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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

(2012-04-10 11:10:54) 下一個

瞿秋白

瞿秋白   
瞿秋白

瞿秋白(1899.1-1935),江蘇常州人,散文作家,文學評論家。他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馬克思主義者,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上海大學原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在國共合作的背景下,把上大建設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民族振興輸送了一大批棟梁之才。1935年2月在福建長汀縣被國民黨軍逮捕,6月18日慷慨就義,時年36歲。

中文名:瞿秋白
別名:瞿霜,瞿爽,瞿雙
國籍:中國
民族:漢族
出生地:江蘇常州
出生日期:1899年1月
逝世日期:1935年6月18日
職業:革命家,理論宣傳家,文學家
畢業院校:北京俄文專修館
信仰:馬克思主義
主要成就:中國共產黨早期領袖之一
翻譯《國際歌》
參與建立上海大學,培養大批棟梁
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奠基者之一
代表作品:赤都心史》,《餓鄉紀程》,《多餘的話
配偶:原配:王劍虹 繼任:楊之華

人物生平

  瞿秋白,又名瞿雙,祖籍宜興,曾兩度擔任中國共產黨最高領導人(1927年7月~1928年7月,1930年9月~1931年1月)。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傑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

參加五四運動

  1917年春,瞿秋白隨同堂兄純白北上到北京。原本秋白要報考北京大學,但付不起學膳費,參加普通文官考試未被考取,於是考入外交部辦的“不要學費又要出身”的俄文專修館,學習俄文。1919年5月4日,性格內向的瞿秋白參與了五四運動,加入了李大釗張嵩年發起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會。6月3日參加上街演講活動,反動當局逮捕了包括瞿秋白在內的一百七十八人,關押於北大法科校舍臨時改的拘留所。6月8日迫於各界壓力釋放全部學生。8月23號,瞿秋白和各地學生代表集聚新華門抗議“馬良禍魯”被警察廳逮捕,8月30號迫於全國愛國運動的壓力,釋放了全部請願代表。

俄國東方大學助教

  1920年8月,瞿秋白被北京《晨報》和上海《時事新報》聘為特約通訊員到莫斯科采訪。1921年6月22日,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舉行。7月6日,是瞿秋白永遠難忘的日子,他在安德萊廳見到了偉大的革命導師列寧,並在會間進行了簡短的交談。11月7日,俄國十月革命節四周年,瞿秋白在莫斯科第三電力勞工工廠參加工人的紀念集會,又一次見到了列寧,並聆聽了他的演講。1921年秋,東方大學開辦中國班,瞿秋白作為當時莫斯科僅有的翻譯,進入該校任翻譯和助教,中國班單獨編一班,該班學生有劉少奇羅亦農彭述之任弼時柯慶施王一飛肖勁光等,瞿秋白講授俄文、唯物辯證法政治經濟學,並擔任政治理論課翻譯。1921年5月由張太雷介紹加入共產黨,當時屬俄共黨組織,1922年春,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1922年底,陳獨秀代表中國共產黨到莫斯科,瞿秋白擔任他的翻譯。

上海大學教務長

  1922年12月21日,受陳獨秀邀請,離開莫斯科啟程回國工作。 於是瞿秋白於1923年1月13號回到北京。1923年2月,瞿秋白部分翻譯《論列寧主義基礎》。為了更好地傳播列寧主義,瞿秋白翻譯了斯大林著作《論列寧主義基礎》中的《列寧主義概述》部分,同年4月22日在《新青年》第1號上發表。在此之前,瞿秋白還撰寫了許多介紹列寧、共產國際綱領與策略、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等方麵的文章。1923年夏,於右任鄧中夏創辦上海大學,瞿秋白亦到上海大學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瞿秋白也在1923年8月撰寫發表了《現代中國所當有的“上海大學”》,為上大的發展製定了宏偉的規劃。他們設想把上大辦成為“南方的新文化運動中心”,並著手製定學校章程、整頓師資隊伍、貫徹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方針、提高教學質量以及建立共產黨基層組織等項工作。同時,瞿秋白兼管中共宣傳工作,擔任季刊《新青年》的主編,同時主編中央的另一機關刊物《前鋒》,參加編輯《向導》。

國民黨一大候補執行委員

  1923年底,瞿秋白參與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草案的起草。宣言確立了 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新三民主義政策。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開幕,瞿秋白在大會上當選為國民黨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經常奔波上海廣州之間,負責處理兩黨合作問題。1924年7月,根據孫中山建議,國民黨中央設立政治委員會,孫自任主席,瞿秋白當選為5人委員。這一時期,瞿秋白同時還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份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指導工作。同時還擔任上海國民黨機關報《民國日報》的編輯工作。擊退國民黨右派反共逆流。

中共政治局委員

  1925年1月起,瞿秋白先後在中共的第四、五、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局委員和中央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領袖之一。5月30日,“五卅慘案”發生,瞿秋白同陳獨秀、蔡和森李立三惲代英、劉少奇等領導了愛國反帝運動。6月4日,瞿秋白負責主編出版了我黨第一張日報《熱血日報》,報道上海和全國人民反帝鬥爭的消息。1926春病重住院,抱病寫《俄國資產階級革命與農民問題》一書。

八七會議後主持中央工作

  1927年2月7日,自編《瞿秋白論文集》。同月22日,上海工人發動第二次武裝起義,瞿秋白趕到拉斐德路暴動指揮所參與領導起義。當晚,出席中央和區黨委聯席會議,連夜起草《上海二月二十二日暴動後之政策及工作計劃意見書》,提交中央特別委員會。2月25日至3月2日,出席中央特別委員會會議,討論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問題,提出了重要指導意見。3月從上海到漢口,負責第五次代表大會事宜。4月11日,為毛澤東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寫序。4月27日-5月9日,中共五大召開,在第一天陳獨秀做中央報告後,第二天瞿秋白便散發《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尖銳的批評了陳獨秀等以及共產國際為代表的右傾計劃主義錯誤。瞿秋白當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並任政治局常委。
  1927年7月12日,共產國際指令改組中共中央的領導,陳獨秀被停職,由張國燾臨時代理主持中央工作。7月13日,瞿秋白和鮑羅廷秘密前往廬山,一是商討中共中央的領導改組問題,一是計劃武裝暴動。下旬瞿秋白回到武漢,參加了7月25日召開的中央常委擴大會議,討論同意了南昌舉事的提案。8月1日,南昌起義終於實現。8月7日,新來到的共產國際代表羅明那茲主持召開會議(八七會議),正式 將陳獨秀(缺席)免職,並指定瞿秋白擔任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主持中央工作,成為繼陳獨秀之後,中國共產黨第二任最高領導人。八七會議中國共產黨曆史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它在中共革命的危急關頭,堅決的糾正和結束了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確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在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的近一年期間(1927年7月-1928年5月),發生了南昌暴動,廣州暴動,以及秋收暴動。瞿秋白的領導方式與強勢作風的陳獨秀不同,隻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對組織和軍事完全放權。但11月在上海召開的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發展了八七會議以來“左”的情緒,形成左傾盲動錯誤。12月廣州起義的失敗使瞿秋白等中央領導人有所覺悟,及時發現糾正了左傾盲動錯誤,並在1928年3、4月間的臨時常委會上作了自我批評,在實踐中基本結束了全國範圍內的左傾盲動錯誤。

