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大藏經續編》

《中華大藏經續編》

我代表漢文《中華大藏經》（續編）編輯委員會和主編任繼愈教授，向“第二屆世界論壇”的成功舉辦，表示熱烈地祝賀！借此機會，也向教內教外一切關心漢文大藏經的整理與出版工作的學者和學僧，做一個簡要的匯報，敬請指正。

一

整理編纂出版《中華大藏經》，是我們國家作為文化建設事業的組成部分來做的。它的籌劃，可以上溯上個世紀的六十年代初。當時百廢待興，佛教文獻作為“文化遺產”的“搶救”重大項目，列入了中國科學院的計劃；時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學部委員的呂澄先生為此曾擬出了一個《新編中華大藏經目錄》，一度引起熱議。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這個計劃最後流產了。改革開放不久，當時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任繼愈教授即與呂澄先生聯係，籌劃重新啟動《中華大藏經》的整理出版事宜。1982國務院古籍整理規劃領導小組正式決定，委托任繼愈負責，開始了這項工作。曆經十三年，動員了約160人的參與，最終於1994年底編纂完成，1997年由中華書局全部出齊。全藏共收經籍1939種，分106冊。它以《趙城金藏》為基礎，總匯了曆代大藏經有“千字文”帙號部分，會勘了包括《房山石經》在內的八種有代表性的藏經，其文獻性的價值突出，為繼承和創新佛教傳統文化的研究，提供了更原始更優越的版本。與漢文大藏經編綦出版的同時，也推動了藏文大藏經的整理和出版。它們是姊妹篇，都屬《中華大藏經》係統，藏文的全稱《中華大藏經（藏文部分）》；漢文的全稱《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由於習慣，人們時常把《中華大藏經》特指“漢文部分”。

由於已出的漢文《中華大藏經》所收經籍僅限於曆代大藏經有“千字文”帙號部分，而帙號以外，以及分散海內外的藏外佛教典籍數量更多，因此，在編綦《中華大藏經》之初，就有續編的打算，隻因條件尚不成熟，隻能暫時擱置。隨著國家經濟和文化實力的增長，2002年，國家社會科學基金決定將《續編》列為“特別委托項目”，繼續委托任繼愈教授負責主編；同時與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協商，約請三家出版社和古籍出版規劃小組共同資助，《中華大藏經（漢文部分）續編》的工作，算是正式啟動。後因為經費問題，進度緩慢，到2007年初，在近五年的時間，隻出版了《續編》樣書一冊，點校的初稿不足600萬字。也就在2007這一年二月，國家新聞出版總署決定向中央財政部申請專項基金，支持這項意義重大的文化出版工程，當年11月份得到國務院正式批複，現已列入國家出版基金委員會的專項管理，並與中華書局商妥，繼續由他們擔負出版重任。

二

相對當前進行的“續編”而言，已經出版的漢文《中華大藏經》，略稱“正編”。

根據國家新聞出版總署關於《續編》的《重新啟動論證報告》，《續編》將收入“正編”未收的所有可能搜集到的漢文佛教典籍，下限截止到當代，估計約有4000種，2億6千萬字，是“正編”的一倍多，用5年時間完成。全編擬分11個分部：印度典籍部、南傳典籍部、藏傳典籍部、漢傳注疏部、漢傳撰著部、金石史地部、清規懺儀法器部、疑偽部、論衡部、外教部、目錄音義部。

為了保質保量地完成國家這一宏大的文化工程，重新組織了由任繼愈任主編的《續編》編輯委員會，加強了副主編和辦公室的力量；中華書局同時介入出版的編校業務，合力共進。前期的工作重點放在三個方麵：

第一，為《續編》摸底與編目：搞清和搜集《正編》外的佛典的數量，相當一次普查，做到心中有底，準備充足。這涉及到《續編》的總體規模。

第二，組織點校力量：在既有的專家基礎上，向社會公開招考。初步結果顯示，報名參加考式的人員約560人，已錄取的約160餘人；加上原有參加點校的學者，總數在220人以上。這涉及《續編》進行的速度。

第三，加強審讀力量：現實行三審製度，需要更高水平的專家承擔，現在急需強化。這涉及《續編》的點校品質。

根據目前的初步統計，按《新纂卍續藏經》目錄，除去“千字文”編號部分已收入《正編》的107種之外，其1450 種，現都已經有人認領，已在點校和審讀中。按照現在的力量和這個速度，平均每年完成三千萬字是可能的；整個《續編》準備分兩部分出版：“甲部”屬已收入各種大藏經部分，估計約一億字；“乙部”屬藏外部分，估計一億六千萬字。爭取首先出版“甲部”；“乙部”同時並進，於第五年底全部完稿。當前已經步入正軌運轉。

三

總的來說，《中華大藏經》正編及正在進行中的續編，規模和質量都空前的，尤其是帶有時代特色。它既完整地保留了傳統大藏經的佛教信仰形態，又反映了佛教作為中華傳統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思想內涵；它足以作為佛教界供養崇拜、念誦領悟的經典依據，也有助於學術界全麵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開拓和深入

