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園落辮 (圖)

 　　　　　　　張園落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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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首先告別清朝，剪掉了中國第一根辮子？辛亥革命中的這項商標權，廣東人和上海人有得一爭。 廣東南海人馮自由說，他的父親最先剪掉辮子。馮鏡如先生在日本的通商口岸橫濱辦了一家印刷店“文經活版所”。1895年，“甲午之戰，旅日華僑多避難返 國。及馬關和議既成，僑商漸次東渡，餘父仍有戒心。以生長香港， 遂剪辮易服，求英國領事保護營業。旅日僑商之解除辮發者，實以餘父為嚆失。”馮自由在1896年14歲的時候加入了“興中會”，後來做了孫中山的秘書。同 樣根據馮自由的回憶，孫中山是在第二年（“乙未”）在橫濱的馮家割斷辮子的。
　　是的，中國最早的剪辮者，是廣東人。甲午戰爭前，大清國民還能為自己腦後的這根辮子自豪。這根辮子，和清朝的黃龍旗一樣，是中國人的象征，或許還是來 自文明國度的象征。十九世紀被販到舊金山的華僑們至死還拖著辮子， 生怕因為活著吃過美國飯，死後翹不成辮子，成不了中國鬼。泱泱大清被蕞爾日本打敗後，這種文化上的自信徹底毀滅了。馮鏡如在自己的店鋪前，掛起了英國旗 幟，穿起了西裝，剪去了辮發。有些精明實際的廣東海外商人，開始改變自己的身份認同感。他們仍然還是中國人，但不再承認自己是大清國人。把“中國人”和 “大清人”分開的做法，在當時很困難。這一群“名教叛徒”的傳聞，傳到國內，個個被視為江洋大盜。孫文的“文”字被加上了三點水，記為“孫汶”。
　 　但是，上海人還是可以爭辯說：中國第一根落地辮子，落在上海。1900年7月26日下午，浙江餘杭人，中年學者章炳麟到上海滬西的張園開會。當天到會的 有滬上“名流”八十餘人，有退隱的高官文廷式、馬相伯，有曾國藩的大幕僚容閎，還有知名學者嚴複、宋恕。會議主持者是活躍在上海、武昌、廣州和日本的湖南 政務活動家唐才常。當天他們組織了一個“中國議會”，準備以上海為基地，武漢為前線，湖廣為策應，組織南方軍隊，北上拘押慈禧太後，把光緒皇帝營救出來。 然後推翻滿清，建立漢人執政的君主立憲國家。
　　會上，章炳麟同意在上海發動“革命”和“反滿”，但堅決不願再與光緒皇帝共戴一天。革命務必徹底，反滿從頭到腳。33歲的章炳麟，漢學大師俞曲園的學 生，當時是上海《亞東時報》的主筆。學問固然一流無匹，性格也是獨立不羈，惟資曆卻是不厚尚淺。可能由於一腔的激情無法傾訴，也可能因為人微言輕不受重 視，他急了。他返身找來一把杭州剪刀，舉手“哢喳”，當時當地，在會場二百多人的驚諤盱籲中，中國第一根辮子落地。
　　章太炎生於吳越之地的魚米之鄉，體內卻是流著一腔燕趙古人才慣有的熱血。看他留下的相片，不笑的－清末民初人拍照片，除了妓女，很少有笑的。中國人拍照時，Say cheese，說“茄子”是本世紀稍後的事情。臉上那南方的柔韌細膩和北方的
