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在昆明的一次演講——對中國文化的批判
劉亞洲
我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也是中華文化的批判者。過去，我首先是它繼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現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後才是它的繼承者。西方的曆史是一部改惡從善的曆史。中國的曆史則是一部改善從惡的曆史。古代西方什麽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國什麽都不禁，獨獨禁本能。西方人敢於展示自己，既敢於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於展示自己的裸體。中國就知道穿衣服。給思想穿衣服。穿衣服總比脫衣服容易。西方鞭撻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馳騁。我們歌頌自己的光明，結果帶來千年的黑暗。黑格爾說：“中國無哲學。”我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產生過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爾、蘇格拉底、柏拉圖，這些對人類文明進程有重大貢獻的思想家。老聃，你說他是思想家嗎？僅憑五千字的《道德經》能當思想家嗎？且不說他的《道德經》有問題。孔子能算思想家嗎？我們後人怎麽審視他？怎麽審視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從未為中國人內心提供一個可以對抗世俗權力的價值體係，提供的是一切圍繞權力轉。儒學如果是宗教的話，便是偽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話，便是偽信仰；如果是哲學的話，則是官場化社會的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對中國人是有罪的。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隻有謀略家。中國社會是個兵法社會。我們民族隻崇尚謀略家。一個事業上並不怎麽成功的諸葛亮被人反複的紀念著。他心胸不開闊，用人也不當。有資料表明他也是弄權者。但恰恰是這麽一個人，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這也是我們民族心靈的一種寫照。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有三種行為大行其道：
1、辯術。我兒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學新聞係，該大學新聞係是中國最好的新聞係之一。我對兒子說：拿教材來我看看。看過後我說，這不值得看。裏麵有這麽一個論斷：中國發明了火藥。火藥傳到歐洲之後，衝破了歐洲中世紀封建的堡壘。真是笑話。你發明的火藥衝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壘，你自己的堡壘怎麽沒被衝破？反而更加堅挺？在國防大學討論台灣問題時，有一個觀點頗有市場：台灣像一把鎖。如果台灣問題解決不了，台灣這把鎖就會把中國的大門鎖住。中國將沒有出海的通道。這是詭辯。我一句話就可以給你頂回去。西班牙成為海上強國後，並沒有能阻止它的近鄰葡萄牙也成為海上強國。法國多佛海峽離英國隻有二十八海裏，英國阻擋法國成為海上強國了嗎？中國失去海洋關鍵是曆代統治者沒有海權觀念。
2、對外懷柔，對內殘忍。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幾乎同時起步，但是歐洲形成了許多小國家，中國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談及此，我們往往沾沾自喜。其實，歐洲形成這麽多國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種體現。它雖然形成了這麽多小國家，但是，多少與人類文明有關的東西是從這些分裂的小國中產生出來的，而我們為世界文明做些什麽呢？統一江山肯定與統一思想有某種必然的聯係。謀略社會是個內向性的社會。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中美兩國的差異：中國在國際事務方麵基本是柔，在國內事物則是剛。美國正相反，在國際事物方麵剛，在國內事務方麵柔。我不記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過這個問題，可能是《對台作戰，危險評估》，並做出這樣的結論：這是由於文化不同所決定的。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內斂的，內向的；美國文化就是開放的、外向的。大一統的理念也是個內向形的理念。這也是解釋我們為什麽在外國侵略者麵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麵前是狼的原因。近百個日本兵，就能夠押著五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到燕子磯去槍殺。不要說反抗，他們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解放戰爭中萊蕪戰役，僅三日，我軍殲滅敵七個整師，五萬六千人。戰後，王耀武抱怨：“五萬頭豬，叫共軍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國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3、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帶來行為的鄙俗。精神高貴必然帶來行為的高貴。大約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區發生這麽一件事：一對夫妻鬧離婚，丈夫把新歡帶進家，大吵。妻子跑到樓頂，欲往下跳。圍觀的人很多。有的人興災樂禍地大叫：“快跳快跳！”後來police把人救下來，圍觀者甚至感到遺憾。我長歎一聲，回到家裏，打開電視。正播著一個在歐洲剛發生的真實故事：某國，依稀記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個年輕的礦工馬上要和新娘舉行婚禮，婚禮前最後一次下井，但發生了塌方，礦工永遠沒有回來。新娘子不相信她的愛人就此離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礦井，在坑道深處一汪積水中發現一具屍體，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裏的新郎。由於沒有空氣，又浸泡在飽含礦物質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輕。新娘子已成為白發蒼蒼的老嫗。她撲在心愛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個決定，繼續與愛人完成他們的婚禮。那一幕太動人了：八十多歲的新娘子一身盛裝，潔白如雪。頭發也如雪。她的愛人，依然那麽年輕，閉著眼睛躺在一駕馬車上。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多少人都落淚了。
