員，也即所謂的領導，隻有在領導視察的時候，才夠得上這樣的禮遇。要麽就是檢查團，檢查衛生、檢查工作。我記得該劇的作者是個意大利人，那麽“他們”很可能是教廷來的人，也就是說是教皇派來的。或者是外國元首。不管是哪一類人，這些人都有讓人手忙腳亂的身份，也都有可以愚弄我們一次次熱情的資格。“他們”在台上的人們一次次聲勢浩大的迎接中最終沒有來。

對荒誕的自覺似乎有很強的傳染性，美國的“黑色幽默”也是一個以反映荒誕而著稱的文學流派。約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條軍規》就是這方麵的巨著，這也是我讀過的最為精彩的美國小說之一。作品描寫了一個讓人無奈而又可悲的故事，一個美軍轟炸機飛行中隊，在一個虛構的意大利附近的海島上，主人公已經有了五十次作戰飛行的紀錄，他不想再飛了，但飛行中隊的上校把停飛的次數從原來的五十次增加到五十五次。而當你快要接近它的時候，上校又把原來的規定增加到六十次，到最後，停飛次數已經增加到八十次。普遍的精神錯亂是《第二十二條軍規》所揭示的深刻主題，你還不能用正常的理性來反對這種精神錯亂，因為它本來就以理性自居，它會把一切理性統統視為精神錯亂。在這本小說裏，荒誕不再是一個事件，而是生活的全部！“二十二條軍規”在美國成了一句俗語，小說家的貢獻由此可見一斑。美國另一位大作家諾曼·梅勒甚至說：“我要是一個第一流的評論家，我會感到十分榮幸地撰寫一篇關於《第二十二條軍規》的重頭評論。寫它個千把字，或許再多些。因為海勒比他之前的任何一位美國作家都更切實地帶領讀者遊曆了地獄。”這是何等高的褒獎啊！

毫無疑問，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也是善於提煉生活中荒誕的大師。他在小說《為了告別的聚會》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在一處療養地，有一位專看婦科的大夫斯克雷托，他在治療婦女不孕症的時候，把自己的精液用針管注射進去。結果在療養地附近的孩子不僅在衣著上而且在麵貌上都彼此相像，並且，他們當中至少有七個孩子有著顯著的大鼻子和大嘴巴，看起來就像斯克雷托醫生。這一地區成了斯克雷托上帝的殖民地，再過一二十年，這個國家也將居住成千上萬的斯克雷托。天啊，真不敢想象。更為荒誕的是，那些孩子的父母非但不怪罪斯克雷托大夫，而且還很感激他。他們認為，老天有眼，為了報答斯克雷托大夫，就連孩子也長得像他。也就是說，在孩子的父母正不知如何感謝給他們孩子的斯克雷托大夫的時候，恰好發現孩子居然有點像大夫，這真是再好不過的一種感謝！

昆德拉在他的另一本書裏給我們講述了一個真實的荒誕故事。一位捷克學者到英國訪問，回國後卻被當局定為英國的間諜，這位學者極力辯解，說自己不是英國間諜，卻拿不出任何證據。而官方也拿不出確切的證據。也就是說間諜成了他假定的身份，他就像一頂帽子扣在他的頭上。他極力想擺脫這一虛假的身份，他也想過承認自己就是間諜，但等著他的肯定是沒完沒了的人身迫害。最終，這位學者因恐怖和無奈，走進了這一虛假的身份當中去，他真的叛逃去了英國。而官方則欣喜地認為自己的情報異乎尋常地準確。這一荒誕的事件不是小說家的杜撰，但它酷似虛構的這一特性說明荒誕不僅是藝術的事情，它已經成了我們周圍發生的真實事件，說不定哪一天，你我都可能成為荒誕事件的主角。

在這裏我本不想列舉太多的荒誕故事，我隻想籍此說明這樣一個觀點：荒誕是人類在二十世紀中最偉大的精神發現，它為我們能重新審視眼前這個人類居住了幾千年的世界時提供了嶄新的視角。它的發現為我們一度貧乏的精神生活注入了活力，使我們重新活得有滋有味。遺憾的是，中國文學界並沒有產生哪怕一丁點的荒誕作品——甚至連作品中的一個情節也沒有。是我們的作家沒有覺悟到荒誕？還是他們根本就沒有這方麵的才能？總之，迄今為止我沒有讀到一篇這方麵的作品。這使我們的文學在很長的一段時期內都缺乏吸引讀者的東西，讀者也就有理由把閱讀的精力放到其它方麵。我們的文學家還有什麽理由抱怨日趨縮小的讀者群呢？

就在我開始懷疑中國作家文學才能的時候，我讀到已故作家王小波的文字。他在記述他留學時的文字中提到過這樣一則故事：一個非法移居美國的中國人，同一位同樣是非法移居到美國的南美人結了婚。中國人不會講西班牙話，南美人不會講中國話，他們倆又都不會講美國話。但做那種事的語言卻是共同的，於是他們接二連三地有了孩子。因為孩子是母親帶大的，中國人回到家裏，看到一家人嗚哩哇啦地用自己聽都聽不懂的話交談，他這個一家之主居然成了可悲的局外人，一股無名之火騰地而起，拉過一個一頓飽打。然後在打人的快意中再度傾聽那嗚哩哇啦的鳥語，真是快慰。

我提及這段文字旨在說明中國作家並不缺乏發現荒誕的眼光，但為什麽就沒有表現荒誕的能力呢？我們曾經經曆過一個充滿了荒誕的時代——文化大革命，如果有誰說那不荒誕，那他就大錯特錯了。我曾經看到過一個真實的文革故事，講的是東北某地革委會主任違反了交通規則，警察判他在一定的時間內必須跳忠字舞上班，這是一種什麽樣的處罰？革委會主任竟欣然允諾。於是，在一個清晨，大街上上班的隊伍中就出現了一個且舞且蹈的人，沒準他的嘴裏還唱著：“敬愛的毛主席，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愛看熱鬧的中國人竟然對這一怪現象熟視無睹，舞蹈者本人也沒有覺得有什麽丟人現眼的。這一切都被看作是再正常不過的，何等的荒誕！像類似的事件在那個年代俯拾即是，但我們的文學家也像那天早上上班的人一樣見怪不怪了。寫到這裏我的心裏湧上澀澀的酸楚，眾所周知，文革以後，文壇上流行的傷痕文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之類的作品，在這些文學熱中作家從來沒有認真地思考過，我不得不相信，我們的作家缺乏對荒誕的自覺，這種缺乏正是基於他們太在意個人的得失、個人的遭遇、個人的寵辱，而把一個民族經曆過的苦難與挫折置於腦後。實在是可悲可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