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時期來，關於蔣介石與四川抗日根據地的策定這一重大曆史問題，史學界向來少有涉及，個別論著即使在涉及這一問題時，所引用的論據也大多是蔣介石1935年3月4日在重慶的一次講話“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並據此認為蔣介石一到四川，就確定了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思想。如劉敬坤撰《重慶與八年抗戰》以及台灣吳相湘著《第二次中日戰爭史》、周開慶撰《蔣總統與四川》等等，皆持此種觀點，但均語焉不詳，更乏對蔣介石策定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前因後果、具體經過的詳細論述。在此，筆者既不敢苟同上述論點，也擬對此間題作一全麵的論述。
一、要抗戰勢必遷都
由於曆史的多方麵原因，使得中國的一切諸如政治統治的中心，經濟事業的設置，文化教育事業的創立以及軍事防禦的部署等大多集中在華北、華東等沿海地區。這種地域分布的差異性，不僅帶給了中國東西部地區政治、經濟、文化及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而且更主要的是給中國的軍事防禦、國防布署等帶來了諸多不利，這種不利到了本世紀二十年代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掠取了中國東北，其全麵侵略、吞並中國的野心昭然若揭之後，表現得更為明顯和突出。對此，一切有識之士都深刻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並提出了解決的辦法和對策，即向中國內陸發展。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爆發後，國民政府就開始比較認真地考慮戰爭爆發後應取的對策問題，而在這些問題之中，首當其衝的就是政府首腦機關和國家指揮中樞的安全問題，因為此時的國民政府己經覺察到日本軍隊進攻上海的真正目的和企圖，“即係對於首都加以直接危害與威協”。為了挫敗日本帝國主義的陰謀，保證國民政府得以自由行使職權，國民政府於事變後二天即1月30日宣布政府遷洛陽辦公。當時的行政院院長汪精衛在敘及這一重大決策的動機和目的時稱“因為日本一方麵以海陸空軍猛攻上海，一麵派大批軍艦開到南京，其目的在威逼政府簽字於喪權辱國的條約。當時事機是非常危急，如果錯過了，則將至挽救不及。所以我們即日開緊急會議，決定遷都洛陽，把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放在安全的地位，以便自由行駛職權。”所以1932年3月在洛陽召開的國民黨四屆二中全會，就將“我們今後是否仍然以南京為首都，抑或應該在洛陽要有相當的時間，或者我們更要另找一個適宜的京部”作為一個“重大問題”而正式提上了議事日程並視之為“此次會議的第一要義”。會議鑒於日本帝國主義對華侵略的步步緊逼以及首都南京在對外戰爭中所處的不利地位，根據當時中國的政治態勢，討論通過了《以洛陽為行都以長安為西京》的提議案並作出了“（一）以長安為陪都，定名為西京；（二）以洛陽為行都；（三）關於陪都之籌備事宜，應組織籌備委員會，交政治會議決定”的重要決議。
國民政府遷都洛陽，是南京國民政府也是中華民國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一方麵說明了南京國民政府已認識到首都南京在對外戰爭中所處的不利形勢，另一方麵它也表明了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方針的某些變化，從而作出了遷都這樣一項重大而正確的決策，並開始考慮到戰爭全麵爆發後首都的安全與遷移問題。
二、國人注愈力轉向四川
雖然國民黨中央及國民政府最先將選擇陪都、行都的著眼點放到了西北和中原地區並開始對陪都西安進行籌劃與營建，但那是根據當時的曆史情況和政治環境決定的，是國民政府尚未將西南諸省真正納入它的統治範圍之內時所作的迫不得已的決策。因為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麵對著日本帝國主義瘋狂侵略中國這一客觀現實，東北、華北、華東、華南等沿海地區不能作中國戰時首都的緣由已顯而易見，而西南諸省自民國成立以來一直處於各個大小軍閥的混戰與割據之中，與國民政府的關係也是若即若離，很不穩定；在若大的中國版圖內，能夠作為國民政府戰時首都且牢牢為國民黨中央所控製的就隻有中原和西北地區了。盡管如此，將西北地區作為中國的戰時首都仍是不理想的。因為中原和西北地區既同樣容易受到日軍強大武力的威脅，又接近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這對於當時尚未完全與蘇聯恢複外交關係，堅持反蘇反共的國民政府來說，其所感受到的威脅並不小於日本，而且，統治新疆的盛世才，也未被國民政府所控製，而是變亂無常，這對國民政府來說，也是一塊心病。因此，必須重新尋找一個比洛陽、西安更為安全且地大物博、人力眾庶的地區，來作為戰時國家的根據地。為此，作為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專負軍事責任的蔣介石，於1934年秋開始，用一年多的時間，馬不停蹄地對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十餘個省份進行巡視、考察、分析和研究，最後，蔣介石經過對各地地形、物產、交通、人文的綜合考察，作出了將這個戰時國家的最後根據地確定在四川的重要決策。
