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的炮灰：評何蜀《為毛主席而戰》

by ranyunfei

災難深重的文革正式結束已達三十四年，但荒謬和殘暴的文革發生的土壤是否就遠離我們了呢？我想隻要是個不回避現實苦難，對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有一定觀察能力的人，不難發現三十多年後文革至今仍像噩夢般糾纏著我們。雖然官方在八十年代初部分否定了文革，但對文革發生的深層原因——比如極權製度的存在及其運營方式——沒有大規模的反思，沒能得到開放檔案的自由研究，這是當下我們苦難生活之眾多成因裏一個不能忽略的因素。一場參與者如此眾多的災難性運動，事後大多是沉默者，有不少控訴者，一些是掩蓋者和歪曲者，卻幾乎沒道歉者和懺悔者，這是為什麽呢？不特如此，我們不能不接受一個令人痛心的事實，那就是文革參與者連年齡最小的人，都過了知天命之年，有的為人父母，有的甚至是爺爺、奶奶，但這些為人父母，甚至是含飴弄孫的人，有多少人願意出來直麵真相呢？
好在事情總有例外，何蜀的《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香港三聯書店2010年8月版），便是一本真切研究文革的史學著作。關於文革武鬥，坊間有些紀實文學之類的描述，難免耳食誇大，因此真正的研究，就顯得特別稀缺。我沒有看過鄭光路《文革武鬥：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國社會之特殊內戰》一書，不知其學術分量如何，但我認可其視文革武鬥為“特殊內戰”的判斷，是比較符合事實的，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為毛主席而戰》一書裏得到具體的佐證。文革重慶武鬥無論從規模、持續時間、參與人數、死傷人數、動用武器種類之多來看，恐怕在全國罕有其匹。我們從現在全國唯一幸存的“文革武鬥死難者墓群”（俗稱“紅衛兵墓園”，何蜀認為不確，我從其說）的死難者年齡（最小者14歲、最大的60歲）、職業分析（工人最多、學生次之，幾乎遍及各階層）等來看，不難概見民眾高燒狂熱、喪失理智之一斑。
《為毛主席而戰》這書名既是寫實，亦是一種難以逃避的諷刺。從“八一五派”的誓言“頭可斷，血可流，毛澤東思想不可丟！”到“反到底派”的誓詞“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可以看出兩派玩命，不管不顧，好像完全自主，但他們所賭命的人物卻是相同的，但似乎沒有人看出其間的吊詭。既然你所賭命的是同一個人，那麽你為何要狠鬥，直至戰死而不悟呢？這就是拜文革發生前之十七年喝狼奶的愚民教育之賜。“他們都是在文革前17年接受的‘無產階級政治’教育、‘革命傳統’教育，從小崇拜的是‘革命英雄’，他們的許多行為方式，其實都是在模仿小說中或電影裏的紅軍、八路軍、解放軍。”（《為毛主席而戰》P279）何蜀正是把文革武鬥及其成因，放在一個共產黨得鼎十七年後所作所為之大背景下來觀察，因而不至遊談無根，流於浮淺，以至能洞幽燭微，探驪得珠。