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

  1928年5月中旬,瞿秋白抵達莫斯科。6月,瞿秋白在莫斯科郊外的茲維尼果羅德鎮主持召開中共六大,“六大”之後,瞿秋白繼續留在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團團長兩年時間,實際在國內直接領導中共的是李立三和向忠發。但1927年夏,米夫、王明一夥捏造了“浙江同學會”事件。1929年夏,王明一夥利用聯共反右清黨運動,掀起中山大學風潮。他們先是舉行“十天會議”形成“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在王明的帶領下喧囂、起哄、謾罵,使用一切卑鄙手段攻擊中共代表團,將右傾和左傾的帽子一切扣到瞿秋白頭上,導致秋白的三弟景白的“失蹤”。1930年春在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支持下,瞿秋白被撤銷了中國共產黨駐莫斯科代表的職務,攜妻子離開蘇聯回國,8月26日回到上海。在9月底召開六屆三中全會,批判立三冒險主義路線。但由於瞿秋白“沒有認出立三路線和國際路線的根本不同”,對立三路線的批判不夠徹底,於是1931年1月7日在米夫操縱下在上海召開了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不僅開除了李立三的中央委員,瞿秋白也被解除中央領導職務。至此米夫達到了控製中共中央的目的,而野心勃勃的小人王明也一步登天,6月向忠發叛變後成為代理總書記,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後,由博古秦邦憲)接任臨時中央總負責人。

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

  此後瞿秋白留在上海養病(肺結核),進行文藝創作和翻譯,與茅盾魯迅來往結下深厚友誼,領導左翼運動。193 4年1月7日,瞿秋白奉命離開上海,於1934年2月5日,瞿秋白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瑞金,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委會委員、人民教育委員會委員、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長等職。紅軍決定長征後,瞿秋白雖然幾經要求隨軍長征,但還是被留在即將淪陷的瑞金

從容就義

  1935年2月24日,瞿秋白在向香港轉移途中,在福建省長汀縣濯田鎮水口村小逕被地方反動武裝保安十四團鍾紹葵的部隊俘獲,關入上杭監獄。由於叛徒指認,身份被識破,於5月9日被押解到長汀。在被押期間(5月23日),瞿秋白寫下了《多餘的話》,表達其由文人從政曲折的心路曆程。6月18日晨,寫完絕筆詩,神態自若緩步走出囚室,到中山公園涼亭前拍照,留下最後的風采。用畢酒菜,從容走向刑場,沿途唱俄文《國際歌》《紅軍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到達羅漢嶺,選一草坡坐下,對劊子手微笑點頭說:“此地甚好!”飲彈灑血,從容就義。年僅三十六歲。
  一位臨場記者這樣報道瞿秋白就義時的情景:1935年6月18日,福建長汀。瞿秋白來到中山公園,“至中山公園,全園為之寂靜,鳥雀停息呻吟。信步至亭前,已見小菜四碟,美酒一饔。彼獨坐其上,自斟自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半乃言曰:“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我們共產黨人的哲學就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瞿秋白說罷此話,坦然正其衣履,到公園涼亭前拍了遺照———他背著兩手,昂首直立,恬淡閑靜之中流露出一股莊嚴肅穆的氣概。
  瞿秋白在刀兵環護下,慢步走向刑場。刑場在長汀西門外羅漢嶺下蛇王宮養濟院右側的一片草坪,距中山公園二華裏多。倘是怕死的人,不要說步行兩華裏,就是二十米也無法走,恐怕是要被人拖行的。
  瞿秋白手挾香煙,顧盼自如,緩緩而行。繼而高唱國際歌,打破沉寂之空間。到了羅漢嶺下,他自己找了塊空地麵北盤足坐下,回頭看了看行刑者說:“此地甚好”,接著飲彈灑血,從容就義。

革命影響

  二十年代的中國,處於空前的革命高潮中,它向人們展現了一副異常雄偉壯觀的曆史畫卷。中國共產黨集合了一大批意氣風發、才華橫溢的年輕人,如毛澤東、周恩來彭湃、蔡和森、張太雷、鄧中夏、惲代英、蕭楚女、羅亦農、劉少奇、向警予等等,他們猶如璀璨群星,光華奪目,而瞿秋白正是這絢麗群星中耀眼的一顆。他以自己的思想理論和革命實踐奠定了他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偉大的馬克思主義、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曆史地位。
  瞿秋白的哲學著作是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史上和中國無產階級哲學思想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裏程碑。
  1945年4月20日,毛澤東主持作出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6屆7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在1955年,中共中央將瞿秋白同誌的骨灰遷葬北京八寶山烈士公墓。瞿秋白故居,於1982年3月25日由江蘇省人民政府公布為江蘇省文物保護單位。經中國中共中央宣傳部批準。於1985年6月18日瞿秋白50周年紀念日正式對外開放。紀念館門樓下的金字橫匾“瞿秋白同誌紀念館”係鄧小平書寫。基本陳列《瞿秋白生平事跡展覽》在西院,《瞿秋白故居陳列》在東院。並推出《紀念瞿秋白書畫展》等專題陳列。編輯出版了《江南一燕》和《瞿秋白研究》(叢刊),編印了《瞿秋白研究信息》,是紀念瞿秋白、學習瞿秋白、宣傳瞿秋白、研究瞿秋白的重要基地。

瞿秋白在中共黨史上留下6個“第一”

