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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造就”了今天的如此強硬的朝鮮和伊朗?

(2010-09-04 12:40:52) 下一個
當今世界,朝鮮和伊朗無疑是兩個“桀驁不馴”的國家。在西方國家眼中,朝鮮、伊朗既不“入流”,也很“叛逆”,往往不按“常理”辦事,所以美國幹脆將它們稱為“無賴國家”。

客觀的說,朝鮮和伊朗的特立獨行,使它們與國際“主流社會”漸行漸遠,甚至處在被“邊緣化”狀態。近年來,朝鮮和伊朗問題,屢屢提上聯合國安理會議事日程,有關“決議”、“聲明”也是數量可觀。這種情形何以發生?除開朝鮮、伊朗自身的原因,外部世界究竟帶給它們哪些影響?這恰恰是值得人們認真思考的問題。

有一種觀點認為,大凡“民主國家”都是守規矩、講道理的國家,它們不會給世界“惹事”也不會成為世界的“亂源”;而那些類似朝鮮的“專製國家”就不同,它們不守規矩,不可理喻,因而是世界麻煩的“製造者”。由此讓人聯想到“人之初”究竟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的爭論,按照前述觀點似乎可以推論,“民主國家”就是“性本善”國家,“專製國家”則是“性本惡”國家,國際政治生活的“規律”果真如此嗎?

筆者以為,所謂“民主國家”和“專製國家”的概念,這是西方的流行看法,姑且不論其是否“科學”與“合理”,單就延續幾百年、並給世界帶來動亂和戰爭的“爭霸”現象而言,顯然並非“專製”國家所獨有。從英國到美國,這兩個先後稱霸世界數百年的國家,莫非不是“民主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那些頻繁挑起局部戰爭和武裝衝突的國家,難道都是“專製國家”?幾十年來一直在中東惹事的以色列,那可是個地道的“民主國家”。

可見,社會政治形態,並非是決定國家行為的唯一要素。就朝鮮和伊朗而言,按照西方的說法,它們似乎分屬於“專製國家”和較為特殊的“民主國家”,但最終卻“殊途同歸”,都被劃入“無賴國家”範圍。很顯然,西方國家是戴著“有色眼鏡”來觀察這個世界的,確定誰是“無賴國家”,並不會完全在意對方的政體,而是出於政治好惡和利害關係,想給誰扣上“無賴國家”的帽子,全在於一念之間。

朝鮮和伊朗引人關注,“核問題”自然是主要矛盾,也是它們與某些國家較勁的關節點。從常理說,防止核擴散,限製乃至最終銷毀核武器,這是時代發展的要求,也是世界走向成熟和理智的重要標誌,任何有悖於這一時代潮流的行為,無疑都應當堅決反對。然而,國際社會是否也應反思,為何朝鮮和伊朗甘冒“天下之大不韙”,甚至餓著肚子也要搞原子彈?是它們意在追求“霸權”,圖謀“大國地位”,存心和世界“搗亂”,還是有著其它更深層的原因?

朝鮮與韓國武裝對峙多年,即便在美軍戰術核武器尚未撤出朝鮮半島之際,朝鮮也沒有公然采取發展核力量的舉措。“兩伊戰爭”打了八年,雙方發射的導彈“鋪天蓋地”,伊朗也未見下大力進行“鈾濃縮”的舉動。它們的變化,發生於20世紀90年代。那時,隨著兩極格局解體和美國的一家獨大,原有的戰略製衡消失了,局部“熱戰”代替了全球“冷戰”,美國和西方“新幹涉主義”的橫行無忌,讓朝鮮、伊朗等國家“如夢初醒”。