最能考驗我們民族道德水準的事情就是美國發生的“9.11”事件了。“9.11”雖然沒有改變世界，但是改變了美國。同時，“9.11”之後的世界很難回到“9.11”之前去。當“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在我們國家，至少在一段時間裏，彌漫著一股不健康的氣氛。9月12號的那天晚上，北大和清華的學生正在敲鑼打鼓。我說中國足球隊還沒有出線呢，中國隊出線要到10月7號，那是最後一場，中國對阿聯酋。贏了就提前出線進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國大學生在慶祝美國“雙子星”大樓被炸。我國有一個記者代表團，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看到世貿大樓被撞，這些記者團的成員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這是一種文化的浸濡，這不能怨他們，他們已經控製不了自己了。結果被宣布為永遠不受歡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幾天部隊來人看我，我都問他們對“9.11”什麽看法。眾口一詞：炸得好。後來我講，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這樣的人愛中國，那中國還有救嗎？媒體就更不用提了，中國最沒有新聞的地方就是在報紙上。1997年戴安娜遇車禍去世。你不管戴安娜這個人怎麽樣，英國王室怎麽樣，她至少具有新聞價值。世界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登了這條消息，唯獨中國的報紙不登這條消息。那天北京各大報紙的頭版新聞是“北京市中小學開學了”。這條新聞就等同報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飯了”一樣，就這個價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電視機旁看《焦點訪談》，我想看看那些國嘴們如何評介“9.11”這個焦點，結果那天的《焦點訪談》的內容是關於農村黨支部加強自身建設什麽的。你想看什麽？偏沒有。你不想聽的，偏講給你。國嘴當然無辜。
1999年美國打南斯拉夫，中國出了一次頭。那次出頭的代價就是大使館被炸。這次差點又出了一次頭，後來還是以×××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及時扭轉了局麵。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著巨大的慣性，載著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有人還在這個時候提出，趁機打台灣。此時動手，一鼓可下。這些同誌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現在委實不是一個恰當的時機。當時我想，“9.11”死了這麽多人，都是無辜的人。喪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嚴的東西。這些生命本身與美國政府沒有關係。我們以這種態度對待別人，別人卻不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多佛慘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悶罐車從多佛海峽進入英國的時候，由於在空氣不暢的車裏呆了幾十個小時，人都悶死，隻有兩個活的。這個事件曝光後，中國大使館的官員沒有一個出麵。最後是英國老百姓在多佛這個地方自發地舉行追悼會和燭光晚會，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來參加，手裏拿著玩具，中國製造的玩具。順便說一句，現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記者問孩子：為什麽來參加追悼會？孩子說，他們也是人嘛。我們現在手裏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們當中的人生產的。在整個追悼會中，沒有一個中國人在場。什麽叫文明，什麽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1） 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國文化教育出來的中國人。首先漠視和輕視自己的生命，才會對他人、他國的生命也視如兒戲。自己沒有珍惜生命的權力，也不許別人有。魯迅早年前批判過的“看客”心態就是這麽煉成的。中國人看殺別人，無不興高采烈。統治階級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廣眾下去殺。被統治者就在大庭廣眾下享受了統治者的快感。特別在淩遲處死犯人時，連續三天，人山人海。連小攤販都在那兒擺攤。劊子手還出售沾血的饅頭。今天沒有淩遲了，但當眾審判也是這種習慣的延伸。當年如同過節一般去看殺譚嗣同六君子的國人，甲午之役中怎麽能不丟掉台灣？他們的子孫——我們，如果還和他們一樣，又如何解放台灣？公共汽車上一個歹徒逞凶，萬馬齊喑。就憑這樣的人去解放台灣？就憑這樣的人怎麽去實現四個現代化？你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又有什麽用？我早上鍛煉的時候看電視，《早間新聞》的廣告節目，最暢銷的產品是什麽？防盜門。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你看我們住的就像籠子一樣。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幾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進去一看，哎喲，我進監獄了。窗子上、陽台上到處都是防盜柵欄。我讓拆掉。前些天有一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我說，你是可以說不，但你是在防盜門後麵說不。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喬良說的好：“連看見雞鳴狗盜之徒都要躲著走的愛國者，偏偏膽氣粗豪地對遙遠的列強說不！”