　 　豪邁剛毅，鑄成了他一副典型的“南人北相”，一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狂狷任俠。這樣性格的人物，明清的江南，前有顧亭林炎武，後有周樹人魯迅。一個 是章炳麟的精神導師，一個是他的學業門徒。顧炎武、章太炎、魯迅這樣的性格，在江浙籍貫的人群中真的少見，好象是屬於“另類”，抑或“異類”，稱為“強頭 倔腦”。章太炎更過分，他還得有一個“章瘋子”的綽號。魯迅在《關於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說他老師“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誌，終不屈繞者，並世亦 無第二人。”章太炎是清末學人中的第一智勇者，這應該沒有問題。
　　江南繁華之地，江蘇、浙江、安徽，在中國古“九州”中屬揚州，史書上常有“揚州近水，民風柔弱，生性輕揚”的說法。通常的江南浙北之人，文弱儒雅者有 之，輕薄浮滑者有之。江浙人確實許多“小市民”、“小文人”，北方固然不少舍身捐軀之勇士。但是，誰也不能輕視江南。中國近代真正的大智大勇之匹夫，慷慨 悲歌之豪傑，還是多出於江南，不信你去數。明末王思任就說過：“吾越乃報仇雪恥之鄉，誹藏垢納汙之地也。”
　　細究起來，章炳麟的辮子確實還應該算是中國第一根落了地的辮子。馮鏡如、孫中山的辮子，落得固然早，但落在日本，不落在中國本土。可以這樣說：落在日 本橫濱的，是中國人第一根落地辮子；落在上海張園的，是中國第一根落地辮子。還有，在日本剪辮子，離清朝遠，剪辮子隻有好處，沒有風險，還有一些為做生意 考慮的便利之處。象1900年 的章炳麟這樣，在上海的租界裏，在清朝官員的鼻子底下剪辮子鬧革命，需要更大的勇氣。沒有了辮子的章炳麟，頭上少了東西，在上海馬上成為突現出自己是異 類，到處受到捕快的追捕。上海又不能住了。二年前，戊戌變法失敗後，他也受到過牽連，躲到了台灣。1900年的冬天，他潛回杭州老家，還是有人追來。結果 正月初一，他不得不“避之僧寺”，和老和尚一起，念著佛經，度過了他的世紀之年。
　　中國曆史似乎有一個官定的儒家“三段論”：大前提：中國是一 個文化帝國；小前提：帝國統治需要中央意識形態；結論：帝國的皇帝和官員，有責任努力把原本屬於個人、族群、社區和地域的文化，改造成劃一的中央意識形 態。清初的意識形態問題是頭發。頭發的長短和式樣，在清初絕不是單純的個人問題，而是一個立場分明，關係江山千秋，永不變色的路線問題。
　　明朝 人留的是短發，束發髻，盤在頭頂。南方天熱，窩酥。男人常出汗，頭要常汰，用香草汰。汰頭沐浴後，振衣焚香，躺在後花園竹塌上撫琴吟詩，象煞有介事。然 而，中國這麽大，風俗本難同。清朝從大漠以北來，天冷，少汗少浴，編辮子留著，自然方便。但他們統治南方後，也要求大家把腦門前的一塊頭發剃掉，然後把後 麵的部分編起辮子來。否則，“留發不留頭”，不是酷，是殘酷。“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清朝為建立這個意識形態，曾經在江南殺了多少人。江南人為保住 自己頭上的漢人標誌，曾經流了多少血。讀曆史書的人會奇怪，明末的江南人為什麽會如此地固執於自己的頭發，以致一反曆來柔順隨和的民風，以死相爭。其實不 怪。因為清朝要建立的是統攝一切的意識形態，它要改變原有文化的所有結構，讓傳統人無法生活。
　　傳統的力量確實強。從1644年南方人不肯剃發留辮，到1900年大多數的南方人不願剪辮，這就是傳統的力量。清朝的二百六十七年統治，漢人也習慣了 辮子，沒了反而不舒服。辮子，成了新的傳統。1911年以後，北京學術界還有兩根最有名的辮子。一根掛在從外國回來的南洋人辜鴻銘腦後，另一根在章炳麟的 臨縣大同鄉、海寧人王國維身上。他們都把辮子 看作是經過自己認同了的文化象征。