  一、他是中國報道十月革命後蘇俄實況的第一人。
  二、他是中國用文藝體裁描寫列寧風采的第一人。
  三、他是中國完整譯配《國際歌》詞曲的第一人。其中“因特納雄納爾(Internationale)”就是根據音譯過來的,並一直沿用至今。
  四、他創作了歌頌中國工農革命的第一首歌曲。1923年,瞿秋白作《赤潮歌》,熱情地歌頌了工農革命。
  五、他創辦了我黨第一張日報。1925年6月4日,瞿秋白在上海創辦了《熱血日報》。他是主辦人,也是主要撰稿人。
  六、他是係統地給中國讀者介紹馬列主義文學藝術理論的第一人。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瞿秋白

  告訴你一個真實的瞿秋白
  ——瞿秋白的疏離感
  人之相知,貴在知心。
  ——李陵《與蘇武書》
  緣起
  朱夫子——朱熹先生的大名,現在已經很少有人知道了,即便知道的,也極少有人讀他的書了。但是,在1905年清廷廢除科舉考試以前,幾乎每一個讀書都知道他,而且還都讀過他的書,因為朱熹著的《四書集注》是那時候的標準教科書。後來,民國時候有一個著名的哲學家牟宗三先生,他評價《四書集注》說,朱熹注釋的《大學》很好,但是,他注釋的《論語》《孟子》和《中庸》卻不怎麽樣。牟宗三先生說,這原因是:朱熹的頭腦和《大學》相應,而與其他三本書卻不相應,所以《大學》注釋得好,而另外三本書卻注釋得不好。我今天寫這篇《瞿秋白的疏離感》就是覺得自己的頭腦和瞿秋白有些相應,雖然也並不是全部相應。
  早年間,讀過梁衡先生寫的一篇關於瞿秋白的文章,叫《覓渡,覓渡,渡何處?》。現在,又重新讀過一遍,竟不能卒讀。古人說“人之相知,貴在知心。”梁衡先生把“革命家”、“文學家”等頭銜箍在瞿秋白頭上,我想他地下有知也不會同意的吧。於是,便不得不說一句:“阿彌陀佛,罪過,罪過!”對於寫作這篇文章,我有唐朝那個“苦恨年年壓金線”的貧苦女子的那點自負:
  敢將十指誇針巧,不把雙眉鬥畫長。
  此為緣起雲爾。
  一《多餘的話》
  瞿秋白一生所創作的作品中,從開始就被人們記得,而且到現在還被人們爭論著的,無疑當屬那篇《多餘的話》了。“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這句話不是還在現在的“小資”們的口中流傳嗎?
  它曾經被認為是國民黨反動派偽造的,以便達到汙蔑堅貞的共產黨員瞿秋白同誌的。首先是,國民黨站出來說,瞿秋白的文筆是沒有任何人可以模仿得了的。後來,周恩來說他見過《多餘的話》的手跡,確是出自瞿秋白之手。終於,人們不得不承認,它確是瞿秋白的遺書。
  它又曾經被當作瞿秋白變節的口供。所以,在文革中,他的第二任妻子楊之華也遭到連累。
  現在,它又被人看作是瞿秋白頑強鬥爭的一生的曆史記錄,而且把瞿秋白奉為革命英雄。至少,梁衡先生是這麽認為的。但是,瞿秋白卻親自說過:“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看來,梁先生的觀點有些不妥。
  其實,《多餘的話》——當然,它並不多餘,沒有它,我們就根本不能認識真實的瞿秋白——就是瞿秋白“變節的口供”,也不是他“頑強鬥爭的一生的曆史記錄”,這隻是瞿秋白對他身上存在著的揮之不去而且是愈來愈分明的一種疏離感的自白。
  因為“可與知者言,難與不知者道”的緣故,所以人們對這篇文章至今還爭論不休。
  疏離感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瞿秋白的這種疏離感並不是他在被捕之後才有的,而是很早之前就有的,我們簡直可以用“源遠流長”來形容。因為起始的時候,隱約難見,不免為人們所忽略,就是瞿秋白他自己,也許也沒有清楚地意識到吧。
  早在一九二三年的八月,還在上海大學任教並擔任教務長兼社會學係主任的瞿秋白寫了一篇叫做《新宇宙》的短文。這是一篇看似很簡單的短文,因為裏麵隻是翻譯了德國女社會主義革命家羅莎·盧森堡在監獄中寫的《獄中書簡》中的兩篇。可是,時隔多年之後,我們去驚奇地發現:在這篇短文中,羅莎·盧森堡在這兩封信中所表達的觀點,竟然和瞿秋白在《多餘的話》中所表達的觀點驚人得相同。因此,我們不得不相信,當年瞿秋白選譯這兩封信絕不是偶然。
  下麵是羅莎·盧森堡寫給她的女朋友的第一封信,來自瞿秋白的《新宇宙》:
  蘇納池嘉(蘇菲亞的小名,羅莎·盧森堡的女友),你知道吧?——我們歐戰之後做什麽?我們通到南邊去。我知道你天天幻想和我同到意大利去旅行,這是你的心願。我卻想同你到郭爾斯(La Corse)去。這地方比意大利更好。你在那裏簡直可以忘掉歐洲。你想想:一個廣闊古奧的遠處,圍著有棱有角的山巒丘陵,灰色的原野顯露著,這下麵蓬勃的橄欖桂栗。這種景物之上,儼然有非人間的寂靜,——沒有人聲,沒有鳥語,隻有石澗和著嶺風嗚咽。即使偶然看見人,亦是和著四圍環境恰恰相稱的。忽然在山崖轉角可以看見一群一群的家畜。郭爾斯人不像我們的農民,向來不成群結隊的遊行,而是同著家禽或家畜。前麵總有一隻狗,後麵總有一群群的山羊或家鹿,馱著一袋袋的栗子,之後亦是大大的回教師傅,還有兩隻腳垂在一邊,手裏抱著小孩的女人,端端正正坐在他肩上。(注:“他”指誰?不可解。)女人坐得挺直,一動不動好像杉樹似的。旁邊短短胡須是男人一步一步大踏步的走著。兩個人都默然不語。你可以鞠躬致敬,這是一種神聖的家庭。這種景象往往如此的深感動我,使我無意識之中要跪倒於此真正的美之前。那地方聖經和古世界還是活著。我們一定要同去,——我一人所曾經享受的,咱們同享一次。步行可以走盡全半島;每天易地而宿,每早日起(注:疑為“每日早起”)。這種生活對著你微笑嗬!我若能示你以這新宇宙,我多快活……
  多看看書。你應當,而且你能夠在精神上充分營養自己。你還非常之新鮮,非常之年青活潑。唔!信是寫得完的。祝你安寧喜樂。
  你的羅莎
  從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羅莎·盧森堡對她周圍的世界的疏離。而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不是也說過相同的話嗎?
  我每每幻想著:我願意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當一個教員,並不是為著發展什麽教育,隻不過求得一口飽飯罷了。在餘的時候,讀讀自己所愛讀的書、文藝、小說、詩詞、歌曲之類,這不是很逍遙的嗎?
