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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鞋和白襪 ( 散文)

(2005-07-16 07:44:07) 下一個

我向來喜歡穿黑鞋白襪,直到有一天有人告訴我這是一種不和諧的搭配。

 

那是八八年留洋到加拿大的第二天, 夏日午後的陽光辣辣地照在身上,在往校園跑的一路上,我將薄薄的白襯衣褪下後掛在花裙子細細的腰帶上,汗珠隱隱地滲透了上半身絲質小圓領衫, 花布裙下,那包裹在白色短襪裏的雙腳,用力地蹭著黑色半高跟牛皮鞋,鞋跟底下的小三角釘咚咚地敲打著校園裏的水泥路,回應著我自信的步伐。在學校注冊後,我開始了在北美的新生活。回家的時候我在街口碰上了鄰居雅安,她是我所住的這條街上除我之外唯一的中國學生,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誇我的裙子漂亮,臨走時卻猶豫地挨近我耳邊,輕語道:“不好意思地說一句啦,你的白襪配黑鞋……這裏很少有這種穿法。”  白襪配黑鞋又咋啦? 我臉上的笑容不自覺地淡了下來,心裏有點不服氣,也沒問雅安個究竟。

 

夜晚,靜躺在床上,透過白色的紗簾望明月,淡淡的鄉愁擱在心裏頭。或許是雅安的話,讓我想起外婆為我做第一對黑布鞋的情景。那年冬天我才六歲,母親去了五七幹校,我用棉被裹著身子,抱著暖暖的銅燙婆子,坐在床上看連環畫,外婆在昏暗的燈光下,以長針引著粗線紮鞋底,她那套著銀質頂針箍的手指,纖細而優美地在空中舞動著,時而輕輕停頓在梳得整齊的頭發上,想必是為了沾上點銀發上的刨花油, 在她用力將針推進鞋底的時候,彎彎的細眉,微微扭曲兩下,時而帶出她嘴邊輕輕的呻吟,亦或是心裏默默的惆悵。一連好多天,外婆每晚穿針引線,那天,當她用巧手將黑色的鞋麵鑲在白色的鞋底上後,她在針線盒裏仔細地挑出兩顆白色的小白兔紐扣按在鞋側,然後慈祥地含笑扶著我的手,讓我穿著白襪的小腳慢慢探進去,用搭襻勾上,立刻我在房間裏高興地來回跑著,而外婆卻又收斂起笑容,坐回到她那破舊的高背藤椅裏,縫著自己那雙補了很多次的白紗襪,她那對變了型的小腳縮在尖頭的黑布鞋裏,是那樣的可憐……

 

第二天,走進大學的校園裏,我開始留意女同學們的裝束,她們大都穿得很隨便,運動衫牛仔褲加跑鞋,和男孩的裝扮不分上下,幾乎失去了女性的優美。有些時髦的打扮從我的審美觀來看簡直不堪入目,一些女孩穿著短上衣,露出肚臍眼,有的還在上麵戴個環,另一些女孩將長長的內衣露在短小的外套下,更有人幹脆將內衣外穿,充分反映出她們反傳統的個性。歐洲血統的女孩,有幾個講究穿著的,著實給人留下獨特的美感,緊身短小的衣著,柔和的顏色似含苞的花瓣,象是裹不住充滿青春活力的體態沁出的芬芳。我特別留意了她們的襪子,除了我看不到的被拖地長褲蓋住的短襪,大部分是各式裙下的連褲襪,除了透明的,許多是朦朧帶有與鞋子或裙子相近顏色的,有一種自然和諧的美,這與我在童年時常看到的鮮明的黑白紅色相差甚遠。

 

