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945年8 月15日中午12時整，日本所有的交通中止，全體人民停下手上的活計，靜靜地聽一段廣播講話。那是一個斷斷續續、語氣既堅定又無奈、比實際年齡要蒼老疲憊得多的聲音，那是他們的天皇的聲音。他宣布，接受盟國提出的波茨坦宣言。將他這份用文言文發表的“休戰”書直白地翻譯出來也就是，日本無條件投降。
複雜的感情：仇日還是憎美
整個日本一片震驚，隨後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進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汙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於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與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麵前凶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隻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勝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然他後來又站起來了好幾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他注定還要在貧窮、動亂和饑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任人欺淩宰割，畢竟與美蘇英法一道躋身於“世界五強”。
也許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能夠體會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負，民族的自卑和自賤，多少年以來，而且還將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們的情緒、觀念、自我定位、心態和生態。在別的國家眼裏，中國人真是難以理解。一方麵，對戰敗國抱著“以德報怨”的寬宏大量，將大批侵略軍優先用軍艦送返日本，隻對極少數戰犯提出起訴，放棄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麵，又為對方老是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而激忿，什麽參拜靖國神社、拒不公開認罪、篡改曆史教科書、釣魚台島糾紛、極端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表演、電腦軟件《提督的決斷》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舊恨。一方麵，大量回憶和描寫抗日戰爭的出版物、影視作品，大屠殺紀念館，慰安婦的控訴，民間索賠，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慘痛的過去；另一方麵，卻多少表現得有些“餛飩挑子一頭熱”地跟日本套近乎，發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複雜的，——對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聽到美國大兵強奸日本少女，心裏頭又象鄰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樣不好受；滿心信任和稱讚日本商品的同時，打心眼兒裏嘲笑蔑視它們的製造者：“小日本做的！”
學者餘英時曾用一個詞形容中國人對美國的民族感情，叫“羨憎交織”。其實，這個詞用來形容對日本人的態度更為確切。美國太遙遠了。美國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壞，總不至於讓中國人牽腸掛肚或是金瘡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輕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動不動就能讓你既驚且懼，既慕又歎，既恨還愛。你說不清他們到底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是親戚還是宿敵，是謙卑還是驕狂，是聰明還是蠢笨，是刻板還是滑頭，是戰爭還是和平。
說起對美國的“羨憎交織”，其實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幾無敵手，最終敗在美國人手上。二次大戰後，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主導了對整個日本社會的結構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複戰爭創傷，成為“坐二望一”的世界經濟強國。美國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師又是競爭對手，不由得它不對之“羨憎交織”。“日本可以說不”，就是這種情結的最好注解。
當電視裏麵出現，西方七大工業國領袖濟濟一堂，規劃著世界的經濟版圖和秩序時，一個頭發梳得油光發亮、個頭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們總不免要多打量他幾眼，——用所謂“羨憎交織”的目光。我們不會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德國人、意大利人，更談不上英國人、法國人、加拿大人，當然也不會這樣去看美國人。曆史上美國對中國是有恩的，談不上有什麽過不去的“仇”。美國從來沒有侵占、分割過中國的領土，相反卻在抗戰中給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中國軍隊在韓戰和越戰中與美軍交過手，韓戰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而越戰卻是美國輸了。有人說，韓戰中中國誌願軍的被俘人員數十萬，而美軍隻有上萬，中方死傷數字也大大超過美方，怎麽好意思稱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雙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戰爭的結果。韓戰的結果是回到戰前的起點，參戰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線”為停火分界。連美國將軍也承認，板門店談判是美國第一次，在結束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的協議上簽字。
難以獨立打贏的一場戰爭
如果不是以結果，而以雙方被俘、死傷的數字作為衡量戰爭勝負的依據，豈不是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沒有勝利，中國應該算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這顯然是荒謬的。中國抗戰中死傷的巨大數字，無法做具體統計，一般認為當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直接死於戰場的軍人，達132 萬4 千多人。中國軍隊被俘或投降的數字也很大，僅被改編為偽軍的就有幾十萬人。經濟損失更極為驚人，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戰前戰後物價相差一千八百倍（重慶2613倍，昆明6894倍）。為戰爭花費的巨額款項，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力。
誰都知道，中國是慘勝。中國隻是理論上和道義上，贏了這場戰爭。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中國僅為盟國陣營中的一員，耗時最久，代價最大，傷亡也最慘重。如果沒有盟國的參戰，中國要贏得這場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無妨這樣講，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攻擊同盟國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話，中國連這樣的慘勝都會覺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戰，形容為一個羽量級對重量級的拳擊大戰。這位羽量級拳手，被那個重量級的家夥連續打擊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後，極度痛楚、疲憊地倒在繩欄上，忽然裁判一聲口哨，將他的一隻胳膊高高地舉起，宣布是他“贏了”！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軍企圖令駐沁縣日軍放下武器，遭到拒絕，於是發生惡戰。日軍僅一個大隊（營級建製）守城，而八路軍出動一萬餘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價仍未能拿下該城。沁縣日軍擊退了八路軍，轉眼將地盤、武器交給了閻錫山的國軍，八路軍卻又輕而易舉地從國軍手裏奪了過來。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晚年嚐撰寫回憶錄，承認八路軍是他在中國作戰時遇到的最有戰鬥力一支軍隊。後來的國共內戰也證明，由八路軍為主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夠勢如破竹地擊敗數百萬裝備優良的國軍。但即便是這支軍隊，在日落西山的日軍麵前也如此不經打。
1945年4 月至6 月間的湘西會戰，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後一次大的戰役。中方投入十九個師，日方投入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聯隊（團級建製）。按史家的評說，這次戰役以日方的失敗告終，所謂“湘西大捷”。雙方的傷亡數字是，日方死1500人，傷5000人；而中方傷亡13713 人，為日方的兩倍。中方還特別提到，俘虜日軍軍官17人，士兵230 人，為七七事變以來俘虜人數最多的一次。日軍以“強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掙紮”，仍有這樣戰績，八年抗戰打的是怎樣一種窩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個謎語：“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據說猜出來好幾個謎底。一為“屈原”，屈服於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二為“蘇武”，蘇聯動武，向日本宣戰；三為“共工”，即共產黨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功。是不是還有一個“蔣幹”，蔣介石幹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憶錄》中，對於日本最高決策層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曆程，做了較為細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還是屈服於美國。更直接地說，還是怕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皇軍喪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隻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片焦土，甚至種族滅絕。毛澤東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實上，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是日本最終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戰敗不等於投降，投降則是承認戰敗。如果沒有美國參戰，或者說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和使用原子彈，日本絕不可能那樣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樣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說七十年日本皇軍一直有視投降、被俘為絕大恥辱的傳統，即連日本曆史上也從未有過對外投降的記錄。縱使日軍在各戰場失利，向本土節節敗退，其作戰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國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盟軍可能還要付出上百萬人的犧牲才能取勝。從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彈的爆炸也給了他決定終戰的最有力的借口。因為軍部領袖們一時方寸大亂，提不出任何對付該武器的良策，當然更無力再阻止天皇作出決斷。
二戰完全可能有另一種結局
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在檢討八年抗戰中中日雙方的優劣成敗時這樣認為：
“……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占領凇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既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隻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麵貌，恐將完全兩樣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在抗戰中擔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指揮過台兒莊戰役，為著名抗日將領，戰後被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並在蔣介石下野後任代總統。他對於日本侵華戰略的分析，應是全麵和老到的，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他說得再明了不過：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應傾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幾個師團幾個師團地逐次增兵，一點一點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隻有屈服一條路可走。也就是說，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及氣魄雄偉的大戰略家。否則，中國實難取勝。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是戰略的失敗，亦即它並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戰爭本身而言，它實在是相當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稱讚昔日戰場上他的對手：“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書）所有與日軍交過手的盟國軍隊，對此也有極為深刻的印象。認為這是一支卓越、頑強乃至偉大的軍隊。德國戰敗後，西方各國尚允許它重建武裝部隊。而日本，被占領軍下令解散皇軍，永遠不得再建軍隊。因為它太厲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戰略，或者不管以什麽戰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麵？在日本投降半個多世紀以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有點“假設曆史”的可笑。而事實上，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之中，這種假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正是這一假設，成為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動力。日本侵略軍所到之處，犯下的種種罪行，令人發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機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抗戰打贏了，我們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輸了，我們就成了人家的奴隸，就成了亡國奴。不做亡國奴，是任何國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義和最強大的一麵旗幟。
正是時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過了那場民族危亡的災難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重新思考和推演曆史，——相當於圍棋的“複盤”。
軸心國與盟國不是單憑正義來劃分的
首先，我們看看被征服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這兩個國家都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長期遭到異國軍隊的占領，成了亡國奴。國土被分割，巨額的戰爭賠款，工業設施被摧毀、劫掠殆盡，重要城市大都化為廢墟。但它們都是戰後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工業國家，而今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盡管它們仍被排斥在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之外，一直未能進入“五強”，其實力足以排進前三名卻是世所公認的。這兩個國家自然資源並不豐富，尤其日本，國土狹小，人口密集，幾乎毫無資源可言。而日本的鋼鐵年出口量，長期超過除美國外七個工業強國的總和。日本還是聯合國的第二經濟支助國，通俗點說，就是聯合國的二老板。而且錢還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國那樣總是拖欠大量款項，搞得不痛快。
日、德兩國戰後的傑出表現，說明和平發展比發動戰爭爭取“生存空間”有效得多。也說明承認戰敗、被征服、甚至被占領不一定是件壞事。你可以說，幸虧這是盟國勝利了。如果是軸心國勝利了，情況不會有這麽好。盟國代表“民主陣營”，而軸心國代表“法西斯陣營”，一個是正義一個是非正義，一個是侵略一個是反侵略，意義是不一樣的。
固然如此，卻又是相對的。蘇聯談得上什麽民主？它的專製獨裁，較納粹德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數，要遠遠超過死於納粹種族屠殺的猶太人。如果以種族決定人的存亡是人類不可饒恕的罪行，那麽以意識形態和經濟狀態決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裏呢？美國是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大本營，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麵的記錄，並不比德國遜色。對外而言，蘇聯侵略、占領和吞並的國家還少嗎？波蘭亡國，是德蘇兩個惡鄰合夥炮製的“傑作”。外蒙獨立，是蘇聯出於“戰略目的”威逼利誘中國政府就範的結果。盟軍陣營中的英國和法國，都屬於老牌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國為業，所占領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豈是戰時德意日三國可比。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主要原因都是“發展空間太小”，要與已將世界瓜分完畢的英法等國搶地盤。日本除了“生存空間太小”要搶地盤，還有一個動聽的口號：把亞洲人從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如果沒有英法等西方國家侵略在先，何來“解放亞洲”之說？二戰結束後，原來的盟國之間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又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由“正義的、反侵略的民主陣營”發動的戰爭，絲毫不見得要“溫良”多少。韓戰、越戰就是明證。小小一個越南，美軍投擲的炸彈就超過整個二戰的總和。1968年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下開進六十萬軍隊，五萬九百輛坦克，八百架飛機，兩千門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進攻法國，僅用了兩千五百輛坦克。
二戰將結束時，盟國陣營的英蘇就劃分歐洲勢力範圍談判，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就是主要戰勝國私下交易的成果。蘇聯軍隊反擊德軍，攻克柏林，實施殘酷的報複，其中也包括殺俘和強奸。德軍殺害卓婭的那個團，整個都被蘇軍殺掉了。柏林大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品，也被盡情地運往蘇聯，半個世紀以後仍宣布永不歸還。美軍占領日本，燒、殺、搶的事件倒至為罕見，唯強奸案多到不勝枚舉，據說多時每天達上千起。這還是無條件投降帶來的優待。日本人似乎沒有中國人那種“寧死不受辱”的羞恥心，或者說，沒有機會給他們表現這種羞恥心。為了保護廣大的一般的婦女，日本政府竟組織“慰安婦”，號召有“獻身精神”、“愛國”的女人們去當軍妓。戰犯東條英機這樣寬解他的前部屬、同事：他也有幾個女兒，“她們肯定是被迫這麽做的，如果沒有黑市和這種賺錢方式，誰能夠在我們的國家生存下來呢？”德日兩國遭到的戰爭報複也許不值得同情，看看他們的戰爭罪行，我們還會認為這種報應實在來的太晚也太輕了。我隻是想說，幻想那一方會出現所謂“仁義之師”，是簡單、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國這樣主動放棄戰爭賠款、禮送百萬侵華日軍出境、放棄起訴和關押大批日本戰犯，並不合乎現代國際環境的“潮流”。
最大的運氣：中國加入盟國
日本並非一開始就同德、意聯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結成三國軸心。而日本高層對此也有不同意見，昭和天皇就屢次表示反對。美國成為盟國的主要成員，也猶豫和觀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與親德的法國貝當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自身遭到重創和奇恥大辱，才下決心向日本宣戰。蘇聯也不是納粹德國擴張的天敵，1939年它還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合謀瓜分波蘭。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軍閃電式入侵，才慌慌張張開始衛國戰爭。中國加入盟國陣營，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國的後麵向德、意兩國宣戰。這之前，中國隻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如果還要算一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蔣介石曾設想“聯德抗日”，國民政府十餘年間聘用大量德國軍事顧問，多時至百餘人，由德前國防部長薩克脫任顧問團團長。德國長期向中國提供軍火，為中國訓練了數十個師，組建了第一個機械化部隊。中國和意大利的關係也相當不錯，德意兩國都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意大利和德國還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將駐華使節升格為大使的兩個國家，分別為1934年9 月（墨索裏尼政府）和1935年5 月（希特勒政府）。歐戰爆發後，蔣介石遣使企圖聯合英、美、法，遭到拒絕，一氣之下竟又轉向德國。1940年11月，德國外長裏賓特洛甫約見中國大使陳介，希望中國能與日本議和，並加入軸心國。直至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希望日本攻蘇，承認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才宣布與德斷交。