早在民國初年，蔣介石就認為在中國各省之中，能作革命根據地的，“隻有兩省可當選。第一是廣東，……其次就要算是四川了，因為四川人口眾多，物產豐富，都在任何各省之上，而四川同胞的天性，富於民族的情感，一貫的忠於主義，勇於革新，所以我們若能以四川為革命的根據地，就更能使革命早日成功。”蔣介石的這種“蜀粵並重”的思想，以後又多次向孫中山等人提出。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蔣介石仍是以相當的注意力關注著四川的一切，對四川這個中國的重要省份，也是誌在必得，隻是限於長時期地與各個軍閥及中國共產黨進行戰爭，還無暇地也無力顧及四川。這種狀況一直到年底才開始有徹底轉變。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紅四方麵軍於第四次反“圍剿”失敗後，不得不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經過輾轉跋涉，他們於1933年初抵達川北陝南一帶並重新建立了川陝革命根據地。紅四方麵軍的這一舉動，引起了蔣介石的極大不安和四川軍閥的恐懼，但此時蔣介石的主要注意力是放在江西中央紅軍方麵，還無力顧及四川，隻是在輿論和財力上支持四川各個軍閥對川陝革命根據地進行圍剿。為此，他先後任命田頌堯、劉湘為“川陝邊區剿匪督辦”、“四川剿匪總司令”，令其統率所屬全力圍剿紅四方麵軍，結果，田、劉二人均以慘敗而告終。兵疲力乏財困、走投無路的劉湘，不得不於1934年11月13日乘輪東下，赴南京向蔣介石請示和乞援，要求國民黨中央派員入川，統籌“剿匪”大計，以幫助他剿滅紅軍並維持自己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劉湘的這一舉動，正合蔣介石的心願，就在雙方在南京進行商洽和討價還價之際，中央紅軍也因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而被迫進行長征並抵達湘黔邊境，有進入四川與紅四方麵軍會師的趨向。所有這些，使得全國的注意力驟然地由江西轉向四川，即所謂“以前關心江西匪禍猖撅的人們，現在視線都轉移到四川來了。”迫於中共主力紅軍入川這一現實，劉蔣雙方經討價還價，互相讓步，迅速達成協議，蔣介石幫助劉湘統一四川軍政並保證他在四川的霸主地位，將紅軍趕出四川；劉湘則同意打開關閉未啟的四川門戶，允許蔣介石的中央軍及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南昌行營參謀團率別動隊入川，統籌指揮督促“剿匪”事宜。12年21日，國民政府明令改組四川省政府，任命劉湘為四川省政府委員兼主席，並授以統一四川軍事、政治、經濟的特權，而由賀國光、楊永泰率領的參謀團一行餘人，也於1935年1月12日順利抵達貢慶，從而開始了國民黨中央勢力近十年來對四川、西南的逐漸滲透和真正控製，也為蔣介石入川部署一切打下了基礎。
三、蔣介石策定四川為對日抗戰的根據地
1935年3月2日，蔣介石偕其高級幕僚陳誠、顧祝同、楊永泰等乘飛機由武漢飛抵重慶，從而開始了他長達半年之久的西南之行。蔣介石這次西南之行的真正動機，首先固然在於追剿紅軍和統一四川及西南諸省於國民黨中央勢力的控製之下，而另一方麵，此行對他最終確定以四川為抗日根據地的決策有著重要的影響。蔣介石一到重慶，就表現出與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態度與興趣。3月4日，也就是抵達重慶後三天，蔣介石在出席四川省黨務特派員辦事處舉行的擴大紀念周上作了他到四川後的首次公開講演-《四川應作複興民族之根據地》，在講演中，蔣介石以大量的篇幅闡明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曆史上的作用以及四川各界應盡的責任。他說“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無論從哪方麵講，條件都很完備。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我們既然有了這種優越的憑藉，不僅可以使四川建設成功為新的模範省，更可以使四川為新的基礎來建設新中國。”在講話中，蔣介石還引用曆史上流傳下來的民諺來說明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與國家治亂的關係並以之開鞭策四川。蔣氏稱“中國自古還有一句話說：天下未亂蜀先亂，天下已治蜀未治’……這句話並不是隨便說的，其中確含有很大的意義。我提出這句話，也並不是要來責備四川同胞，乃是說明四川對於國家治亂的關係與四川同胞的責任之重要。我們無論從曆史的事實來證明，或從四川在全國中所處的地位來看，四川的治亂，確可以影響全國的安危。所以要統一國家，完成革命，必須四川同胞先來負起這個責任。如果四川同胞不能負起革命責任來盡力於大命事業，我們整個革命事業，更沒有完成之一日。”這裏，蔣介石雖然對四川的地位十分重視並褒勉有加，但他並不是於此擾下定了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決心的。蔣氏上述的四川“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並不是針對當時的情形下說的，而是就辛亥革命時期四川的保路運動導致了武昌起義的成勸而言，主要是講四川過去對國家的貢獻，其目的是為了勉勵四川的“各界同誌”，希望他們能精誠團結，共同努力，“一致在總理主義與精神係統之下刻苦奮鬥，……以擔負起革命救國與複興民族的整個責任。”這是為其督剿紅軍、統一四川及西南諸省作輿淪鼓動和心理導向這兩個目的服務的。所以，那種認為蔣介石一到四川就確定了以四川為中華民族對日抗戰根據地的觀點，既有失偏頗，也不符合曆史事實。盡管如此，但蔣介石一到四川，的確表現出許多與他中原、西北之行不同的地方，這首先在於他一到四川，就大張旗鼓地闡明、強調了四川對國家、對民族的重要性，並公開、明確地表明了他自己對四川的高度重視和殷切希望，而所有這些，則是他中原、西北之行根本沒有的。
