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籍港商鍾安平案引起巨大爭議（下篇）

加籍港商鍾安平案引起巨大爭議（下篇）

 

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 薑維平

 

盡管北京的高銘暄，張新寶等6位法學專家，對加籍港商鍾安平案曾提出不同的看法，上海和遼寧，以及香港的幾位律師都把有關證據材料，呈送兩級法院，並給全國人大，政協，高法，高檢等寫了信件，但這一係列努力都改變不了嚴峻而殘酷的現實，這一切絲毫不影響遼寧地方官高壓下的一起冤案的實施，它經過策劃，包裝和虛構，成為震驚一時的所謂“國企貪腐案”，其導致的牢獄之災，使一個正值盛年的企業家入獄，不僅財散名去，而且隨之而來的，是其家人親友不能承受之重：這不是三年五年，這是比死亡還可怕的漫長刑期，槍斃一個人，隻有一秒鍾的恐懼和痛苦，而被判無期徒刑的鍾安平，卻要忍受無數個期待改判的黑夜的煎熬，他的夫人何太說，這個案子，改變了我們全家人的命運，我們把房產抵押給香港銀行得到的巨款，搞風險投資，錢進入遼寧國企撫鋼，原以為抓住一次商機，卻不料跌進了陰謀家的陷阱，我們不僅無功，而且有罪，還是僅次於死刑的無期，我們最了解自己，安平的父母不能接受，我和兩個孩子都更不能理解，這是遼寧省地方官搞的一個徹頭徹尾的冤案，此情何以堪？此恨綿綿無盡期啊。

 

眼淚流幹了，心底在流血

 

2015年12月21日，這是一個初冬的早晨，對多倫多市民來講，還不算太冷，但凜冽的寒風，對習慣了香港生活的何太而言，卻是寒氣逼人，她卷縮在湖邊的一個小咖啡館裏，向外暸望，我急匆匆地穿過行人稀少的街道，細致地尋找她發給我的地址，一眼就看到她透過櫥窗而射出的目光，那表情憂慮而警惕，令人心碎：她沒有一點笑容，隻有苦難凝聚的深沉的期待。像落井後陷入絕望的弱者的求助，使任何善良的人都無法回避和拒絕，這是我第二次與其見麵，上一次是在10月26日的香港，是我拜訪她及其父母等，而這一次是她的回訪，是在她離別了許多年的加拿大。

 

雖然，彼此都非常清楚，麵對國內的不獨立的司法體製，麵對全國堆積如山的冤假錯案，幾篇小文章的影響力微不足道，但何太的觀點是，正如先生入獄，她做為家人的能力微薄一樣，我們不能因為弱小而不發聲和發光，因為如果親友都不努力，再有誰去關注安平的遭遇？如果不及時地將案件的真相告知世人，鑒於中國監獄的慘況，她的親人隨時都可能倒下，隨著服刑期限的日曆，年複一年地被苦難撕碎，鍾安平的青春和生命，像落葉一樣，一片片地凋萎，漂落，遠逝，不僅他自己及家人蒙受不白之冤，而且得勢的徇私枉法者也變得肆無忌憚，他們繼續做惡，就會有更多的枉法追訴案件橫行，因此，勝利的結果更重要，卻十分渺茫，但戰鬥的過程，意義重大，不可或缺，隻要我們努力，就對得起先生，也永遠不會後悔。

 

何太回憶說，剛開始，先生被拘捕時，最初是不相信法院能判，後是不相信會重判，當一切展示在眼前，精神幾乎崩潰了，甚至想到自殺，由於可靠的消息來源說，她也是上了“黑名單”的，故不敢回國旁聽先生的庭審，但鍾安平的父母等多人，都去聆聽了遼寧地方官操控下的法官的表演，鍾的70多歲母親說，這樣的不顧事實的審判，太不公平了，她當時氣得昏死過去，而80多歲的鍾父也病情加重了，何太聽到判決結果，與兩個孩子哭成一團，難過和憂憤的心情，持續了大半年，她幾乎什麽也做不成，公司業務停頓了，國內的朋友離去了，她全部精力用來寫信，發到全國很多部門，包括一些新聞媒體，但一切都是“泥牛入海無消息”。她最不能容忍的是人世間的冷漠，寫信時，常常一邊寫一邊哭，淚水打濕了申訴信，但全國人大，政協，高法，高檢等，沒有一家回複隻言片語的，她的眼淚流幹了，希望慢慢地破碎了。

 

先生跌倒了，太太成了上訪專業戶

 

以前的何太，是一個不太關心政治，也不太介入公司業務的家庭主婦，鍾安平是典型的北方大漢，公司的經濟問題，一般很少與太太提及，因此，當羈押中的鍾安平忍受不了刑訊逼供，不得不違心的寫信，讓何太按照專案人員的要求，提供所謂的貪腐犯罪證據時，她因為沒有經驗和單純輕信，竟把一份鍾安平與韓玉臣之間交流的便箋傳給專案人員，這就成了陰謀家們誣陷鍾的所謂證據，因此，每念及於此，她扼腕歎息，淚流滿麵。盡管如此，高明暄等北京法律專家仔細研討這份以欺騙和恐嚇手段得到的材料，爾後認為：“股票按20%分紅材料”作為鍾與韓有非法獲利的唯一證據，而它所要證實內容的真實性和關聯性均應受到嚴重質疑。