二次大戰是世界性戰爭，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與反目，並不以政治理念、社會體製、意識形態來劃分，而是取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時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國與日本都是君主立憲製國家，意大利與蘇聯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它們卻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在盟國陣營中，英、法、蘇俄與中國均結有世仇。法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印度支那；英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緬甸，占據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製了西藏。英國在中國抗戰吃緊的關頭，將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下令封閉三個月之久。法國有盟國陣營的戴高樂政府和軸心國陣營的維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後者，不願放棄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與維希政府建有外交關係，1943年8 月才斷交。沙俄前後侵占了中國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蘇俄又控製並力圖分離外蒙。日本曾與美蘇分別簽訂《美日諒解法案》、《日蘇中立條約》，日美蘇三國都不惜以出賣和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換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蘇聯合聲明：
“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於莫斯科）
日蘇瓜分中國的計劃，使中國陷於兩難。聯日抗俄，則失滿州；聯俄抗日，則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張前者，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張後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塊是好？日蔣之間一直醞釀謀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說，中國到底是加入軸心國，還是加入盟國，一是押寶，二是契機。歸根結蒂，中國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而美國加入盟國陣營，所以中國也就跟著加入盟國。
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各國的利益所在。利益永遠是在道義之上的。當然相對而言，美國還算是比較“講道義”的，它沒有英、法、俄那樣沉重的曆史包袱，戰火也沒有燃燒到它自己的國土上。對於中國的抗戰來說，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消息傳到重慶的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廠、學校、機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侵略戰爭的另一麵
侵略戰爭的性質是不義的，然而侵略的結果卻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納粹德國發動歐戰，是不義中的不義，但它動搖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統治，導致戰後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的獨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極為不義，卻使印尼得以脫離荷蘭，緬甸、馬來西亞得以脫離英國，法國無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戰後東京大審判，印度許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對以戰犯罪名懲罰侵日軍將領，認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有利於亞洲的解放。出席遠東法庭的印度法官帕爾，在最後的審判時寫下自己的保留意見，25名被告都應該無罪釋放。日本侵華，是想獨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國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強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戰，重挫俄國霸占東北的企圖。如果當時是俄國贏了，我們想想對中國可有半點好處？東北一直到斯大林時代都被認為“原本就是俄國的”，許多沙俄軍官家庭甚至把旅順當做他們的“家鄉”。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後，日本將北平、上海、廣州等各地的外國租界及治外法權一應廢除。此舉你可以說是“假惺惺的欺騙”，事實卻是迫使各國先後向南京或重慶表示承認，從而結束了慈禧太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國中之國”的奇觀。李小龍在電影中怒砸租界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還捎帶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頓。殊不知為中國人徹底端掉這塊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說抗戰勝利，租界自然會還給中國。此話是沒有根據的。帝國主義勢力就象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就想賴掉維希政府放棄租界的承諾，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裏廢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願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強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英國在戰後並沒有把香港“自然地”還給中國，而是死皮賴臉地又占了半個多世紀。蘇聯眼見日本將要落敗，趕緊策劃外蒙完全獨立，更證明“自然歸還論”之荒謬。倒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議，勝利後將法屬印度支那交還中國，這是個順水人情，不損失美國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卻為蔣介石拒絕。
曆史上，中國有過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經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來民族的後裔所建立。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優勢，應該是中國對外征服為主。事實並不如此。由中國發動的領土擴張，從來都費力不討好，勞民傷財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這麽說太不好聽了，卻是事實。（參見《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建立過像英國那樣龐大的跨越五洲、環繞全球的殖民帝國。按說它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侵略者，它發動的鴉片戰爭把中國帶進了漫長的冤孽般的恥辱曆程。但一百五十年後，它還給我們一個現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創辦郵局、建發電廠印刷廠、成立警察局、開設銀行，甚至試種茶葉，雖說是為了脫離中國做準備，畢竟給封閉落後的雪域打開了一扇窗口，帶來了新的氣象。印度被英國統治百年，到1947年獨立時，已有鐵路五萬餘公裏，超過麵積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後才追上。英國人給許多國家地區帶來了工業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這些鴉片販子打交道的時候才受到的啟蒙。
勝負乃國家之常事
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既然侵略戰爭有這麽多“好處”，我們就應該肯定它，當外敵入侵時，不但無須抵抗，還要打起旗子歡迎它呢？
不是這樣。外敵入侵，當然要奮起反抗。無論侵略的結果有多好，其過程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對，抵抗。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無庸置疑的道理。但我們在觀照和思考曆史的時候，不能簡單化。以八國聯軍的入侵為例，義和團保衛家園是對的，而它以愚昧瘋狂的行為挑起事端，又確實無法為國際公認的法則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國聯合出兵幹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過談判？當時的情況是，拳亂四起，朝廷都無法控製，外交使團連生命財產安全都不能保證，找誰去談，誰說了算？何況還有中國將領僧格林沁撕毀兩國停戰協議，偷襲外國軍隊的前車之鑒。人家認定你是個不講道理不講信義，狂妄自大頑固守舊的政府，跟你講好的沒用，就象今天的人們去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塞因一樣。總之，這是一場悲劇，而中國是這一悲劇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個民族不善於從中接受教訓，那麽肯定地，悲劇還將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來說，一定要抵抗這是對的。不過要做好兩手準備，即有可能贏，也有可能輸。中國人都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麽也是國家常事。打贏了好說，打輸了怎麽辦？尤其是徹底輸了，亡了國，被征服，怎麽辦？在大敵當前之際，這樣的討論或許太“低調”，太影響士氣；但在遠離硝煙的和平年代，在仔細觀照曆史的時候，這個話題就不僅不是多餘，而且還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結果會怎麽樣？
根據曆史的經驗，可以推斷，結果顯然是：日本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還要加上朝鮮這個自古跟中國關係密切，而並未擁有全部主權的屬國。中國的疆域將第一次越過日本海，囊括忽必烈當年兩次都未曾征服的東瀛島國。
有人說，曆史不會如此簡單地複寫。問題在於，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簡單地複寫曆史。日本侵華的決策者們，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曆史，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有計劃有步驟地采取行動。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它所進攻的主要目標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時宣揚“日中一體”、“同文同種”，固然是為了掩飾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對其目的作了恰當的注解。那就是，實現十六世紀統一日本的領主豐臣秀吉的夢想，“打到北京去當皇帝”，入主中原，成為中國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從哪裏來的？當然不會是從海裏來的，也不是島上固有的。最有根據的推測，是從中國東渡而來。民族學家們認為，大和民族由來自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中南半島的印支人、長江下遊的吳越人，及漢人和朝鮮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說，“中國人”是組成日本民族的主體。1996年開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學者們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調查團”，對中國江蘇省發掘出來的春秋至西漢時代（即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縣繩紋至彌生時代的人骨，進行了三年的對比研究。經過DNA 檢驗分析，兩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證明兩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說，日本人的祖先為中國人。中日兩國，不但同種，而且同宗。（日本《產經新聞》1999年3 月19日報道）
前文說到的李小龍是美籍華人，因好萊塢歧視亞裔形象，轉向香港發展，終於“威震”國際電影界，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當然中國人更是把他當做充滿愛國精神的現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國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龍的傳記片《龍》，有一場戲頗是耐人尋味：李小龍與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電影，片中一個麵容醜陋、動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國觀眾（包括他妻子）一陣陣的哄笑，唯李小龍的表情越來越沉，終於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裏，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一樣的，奚落一個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國人，中國人看了可能會比日本人看了還生氣。李小龍自己的電影裏表現出的中華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國人一解讀，變成了反省“種族歧視”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說一部電影。以愛國著稱的影片《火燒圓明園》中，蒙古將領僧格林沁率領騎兵一次次衝向英法聯軍的槍炮陣，硝煙彌漫，浴血奮戰。他們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保衛家園，大凡中國觀眾都會被這一場景激動得熱血沸騰。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聯軍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鐵蹄橫掃整個中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裏歎零丁”。更不用說，代表中國共禦外侮的滿清政府，兩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者占據香港，一百年後，它卻同中國人一道抗擊日本侵略軍。曆史的複雜性，使一切簡單化的思維與論斷蒼白無力。
比較中國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與中國的文化最為接近。從文化脈絡上說，它應該最容易融入中華民族。日本文字是漢字，字意基本同於中文原意，用不著象秦國統一中國後還得動一次“書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長久為農耕民族，不象以遊牧或漁獵為主的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州人，無須對生活習俗作較大改變即能完成漢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襲中國，就連宗教、服飾、習俗及民族特性、價值倫理也都受中國影響甚久甚巨，超過任何一個“加入”中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維吾爾人，乃至壯、苗、彝、瑤、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漢人。近年美國攝製的中國曆史題材動畫片《木蘭》，很多人指責其服飾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輕視中國文化的表現。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裝，正是一千多年前從中國引進的，故和服又稱“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服裝一千餘年來多次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清朝入關，漢人被強迫改成滿裝，後來旗袍、長衫、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裝”。
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領的“滿州國”來看，日本僑民的確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謂和、滿（漢）、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論實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種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張。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滿漢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製東北才十幾年，到它投降之際，日本僑民絕大多數都會說中國話，適應了大陸生活，除了還保留一些民族服飾及飲食習慣外，與一般中國人已無二致。平民之間的民族矛盾也遠不及元、清初年那樣激烈，中日聯姻比比皆是，日本戰敗後，許多日僑寧可選擇繼續留在中國而不願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遺孤被中國家庭收養，都說明這一點。
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則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這就是所謂“漢化”。中國文化的優劣與否，是另外的論題；它所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同化力，卻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當然也包括融合外來文化，有時甚至是大量融合外來文化，大量接納外族的血統。與其說是單向的同化力，毋寧說是一種巨大的包容力。這種力量在中國本土尤為厲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華洋雜處的香港、澳門，是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較量、交流最為激烈的地方，中國內地通過這兩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東西！遍布國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將多少中國的東西一點一點地滲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種足以抵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強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種能迅速接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充滿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國屬於哪一種呢？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景仰，幾乎不加掩飾。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殺人、強奸、搶掠，幹盡了壞事，唯獨對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壞和毀滅，有的還悉心保護。電影《霸王別姬》裏，有一位酷愛京劇的日本軍官青木，沒有人會懷疑這個角色的真實性（據說其原型為高級文化軍官長穀川）。日本占領軍尊重梅蘭芳、齊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請他們出來做官，不願合作的也不加傷害。淪陷區的文學創作十分活躍，出現了張愛玲這樣優秀的作家。有的小說寫到主人公出走參加抗日遊擊隊，也居然能夠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較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興文字獄，乃至（咱們“自己的”）國共兩黨政權的暗殺和迫害作家、反右及紋化大革命，顯然“開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對中國文化的熟知為自豪，在數不清的電影、文學作品中，許多日本軍官滿嘴中國話，自詡為“中國通”，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紅燈記》裏的日憲兵隊隊長鳩山，原是一個日本醫師，並不專門研究中國學，卻精通中國的語言與人情世故，搞一份密電碼懂得要先“設宴交朋友”。可以想見，一旦日本征服中國成功，這些侵略者會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至少，普通話就說得要比絕大多數的南方人要溜。你讓蔣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滿口鄉音的那麽多國共兩黨的領袖與鳩山們站在一起，讓初學漢語的西方人從口音去分辨，誰是中國人誰是外國人，他們準得弄錯。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钜，視漢學為“上國之學”，以為論政治國的根本。明治維新以後，固然引進了西方的政治、經濟體製，但加固皇權，群士號召“尊王攘夷”、“神州不滅”卻更加中國化。甲午戰爭前，日本比較嚴肅的文學作品大都用漢文出版，這是為了向讀者保證，該書不是寫給無知識的婦女或兒童看的。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麵，而忽略了另一麵：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是積極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模仿了幾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浜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上超過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後，日文行於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數除了曆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的使用著，並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我們象“抵製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一種什麽樣子？——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製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59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結果會更令我們驚歎。如：幹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麽什麽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聽起來這倒是象“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雲“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匯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麵的新意，而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新。當然並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借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詞定）。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遊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複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1924年）
