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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說：“把對外政策和一般政策分開，或者甚至把對外政策和對內政策對立起來，是根本錯誤的、非科學的想法”，這句話後來被歸納為“外交是內政的延續”。自日中撞船事件以來，兩國外交部門的交涉和談判已經持續了一個星期，這期間果然不斷受到了兩國內政問題的複雜影響。

這次談判中最大的政治變數之一，無疑是決定日本首相人選的民主黨代表選舉。這場選舉在昨天剛剛結束，結果是首相菅直人以721比491的大比分戰勝了挑戰者小澤一郎，成功連任。而此前的兩個星期時間，整個日本政壇已經圍繞這場選舉旋轉了兩個星期。盡管兩位競爭者在選舉前從國家利益的角度達成默契，對“撞船事件”拿出相同的態度，以防被中方利用，但這個選舉本身不可能不對日中談判產生極大地影響。從日方的角度看，如果首相最緊迫的政治目標是在幾天之後取得連任，那他就必須避免采取可能刺激選民的行為；而中方麵對可能在幾天之內離職的首相，也做出了連續四次召見大使的罕見舉動。值得慶幸的是，這次選舉在14日總算平穩結束了，要是被定在24日結束，真不知道日中之間會談成什麽局麵。

其實，首相的人選發生變化，在日本已經根本不是什麽大事情了。四年來，日本國民已經接受了六位不同黨派首相的服務，充分地體驗了自己國家的高度民主性，對政黨政治的本質也有了充分的認識。這次菅直人首相雖然在獲得連任後表示“全體國民的信任是改變日本的基礎”，但實際上有很多投票者根本不是為了改變日本，而是為了日本不再度換相才支持他的，所以菅直人這次最大的“票倉”就是基層的黨員。不僅是選民，甚至民主黨內部的許多人士也對這種政治遊戲感到厭煩了。有位黨內人士跟我說，“中國的每個五年計劃都產生了高速公路和鐵路，日本在這期間隻產生了若幹位前首相”。首相是日本政府的最高首腦，過於頻繁的換相對政府的傷害可想而知。隻有國內政局在一定程度上變得穩定，外交上才能形成比較一貫的政策，在國際上保住國家的形象。菅直人的連任也許未必是中國最希望的結果，但對在談判桌前已經取得了不少進展的雙方外交官來說，日方政策的連貫性應該是好事。

另一個影響外交進程的內部因素是雙方的體製差異。過去，多數中國人不關心日本的行政製度和司法製度，把政治家、公務員、外交官、檢察官全當成籠統的“官”來看待，覺得他們既然是官就會受到某種統一領導，中國外交部門隻要和這個統一的領導機關交涉就行了。但是這次事件與以往東海上的巡邏船、調查船之間的對峙不同，船隻畢竟相撞了，日方已經采取了法律措施，把撞船事件的處理變成了一個涉及外交、司法和行政的綜合性問題，單靠外交手段已經很難奏效了。日本的體製是，外交由政府負責，而司法係統完全獨立於政府，而決定拘留漁船船長的檢察官和法官，甚至在司法係統內部都有相當高的自主性。他們在辦案的過程中隻從法律本身出發，不承認政府具有法律之上的地位，日本法院可以審理“某某訴日本國”的案件，可以判決“日本國敗訴”。日本國上了法院都能敗訴，何況是不能上法院的外務省官員？於是，中方覺得談判桌前的對手沒有理會自己的緊迫要求，而日方則抱怨中方催得實在太急，相互的誤解就發生了。好在現在日方已經送還了除船長之外的另外14名漁船船員，表明雙方在形成共識方麵已經有了很大進展。

當然，日中關係的根本性、決定性問題還是民族感情。這個日本稱“尖閣諸島”，而中國稱“釣魚島”的無人小島，在日中關係史上留下的印記實在太深了。僅僅五年前，日中外交上出的問題導致了中國近年來規模最大的群體性抗議活動，而抗議者不滿的不僅僅是日本，還有他們認為對日本不夠強硬的中國政府。這段經曆讓中國的政府人士不能不銘刻在心，並在談判中把外交問題和中國政府特別重視的“保穩定”問題直接掛鉤。如果說五年之前的遊行是日本的“入常”申請引發的，跟中國關係不大的話，這次的撞船善後談判則涉及到了最敏感的問題，一有不甚，就有可能嚴重的刺激中國民間感情，直接造成不良後果。

不過，盡管民族感情的問題仍然存在，但撞船事件發生後的民間反應卻和2005年完全不同。這兩天，我在中國不同的地方參加了幾個活動，去之前曾十分擔憂遭到 “熱心人士”的幹擾，但跑下來之後發現什麽都沒有發生。並不是說跟我交流的中國朋友們回避了現在最熱門的話題，而是大家的態度都很冷靜。至於日方稱為尖閣諸島、中國稱為釣魚島的爭議島嶼本身，在事件發生後一直保持著“台風眼”式的平靜，無論中國人還是日本人都沒有上去。看來，日本在中國人心中的地位也發生了變化。雖然仍然有許多中國人仍然不怎麽喜歡日本，但在日本剛剛交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帽子之後，把日本視為威脅的人已經比過去少的多了。日本黨派政治的混亂，本身大概也促成了中國人對日本看法的改變。一個任期不足一年的首相，怎麽有可能策劃一起針對中國的大陰謀呢？再說，如果人們可以一邊看著“日本又換首相了”的新聞，痛快的和日本國民一起嘲笑他們選出的政治家的時候，對這些政治家進行認真的抗議豈不是顯得過於嚴肅了麽？

另外，中國政府內部也對民間情緒采取了更慎重的態度。據說，有關部門已經下發了命令，要求各級媒體在報道撞船事件時注意口徑，統一采用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稿件。中國外交部的有關人士對我說，“我們沒想到形勢這麽嚴峻，剛開始判斷有疏忽，千萬不能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麵。因此，對輿論的監督要收緊”。 從中不難看出，外交部高度重視日中關係的政治氣候和戰略互惠關係，不希望因撞船事件而影響大局，造成像小泉純一郎時期那樣的首腦外交停止。除此之外，此舉可能還有更深的背景，那就是中國國際地位的變化。盡管五年時間並不太久，但中國的發展速度很快，其國力與2005年時已經不能同日而語，到了除美國外無人能敵的程度。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對西方的外交轉向主動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問題是，越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政府肯定越要約束民間關於外交的態度，而不願被一部分政治投機者“狐假虎威”。政府希望人們認識到：無論國家在外交上取得了什麽進展，都取決於政府創造和擁有的強大政治、軍事、經濟實力，並非歸功於少數具有冒險精神的“保釣人士”或“反日人士”，所以應當“先謝國家”。而如果暫時不能“亮劍”，已經具備了“亮劍”能力的政府也不願意被這些人推著陷入被動。

總的來說，日中之間圍繞著撞船事件展開的交涉是一個案例，給了兩國國民深入認識，並學習對方國內政治的機會。如果此事得到比較圓滿的處理，它必將成為日中兩國走向相互理解的一個契機，甚至反過來推動雙方解決各自內政中涉及對方的問題。我對這一點抱著樂觀的看法，畢竟中國的發展正在消除過去存在於兩國之間的種種疑慮，日中重新找到各自的新定位，像兩個相鄰的歐洲國家一樣和諧處理相互關係的時代正在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