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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告訴你,為什麽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淪陷 (ZT)

(2015-03-04 02:18:54) 下一個

 

春節假期結束,人們離開自己或“潰敗”或溫情的農村家鄉,將自己流放到熟悉的城市 中。中國城鄉二元分斷的社會現實,讓在兩種生活間奔波的人們,總要在春節後掀起一場“每個人的家鄉都在消逝”的大討論:短暫歸家的知識青年們紛紛發表自己 對於家鄉的感受,有人為鄉村的潰敗憂心忡忡,也有人認為鄉村的凋敝是現代化的必由之路。


今 年的這場爭論,是由王磊光(上海大學文化研究係在讀博士生)的《一位博士生的春節返鄉日記》所激起的。說實話,讀到這篇文章讓我也心有戚戚之感,因為我的 個人經驗跟作者是比較一致的。我是剛畢業不久的文科博士,現在是普通高校裏一名普通“青椒”。我來自安徽滁州的一個村鎮,全國知名的小崗村就在離我家不遠 的鳳陽(鳳陽是滁州下轄的一個縣城)。跟作者一樣,在我2002-2012北京求學的前幾年,往返乘坐(有時則是站著)的也是四位數字、耗時十幾個小時的 綠皮車。但隻要條件允許,我一輩子也不想再坐那種車了。


因 為家鄉人口外流、打工群體的不斷增多,我也能感受到“人與人之間聯係的失落”,而隨著市場經濟成為主導,衣錦還鄉的新富群體成為農村新的英雄和楷模,文化 資本沒有或者暫時還沒有有效轉化為經濟資本的人文知識人則不可避免地會感到失落。害怕被問工資,“近鄉情怯”想必是所有經濟資本匱乏的人文知識人的共同感 受。但知識人的本職總在於提出和解釋問題,以中國之大,任一個描述性的個案都難免以偏概全,因此,相關的道德義憤或者感傷也都顯得蒼白無力。認清現實,我 們才可能提出正確的問題。


當 下的農村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之下的農村,既不是毛時代的農村,也不是解放前的農村。解放前的農村我們稱之為宗法製的小農社會,其表現形態是小農業和家庭 手工業的統一。在馬克思那裏,協作和普遍的交往的前提是城市化和工業化,小農生產方式在某種意義上決定了農民的自私、冷漠和落後,把農民的“頭腦局限在極 小的範圍內,成為迷信的馴服工具,成為傳統規則的奴隸,表現不出任何偉大和首創精神。……他們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一塊小得可憐的土地上”(馬克 思)。而在毛澤東看來,任何現代的民主社會都不可能以小農經濟為基礎:“分散的個體經濟,家庭農業與家庭手工業也是封建社會的基礎,不是民主社會(舊民 主、新民主、社會主義,一概在內)的基礎”。當然,南方小農由於稻作和宗族文化的影響,相對具有協作意識,但這也僅僅是相對而已,與大工業所需要的協作不 可同日而語。毛時代的合作化正是要打破小農經濟,雖然這時的農民也不免落後習氣,但很多“新農民”的精神麵貌與過去大相徑庭,以《創業史》為代表的文學作 品就是最好的曆史記錄。


家 庭聯產承包責任製之後的農村似乎又回到了小生產的汪洋大海,曆史似乎出現了反複。但在反複之中也存在巨大差異,那就是打工潮的出現和新工人(一般稱為農民 工)湧現。絕大多數的新工人不可能像王博士所說的那樣,買得起“小車”。果真如此的話,那新工人似乎沒有抗爭的必要了——西方二戰後的福特主義的確讓很多 工人都實現了有車有房的夢想,但曆史畢竟無法複製。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3年全國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外出農民工人均月收入(不包括包吃包 住)2609元,比上年增加319元,增長13.9%;人均月生活消費支出892元,比上年增加159元。畢竟,成功者、衣錦還鄉的打工者隻是少數。


文科博士想要將文化資本兌換成很多經濟資本,的確有很大難度,但這並不是我們感慨“沒有人信任你的知識”的原因。如果這樣的話,知識人豈不是也落入以收入論英雄的觀念陷阱中去了?但我們的確不得不承認,無論在城市還是在農村,以收入論英雄成了普遍法則。


就 這一點來說,反倒是署名“去留兩昆侖”的吐槽貼“農村是狼文化,不是羊文化。勿把美好的回憶嫁接在現在的農村”更有意思:“現在的農村絕對不是大家朦朧記 憶中的溫情之地,其實本質上和城裏也差不多了,都是唯金錢至上(無論是主動還是被動的),親情是配角”。所以農村就表現為勝者為王的狼文化。用狼文化來概 括未免失之簡單,但這種讓市場法則來主導日常交往的現實的確會導致準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心態。市場社會就是叢林冒險,金錢成為社會關係的紐帶。


在這種關係中,農村的婚姻的商品化較城市有過之而無不及,娶親與“買人”似乎沒有多大差別,據央視的《新聞觀察》報道:“人市”、“買女子”在甘肅慶陽地區並不新鮮。那裏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結個婚卻甚至要花去一、二十萬。出不起彩禮錢,就討不到媳婦。


這 種商品化和市場化與小生產並行不悖,而原本農村公共資源的缺席更讓以家庭為中心的觀念得到鞏固。去集體化之後的農民變成了自由勞動力,失去了社會和國家的 保護。他們隻能依賴自己。而外出打工的農民,因為勞資的力量對比,作為勞動一方的他們並沒有自發產生出協作、團結、互助等積極的工人階級意識。


作 為半無產階級(他們在農村還有一定的土地,沒有擺脫農民身份,尚未完全無產階級化,這就讓老板可以最大程度地壓低可變資本)的新工人在尚未擺脫小農的自私 自利時,就不得不接受市場經濟中利益最大化和金錢至上的“現代心態”。因此今日中國的農村的麵貌,就猶如《共產黨宣言》中所描述的:“資產階級在它已經取 得了統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園般的關係都破壞了。它無情地斬斷了把人們束縛於天然尊長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羈絆,它使人和人之間除了赤裸裸的利 害關係,除了冷酷無情的“現金交易”,就再也沒有任何別的聯係了。它把宗教虔誠、騎士熱忱、小市民傷感這些情感的神聖發作,淹沒在利己主義打算的冰水之 中。它把人的尊嚴變成了交換價值,用一種沒有良心的貿易自由代替了無數特許的和自力掙得的自由。”


年 輕勞動力的外流導致了農村的空心化,這些打工者在往返城鄉的過程中,也慢慢的改變了鄉村的交往方式:赤裸裸的厲害關係壓倒了農村的溫情脈脈。自宋代以來, 以血緣為紐帶的宗族的確發揮了一點守望相助的作用,如族田、義莊等製度。而到了魯迅的民國,這些溫情脈脈的麵紗已在政局動蕩和現代化的衝擊中被撕碎,因此 魯迅才會在《祝福》中,揭示出鄉村社會中封建禮教吃人的一麵。而在今天的中國,國家退出,不願對基層進行組織動員,農村基層的共同工程解體,農民(工)在 自我持存的邏輯下所表現出的自私自利和拜金主義,是去集體化以及農民工半無產階級化的必然結果。在這種情況下,呼籲新鄉紳的號召就顯得意味深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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