東渡扶桑：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鳴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鑒”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曆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鳴的話並非一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遊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製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發式都被迫改製，那裏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麵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製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隻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麽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侈談什麽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築”，隻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裏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麽“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裏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1906年就有大約8 ，600 人。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誌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鬱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956 本日文書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隻有16本；民國成立後十五年間，日譯漢的書有1 ，759 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麵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鬱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裏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製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曆，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1898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曆，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麽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隻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製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隻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麽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象曆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采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並朝鮮之議。1909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並，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麽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並朝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
從日本方麵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回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拚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汙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麽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誌，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誌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隻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匯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製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製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 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裏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製王朝，往壞裏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
一方麵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麵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禦西方勢力；一方麵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麵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麵不無善意和誠意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對派，一方麵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麽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製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幹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麽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後來也以這種感覺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培訓緬甸、柬埔寨的共產黨叢林遊擊隊。更早些，有兩三百年前清兵入關建立外族政權的鏡鑒。隻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曆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贏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動地向日本提出以東北、蒙古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在有計劃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時，不斷地受到革命黨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並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麵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 月5 日，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麵就簽約一事談判，討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要來得“前衛”。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鮮，再占台灣，再占滿州，再占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複到“穩定狀態”之後，雖然遊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擾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種“看你怎麽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五十年，收複也超過五十年，現在老一代的台灣人，竟有許多對日據時代的生活充滿懷念。日本人講法製，不象後來的國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師和警察，是日據時代最受尊敬的兩種平民職業。李登輝自稱“二十二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如果沒有一點老台灣人的“民意基礎”，早該被轟下台了。
日本治台時期，開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字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鋪設自來水及下水道，開發民用瓦斯（煤氣），開發製糖業（一度占台灣工業產值的六成），興建電廠，興修誇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於一體的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於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製定各項都市計劃及各項法規，不但對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麵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複後台灣的現代化建設製定了藍圖。有些軟體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主國”日本的前麵。1940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１. ４倍，實現了工業化。（楊永良《日據時代的台灣建設》）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於專橫、強製，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國家的基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日本為了讓台灣這隻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養肥了。（伊藤潔（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州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遊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著內地農民“闖關東”去開墾種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份量約占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合理的經濟結構、生產布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結構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年規劃營造的痕跡。
海南島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蠻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領後，以為可以經營成第二個台灣，於是進行建設性開發，尤其是它控製較穩、將其當“自個兒地盤”經營的西線。日本人到村子裏檢查衛生，還給中國孩子糖吃（“滿州國”也一樣，日本人慣使這種“小恩小惠”）。東線因中國遊擊隊活動頻繁，反倒處於“戰時狀態”，軍民（中日）關係緊張惡劣。唯一的一條西線鐵路是日本人修的，還興建了一些礦廠設施。共產黨接手以後，海南島廢省，幾十年無甚建設，隻對其資源作破壞性、掠奪性開發。好象那塊地方本不是咱們的，隨時都怕別人來爭，撈一把算一把，采了趕緊運走，到大陸去加工。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海南成為大特區後才徹底改變。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是世界文學作品中的名篇，飽受過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讀它時多會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寫普法戰爭給法國人帶來的失土之恨，——老師用法語給孩子們講最後一堂課，因為從明天開始，占領者當局不許學校課堂上再使用法語，強迫使用德語。從這點來說，中國的淪陷區算是幸運。日本占領者從未有過“不許用中文授課”的規定，在教育方麵，甚至還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寬容。以“求學”為目的的青年學生，允許其離開日占區去國民政府控製的大後方。以八年抗戰最先淪陷的北平為例，日本投降時，幾所著名大學的設備、圖書都有增長。抗戰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學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戰結束時，中國高等學校為１４１所。高等學校的教師，從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學生從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誠：《現代物理學在中國率先發展的原因》，華夏文摘總四○四第期）許多新大學建於淪陷區，如上海的交通大學、上海醫學院、德國醫學院、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商學院、上海音樂院等六所光複以後不為政府承認的“偽校”。照一些“愛國人士”觀點，淪陷區應該不辦一所學校，青少年沒地方讀書才有利於中國的複興。張春橋的“寧要……不要……”論，其實既不是他的獨創，也不是他的首創。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麵。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裏行間哪有這種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麽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隻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麵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裏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幹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著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麽象什麽。學中國就盡量做得象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體”還是“為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曆史悠久的國家汗顏。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優劣懸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並沒有多少信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艦上，到處晾曬著衣物，詫異之餘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失敗後，從日本那裏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變。
接納日本加入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曾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裏領先世界各國，並非毫無根據。接納和融合外族的血緣、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中國，實現各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漢代的強大。鮮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國實行漢化，為隨後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清朝的入關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孫中山所期望的“聯合”，接受整個日本的加入，從民族性來講，其正麵效果將顯而易見。
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曆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宋代因遭外族壓迫、打擊，特別強調忠節觀念，但這一觀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愛國”。在忠節義士們眼裏，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卻事二主。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幾位民族英雄，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當然，在一定的意義上，“忠君”也是“愛國”的表現之一，但二者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嶽飛鎮壓楊幺之亂，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隻能說明他“忠君報國”，也就是忠於趙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並無忠於漢族、南人的“愛國情操”。他也不反對他的兄弟文天禎仕元，因為他兄弟沒做過宋朝的官，不會背上“貳臣”的罪名。抗清明將史可法死後，被清朝建祠祭祀，饗堂眉額大書“氣壯山河”，以弘揚其忠誠不貳的氣節。清王朝對史可法精神的認同，在於他的“節操”，不在後人賦予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乾隆時，曾指定史官作《貳臣傳》，將那些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明朝降將叛官們盡列其中，也是為了警省後世為臣為民當忠誠不貳，絕非鼓勵所謂“民族大義”。清朝入關既久，當初重名節絕不致仕，乃至圖謀反清複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們，也默認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習慣於“勝者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誰會在乎勝者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日本軍隊侵略時犯下的種種罪行，會使中國人牢記這血海深仇，永遠不可能從感情上接納他們嗎？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的。中國人是最善於忘記仇恨，最寬宏大量的民族。戰犯可以不予追究，賠款可以一筆勾銷，釣魚台島的紛爭可以留給聰明的後人去解決，隻要這陣子能關係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這不還沒成為咱們中國人呢，要是他們成了中國人，過去的一切豈不都是“兄弟鬩牆”，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戰國時的秦國為例，幾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殺人。公元前331 年，敗魏，斬首八萬；前312年，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前307 年，破宜陽，斬首六萬；前301 年，敗楚於重丘，斬首二萬；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前293 年，大敗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前280 年，攻趙，斬首二萬；前275 年，破韓軍，斬首四萬；前274 年，擊魏於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前260 年，大破趙軍於長平，坑卒四十五萬；前256 年，攻韓，斬首四萬；又攻趙，斬首九萬；前234 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據翦伯讚主編《中外曆史年表》）一場統一中國的戰爭，到底斬掉了多少人頭，已不能精確計數。可以肯定的是，以當時中國人口不過上千萬，其殺人比例之高、之酷烈，遠遠超過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國的創業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說是蒙古人，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嚴格的意義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後才成為“中國人”。蒙古人的鐵蹄曾橫掃歐亞大陸，征服數十個國家，每破一城，絕大多數人民盡皆屠殺，所有財物盡予劫取，隻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與俊美男女兒童供其利用與玩樂。許多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淪為廢墟，人煙斷絕。蒙古軍大舉侵略中國時，因起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為宰相，對中國人采用攻心為上的懷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斂。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將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擬循例屠城，為耶律楚材力爭所免。但他們對別的國家，仍舊不改殘忍習性，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積屍遍野。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傑，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殺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隻人耳。