 

專家們的結論是，從材料原始記載的內容看，絲毫看不出有顯示“韓玉臣20%股票分紅”的內容，而是專案組事後要求鍾安平在便箋上將“20%分紅係分給韓玉臣”字樣加上去的，這是高壓下偽造的補加的東西。更為重要的是，根據律師會見記錄看，鍾一直強調受到了刑訊逼供，他反訴稱，“給韓20%獲利材料”正是被辦案人員刑訊逼供的結果，我想，無論鍾的指控是否屬實，我們都可以從另一個比較中立的角度去想，而且容易鑒別，不妨退一萬步吧，我假定鍾和韓有這一協定，但20%是多少錢，這可以評估，這筆錢進了韓的賬戶沒有？隻要沒進，如何認定他們共同貪汙犯罪呢，正如一個人揚言要“搶劫”，但尚未實施，能算搶劫犯嗎？所以，高明暄說，從一開始就“使該證據大打折扣，因此，如果沒有其他充足的證據證明鍾在進行股票購買時與韓相互勾結，共同獲利的事實，那麽就不能認定鍾利用韓的職務便利，與其共同侵吞了巨額國有財產。

 

由於何太非常清楚鍾的案情，也悔恨自己被專案組愚弄的“幫倒忙”之舉，故有時覺得很對不起他的先生，我在何太位於柴灣的辦公室裏，看到她精心保存的許多陳年紅酒，一瓶瓶地擺放在櫃子裏，她說都是先生出事前收藏的，她不舍得喝，更不忍送人或變現，她想象著明天鍾安平就會平反回家，和他一醉方休。

 

實際上，根據我的經驗，專案人員奉上級指示辦案，是有明確目的和任務的，遼寧的高官和東北特鋼的領導已商量好，要用加害於港商鍾安平的辦法，搶奪他的財產，這個案子叫“戴帽子”的案件，也就是專門為一個人定身量做的，既使沒有這份偽證，他們也不會罷休，他們會不惜徇私枉法的代價，絞盡腦汁再搞一個花樣，不達目的，絕不罷休，所以，我對何太講過：不必過去自責，那樣對心理自救不利，誰都是第一次經曆這種事，都會被誘騙上當的，我太太也體驗過這個滋味。搞刑訊逼供的冤假錯案的壞人，都是一個師傅教的，手法大同小異，結果影響深遠。隻要判決生效之後，就很難平反昭雪。雖然，周永康和薄熙來倒了，原司法廳長張家成也抓了，連南關嶺監獄長高鷹也在2015年8月被雙規，但他們的黨羽大多數還盤踞在遼寧的公檢法司。這些人經手冤案，賺了許多“黑心錢”，怎麽肯吐出來？他們不拚死抵抗才怪呢。

 

100頁的判決書，滿紙荒唐言

 

我細心閱讀了有關鍾安平的判決書，它又臭又長，文字很爛，可以用一句話概括：滿紙荒唐的謊言。鍾安平連國家公職人員都不是，如何定罪貪汙？而他所利用的韓的權利，也不成立，韓才是東特的二級法人，實際上是三級，因為鍾案涉及的是撫鋼下屬的合資企業：西進公司，專家們認為，被告人鍾在向西進公司增資和收購股權的過程中，利用韓玉臣的職務便利，以虛假經濟行為為掩護真實犯罪意圖，共同非法占有國有資產人民幣7121，44元的事實，這一指控，證據不足，法律適用有誤。

 

相反地，現有證據能夠證實，在向西進公司增資或收購股權的過程中，鍾認真履行了出資業務，而且對公司的淨資產，請第三方機構做出了客觀，公開的評估，這就說明鍾入股西進公司是一個程序完全正當的市場投資行為，鍾隻是把自己的資金放到一家國企的籃子裏，鍾占多大股份，不是他自己能控製的，而是客觀的資產比重決定的，而這一比重，在其投資入股時是簡單，客觀，透明，公開地顯示出的，不應當因為事隔多年之後，長官意誌發生變化，再按其他標準，對國有資產做出一個更高的評估價，就否定前麵依據正當程序做出的淨資產評估價值，更不能用二者的差價做犯罪金額。我的想法與專家一致，那就是，假定二次評估價值比較合理準確，可以據此重新商定中港雙方的持股份額，用不著抓人判刑，而遼寧的兩級法院一定要這樣做，必有法律條款之外的不可告人的陰謀。

 

鍾安平案是“大彪子思維”的產物

 