2） 要客觀、全麵地看待美國。美國是什麽樣的國家？記得早年聽過這樣一句形容紐約的話：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壞的加起來就是紐約。用這句話來套用今天的美國，是不是也合適呢？我們這一代軍人，擔負祖國未來希望的軍人，既不當“親美派”，也不能當簡單的“反美派”，而應當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敵人才能戰勝敵人。貶低對手便是貶低自己。拓跋燾把柔然的國名改為“蠕蠕”，意即蟲子，可他偏偏被這條蟲子打敗。那你連蟲子都不如。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就如同中國不希望美國稱霸一樣。中美關係有衝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衝突，發展共同利益，是當前中國外交家們應當努力去做的。中國要發展就不能斷絕與世界的交往。現在世界是單級的。隻有美國衰落才能出現多極世界。我們既不能斷絕與美國的關係，又不能對美國抱有太大期望。目前與美國對抗並非是最適當的時機。國家利益應當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最高準則。我們需要忍耐。忍耐並不是軟弱。隻有屈服才是軟弱。美國當然亡社會主義心不死。美國當然不希望中國崛起，不希望中國經濟發展上去。但我們應切記：與對手做鬥爭，一定要讓你的對手見到一種最不願意見到的局麵。美國人希望中國人打內戰，我們就真打內戰了。他不在被窩裏笑得渾身發抖才怪哩。當然，一味地“臥薪嚐膽，韜光養晦”也不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能像古代一個武俠一樣躲進深山裏苦練武功，待武藝高強了再出來與敵人決勝嗎？以中國的人口和資源，特別是以中國的文化，中國不可能和美國一樣強大，況且美國也不是停止不前。還是毛澤東說得好：“打還是要打，談還是要談，和還是要和。”人要機智。外交鬥爭更要機智。要牽著別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別人牽著走。赫魯曉夫就是個機智的家夥。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在一次大會上，赫魯曉夫大肆揭露並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遞上紙條，質問赫魯曉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當政時期也是權力核心集團的一員，為什麽他在當時不起而反對斯大林的獨斷？赫魯曉夫把質問的紙條高聲念一遍，隨即當眾大聲道：這是誰遞上的條子？站出來！站出來......下麵輕輕騷動了片刻，但是沒有人站出來。赫魯曉夫道：“你們瞧，我們現在這樣民主，這樣無須恐懼的情況下，遞條子的同誌尚且不敢站出來；試想想，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那種氣氛中，有人膽敢站出來頂撞斯大林麽？”全場鼓掌。我們對美鬥爭。應該具有赫魯曉夫這種機智。該韜光養晦時，就韜晦到家。就像小平同誌當年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講的一段話：我們所講的韜光養晦，包括不要臉麵，也一定要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保持關係。（大意）鄧的意思是，中國一定要與世界文明同步。不能遠離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個別國家，中國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離世界主流文明最遙遠的。該鬥爭時，寸步不讓。“崇美”不對，“親美”不對。“仇美”也不對。美國政府和政客與美國人民既一樣，又不一樣。有共同處，有異處。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們區分開來。過去，美國人民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殖民統治，打敗日本，為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兩國沒有根本利益衝突。今天因為美國利益遍布全球，兩國有了衝突。但我們仍要以道德之心來評判事物，不可衝動。我曾講過，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麽理由要仇視呢？
3）美國真正的可怕之處在哪兒？美國雖然有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最先進的科技，但我認為這並不可怕。據說它的隱形飛機來去中國很自由，但這也沒有什麽可怕的。它可怕的東西不是這些。1972年我在武漢大學讀書，上政治課，一個政治老師講：“美國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我，工農兵大學生，一身軍裝，立即站起來，反駁：“老師，我覺得你說得不對。美國雖然不真像中國一樣，是早晨八、九點鍾噴薄而出的太陽，但它也不是什麽夕陽，而是正午的太陽。”老師氣白了臉，結結巴巴地說：“你這個同學，怎麽敢說這話！”他沒有問我為什麽要說這話，卻用了一個“敢”字。其間心態，一眼看穿。就是這個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領導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場科技革命。我大學畢業後，正逢改革開放。我又有一個觀點：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那時很多領導人，一邊罵美國，一邊把子女往美國送。反差巨大！講了半天，美國可怕之處何在呢？我自己感覺有三點：第一，美國的精英體製不可小覷。他的幹部製度，他的競選機製，能夠確保決策者是一批精英。我們中國的悲劇，大到國家，小到一個單位，多數的情況是，有思想的人不決策，決策的人沒有思想。有腦子就沒位子，有位子就沒腦子。美國正好相反，他的寶塔尖體製，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錯誤，第二，他少犯錯誤，第三，犯了錯誤他能很快改正錯誤。我們是犯錯誤，這是第一。第二，常犯錯誤。第三，犯了錯誤很難改正錯誤。美國用一個小小的台灣牽製了中國整整半個世紀。他把這個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個台灣，改變了東亞的國際政治生態。我最擔心的中國新世紀發展的戰略框架因為台灣而扭曲。
