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鎮故事多（八）

從我記事起，一直到上學離開老家，我們鎮上的派出所，就一直在我家街的對麵。先是在一套民宅內，在我家右斜對麵，後來蓋了一棟樓，在我家左斜對麵。再後來，派出所變成了公安分局，遷地蓋了很大的樓房，圍牆圈出很大一片地。這些都不是我想說的，今天要寫的，是派出所占據的那套民宅的主人，陶家婆婆。

陶家婆婆，是我在鎮上認識的婆婆中最喜歡的一位。也許是我接觸她的時候已經十幾歲，有了一點點辨別人的能力。她給我留下的印象是：說話真誠，待人友善，和藹可親。

解放時，陶家婆婆家房子整棟被公家占用改為派出所，她被重新分配到別處住。分去的地方，離她家不遠，是從一工商地主家沒收的房子，分配給好多人家住，類似於一個大雜院。都說陶家婆婆人緣很好，一個例子足以說明。和她緊鄰的鄰居，是母女倆帶著女兒的一對兒女，母女兩人是出了名的凶，誰惹她們不高興，就會被破口大罵。她家小孩和同學有什麽矛盾，大人都會去幫著罵人。但陶家婆婆能和她們長期和睦相處，換了別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後來，運河拓寬，新建大橋，那地主家的房子被拆了，陶家婆婆再一次搬家住進新樓，被安排進新公房。那房就一間，在二樓一排房的最西麵的拐角處，門和窗都朝西，正對著新建的大橋橋墩。夏天西曬，熱散不出去，晚上無法入睡。每年夏季，她都臨時借住在我前篇文中提到的我家右隔壁鄰居婆婆家，因婆婆太多，我稱呼她為“新樓上婆婆”。每每見到她，我叫她一聲，她總是笑嘻嘻地喚一聲我的小名，和我說上幾句，語速慢慢的，印象中她從來不說衣服漂亮之類的客套話，實實在在的話語給人以溫暖。

新樓上婆婆的娘家是農村的一個大戶人家，離鎮上不是很遠，夫家在鎮上算得上有頭有臉，她丈夫的哥哥，在外又當官又有產業。她丈夫是家中留守老家的那一位，鎮上有店鋪，鄉下置了地。聽說新樓上婆婆是個非常勤勞的人，什麽事都親曆親為，起早貪黑，一點不像人們想象中有錢人家的太太。她家遭受過一次劫難，丈夫遭人綁架，贖金很高，她一下子拿不出來，過了很長時間才大難不死被贖回。回家時，身上長了很多疥瘡。綁匪是誰不知道，扣押地點也不知道，隻知道被押在一艘小船上，隻聽得見水聲，清晨能聽到遠處的雞叫聲，僅此而已。

他們把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都培養到大學畢業，沒有一個留在家裏守業的。兩個兒子解放後都成了比較有名的專家，其中一個在考古界很有地位，女兒是我們那條老街的第一位女大學生，做學生時參加了地下黨，解放後在一軍事院校任職。她的女兒，是我們老街女孩的驕傲，一直到我考上大學，還有老人提起，我們街上第一位女大學生，是陶家的女兒！

像他們這樣的人家，鄉下有地，解放時給定了地主，文革時逃脫不了被批鬥的命運。解放後，婆婆曾到兒子家去幫著帶過下一代，可能是氣候不適應，得了關節炎，孩子稍大些她就回了老家。文革開始婆婆在家遭殃時，子女也自顧不暇，不敢當然也無法把她接走。形勢稍緩一些後，哥姐會派和政治最不沾邊的小弟回來從山西回老家看她。再後來，在武漢的女兒會偷偷地潛回家一夜，夜車回來，第二天早車就走了，盡量不讓人知道。

新樓上婆婆本身沒有什麽特殊性，倒是很有代表性。在我們那小鎮，解放時很多人家的房子給政府占用，大多數是店麵房，依然開店，住家全部從後門進出；還有一些房由政府征用租給在鎮上工作的非本地人住，往往原來的一家住房住進兩家甚至更多家；還有一些房子，被作為政府機關用房，比如鎮政府，派出所等等，所在地都是原來的民宅。

新樓上婆婆將子女送出去讀書，也很有代表性。我們鎮上的有錢人家，都會把子女送出去讀書，普通人家，會送子女出去學做生意或學手藝。對於大多數人家，就我祖父那一輩，往往在外的子女多於留在老家的子女，沒有子女留在鎮上的，也不在少數。有的父母，子女在外參加了地下黨也不知道，一直到解放後，才知道女兒嫁了個共產黨高官；有的父母，子女參加了國民黨也不知道，臨終前還念念不忘“我還有個兒子----”，若幹年後，他的兒子才從台灣回來，哭倒在父母的墳前；有的父母，在第一批中國赴聯合國人員名單中找到了兒子的名字，才知原來兒子在做外交工作，可直到去世，也沒見到那忙碌兒子的身影；------。父母把兒女送出門，給他們插上翅膀，遠走高飛，他們就很難再回到父母身邊了。

和我們街上的好多老人一樣，新樓上婆婆的晚年，雖然不缺吃少穿，雖然在曆次政治運動中也沒被置於死地，但她們所屬的階級，注定了她們是被壓製的一類人，內心是不歡暢的。新樓上婆婆還沒進入老年，就被趕出了家門，隻能住在她不喜歡的地方，讓住哪裏就住哪裏。等到落實政策，政府退還房子的時候，婆婆已80多了，被查出患有絕症。婆婆沒有什麽抱怨，隻是說：“我沒福氣，眼看可以回家住了，可我等不到那一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