  這種對周圍世界的疏離,更主要的表現為一種要遠離某個地方的疏離。羅莎·盧森堡要同著她的朋友到郭爾斯去,而瞿秋白要同著他的愛人到“隨便一個小市鎮”去。
  除了這種在地理位置上的疏離感,他們對周圍的人,甚至對他們的同誌和他們的職業同樣也有一種疏離感。在《新宇宙》中,羅莎·盧森堡的第二封信的這樣說的:
  你知道罷?——有時候我覺得我不是真人,而是人形的鳥或獸。在園隅,田隴,露天之下,綠草之上,我覺得比在什麽議會之中反有更“得其所哉”的感想。我對你是可以說的,你決不以為這是對社會主義變節的朕兆。……然而我心靈上與我的蚱蜢反相親近,與我的同誌卻要疏遠。這亦不是像許多精神破產的政治家,隻能在自然界裏找著他們遁世退息之所。這正相反:——我在自然界之中刻刻看見許多殘忍可恨令我心痛的現象。……然而
  而在《多餘的話》中,瞿秋白不是又說過相同的話嗎?他在這篇文章中多次提到,現在抄錄如下:
  當時(注:一九二七年七月到一九二八年五月),我的領導在方式上同獨秀時代不同了。獨秀是事無大小都參加和主持的。我卻因為對組織尤其是軍事非常不明了,也毫無興趣,所以隻發表一般政治主張,其餘調遣人員和實行的具體計劃等,就完全聽組織部軍事部去辦。那時自己就感覺到空談無聊,但是一轉念要退出領導地位,又感到好像是拆台。這樣,勉強著度過了這一時期。
  一九二八年六月間共產黨開第六次大會的時候,許多同誌反對我,也有許多同誌讚成我。我的進退成為黨的政治主張的聯帶問題。所以,我雖然屢次想說“你們饒了我吧,我實在沒有興趣和能力負擔這個領導工作了”。但是,終於沒有說出口。當時形格勢禁,舊幹部中又沒有別人,新幹部起來領導的形勢還沒有成熟,我隻得仍舊擔著這個名義。
  ……
  我自己忖度著,像我這樣的性格、才能、學識,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確實是一個“曆史的誤會”。我本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後還是“文人積習未除”的。對於政治,從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漸減少興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實在完全沒有興趣了。工作是“但求無過”的態度,全國的政治情形實在懶得問。一方麵固然是身體衰弱,精力短少,而表現十二分疲勞的狀態;別的方麵也是幾十年為著“顧全大局”勉強負擔一時的政治翻譯、政治工作,而一直拖延下來,實在違反我的興趣和性情的結果。這真是十幾年的一場誤會,一場噩夢。
  ……
  當我出席政治會議,我就會“就事論事”,拋開我自己的“感覺”專就我所知道的那一點理論去推斷一個問題,決定一種政策等等。但是,我一直覺得這工作是“替別人做的”。我每次開會或者做文章的時候,都覺得很麻煩,總在急急於結束,好“回到自己那裏去”休息。
  ……
  正因為我的政治上疲勞倦怠,內心的思想鬥爭不能再持續了。老實說,在四中全會之後,我早已成為十足的市儈――對於政治問題我竭力避免發表意見。中央怎麽說,我就怎麽說,認為我說錯了,我立刻承認錯誤,也沒有什麽心思去辯白。說我是機會主義就是機會主義好了,一切工作隻要交代得過去就算了。我對於政治和黨的種種問題,真沒有興趣去注意和研究。
  ……
  但是我想,如果叫我做一個“戲子”――舞台上的演員,到很會有些成績,因為十幾年我一直覺得自己一直在扮演一定的角色。扮著大學教授,扮著政治家,也會真正忘記自己而完全成為“劇中人”。雖然,這對於我很痛苦,得每天盼望著散會,盼望同我談政治的朋友走開,讓我卸下戲裝,還我本來麵目――躺在床上去,極疲乏的念著:“回‘家’去罷,回‘家’去罷!”這的確是很苦的――然而在舞台上的時候,大致總還扮的不差,象煞有介事的。
  這樣的疏離感,簡直讓人喘不過氣來。於是,我們便禁不住要問,瞿秋白的梳理感從哪裏來的呢?
  疏離感從哪裏來
  世界上的萬事萬物都是相對的。故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矣。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後相隨。”瞿秋白之所以有疏離感,是源自他自身對於某事或者是某物的親密感。瞿秋白自稱是一個“半吊子文人”,實際他的骨子裏有舊式文人的情懷。我們不妨看看他自己是怎樣說的:
  或者,這不盡是身體本來不強壯,所謂“先天不足”的原因罷。
  我雖然到了十三、四歲的時候就很貧苦了,可是我的家庭,世代是所謂“衣租食稅”的紳士階級,世代讀書,也世代做官。我五、六歲的時候,我的叔祖瞿庚韶,還在湖北布政使任上。他死的時候,正署理湖北巡撫。因此,我家的田地房屋雖然幾十年前就已經完全賣盡,而我小時候,卻靠著叔祖伯父的官俸過了好幾年十足的少爺生活。紳士的體麵“必須”維持。我母親寧可自殺而求得我們兄弟繼續讀書的可能;而且我母親因為窮而自殺的時候,家裏往往沒有米煮飯的時候,我們還用著一個仆婦(積欠了她幾個月的工資,到現在還沒有還清)。我們從沒有親手洗過衣服,燒過一次飯。
  直到那樣的時候,為著要穿長衫,在母親死後,還剩下四十多元的裁縫債,要用殘餘的木器去抵帳。我的紳士意識——就算是深深潛伏著表麵不容易察覺罷——其實是始終沒脫掉的。
  同時,我二十一、二歲,正當所謂人生觀形成的時期,理智方麵是從托而斯泰式的無政府主義很快就轉到了馬克思主義。人生觀或是主義,這是一種思想方法――所謂思路;既然走上了這條道路,卻不是輕易就能改換的。而馬克思主義是什麽?是無產階級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這同我潛伏的紳士意識、中國式的士大夫意識、以及後來蛻變出來的小資產階級或者市儈式的意識,完全處於敵對的地位。沒落的中國紳士階級意識之中,有些這樣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禮讓、避免鬥爭……以致寄生蟲式的隱士思想。完全破產的紳士往往變成城市的波希美亞——高等遊民,頹廢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說得實在些,是廢物。我想,這兩種意識在我內心裏不斷地鬥爭,也就侵蝕了我極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時時刻刻壓製自己紳士和遊民式的情感,極勉強地用我所學到的馬克思主義的理智來創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覺方法。可是無產階級意識在我的內心裏是始終沒有得到真正的勝利的。