現在對強勢民族來說，領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經變追求領土為追求國勢。美國人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土要求。它不在乎領土，它在二十世紀的全部作為都是造勢，什麽叫造勢？除了經濟強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國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領土可以回來；沒有民心，你擁有的土地肯定會失去。有的國家領導隻看一步。美國行事往往看十步。因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強美國的地位。如果我們被它牽著走，就可能丟掉所有的戰略籌碼。我一再講，美國的戰略重心不會移到亞洲來，但不意味著它不包圍中國。很多同誌隻看到美國在軍事上包圍中國，就像很多人隻看到中美雙方在科技和武器裝備方麵的差距，而沒有看到在大戰略、尤其是外交層次上比裝備落後更嚴重的失衡。我們的對美外交，要麽有措施沒有境界，要麽有細節沒有全局。
“9.11”之後，美國迅速在兩個月之內拿下阿富汗，從西麵包抄中國。日本、台灣、印度的軍事壓力也未減輕。看起來我們從“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這些利益不出一、兩年可能就會消失。我認為對我國的戰略包圍是另外一種，不是軍事，超乎軍事。你看，近些年，我國周圍的國家紛紛改變社會製度，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俄羅斯、蒙古變了，哈薩克斯坦變了。再加上原先的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種威脅對我國而言比軍事威脅更厲害。軍事威脅或許是短期效應，而被所謂的“民主”國家包圍則是長期效應。第二，美國的大氣與寬容。你要到歐洲去，再去美國，你會發現一個重大差異：歐洲早晨大街上沒有什麽人，而美國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論：健身是一種品質。健身代表一種蓬勃向上的文化。一個國家有沒有朝氣，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國人可以把國旗當褲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國買過一條星條旗褲衩。我常穿。我穿它是為了蔑視它，是出氣，是一種心理的渲泄和滿足。美國人穿則是一種調侃。本質不同。美國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燒自己的國旗。戴旭（作者朋友，《空軍軍事學術》編輯）說：如果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國旗都可以燒的話，你還有什麽理由去焚燒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偉大力量。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場災難。當災難襲來時，最先倒下的是軀體，但站的是靈魂。有的民族逢災難，軀體未倒，靈魂已繳械。“9.11”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讓我們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之後，烈焰奔騰，形勢千鈞一發。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的時候，並不特別慌亂。人往下走，消防隊員往上衝。互相讓道，並不衝突。有婦女、小孩、盲人到時，人們都自動地讓出一條道來，讓他們先走。甚至還給一條寵物小狗讓道。一個民族的精神不強悍到一定的程度，斷然做不出這種舉動。麵對死亡，冷靜如斯，恐怕不是聖人也接近聖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這是阿拉伯KB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襲擊。這個時刻，有相當一批美國人自發地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一步發生。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啊。我們自古就有報複的傳統。我住在成都。鄧艾破成都後，龐德的兒子把關羽一家老幼全殺光了。血腥報複，斑斑點點，不絕於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墜毀的那架767客機，本來是要撞向白宮的。後來機上乘客與恐怖分子搏鬥，才使飛機墜毀。因為當時他們已經知道世貿大樓、五角大樓被撞的消息，他們決定，不能無所作為，要和恐怖分子進行殊死鬥爭。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做了一件事：決定投票通過，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鬥爭。在這麽一個生死悠關的時刻，我都不把我的意誌強加給別人。後來全體同意，才去與劫機者搏鬥。什麽叫民主，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的生命中、血液裏、骨髓中。這樣的民族，他不興盛誰興盛；這樣的民族，他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學技術、最強大的武裝力量，掌握在這些人手中，還是挺合適的。總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強吧，總比掌握在利比亞、伊拉克人手中強吧？就是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能做出些什麽，也未可知。美國這個國家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的借鑒。“9.11”事件後，美國沒有成立“9.11”委員會，沒有成立什麽應急指揮部。我非常反對不實在的東西。我到成空以後，要麽不開會，要麽就少開會。非開不可的會，開短會。我來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學習改成自學。