“為毛主席而戰”最終得到的結果是成了毛澤東的炮灰，為什麽會如此悲劇呢？其原因何在？對為什麽爆發文革，有許多種說法，有說毛澤東借此搞權鬥，有說毛澤東是為了實現他的天堂理想，有說這是社會衝突的必然結果，等等。不管我們事後如何分析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動因，毛澤東搞群眾運動和運動群眾，是所有文革參與者都無法逃脫的“如來佛掌心”，在這樣一個不可更易的基本前提下，不論你吹捧“四大自由”和讚揚“大民主”，都隻不過是在如來佛掌心裏玩點毛澤東可以忍受的小把戲罷了。不管群眾之間鬥得如何厲害，你的言行必須努力證明的是：誰更忠於毛主席，否則你便隻有死路一條。遇羅克、林昭、張誌新、馮元春、李九蓮等，都可以證明你稍有逾越，有一點獨立精神及自由思想，重則遭殺身之禍，輕則受牢獄之災。被人當猴耍了，說句“青春無悔”來找補；被人弄得很慘，用“人民文革”的說辭來為自己辯護，是不甘於承認自己的失敗和愚蠢。重慶反到底派的主將黃廉在被判了重刑後出來，依舊盛讚毛發動文革是“全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最大膽、最輝煌、最有魄力的篇章，除了毛主席外，沒有任何執政者敢於動這樣的手術”（老田《重慶文革口述史——黃廉訪談錄》）。我同情黃廉的看法，但我還是要說這樣的看法，使你所有受苦喪失了基本的價值，不能自救，更無從給他人以良好的教訓。如果我們仔細閱讀勒龐的《烏合之眾——大眾心理學》、賴希的《法西斯群眾心理學》，對文革在中國的災難性發生必然會有更加清醒的認識，而不致陷在廬山之中自蔽蔽人。
何蜀在分析重慶武鬥何以嚴重時，主要分析了一些在曆史和現實之物質層麵上的成因。由於重慶是民國政府抗戰時的陪都，複以是文革前為“備戰”之用的三線建設重地，使得諸多新舊兵工廠齊聚一地。武鬥主力工人多，武鬥工具槍支彈藥多，自然就容易爆發持久而規模較大的武鬥。但我認為這些問題，還可以看得更遠點。重慶人好勇鬥狠的個性和碼頭文化，以及對變態的紅色文化——如有不少造假成份的“紅岩精神”——的深入接納，缺少較為理智的反省精神，大約也不是毫無關聯的。對於重慶文革武鬥的具體死難數字，雖然何蜀花了不少的精力來考察，但囿於官方的高扃深鎖，自然難得其詳。重慶曾有楊公橋、石橋鋪、中興路舊書市場（包括北碚天生路舊書攤）等地可搜舊書及其它雜件，但何蜀似乎沒有在這些地方淘到什麽東西。我倒比較有幸，曾淘得一大包四川公路五局關於武鬥後的撫恤檔案，正準備做一個關於武鬥的個案研究。我想武鬥後的死亡撫恤檔案，如不是帶有一定的普遍性的話，四川公路五局也不敢擅自做出這樣的決定。或許當時許多國營和集體單位裏參與武鬥死亡人員，都有這樣的撫恤舉措並存有其檔，亦未可知。如能找到更多的撫恤檔案，在研究武鬥死亡人數、撫血數額、死亡地點和原因等方麵，必有更多的發現，對進一步深入研究文革暴力，必能得出更為翔實且有說服力的數據。
報紙、廣播以及雙方的“戰報”和“追悼會”，包括後來官方撰寫的文革大事記、各行業口的誌書，都是搜集文革史料的好去處，何蜀在這方麵做了大量的工作並且利用得很好。但隻有這些公開留存下來的文字史料，還是不夠的，那麽口述史就可以彌補其中之不足。由於何蜀研究文革甚久，積累了許多資料和人脈，這在《為毛主席而戰》一書中表現得比較明顯。書中運用了不少重慶文革親曆者的未刊口述實錄，使得這本書與同類著述相比，有著相當的獨特性。雖然就口述史的真實性（如故意掩蓋、忽略，因時間久遠記憶錯誤等）仍有不少爭論，但總體來講，口述史應算是研究當代史不可缺少的一個有力補充。何況作為資生的文革研究者何蜀有用更多史實訂正口述實錄者錯誤的能力，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口述實錄的事實性謬誤。至於口述者的個人評價和感受，那得尊重口述者自己的說法，我們可以批評他們的評價，但一定得尊重他們的表達自由。