　　意識形態是一種滯後的保守力量，它會在崩潰後還殘留人心許久。不但有讀書人舍不得剃發留發，情況在上海的平民當中也一樣。章炳麟的第一根辮子落在張園 後，上海轟動了。隨後的十年裏，辮子又一次成為南方人的心理情結。情緒亢奮的年輕人，用剪辮子來表示自己的開明。江南不少青春期的反叛青年，為了躲家鄉的 煩悶，村姑的乏味，到上海軋洋場鬧猛，隨便就把辮子剪了。從上海到內地，從南方到北方，中國人的辮子紛紛落地。大清王朝，無可奈何花落去。但是，剪掉了辮 子，換不掉腦子。清朝老大帝國的舊觀念，很多還留在舊臣民的心中。清末有種無辮之人，混在上海租界，弄一份洋行差事，不時冒幾句革命新名詞，既不守中國禮 儀，又不懂外國規矩，被稱為“假洋鬼子”。他們還真不如特立獨行，拖著辮子的辜鴻銘、王國維。這種人，真是 “無辯之人”。
　　1911年前十年的上海，假辮子逐漸成為走俏貨。南市的假發店，蘇州人開的，原本隻作女人的生意，忽然家家改做男人的假辮子。 “義發”，和“義乳”、“義齒”、“義鼻”放在一起賣，都是假貨，假真貨。中文裏把“假”說成“義”，真是絕妙。“幹兒子”稱為“義子”，如果稱為“假 子”，多無趣。“義發”的顧客們多是北市來的洋行買辦，他們去內地置辦貨物，需要打扮。還有留學回國，路過上海回家探親的公費留學生，回家鄉，向縣太爺報 到，也要有根假辮子。辮子生意，真的火。說到底，辮子不過就是個文化符號，你不把它當真的話，它一點也不真。
　　中國的老百姓，其實是懶得革命的。不到山窮水盡，不會揭竿而起。中國人對某朝某姓態度，就象小娘初嫁一樣，總希望從一而終。中國人和歐洲人還有一個很大的不同。中國人一直分不清 楚民族與國家、王朝、政府之間的區別。十八世紀的法國人，已經會把法蘭西民族，與法國國家、波旁王朝、路易國王和內閣政府分得清清楚楚。一個法國人，自豪 的時候一定自稱是“法蘭西人”，不會說是“波旁朝人”。因為“國家”和“王朝”，不是一個概念。中國人就不一樣。“中國人”的概念，總是和王朝依附在一 起。清朝中國人稱自己是“大清朝人”，就象漢代以後，中國人自稱“漢人”，唐代以後，中國人又有稱為“唐人”的。清末的上海人、南方人之所以要革清朝的 命，實在是因為北京的統治太不象話。
　　1900年的張園故事，還有一個細節值得一提：章太炎剪辮子時非常衝動。他不但割去了辮子，還甩掉了身上的馬褂。馬褂，這也是滿人入關後強加給漢人的 一件標誌。上海的六月天，華袞的士紳也是輕裝簡服。章太炎脫了外衣，就是赤膊短褲，一時沒有合適的衣服換。跑到街上的“章瘋子”，租界“紅頭阿三”即使不 是為了他的半截頭發，就因為在街上赤膊走路，就可以關他進老閘巡捕房。倉促之間，“章瘋子”穿上朋友剛買來的 一套西裝－“會執友以歐羅巴衣笠至，乃急斷發易服。”“立正朔”、“建國號”、“易服飾”，曆來是改朝換代的大事，馬虎不得。“革命文豪”、“民國元勳” 的章太炎卻是臨時穿起借來的西裝與滿清帝國告別的。這正好象征著說：二十世紀的中國，變了。變得世界化，國際化，變得不再是帝國，同時也變得倉促慌亂，中 國人的內心失了主張。
　　孫中山、章炳麟是中華民國的“國父”，“開國元勳”。他們是二十世紀中國社會生活的主要設計者之一、二，至少表麵上是這 樣。“三民主義”、“軍政、訓政、憲政”、“政黨政治”、“府院製”等等，新中國的國體、政體，很多是這兩位先驅參與設計的。廣東人孫中山、浙江人章炳 麟，他們長期在上海活動：“中華民國”的國號是章太炎在他上海書齋裏擬定的；《建國方略》的大綱是孫中山在他的上海寓所裏寫就的，中國人的新國服“中山 裝”是孫中山在上海南京路奉幫裁縫店“榮昌祥呢絨西服號”定製的。“中華民國”代替了“大清國”，“中山裝”取代了“旗服”，這些中華民族新的共戴，都是 在上海租界誕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