拿著文件念，學習的什麽呀。我在同習慣勢力抗爭。我個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爭。哪怕碰得頭破血流也不氣餒。比方說我一般下部隊不吃飯，隻要一天能回來的，我都帶著幹糧，我不吃部隊。我到三十三師，在北空也是這樣。如果不得不吃，我隻吃簡單的。雖說一兩酒喝不倒紅旗，一頓飯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費了，積少成多，就難說。有人說打台灣不要用什麽新式武器，派幾個“真正的...員”上島去吃喝他兩、三年，絕對把他吃光了。還有一個笑話是說開會的，有一個局長，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氣。老婆說，孩子都來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說，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說，家裏財產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後來還是秘書比較了解他，湊過去悄悄在他耳邊說：“局長，人到齊了，開會吧。”局長心滿意足地閉上了眼睛。這故事當然是編的，但是，說明人們對這種東西的反感、厭惡。
“9.11”不僅是美國的機會，也是中國的機會。搞不好中國就是“9.11”最大的犧牲品，關鍵是你怎麽把握，全世界都麵臨重新洗牌。研究美國，我們應把握它真正的內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處。有一句話說的好：經常議論別人的缺點，你就是一個道德水準低下者；經常議論人類的缺點，你就是一個思想家。
今天給你們講了三個多小時，我的目標和我所追求的目標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來跟大家講課，與其說是我認識你們，不如說，是你們認識我。我十分坦蕩，把我自己全部交給你們。我在你們麵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體。尤其是我在最後談了對西方、對美國的看法，並沒有離開今天講話的主題。有兩條我要再補充講一講，第一，我是一個純正的民族主義者。我講的一切，都是為自己的國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以民族利益為最高利益。為了它，我可以拋頭顱、灑熱血。我腦海中常留著朝鮮戰爭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隊向美軍進攻。因為武器不如美軍，必須在夜間潛伏在接敵最近處。一個連隊悄悄潛伏下來，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時，我軍衝鋒號吹響了，可潛伏的一百多個戰士沒有一個躍起來。原來他們全部被凍死了。至死他們仍保持著戰鬥隊形。後來毛主席聽了這件事的匯報，他當即脫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語。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我軍殲滅了印軍一個部隊，這個部隊當年曾編成在英軍序列中，參加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過圓明園。毛主席接到電報後，拍案而起，說：“百年國恥！”同時，同誌們還應看到，中國國情和西方不一樣。有些事情雖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還沒有看到。有些觀念的差距，有待時日，方能減小。譬如，前幾天德國總理施羅德在競選時，就因為一個小小的問題差點敗北。什麽問題？他染了頭發。在我國，染頭發算什麽？愛美之心，人皆有嘛。愛年輕之心人皆有嘛！幾乎沒有領導不染發。但在西方則不行。因為你染頭發，就是給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實的表現，就是欺騙。而政治家這樣做，則被人打問號。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營以上幹部見麵，就非常率真地、大膽地講這麽多，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對自己的講話負責。講對的地方，你們就往心裏去，講錯的地方，你們就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莞爾一笑，不要當回事。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每個個體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給你們。我更不能要求把你們的思想都統一到某一個思想上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偏要追求那種可能，這是非常虛無飄渺的，實際上做不到。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劉亞洲原係軍隊作家，亦係原國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現為空軍高級軍官)
劉亞洲
我是中國文化的繼承者，也是中華文化的批判者。過去，我首先是它繼承者，其次才是它的批判者。現在，我首先是它的批判者，然後才是它的繼承者。西方的曆史是一部改惡從善的曆史。中國的曆史則是一部改善從惡的曆史。古代西方什麽都禁，就是不禁人的本能。中國什麽都不禁，獨獨禁本能。西方人敢於展示自己，既敢於展示自己的思想，又敢於展示自己的裸體。中國就知道穿衣服。給思想穿衣服。穿衣服總比脫衣服容易。西方鞭撻自己的黑暗，所以得到了光明。它的思想在馳騁。我們歌頌自己的光明，結果帶來千年的黑暗。黑格爾說：“中國無哲學。”我認為中國幾千年來沒有產生過思想家。我指的思想家，是像黑格爾、蘇格拉底、柏拉圖，這些對人類文明進程有重大貢獻的思想家。老聃，你說他是思想家嗎？僅憑五千字的《道德經》能當思想家嗎？且不說他的《道德經》有問題。孔子能算思想家嗎？我們後人怎麽審視他？怎麽審視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從未為中國人內心提供一個可以對抗世俗權力的價值體係，提供的是一切圍繞權力轉。儒學如果是宗教的話，便是偽宗教；如果是信仰的話，便是偽信仰；如果是哲學的話，則是官場化社會的哲學。從這個意義上說，儒學對中國人是有罪的。中國不可能有思想家，隻有謀略家。中國社會是個兵法社會。我們民族隻崇尚謀略家。一個事業上並不怎麽成功的諸葛亮被人反複的紀念著。他心胸不開闊，用人也不當。有資料表明他也是弄權者。但恰恰是這麽一個人，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這也是我們民族心靈的一種寫照。在這種社會形態下，有三種行為大行其道：
