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亞洲:沫若祭 zt

寫畢《甲申再祭》，意未盡，還想再給郭沫若寫篇祭。郭沫若是大文學家，我就從文學說起。
　　 ①十九世紀，法國總統應邀參加一個大富翁舉行的晚宴，到場後總統發現，他自己的席位竟排在第十六位。排名第一的是一位鐵路工程師，第二位是文學家，第三位是詩人。一位來賓問主人為何這樣安排，主人回答：“這是真正偉大的人的排名。所謂偉大，是指那人不可或缺，不可取代。排名第一的工程師是因為他身懷世界最尖端的技術，誰也不能取代。第二、第三位也是一樣，但總統卻並非隻有他來當才行。”蔣南翔任高教部長時，在一次報告中說到：“給我足夠的條件，我可以培養出五十個傑出的科學家，但我不敢保證培養出一個傑出的藝術家。”
　　 ②文學必須與政治掛鉤，因為文學在政治之上，政治在文學之下。在中國，文學可以躲得開政治，政治則躲不開文學。統治階級需要文學，人民則不一定需要。中國曆史上有那麽多文字獄，就可以知道文學有它的力量。它足以使暴君發抖。曆史上同樣有那麽多諂媚的文學，也可以看出文學的力量。它足以使人民發抖。文學是永恒的，政治是短暫的。文學是春天，政治是夏天。當權者害怕文學，文學同樣也害怕當權者，他們都不害怕的隻有一樣東西——人民。小說當然可以反黨，雖然它不一定反黨。它同樣可以用來歌頌黨。以文學為革命工具是小看了文學。不以文學為革命工具同樣是小看了文學。作家不需要表現什麽時代精神，但是時代卻反映著作家的精神。在江青眼裏，文學必須幹預政治才叫文學。政治必須強奸文學才叫政治。文學的革命和革命的文學都是政治掛帥的結果。無病呻吟，風花雪夜，故作高深，技巧深沉，同樣是政治掛帥的結果。政治一方麵愛文學，一方麵虐待文學。文學反過來也是一樣。政治是一門藝術，文學是一種生活。文學比政治殘酷得多，也厲害得多，生命力也強得多。在古代中國，做政治家，多不得好死；做文學家，多不得好活。
　　 ③魯迅是有人格的作家。“文化大革命”中，有的作家隻有狗格和豬格。把那個時候的某些作家比喻成畜牲，其實是侮辱了畜牲。魯迅時代的中國文學屬於興旺史。魯迅之後的中國文學屬於衰亡史，直到另一個魯迅出現。不怪乎今天中國文學界最流行的口號是：全中國讀小說的人聯合起來，不再讀小說！王蒙對中國作家的評介可謂入骨三分：一等詭詐，二等智商，三等學問，末等人格。劉心武說：“中國作家……小心眼小聰明小陰謀小兒科，蔚為小觀！”郭沫若是代表人物。郭沫若有才情沒有人格。有文學沒有政治。有臉無皮。他用文學敲開政治大門，而政治最終又謀殺了他的文學。沫若以《女神》燃燒了舊中國。一句“神佛都是假，誰還相信它”，足以使他在文學史留名。沫若又逢偉大領袖。倘若作為政治領袖的那個人不是文人，沫若仍可以做文學。偏偏那個是文人，沫若則隻好搞政治了。領袖號召除四害，沫若遂做詩發表：
　　
　　 麻雀麻雀氣太官，天塌下來你不管；
　　 麻雀麻雀氣太闊，吃起糧來如風刮。
　　 麻雀麻雀氣太善，光是偷懶沒事幹；
　　 麻雀麻雀氣太傲，既怕紅來又怕鬧。
　　
　　 文化革命起，沫若卻被放在油鍋上煎。他和他的作品都被批判。連兒子也不能幸免。1967年4月，小兒子郭世民在音樂學院被批鬥，自殺。整整一年以後，大兒子郭世英又在中國農業學院遭綁架關押，受盡酷刑後死亡。接連失去兩個愛子，沫若肝腸寸斷，但他仍不懷疑那場吃人的革命，更不懷疑領袖。我曾親見偉大領袖講話時郭沫若的表演。郭沫若雙耳重聽，所以用手護之，側耳傾聽領袖的每一句話，還把身子盡可能地朝領袖方向傾斜。某次，郭沫若注意到領袖未戴手表，當場把自己的瑞士名表解下來給領袖戴上。領袖終身用此表。從郭世英慘死的那天起，每到夜深人靜時，沫若就伏在辦公上桌上，用顫抖的手，一筆一劃地抄寫兒子的日記。一抄就是一整夜。他不停地抄啊抄啊，把對兒子深深的父愛，溶進那厚厚的手抄本中。然而就在兒子死後兩個月，在一次會議上，他竟即席朗誦了一首詩，“獻給在座的江青同誌”：
　　
　　 親愛的江青同誌，
　　 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
　　 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你奮不顧身地在文藝戰線上陷陣衝鋒，
　　 使中國舞台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我們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滿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江青聽了後卻不屑地對別人說：“詩人像一匹馬，不能不給它吃，不吃要餓死；又不能吃得太飽，吃得太飽它就跑不動了。”據說她的丈夫這時說了一句警世名言：“多嘴比虱子還討厭：虱子不吵。”我聽說這件事後，曾問一個作家：“世界上什麽東西最硬？”答：“花崗岩。”我說：“不對，世界上最硬的是郭沫若的胡子。像他那麽厚的臉皮都能穿透，還有什麽東西比他胡子更硬呢。”
　　 讓我們回到魯迅的時代吧。我們要做魯迅。我們堅決不做沫若。魯迅實在偉大，他居然連母愛都敢懷疑，他說：“母愛像穿在身上的濕棉襖，脫了嫌涼，穿著不舒服。”對母愛都如此，對領袖的愛就更不在話下了。但是有一點我仍存疑：魯迅沒有生活在領袖的陽光下。倘若他活到那一天，會變成什麽，難說。人人都說，倘若魯迅還活著，必然會被打成右派。可是，死了的魯迅卻曾被用作打右派的棍子，難道這全是偶然？老舍便是明證。老舍年輕時倜儻不羈，嫉惡如仇。他與朋友在飯館吃飯時，曾從鞋底抽出鈔票付賬。朋友問他鈔票為何藏在鞋中，他指著鈔票恨恨地說：“這東西過去一直壓迫我，現在我要壓迫它。”年輕的老舍，文稿常被編輯改動，深感頭疼，某次，他把書稿送出版社後，在旁標明：“改我一字，男盜女娼。”可就是這樣一個倔強的老舍，自殺前發表的最後一部作品竟是《陳各莊上養豬多》：“熱愛豬，不辭勞。幹勁大，不識閑。越進步，越學習，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人民藝術家老舍，在太平盛世投進太平湖自絕於人民。他是手握一卷平素抄寫的《毛主席語錄》邁出生命的最後一步的。在他屍體四周水麵上漂浮著和陪伴著他的是他工工整整抄寫的毛澤東的“最高指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