法院指控鍾非法侵吞國有資產，數額巨大，手段狡猾，實際上占不住腳，鍾根本就沒有評估的權利：誰都知道，投資人增資行為後的股份額度應當按照出資比例來界定，而首先要對國企的淨資產進行評估，由於方法，標準，範圍，內容，水平不同，就會導致評估差異的問題，那麽，鍾和哪個評估單位有勾結和暗度陳倉的事？我翻遍了所有的判決文書及其它材料，均沒有。因此，隻要行為人沒有在評估時營私舞弊，既使評估不夠完美，也不能推定是行為人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職務便利侵吞了國有財產，更不可把不同評估計機構不同淨資產評估報告的差價，直接認定為犯罪所得，如果法院一定要按照地方領導的長官意誌判，那就是大連人講話“大彪子思維。”

 

簡單地再次回顧鍾安平經曆的商戰過程，有助於突破這種荒唐無理的“大彪子思維”：2007年5月28日，他以實際控製的香港興益認購西進房地產公司，增資1000萬，且實際上把真金白銀打進了公司，從5月31日的賬麵淨資產價值看，他占55，56%的股權，但2012年12月16日，遼寧省檢察院委托司法鑒定中心對其淨資產重新鑒定，得出評估價值6615，54萬元，該院直接據此乘以55，56%的股權，即，6615，54萬元x55，56%=3676萬元，這樣就成了鍾安平的犯罪所得，大連人把神經病叫“大彪子”，你說，這種隻有小學生才做的算數題，竟成了遼寧公檢法搶錢的所謂“證據”，是不是“大彪子思維”？高明暄，馮軍等專家的用語很文雅：這一推斷顯然不具有合理性，要我說，這是辦案人的“腦子”叫驢踢了，“彪”到這種程度，把一個關進大牢，就用這樣的算法，也不知今夕是何年？

 

由於加籍港商鍾安平投資分為兩步，上述這種算法也進行了兩次，2008年1月，撫鋼集團董事會通過轉讓其在西進持有的44，44%股份的決議，1月6日，遼寧璽明會計師事務所確認西進公司截止2007年12月31日，淨資產評估為2473，37萬元，3月5日，撫順市國資委，撫鋼集團，安平擔保公司，撫順產權交易中心簽訂了轉讓合同，約定價款1100萬，他們當時樂得要命，這一情節有照片和媒體報道為證，但後來隨著經濟形勢好轉，擺脫了瀕臨破產的命運，又後悔了，立即翻臉不認人，這就像一個居民，在經濟危機時把祖輩留下的房子賣了，雖然廉價，但換了麵包，免於餓死，等到經濟走出底穀，房價開漲時，有些婉惜，經常發牢騷，後來房價暴漲，又特別後悔而憤怒，就去找了搶盜去新房東家打劫。

 

我的形容非常形象而生動，當時遼寧省公檢法的一些人，就成了明火執仗的強盜，拿上述的44，44%的股權來說，2012年12月16日，新的評估額一個跟頭，翻成了8205，41萬元，並再以此數去乘以44，44%=3446萬元，（扣除200萬的保證金），顯然，兩次“大彪子算法”，算出了兩個“貪汙犯”，都判了重刑，法律專家高明暄又文明地說，這是違背客觀事實的，要我說，叫驢踢了的腦袋又灌滿了水，堂堂的兩級法院，用這樣的荒唐的數據，如果把人送錯療養院，也可以一笑置之，但現在是關進南關嶺監獄，我在那裏被羈押了多年，知道苦度鐵窗生涯的艱難，那真是“度秒如年”，生不如死，死去活來，如同畜生，故囚徒稱“難過嶺”，用“畜生”而不為的謊言，把人關進牢房，這叫什麽呢？

 

我建議讀者用類似算法，再做一道“大彪子題”：你用2012-2007=5，這就是說，5年前的一個評估，事隔5年後，再追認一個新的評估，而且，是在把人質抓了以後，根據領導關於“鍾安平有罪”的推定，再去找司法機關指定的一家評估公司做出新的結論，顯然，這家公司或者是不敢得罪公檢法，違心地順從“省霸”的指示，或者根本就是同流合汙，比如，某人的親友辦的公司，專以徇私枉法而斂財，因此，3675+3446=7121多萬元的犯罪額，已在“司法油子”的深思熟慮中，正好可以判他“無期”，把人關到死，把錢全搶光。那麽，這樣做，還要撫順國資委幹什麽，他們2007年如何評估的，遼寧省長陳正高是如何承諾人家港商的，撫順市的領導是怎樣答應鍾安平的，撫鋼是如何被趙某掏空的，又是如何走出困境的，撫順望花區是如何興旺房地產的，中國製定的《經濟合同法》在哪裏，這起案件對中港，中加關係的不利影響何在？這一切都不在官員的思考範圍之內。可憐的何太，望斷天涯路真無奈。

 

2016年1月24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

香港《前哨》雜誌2016年3月號首發，為了便於讀者閱讀，作者將文題改為《望斷天涯路，鍾安平愛妻求訴無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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