由於何蜀未曾在書後列出參考書目，包括口述未刊稿書目，因此我認為按書中出現的先後順序，羅列其未刊口述書目，以使研究者和讀者有個大致的了解是有必要的（本屬未刊稿的陳懋智《重慶武鬥日記》，由於已大部分刊於何蜀參與主編的文革網刊《記憶》，故未列入）。1：張光明《騷亂的重慶——文革十年親曆記》、2：楊世元《文革風暴中的重慶市文聯》（何蜀整理）、3：夏祥貴《夏祥貴談重慶文革》（何蜀整理）、4：何蜀整理《羅廣斌專案組筆記》（此未刊稿可能不屬於口述實錄）、5：李衡之《重慶武鬥瑣記》、6：賈唯英《武鬥中的重慶大學校園》、7：蔣知良《一個造反派農民的文革十年——原重慶市革命委員會常委、反到底派農總司勤務員蔣良知自述》（何蜀整理）、8：李木森回憶、何蜀整理《親曆重慶大武鬥——重慶反到底派一號勤務員自述》、9：王紹川口述、何蜀整理《王紹川回憶錄》（2005年3月3日—4月27日）、10：何蜀記錄整理《甘廷榮談重慶文革》。《為毛主席而戰》一書裏所用的十部口述史中，竟有七部係何蜀整理，可見其對重慶文革史研究用力之勤，亦可見《為毛主席而戰》一書有著其它書籍不可替代的價值。
中國曆史從古代的帝王起居注，到如今的論述宏大主題，都擺脫不了對民眾日常生活的冷漠。不關心民眾日常生活的諸般細節，隻輾轉於斷爛朝報之中，曆史必難見出個體的尊嚴與價值，文革史的研究也不例外。武鬥過程中死傷多少人，具體的數字和名字，以至於死難方式、地點，在哪一次武鬥中喪身，當然都值得記錄，但對武鬥的研究不能停留於此。武鬥對城市的破壞、對文物的毀損、對經濟的影響、對人之內心的創傷及言行的改變，都值得我們認真的研究。雖然《為毛主席而戰》沒有做到對上述諸方麵的仔細研究，但我認為何蜀對經濟凋蔽和日常生活影響的關注，實在是此書的亮點。如他多次通過提及造反派小報印刷者，無法按時出報，或者必須減少版麵、印量的做法，來展示經濟受影響之一斑。同時，民眾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柴米油鹽醬醋茶，無不深受武鬥之害，而其所依據的便是十分難得的第一手記錄——陳懋智的《重慶武鬥日記》。
不少在文革中做過錯事的人，從來不曾有絲毫的自我反省，我不知這些朋友如何麵對自己已經是爺爺奶奶、爸爸媽媽的身份，如何一邊說愛自己的子女和子孫，卻不為揭露自己經曆過的荒誕時代做出任何貢獻。難道你真的不怕你所經曆過的荒誕時代，會重新降臨你的子孫嗎？你真那麽自信，你們經曆過的荒誕時代，就那麽輕而易舉地遠走了嗎？可以這樣說，你們子孫今天所受的人權侵害，也與你們不曾反省你們曾經過的荒誕時代有關。如果你們真愛自己的子孫，豈能把自己所受的愚弄所受的苦難，吞進肚子裏，帶進墳墓中？如果有人說文革時期的文攻武衛，把人性之惡，盡最大限度地“發揮”了出來，我不認為這是誣枉之辭。那種不講邏輯、非此即彼、唯我獨尊、毫不寬容的“文攻”，在今天不少人的文章裏，特別是網絡上不乏具體的實踐者。至於“武衛”呢？強力拆遷、城管打人等暴力執法，遍於國中，可謂無所不用其極。準此，我呼喚更多像何蜀《為毛主席而戰》的書出籠，以便更多的中國人明了曆史苦難和我們現實際遇之間，有著難以割舍的深刻關聯。
2010年9月16至17日於成都
（注：何蜀著《為毛主席而戰：文革重慶大武鬥實錄》（2010年8月香港三聯書店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