佛教是第一個進入中國內地的域外宗教文化，它與漢語固有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最終成為中華文化的有機部分，歸屬於中國的文化傳統，有力地見證了，我們的民族文化是開放的，歡迎與外來文化交流，樂於學習異質文明，從它們中吸取有用成分，豐富自己的軀體，這也是我們民族能夠生生不息，既源遠流長又永葆青春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時說明，我們的民族文化對於外來文化和異質文明具有鮮明的主體性選擇，強加給的東西絕對不受歡迎，不適合我們民族生存和發展的東西必然遭到淘汰，而有傷人性和民族尊嚴的東西肯定會受到聲討。對待外來文化和異質文明的這種既接受又篩選，既吸取又淘汰的主體性意識，也已經成為一種傳統，一直影響到當代中國人的思維。

漢語佛教具有獨特的形態，對內成了聯結我們諸多民族的重要紐帶，為民族團結與融合起了積極作用；對外則與儒學一起走向了周邊國家，構造了所謂漢語文化圈。朝鮮半島、日本、越南等國，是信奉漢語佛教最主要的國度，也為漢語佛教的創新和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日本近代編纂出版的漢語大藏經，包括《大正藏》和《卍續藏》等在內，是我們這次編纂《續編》的重要參照版本；而朝鮮古代刻印的《高麗藏》，則是我們《正編》參照的珍貴版本；越南佛教的漢文禪宗文獻，也有重要價值。印度是佛教的發祥地，斯裏蘭卡是南傳上座部的基地，中國僧人西行取經，主要是這兩個國家，而域外佛教的傳入，也主要以這兩個國家為基地，同時攜帶了中國與印度、斯裏蘭卡海陸兩條交通在線的諸多國家和民族的文化與宗教進入中國，包括希臘的哲學、波斯和南洋群島的宗教。這一切，在《中華大藏經》所收的大量譯籍中，都有程度不同的反映，漢文《正編》中保存的最多，《續編》將繼續收集編入。

域外佛教之傳入中國，以及中國佛教傳至周邊國家，有一個最值得稱道的特點是，這種傳播既非通過政治擴張，也非通過經濟收買，更非通過軍事強製，而是相關國家和民族之間人民和平而自由地友好交往的結果。《中華大藏經》的編綦出版，就是這種自由和平友好交往一種展現和見證，我們希望它能夠在當代也發揮不同國度、不同文化間友好交往的橋梁作用。

漢文《中華大藏經》所收佛教典籍，稱得上豐富非常。其中屬原始佛教的，有早於《阿含》或前《阿含》的大量單行經；有反映不同部派的四《阿含》和其它早期典籍；更有比較完整的五部《律》，以及以有部為中心的大量論著；當然，漢傳佛教以菩薩乘為旨歸，所以保存的大乘經論尤為豐富。域外大乘多分中觀和瑜伽行兩大派別，它們的有關論著，由漢文佛教流傳下的最早也最多，此外還有超越這兩大派別之外許多重要的大乘典籍，也為漢傳佛教所收，在形成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中起著特殊的作用。在大乘中，顯教占絕對多數，密教的資料則更原始，也更廣泛。由此鑄造的中國佛教，思想雜陳，學派林立，直到各種宗派先後成立，有八派或十派之多，像天台、法相、淨土、華嚴、禪宗等連綿至今，影響著漢唐以來的整個中華文化，以至到了近現代維新變法和民主革命，還被當作精神支柱和思想武器。

漢語《大藏經》所承載的資源，還遠遠超出佛教自身，它涉及的範圍有宗教、哲學、倫理、曆史、交通、民族、語言、文字、文學、藝術、天文、曆算、醫藥、衛生、建築、工藝以及國際關係等各個方麵，是我們先人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過程中的一種曆史記錄，其中的經驗和教訓，也可以作為我們今天如何選擇更美好生活的一麵鏡子。

四

所謂“盛世修典”，漢藏兩種文字《中華大藏經》的編纂出版，正反映著我們國家已經開始走上“盛世”，所以也具有象征意義：

首先它象征著我們民族的重新興起。從文化遺產血一般的流失，到今天四麵八方的大匯集，可以說是國家由貧弱到富強的一個投影。

其次，它象征著我國傳統文化的地位正在不斷增強，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而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空前飆升。

第三，“中華文化偉大複興必然伴隨著中華文化繁榮興盛”，新時代在召喚新文化。《中華大藏經》的編纂出版，不僅僅是對文化遺產的收集和保護，也不限於滿足對傳統宗教信仰的需要，更是為了推進對佛教的整體研究和深刻發掘，以裨益於我國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建設和佛教界的與時俱進，有助於與其它多種文化形態的友好對話與交流——包括國際的和國內的。

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報告號召“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佛教文化理所當然地要承擔起屬於自己的責任。為此，我們期望，人不分教內教外，無論是中外男女，凡關心中國佛教文化的繼承和發展，關心傳統文化與當代創新，都來參與《中華大藏經》的編纂工作。這個工作已經得到許多誌願者的支持，僅參加點校和審讀的已有數百人，為這個工作出謀劃策，幫助收集或提供有關典籍原本的也為數不少。我們特別期望佛教界的參與和支持，非常樂於傾聽教內法師大德們的指教。河北柏林禪寺為了資助這一事業的成功，向中華大藏經編委會施贈了兩種《大藏經》，這裏特別表示感謝。

作者簡介：

杜繼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