破波蘭與日耳曼聯軍，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達佩斯，辱婦女，焚教堂，劫財寶，逢人便殺。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將劄喇台征高麗，所過城邑灰燼，俘男女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人無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討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餘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幾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開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據陳致平《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種族滅絕政策，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皆不能望其項背。然而成吉思汗卻以“偉大的民族英雄”載入中國史冊，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旗阿騰席連真東南十五公裏處，建築麵積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輝煌如同宮殿。遠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舉行公祭盛會。為什麽沒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殘暴的子孫們當做戰犯？因為他贏了，成就了“功業”，勝為王而不是敗為寇。如果日本人贏了，也就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戰犯，他們的戰爭罪行也就會為“偉績”所掩蓋，他們的亡靈也就會被供奉在比“靖國神社”闊綽、輝煌和神氣得多的紀念堂中受後人祭祀，而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猥瑣於一隅，接受幾個行藏閃爍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大王朝，也是曆代最好的一個王朝。清朝征服整個中國的過程，同樣極為血腥。在與明朝爭奪遼東的時候，清軍就曾對遷安、永平兩地進行屠城，隻將財物和少數婦女掠走享用。因破壞了皇太極對漢人的懷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為“國賊”遭到懲處，但皇太極本人拒絕對此事負責，而且後來也沒能製止此類屠殺。明將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屬，其餘官百餘人，兵三千餘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屬婦女兒童一千二百餘人沒為奴婢。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清軍得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軍入關占領北京，攝政王多爾袞發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書”，其後就有著名的“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殺了多少人？當時的估計是八十萬（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有人不同意這個數目，估算是二、三十萬，這也夠慘的了。不光是殺，任何婦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輪奸，和三百年後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樣。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婦女被雙手釘在床板上輪奸。史家慨歎：“‘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清軍陷昆山，在那裏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了，於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四萬。江陰抵抗清軍八十天，城破，七萬人死於屠殺。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魯特人幾乎被殺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滅。
明清之際，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飯。滿人殺漢人，清軍中的漢人也殺漢人，不然殺不過來（滿人太少）。侵略者殺老百姓，農民軍也殺老百姓，張獻忠在四川就殺人一百萬。李自成在北京，開始殺明朝降官，殺到後來控製不住，燒殺搶掠行同強盜。老百姓有機會也殺人，清兵占領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機報複，成群結夥襲擊掉隊的大順士兵，將他們捉了燒死或砍頭，大約有兩千人被殺。明朝的官軍也殺百姓，動不動就“縱兵劫掠”，濫殺無辜。
“王道”：從屠殺到懷柔政策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發生過文明的、不殘暴的侵略戰爭。作為一種“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實例我卻沒聽說過。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它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規模販毒，麻痹和殘害整個民族的身心作為手段。法國是近代啟蒙運動的精神家園，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掠圓明園，曾遭到法國作家雨果的痛斥。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紅軍在東北幹的壞事卻教人歎為觀止，還拿它毫無辦法，——國共兩黨都要巴結它，以換取在東北的優勢。美國號稱現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當年在印度尼西亞“幫助”蘇哈托清除共黨勢力上台，殺了60萬顆人頭。後來據說因為“良心發現”，中央情報局曾承認有大約5 千人是自己親自下手。1973年美國對柬埔寨實行“飽和式轟炸”，使50萬平民喪生。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的狂轟濫炸、施放毒氣和直接屠戮，殺死了300 萬越南人。
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強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聯軍共兩萬兩千人，其中日本軍隊八千人，俄軍四千，英軍三千，美軍兩千。日軍不但人數最多，而且打頭陣。義和團興起，與德日兩國結怨最深。但日軍卻沒有像其他同夥那樣，在戰鬥結束後對占領地采取血腥報複行動。一位叫藍登的西方記者報導：“日本兵是聯軍中唯一對藝術品有欣賞能力的。雖然他們也當然像別人一樣的搶劫，但都做得安靜優雅。沒有亂摔東西，也沒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壞。他們搜集喜歡的東西，但不象搶劫的樣子。我曾看到一處有日本兵進去過的房子。裏麵藏有一櫃子的瓷器。他們像鑒賞家一樣加以撫摸，並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對於粗劣的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更不必說德國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銅器、石器之外，幾乎沒有不打破的，實在難以比擬。”（梅龍。哈利斯、蘇西。哈利斯《日本皇軍興亡記》）
日本軍隊相對的文明，緣於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認同。是否還有“同種”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現出特別的殘暴，是發動大舉侵華戰爭後，以南京大屠殺為標誌開始的。其暴行引起舉世震驚與公憤。為振興軍紀，“壓製犯罪和不正當行為”，日本陸軍省於1940年9 月頒布了《改進軍紀計劃》的小冊子，詳細列舉“中國事變中罪行和不當行為的特質”，要求每一軍官“應時時記憶在心”。雖然我們不能期待發動侵略的戰犯們，會對其軍人“不當行為的特質”作出恰當的判斷，但這本小冊子至少顯示了日本軍事當局承認了一部分罪惡，並試圖有所改過。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兩年間，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軍事審判，其中420 人犯搶劫或搶劫加強奸致死，312 人犯強奸或強奸致死。這是日本方麵的記錄，實際罪犯的數字當然遠不止於此。單是南京大屠殺的集體犯罪中，人數就得以萬計。攻占南京的第六師團長穀壽夫，一次斬殺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軍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競賽”聞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兩少尉，十年後才在南京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製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製區又分為“治安區”與“準治安區”兩種。“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麵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體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準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遊擊隊、民兵、敵後武工隊、抗日救國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擾。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準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與“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複，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氣與尊嚴，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借此激發原始的血氣之勇。但要想最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適得其反。因此他們也得在“治安區”內推行懷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種”，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製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種政策對於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實在太具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間有杆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強奸、輪暴是比殺頭更難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寫抗戰的書籍中，似乎日本侵略軍隻強奸中國婦女，而較為優待第三國尤其是西方人士。這樣更足以證明，日本人隻不拿咱們中國人當人。事實並非如此。較為優待的是沒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的公民，而不是什麽“西方人士”。一旦開戰，凡敵對國家，都沒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後，一批英國女醫護人員落入日軍之手，被關到地下室摧殘了一個多月。其中一位女醫生戰後回憶，這段日子她們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個日本人強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強奸。另據一位目擊者、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在東京國際法庭的證詞，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陣地的170 名英軍及傷員被俘後全部殺害，七名女護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殺。其中一名英籍女護士甚至被綁在屍體上輪奸。荷蘭婦女也曾遭到類似的暴行。在對待戰俘和戰敗國方麵，倒是東西方“平等相待”的。電影《桂河大橋》，真實反映英軍俘虜被迫當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馬尼拉淪陷，美菲俘虜及難民共八萬人在轉移至收容所途中，約有一萬七千人被日軍虐待致死，其中美軍士兵1200名。西方人稱之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萬島一次燒死150 名美軍戰俘。
為了通過“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獸欲，日本軍部特意建立“慰安婦”製度。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製度，其中大部分是韓國婦女，還有一部分台灣和中國婦女，甚至西方婦女，但日本婦女也不在少數；有許多是被迫的，被強拉的難民，甚至是女戰俘，但也有“為聖戰而貢獻青春”的妓女。“慰安婦”們以自身遭受摧殘為代價，多少緩解了淪陷區廣大婦女的遭受蹂躪的壓力。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時任日第11軍團長的岡村寧次中將，曾對軍中不能杜絕強奸罪行十分氣惱，下令憲兵分隊長重藤憲文中佐親自坐鎮，加強安撫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軍法會議處理。當他聽到法務部長、憲兵隊長為罪犯辯解，認為不能構成犯罪時，岡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說！我知道，強奸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麵前，誰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輪奸，怎麽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適於戰區現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聖戰’嗎？這是個‘聖戰’的樣子嗎？”（陳道闊《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後來晉升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在其晚年的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1940年2 月召開的一次師團長、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縱然基於戰鬥上的需要，將房屋焚毀後，不論如何進行宣撫工作，亦毫無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奪強奸，而進行宣撫工作的地方，當敵人發動攻勢作戰時，當地居民，亦均繼續表示好感，而協助搬運物資；但前者的場合，敵人來襲時，居民通敵，於我不利，到現在始痛感需遵守軍司令官的愛民方針。”
當地居民表示好感，協助軍隊搬運物資，這頗有點像共產黨描繪的“軍愛民，民擁軍”的景象。這是神話嗎？是侵略者一廂情願的幻想嗎？——不是。1942年至1943年春，日軍進攻河南，當地民眾主動為日軍帶路，甚至幫助日軍繳中國軍隊的槍。僅此一役，就有五萬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眾繳了械。（劉震雲《溫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中唱道：“天地之間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兩軍對壘，當中國軍隊在民眾饑餓難捱，掙紮在生死線時，仍隻顧橫徵暴斂，毫不體恤；而日本軍隊趁機收買人心，發放軍糧救濟百姓。中國駐軍把城周十數裏地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進村強索一切供應，稍有不遂，武力隨之，更濫征民間車馬人力，弄得怨聲載道，家破人亡；毗鄰的日軍則用現金雇工人築路，不但不侵擾百姓，還施以小恩小惠。在這種情況下，“秤砣”於是向侵略者那邊傾斜，什麽“民族大義”，“愛國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在“秤杆”上壓不起足夠的分量。
對老百姓而言都是“官軍”
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對於老百姓來講都是“官軍”。如果你殺人放火強奸搶劫，不顧百姓死活，你就是強盜、土匪；如果你尊重民眾，友好相待，你就是仁義之師。我們可以指責這條簡單的法則近乎“淺薄和愚昧”，卻又沒有任何其他一條“深刻和智慧”的法則比它更接近曆史的事實。有人認為：在絕對正確的愛國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本主義。孟子曰：“民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讚成這個觀點。進一步說，我認為國家利益應該高於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應該高於國家利益。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適，也曾寫過一首詩《你莫忘記》，借一位老人之口表達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把你的老子打成了這個樣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哎喲！──火就要燒到這裏了，──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人總該不至──如此！──
胡適的這首詩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上，大約為1918年。“我們國家的大兵”指的是軍閥部隊，而亡國的假想敵則是哥薩克、普魯士。不過不論放在什麽時代什麽地方，意思都是一樣的。抗日戰爭無疑是神聖和偉大的，但沒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國別和民族、任何軍隊有理由殘害百姓，不顧及人民的利益。
中國軍隊帶來的水深火熱
看幾個例子：
1938年6 月9 日，為了阻擋中原日軍西進，國軍在河南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決黃河大堤放水。洪峰突發，奪路東去，其咆哮洶湧之狀據說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黃河決口。豫、皖、蘇三省44縣市受災麵積一萬三千平方公裏，受災人口一千二百五十餘萬，三百九十多萬人流離失所，九十萬人死於非命，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人民付出慘重的代價，“戰果”又如何呢？日軍土肥原的第14師團一部分被困於中牟，經工兵接應耗費三天結集到開封；中島的第16師團一兩萬人陷在黃泛區，經航空兵團空投物資救援，終於度過難關。——如此而已。黃河畢竟沒有像大合唱中歌頌的那樣，“發出憤怒的吼聲淹沒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隻有珠江的八分之一，隻能淹沒那些沒有航空部隊和工兵部隊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個歪點子，死掉九十萬人，這個數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淩晨兩點，湖南省政府得到日軍已迫近的報告（事後才知道是假情報），為實行“焦土抗戰”的既定方針，下令自焚長沙。由省警備團出動執行焚城任務，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藥包、手榴彈用以炸開封鎖的大門。事先沒有得到任何警報、正在睡夢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許多居民被活活燒死，烤死，嗆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醬，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悶死。這場大火不停不歇地燒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曆史文化名城被焚毀成一片碎瓦頹垣。後來統計，確認死於大火的人數約兩萬，其他不能確認的外地難民、傷兵則難以計數。文物損失無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圖書珍本、名貴字畫化為灰燼，僅一家金號就有440 顆漢代印章融為銅餅、鐵錠。絕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築被毀。長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稱，一次被燒掉大米、稻穀200 萬擔。列為“四大名繡”之一的湘繡業，因幾輩人存積的優秀畫稿和版本毀於一旦，從此在中國的刺繡界黯然失色。我們斥責日本鬼子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燒光。日本軍隊燒村莊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長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寫過抗戰時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一曲《南泥灣》，更是唱得家喻戶曉。然而，大生產除了開荒地種糧食、蔬菜、棉花，還種過什麽呢？還種過大量的鴉片！國民政府不給共產黨撥款，延安要從經濟上支撐遠遠超編的八路軍、新四軍，實感困難。糧棉蔬菜隻能解決部分衣食自給問題，於是獲利較大的鴉片則受到青睞。有作家為了撰寫中共領袖的傳記，采訪當地的百姓和當年的戰士，據他們回憶，每有外國記者來參觀，就發動戰士們連夜把鴉片挖出來用土蓋上，記者走了再翻過來種上。可見共產黨也知道，種鴉片不是件光彩的事。為什麽還要種呢，因為要錢來“打日本”。至於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麵敘述國軍抗戰的書中，有一段這樣的紀實：“總指揮部和縱隊，支隊司令部，以攤牌民間婦女作雜活為名，選派年輕有姿色的婦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揮部和司令部去縫軍衣、做布鞋、洗衣、做飯，婦女們請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歸，均遭拒絕，要求一律在軍營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輪換一次。凡去當差的婦女，大多遭到強奸，先後被奸汙者達幾百人。有的回家悲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輪奸致殘，甚至含恨自殺。廣大百姓對其暴行恨之入骨。”（純子、蔡農、老加《一江血水向東流——中日武漢大會戰實錄》）這是誰的隊伍？是日本軍隊嗎？不，是中國的政府軍。由蔣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邊區遊擊總指揮部”，是抗日的隊伍。他們派夫派款，強拉壯丁，販運私貨發國難財，倒也罷了；最可惡的是強奸民女。日本侵略軍最令人仇恨和惡心的戰爭罪行，也是強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會秩序建立之後總還不至於敢公開這樣幹，要不也不會組織專門的慰安婦了。而國軍卻是代表政府的，本身應該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證，這樣的罪行隻能說是執法犯法，比日寇有過之而無不及。1943年，爆發隨北十萬民變，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派出三個師進行鎮壓。
內鬥的慘烈甚於外鬥