1、辯術。我兒子今年考上了某大學新聞係，該大學新聞係是中國最好的新聞係之一。我對兒子說：拿教材來我看看。看過後我說，這不值得看。裏麵有這麽一個論斷：中國發明了火藥。火藥傳到歐洲之後，衝破了歐洲中世紀封建的堡壘。真是笑話。你發明的火藥衝破了人家的封建堡壘，你自己的堡壘怎麽沒被衝破？反而更加堅挺？在國防大學討論台灣問題時，有一個觀點頗有市場：台灣像一把鎖。如果台灣問題解決不了，台灣這把鎖就會把中國的大門鎖住。中國將沒有出海的通道。這是詭辯。我一句話就可以給你頂回去。西班牙成為海上強國後，並沒有能阻止它的近鄰葡萄牙也成為海上強國。法國多佛海峽離英國隻有二十八海裏，英國阻擋法國成為海上強國了嗎？中國失去海洋關鍵是曆代統治者沒有海權觀念。
2、對外懷柔，對內殘忍。歐洲文明和中國文明幾乎同時起步，但是歐洲形成了許多小國家，中國形成了一個統一的大帝國。談及此，我們往往沾沾自喜。其實，歐洲形成這麽多國家正是它自由思想的一種體現。它雖然形成了這麽多小國家，但是，多少與人類文明有關的東西是從這些分裂的小國中產生出來的，而我們為世界文明做些什麽呢？統一江山肯定與統一思想有某種必然的聯係。謀略社會是個內向性的社會。我曾經仔細研究過中美兩國的差異：中國在國際事務方麵基本是柔，在國內事物則是剛。美國正相反，在國際事物方麵剛，在國內事務方麵柔。我不記得我在哪本著作中提到過這個問題，可能是《對台作戰，危險評估》，並做出這樣的結論：這是由於文化不同所決定的。中國文化是封閉的，內斂的，內向的；美國文化就是開放的、外向的。大一統的理念也是個內向形的理念。這也是解釋我們為什麽在外國侵略者麵前是羊，在自己同胞麵前是狼的原因。近百個日本兵，就能夠押著五萬名國民黨軍俘虜到燕子磯去槍殺。不要說反抗，他們連逃跑的勇氣都沒有。解放戰爭中萊蕪戰役，僅三日，我軍殲滅敵七個整師，五萬六千人。戰後，王耀武抱怨：“五萬頭豬，叫共軍抓，三天也抓不完。”而中國人要自己打自己人，那才叫勇猛!
3、鄙俗。精神鄙俗必然帶來行為的鄙俗。精神高貴必然帶來行為的高貴。大約二十年前吧，我住的小區發生這麽一件事：一對夫妻鬧離婚，丈夫把新歡帶進家，大吵。妻子跑到樓頂，欲往下跳。圍觀的人很多。有的人興災樂禍地大叫：“快跳快跳！”後來police把人救下來，圍觀者甚至感到遺憾。我長歎一聲，回到家裏，打開電視。正播著一個在歐洲剛發生的真實故事：某國，依稀記得是匈牙利，七十年前，一個年輕的礦工馬上要和新娘舉行婚禮，婚禮前最後一次下井，但發生了塌方，礦工永遠沒有回來。新娘子不相信她的愛人就此離她而去，苦苦等了七十年。前些日子重新整理礦井，在坑道深處一汪積水中發現一具屍體，正是七十年前被埋在井裏的新郎。由於沒有空氣，又浸泡在飽含礦物質的水中，他仍如七十年前一般年輕。新娘子已成為白發蒼蒼的老嫗。她撲在心愛的人身上痛哭。她做了一個決定，繼續與愛人完成他們的婚禮。那一幕太動人了：八十多歲的新娘子一身盛裝，潔白如雪。頭發也如雪。她的愛人，依然那麽年輕，閉著眼睛躺在一駕馬車上。婚禮與葬禮同時舉行。多少人都落淚了。
最能考驗我們民族道德水準的事情就是美國發生的“9.11”事件了。“9.11”雖然沒有改變世界，但是改變了美國。同時，“9.11”之後的世界很難回到“9.11”之前去。當“9.11”事件發生的時候，在我們國家，至少在一段時間裏，彌漫著一股不健康的氣氛。9月12號的那天晚上，北大和清華的學生正在敲鑼打鼓。我說中國足球隊還沒有出線呢，中國隊出線要到10月7號，那是最後一場，中國對阿聯酋。贏了就提前出線進世界杯。隔了片刻才知道是中國大學生在慶祝美國“雙子星”大樓被炸。我國有一個記者代表團，當時正在美國訪問，看到世貿大樓被撞，這些記者團的成員情不自禁地鼓起掌來。這是一種文化的浸濡，這不能怨他們，他們已經控製不了自己了。結果被宣布為永遠不受歡迎的人。我在北空，那幾天部隊來人看我，我都問他們對“9.11”什麽看法。眾口一詞：炸得好。後來我講，這是很悲哀的。如果是這樣的人愛中國，那中國還有救嗎？媒體就更不用提了，中國最沒有新聞的地方就是在報紙上。1997年戴安娜遇車禍去世。你不管戴安娜這個人怎麽樣，英國王室怎麽樣，她至少具有新聞價值。世界各大報紙都在第一版登了這條消息，唯獨中國的報紙不登這條消息。那天北京各大報紙的頭版新聞是“北京市中小學開學了”。這條新聞就等同報道“北京人今天吃早飯了”一樣，就這個價值。“9.11”第二天晚上，我坐在電視機旁看《焦點訪談》，我想看看那些國嘴們如何評介“9.11”這個焦點，結果那天的《焦點訪談》的內容是關於農村黨支部加強自身建設什麽的。你想看什麽？偏沒有。你不想聽的，偏講給你。國嘴當然無辜。
1999年美國打南斯拉夫，中國出了一次頭。那次出頭的代價就是大使館被炸。這次差點又出了一次頭，後來還是以×××同誌為首的黨中央及時扭轉了局麵。我們這個文化的列車，帶著巨大的慣性，載著我們這批有道德缺陷的人，風馳電掣地駛向終點。有人還在這個時候提出，趁機打台灣。此時動手，一鼓可下。這些同誌的心情可以理解，但現在委實不是一個恰當的時機。當時我想，“9.11”死了這麽多人，都是無辜的人。喪失的是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有尊嚴的東西。這些生命本身與美國政府沒有關係。我們以這種態度對待別人，別人卻不以同樣的態度對待我們。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就是多佛慘案。去年，一批福建偷渡客乘悶罐車從多佛海峽進入英國的時候，由於在空氣不暢的車裏呆了幾十個小時，人都悶死，隻有兩個活的。這個事件曝光後，中國大使館的官員沒有一個出麵。最後是英國老百姓在多佛這個地方自發地舉行追悼會和燭光晚會，悼念那些死去的人。很多孩子來參加，手裏拿著玩具，中國製造的玩具。順便說一句，現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玩具是MADE IN CHINA。記者問孩子：為什麽來參加追悼會？孩子說，他們也是人嘛。我們現在手裏拿的玩具，有可能就是他們當中的人生產的。在整個追悼會中，沒有一個中國人在場。什麽叫文明，什麽叫不文明？我在思考。
1） 恐怖叫好很恐怖。中國文化教育出來的中國人。首先漠視和輕視自己的生命，才會對他人、他國的生命也視如兒戲。自己沒有珍惜生命的權力，也不許別人有。魯迅早年前批判過的“看客”心態就是這麽煉成的。中國人看殺別人，無不興高采烈。統治階級故意把人放在大庭廣眾下去殺。被統治者就在大庭廣眾下享受了統治者的快感。特別在淩遲處死犯人時，連續三天，人山人海。連小攤販都在那兒擺攤。劊子手還出售沾血的饅頭。今天沒有淩遲了，但當眾審判也是這種習慣的延伸。當年如同過節一般去看殺譚嗣同六君子的國人，甲午之役中怎麽能不丟掉台灣？他們的子孫——我們，如果還和他們一樣，又如何解放台灣？公共汽車上一個歹徒逞凶，萬馬齊喑。就憑這樣的人去解放台灣？就憑這樣的人怎麽去實現四個現代化？你實現了四個現代化又有什麽用？我早上鍛煉的時候看電視，《早間新聞》的廣告節目，最暢銷的產品是什麽？防盜門。這是一個民族的悲哀。你看我們住的就像籠子一樣。我在成都住的是前幾任成空政委的房子。我進去一看，哎喲，我進監獄了。窗子上、陽台上到處都是防盜柵欄。我讓拆掉。前些天有一本書叫《中國可以說不》。我說，你是可以說不，但你是在防盜門後麵說不。這不是勇士，而是懦夫。喬良說的好：“連看見雞鳴狗盜之徒都要躲著走的愛國者，偏偏膽氣粗豪地對遙遠的列強說不！”