3月24日，蔣介石離重慶飛貴陽。這以後，蔣介石來回穿梭於貴陽、昆明、重慶和成都各地，在不同的場合，針對不同的對象，為了不同的目的和動機，他又作了多次不同內容的講演和訓示。在這些講演和訓示中，蔣介石既有“剿匪反共”的訓令和煽惑，也有其倡導的新生活運動、新經濟運動的宣傳和鼓動，還有其關於統一四川、統一西南的指令和打算。當然，這當中也不時夾雜著一些諸如“四川夙稱天府，果能急起直追，其成功必尤為宏速。”“惟有以我們新的四川人才以造成新的四川，建立新的中國。”“貴州最容易建設，也最應迅速建設成為民族複興的一個基礎。”“我們雲南全省同胞，對於我們的國家和民族，負有一種特殊的責任，居於非常重要的地位，無論就天時、地利、人和各方麵看來，雲南種種條件都具備，可以作為複興民族最重要的基礎”等對四川、貴州、雲南三省表示重視、希望及勉勵的詞句。但這些表白和詞句仍是片麵的和不係統的。隨著蔣介石在西南三省所呆時間的延續，也隨著他對西南三省地勢、氣候、礦藏、物產以及民眾意願的進一步了解和認識，還隨著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工農紅軍的撤出四川，更隨著國民黨中央勢力對西南三省的深人滲透以及對該三省政治、經濟、軍事、財政控製的加強和鞏固，蔣介石對西南三省特別是對四川的認識才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以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思想也於此過程中逐漸形成並越來越堅定且在他離開四川之前完全確定了下來。8月11日，蔣介石在峨嵋山軍訓團為受訓團員作了題為《川滇黔三省的革命曆史與本團團員的責任》的訓話，訓話對雲貴川三省光輝的革命曆史推崇備至，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與讚揚，蔣氏稱“在建立民國的革命事業上，川滇黔三省，實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四川，實為革命的發祥之地，這實在是中國革命曆史中四川最光榮的一頁。”10月6日，蔣介石在成都出席了四川省黨部擴大紀念周並於會上作了題為《建設新四川的根本要道》的講演，講演再次強調了四川地位的重要及其與國家治亂、民族興衰的密切關係，第一次明確、公開地提出了四川是中國首屈一指的省份，“天然是複興民族最好的根據地，”的思想。蔣介石在講演中稱“我自入川來，直到昨天為止，留心體察四川的情形，總覺得我們中國其他任何一省，都比不上我們四川。你們看四川的土地“大而又肥美，所產的東西，不僅種類繁多，幾乎無所不備，而且量多質美，更為別省所不及。……尤其是山川形勢的雄偉奇峻，格外難得。……再加氣候之溫和，和人民之眾多與勤勞優秀，更增加四川之偉大。四川因為有如此偉大優良的自然環境，與悠久深厚的文化基礎，實在是我們中國首屈一指的省份。……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方麵，實在不愧為我們中國的首省，天然是複興民族最好的根據地。……倘若四川不能安定不能建設起來，整個國家也就沒有富強複興的希望。所以，四川之治亂即中國興亡之關鍵，今後四川決不可亂，一亂國家就要亡。”如果說蔣介石的上述表白還不足以說明他已下了最後決心定四川為抗日根據地的話，那麽，兩天之後蔣介石在成都作的另一次題為《四川治亂為國家興亡的關鍵》的講演，則更充分、全麵、明白、肯定地說明了這一點。他說“大家要曉得今後的外患，一定日益嚴重，在大戰爆發以前，華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樹立偽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們可以自信，隻要四川能夠安定，長江果能統一，腹地能夠建設起來，國家一定不會滅亡，而且一定可以複興日本人無論在東四省或者將來再在華北弄什麽偽組織，都不相幹都不足致我們以使“死”命！我們今後不必因為在華北或長江下遊出什麽亂子了，就以為不得了，其實沒有什麽！隻要我們四川能夠穩定，國家必可複興”
在這裏，蔣介石既說明了四川在對外戰爭中的重要性，也分析了戰爭爆發後中國可能比現的種種情況，還談及了他對國防的意見。最後，蔣介石明白無誤地宣告在對日戰事發生後，無論中國出現什麽情況，何種困難，但隻要川滇黔三省存在，國家必可複興，“其實不必說川滇黔三省存在，就是隻剩下了我們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是大有可為。”函至此，蔣介石以四川為對日抗戰根據地的思想遂完全、牢固地確定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