1944年12月24日夜，重慶歌樂山軍統局為中美合作所全體美方人員舉辦晚會慶祝聖誕節，結果台上唱戲，台下秩序大亂。中統局長戴笠特意約了幾十個女人陪美軍官兵跳舞，有些被當眾強奸。這種事發生在戰時國都重慶，由“政府機構”出麵組織慰問援華友軍，次日便有密報呈送蔣介石侍從室，也隻好不了了之。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犯下的強奸罪更是超過關東軍十幾年所為。而且還不許聲張，一些對蘇聯紅軍的暴行表示過不滿的中共幹部，解放後長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延安種鴉片，本國和盟國軍隊強奸婦女，都是一個問題：為了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可以不擇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惡劣。如果這種道理站得住腳，那麽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諒了：他們是為了“拯救”腐敗墮落的中國，為了實現一統大中國（或“大東亞共榮圈”）而進行的“聖戰”。
有人會說，寧可死在自己人手裏，也不願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寧可被黃河淹死，“人或為魚鱉”，也不給鬼子劈死；寧可自己一把火先燒光，也不留給鬼子去燒；寧可吸共產黨種的鴉片，也不吸日本人販來的鴉片；寧可給國軍、美軍、蘇軍強奸，也不給日本鬼子強奸，……這話或許有他的道理。不過，這叫什麽道理？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記載，抗日戰爭期間，他在河南聽到過這樣的民謠：“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湯軍”是湯恩伯的部隊，蔣介石的嫡係。抗戰勝利後，淪陷區的百姓也有民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看來，在這個問題上，同時或前後深受過侵略者和“自己人”災害的平民百姓，是不會同意一些人的高論的。魯迅也早就表示過，死在自己人手裏是最悲哀的。這是因為，“自己人”最防不勝防；這種死最無價值；內鬥往往比外鬥更為殘酷和激烈。後來發生的國共內戰、紋化大革命，都證明了這一點。
內鬥超過外鬥，並不是中國人的專利。美國的南北戰爭，就超過它的獨立戰爭。五十年代韓戰的激烈，遠非抗擊日本入侵時可比。從生物學的角度，同類物種之間的爭鬥，也超過不同物種之間生存鬥爭。不同的物種，所需要的資源是不一樣的。牛、羊、鹿在獅子、豺狼襲來的時候，隻顧各自逃命而不會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樣，“團結起來用利角去抗爭”，卻在爭奪配偶的決鬥中不惜折腿斷角抵死相拚。人類社會比生物界要複雜得多，有些簡單的道理卻是相通的。嚴格地說，決堤、放火還不是內鬥，隻是“誤傷”。皖南事變才是典型的內鬥，國軍一次圍殲新四軍八千餘人。而在此數月之前，新四軍僅一“黃橋決戰”，就殲滅國民黨第八十九軍一萬一千餘人，成為共軍戰史上一次輝煌的戰例。可惜黃橋、皖南雖在抗戰期間，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為了防止共產黨勢力控製東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竟以出賣外蒙作為爭取蘇聯承諾的代價，也可算作內鬥的一種“謀略”，盡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抗日戰爭的結果是收回了東北和台灣，卻放棄了麵積超過兩倍於東北和台灣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義還不止於領土的喪失，它動搖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動搖了“五族共和”的國本，為中國的進一步可能的分裂撞開了一條隱約的、難以彌合的罅隙。
小國比大國容易被征服
有人認為，大中華思想是不對的；有的西方學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統一中國，今日中國就會像歐洲那樣好。我以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還是大一點好。歐洲在世界上占據領先地位，也不過四五百年時間，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結論。國與國之間一旦發生戰爭，小國缺乏戰略縱深和自然資源，就很明顯的要吃虧。日本最終就敗在這裏。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肥。”中國在抗戰中什麽都不如人家，唯領土遼闊，可以一退再退。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蔣介石），其實就是倉皇逃跑、回避；所謂打一場曠時日久的“持久戰”（毛澤東），其實就是各據一方，靜待其變。在西方人看來不可思議的“逃避戰略”，最終竟然奏效。拿破倫、希特勒橫掃歐洲各國如入無人之境，卻都在無邊無際的俄羅斯的土地上铩羽而歸。以日本軍隊的善戰，對付美國也隻能采取偷襲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對攻擊和占領遼闊的美國本土不存絲毫妄想，一當太平洋戰爭失利，它自己那狹小的國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擊的靶子。這時候它才知道，當初輕視身邊這個“不堪一擊”的龐然大物，提出“三個月亡華”的計劃，以至於未能傾全國之軍力先行征服中國，是多麽的輕率、愚蠢。
中國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氣候者，多是國家處於分裂狀態，亦即“大國變成小國”之時。周室威權衰落，再也不能號令諸侯統一發兵征戰，遂有秦國的各個擊破。東漢末年分裂成三國，雖短暫統一於晉，但諸王割據，使國家化整為零，遂在“八王之亂”後外族相繼湧入中原，史稱“五胡亂華”。唐末國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遼朝；而後女真人建立金朝，趁遼宋對峙，滅遼與北宋，占據中原；再後蒙古人入侵，滅掉各占中國半壁江山的金與南宋。西晉和北宋畢竟是“大國”，所以北方強敵入侵時尚能退守江東、江南，建立東晉、南宋，各延續了一百多年的命脈，不至於被趕入絕境。當北方強敵再度入侵，已經成了“小國”的南方王朝再無地方可退，隻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國的“統一”時代，但其末年國家為朱氏朝廷、李自成、張獻忠三大政治勢力所控製，形成實際上的國土分裂局麵，清軍趁勢入關。分裂狀態，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夠同仇敵愾地共同抵禦外敵，這隻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實際統轄的國土狹小，沒有回旋餘地，容易被占領和征服。
國家的領土遼闊，對於現代科技和經濟，也有極大好處。以航天工業為例，歐洲和日本皆遠不及美俄中三國，其土地麵積的狹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經緯度上建立地麵站，隻有大國才能辦得到。歐洲是近代工業革命、近代科學、資本主義經濟、現代文明和民主製度的發源地，終因其“春秋戰國”式的版圖格局，在本世紀由盛而衰，輸給了隻有兩百年曆史的美國。這和一堆小公司，競爭不過一個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歐各國力圖打破促狹國境的限製，實現經濟上的統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既是明智之舉，又是不得已而為之。歐洲的衰落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都源於“生存空間”也就是國土麵積太狹窄，而戰亂一開，小國的戰爭創傷更難以平複。二是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這兩條實際上也都牽涉到國家領土（及屬土）的大小問題。
日本“加入中國”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國，不論它是以什麽方式，想再退出中國，就不那麽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國，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全體“中國人民”堅決不能同意。除非出現象孫中山、蔣介石那樣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劃出日本為代價，換取別國的經濟支持。中國“不是菜園子”，你想進的時候就進，想出的時候就出，沒那麽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個慣用伎倆，將侵略中國說成是“進出中國”，這是因為他們都沒學好曆史，不懂得中國進來容易出來難。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大陸，滅國四十餘個，也包括中國，而蒙古後來成了“中國的蒙古族”，沒有成為別的什麽國家的蒙古。清兵入關，也使滿族成為“中國的滿族”。中國人習慣將入侵者說成是“外族”。什麽叫外族？說直白了就是外國民族。不然，怎麽不以“外族”去稱呼今天中國的少數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瑤族、壯族、土家族，……怎麽就從來沒當過“外族”？
“加入中國”有哪幾種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國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國一道被第三國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領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國領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國而最終完成合並（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曆史上與中國關係密切，視中國為“上國”、“天朝”，漢代即派使臣到中國朝貢，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漢光武帝賜“倭奴國王”的印綬，有點“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於中國的關係悠久得多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脫亞入歐，這個慣於點頭哈腰的小“附庸”，忽然變成了小霸王，中國反倒成了破落的“窮措大”。這種情況下，“西藏模式”顯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間還隔著個高麗，也長期是中國的附庸，如果它都沒能以這種方式並入中國，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日本從來沒有對外戰敗過。它遭受過的最大的侵略戰爭，是在中國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發兵大舉征日，結果一無所獲。當時中國南宋尚存，蒙古人挾同高麗參戰。六年後，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國善水戰的優勢，再度攻日，還預先設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敗而歸，不及逃走的十幾萬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殺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英勇善戰，尚且在日本敗得如此之慘，看來“清初蒙古模式”也難奏效。
中國從來都把打外國（族）說成是“征伐”、“平定”、“討逐”，把外國（族）打中國說成是“入侵”、“侵擾”、“犯邊”。自古中國“征伐”外國的戰果甚少佳績，往往不及外國“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擾”中國好幾個朝代，才被中國“平定”，平定後還老大一陣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還麻煩，是一個耗時耗力、勞民傷財的跨世紀工程，代價太大，在現代社會似乎更加得不償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終結果是中國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戰爭直至清朝覆亡之際，是日本重演清朝入關的最有利的時機。中日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實力極為懸殊；中國還有象孫中山這樣鼓吹“中日一體”、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為內應，條件比明末清初時還要好，至少不會更差。但是它錯過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國才重新開打。這時中國已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初步建立了現代國家體製，及現代裝備的軍隊。難是難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後製定的戰略方針打，征服中國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錯過了，進退失據，隻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製造“靖康之恥”，到1234年初亡於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遼國五京的時間，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華民國首都，製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國投降，隻有八年；即使算上發動“滿州事變”占領東北的時間，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張邦昌、劉豫偽政權；後幹脆自己來幹，成了代表“中國”的兩個“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偽滿州國和汪精衛政府，但來不及“自己幹”，來不及“合法”就投降了。這樣短的時間，使它終於沒有能夠融入中國，被“漢化”成“中華民族”的一員；也使得中國人始終無法消弭“外國入侵”的心頭之恨。
如果時間足夠長，——到底要多長？不好說，反正十年、八年是絕對不夠的。無論如何，日本總歸是照著金朝的樣子“野”了這麽一把，這筆賬咱們得記著，說不定將來有那麽一天，它還會以某種方式加入中國。清朝的建立者滿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後裔，而滿清初建時的國名就叫“後金”。滿清實現了他們的先人的夢想：占領和統治整個中國，而最終也被整個中國所吞沒。如果是這樣一個結果，我以為即使日本贏得戰爭的勝利，對中國而言未見得就一定是壞事。可以推斷，中國征服和統一日本，與日本征服和統一中國，最終結果是完全一樣的。那就是：隻有一個中國。一個日本這樣的國家，和一個中國這樣的國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懼；而一個日本那樣發達的中國，或一個中國那樣龐大的日本，卻足以使所有的國家不敢小覷。
有人會說，這是善良的中國人的一廂情願。不對。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的“一廂情願”。雖然一百年來，中國一直在試圖以各種方式、走各種道路努力成為象日本那樣發達的中國都未獲成功，但還是要比日本成為象中國那樣龐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們關起門來反複折騰就行了，走多少彎路、摸多少石頭、交多少“學費”、耗多少資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裏的事”，與別人無礙。隻要世界有足夠的耐心等待我們“迎頭趕上”，隻要我們能無數的打擊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國的世紀”那一天。而日本，隻有發動戰爭一條路可走，並且還沒打贏。畢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時間的感覺卻是“無限”的。何況，必要時咱們還可以“空間換時間”，拖垮拖死一切競爭對手與來犯之敵。
設想日本打贏了中國，當然不能排除“細節”的考慮。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之下，西方各國出於自身在遠東的利益，能否坐視中國為日本所吞並？日本得了中國這片土地，能否暫抑瘋狂擴張、進而稱霸世界的欲火？是馬上四處出擊，驅使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為其征戰他國，還是為穩固這塊遼闊的新殖民地，先停下來進行建設、發展和同化，而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曆代外來王朝那樣，終於為他們所仰慕的漢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頑強的民族風格，變得跟漢民族一樣儒雅柔弱，不再存稱霸之心？
任何一個“不壞”的結果，都不能說明過程的必要與合理。人類發明了戰爭，發明了自相殘殺的武器，發明了以一種文明摧毀另一種文明，或者一種較高（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種較低（較高）的文明，甚至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都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為戰爭和武器所毀滅，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認，戰爭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往往起到的促進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說，就是所謂“進步作用”。但戰爭終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過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現代國際社會設計出那麽多的“人道”的戰爭公約，也還是設計不出一種“人道的戰爭”方式。
複雜的感情：仇日還是憎美
整個日本一片震驚，隨後是傷心屈辱、惶恐茫然。一個又一個有淚無聲或聲嘶力竭捶胸頓足的武士，拔出佩刀插進自己的肚腹，顢頇地倒在汙血之中。在世界的另一邊，尤其是中國，卻鞭炮鑼鼓一片歡騰。戰爭結束了，而且是中國贏得了最後的勝利，晚清以來一百年民族失敗的恥辱史終於畫上了句號。這個自參與八國聯軍打下北京，就一直在龐然大物的中國麵前凶惡、狂妄、刁蠻、殘暴地跳來跳去鬧騰個沒完的小個子國家，乖乖認輸了！縱觀二十世紀，如果說隻有一件大事真正值得中國人驕傲和慶賀的話，那就是抗戰的勝利。中國人站起來了，雖然他後來又站起來了好幾次；中國摜掉了扣在頭上的“東亞病夫”的帽子，雖然他注定還要在貧窮、動亂和饑餓中繼續熬過漫長的歲月；但畢竟不會再像以前那樣任人欺淩宰割，畢竟與美蘇英法一道躋身於“世界五強”。
也許不是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人，能夠體會得到中國人的心酸。民族的自尊和自負，民族的自卑和自賤，多少年以來，而且還將不知多少年地左右著我們的情緒、觀念、自我定位、心態和生態。在別的國家眼裏，中國人真是難以理解。一方麵，對戰敗國抱著“以德報怨”的寬宏大量，將大批侵略軍優先用軍艦送返日本，隻對極少數戰犯提出起訴，放棄巨額戰爭賠款；另一方麵，又為對方老是以怨報德、忘恩負義而激忿，什麽參拜靖國神社、拒不公開認罪、篡改曆史教科書、釣魚台島糾紛、極端右派分子的言論和表演、電腦軟件《提督的決斷》的官司……，每次都引起一番新仇舊恨。一方麵，大量回憶和描寫抗日戰爭的出版物、影視作品，大屠殺紀念館，慰安婦的控訴，民間索賠，提醒人們不要忘記慘痛的過去；另一方麵，卻多少表現得有些“餛飩挑子一頭熱”地跟日本套近乎，發誓要和它“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國人的感情是複雜的，——對廣島和長崎的原爆居然惺惺相惜；聽到美國大兵強奸日本少女，心裏頭又象鄰村的二妞教洋鬼子糟蹋了一樣不好受；滿心信任和稱讚日本商品的同時，打心眼兒裏嘲笑蔑視它們的製造者：“小日本做的！”
學者餘英時曾用一個詞形容中國人對美國的民族感情，叫“羨憎交織”。其實，這個詞用來形容對日本人的態度更為確切。美國太遙遠了。美國不管它有多好和有多壞，總不至於讓中國人牽腸掛肚或是金瘡迸裂。而日本就可以很輕易地做到，它就在你的隔壁，動不動就能讓你既驚且懼，既慕又歎，既恨還愛。你說不清他們到底是西方人還是東方人，是親戚還是宿敵，是謙卑還是驕狂，是聰明還是蠢笨，是刻板還是滑頭，是戰爭還是和平。
說起對美國的“羨憎交織”，其實沒有一個國家能比得上日本。日本打遍天下幾無敵手，最終敗在美國人手上。二次大戰後，占領軍統帥麥克阿瑟主導了對整個日本社會的結構性改造，使日本得以迅速修複戰爭創傷，成為“坐二望一”的世界經濟強國。美國是日本的最大的克星，又是最大的救星，是主人、恩師又是競爭對手，不由得它不對之“羨憎交織”。“日本可以說不”，就是這種情結的最好注解。
當電視裏麵出現，西方七大工業國領袖濟濟一堂，規劃著世界的經濟版圖和秩序時，一個頭發梳得油光發亮、個頭比其他人矮去一大截的日本首相也忝列其中，我們總不免要多打量他幾眼，——用所謂“羨憎交織”的目光。我們不會用這樣的眼光去看德國人、意大利人，更談不上英國人、法國人、加拿大人，當然也不會這樣去看美國人。曆史上美國對中國是有恩的，談不上有什麽過不去的“仇”。美國從來沒有侵占、分割過中國的領土，相反卻在抗戰中給予中國最大的援助。中國軍隊在韓戰和越戰中與美軍交過手，韓戰可以說是打了個平手，而越戰卻是美國輸了。有人說，韓戰中中國誌願軍的被俘人員數十萬，而美軍隻有上萬，中方死傷數字也大大超過美方，怎麽好意思稱作“平手”呢？平手的意思，不是雙方兵力消耗的相等，而是看戰爭的結果。韓戰的結果是回到戰前的起點，參戰四方以原有的“三八線”為停火分界。連美國將軍也承認，板門店談判是美國第一次，在結束一場沒有打贏的戰爭的協議上簽字。
難以獨立打贏的一場戰爭
如果不是以結果，而以雙方被俘、死傷的數字作為衡量戰爭勝負的依據，豈不是可以這樣說：中國的抗日戰爭沒有勝利，中國應該算是戰敗國，而日本是戰勝國？這顯然是荒謬的。中國抗戰中死傷的巨大數字，無法做具體統計，一般認為當數以千萬計，其中絕大多數是平民。直接死於戰場的軍人，達132 萬4 千多人。中國軍隊被俘或投降的數字也很大，僅被改編為偽軍的就有幾十萬人。經濟損失更極為驚人，三千萬人喪失家園，戰前戰後物價相差一千八百倍（重慶2613倍，昆明6894倍）。為戰爭花費的巨額款項，已經大大超過了中國人民的納稅能力。
誰都知道，中國是慘勝。中國隻是理論上和道義上，贏了這場戰爭。日本是向盟軍投降，而中國僅為盟國陣營中的一員，耗時最久，代價最大，傷亡也最慘重。如果沒有盟國的參戰，中國要贏得這場戰爭幾乎是不可能的。或者無妨這樣講，如果不是日本主動攻擊同盟國而引發太平洋戰爭的話，中國連這樣的慘勝都會覺得奢侈。有人把中國的抗戰，形容為一個羽量級對重量級的拳擊大戰。這位羽量級拳手，被那個重量級的家夥連續打擊了八年甚至更久之後，極度痛楚、疲憊地倒在繩欄上，忽然裁判一聲口哨，將他的一隻胳膊高高地舉起，宣布是他“贏了”！情況就是這樣。
日本投降後的第三天，在山西的八路軍企圖令駐沁縣日軍放下武器，遭到拒絕，於是發生惡戰。日軍僅一個大隊（營級建製）守城，而八路軍出動一萬餘人攻打，以死亡一千多人的代價仍未能拿下該城。沁縣日軍擊退了八路軍，轉眼將地盤、武器交給了閻錫山的國軍，八路軍卻又輕而易舉地從國軍手裏奪了過來。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晚年嚐撰寫回憶錄，承認八路軍是他在中國作戰時遇到的最有戰鬥力一支軍隊。後來的國共內戰也證明，由八路軍為主組成的人民解放軍，能夠勢如破竹地擊敗數百萬裝備優良的國軍。但即便是這支軍隊，在日落西山的日軍麵前也如此不經打。
1945年4 月至6 月間的湘西會戰，是日本投降前在中國打的最後一次大的戰役。中方投入十九個師，日方投入三個師團、一個旅團和一個聯隊（團級建製）。按史家的評說，這次戰役以日方的失敗告終，所謂“湘西大捷”。雙方的傷亡數字是，日方死1500人，傷5000人；而中方傷亡13713 人，為日方的兩倍。中方還特別提到，俘虜日軍軍官17人，士兵230 人，為七七事變以來俘虜人數最多的一次。日軍以“強弩之末”在中國作“垂死的掙紮”，仍有這樣戰績，八年抗戰打的是怎樣一種窩囊仗，可想而知。
曾有一個謎語：“日本投降的原因——打一中國古人名”。據說猜出來好幾個謎底。一為“屈原”，屈服於美國投擲的原子彈；二為“蘇武”，蘇聯動武，向日本宣戰；三為“共工”，即共產黨指揮的八路軍、新四軍的戰功。是不是還有一個“蔣幹”，蔣介石幹得好？不知道。《昭和天皇回憶錄》中，對於日本最高決策層下決心接受波茨坦宣言之前那一段心理曆程，做了較為細致的招供。日本投降的主因，還是屈服於美國。更直接地說，還是怕原子彈。原子彈的威力，使得以凶頑著稱的數百萬皇軍喪失用武之地，抵抗失效，隻能給整個日本帶來一片焦土，甚至種族滅絕。毛澤東說，決定戰爭勝負的是人而不是物。事實上，戰爭勝負的決定因素往往就是物。