2） 要客觀、全麵地看待美國。美國是什麽樣的國家？記得早年聽過這樣一句形容紐約的話：世界上最好的和世界上最壞的加起來就是紐約。用這句話來套用今天的美國，是不是也合適呢？我們這一代軍人，擔負祖國未來希望的軍人，既不當“親美派”，也不能當簡單的“反美派”，而應當做成熟的“知美派”。知道敵人才能戰勝敵人。貶低對手便是貶低自己。拓跋燾把柔然的國名改為“蠕蠕”，意即蟲子，可他偏偏被這條蟲子打敗。那你連蟲子都不如。美國不希望中國強大就如同中國不希望美國稱霸一樣。中美關係有衝突，但也有一定的共同利益。如何化解衝突，發展共同利益，是當前中國外交家們應當努力去做的。中國要發展就不能斷絕與世界的交往。現在世界是單級的。隻有美國衰落才能出現多極世界。我們既不能斷絕與美國的關係，又不能對美國抱有太大期望。目前與美國對抗並非是最適當的時機。國家利益應當永遠是我們行動的最高準則。我們需要忍耐。忍耐並不是軟弱。隻有屈服才是軟弱。美國當然亡社會主義心不死。美國當然不希望中國崛起，不希望中國經濟發展上去。但我們應切記：與對手做鬥爭，一定要讓你的對手見到一種最不願意見到的局麵。美國人希望中國人打內戰，我們就真打內戰了。他不在被窩裏笑得渾身發抖才怪哩。當然，一味地“臥薪嚐膽，韜光養晦”也不行，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可能像古代一個武俠一樣躲進深山裏苦練武功，待武藝高強了再出來與敵人決勝嗎？以中國的人口和資源，特別是以中國的文化，中國不可能和美國一樣強大，況且美國也不是停止不前。還是毛澤東說得好：“打還是要打，談還是要談，和還是要和。”人要機智。外交鬥爭更要機智。要牽著別人的鼻子走而不是被別人牽著走。赫魯曉夫就是個機智的家夥。我給你們講個故事：在一次大會上，赫魯曉夫大肆揭露並批判斯大林的暴政。有人遞上紙條，質問赫魯曉夫，赫氏本人在斯大林當政時期也是權力核心集團的一員，為什麽他在當時不起而反對斯大林的獨斷？赫魯曉夫把質問的紙條高聲念一遍，隨即當眾大聲道：這是誰遞上的條子？站出來！站出來......下麵輕輕騷動了片刻，但是沒有人站出來。赫魯曉夫道：“你們瞧，我們現在這樣民主，這樣無須恐懼的情況下，遞條子的同誌尚且不敢站出來；試想想，在斯大林統治時期的那種氣氛中，有人膽敢站出來頂撞斯大林麽？”全場鼓掌。我們對美鬥爭。應該具有赫魯曉夫這種機智。該韜光養晦時，就韜晦到家。就像小平同誌當年對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講的一段話：我們所講的韜光養晦，包括不要臉麵，也一定要與世界上最發達的國家保持關係。（大意）鄧的意思是，中國一定要與世界文明同步。不能遠離世界文明。在“9.11”事件中，除了個別國家，中國一部分老百姓（而不是政府）是離世界主流文明最遙遠的。該鬥爭時，寸步不讓。“崇美”不對，“親美”不對。“仇美”也不對。美國政府和政客與美國人民既一樣，又不一樣。有共同處，有異處。你要有高度的智慧把他們區分開來。過去，美國人民為了幫助中國擺脫殖民統治，打敗日本，為中國社會文明進步做出過巨大貢獻。兩國沒有根本利益衝突。今天因為美國利益遍布全球，兩國有了衝突。但我們仍要以道德之心來評判事物，不可衝動。我曾講過，對屠殺了我幾千萬同胞並且沒有認錯的日本，我們經常說“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對幫助我們打敗了日本的美國人民，我們又有什麽理由要仇視呢？
3）美國真正的可怕之處在哪兒？美國雖然有著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最先進的科技，但我認為這並不可怕。據說它的隱形飛機來去中國很自由，但這也沒有什麽可怕的。它可怕的東西不是這些。1972年我在武漢大學讀書，上政治課，一個政治老師講：“美國是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的代表，已經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了。”我，工農兵大學生，一身軍裝，立即站起來，反駁：“老師，我覺得你說得不對。美國雖然不真像中國一樣，是早晨八、九點鍾噴薄而出的太陽，但它也不是什麽夕陽，而是正午的太陽。”老師氣白了臉，結結巴巴地說：“你這個同學，怎麽敢說這話！”他沒有問我為什麽要說這話，卻用了一個“敢”字。其間心態，一眼看穿。就是這個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國家，卻在上世紀九十年代領導了世界上最新的一場科技革命。我大學畢業後，正逢改革開放。我又有一個觀點：美國是由千千萬萬不愛自己祖國的人組成的國家、但他們都很愛美國。那時很多領導人，一邊罵美國，一邊把子女往美國送。反差巨大！講了半天，美國可怕之處何在呢？我自己感覺有三點：第一，美國的精英體製不可小覷。他的幹部製度，他的競選機製，能夠確保決策者是一批精英。我們中國的悲劇，大到國家，小到一個單位，多數的情況是，有思想的人不決策，決策的人沒有思想。有腦子就沒位子，有位子就沒腦子。美國正好相反，他的寶塔尖體製，正好把一批精英弄上去了。因此，第一，他不犯錯誤，第二，他少犯錯誤，第三，犯了錯誤他能很快改正錯誤。我們是犯錯誤，這是第一。第二，常犯錯誤。第三，犯了錯誤很難改正錯誤。美國用一個小小的台灣牽製了中國整整半個世紀。他把這個棋子走活了，走神了，一個台灣，改變了東亞的國際政治生態。我最擔心的中國新世紀發展的戰略框架因為台灣而扭曲。
現在對強勢民族來說，領土的重要性大大下降，已經變追求領土為追求國勢。美國人對任何國家都沒有領土要求。它不在乎領土，它在二十世紀的全部作為都是造勢，什麽叫造勢？除了經濟強大以外，民心啊！有了民心國家就有凝聚力，失去的領土可以回來；沒有民心，你擁有的土地肯定會失去。有的國家領導隻看一步。美國行事往往看十步。因為如此，所以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發生的每一次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都在加強美國的地位。如果我們被它牽著走，就可能丟掉所有的戰略籌碼。我一再講，美國的戰略重心不會移到亞洲來，但不意味著它不包圍中國。很多同誌隻看到美國在軍事上包圍中國，就像很多人隻看到中美雙方在科技和武器裝備方麵的差距，而沒有看到在大戰略、尤其是外交層次上比裝備落後更嚴重的失衡。我們的對美外交，要麽有措施沒有境界，要麽有細節沒有全局。
