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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經常會問我一些我小時候的事情，我也很樂意講給他聽。但有一些事，實在無法說清楚，比如，插隊。兒子會問，為什麽學生都要離開父母下鄉？為什麽那樣才能鍛煉人？當我回答不出的時候，就會說：“那是文革時期，什麽都不能用正常思維來考慮。” 兒子知道，文革是個crazy的年代，然後就停止表達更多的疑問。
我們兄妹三人，沒有一人插過隊，這，隻能說運氣太好了。文革開始的時候，大哥小學六年級，等那些中學生停課鬧革命，大串聯結束，初中複課招生時，二哥也已小學畢業。大哥二哥以及比大哥還高一屆的三屆小學畢業生，一齊升入初中，成為同學。而高於他們的曆屆鎮上的初中高中畢業生，全部插隊去了農村。那種情形下，所有人都以為，學生從學校出來，隻有一種命運，就是插隊。那時我還小，晚上和媽媽睡在床上，媽媽問我，長大了要去插隊做農民，靠種地養活自己，會不會？我回答媽媽，我會養活自己的，我還會養雞，等雞下了蛋，送雞蛋給她吃。這些話，給了媽媽極大的精神安慰。這些，我都不記得，都是我們長大了，媽媽告訴我們的，每次講起，媽媽的眼中還會噙著淚水。
兩位哥哥初中畢業時，學校恢複了高中招生，但隻招兩個班，也就是說，隻有1/10的初中畢業生能夠升入高中。那時隻有媽媽一人在家帶我們，她和負責招生的領導認識，去要求能不能兩個哥哥都上高中，得到的答複是，能有一個上高中就不錯了。因為認識，問媽媽讓老大上還是老二上？媽媽回家商量，大哥說，他是老大，他去插隊，讓二哥上高中。大哥在等待插隊中，等來了就業，分到拖拉機廠當工人，那是我們當地文革中的第一批不用插隊的畢業生，大哥很幸運。這些，我還是不記得，還是聽媽媽說的。兩年後，二哥高中畢業，麵臨插隊，可由於我們那地區工業比較發達，缺少工人，按政策，老二還可以分配到工廠工作，但隻能進“小集體”。二哥被分去一個鄉鎮企業當工人，那工廠實在是小，工人幾乎全是農民，沒有星期天，但比插隊強多了。二哥在那廠工作了近五年，苦悶中用業餘時間寫小說，我去偷看，發現那廠長被描寫成和其他書中的壞工頭一樣。
由於地域不同，政策亦不同。大伯家從無錫下放到蘇北，兩位堂哥下鄉插隊了，留下堂姐當工人。二伯姑媽家在杭州，兩位堂姐和一位堂哥都下鄉了，表姐留城了。記得最大的堂姐從蘇北回來玩，坐在那裏邊哭邊說，她不要在那個地方工作，即便回來掃馬路，也要回無錫。後來所有下鄉的堂哥堂姐們都陸陸續續回了城，大堂姐等到三十多歲，才如願回到無錫結婚生女。
從二哥開始工作起，我就知道自己將來的命運，就是中學畢業去插隊。同學中，有的人知道將來不用下鄉，像獨生子女，或者哥姐已經插隊的；有的同學，不能確定是否要插隊，有很多不定因素，要看政策導向；而我，因為兩個哥哥都已工作，不存在任何僥幸心理，政策怎麽變，我都逃不脫。於是乎，家裏鼓勵我參加籃球訓練，參加文藝演出，希望我有個特長，將來即便下了鄉，能被工廠招去做合同工；後來兩個哥哥都離開家鄉，上學的上學，當兵的當兵，媽媽又去了解政策，是否哥哥們不在父母身邊，我就可以不用插隊，得到的答案是否定的；大伯還提議，延遲畢業，多等一年就多一份希望，因為女孩子下鄉太不放心了，而堂姐就是這麽幹的；家裏甚至想過讓我畢業後學個手藝，像裁縫之類的，又能自食其力，又不用風吹日曬；媽媽還在哥哥麵前說將來我要插隊，搞得哥哥鄭重表態，將來我生活有困難，會盡力幫助我的；等等。在七十年代的中國，人們沒有多少可做選擇的，家裏能想的也都想到了，但怎麽想，都改變不了我插隊的命運。就我自己而言，我還沒有意識到，插隊，對我到底意味著什麽，沒有一絲悲傷。甚至去外鄉的一個知青點，看到漫山的映山紅，直讚“這地方不錯唉！”
人的命運，真是件說不清道不明的事情，就在我的上一屆，還有人插隊，可到了我這一屆，插隊，取消了！成為曆史了！更可喜的是，在我16歲時，中斷了很多年的高考恢複了，我們在“奮戰100天”的豪言壯語中，上課，做作業，上課，做作業，直至考試。在多年來想象中的插隊的季節，我離開家鄉，上大學去了。所有有關插隊的擔心，隨著滔滔長江水，付之東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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