中國軍民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是日本最終戰敗的一個重要原因。但戰敗不等於投降，投降則是承認戰敗。如果沒有美國參戰，或者說如果美國沒有發明和使用原子彈，日本絕不可能那樣迅速和突然地接受波茨坦宣言，那樣乖乖地放下武器。不要說七十年日本皇軍一直有視投降、被俘為絕大恥辱的傳統，即連日本曆史上也從未有過對外投降的記錄。縱使日軍在各戰場失利，向本土節節敗退，其作戰能力仍不可低估。美國估計，在日本本土作戰，盟軍可能還要付出上百萬人的犧牲才能取勝。從日本天皇的角度，原子彈的爆炸也給了他決定終戰的最有力的借口。因為軍部領袖們一時方寸大亂，提不出任何對付該武器的良策，當然更無力再阻止天皇作出決斷。
二戰完全可能有另一種結局
晚年旅居美國的李宗仁，在檢討八年抗戰中中日雙方的優劣成敗時這樣認為：
“……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用閃電戰方式，主力由平漢、津浦兩路南下，另以一路出西北，實行戰略上大迂回，占領蘭州，一舉切斷中、蘇的交通，並與沿隴海鐵路西進的部隊相呼應，夾攻陝西，占領西安，得隴望蜀，威脅成都。同時利用海道運輸的便利，向長江、珠江兩流域西進攻擊，與其南下的主力軍相呼應，使西南各省軍隊不能調至長江流域作戰，則占領凇滬、南京、武漢、長沙等戰略要地，既無異探囊取物。然後右路越秦嶺占成都；中路上宜昌，穿三峽，入夔門，占重慶，左路經廣西，向都勻，入貴陽。一舉而占領中國各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遊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麵，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隻有俯首聽命。等到大勢已去，縱使我們的極端主戰派也隻好鉗口結舌。則以蔣、汪為首的反戰派和三日亡國論者自將振振有詞，率全國人民屈服於暴力之下了。然後，一俟德、意向外侵略，歐戰發展到頂點時，日本即可挾中國的人力物力向亞洲防衛力量薄弱的地區，進行狂風擄掠性的戰爭，則南進北進，均可遊刃有餘。如此，二次大戰結束的麵貌，恐將完全兩樣了。”（李宗仁口述、唐德剛撰寫《李宗仁回憶錄》）
李宗仁在抗戰中擔任第五戰區司令官，指揮過台兒莊戰役，為著名抗日將領，戰後被選為國民政府副總統，並在蔣介石下野後任代總統。他對於日本侵華戰略的分析，應是全麵和老到的，具有相當的權威性。他說得再明了不過：日本既然要侵略中國，就應傾全國之力，一舉摧毀中國的抵抗力，而不是幾個師團幾個師團地逐次增兵，一點一點地陷入泥淖。如果是那樣的話，中國隻有屈服一條路可走。也就是說，日本戰敗的主要原因是在它自己身上，是它缺乏深謀遠慮的大政治家，及氣魄雄偉的大戰略家。否則，中國實難取勝。
日本在中國戰場上的失敗，是戰略的失敗，亦即它並沒有達到征服中國的目的。但就戰爭本身而言，它實在是相當成功的。李宗仁以行家的眼光，稱讚昔日戰場上他的對手：“日本陸軍訓練之精，和戰鬥力之強，可說舉世罕有其匹。用兵行陣時，上至將官，下至士卒，俱按戰術戰鬥原則作戰，一絲不亂，令敵人不易有隙可乘。……日本將官，一般都身材矮小，其貌不揚，但其作事皆能腳踏實地，一絲不苟，令人生敬生畏。”（同上書）所有與日軍交過手的盟國軍隊，對此也有極為深刻的印象。認為這是一支卓越、頑強乃至偉大的軍隊。德國戰敗後，西方各國尚允許它重建武裝部隊。而日本，被占領軍下令解散皇軍，永遠不得再建軍隊。因為它太厲害了。
如果日本按照李宗仁的戰略，或者不管以什麽戰略和方式征服了中國，將會是怎樣的一個局麵？在日本投降半個多世紀以後，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似乎有點“假設曆史”的可笑。而事實上，在抗戰之前和抗戰之中，這種假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正是這一假設，成為中國軍民奮起抵抗的動力。日本侵略軍所到之處，犯下的種種罪行，令人發指，更加深了中國人的仇恨和危機感。“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抗戰打贏了，我們就是自己的主人；打輸了，我們就成了人家的奴隸，就成了亡國奴。不做亡國奴，是任何國家和民族抵抗入侵者的最崇高、最正義和最強大的一麵旗幟。
正是時光的流逝，正是在安然地度過了那場民族危亡的災難之後，我們才有可能平心靜氣地坐下來，重新思考和推演曆史，——相當於圍棋的“複盤”。
軸心國與盟國不是單憑正義來劃分的
首先，我們看看被征服的國家，一個是德國，一個是日本。這兩個國家都是二次大戰的戰敗國，長期遭到異國軍隊的占領，成了亡國奴。國土被分割，巨額的戰爭賠款，工業設施被摧毀、劫掠殆盡，重要城市大都化為廢墟。但它們都是戰後經濟成長最迅速的工業國家，而今在世界經濟舞台上扮演著舉足輕重的角色。盡管它們仍被排斥在聯合國安理會常務理事之外，一直未能進入“五強”，其實力足以排進前三名卻是世所公認的。這兩個國家自然資源並不豐富，尤其日本，國土狹小，人口密集，幾乎毫無資源可言。而日本的鋼鐵年出口量，長期超過除美國外七個工業強國的總和。日本還是聯合國的第二經濟支助國，通俗點說，就是聯合國的二老板。而且錢還出得不含糊，不象大老板美國那樣總是拖欠大量款項，搞得不痛快。
日、德兩國戰後的傑出表現，說明和平發展比發動戰爭爭取“生存空間”有效得多。也說明承認戰敗、被征服、甚至被占領不一定是件壞事。你可以說，幸虧這是盟國勝利了。如果是軸心國勝利了，情況不會有這麽好。盟國代表“民主陣營”，而軸心國代表“法西斯陣營”，一個是正義一個是非正義，一個是侵略一個是反侵略，意義是不一樣的。
固然如此，卻又是相對的。蘇聯談得上什麽民主？它的專製獨裁，較納粹德國有過之而無不及。按照一般估算，死於斯大林“大清洗”的人數，要遠遠超過死於納粹種族屠殺的猶太人。如果以種族決定人的存亡是人類不可饒恕的罪行，那麽以意識形態和經濟狀態決定人的生死又稍好在哪裏呢？美國是種族歧視和種族隔離的大本營，在迫害“劣等民族”方麵的記錄，並不比德國遜色。對外而言，蘇聯侵略、占領和吞並的國家還少嗎？波蘭亡國，是德蘇兩個惡鄰合夥炮製的“傑作”。外蒙獨立，是蘇聯出於“戰略目的”威逼利誘中國政府就範的結果。盟軍陣營中的英國和法國，都屬於老牌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國家，在全世界以侵略他國為業，所占領的殖民地遍布“五洲四海”，豈是戰時德意日三國可比。德國挑起兩次世界大戰，主要原因都是“發展空間太小”，要與已將世界瓜分完畢的英法等國搶地盤。日本除了“生存空間太小”要搶地盤，還有一個動聽的口號：把亞洲人從白人殖民者的奴役下“解放”出來。如果沒有英法等西方國家侵略在先，何來“解放亞洲”之說？二戰結束後，原來的盟國之間劃分各自的勢力範圍，又開始了長達數十年的冷戰。由“正義的、反侵略的民主陣營”發動的戰爭，絲毫不見得要“溫良”多少。韓戰、越戰就是明證。小小一個越南，美軍投擲的炸彈就超過整個二戰的總和。1968年以蘇聯為首的華約出兵捷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下開進六十萬軍隊，五萬九百輛坦克，八百架飛機，兩千門大炮，而1940年希特勒進攻法國，僅用了兩千五百輛坦克。
二戰將結束時，盟國陣營的英蘇就劃分歐洲勢力範圍談判，東歐社會主義集團就是主要戰勝國私下交易的成果。蘇聯軍隊反擊德軍，攻克柏林，實施殘酷的報複，其中也包括殺俘和強奸。德軍殺害卓婭的那個團，整個都被蘇軍殺掉了。柏林大博物館收藏的藝術品，也被盡情地運往蘇聯，半個世紀以後仍宣布永不歸還。美軍占領日本，燒、殺、搶的事件倒至為罕見，唯強奸案多到不勝枚舉，據說多時每天達上千起。這還是無條件投降帶來的優待。日本人似乎沒有中國人那種“寧死不受辱”的羞恥心，或者說，沒有機會給他們表現這種羞恥心。為了保護廣大的一般的婦女，日本政府竟組織“慰安婦”，號召有“獻身精神”、“愛國”的女人們去當軍妓。戰犯東條英機這樣寬解他的前部屬、同事：他也有幾個女兒，“她們肯定是被迫這麽做的，如果沒有黑市和這種賺錢方式，誰能夠在我們的國家生存下來呢？”德日兩國遭到的戰爭報複也許不值得同情，看看他們的戰爭罪行，我們還會認為這種報應實在來的太晚也太輕了。我隻是想說，幻想那一方會出現所謂“仁義之師”，是簡單、幼稚和可笑的。象中國這樣主動放棄戰爭賠款、禮送百萬侵華日軍出境、放棄起訴和關押大批日本戰犯，並不合乎現代國際環境的“潮流”。
最大的運氣：中國加入盟國
日本並非一開始就同德、意聯合，直到1940年9 月才正式結成三國軸心。而日本高層對此也有不同意見，昭和天皇就屢次表示反對。美國成為盟國的主要成員，也猶豫和觀望了很久，它甚至一度與親德的法國貝當政府建交。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發，自身遭到重創和奇恥大辱，才下決心向日本宣戰。蘇聯也不是納粹德國擴張的天敵，1939年它還簽訂了《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合謀瓜分波蘭。直到1941年6 月遭到德軍閃電式入侵，才慌慌張張開始衛國戰爭。中國加入盟國陣營，也晚至1941年12月10日，跟在美國的後麵向德、意兩國宣戰。這之前，中國隻有一個敵人，那就是日本。如果還要算一個敵人，那就是蘇聯，它兵不血刃霸占了外蒙。蔣介石曾設想“聯德抗日”，國民政府十餘年間聘用大量德國軍事顧問，多時至百餘人，由德前國防部長薩克脫任顧問團團長。德國長期向中國提供軍火，為中國訓練了數十個師，組建了第一個機械化部隊。中國和意大利的關係也相當不錯，德意兩國都幫助中國建立空軍。意大利和德國還是西方國家中最早將駐華使節升格為大使的兩個國家，分別為1934年9 月（墨索裏尼政府）和1935年5 月（希特勒政府）。歐戰爆發後，蔣介石遣使企圖聯合英、美、法，遭到拒絕，一氣之下竟又轉向德國。1940年11月，德國外長裏賓特洛甫約見中國大使陳介，希望中國能與日本議和，並加入軸心國。直至蘇德戰爭爆發，德國希望日本攻蘇，承認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重慶政府才宣布與德斷交。
二次大戰是世界性戰爭，國與國之間的聯合與反目，並不以政治理念、社會體製、意識形態來劃分，而是取決於國家民族的利益，有時甚至是眼前的利益。英國與日本都是君主立憲製國家，意大利與蘇聯都是“社會主義”獨裁國家，它們卻分屬兩個敵對的陣營。在盟國陣營中，英、法、蘇俄與中國均結有世仇。法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印度支那；英國占據了中國的屬地緬甸，占據了香港，一定程度地控製了西藏。英國在中國抗戰吃緊的關頭，將中國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通道滇緬公路下令封閉三個月之久。法國有盟國陣營的戴高樂政府和軸心國陣營的維希政府，反而是前者而非後者，不願放棄在中國的法租界和印度支那。中國與維希政府建有外交關係，1943年8 月才斷交。沙俄前後侵占了中國數百萬平方公裏的土地，蘇俄又控製並力圖分離外蒙。日本曾與美蘇分別簽訂《美日諒解法案》、《日蘇中立條約》，日美蘇三國都不惜以出賣和損害中國的領土完整換取各自的利益。如日蘇聯合聲明：
“蘇聯保證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本保證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1941年4 月13日於莫斯科）
日蘇瓜分中國的計劃，使中國陷於兩難。聯日抗俄，則失滿州；聯俄抗日，則失外蒙。汪氏的南京政府主張前者，重慶的國民政府主張後者。手心手背都是肉，教人割哪一塊是好？日蔣之間一直醞釀謀和，一旦成功，最冠冕堂皇的理由乃是“抗俄”，兼而“反共”。也就是說，中國到底是加入軸心國，還是加入盟國，一是押寶，二是契機。歸根結蒂，中國把最後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身上，而美國加入盟國陣營，所以中國也就跟著加入盟國。
沒有永遠的敵人，也沒有永遠的朋友，隻有各國的利益所在。利益永遠是在道義之上的。當然相對而言，美國還算是比較“講道義”的，它沒有英、法、俄那樣沉重的曆史包袱，戰火也沒有燃燒到它自己的國土上。對於中國的抗戰來說，珍珠港事件是一個關鍵性的轉折。消息傳到重慶的當天，整個山城一片歡騰，工廠、學校、機關、單位都上街搶購報紙，相互祝賀。而日本的首都東京，此刻也陷入偷襲成功的狂喜之中，民眾湧上街頭，歡慶勝利。兩個敵對交戰國的都城，在同一時刻為同一件戰事歡欣鼓舞，彈冠相慶，這恐怕要算是一大今古奇觀。
侵略戰爭的另一麵
侵略戰爭的性質是不義的，然而侵略的結果卻要具體分析，不能一概而論。納粹德國發動歐戰，是不義中的不義，但它動搖了英法在北非的殖民統治，導致戰後埃及、阿爾及利亞等國的獨立。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也極為不義，卻使印尼得以脫離荷蘭，緬甸、馬來西亞得以脫離英國，法國無法再在印度支那立足。戰後東京大審判，印度許多人士包括甘地，就反對以戰犯罪名懲罰侵日軍將領，認為日本的侵略狠狠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有利於亞洲的解放。出席遠東法庭的印度法官帕爾，在最後的審判時寫下自己的保留意見，25名被告都應該無罪釋放。日本侵華，是想獨吞中國，不使之落入西方國家之手，在一定程度上阻遏了西方列強的瓜分。1905年日俄之戰，重挫俄國霸占東北的企圖。如果當時是俄國贏了，我們想想對中國可有半點好處？東北一直到斯大林時代都被認為“原本就是俄國的”，許多沙俄軍官家庭甚至把旅順當做他們的“家鄉”。汪氏南京政府成立後，日本將北平、上海、廣州等各地的外國租界及治外法權一應廢除。此舉你可以說是“假惺惺的欺騙”，事實卻是迫使各國先後向南京或重慶表示承認，從而結束了慈禧太後、袁世凱、孫中山、蔣介石都莫可奈何的“國中之國”的奇觀。李小龍在電影中怒砸租界公園門口“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還捎帶把一旁的日本人痛揍了一頓。殊不知為中國人徹底端掉這塊牌子的，正是日本人！
有人說抗戰勝利，租界自然會還給中國。此話是沒有根據的。帝國主義勢力就象灰塵，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自由法國的領袖戴高樂，就想賴掉維希政府放棄租界的承諾，但法租界已在日本人手裏廢除多年，重建不再可能，老大不情願地拖到1946年2 月才勉強接受這一既成事實。英國在戰後並沒有把香港“自然地”還給中國，而是死皮賴臉地又占了半個多世紀。蘇聯眼見日本將要落敗，趕緊策劃外蒙完全獨立，更證明“自然歸還論”之荒謬。倒是美國總統羅斯福曾提議，勝利後將法屬印度支那交還中國，這是個順水人情，不損失美國的利益，不要白不要，卻為蔣介石拒絕。
曆史上，中國有過多次被侵略和被征服的經曆。秦朝、元朝和清朝，都是外來侵略者建立的朝代。隋朝和唐朝，也是外來民族的後裔所建立。其他還有許許多多入侵者建立的小王朝。中國至有今日版圖之龐大，中國人和中國的民族至有今日之眾多，沒有侵略者的加入是不可想象的。照道理，以中華文明領先世界的優勢，應該是中國對外征服為主。事實並不如此。由中國發動的領土擴張，從來都費力不討好，勞民傷財又功效甚微。反而是外族入侵，往往大建奇功。每一次被大規模侵占和征服的結果，都擴展了中國的版圖，同時給中華民族注入了新鮮血液。被侵略的規模越大，征服得越徹底，中國的擴展就越迅速，越遼闊。這麽說太不好聽了，卻是事實。（參見《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的中國》）
世界上沒有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建立過像英國那樣龐大的跨越五洲、環繞全球的殖民帝國。按說它應該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侵略者，它發動的鴉片戰爭把中國帶進了漫長的冤孽般的恥辱曆程。但一百五十年後，它還給我們一個現代化的香港。1904年它入侵西藏，西藏始推行新政，創辦郵局、建發電廠印刷廠、成立警察局、開設銀行，甚至試種茶葉，雖說是為了脫離中國做準備，畢竟給封閉落後的雪域打開了一扇窗口，帶來了新的氣象。印度被英國統治百年，到1947年獨立時，已有鐵路五萬餘公裏，超過麵積比它大差不多四倍的中國，直到40年後才追上。英國人給許多國家地區帶來了工業革命的曙光，中國也是在跟這些鴉片販子打交道的時候才受到的啟蒙。
勝負乃國家之常事
那麽我們是不是可以說，既然侵略戰爭有這麽多“好處”，我們就應該肯定它，當外敵入侵時，不但無須抵抗，還要打起旗子歡迎它呢？
不是這樣。外敵入侵，當然要奮起反抗。無論侵略的結果有多好，其過程給人民帶來的災難太巨大了，因此要反對，抵抗。這是一個最簡單不過的，無庸置疑的道理。但我們在觀照和思考曆史的時候，不能簡單化。以八國聯軍的入侵為例，義和團保衛家園是對的，而它以愚昧瘋狂的行為挑起事端，又確實無法為國際公認的法則所接受。是不是有比八國聯合出兵幹涉更好的方式？比方不出兵，完全通過談判？當時的情況是，拳亂四起，朝廷都無法控製，外交使團連生命財產安全都不能保證，找誰去談，誰說了算？何況還有中國將領僧格林沁撕毀兩國停戰協議，偷襲外國軍隊的前車之鑒。人家認定你是個不講道理不講信義，狂妄自大頑固守舊的政府，跟你講好的沒用，就象今天的人們去看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塞因一樣。總之，這是一場悲劇，而中國是這一悲劇中最大的受害者。如果一個民族不善於從中接受教訓，那麽肯定地，悲劇還將一演再演。
就被侵略一方來說，一定要抵抗這是對的。不過要做好兩手準備，即有可能贏，也有可能輸。中國人都知道，勝敗乃兵家常事。既是兵家常事，那麽也是國家常事。打贏了好說，打輸了怎麽辦？尤其是徹底輸了，亡了國，被征服，怎麽辦？在大敵當前之際，這樣的討論或許太“低調”，太影響士氣；但在遠離硝煙的和平年代，在仔細觀照曆史的時候，這個話題就不僅不是多餘，而且還是必要的了。
如果“日本戰勝了中國”，結果會怎麽樣？
根據曆史的經驗，可以推斷，結果顯然是：日本成為中國的一部分，還要加上朝鮮這個自古跟中國關係密切，而並未擁有全部主權的屬國。中國的疆域將第一次越過日本海，囊括忽必烈當年兩次都未曾征服的東瀛島國。
有人說，曆史不會如此簡單地複寫。問題在於，日本想要做的，恰恰是如此簡單地複寫曆史。日本侵華的決策者們，一直悉心研究中國被外族征服的曆史，從中總結經驗教訓，有計劃有步驟地采取行動。在發動太平洋戰爭之前，它所進攻的主要目標就是中國。日本入侵時宣揚“日中一體”、“同文同種”，固然是為了掩飾其侵略罪行，但也是對其目的作了恰當的注解。那就是，實現十六世紀統一日本的領主豐臣秀吉的夢想，“打到北京去當皇帝”，入主中原，成為中國的主人和一部分。
最接近中國文化的入侵者
日本人是從哪裏來的？當然不會是從海裏來的，也不是島上固有的。最有根據的推測，是從中國東渡而來。民族學家們認為，大和民族由來自西伯利亞及中國東北的通古斯人、南洋群島的馬來人、中南半島的印支人、長江下遊的吳越人，及漢人和朝鮮人混合形成。也就是說，“中國人”是組成日本民族的主體。1996年開始，中國及日本的一些學者們組成“江南人骨中日共同調查團”，對中國江蘇省發掘出來的春秋至西漢時代（即公元前六世紀至公元一世紀）的人骨，及差不多同期出土的日本北九州及山口縣繩紋至彌生時代的人骨，進行了三年的對比研究。經過DNA 檢驗分析，兩者的排列次序某部分竟然一致，證明兩者源自相同的祖先。或者說，日本人的祖先為中國人。中日兩國，不但同種，而且同宗。（日本《產經新聞》1999年3 月19日報道）
前文說到的李小龍是美籍華人，因好萊塢歧視亞裔形象，轉向香港發展，終於“威震”國際電影界，成為美國人心目中的英雄。當然中國人更是把他當做充滿愛國精神的現代版的民族英雄。美國近年拍了一部李小龍的傳記片《龍》，有一場戲頗是耐人尋味：李小龍與他的白人妻子一起看電影，片中一個麵容醜陋、動作古怪的日本人因其愚笨，引起台下所有的美國觀眾（包括他妻子）一陣陣的哄笑，唯李小龍的表情越來越沉，終於起身拂袖而去。在西方人眼裏，日本人和中國人是一樣的，奚落一個日本人，也就是奚落中國人，中國人看了可能會比日本人看了還生氣。李小龍自己的電影裏表現出的中華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被美國人一解讀，變成了反省“種族歧視”的最好教材。
不妨再說一部電影。以愛國著稱的影片《火燒圓明園》中，蒙古將領僧格林沁率領騎兵一次次衝向英法聯軍的槍炮陣，硝煙彌漫，浴血奮戰。他們是在保衛自己的祖國，保衛家園，大凡中國觀眾都會被這一場景激動得熱血沸騰。然而六百年前，僧格林沁的祖先，正是比英法聯軍凶狠百倍的侵略者，鐵蹄橫掃整個中國，逼得南宋皇帝跳海，逼得民族英雄“零丁洋裏歎零丁”。更不用說，代表中國共禦外侮的滿清政府，兩百多年前也是侵略者。鴉片戰爭，英國侵略者占據香港，一百年後，它卻同中國人一道抗擊日本侵略軍。曆史的複雜性，使一切簡單化的思維與論斷蒼白無力。
比較中國曆史上各主要入侵者，日本與中國的文化最為接近。從文化脈絡上說，它應該最容易融入中華民族。日本文字是漢字，字意基本同於中文原意，用不著象秦國統一中國後還得動一次“書同文”的大改革。日本長久為農耕民族，不象以遊牧或漁獵為主的匈奴、鮮卑、契丹、女真、蒙古和滿州人，無須對生活習俗作較大改變即能完成漢化。日本的文物典章多仿襲中國，就連宗教、服飾、習俗及民族特性、價值倫理也都受中國影響甚久甚巨，超過任何一個“加入”中國前的其他民族。就是在今天，日本人也比藏人、蒙古人、回人、維吾爾人，乃至壯、苗、彝、瑤、傣……人，更像“中國人”，——更像占中國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漢人。近年美國攝製的中國曆史題材動畫片《木蘭》，很多人指責其服飾不象中國人而像日本人，是西方人輕視中國文化的表現。殊不知日本人的民族服裝，正是一千多年前從中國引進的，故和服又稱“唐服”。倒是中國本土的民族服裝一千餘年來多次發生巨大變化，尤其清朝入關，漢人被強迫改成滿裝，後來旗袍、長衫、馬褂、瓜皮帽反倒成了中國的“民族服裝”。
比中國人還像中國人的日本人
以日本首先占領的“滿州國”來看，日本僑民的確是在迅速地中國化。所謂和、滿（漢）、蒙、朝、俄“五族共和”，且不論實行得如何，至少是一種冠冕堂皇的政治主張。比元朝的人分四等，比清朝的滿漢不通婚，要好得多。日本控製東北才十幾年，到它投降之際，日本僑民絕大多數都會說中國話，適應了大陸生活，除了還保留一些民族服飾及飲食習慣外，與一般中國人已無二致。平民之間的民族矛盾也遠不及元、清初年那樣激烈，中日聯姻比比皆是，日本戰敗後，許多日僑寧可選擇繼續留在中國而不願回日本，大量的日本遺孤被中國家庭收養，都說明這一點。
曆代侵略者以武力征服中國，自身則為中國的文化所征服。這就是所謂“漢化”。中國文化的優劣與否，是另外的論題；它所表現出來的強大的同化力，卻是世人有目共睹的。同化當然也包括融合外來文化，有時甚至是大量融合外來文化，大量接納外族的血統。與其說是單向的同化力，毋寧說是一種巨大的包容力。這種力量在中國本土尤為厲害，海外也可以感受到它的能量。華洋雜處的香港、澳門，是中國文化與歐洲文化較量、交流最為激烈的地方，中國內地通過這兩扇窗口，吸收了多少西方的東西！遍布國外各主要都市的中國城、唐人街，又將多少中國的東西一點一點地滲透到那些陌生的土地上！一種足以抵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強大的，如印度文化；一種能迅速接受外來文化的文化是充滿活力的，如日本文化。中國屬於哪一種呢？
日本人對中國文化的理解與景仰，幾乎不加掩飾。日本侵略軍在中國殺人、強奸、搶掠，幹盡了壞事，唯獨對中國的文化不故意破壞和毀滅，有的還悉心保護。電影《霸王別姬》裏，有一位酷愛京劇的日本軍官青木，沒有人會懷疑這個角色的真實性（據說其原型為高級文化軍官長穀川）。日本占領軍尊重梅蘭芳、齊白石、周作人等文化名人，請他們出來做官，不願合作的也不加傷害。淪陷區的文學創作十分活躍，出現了張愛玲這樣優秀的作家。有的小說寫到主人公出走參加抗日遊擊隊，也居然能夠在上海正式出版。相較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及雍正乾隆的大興文字獄，乃至（咱們“自己的”）國共兩黨政權的暗殺和迫害作家、反右及紋化大革命，顯然“開明”得多了。
景仰是同化的第一步。日本人往往以對中國文化的熟知為自豪，在數不清的電影、文學作品中，許多日本軍官滿嘴中國話，自詡為“中國通”，不是沒有事實根據的。《紅燈記》裏的日憲兵隊隊長鳩山，原是一個日本醫師，並不專門研究中國學，卻精通中國的語言與人情世故，搞一份密電碼懂得要先“設宴交朋友”。可以想見，一旦日本征服中國成功，這些侵略者會比中國人還要中國人。至少，普通話就說得要比絕大多數的南方人要溜。你讓蔣介石、毛澤東及其他滿口鄉音的那麽多國共兩黨的領袖與鳩山們站在一起，讓初學漢語的西方人從口音去分辨，誰是中國人誰是外國人，他們準得弄錯。
日本自古受中國文化的影響甚钜，視漢學為“上國之學”，以為論政治國的根本。明治維新以後，固然引進了西方的政治、經濟體製，但加固皇權，群士號召“尊王攘夷”、“神州不滅”卻更加中國化。甲午戰爭前，日本比較嚴肅的文學作品大都用漢文出版，這是為了向讀者保證，該書不是寫給無知識的婦女或兒童看的。
日本對中國語言文字的巨大影響
長期以來，我們強調的都是這一麵，而忽略了另一麵：即中國文化，尤其是近現代以來的文化，深受日本的影響。中日兩國的文化交融，是相互的而不是單向的，是積極主動而不是被動的。這當然不是指中國人從抗日戰爭題材的電影中，模仿了幾句“大大的”、“統統的”、“米西米西”、“死了死了的”之類洋涇浜鬼子話。絕非那樣簡單可笑。中國的語言文字，政治軍事，改革革命，科學教育，……乃至風俗禮儀，無一不受日本的巨大影響。一個多世紀以來，世界上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對於中國文化的影響上超過日本。
早在1915年，一位署名“將來小律師”的作者在一本《盲人瞎馬之新名詞》的書中說，自戊戌變法以後，日文行於中土，列舉流行的新名詞五十九個。有少數除了曆史題材的作品中還能見到，如支那、哀啼每吞書（哀地美敦書）之類，現在已不大使用。但絕大部分我們至今還廣泛的使用著，並且早已成為現代漢語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試想，如果我們象“抵製日貨”那樣，拒絕使用這些日本詞語，中文將會是一種什麽樣子？——取締、取消、引渡、樣、手續、的、積極的、消極的、具體的、抽象的、目的、宗旨、權力、義務、當事者、所為、意思表示、強製執行、第三者、場合、又、若、打消、動員令、無某某之必要、律、大律師、代價、讓渡、親屬、繼承、債權人、債務人、原素、要素、偶素、常素、損害賠償、各各、法人、重婚罪、經濟、條件付之契約、從而如何如何、衛生、文憑、盲從、同化。
這還是民國初年的粗略統計，實際遠不止59個。如果現在再來做這項工作，結果會更令我們驚歎。如：幹部、代表、壓力、排外、野蠻、公敵、發起、旨趣、什麽什麽族、派出所、警察、憲兵、檢察官、寫真，……簡直俯拾皆是。“經濟學”、“哲學”和“社會學”，中國以前叫“資生學”、“智學”和“群學”，——聽起來這倒是象“日文”，但它們卻是地地道道的中文。這些“日”常用語，有些其實是中國古代既有的名詞，日本人將之賦予新意使用，遂成規範。而中國拿來，也易如反掌。孫中山發動反清起義，初始自稱“造反”，陳少白拿了一份日本報紙給他看，雲“支那革命黨孫文”，孫撫掌曰：“好，好！自今以後，但言革命，勿言造反。”還有“經濟”一詞，原意為治理國家；如今誰還用“經濟”來“治理國家”呢？早就專門用“政治”了！