  瞿秋白就是因此而對於他後來的工作、事業,甚至是同誌產生了疏離感。而且,這種越來越強烈的疏離感還使他原來感覺親密的也感覺疏離了。
  秋白死了
  疏離感不僅使瞿秋白討厭政治,而且使他討厭自己的文人氣質,連平素所喜歡研究的書籍也不太上心了,連任何的思維都不喜了,甚至,他連自己的生命也不是很吝惜了。
  隻因為六年的“文字因緣”,對於現代文學以及文學史上的各種有趣的問題,有時候還有點興趣去思考一下,然而大半也是欣賞的分數居多,而研究分析的分數較少。而且體力的衰弱也不容許我多所思索了。
  ……
  一隻贏弱的馬拖著幾千斤的輜重車,走上了險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後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實在不能勝任了。我在負責政治領導的時期,就是這樣一種感覺。欲罷不能的疲勞使我永久感覺一種無可形容的重壓。精神上政治上的倦怠,使我渴望“甜蜜的”休息,以致於腦筋麻木,停止一切種種思想。
  ……
  可是,根據我的性格,所形成的與其說是革命思想,無寧說是厭世主義的理智化。所以最早中國鄭振鐸、瞿世英、耿濟之幾個朋友組織《新社會》雜誌的時候,我是一個近於托爾斯泰派的無政府主義者,而且,根本上我不是一個“政治動物”。
  ……
  唉,脆弱的人嗬!所謂無產階級的革命隊伍需要這種東西嗎?!我想,假定我保存這多餘的生命若幹時候,我另有拒絕用腦的一個方法,我隻做些不用自出心裁的文字工作,“以度餘年”。但是,最後也是趁早結束了罷。
  羅莎·盧森堡對政治和她的同誌感到疏離,但她到底因為政治的原因被敵人殺死。她在給朋友的信中是這樣說的:
  你知道,我的人生觀雖是這樣,我正能死於我所應盡天責之處:街市的血戰中或是在這監獄中。
  而瞿秋白卻是在更深刻的疏離感中被敵人槍斃了。但是,死亡對於瞿秋白來說,毋寧是一種解脫,所以在臨死之前,他才會說:“人生有小休息,有大休息,今後我要大休息了。”從此,他便逃離了生前使他無處遁形的疏離感。因此,誰要是把瞿秋白的死也當做那種大義凜然的死,便真的是錯了,雖然瞿秋白也同樣的不怕死。
  最後的吼聲
  瞿秋白沿途唱著俄文的《國際歌》和《紅軍歌》,呼“中國共產黨萬歲”“共產主義萬歲”等口號,從容地走向了刑場。這可以算作是秋白最後的吼聲了。
  瞿秋白對政治,甚至是他的同誌都有一種深刻的疏離感,而對他的信仰,也僅僅是對最後那個光明無比的理想社會還有所期望。因為這個理想的社會,跟他投身革命之前所抱定的“無政府主義”與“和平博愛”不衝突,或許中國共產黨能領導中國人民走向這個光明的境界。他曾經這樣坦白自己的心聲:
  記得當時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共產社會同樣是無階級、無政府、無國家的最自由的社會,我心上就很安慰了,因為這同我當初無政府主義、和平博愛世界的幻想沒有衝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
  雖然,我們現在還沒有達到這個光明的境界,但是,秋白已經休息了,這些讓他深深地感覺到疏離的事情,再也不會去打擾他了。
  再說“疏離感”
  從瞿秋白參加革命起,說得再準確一點,是從他在俄文專修館參加社會活動起,一種越來越深刻的疏離感就伴隨著他,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如果我們把他寫的《新宇宙》看作是他在文章當中表達這種疏離感的開始的話,那麽,我們就不得不承認他在遺作《多餘的話》是對他的疏離感的最後的坦白。
  其實,這種首尾呼應的兩篇表達疏離感的文章中間,他還用另一篇叫做《兒時》來表達了他的疏離感。
  “兒時”
  狂臚文獻耗中年,
  亦是今生後起緣;
  猛記兒時心力異,
  一燈紅接混茫前。
  ——龔定庵詩
  生命沒有寄托的人,青年時代和兒時對他格外重要。這種浪漫諦克的回憶其實不是發現了兒時的真正了不得,而是感到中年以後的衰退。本來,人生隻有一次,對於誰都是寶貴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熔化在大眾裏麵,假使他天天在為這個世界幹些什麽,那麽,他總在生長,雖然衰老病死仍然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業——大眾的事業是不死的,他會領略到永遠的年輕。而浮生如夢的人從世界裏拿去很多,而給這世界的卻很少,他總有一天會決的疲乏的死亡:他連拿都沒有力量了。衰老和無能的悲哀,像鉛一樣的沉重,壓在他的心頭。青春是多麽短啊。
  兒時的可愛是無知。那時候,件件都是知,你每天可以做大科學家和哲學家,每天在發見什麽新的現象,新的真理。現在呢?什麽都已經知道了,熟悉了,每一個人的臉都已經看厭了。宇宙和社會是那麽陳舊,無味雖則他們其實比兒時新鮮的多了。我於是想念兒時
  不能夠前進的時候就後退幾步,替自己恢複已經走過的前途。請求無知回來給我求知的快樂。可怕啊,著生命的停止。
  過去的始終走過去了,未來的還是未來。究竟感慨些什麽——我問自己。
  一九三三,九,二八
  從這不同時期的三篇文章中,我們便能看到疏離感在瞿秋白身上不斷發展,並不斷深刻的清晰脈絡。
  回望秋白
  如果我們真正理解了瞿秋白,便不得不承認,他的一生是痛苦的一生,因為深刻的疏離感讓他無所遁形。然而,生命已經開始了,也不得不讓這痛苦繼續下去。好在,在痛苦的一生中,不全是痛苦,到底還有快樂的時候。
  當他遇到自己的第一任妻子王劍虹女士的時候,他是快樂的。
  當第一任妻子去世,他又遇到第二任妻子楊之華女生的時候,他也是快樂的。
  當魯迅先生將他當作“人生的一知己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的朋友時,他還是快樂的。
  雖然,據他說他因為“曆史的誤會”參加了共產黨,並擔當了一段時間的領導,給他帶來了很多痛苦,但是,我們依然可以想象他在那許多痛苦的間隙中也同樣會有不少的小快樂吧。
  然而,這些快樂的總和是否能夠抵得上疏離感給他帶來的痛苦,我們卻是不得而知的。但是,疏離感一定會給他帶來莫大的痛苦,這卻是毋庸置疑的。
  這就是真實的瞿秋白,那個說過“我不怕人家責備,歸罪,我倒怕人家‘欽佩’”的瞿秋白!