“9.11”之後，美國迅速在兩個月之內拿下阿富汗，從西麵包抄中國。日本、台灣、印度的軍事壓力也未減輕。看起來我們從“9.11”中得到了一些眼前的利益，但這些利益不出一、兩年可能就會消失。我認為對我國的戰略包圍是另外一種，不是軍事，超乎軍事。你看，近些年，我國周圍的國家紛紛改變社會製度，變成所謂的“民主”國家，俄羅斯、蒙古變了，哈薩克斯坦變了。再加上原先的韓國、菲律賓、印度尼西亞...這種威脅對我國而言比軍事威脅更厲害。軍事威脅或許是短期效應，而被所謂的“民主”國家包圍則是長期效應。第二，美國的大氣與寬容。你要到歐洲去，再去美國，你會發現一個重大差異：歐洲早晨大街上沒有什麽人，而美國早晨大街小巷有很多健身的人，甚至全天如此。我有句言論：健身是一種品質。健身代表一種蓬勃向上的文化。一個國家有沒有朝氣，看看它有多少人健身就知道了。美國人可以把國旗當褲衩穿在身上。我在美國買過一條星條旗褲衩。我常穿。我穿它是為了蔑視它，是出氣，是一種心理的渲泄和滿足。美國人穿則是一種調侃。本質不同。美國人可以在大街上焚燒自己的國旗。戴旭（作者朋友，《空軍軍事學術》編輯）說：如果一個國家連自己的國旗都可以燒的話，你還有什麽理由去焚燒它呢？第三，精神和道德的偉大力量。這是最可怕的。“9.11”是一場災難。當災難襲來時，最先倒下的是軀體，但站的是靈魂。有的民族逢災難，軀體未倒，靈魂已繳械。“9.11”事件中發生了三件事，都可以讓我們從中看到美國人的力量。第一件，世貿大樓頂部被飛機撞擊之後，烈焰奔騰，形勢千鈞一發。樓上的人們通過EXIT向下逃生的時候，並不特別慌亂。人往下走，消防隊員往上衝。互相讓道，並不衝突。有婦女、小孩、盲人到時，人們都自動地讓出一條道來，讓他們先走。甚至還給一條寵物小狗讓道。一個民族的精神不強悍到一定的程度，斷然做不出這種舉動。麵對死亡，冷靜如斯，恐怕不是聖人也接近聖人了吧。第二件事，“9.11”的第二天，世界就知道這是阿拉伯KB分子所為。很多阿拉伯商店、餐館被憤怒的美國人砸了。一些阿拉伯商人也受到襲擊。這個時刻，有相當一批美國人自發地組織起來，到阿拉伯人的商店、飯館為他們站崗。到阿拉伯人居住區巡邏，阻止悲劇的進一步發生。這是一種怎樣的精神啊。我們自古就有報複的傳統。我住在成都。鄧艾破成都後，龐德的兒子把關羽一家老幼全殺光了。血腥報複，斑斑點點，不絕於史籍。第三件事，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墜毀的那架767客機，本來是要撞向白宮的。後來機上乘客與恐怖分子搏鬥，才使飛機墜毀。因為當時他們已經知道世貿大樓、五角大樓被撞的消息，他們決定，不能無所作為，要和恐怖分子進行殊死鬥爭。即便是在這種情況下，他們還做了一件事：決定投票通過，是不是要和恐怖分子作鬥爭。在這麽一個生死悠關的時刻，我都不把我的意誌強加給別人。後來全體同意，才去與劫機者搏鬥。什麽叫民主，這就是民主。民主的理念已經深入到他們的生命中、血液裏、骨髓中。這樣的民族，他不興盛誰興盛；這樣的民族，他不統治世界，誰能統治世界。我常作奇想：世界最尖端的武器、最新的科學技術、最強大的武裝力量，掌握在這些人手中，還是挺合適的。總比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強吧，總比掌握在利比亞、伊拉克人手中強吧？就是掌握在我們手中，我們能做出些什麽，也未可知。美國這個國家有很多成功的經驗，值得我們學習的借鑒。“9.11”事件後，美國沒有成立“9.11”委員會，沒有成立什麽應急指揮部。我非常反對不實在的東西。我到成空以後，要麽不開會，要麽就少開會。非開不可的會，開短會。我來成空，首先就把常委學習改成自學。拿著文件念，學習的什麽呀。我在同習慣勢力抗爭。我個人力量有限，但我不能不抗爭。哪怕碰得頭破血流也不氣餒。比方說我一般下部隊不吃飯，隻要一天能回來的，我都帶著幹糧，我不吃部隊。我到三十三師，在北空也是這樣。如果不得不吃，我隻吃簡單的。雖說一兩酒喝不倒紅旗，一頓飯吃不垮江山。但是太多了，太浪費了，積少成多，就難說。有人說打台灣不要用什麽新式武器，派幾個“真正的...員”上島去吃喝他兩、三年，絕對把他吃光了。還有一個笑話是說開會的，有一個局長，病得要死了，就是不咽氣。老婆說，孩子都來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說，一切事都安排完了，你放心上路吧，不行，死不了。老婆說，家裏財產都放好了，你走吧，不行。後來還是秘書比較了解他，湊過去悄悄在他耳邊說：“局長，人到齊了，開會吧。”局長心滿意足地閉上了眼睛。這故事當然是編的，但是，說明人們對這種東西的反感、厭惡。
“9.11”不僅是美國的機會，也是中國的機會。搞不好中國就是“9.11”最大的犧牲品，關鍵是你怎麽把握，全世界都麵臨重新洗牌。研究美國，我們應把握它真正的內涵。不能光看小的，要看大處。有一句話說的好：經常議論別人的缺點，你就是一個道德水準低下者；經常議論人類的缺點，你就是一個思想家。
今天給你們講了三個多小時，我的目標和我所追求的目標是人的解放。我相信，今天，我來跟大家講課，與其說是我認識你們，不如說，是你們認識我。我十分坦蕩，把我自己全部交給你們。我在你們麵前展示我自己思想的裸體。尤其是我在最後談了對西方、對美國的看法，並沒有離開今天講話的主題。有兩條我要再補充講一講，第一，我是一個純正的民族主義者。我講的一切，都是為自己的國家好，自己的民族好。我在任何情況下，都會以民族利益為最高利益。為了它，我可以拋頭顱、灑熱血。我腦海中常留著朝鮮戰爭的一幕：1951年冬，我爸爸所在的部隊向美軍進攻。因為武器不如美軍，必須在夜間潛伏在接敵最近處。一個連隊悄悄潛伏下來，整整一晚上。那晚天降大雪，奇寒。天亮時，我軍衝鋒號吹響了，可潛伏的一百多個戰士沒有一個躍起來。原來他們全部被凍死了。至死他們仍保持著戰鬥隊形。後來毛主席聽了這件事的匯報，他當即脫下帽子，站立，久久不語。1962年中印邊界自衛反擊戰中，我軍殲滅了印軍一個部隊，這個部隊當年曾編成在英軍序列中，參加過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過圓明園。毛主席接到電報後，拍案而起，說：“百年國恥！”同時，同誌們還應看到，中國國情和西方不一樣。有些事情雖然看到了，但不能一蹴而就。有些事情還沒有看到。有些觀念的差距，有待時日，方能減小。譬如，前幾天德國總理施羅德在競選時，就因為一個小小的問題差點敗北。什麽問題？他染了頭發。在我國，染頭發算什麽？愛美之心，人皆有嘛。愛年輕之心人皆有嘛！幾乎沒有領導不染發。但在西方則不行。因為你染頭發，就是給人一假象，就是不真實的表現，就是欺騙。而政治家這樣做，則被人打問號。你看，苛刻到任何地步！
第一次和昆明基地的營以上幹部見麵，就非常率真地、大膽地講這麽多，這都是我研究的成果，我對自己的講話負責。講對的地方，你們就往心裏去，講錯的地方，你們就這個耳朵進，那個耳朵出，莞爾一笑，不要當回事。每個人都是一個個體，每個個體都是自由的。我不能要求我的思想都給你們。我更不能要求把你們的思想都統一到某一個思想上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們偏要追求那種可能，這是非常虛無飄渺的，實際上做不到。到此為止，謝謝大家。
(劉亞洲原係軍隊作家，亦係原國家主席李先念之女婿，現為空軍高級軍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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