小學讀書時，孩子們就被教導不要生造名詞、形容詞，要保持中國語言文字的純潔與規範。可想“新詞”的產生，不允許隨心所欲和草率從事。詞匯是一種概念工具，如此多的新名詞，帶來的絕不僅僅是語言表述方麵的新意，而必然伴隨著對社會結構、思想觀念、文化形態的巨大衝擊和革新。當然並非所有“新”的都是好的。拿日本來說，它以“排日”為借口，不斷對中國施加“壓力”，“從而”“發起”“野蠻”“侵略”，終成為“世界”“公敵”（引號內為日本詞定）。
當年大量新名詞湧入中國，一度引起一些人的不安，即使相當新派的人物也不能安之若素。大辦洋務、以思想開明著稱的張之洞，曾在一份文件上批雲不要使用新名詞，他的幕僚辜鴻銘卻告訴他：“不要使用新名詞”中的“名詞”二字便是一個新名詞，來自日本。辜鴻銘是一位學貫中西、享譽世界的大學者，愛中國愛到病態和盲目自大的地步。他也認為，繼承了真正的中國文明之精華的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漢唐時代形成的的中國文明，被元朝及後來遊牧民族的入侵給打斷，給蹂躪糟蹋了，因而大部分失傳了。日本則成功地抵抗了忽必烈的進攻，在海外保留了中國文化的真傳。他甚至斷言：“應該說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國人，是唐代的中國人”。（《辜鴻銘文集。中國文明的複興與日本》，原文發表於1924年）
東渡扶桑：學生變成老師
辜鴻鳴的言論，為日本在侵華戰爭中所“借鑒”和利用，成了共建“大東亞文化”的依據之一。這確是曆史的悲劇。然而辜鴻鳴的話並非一無道理。唐代以後，漢民族由極盛轉向衰落，遊牧民族的多次入侵，成為中國的主人。雖然征服者承襲中國的典章製度，並最終都為被征服者部分乃至全部“漢化”，畢竟人為地打斷了文化發展的連續性，無法保持漢唐文明的“原汁原味”。元代是一次大的斷裂，清代又是一次大的斷裂。尤其是清代，連服裝、發式都被迫改製，那裏還有“中國人”的影子！多次遭到亡國的不幸，民族的性格心理也發生深刻變化，強烈的自尊與自卑的微妙混合，往往使人陷於看似崇高、實則瑣屑無謂的道義之爭，而失去漢時的豪放、唐代的恢宏。反觀日本，從審美情趣到風俗禮儀、服飾器具，倒是保留了較多的漢唐之風。前麵說到電影《木蘭》的服裝，即為一例。佛教從印度傳入中國，發展成中國特色的禪學，而後卻在日本發揚光大。圍棋是中國發明的，日本卻能夠將它形成製度和精神。茶是中國的特產，茶道卻形成於日本，並且是“道可道，非常道”。
有人嘲笑，日本學習中國文化隻重形式不重精神，有買櫝還珠之嫌。我以為這沒什麽根據。“珠和櫝”的比喻，本身就是世俗功利的。以商業價格論，當然櫝不如珠；而從文化角度來看，櫝的意義很可能勝珠十倍以上。文化的具體表現就是形式，連形式都沒了，還侈談什麽精神呢？在中國的大地上，宋代以前的土木建築幾乎都被焚毀一光，你要欣賞一千多年前的“中國建築”，隻能去日本看。我就不信，古希臘的文化精神，還繼續留存在雅典的古建築廢墟上。同樣我也不信，漢唐那種氣度飛揚的文化精神，能夠在明清以後的房子裏和諧地安居至今。櫝之不存，珠將焉附？
甲午戰爭後，漢文在日本學校課程中的重要性大幅下降，不再被視為“上國之學”。這道理是很自然的，別怪人家勢利眼。這麽大的國家，這麽好的裝備，打不贏人家，說明你的民族你的文化確有毛病。中國不也挺勢利嗎？以前瞧不起西方人，把人家當“夷”，說什麽“腿都伸不直”；被人家打敗了，又趕緊派人去學，買人家的槍炮船艦。一直最瞧不起日本人，把人家當“奴”；被人家打敗了，割地賠款之後，又趕緊派人去學；人家投降了，又說人家是“小日本”，這不行那不行，擺出一副“大人不記小人過”的姿態放它一馬，該賠的不賠，該罰的不罰，該殺的不殺，該要土地的不要；人家經濟搞上去了，成了世界第二強，這邊又看得“羨憎交織”，一會兒要它道歉，一會兒要它賠款，一會兒要跟人家“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私下裏把人家罵得豬狗不如，卻對日本貨表現出近乎狂熱的信任和偏好，……這還不勢利嗎？一個國家強大，一個民族強勢，它的文化對世界產生足夠大的影響，自然會成為世人羨慕、學習和吸收的主流；反過來你不行，還一定要別人保持對你尊敬，一定要以你為師，這心理毛病就大了。
從1896年起，大量中國學生湧入日本學習，僅1906年就有大約8 ，600 人。這樣大的數字，是到當時為止世界史上規模最大的留學運動。有趣的是，大部分留日學生的目的不是學習日本文化，而是學習西洋文化。或者叫，學習日本人學習西洋文化的方法，當然也包括從日本轉手得到的，已經打上濃厚的日本色彩的西方知識。這些留學生集中了中國的有誌之士和少年才俊，赴日本尋找科學救國、教育救國、文學救國、軍事救國……，乃至改良和革命的方略。他們中有章太炎、陳天華、鄒容、黃興、蔡鍔、宋教仁、汪精衛、蔣介石、陳獨秀、李大釗、周恩來、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鬱達夫、李叔同、胡風、周揚、田漢、夏衍、歐陽予倩，……。辛亥革命的先驅，國民黨的絕大部分元老，共產黨創始人“南陳北李”，三分之一的中共一大代表（李達、李漢俊、周佛海、董必武），都曾東渡日本留學。
日本書籍的翻譯也隨之進入高潮。民國建立前十五年間，共有956 本日文書譯成漢文；同一時間內，日本從漢文譯過去的書隻有16本；民國成立後十五年間，日譯漢的書有1 ，759 本。日文以漢字構成，大量譯書尤其是翻譯教科書刊行中國，對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可想而知。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要內容之一，是白話文運動，而它的前身“文言合一”運動，則源於明治時代的日本。前麵說到的大量新名詞，實際上也就是吸收了日本的這一文化資源，對於中國文體的演變，發揮了直接的作用。中國的新小說、新詩、新戲劇，也都受益於日本文學的啟迪。郭沫若的第一本詩集《女神》在日本寫成；鬱達夫的《沉淪》看得出日本私小說的印痕；周作人的散文明顯帶有日本茶道的形式之美；魯迅的雜文裏總有一個黑黑瘦瘦的影子，那就是藤野先生。
受日本影響的改良與革命
不但新文化運動從日本起步，中國的體製改革和社會改良，也以日本為楷模。日本對西方勢力的壓迫，及東西方文明的碰撞與衝突，有著跟中國人一樣深切的感受。美國炮艦以轟擊港埠作威脅，強行捅開日本對外貿易的大門的經曆，令中國人想起鴉片戰爭的炮聲。明治維新的成功，使日本“脫亞入歐”，躋身世界強國的行列，為中國樹立了一個極佳的榜樣。1898年戊戌變法，光緒頒布的改革詔令，大部分是從《日本變政考》中照搬過來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這一年也來華遊曆，打算為中國的改革做點事，幫忙出些點子什麽的。當時有一種提議，要聘請伊藤當中國的首相，以推行新政。不料政變驟發，葬送了維新派的理想和命運，伊藤隻好怏怏南下。伊藤博文是日本明治維新的主要人物，最大貢獻是起草明治憲法和組織兩院製議會。由他來中國推行變法，隻要人際關係上不出岔子，方策上駕輕就熟，應該不會有什麽問題。朝鮮拍過一部電影《安重根擊斃伊藤博文》，把伊藤描寫成一個貪婪、霸道、專橫的侵略者、暴君，終於被愛國者安重根一槍打死，大快人心。其實伊藤是一個很開明的政治家，雖然也是一個侵略者。他派兵戰敗了中國，是日本本國的利益使然，就象曆史上中國皇帝“平定四邊”一樣；他在首相任上，還取消了英國在日本的治外法權。他出任朝鮮總督，一直采取溫和、同情的態度，在五年中均阻止日本陸軍兼並朝鮮之議。1909年他被迫辭職遇刺，朝鮮才為日本完全兼並，繼任總督寺內正毅隨即實施嚴厲的高壓統治，朝鮮人形容，“就象一股寒流來襲漢城”。
不但變法源於日本，中國的革命也從日本起步。孫中山足跡遍及各世界強國，最終選擇以日本為革命的大本營。他將日本看作中國的“天然盟友”，1895年第一次廣州起義失敗後逃到橫濱，便剪掉辮子，穿上日本裁製的適合亞洲人體型的西服，蓄起小胡子。他回憶道：“中日戰爭後，日本開始更受人尊重，因此當我留了發須後，就可以毫不費事地冒充日本人。”此後他終身都是這麽一副“日本人”打扮，包括他那套著名的“中山裝”，也是從日本式學生裝演變而來，後成為“兩朝國服”即“民國服”和“毛服”的樣本。孫中山本名“逸仙”，“中山”是他取的日本名字（全名“中山樵”），讀作Nakayama（那卡雅馬），不料竟以此名傳世。他創建的興中會的宗旨是“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在孫中山看來，甲午戰爭中大敗清軍北洋艦隊，迫使清廷簽訂馬關條約，吞並朝鮮和台灣的日本不必“驅除”，反而還得聯合；倒是代表中國政府的滿清皇帝，成了必欲首先驅除的“韃虜”。為了達此目的，甚至策劃招募日本軍人參加他的起義軍，並以未來政府中安排日本人擔任幾個重要職位作為回報。此計劃後為伊藤博文禁止才告落空。1905年成立同盟會，由孫中山、黃興、宋教仁共同擬定六條政綱，其中第五條即為：“主張中日兩國國民的聯合”。孫中山的革命，得到日本政府外務省秘密資金的支助，已經不再是秘密。
從日本方麵而言，主張“日中一體”、“共存共榮”，亦由來已久，而非中國革命家們的一廂情願。甲午戰爭後，日本人多以“支那”稱中國，而回避稱“大清”國名，及漢文中通俗稱呼的“中國”，具有含蓄的顛覆性的暗示：彼可取而代之也。“支那”一詞即英文China 的日本拚音讀法，在中國人看來含有汙辱之意，日本投降後正式作為戰勝國的要求強迫其不得再行使用。支是“分支”，不再是“中央”；而“日出之國”正是蓬勃發展的後起之秀，可以帶動中國共同繁榮。
兩廂情願的“中日親善”
與辜鴻銘的論調一樣，許多日本人也意識到，日本才是中國傳統光輝的繼承者。既然東方與西方，即黃種人與白種人之間的最後對抗不可避免，因而日本顯然需要與中國聯合在一起。如果中國政府沒有能力作出反應，或者對日本優越性的種種臆說毫不妥協，那麽日本人就必須考慮支持另一個政權來取代現政權。這“另一個政權”，或是孫中山，或是袁世凱，或是張作霖、張學良父子，或是溥儀、溥傑兄弟，或是蔣介石，或是宋哲元，或是吳佩孚、唐紹儀，或是梁鴻誌，或是汪精衛。
日本人中一些“有誌者”，開始大膽深入中國、朝鮮進行活動，收集情報。1898年，日本首相大隈重信提出“大隈主義”，他在一篇大量被人引用的文章中號召密切中日合作、聯合，堅決認為西方侵略的根源是種族性的，日本除了加以反對和援助中國加以反對外別無選擇：“中國人民的生存決不隻是事關他人的福利，它涉及日本人自身的根本利益。”為此，日本人必須研究中國，到中國旅行，與中國人交往。中國和中國人，成了日本的熱門話題。在當時日本的通俗讀物中，充斥著“到北京去”一類的流行口號。
孫中山身邊的宮崎滔天，直接接受日本外務省的派遣和經費，滲透、影響、參與中國革命黨的活動，向日本政要匯報中國的情報，利用反清勢力牽製清廷的反日政策。而負責此項牽製策略的，正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的重要智囊犬養毅（後出任日本首相）。孫中山之外，其他著名革命黨人也都有日本特務追隨和施加影響，如黃興身邊的萱野長知，宋教仁身邊的北一輝。興中會最早見諸名單的129 名會員中，即有犬養毅、宮崎兄弟、六原太琢、副島、寺尾、山田兄弟、菊池、萱野等多名日本人參加。實際參與者遠不止這幾位。據萱野記載，跟著孫中山積極活動的日本人，大約有三百人。僅惠州之役，參加暴動的日本人便有平山周、山田良政、尾崎行昌、島田徑一、宮崎寅藏等六七人，其中山田戰死。這些同情中國革命的“日本友人”，往好裏說是幫助中國推翻專製王朝，往壞裏說都是些對中國深懷幻想的擴張主義分子冒險家，是土肥原賢二一類“對華活動家”的先驅。除了政界名人，還有財界人士。更多的是所謂“大陸浪人”，他們由山縣有朋、桂太郎等政黨和軍部首腦提供經費，同時也接受政黨和軍方的操縱。
一方麵對中國進行侵略、滲透，一方麵又希望中國強大以抵禦西方勢力；一方麵歧視和嘲笑中國人，一方麵又崇仰中國悠久的文化；一方麵不無善意和誠意地拉攏扶植中國的革命黨、反對派，一方麵掩飾不住恩賜的傲慢及冷淡。這些看來矛盾的態度，反映了日本人欲罷不能的中國情結：你不行，而我行，由我來經營中國，肯定不是你這個樣子。
日本人究竟行不行，是否比中國人行，是另外一個問題。首先是，日本人有什麽資格過問中國的事務？就算中國搞得一塌糊塗，腐朽透頂，就算中國專製不除，民主不彰，人權不保，內戰不休，又幹卿底事？當然日本人不這麽看，他們有危機感，緊迫感，和使命感。正像中國後來也以這種感覺出兵朝鮮，出兵越南，培訓緬甸、柬埔寨的共產黨叢林遊擊隊。更早些，有兩三百年前清兵入關建立外族政權的鏡鑒。隻要日本能征服中國，就等於是中國再經曆一次改朝換代，等於是番邦外族入主中原，最終能獲得中國人的認同而載入正史。
孫中山為了籌措革命經費和贏得日本朝野的支持，曾不止一次地，甚至主動地向日本提出以東北、蒙古作為交換條件。日本在有計劃地對中國進行滲透的同時，不斷地受到革命黨和軍閥的讓步、許諾、暗示的鼓舞，逐步發展和完善了吞並中國的政治野心。1915年1 月11日，日本駐華公使麵交中華民國大總統袁世凱一份二十一條決議書，史稱“二十一條”，要中方俱簽。這部分原因是日本要求對當年支持中國革命的回報。2 月5 日，中國政府剛剛與日本方麵就簽約一事談判，討價還價之際，孫中山卻擅自在日本東京與日方秘密簽訂了一份“中日盟約”，共十一條。這份盟約，與著名的賣國條約“二十一條”，竟有頗多相近似處。革命黨人的作派，就是比封建王朝和北洋軍閥要來得“前衛”。
日本治下的中國土地
日本先占朝鮮，再占台灣，再占滿州，再占華北、華東和華南。這些淪陷區，在大的戰事結束，社會回複到“穩定狀態”之後，雖然遊擊隊及地下力量的抵抗、騷擾未曾停歇，大多數的平民百姓卻都抱持一種“看你怎麽折騰”的態度。台灣割讓了五十年，收複也超過五十年，現在老一代的台灣人，竟有許多對日據時代的生活充滿懷念。日本人講法製，不象後來的國民黨大搞白色恐怖。教師和警察，是日據時代最受尊敬的兩種平民職業。李登輝自稱“二十二歲以前還是日本人”，對日本訪客大套熱乎，如果沒有一點老台灣人的“民意基礎”，早該被轟下台了。
日本治台時期，開始實行較為科學的數字化管理，設立銀行，興修鐵路，不斷擴建基隆、高雄兩大港口，建立無線廣播電台，鋪設自來水及下水道，開發民用瓦斯（煤氣），開發製糖業（一度占台灣工業產值的六成），興建電廠，興修誇耀亞洲、集灌溉、排水、防澇於一體的嘉南大圳與桃園大圳，創立直接服務於產業研究的“台灣總督府中央研究所”，製定各項都市計劃及各項法規，不但對台灣的交通、衛生、治安、經濟及生活品質的全麵提升大有助益，也為光複後台灣的現代化建設製定了藍圖。有些軟體建設，作為殖民地的台灣，甚至走在“宗主國”日本的前麵。1940年，台灣的工業產值已為農業產值１. ４倍，實現了工業化。（楊永良《日據時代的台灣建設》）我們可以說，日本建設台灣的“出發點”是不好的，手段態度也過於專橫、強製，結果卻替台灣完成了近代國家的基本條件。用一位作家的話說：日本為了讓台灣這隻雞生蛋，卻把原本瘦弱的雞給養肥了。（伊藤潔（劉明修）《謎之島。台灣》）
滿州是清朝的發祥地，本以漁獵遊牧經濟為主，廣袤的處女地長期吸引著內地農民“闖關東”去開墾種植。日本投降時，東北已是重工業基地，份量約占中國的百分之八十，不但有中國數量最龐大和素質最好的產業工人隊伍，還有較為合理的經濟結構、生產布局。蘇聯紅軍“解放”東北時將無數工業設備拆卸、劫掠一空，但無法拆卸密布全境的鐵路線，其密度在今天仍遠遠超出其他地區而居中國首位。大連更是中國最好居住的城市之一，布局結構上還能看出日本人數十年規劃營造的痕跡。
海南島是中國的“天涯海角”，自古蠻荒，是流放犯人之地。日本占領後，以為可以經營成第二個台灣，於是進行建設性開發，尤其是它控製較穩、將其當“自個兒地盤”經營的西線。日本人到村子裏檢查衛生，還給中國孩子糖吃（“滿州國”也一樣，日本人慣使這種“小恩小惠”）。東線因中國遊擊隊活動頻繁，反倒處於“戰時狀態”，軍民（中日）關係緊張惡劣。唯一的一條西線鐵路是日本人修的，還興建了一些礦廠設施。共產黨接手以後，海南島廢省，幾十年無甚建設，隻對其資源作破壞性、掠奪性開發。好象那塊地方本不是咱們的，隨時都怕別人來爭，撈一把算一把，采了趕緊運走，到大陸去加工。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海南成為大特區後才徹底改變。
法國作家都德的《最後一課》，是世界文學作品中的名篇，飽受過侵略之苦的中國人，讀它時多會有深切的感受。作品描寫普法戰爭給法國人帶來的失土之恨，——老師用法語給孩子們講最後一堂課，因為從明天開始，占領者當局不許學校課堂上再使用法語，強迫使用德語。從這點來說，中國的淪陷區算是幸運。日本占領者從未有過“不許用中文授課”的規定，在教育方麵，甚至還表現出相當程度的寬容。以“求學”為目的的青年學生，允許其離開日占區去國民政府控製的大後方。以八年抗戰最先淪陷的北平為例，日本投降時，幾所著名大學的設備、圖書都有增長。抗戰前的1936年，中國高等學校是１０８所；1945年抗戰結束時，中國高等學校為１４１所。高等學校的教師，從7 ，560 人增至11，183 人；學生從41，922 人增至83，984 人，翻了一倍多。（屈儆誠：《現代物理學在中國率先發展的原因》，華夏文摘總四○四第期）許多新大學建於淪陷區，如上海的交通大學、上海醫學院、德國醫學院、雷士德工學院、上海商學院、上海音樂院等六所光複以後不為政府承認的“偽校”。照一些“愛國人士”觀點，淪陷區應該不辦一所學校，青少年沒地方讀書才有利於中國的複興。張春橋的“寧要……不要……”論，其實既不是他的獨創，也不是他的首創。
向日本學習“學習的方法”
固然這一切“業績”，不足以抵償日本侵華造成的破壞、損失之萬一，但可以從中看出日本人的經營、治理能力，看出他們確比我們行的一麵。許多年以來，有許多出版物對於中日兩個民族進行過文化上的比較。一般來講，應該各有其優劣。一些文章帶著偏激的民族情緒，對日本民族進行嘲弄、辱罵，似乎不這樣便不叫“愛國”。我是很不以為然的。無論是戰場上的激烈較量，還是和平年代的實力競爭，恐嚇和辱罵都絕非戰鬥。我們去看看那些抗戰名將寫的回憶錄，字裏行間哪有這種市井屑小式的輕薄和鼓噪！
人類有自己的弱點，一個民族也有一個民族的積弊，在醜陋的中國人之外，還有醜陋的日本人、醜陋的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意大利人和俄國人，也應該有醜陋的非洲人、拉美人、阿拉伯人和猶太人。為什麽醜陋？因為這世界總還有一個抽象的相對美好的形象，為最多的人所公認。本世紀二十年代初，魯迅為我們刻畫了一個最具有代表性的中國人的形象：阿Ｑ。說實話，這個形象夠醜陋的了，卻又確是“我們”的真實寫照。稍微反省一下，如果我們不是這樣糟糕，何以人口隻有幾千萬的一個蕞爾小國，打得我們難以招架、幾乎亡國？同樣的，日本人也壞得可以，不然何以如此張狂、窮兵黷武，到處開打，落得個無條件投降的下場？不過壞歸壞，它的另一麵又十分優秀。日本人刻苦勤奮，積極上進，辦事認真，講究實際，絕不馬虎苟且，對強手、先進的心服口服、虛心求教，善於模仿與吸收，勇於犧牲，團隊精神，勇於公戰而怯於私鬥，善於汲取教訓，……這些都是值得中國人好好學習的。日本人很像蜜蜂，組織結構嚴密，一絲不苟，高效率，在狹小的夾縫中求生，自覺“生存空間”受到威脅時不惜對敵人進行自殺式攻擊。除了最後一條，這些特點都非常適合現代社會的需要。日本能在那樣短的時間內完成它的工業革命，又能在戰後迅速走進經濟和科技強國的行列，其國民的總體素質是不可忽視的。
一個民族應該善於向其他民族學習，尤其要善於向敵人學習。古代中國是日本的恩師，而近代日本卻是中國的恩師。它打了咱們，把咱們家裏搞得一塌糊塗，損失慘重，血海深仇，還能叫它恩師嗎？是的，它還是恩師。恩是恩，仇是仇，不能抵消，也不能抹殺。即使它幹的壞事罄竹難書，我們還是無法否認，它教給我們的東西太寶貴了。我們為此付出了血的代價，如果輕易丟棄，那才是民族最大的不幸。
一個多世紀以來，我們學習過英國，學習過法國，學習過蘇聯，還打算過學習南斯拉夫、新加坡，現在學得多的是美國，而學得最持久、最深入的還是日本。我也不願承認這一點，但不管承不承認，它都是事實。學習英國，並沒有使我們完成工業革命。學習法國，也沒有使我們的社會獲得多少自由。學習蘇聯，我們跟著它栽進了覆轍。學習美國，發現距離太大，國情也差得太遠。學習日本，我們卻打敗了日本。
日本自己就是一個極善於學習的國家，學什麽象什麽。學中國就盡量做得象中國人，學西方就力圖脫亞入歐，一點也不含糊，不在“為體”還是“為用”的論爭上無休止地瞎耗工夫。現在我們打量打量它，發現其現代化的程度，可與世界上最現代化的國家媲美；其傳統文化的地道，足令我們這個曆史悠久的國家汗顏。
同是向西方學習，早在甲午戰爭那場“考試”中，中日雙方就交出了優劣懸殊的兩份答卷。日本海軍的人數和裝備皆不及中國，對同中國打仗並沒有多少信心。戰前北洋水師到日訪問，日人登艦參觀，見中國水兵懶懶散散，家屬也住在艦上，到處晾曬著衣物，詫異之餘心中竊喜：打這樣的軍隊不成問題！中國在向西方學習失敗後，從日本那裏學習到了“學習的方法”，才逐漸向現代型社會轉變。
接納日本加入中華民族？
中華民族曾在長達上千年的時間裏領先世界各國，並非毫無根據。接納和融合外族的血緣、文化，以保持本民族的活力，是一個重要原因。秦統一中國，實現各國民族、文化的大融合，遂有漢代的強大。鮮卑族拓拔氏入主中原建立北魏，由皇帝下令全國實行漢化，為隨後的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礎。清朝的入關更是如此。中國若果能如孫中山所期望的“聯合”，接受整個日本的加入，從民族性來講，其正麵效果將顯而易見。
中國人不是一個民族主義觀念強烈的族群，這樣才有曆代侵略者與亡國奴共建“中國”的傳統。宋代因遭外族壓迫、打擊，特別強調忠節觀念，但這一觀念的核心是要求臣民“忠君”而非“愛國”。在忠節義士們眼裏，最不能容忍的是“世受皇恩”卻事二主。中國曆史上最有名的幾位民族英雄，如嶽飛、文天祥、史可法、鄭成功……，主要也是因其忠君而流芳百世。當然，在一定的意義上，“忠君”也是“愛國”的表現之一，但二者畢竟是有本質區別的。嶽飛鎮壓楊幺之亂，也是忠君的一部分。文天祥被俘至死不降，隻能說明他“忠君報國”，也就是忠於趙氏皇帝和南宋小朝廷，並無忠於漢族、南人的“愛國情操”。他也不反對他的兄弟文天禎仕元，因為他兄弟沒做過宋朝的官，不會背上“貳臣”的罪名。抗清明將史可法死後，被清朝建祠祭祀，饗堂眉額大書“氣壯山河”，以弘揚其忠誠不貳的氣節。清王朝對史可法精神的認同，在於他的“節操”，不在後人賦予他的“民族主義”精神。乾隆時，曾指定史官作《貳臣傳》，將那些為清朝入主中原立下汗馬功勞的明朝降將叛官們盡列其中，也是為了警省後世為臣為民當忠誠不貳，絕非鼓勵所謂“民族大義”。清朝入關既久，當初重名節絕不致仕，乃至圖謀反清複明的前朝舊臣和名士鴻儒們，也默認自己的第二代、第三代去和侵略者合作，做清朝的官。知識份子尚且如此，平民百姓更習慣於“勝者為王”，“打天下者坐天下”，誰會在乎勝者是“本地人”，還是“外來戶”呢？
日本軍隊侵略時犯下的種種罪行，會使中國人牢記這血海深仇，永遠不可能從感情上接納他們嗎？幾乎可以肯定地說，不會的。中國人是最善於忘記仇恨，最寬宏大量的民族。戰犯可以不予追究，賠款可以一筆勾銷，釣魚台島的紛爭可以留給聰明的後人去解決，隻要這陣子能關係正常化就行了，就可以“世世代代的友好下去”。這不還沒成為咱們中國人呢，要是他們成了中國人，過去的一切豈不都是“兄弟鬩牆”，一笑而泯恩仇？
中國曆史上侵略者的屠殺暴行
在中國曆史上，由侵略造成的暴行比比皆是。以戰國時的秦國為例，幾乎每攻占一地，每打完一次大仗，都要殺人。公元前331 年，敗魏，斬首八萬；前312年，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前307 年，破宜陽，斬首六萬；前301 年，敗楚於重丘，斬首二萬；前300 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前293 年，大敗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前280 年，攻趙，斬首二萬；前275 年，破韓軍，斬首四萬；前274 年，擊魏於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前260 年，大破趙軍於長平，坑卒四十五萬；前256 年，攻韓，斬首四萬；又攻趙，斬首九萬；前234 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據翦伯讚主編《中外曆史年表》）一場統一中國的戰爭，到底斬掉了多少人頭，已不能精確計數。可以肯定的是，以當時中國人口不過上千萬，其殺人比例之高、之酷烈，遠遠超過日本的入侵。
成吉思汗是大蒙古帝國的創業者，也是中國元朝的太祖，可以說是蒙古人，也可以說是中國人。嚴格的意義上，他生前是中國的侵略者，死後才成為“中國人”。蒙古人的鐵蹄曾橫掃歐亞大陸，征服數十個國家，每破一城，絕大多數人民盡皆屠殺，所有財物盡予劫取，隻留下特殊技能人士、工匠與俊美男女兒童供其利用與玩樂。許多人口超過百萬的城市淪為廢墟，人煙斷絕。蒙古軍大舉侵略中國時，因起用漢化的契丹人耶律楚材為宰相，對中國人采用攻心為上的懷柔政策，暴行才有所收斂。如公元1233年，蒙古大將速不台攻下金朝汴京，本擬循例屠城，為耶律楚材力爭所免。但他們對別的國家，仍舊不改殘忍習性，所到之處，殺人如麻，積屍遍野。蒙軍攻下花剌子模國舊都玉龍赤傑，一次就屠殺一百二十萬人，平均每一名蒙古兵殺二十四人。成吉思汗攻打巴曼，其愛孫中箭身亡，城破，令將城中居民完全屠殺，雞犬不留。拔都率軍第二次西征，攻入莫斯科城，每殺一人割一耳，共割了二十七萬隻人耳。破波蘭與日耳曼聯軍，割人耳九大囊。攻陷布達佩斯，辱婦女，焚教堂，劫財寶，逢人便殺。公元1254年，蒙哥遣大將劄喇台征高麗，所過城邑灰燼，俘男女二十萬六千八百餘人，殺人無算。1255年，旭烈兀奉蒙哥命討伐木剌夷，此即蒙古的第三次西征，共攻克大小堡壘數百個，包括不戰而降的城池四十餘座，旭烈兀下令不分男女老幼幾盡屠殺。大食國都報達開城投降，蒙軍屠城七天，將全城八十萬居民殺個精光。（據陳致平《中華通史》，花城出版社）
蒙古人奉行的種族滅絕政策，納粹德國和日本軍國主義皆不能望其項背。然而成吉思汗卻以“偉大的民族英雄”載入中國史冊，與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並列，受人尊崇。成吉思汗陵位於內蒙古伊金霍洛旗阿騰席連真東南十五公裏處，建築麵積一千五百多平方米，金碧輝煌如同宮殿。遠近蒙古族及其他各族人民，每年都要在此舉行公祭盛會。為什麽沒有人把成吉思汗及其殘暴的子孫們當做戰犯？因為他贏了，成就了“功業”，勝為王而不是敗為寇。如果日本人贏了，也就沒有人把他們當做戰犯，他們的戰爭罪行也就會為“偉績”所掩蓋，他們的亡靈也就會被供奉在比“靖國神社”闊綽、輝煌和神氣得多的紀念堂中受後人祭祀，而不至於像今天這樣猥瑣於一隅，接受幾個行藏閃爍的政客朝拜。
清朝是中國最後一個大王朝，也是曆代最好的一個王朝。清朝征服整個中國的過程，同樣極為血腥。在與明朝爭奪遼東的時候，清軍就曾對遷安、永平兩地進行屠城，隻將財物和少數婦女掠走享用。因破壞了皇太極對漢人的懷柔政策，主事者阿敏被宣布為“國賊”遭到懲處，但皇太極本人拒絕對此事負責，而且後來也沒能製止此類屠殺。明將薊遼總督洪承疇被俘，除了一部分可利用的部屬，其餘官百餘人，兵三千餘人，皆就地屠殺，死者家屬婦女兒童一千二百餘人沒為奴婢。明總兵祖大壽投降，清軍得錦州，全城居民就地屠殺。清軍入關占領北京，攝政王多爾袞發布旨令通告全中國：“所過州縣地方，有能削發投順，開城納款，即與爵祿，世守富貴。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這是一份不折不扣的“屠城宣言書”，其後就有著名的“揚州十日”與“嘉定三屠”。揚州十日殺了多少人？當時的估計是八十萬（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有人不同意這個數目，估算是二、三十萬，這也夠慘的了。不光是殺，任何婦女都有可能抓住被成群的士兵輪奸，和三百年後日軍在南京的暴行一模一樣。嘉定三屠亦是如此，婦女被雙手釘在床板上輪奸。史家慨歎：“‘三屠’留給這座城市是毀滅，和不知道德為何物的幸存者。”（魏斐德《洪業——清朝開國史》）清軍陷昆山，在那裏抵抗了三天的義軍逃走了，於是對平民實行大屠殺，當天的死難者就達四萬。江陰抵抗清軍八十天，城破，七萬人死於屠殺。不光殺漢人，對其他民族也實施大屠殺。平定西北，厄魯特人幾乎被殺光。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消滅。