文學造詣

概述

  瞿秋白的雜文銳利而有才氣,俄語水平更是當時數一數二的。他翻譯了許多俄語文學、政治著作,1923年6月15日並第一個 把國際歌翻譯成中文。瞿秋白作為一個典型的文人參與到政治中去,遭到排擠冷落直至犧牲,這被人們視作一個悲劇。其曲折的心路曆程在《多餘的話》中有著真誠的表達。
  根據他臨終前的自述,他隻是一個半吊子的文人,參與政治運動,乃至成為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完全是一個“曆史的誤會”。

與魯迅的交往

  瞿秋白與魯迅有著很深的交往。瞿秋白曾到魯迅家中避難,魯迅把瞿看作知己,曾寫過“人生得一知已足矣,斯世當以同懷視之”一聯贈予。瞿秋白也寫過 《〈魯迅雜感選集〉序言》,對魯迅的雜文創作作了中肯的評價。瞿秋白被捕後魯迅曾想方設法委托人營救。瞿被處決後,魯迅歎息良久,說過:“瞿若不死,譯這種書(指《死魂靈》)是極相宜的,即此一端,即是判殺人者為罪大惡極”,並帶病編校了瞿的遺著《海上述林》。

文學影響

  另外瞿秋白與蘇聯漢學家曾合作製訂中國拉丁化新文字(簡稱“北拉”)。在吳玉章的倡導下,“北拉”在延安甚至一度取得了和漢字相當的地位。許多目不識丁的農民通過這套拚音文字脫了盲,不但能讀拚音報,還能寫簡單的信件。這更堅定了語言學家們對新文字的信心。不過,連年戰亂,新文字的實驗和推廣始終沒有在全國鋪開。

作品一覽

主要作品

  《赤都心史》
  《俄鄉紀程》
  《多餘的話》
  《高爾基創作選集》 1932年 譯就
  《現實-馬克思主義文藝論文集》 編譯

作品欣賞

  《江南第一燕》
  萬郊怒綠鬥寒潮,檢點新泥築舊巢。
  我是江南第一燕,為銜春色上雲梢。
 
  《卜算子·詠梅》
  寂寞此人間,且喜身無主。
  眼底雲煙過盡時,正我逍遙處。
  花落知春殘,一任風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來,應有香如故。
 
  《紅梅閣》
  出其東門外,相將訪紅梅。
  春意枝頭鬧,雪花滿樹開。
  道人煨古拙,煙濕舞徘徊。
  此中有至境,一一入寒杯。
  坐久不覺晚,瘦鶴竹邊回。
 
  《詠菊》
  今歲花開盛,宜栽白玉盆。
  隻緣秋色淡,無處覓霜痕。
 
  《哭母詩》
  親到貧時不算親,藍衫添得新淚痕。
  饑寒此日無人問,落上靈前愛子身。

《多餘的話》 

  內容簡介:
  《多餘的話》沒有一句批評主義和組織,但其強烈的“自我譴責”卻渲染出內部鬥爭失敗者的悲沉意緒。他沒有一句否定革命和鬥爭,但堅決不作烈士狀,對自己是否為叛徒不無猶豫的語氣,確實暗示了對鬥爭哲學的深刻厭倦。
  《多餘的話》肯定是革命進行曲的不和諧音。但消極的自責包含著積極的主張:軟弱的紳士和脫離實際的文人要參加政治鬥爭,非得來一番脫胎換骨不可,“軟心腸”的人是從事不了血流如水、積屍為山的革命鬥爭的。

遺書節選

  如果人有靈魂的話,何必要這個軀殼!但是,如果沒有的話,這個軀殼又有什麽用?(獄中題照)
  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那麽好的花朵、果子、那麽清秀的山和水,那麽雄偉的工廠和煙囪,月亮的光似乎也比從前更光明了。 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一生的精力已經用盡,剩下一個軀殼。
  如果我還有可能支配我的軀殼,我願意把它給醫學校的解剖室。聽說中國的醫學校和醫院的實習室很缺乏這種實驗用具。
  俄國高爾基的《四十年》、《克裏摩·薩摩京的生活》,屠格涅夫的《羅亭》,托爾斯泰的《安娜·卡裏寧娜》,中國魯迅的《阿Q正傳》,茅盾的《動搖》,曹雪芹的《紅樓夢》,都很可以再讀一讀。
  中國的豆腐也是很好吃的東西,世界第一。
  永別了!
  1935年5月23日

秋白絕筆

  1935年6月17日晚,夢行小徑中,夕陽明滅,寒流幽咽,如置仙境。翌日讀唐人詩,忽見“夕陽明滅亂山中”句,因集句得《偶成》一首:
  夕陽明滅亂山中,(韋應物)
  落葉寒泉聽不窮。(郎士元)
  已忍伶俜十年事,(杜甫)
  心持半偈萬緣空。(郎士元)
  方欲提筆錄出,而畢命之令已下,甚可念也。秋白曾有句:“眼底雲過盡時,正我逍遙處”,此非詞讖,乃獄中言誌耳。
  秋白絕筆
  (———這是瞿秋白人生最後一個夢境,也是他的絕筆。在此之前,36師參謀長奉命把蔣介石的處決密令暗示給他,期望他能在最後時刻回心轉意。然而,瞿秋白同往日一樣,沉靜,安詳,毫無懼色。1935年6月18日清晨,瞿秋白起床,自己換上了洗淨的黑短褂、白中褲、黑襪、黑布鞋。梳洗後,靜靜地坐在桌前,點上煙,喝著茶,翻閱著唐詩,吟讀、思索,寫下他的這個夢境……)
  瞿秋白獄中語絲:這世界對於我仍然是非常美麗的。一切新的、鬥爭的、勇敢的都在前進。但是,永別了,美麗的世界!