難忘我讀小學時的一天,放學後脖子上掛著鑰匙一蹦一跳往家跑,在弄堂口見很多人圍聚著,便貓著身子撥開人群往裏鑽。近前地上有一草席,顯然覆蓋著一具屍體,僅有一對穿白襪黑鞋的腳露在破爛的席子外, 慌張的人群議論紛紛,我隻聽到身後的兩個婆婆悄悄地對話, 說他是被掃地出門,家裏人和他劃清了界限,又說他從裏委會的會議室跳樓死的。我沒敢問,草席下殷殷流出的鮮血伴著一股令人窒息的腥味向我襲來,我恐懼地撥開人群往家裏跑,跪在抽水馬桶前,嘔出了小小心靈裏難以承受的一切。黃昏,我用黑鉛筆在白紙上做功課的時候,就聯想到“劃清界限這幾個字,那對露在草席外的黑鞋白襪,一直在我眼前晃,讓我恐怖得在陰森的屋裏顫抖,我忙點亮燈,期盼父母快點回來。晚餐桌上,我從父母的交談中知道,那跳樓的是裏弄裏掃地的畫家老頭,母親不準我發問,我用飯團堵住口,卻無法下咽到早已麻木了的胃,那老畫家的臉在我腦海裏翻騰著難以揮去, 就是他,曾經在弄堂口的牆上,大力地用刷帚將鮮紅的油漆遮蓋住斑駁的黑色標語,而今他死時,塗在地上的鮮血,仿佛又在重複著他生前所做過的事。

 

 

在加國的課堂裏,學生聽課和討論的時間各占一半,這和國內的教育有很大的差別。 第一次進課堂,發現課桌椅不是向著黑板排列成行,而是圍成圓圈的。教授站在我們中間,少有中國大學講台上老師那種高高在上的威嚴,他給予我們清楚的目標,讓我們自由地探索;他啟發我們獨立的思考,最後會為我們集體的答案拍手叫好。有時侯,我們學生竟然為一個題目圍攻教授各抒己見,最終他不是將自己的答案用白字寫在黑板上迫使我們接受, 而往往他會采納我們的方案,修改他的講章,在校外灰色磚瓦砌成的咖啡館裏,和我們一同找到討論的結果,讓我們懂得科學裏絕對的東西,在人的思想交流上的相對性,從而學生和老師在校內外成了忘年的朋友。暑假實習之前,我去一間大公司麵試,坐在大樓的門廳裏等待的時候,我的心情有點緊張。舉目凝視著牆上一幅抽象畫,白色的畫布被極其鋒利的黑色道道劃過,堅硬得無從妥協, 讓人望而生畏,然而有一組銀灰色的圓點,從背景深處由遠至近緩緩地跳動到畫前來,這種柔和的立體動感,有一種無形的力量安慰著我,讓我的心鬆弛了下來。以後實習的日子裏,每當我踏入電梯後轉身迎接新的一天時,在電梯門關閉的一瞬間,我總會匆匆一瞥這幅畫,提醒自己: 對事要認真,待人要溫和.

 

在加國以後的日子裏,我還是喜歡白襪和黑鞋,但偶爾會把他們分開來穿了。我固守著中國傳統文化裏好多揮之不去的習俗,但也被這裏的海外文化潛移默化。盡管我每天習慣成自然地用白米做晚飯,卻還是入鄉隨俗地將午餐改成簡單的洋麵包,這除了迫於校園的環境和緊湊的作息時間,還因為加拿大是多民族的國家,同學中有土生土長的各種膚色的人,也有從世界各國來的移民和外國學者,大家都以開放的態度互相學習,彼此接納,我們學校常有各式各樣的聚會,每個同學都樂意將自己民族的特色食物帶到派對上與人分享。我開始喜歡上了意大利薄餅,法國洋蔥麵包,印度咖喱雞,墨西哥辣豆醬。記得有一次我帶了一大盤餃子去派對,個個同學都喜歡吃,有個叫依莎貝爾的法國同學,讓我教她包餃子,聰明的她很快地學會了,但我忘了告訴她餃子要在水開後放下去,結果,她用涼水煮了一鍋菜肉破餃子皮兒湯,我們擁抱著大笑的聲音至今還在我耳邊回旋,這友情著實令人難以忘懷。海外的教育使我改變了從我母親血統裏遺傳下來的那份執著,而這種執著在校園自由的空氣裏失去了它的必要,讓我回望童年發生的事,覺得是如此的荒謬。我依然清晰地記得當年母親在我皮鞋上的堅持: 我上小學的第一天,愛美的母親讓我穿上白色尼龍襪和軋花黑皮鞋,誠然這與我身上的軍用書包和紅語錄包極不相稱,又與班上同學的白紗襪黑布鞋相差甚遠,母親還是顯出她難得的高興,牽著我的手,送我進了小學校園。我並不懂得欣賞母親對我的好,反而為自己在學校因為穿皮鞋,擁有小資情調,不能加入紅小兵,而痛恨母親給我的那雙惹眼的黑皮鞋。好不容易等到母親又一次從幹校回家的那天,我要求她買雙布鞋給我,可母親固執地要我穿皮鞋,一反平和的聲調,她朝我發了平生第一次讓我震驚的無名火。在她失去控製的怒吼裏,我模糊地感到,她好似要借我小小的身體,反抗那些迫害她的人;要讓我這個尚有生活空間的孩子,替她尋回痛失良久的自由;要用我的幼稚做掩蓋,暗暗地聲張她的正義……這晚之後,我突然成熟了許多,我醒悟到象母親那樣的大家閨秀終歸經不住風雨的洗禮,這或許也是我以後選擇逃避,漂流在外的原由。