明清之際，屠殺似乎成了家常便飯。滿人殺漢人，清軍中的漢人也殺漢人，不然殺不過來（滿人太少）。侵略者殺老百姓，農民軍也殺老百姓，張獻忠在四川就殺人一百萬。李自成在北京，開始殺明朝降官，殺到後來控製不住，燒殺搶掠行同強盜。老百姓有機會也殺人，清兵占領北京前李自成逃走，北京市民趁機報複，成群結夥襲擊掉隊的大順士兵，將他們捉了燒死或砍頭，大約有兩千人被殺。明朝的官軍也殺百姓，動不動就“縱兵劫掠”，濫殺無辜。
“王道”：從屠殺到懷柔政策
我不知道這世界上，是否發生過文明的、不殘暴的侵略戰爭。作為一種“理想模式”可能是有的，實例我卻沒聽說過。英國是最早完成工業革命的國家，它為了征服中國，竟以大規模販毒，麻痹和殘害整個民族的身心作為手段。法國是近代啟蒙運動的精神家園，1860年，英法聯軍進攻北京，焚掠圓明園，曾遭到法國作家雨果的痛斥。蘇聯是中國的盟國，又是世界無產階級的“解放者”，它的紅軍在東北幹的壞事卻教人歎為觀止，還拿它毫無辦法，——國共兩黨都要巴結它，以換取在東北的優勢。美國號稱現代民主和保障人權的楷模，當年在印度尼西亞“幫助”蘇哈托清除共黨勢力上台，殺了60萬顆人頭。後來據說因為“良心發現”，中央情報局曾承認有大約5 千人是自己親自下手。1973年美國對柬埔寨實行“飽和式轟炸”，使50萬平民喪生。越南戰爭中，美國軍隊的狂轟濫炸、施放毒氣和直接屠戮，殺死了300 萬越南人。
1900年，八國聯軍侵略北京，可以看做是列強本性的一次大展。攻入北京的聯軍共兩萬兩千人，其中日本軍隊八千人，俄軍四千，英軍三千，美軍兩千。日軍不但人數最多，而且打頭陣。義和團興起，與德日兩國結怨最深。但日軍卻沒有像其他同夥那樣，在戰鬥結束後對占領地采取血腥報複行動。一位叫藍登的西方記者報導：“日本兵是聯軍中唯一對藝術品有欣賞能力的。雖然他們也當然像別人一樣的搶劫，但都做得安靜優雅。沒有亂摔東西，也沒有任意或不必要的破壞。他們搜集喜歡的東西，但不象搶劫的樣子。我曾看到一處有日本兵進去過的房子。裏麵藏有一櫃子的瓷器。他們像鑒賞家一樣加以撫摸，並在杯子或瓶子的底部研究年代。對於粗劣的美國、俄國、法國、英國更不必說德國大兵，除了打不破的銅器、石器之外，幾乎沒有不打破的，實在難以比擬。”（梅龍。哈利斯、蘇西。哈利斯《日本皇軍興亡記》）
日本軍隊相對的文明，緣於對中國文化的尊重與認同。是否還有“同種”的因素在起作用，不得而知。日本士兵表現出特別的殘暴，是發動大舉侵華戰爭後，以南京大屠殺為標誌開始的。其暴行引起舉世震驚與公憤。為振興軍紀，“壓製犯罪和不正當行為”，日本陸軍省於1940年9 月頒布了《改進軍紀計劃》的小冊子，詳細列舉“中國事變中罪行和不當行為的特質”，要求每一軍官“應時時記憶在心”。雖然我們不能期待發動侵略的戰犯們，會對其軍人“不當行為的特質”作出恰當的判斷，但這本小冊子至少顯示了日本軍事當局承認了一部分罪惡，並試圖有所改過。七七事變爆發後的兩年間，有588 名日本士兵受到軍事審判，其中420 人犯搶劫或搶劫加強奸致死，312 人犯強奸或強奸致死。這是日本方麵的記錄，實際罪犯的數字當然遠不止於此。單是南京大屠殺的集體犯罪中，人數就得以萬計。攻占南京的第六師團長穀壽夫，一次斬殺300 名中國人的田中軍吉大尉，以“刀劈百人競賽”聞名的野田岩和向井敏明兩少尉，十年後才在南京軍事法庭被判處死刑。
我們一般所說的淪陷區，是指被侵略者勢力控製的地區。就日軍而言，控製區又分為“治安區”與“準治安區”兩種。“治安區”基本上都建立了中國人出麵組織的偽政權，社會秩序相對穩定，“良民”大體上能夠接受日偽的統治：“準治安區”則日偽勢力較為薄弱，時有遊擊隊、民兵、敵後武工隊、抗日救國軍之類小股抵抗力量進行騷擾。在“治安區”內，日本士兵較能遵守軍紀的約束，一般發生殺人、搶劫和強奸的罪行，也能受到一定程度的懲處。而“準治安區”則軍紀不保，犯罪行為常與“軍事行動”一同發生。
從侵略者的角度來看，南京大屠殺、揚州十日、嘉定三屠等等恐怖血腥的行為，一是為了對頑強抵抗的報複，二是為了震嚇對手，摧毀對手的士氣與尊嚴，三是樹立征服者主宰蒼生命運的威勢，四是借此激發原始的血氣之勇。但要想最終達到征服占領地的目的，光靠這些是遠遠不夠的，有時效果更適得其反。因此他們也得在“治安區”內推行懷柔政策，宣揚“同文同種”，宣揚“共存共榮”，宣揚“討蔣愛民”，也就是實行“王道”，製止公然的暴行。不能將之一概地稱為“欺騙”，要知道這種政策對於飽經戰亂、貧困，深受過本國官府、軍閥、土匪、流氓戕害的中國老百姓，實在太具實際意義。而且往往就能奏效。
“天地之間有杆秤”？
以中國人的感情，強奸、輪暴是比殺頭更難以平息仇恨的罪行。在大量描寫抗戰的書籍中，似乎日本侵略軍隻強奸中國婦女，而較為優待第三國尤其是西方人士。這樣更足以證明，日本人隻不拿咱們中國人當人。事實並非如此。較為優待的是沒有與日本交戰的國家的公民，而不是什麽“西方人士”。一旦開戰，凡敵對國家，都沒有好果子吃。香港陷落後，一批英國女醫護人員落入日軍之手，被關到地下室摧殘了一個多月。其中一位女醫生戰後回憶，這段日子她們每人每天要被至少十個日本人強奸，她本人最多一天被十七人強奸。另據一位目擊者、加拿大陸軍隨軍牧師巴萊特在東京國際法庭的證詞，防守香港西部斯坦利堡陣地的170 名英軍及傷員被俘後全部殺害，七名女護士（四中三英）均遭奸殺。其中一名英籍女護士甚至被綁在屍體上輪奸。荷蘭婦女也曾遭到類似的暴行。在對待戰俘和戰敗國方麵，倒是東西方“平等相待”的。電影《桂河大橋》，真實反映英軍俘虜被迫當奴工的故事。1942年4 月，馬尼拉淪陷，美菲俘虜及難民共八萬人在轉移至收容所途中，約有一萬七千人被日軍虐待致死，其中美軍士兵1200名。西方人稱之為“死亡之旅”。1944年12月，“馬來之虎”山下奉文在帕拉萬島一次燒死150 名美軍戰俘。
為了通過“正常渠道”排泄士兵的獸欲，日本軍部特意建立“慰安婦”製度。這是一種慘無人道的製度，其中大部分是韓國婦女，還有一部分台灣和中國婦女，甚至西方婦女，但日本婦女也不在少數；有許多是被迫的，被強拉的難民，甚至是女戰俘，但也有“為聖戰而貢獻青春”的妓女。“慰安婦”們以自身遭受摧殘為代價，多少緩解了淪陷區廣大婦女的遭受蹂躪的壓力。1938年武漢會戰期間，時任日第11軍團長的岡村寧次中將，曾對軍中不能杜絕強奸罪行十分氣惱，下令憲兵分隊長重藤憲文中佐親自坐鎮，加強安撫工作，逮捕所有罪犯交軍法會議處理。當他聽到法務部長、憲兵隊長為罪犯辯解，認為不能構成犯罪時，岡村拍案而起，一拳砸在桌子上吼道：
“胡說！我知道，強奸罪要親自控告才能成立，但是，人家在刀槍麵前，誰敢親自控告？沒有反抗？三個輪奸，怎麽反抗？那些日本的法律，能適於戰區現狀嗎？我們出兵不是號稱‘聖戰’嗎？這是個‘聖戰’的樣子嗎？”（陳道闊《長河落日。武漢會戰紀實》）
就是這個後來晉升為侵華日軍總司令的岡村寧次，在其晚年的的回憶錄中，專門有一章節以《貫徹愛民方針》為題，記載了1940年2 月召開的一次師團長、參謀長會議，他的參謀長講的一段話：
“縱然基於戰鬥上的需要，將房屋焚毀後，不論如何進行宣撫工作，亦毫無效果；反之，既不焚屋，亦不掠奪強奸，而進行宣撫工作的地方，當敵人發動攻勢作戰時，當地居民，亦均繼續表示好感，而協助搬運物資；但前者的場合，敵人來襲時，居民通敵，於我不利，到現在始痛感需遵守軍司令官的愛民方針。”
當地居民表示好感，協助軍隊搬運物資，這頗有點像共產黨描繪的“軍愛民，民擁軍”的景象。這是神話嗎？是侵略者一廂情願的幻想嗎？——不是。1942年至1943年春，日軍進攻河南，當地民眾主動為日軍帶路，甚至幫助日軍繳中國軍隊的槍。僅此一役，就有五萬中國士兵被自己的民眾繳了械。（劉震雲《溫故一九四二》）
近年中國有首流行歌（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主題歌）中唱道：“天地之間有杆秤，那秤砣是老百姓。”兩軍對壘，當中國軍隊在民眾饑餓難捱，掙紮在生死線時，仍隻顧橫徵暴斂，毫不體恤；而日本軍隊趁機收買人心，發放軍糧救濟百姓。中國駐軍把城周十數裏地的農作物放馬蹂躪，士兵進村強索一切供應，稍有不遂，武力隨之，更濫征民間車馬人力，弄得怨聲載道，家破人亡；毗鄰的日軍則用現金雇工人築路，不但不侵擾百姓，還施以小恩小惠。在這種情況下，“秤砣”於是向侵略者那邊傾斜，什麽“民族大義”，“愛國情操”，竟通通成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在“秤杆”上壓不起足夠的分量。
對老百姓而言都是“官軍”
中國軍隊和日本軍隊，對於老百姓來講都是“官軍”。如果你殺人放火強奸搶劫，不顧百姓死活，你就是強盜、土匪；如果你尊重民眾，友好相待，你就是仁義之師。我們可以指責這條簡單的法則近乎“淺薄和愚昧”，卻又沒有任何其他一條“深刻和智慧”的法則比它更接近曆史的事實。有人認為：在絕對正確的愛國之上，還有一個絕對正確的人本主義。孟子曰：“民為本，而社稷次之。”我非常讚成這個觀點。進一步說，我認為國家利益應該高於黨派利益，而民生利益又應該高於國家利益。
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胡適，也曾寫過一首詩《你莫忘記》，借一位老人之口表達他的人本思想：
我的兒，我二十年教你愛國，──
這國如何愛得！
你莫忘記：
這是我們國家的大兵，
逼死了你三姨，逼死了阿馨，
逼死了你妻子，槍斃了高升！──
你莫忘記：
是誰砍掉了你的手指，
是誰把你的老子打成了這個樣子！
是誰燒了這一村，──
哎喲！──火就要燒到這裏了，──
你跑罷！莫要同我一起死！──
回來！──
你莫忘記：
你老子臨死時隻指望快快亡國：
亡給‘哥薩克’，亡給‘普魯士’，──
都可以，──
人總該不至──如此！──
胡適的這首詩發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三號上，大約為1918年。“我們國家的大兵”指的是軍閥部隊，而亡國的假想敵則是哥薩克、普魯士。不過不論放在什麽時代什麽地方，意思都是一樣的。抗日戰爭無疑是神聖和偉大的，但沒有任何人、任何黨派、任何國別和民族、任何軍隊有理由殘害百姓，不顧及人民的利益。
中國軍隊帶來的水深火熱
看幾個例子：
1938年6 月9 日，為了阻擋中原日軍西進，國軍在河南鄭州東北郊花園口炸決黃河大堤放水。洪峰突發，奪路東去，其咆哮洶湧之狀據說超過曆史上任何一次黃河決口。豫、皖、蘇三省44縣市受災麵積一萬三千平方公裏，受災人口一千二百五十餘萬，三百九十多萬人流離失所，九十萬人死於非命，財產損失不計其數。人民付出慘重的代價，“戰果”又如何呢？日軍土肥原的第14師團一部分被困於中牟，經工兵接應耗費三天結集到開封；中島的第16師團一兩萬人陷在黃泛區，經航空兵團空投物資救援，終於度過難關。——如此而已。黃河畢竟沒有像大合唱中歌頌的那樣，“發出憤怒的吼聲淹沒侵略者”。它的流量太小了，隻有珠江的八分之一，隻能淹沒那些沒有航空部隊和工兵部隊救助的中國老百姓。一個歪點子，死掉九十萬人，這個數字是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三倍。
1938年11月12日淩晨兩點，湖南省政府得到日軍已迫近的報告（事後才知道是假情報），為實行“焦土抗戰”的既定方針，下令自焚長沙。由省警備團出動執行焚城任務，放火工具是汽油、煤油、棉花、木棍，另有炸藥包、手榴彈用以炸開封鎖的大門。事先沒有得到任何警報、正在睡夢中的老百姓，突然陷身在一片火海之中，許多居民被活活燒死，烤死，嗆死，或躲在水缸中被煮成肉醬，或逃命不及被踩死、砸死、淹死、悶死。這場大火不停不歇地燒了整整三天三夜，一座千年曆史文化名城被焚毀成一片碎瓦頹垣。後來統計，確認死於大火的人數約兩萬，其他不能確認的外地難民、傷兵則難以計數。文物損失無法估量，大批宋明清代圖書珍本、名貴字畫化為灰燼，僅一家金號就有440 顆漢代印章融為銅餅、鐵錠。絕大部分公共及民用建築被毀。長沙素以中國最大米市之一著稱，一次被燒掉大米、稻穀200 萬擔。列為“四大名繡”之一的湘繡業，因幾輩人存積的優秀畫稿和版本毀於一旦，從此在中國的刺繡界黯然失色。我們斥責日本鬼子大掃蕩實行“三光政策”，其中一光便是燒光。日本軍隊燒村莊固然令人痛恨，但哪一次比得上長沙大火？
在中國，不知有多少出版物描寫過抗戰時延安的“大生產運動”，一曲《南泥灣》，更是唱得家喻戶曉。然而，大生產除了開荒地種糧食、蔬菜、棉花，還種過什麽呢？還種過大量的鴉片！國民政府不給共產黨撥款，延安要從經濟上支撐遠遠超編的八路軍、新四軍，實感困難。糧棉蔬菜隻能解決部分衣食自給問題，於是獲利較大的鴉片則受到青睞。有作家為了撰寫中共領袖的傳記，采訪當地的百姓和當年的戰士，據他們回憶，每有外國記者來參觀，就發動戰士們連夜把鴉片挖出來用土蓋上，記者走了再翻過來種上。可見共產黨也知道，種鴉片不是件光彩的事。為什麽還要種呢，因為要錢來“打日本”。至於被毒害的人民，那是你自己的事了。
一本正麵敘述國軍抗戰的書中，有一段這樣的紀實：“總指揮部和縱隊，支隊司令部，以攤牌民間婦女作雜活為名，選派年輕有姿色的婦女（主要是姑娘），到指揮部和司令部去縫軍衣、做布鞋、洗衣、做飯，婦女們請求拿回家做或早去晚歸，均遭拒絕，要求一律在軍營住宿。每次八至十人，七天輪換一次。凡去當差的婦女，大多遭到強奸，先後被奸汙者達幾百人。有的回家悲憤交加，精神失常；有的被輪奸致殘，甚至含恨自殺。廣大百姓對其暴行恨之入骨。”（純子、蔡農、老加《一江血水向東流——中日武漢大會戰實錄》）這是誰的隊伍？是日本軍隊嗎？不，是中國的政府軍。由蔣介石密令成立的“豫鄂邊區遊擊總指揮部”，是抗日的隊伍。他們派夫派款，強拉壯丁，販運私貨發國難財，倒也罷了；最可惡的是強奸民女。日本侵略軍最令人仇恨和惡心的戰爭罪行，也是強奸民女，但它在“正常”的社會秩序建立之後總還不至於敢公開這樣幹，要不也不會組織專門的慰安婦了。而國軍卻是代表政府的，本身應該就是正常秩序的保證，這樣的罪行隻能說是執法犯法，比日寇有過之而無不及。1943年，爆發隨北十萬民變，李宗仁的第五戰區派出三個師進行鎮壓。
內鬥的慘烈甚於外鬥
1944年12月24日夜，重慶歌樂山軍統局為中美合作所全體美方人員舉辦晚會慶祝聖誕節，結果台上唱戲，台下秩序大亂。中統局長戴笠特意約了幾十個女人陪美軍官兵跳舞，有些被當眾強奸。這種事發生在戰時國都重慶，由“政府機構”出麵組織慰問援華友軍，次日便有密報呈送蔣介石侍從室，也隻好不了了之。蘇聯紅軍出兵東北，犯下的強奸罪更是超過關東軍十幾年所為。而且還不許聲張，一些對蘇聯紅軍的暴行表示過不滿的中共幹部，解放後長期受到迫害，不予重用。
花園口決堤，長沙大火，延安種鴉片，本國和盟國軍隊強奸婦女，都是一個問題：為了贏得反侵略戰爭的勝利，可以不擇手段。也就是，目的的崇高，可以略去手段的惡劣。如果這種道理站得住腳，那麽侵略者犯下的罪行也就都可以原諒了：他們是為了“拯救”腐敗墮落的中國，為了實現一統大中國（或“大東亞共榮圈”）而進行的“聖戰”。
有人會說，寧可死在自己人手裏，也不願意死在侵略者手上；寧可被黃河淹死，“人或為魚鱉”，也不給鬼子劈死；寧可自己一把火先燒光，也不留給鬼子去燒；寧可吸共產黨種的鴉片，也不吸日本人販來的鴉片；寧可給國軍、美軍、蘇軍強奸，也不給日本鬼子強奸，……這話或許有他的道理。不過，這叫什麽道理？
李宗仁在回憶錄中記載，抗日戰爭期間，他在河南聽到過這樣的民謠：“寧願敵軍來燒殺，不願湯軍來駐紮。”“湯軍”是湯恩伯的部隊，蔣介石的嫡係。抗戰勝利後，淪陷區的百姓也有民謠：“想中央，盼中央，中央來了更遭殃。”看來，在這個問題上，同時或前後深受過侵略者和“自己人”災害的平民百姓，是不會同意一些人的高論的。魯迅也早就表示過，死在自己人手裏是最悲哀的。這是因為，“自己人”最防不勝防；這種死最無價值；內鬥往往比外鬥更為殘酷和激烈。後來發生的國共內戰、紋化大革命，都證明了這一點。
內鬥超過外鬥，並不是中國人的專利。美國的南北戰爭，就超過它的獨立戰爭。五十年代韓戰的激烈，遠非抗擊日本入侵時可比。從生物學的角度，同類物種之間的爭鬥，也超過不同物種之間生存鬥爭。不同的物種，所需要的資源是不一樣的。牛、羊、鹿在獅子、豺狼襲來的時候，隻顧各自逃命而不會像一些深刻的思想家所希望的那樣，“團結起來用利角去抗爭”，卻在爭奪配偶的決鬥中不惜折腿斷角抵死相拚。人類社會比生物界要複雜得多，有些簡單的道理卻是相通的。嚴格地說，決堤、放火還不是內鬥，隻是“誤傷”。皖南事變才是典型的內鬥，國軍一次圍殲新四軍八千餘人。而在此數月之前，新四軍僅一“黃橋決戰”，就殲滅國民黨第八十九軍一萬一千餘人，成為共軍戰史上一次輝煌的戰例。可惜黃橋、皖南雖在抗戰期間，打的都不是日本人，是打中國人。
為了防止共產黨勢力控製東北，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竟以出賣外蒙作為爭取蘇聯承諾的代價，也可算作內鬥的一種“謀略”，盡管它是如此的糟糕。不管我們承認不承認，抗日戰爭的結果是收回了東北和台灣，卻放棄了麵積超過兩倍於東北和台灣的外蒙。外蒙獨立的意義還不止於領土的喪失，它動搖了元朝的“合法性”，更動搖了“五族共和”的國本，為中國的進一步可能的分裂撞開了一條隱約的、難以彌合的罅隙。
小國比大國容易被征服
有人認為，大中華思想是不對的；有的西方學者提出“小就是好”，如果秦不統一中國，今日中國就會像歐洲那樣好。我以為，小有小的利弊，大有大的得失，對於一個國家而言，還是大一點好。歐洲在世界上占據領先地位，也不過四五百年時間，不能由此得出“小就是好”的結論。國與國之間一旦發生戰爭，小國缺乏戰略縱深和自然資源，就很明顯的要吃虧。日本最終就敗在這裏。俗話說：“瘦死的駱駝比馬肥。”中國在抗戰中什麽都不如人家，唯領土遼闊，可以一退再退。所謂“以空間換取時間”（蔣介石），其實就是倉皇逃跑、回避；所謂打一場曠時日久的“持久戰”（毛澤東），其實就是各據一方，靜待其變。在西方人看來不可思議的“逃避戰略”，最終竟然奏效。拿破倫、希特勒橫掃歐洲各國如入無人之境，卻都在無邊無際的俄羅斯的土地上铩羽而歸。以日本軍隊的善戰，對付美國也隻能采取偷襲其海外基地的策略，對攻擊和占領遼闊的美國本土不存絲毫妄想，一當太平洋戰爭失利，它自己那狹小的國土就成了可以肆意打擊的靶子。這時候它才知道，當初輕視身邊這個“不堪一擊”的龐然大物，提出“三個月亡華”的計劃，以至於未能傾全國之軍力先行征服中國，是多麽的輕率、愚蠢。
中國曆史上，外族入侵而成氣候者，多是國家處於分裂狀態，亦即“大國變成小國”之時。周室威權衰落，再也不能號令諸侯統一發兵征戰，遂有秦國的各個擊破。東漢末年分裂成三國，雖短暫統一於晉，但諸王割據，使國家化整為零，遂在“八王之亂”後外族相繼湧入中原，史稱“五胡亂華”。唐末國家再次分裂，契丹入侵，建立遼朝；而後女真人建立金朝，趁遼宋對峙，滅遼與北宋，占據中原；再後蒙古人入侵，滅掉各占中國半壁江山的金與南宋。西晉和北宋畢竟是“大國”，所以北方強敵入侵時尚能退守江東、江南，建立東晉、南宋，各延續了一百多年的命脈，不至於被趕入絕境。當北方強敵再度入侵，已經成了“小國”的南方王朝再無地方可退，隻好乖乖投降，或者跳海了。明代是中國的“統一”時代，但其末年國家為朱氏朝廷、李自成、張獻忠三大政治勢力所控製，形成實際上的國土分裂局麵，清軍趁勢入關。分裂狀態，各派政治勢力之間的矛盾為入侵者所利用，不能夠同仇敵愾地共同抵禦外敵，這隻是一個方麵；另一個方麵，實際統轄的國土狹小，沒有回旋餘地，容易被占領和征服。
國家的領土遼闊，對於現代科技和經濟，也有極大好處。以航天工業為例，歐洲和日本皆遠不及美俄中三國，其土地麵積的狹小是重要原因。在不同的經緯度上建立地麵站，隻有大國才能辦得到。歐洲是近代工業革命、近代科學、資本主義經濟、現代文明和民主製度的發源地，終因其“春秋戰國”式的版圖格局，在本世紀由盛而衰，輸給了隻有兩百年曆史的美國。這和一堆小公司，競爭不過一個托拉斯的道理是相似的。近年西歐各國力圖打破促狹國境的限製，實現經濟上的統合，以提升在世界上的競爭能力，既是明智之舉，又是不得已而為之。歐洲的衰落還有兩個原因。一是兩次世界大戰的洗禮，都源於“生存空間”也就是國土麵積太狹窄，而戰亂一開，小國的戰爭創傷更難以平複。二是海外殖民地紛紛獨立。這兩條實際上也都牽涉到國家領土（及屬土）的大小問題。
日本“加入中國”的模式
日本一旦加入中國，不論它是以什麽方式，想再退出中國，就不那麽容易了。那就是分裂祖國，就是極端民族主義，全體“中國人民”堅決不能同意。除非出現象孫中山、蔣介石那樣主意大得很的革命家，以劃出日本為代價，換取別國的經濟支持。中國“不是菜園子”，你想進的時候就進，想出的時候就出，沒那麽容易。日本右翼政客一個慣用伎倆，將侵略中國說成是“進出中國”，這是因為他們都沒學好曆史，不懂得中國進來容易出來難。成吉思汗橫掃歐亞大陸，滅國四十餘個，也包括中國，而蒙古後來成了“中國的蒙古族”，沒有成為別的什麽國家的蒙古。清兵入關，也使滿族成為“中國的滿族”。中國人習慣將入侵者說成是“外族”。什麽叫外族？說直白了就是外國民族。不然，怎麽不以“外族”去稱呼今天中國的少數民族？而南方的苗族、瑤族、壯族、土家族，……怎麽就從來沒當過“外族”？
“加入中國”有哪幾種方式？——
一，侵略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模式）；
二，被中國征服（匈奴模式）；
三，同中國一道被第三國征服（清初蒙古模式）；
四，占領部分甚至大部分中國領土（金朝模式）；
五，由附庸國而最終完成合並（西藏模式）。
六，其他方式。
日本曆史上與中國關係密切，視中國為“上國”、“天朝”，漢代即派使臣到中國朝貢，接受中國皇帝的冊封。日本曾出土一方漢光武帝賜“倭奴國王”的印綬，有點“附庸番邦”的意思，比西藏之於中國的關係悠久得多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脫亞入歐，這個慣於點頭哈腰的小“附庸”，忽然變成了小霸王，中國反倒成了破落的“窮措大”。這種情況下，“西藏模式”顯然行不通。而且，中日之間還隔著個高麗，也長期是中國的附庸，如果它都沒能以這種方式並入中國，日本就更不容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前，日本從來沒有對外戰敗過。它遭受過的最大的侵略戰爭，是在中國的元代。公元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發兵大舉征日，結果一無所獲。當時中國南宋尚存，蒙古人挾同高麗參戰。六年後，南宋已亡，忽必烈利用（南宋）中國善水戰的優勢，再度攻日，還預先設置了“日本行省”，不料大敗而歸，不及逃走的十幾萬元兵大部分被日兵殺死。以蒙古人打遍天下無敵手的英勇善戰，尚且在日本敗得如此之慘，看來“清初蒙古模式”也難奏效。
中國從來都把打外國（族）說成是“征伐”、“平定”、“討逐”，把外國（族）打中國說成是“入侵”、“侵擾”、“犯邊”。自古中國“征伐”外國的戰果甚少佳績，往往不及外國“入侵”能大奏奇效。匈奴“侵擾”中國好幾個朝代，才被中國“平定”，平定後還老大一陣子不安分，弄出的事比入侵還麻煩，是一個耗時耗力、勞民傷財的跨世紀工程，代價太大，在現代社會似乎更加得不償失。“匈奴模式”走不通。
最終結果是中國征服日本
最有可能的，是“清朝模式”和“金朝模式”。甲午戰爭直至清朝覆亡之際，是日本重演清朝入關的最有利的時機。中日雙方的政治、經濟、軍事、科技實力極為懸殊；中國還有象孫中山這樣鼓吹“中日一體”、唯恐日本不出兵的革命黨人作為內應，條件比明末清初時還要好，至少不會更差。但是它錯過了，拖了四十年，到民國才重新開打。這時中國已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初步建立了現代國家體製，及現代裝備的軍隊。難是難得多了，但如果它能按李宗仁事後製定的戰略方針打，征服中國仍大有希望。但它又錯過了，進退失據，隻好重演“金朝模式”。
金朝自公元1126年底攻占北宋汴京，製造“靖康之恥”，到1234年初亡於蒙古，凡一百零七年；如果算上攻取遼國五京的時間，凡一百一十一年。日本自1937年攻占中華民國首都，製造南京大屠殺，到1945年向同盟國投降，隻有八年；即使算上發動“滿州事變”占領東北的時間，也才十四年。金朝先是扶持建立張邦昌、劉豫偽政權；後幹脆自己來幹，成了代表“中國”的兩個“合法”政府之一。日本也扶持建立了偽滿州國和汪精衛政府，但來不及“自己幹”，來不及“合法”就投降了。這樣短的時間，使它終於沒有能夠融入中國，被“漢化”成“中華民族”的一員；也使得中國人始終無法消弭“外國入侵”的心頭之恨。
如果時間足夠長，——到底要多長？不好說，反正十年、八年是絕對不夠的。無論如何，日本總歸是照著金朝的樣子“野”了這麽一把，這筆賬咱們得記著，說不定將來有那麽一天，它還會以某種方式加入中國。清朝的建立者滿洲人，是金朝建立者女真人的後裔，而滿清初建時的國名就叫“後金”。滿清實現了他們的先人的夢想：占領和統治整個中國，而最終也被整個中國所吞沒。如果是這樣一個結果，我以為即使日本贏得戰爭的勝利，對中國而言未見得就一定是壞事。可以推斷，中國征服和統一日本，與日本征服和統一中國，最終結果是完全一樣的。那就是：隻有一個中國。一個日本這樣的國家，和一個中國這樣的國家，都不足以真正令西方人畏懼；而一個日本那樣發達的中國，或一個中國那樣龐大的日本，卻足以使所有的國家不敢小覷。
有人會說，這是善良的中國人的一廂情願。不對。這恰恰是日本人，而非中國人的“一廂情願”。雖然一百年來，中國一直在試圖以各種方式、走各種道路努力成為象日本那樣發達的中國都未獲成功，但還是要比日本成為象中國那樣龐大的日本，要“容易”多了。咱們關起門來反複折騰就行了，走多少彎路、摸多少石頭、交多少“學費”、耗多少資源、死多少人命，都是“自己家裏的事”，與別人無礙。隻要世界有足夠的耐心等待我們“迎頭趕上”，隻要我們能無數的打擊之下“挺得住”不再被分割、瓦解，就可能熬到“中國的世紀”那一天。而日本，隻有發動戰爭一條路可走，並且還沒打贏。畢竟地球上的“生存空間”是有限的，時間的感覺卻是“無限”的。何況，必要時咱們還可以“空間換時間”，拖垮拖死一切競爭對手與來犯之敵。
設想日本打贏了中國，當然不能排除“細節”的考慮。在當時的國際背景之下，西方各國出於自身在遠東的利益，能否坐視中國為日本所吞並？日本得了中國這片土地，能否暫抑瘋狂擴張、進而稱霸世界的欲火？是馬上四處出擊，驅使中國龐大的人力資源為其征戰他國，還是為穩固這塊遼闊的新殖民地，先停下來進行建設、發展和同化，而後再作下一步的打算？甚至一如曆代外來王朝那樣，終於為他們所仰慕的漢文化熏陶，一改凶悍頑強的民族風格，變得跟漢民族一樣儒雅柔弱，不再存稱霸之心？
任何一個“不壞”的結果，都不能說明過程的必要與合理。人類發明了戰爭，發明了自相殘殺的武器，發明了以一種文明摧毀另一種文明，或者一種較高（較低）的文明征服另一種較低（較高）的文明，甚至整個人類的生存環境都有可能在將來的某一天為戰爭和武器所毀滅，今天的人仍不得不承認，戰爭在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往往起到的促進和催化作用。明白地說，就是所謂“進步作用”。但戰爭終究不是一件好事，至少它的過程是非人道的，哪怕現代國際社會設計出那麽多的“人道”的戰爭公約，也還是設計不出一種“人道的戰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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