家庭背景

  瞿秋白祖籍江蘇宜興,1899年1月29日生於江蘇省常州府城內東南角的青果巷(今82號)一座名為八桂堂的花園住宅內的天 香樓二樓。八桂堂是瞿秋白的叔祖瞿賡甫的住宅,這所住宅內花木繁多,因有八株桂花而得名八桂堂,天香樓也是因沉浸在花木的芬芳之中而得名。瞿家是一個書香門第,世代為官,瞿賡甫當時任湖北布政使。瞿秋白的父親瞿世瑋擅長繪畫、劍術、醫道,然而生性淡泊,不治家業,寄居叔父家中,經濟上依賴在浙江做知縣的大哥瞿世琥的接濟。母親金璿,也是官宦之女,精於詩詞。她的子女中長大成人的有5子1女,瞿秋白是家中的長子。由於瞿秋白頭發上生有雙旋,父母為其取名雙(或同音字霜、爽)。
  辛亥革命後,瞿秋白的伯父瞿世琥棄官閑居杭州,將母親也接到那裏,並停止了對瞿世瑋一家的資助。於是瞿秋白家陷入經濟困境,被迫搬到城西廟沿汀瞿氏宗祠居住,靠典當、借債度日。1915年冬,因交不起學費,瞿秋白被迫輟學。農曆正月初五,母親金璿服毒自盡。瞿秋白一家人分別投親靠友,瞿秋白先在楊氏小學教書。1916年年底,瞿秋白得到表舅母的資助,西赴漢口,寄居在京漢鐵路局當翻譯的堂兄瞿純白家中,並進入武昌外國語學校學習英文。

個人情感

第一次愛情

  瞿秋白一生有兩次愛情。第一個愛人王劍虹(1903年-1924年7月),四川酉陽人,土家族,是著名作家丁玲在上海大學的摯友,是一位聰慧的時代女性。1923年兩人相 識、相愛,不到半年即結合。由於兩人都有誌於革命,並且都熱愛文學,有著詩人的氣質和才華,他們婚後的生活充滿了詩歌的浪漫和詞賦的情趣。遺憾的是,結婚僅7個月,王劍虹就因患肺結核而去世。瞿秋白曾在給丁玲的信中表白說“自己的心也隨劍虹而去”。

第二次愛情

  瞿獨伊的母親楊之華,1900年出生於浙江蕭山,是家道中落的紳士門第小姐,當地出名的美人,曾就讀於浙江女子師範學校。20歲時,她和浙江有名的開明士紳沈玄廬的兒子沈劍龍相愛成婚。沈劍龍喜歡詩詞、音樂,但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後,經不起十裏洋場、燈紅酒綠的生活引誘,墮落了。此時,楊之華已生下一女,便是“獨伊”,意即隻生你一個,可見楊之華心中的怨憤。1922年楊之華隻身跑到上海,參加婦女運動,認識了向警予、王劍虹等人,並於1923年底被上海大學社會學係錄取。
  瞿秋白當時是社會學係的係主任,他風度翩翩、知識淵博,在師生中聲望很高。楊之華第一次聽瞿秋白的課,就對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楊之華學習努力,又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分子,瞿秋白與她漸漸熟悉起來。瞿秋白還做了她的入黨介紹人。然而,當楊之華感覺到兩人互有好感時,內心充滿矛盾。她選擇回避,跑回了蕭山母親家。麵對人生的重大抉擇,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劍龍已經背叛了楊之華,為什麽我不能去愛?既然我真心地愛她,為什麽不敢表示!於是趁放暑假的機會,瞿秋白大膽來到了蕭山楊家。
  當時沈劍龍也在楊家。不曾想,沈劍龍竟然和瞿秋白一見如故,對瞿秋白的人品與才華十分尊敬、仰慕。麵對複雜的感情問題,他們三人開始了一場奇特的“談判”:先在楊家談了兩天,然後沈劍龍把瞿秋白、楊之華接到他家去談,各自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又談了兩天。最後,瞿秋白又把沈劍龍和楊之華接到常州,再談。當時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連把椅子都沒有,三個人就坐在一條破棉絮上談心。談判結果是在上海《民國日報》上同時刊登三條啟事:一是沈劍龍與楊之華離婚啟事,二是瞿秋白與楊之華結婚啟事,三是瞿秋白與沈劍龍結為好友啟事。
  1924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紀念日這一天,瞿、楊在上海舉行了結婚儀式,沈劍龍親臨祝賀。從此,瞿秋白和沈劍龍也成了好友,經常書信來往,寫詩唱和。更有意思的是,沈劍龍送給瞿秋白一張六寸照片——沈劍龍剃光了頭,身穿袈裟,手棒一束鮮花,照片上寫著“鮮花獻佛”四個字,意即他不配楊之華,他把她獻給瞿秋白。
  有一次刻圖章,瞿秋白對楊之華說:“我一定要把‘秋白之華’、‘秋之白華’和‘白華之秋’刻成3枚圖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無你無我,永不分離。”瞿獨伊說:“為了紀念他們的結合,父親在一枚金別針上親自刻上‘贈我生命的伴侶’7個字,送給母親。這一愛情信物,後來伴隨母親度過了幾十年風風雨雨。”
  曾有人問楊之華,為何瞿秋白犧牲後不再婚,她這樣回答:“再沒有人比秋白對我更好了。”1955年,經過20年的努力尋找,楊之華終於在福建長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並運回北京,隆重地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周恩來總理親筆題寫了“瞿秋白之墓”的碑銘。楊之華的心得到了安慰。她懷念、銘記著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終了。

個人影響

  瞿秋白的一生,日常事務繁重,但他知識淵博,才華橫溢,拚命工作,留下了大量的著作,其中許多要作品收入了《瞿秋白選集》、《瞿秋白文集》。他既是一位偉大的革命家,也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無論是他英勇獻身革命事業的光輝事跡,還是涉及政治、哲學、文學、史學、翻譯等眾多領域的重要思想,都對曆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曆史評價