世人皆知,核武器這個“魔鬼”是美國將其帶到人世間的,美國是“核問題”的始作俑者。然而,在擁有了足以將世界毀滅數次的核武庫後,美國又開始搞“星球大戰”,並率先發展信息化和精確製導武器。這個世界凡是可以用來殺戮的先進武器,莫不出於美國的“發明”,這也使它具備了傲視全球的強大軍事實力。憑借這種巨大優勢,美國相繼發動了“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將不聽招呼的“南聯盟”領導人“繩之以法”,把慣於“恃強鬥狠”的伊拉克總統薩達姆送上絞刑架。當這位“政治強人”被絞死的那一刻,有人歡呼這是“民主的勝利”,但它也深深刺激了另一些國家的領導人:一個主權國家,不是因人民的選擇來決定其命運,而是被強大的外部入侵所顛覆,由此而來的擔心甚至恐懼,要想讓它不產生,反而是件難以想象的事情。

同樣還是美國,挾著“科索沃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勝利的餘威,提出了“先發製人”戰略,並公開把朝鮮、伊朗等國家宣布為“無賴國家”。正因如此,在伊拉克戰爭結束後,世人也紛紛猜測,誰將會是美國的下一個打擊目標?美國手中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就這樣高懸在那些被稱之為“無賴國家”的頭上,它們為自己的安全而擔憂,也被迫尋找有效的求生之道。

若論打常規戰爭和高技術戰爭,所謂的“無賴國家”加在一起,也不是美國的對手。如何才能絕處逢生?它們自然想到了原子彈,想到這個最具“威懾力”的武器。誠然,要與美國進行“核較量”,無異於“乞丐和龍王比寶”,其後果不言而喻。但要死大家就一起死,這樣總比束手就擒來得“悲壯”些,況且“核威懾”也未必不會收到預期效果。也許,這就是朝鮮、伊朗必欲將核武器視為“保護神”的原因所在,但這多少又帶有“逼上梁山”的意味。

如果這種推斷可以成立,世界自然應該反思,美國更應該反思。如同美國的袒護政策“造就”了以色列,美國的霸權政策則一手“造就”了今天的朝鮮和伊朗。美國自認為是“民主國家”的典範,是“普世價值”的維護者,它要當仁不讓的“領導世界”。然而,想做這個世界的“大哥”,那就要有“大哥”的樣子,要懂得怎樣才能帶領這個複雜的、多樣化的世界,真正走出“冷戰”的陰影、“熱戰”的困擾和核大戰的威脅,走向人們所期待的那個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然而,美國對待朝鮮、伊朗的態度決非如此,美國帶給這兩個國家的戰爭威脅,可以說幾十年如一日。

朝鮮、伊朗也好,其它那些被美國視為“無賴國家”或“潛在對手”國家也好,它們無一例外的都是這個世界的主權國家,都是世界大家庭的成員,都有謀求生存和發展的權力。解決這個世界的矛盾和分歧,隻能采取對話和協商方式,抑或在聯合國框架內采取其他必要方式。即便因民族內部紛爭或領土爭端所誘發的戰爭,現階段難以消除,但通過武裝幹涉甚至軍事入侵,公然推翻一個主權國家的行為,則是決不能容忍的。大國動輒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勢必會讓那些弱小國家感到沒了活路,諸如發展核武器這樣“鋌而走險”之事,自然還會發生。

曆史走過的每一段路,都是現實所鋪就的,人們不可能改變曆史,但完全有可能影響現實。時至今日,朝鮮已經成為“核國家”,伊朗的“核能力”也有很大想象空間,這些都已成為國際社會麵臨的“現實問題”。解決這類問題,一味譴責和製裁未必有效,朝鮮和伊朗業已“久經考驗”,關鍵是要讓這些國家從根本上消除安全憂慮,尤其是擺脫戰爭威脅所造成的巨大壓力,重新回到和平發展的軌道上來。能否實現這種目標,需要國際社會的共同努力,美國更應妥善為之。“麻煩”是美國造成的,美國在和平解決朝鮮、伊朗核問題上責無旁貸,這也是對其倡導的“變革時代”的檢驗,世界希望看到美國“言行如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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