 

加拿大萬紫千紅的秋天是那樣的短暫,我剛從黑皮鞋底下揭落紅色楓葉的殘片,仔細地用黑色鞋油遮蓋住鞋上開始陳舊的痕跡,第一場冰雪就無情地滲透了我的鞋,躺在門旁角落裏的那對鞋,吐出白呼呼幹了的水跡,象是對我投訴後流下的淚痕。我還是沒舍得丟下它,聖誕節學校舉辦交誼舞會,我再將它好好地裝扮一番,但這次我並沒有配上白襪,盡管我的腦海裏有過那麽一絲驕傲的意念,億起當年自己在中國念大學的時候,那雙鑲上寬花邊的白尼龍短襪,在油光閃亮的黑皮鞋上,象蝴蝶般地展開翅膀,在校園裏招搖過市。 現在想來,那種自以為成熟的幼稚就象腳底下揚起的塵,飛得很高,卻短暫得讓人不屑一顧。那晚,我第一次模仿我的洋同學,將一雙加厚的黑色連褲襪用力地套在雙腿上,在舞場上盡興地就著黑高跟鞋旋轉著,從此我的黑鞋和白襪正式分離了。

 

聖誕節後返校,在校刊的照片上,我第一次看到自己穿黑鞋黑襪的美。哦,我的腿不再被白襪截成兩段了,優美的線條在腿上延伸著,我覺得自己是真正成熟了,不僅是眼光,更重要的是心靈。黑鞋和黑襪,這種同色調渾為一體的美,讓我終於放下自己習慣了多年的東西,與照片上和我相擁著的各種膚色的同學連成了一體,我深深地陶醉在加拿大多元文化的豐盛中。

 

可是我的那雙黑皮鞋還是滑稽地和我告了別。不久,學校組織匯演,班上推舉我演老婦人,我堅決不幹,怕從此失去青春美麗的形象。我問了同學,為啥偏偏選我,他們笑著說,我老穿老太婆的鞋!天哪,我這才想起鄰居雅安的話,問了個究竟才明白,在加拿大,有搭襻的鞋一般是老人家穿的。我恍然大悟,以開懷的大笑,在丟棄了我以往聽不進勸言的驕傲的同時,自嘲地當了同學的麵,丟棄了那雙雖然熱愛過但早已陳舊了的搭襻鞋。以後的日子,我總穿無襻的黑皮鞋,當然也慢慢添了許多彩色的皮鞋,甚至運動鞋…….

 

年前,我回上海度假,走在繁華的南京路,欣賞著每個從我身邊經過的衣著漂亮的少女,我輕輕歎息我的童年沒有趕上好時光。可是,我知道自己的心依然還年輕,我對自己說,假如我在外國走出了童年灰暗的陰影,吸收了燦爛的陽光,現在該是將溫暖帶回故鄉的時候了,況且,今天的中國早已是絢麗多彩,這讓我可以盡情地享受自由的空氣,做真正的自己。而今,我在故鄉采購的竟然還是我外婆時代的白紗襪,當我回到加國,每天穿著黑襪黑高跟鞋穿梭在公司裏跑得雙腳疲累的時候,我總喜愛趁著午休,套上從故鄉帶來的白紗襪,蹬著運動鞋,飛跑在加國綠茵的草地旁。                    

 

                                                                                                                                                                                                           

 

                                    刊登於2005年7月9日多倫多<<世界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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