  1950年12月31日,毛澤東為《瞿秋白文集》題詞,高度讚揚他說:“在革命困難的年月裏堅持了英雄的立場,寧願向劊子手的屠刀走去,不願屈服。他的這種為人民工作的精神,這種臨難不屈的意誌和他在文字中保存下來的思想,將永遠活著,不會死去。”

《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

簡介

  《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這本小冊子,是瞿秋白在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裝起義前後寫的。當時,隨著革命運動的發展,他與陳獨秀、彭述之在有關革命的領導權、農民問題等一係列重大問題上有著原則性的分歧意見,他覺得有責任促使這些爭論得到正確的解決。因此,他係統地研究了在曆次革命運動和重大事件中,黨內發生過的爭論以及他和陳獨秀、彭述之等有有關文章,經過反複考慮,利用夜晚的時間,在一兩個星期內,寫成了這本小冊子。他在這本小冊子中明白表示:
  我將我對於黨的意見,亦許是大家不能和我一致的,完完全全地說出來。我肯定地說:我們的黨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諱疾忌醫,非死不可。而我們黨的第一種病,便是諱疾忌醫。
  但是我要做一個布爾塞維克,我將服從真正列寧主義的紀律,我可不怕皇帝製度的斬首。我敢說:中國共產黨內有派別,有機會主義

內容

  瞿秋白在這本小冊子中,從理論到實際係統批判了黨內的右傾觀點。瞿秋白指出,中國革命有兩種前途:第一,資產階級取得領導權,使革命毀於一旦,人民仍舊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奴役;第二,無產階級取得領導權,使革命得到勝利,並為社會主義準備條件。“第一個前途是否可能的呢?我們實際上早已答複了這個問題:如果無產階級政黨沒有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戰術,這是可能的。”事實上,由於下述兩種情況的出現,這種可能性已經急劇增加。一是外部帝國主義的壓力和誘惑,“因為帝國主義受革命的怒潮打擊時,往往要找做撲滅革命的第二工具(官僚買辦階級是第一工具,但是有時‘太白了’,太顯露了)”。二是內部無產階級政黨領導機關中機會主義的妥協政策,鼓勵民族資產階級得寸進尺,步步進逼。由此可見,無產階級的領導權,並非“天然”就有,而是要在鬥爭中努力奪取。
  瞿秋白辛辣地寫道:“彭述之雖然一口咬定沒有民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等於似有實無的鬼,實際上卻去和這個鬼聯合,以備反抗他所認為是買辦階級的新右派。如此說來,資產階級是有的,不過是‘鬼’而不是人,他的力量很小,不妨和他聯合。這真是彭述之的有鬼論!可是和‘鬼’聯合,其勢便會失去‘人’的聯盟——小資產階級和農民。”“總之,彭述之雖然口頭上高叫‘革命領導權天然是工人階級的’,實際上卻是雙手拱送領導權於資產階級。”
  瞿秋白對農民問題給以極大的重視:“中國無產階級要領導農民、工匠等小資產階級,製止民族資產階級的妥協主義之影響,而來革官僚買辦階級的命。”在統一戰線問題上,瞿秋白批評右傾機會主義把領導權拱手送給民族資產階級。對武裝鬥爭,瞿秋白批評右傾機會主義不願做軍事工作,反對武裝工農的錯誤,他提出,無產階級應當取得革命軍隊的領導權,重視軍隊中的政治工作,發展農民武裝和工人武裝。
  據陸定一回憶:“陳獨秀主持會議,他不讓代表們討論瞿秋白的意見。後來瞿秋白也在大會上發言,他還是維護陳獨秀的領袖地位,沒有點他的名,隻是批判彭述之。彭述之也在大會上發言,幾乎沒有人讚同他的觀點,他沒有講多久,就垂頭喪氣地從講台上下來了。”
  除瞿秋白外,大膽向陳獨秀開炮的還有蔡和森和任弼時等人。會上,一共有38位代表簽名要求發言。

瞿秋白烈士紀念館

  2006年10月17日瞿秋白烈士紀念館在當年烈士就義的地方——中國曆史文化名城長汀正式開館。瞿秋白同誌是中國共產黨早期主要領導人之一,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卓越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理論家和宣傳 家,中國革命文學事業的重要奠基者之一。瞿秋白烈士紀念館就建在烈士就義地——長汀縣城西羅漢嶺下,占地590多平方米,建築麵積990平方米,於2005年開始籌備。建成後和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範基地瞿秋白烈士紀念碑聯成一體,集中展示了烈士光輝的一生。
  長汀縣2005年開始籌建瞿秋白烈士紀念館,現建成的瞿秋白烈士紀念館占地580平方米,建築麵積990平方米,分淒涼家世、傳播真理、力挽狂瀾、一代文豪、奔赴蘇區、傲霜雄魂、諸夏懷霜等八個部分,展出瞿秋白烈士一生的光輝事跡,展線全長120米,展出圖片200張,書籍50本,實物(複製品)30件,半身雕塑一座及創作畫(國畫、圖畫)4幅,並配備放映廳。建成後的瞿秋白烈士紀念館,與瞿秋白烈士紀念碑、瞿秋白烈士就義地聯成一體,遊客來到這裏,可以瞻仰瞿秋白烈士紀念碑和烈士就義地,接受一次愛國主義教育。
  此外,在他的家鄉江蘇常州也建有瞿秋白紀念館,紀念館位於常州市中心,館內是他生前曾生活過的地方,有他曾用過的井等,並陳設有他的生前所用衣物、毛筆,以及他的手稿作品、照片等珍貴物品。    

世界語者

  瞿秋白(1899-1935) 江蘇常州人。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之一,三十年代革命文化運動、特別是拉丁新文化運動的發起人,著名作家。
  二十世紀20年代初接觸世界語,讚成世界語的理想,並積極宣傳和提倡。他在創造拉丁化新文字時吸收了世界語的優點,在擬訂字母方案時采取了世界語字母作為標準。他在《新中國文字母表》一文中說:“新中國文的字母采取世界語字母做大致的標準,而加以相當的變更。這使得中國接受外國文的字眼來的格外方便。讀音和寫法都可以和世界語差不多相同,所以新中國文也可以叫做Esperanto化的中國文”。主要遺著有《瞿秋白文集》。(資料來源:《中國世界語人物誌》(2002)侯誌平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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