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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闊別16載,訪港點滴

(2016-01-25 12:38:05) 下一個
闊別16載,訪港點滴
 
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 薑維平
 
2015年10月25日,我從多倫多乘機直飛香港,全程16250公裏,別人要飛16個小時,已經夠長的,而我卻整整飛了16年,這絕對不是誇張,自從1999年最後一次赴港,參加《文匯報》的“告別”會議,接下來因幾篇稿件而坐牢,然後是被軟禁和出國旅居或稱流亡,至今已是16年了,由於這特殊的變故和坎坷的經曆,不論是在鐵窗生涯裏,還是楓葉之國中,不論是在夜晚,還是在白天,都無時不向往魂牽夢繞的香港,而此時真的要回來了,卻既興奮又恐懼,當看到清晨時分醒來的建築森林,伴著縷縷煙霧,在機翼下搖搖晃晃,變形而重疊,我忽然血壓升高,臉紅心悸,睡眠不佳的腦袋昏昏沉沉,想起家庭醫生對我的告誡,急忙服用一片降壓藥(olmesartan)之後,感覺好了許多,一邊透過窗孔饑渴地向外暸望,一邊在心底默默地喊了一聲:香港,我回來了。
 
會不會被海關扣下?
 
這是臨行前,我思考了無數次的問題,我不知道自己是否還在禁止入港的“黑名單”裏,可以肯定的是,假如薄熙來當上中央政法委書記,“打薄專業戶”一定是頭號通緝犯,但現在,情況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雖然我的文字觀點比較溫和,但中共的地方官抓人,不在乎一切,因為王健民案,我曾批評了廣東省的許多高官,而涉及國安的有關香港的業務,曆來是歸其管轄的,像我這樣的言論人士,必須要有思想準備,因此,去港前首先要保密,除了太太,我沒告訴任何人行程,而且不帶手機,還要留下一段給太太的“悄悄話”,我寫在一張紙上,放在她伸手可及的抽屜裏,總之,我告訴她,假如我再進去了,必定死在獄中,要把我的近況告訴讀者,誰也不要求,就寫在我自己的博客裏就行,而太太從來不看我的文章,我必須把秘密告訴她,等等。我還寫了一段順口溜供她調侃:“眼睛一閉,駕鶴東去,老婆,老婆,該咋地咋地。”
 
於是,當我隨著稀稀拉拉的人流,走近香港海關的入口處時,看到了以前熟悉的著裝和麵孔,以及吵吵嚷嚷的廣東話,一顆心止不住狂跳起來,也許再過一兩個小時,我沒進“一國兩製”的香港,卻進了深圳公安的法網,我仿佛看到下令抓捕王健民的深圳公安局長劉某的猙獰麵目,聽到他狂笑的聲音:該死你,你送上門來了,正好“王健民反革命集團案”不夠人馬,你就是最佳的“二告”,你不是屬羊嗎?我今天要剝你一層老羊皮。。。。。。忽然,後邊的一位同胞推了我一把,原來,該我出示護照了,當我圓睜著恐懼的眼睛,緊盯海關人員時,他先讓我摘下遮擋禿頂的棒球帽,然後“啪”的一聲,在護照上蓋了一個大章,我心裏的疑慮和擔憂被“拍”死了,油然想起太太的話:別給自己當回事。我止不住大笑起來。旁邊有人議論道:這老頭是神經病啊。
 
碰倒奶茶的“大傻子”
 
那些日子,我住在炮台山地鐵站附近的一個酒店裏,雖然接待的朋友安排得細致而周到,但我還是像以前在港報工作時那樣隨意而簡樸,我喜歡香港小飯店做的快餐和奶茶,我認為,全世界的美食都遠不如它,因此,自己獨享的第一早餐,就選擇了灣仔道的一家小飯館,當我走進它時,裏邊沒有幾個人,營業員卻有四五個,但令我驚訝的是,她們沒有主動與我打招呼,而是對我非常冷淡,這一點與16年前截然不同,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用國語問一位四十多歲的女子,能否給個菜譜,問了三遍,她才用手指了一下,原來,有片紙板壓在台子的玻璃板底下,她幾乎沒正眼看我,顯得非常傲慢和敵視,假如是在入獄前,我還是黨報記者時,我會勃然大怒,她奶奶的,你這樣對待客戶,真的是豈有此理,但現在,中共的5年大牢把我搞得脾氣好的成了“軟包蛋”,我依然滿臉笑容地對她說,美女,你這有奶茶嗎?我一邊坐下,一邊點了一點吃的,她寫在紙上就離去了,我坐等了足有15分鍾,她才送來飯菜,雖然她對我還是那麽冷漠,但我心情依然高興,闊別16年,我終於活著回來了,我又喝上地地道道的港式奶茶了,這種茶香的美味,是無法用語言形容的,在獄中曾求之不得,在加拿大也少有,隻有港人才能配製如此之美的飲品,我像品紅酒一樣慢慢地喝了一口,立即,一個奇怪的念頭像那熱氣,騰空而起:為什麽香港人,對操國語的大陸人態度變了,變得莫明其妙?
 
我想起了王健民,1999年以前,每次來港,我們都要聚餐,他喝酒不是我的對手,但人品和才學卻在我之上,記得他請我到家坐客,樓高高的,屋小小的,窗戶癟癟的,裏邊隻有一張床和幾件其它家具,真的是鴿子籠啊,但他在那裏的書桌上,給《亞洲周刊》寫了許多好文章,他寫的為黑龍江省蒙冤而死的律師張曉斌呼籲的報道,曾引起省委副書記楊光宏的重視;後來他又寫了為哈爾濱市副市長朱勝文鳴冤的文章,在海外產生相當大的影響,還有更多的為弱勢群體發聲和呐喊的佳作,但他做夢也沒想到,自己也會步他們的後塵,成了官員內鬥,徇私枉法的犧牲品,一個港刊創辦者做足了好事,不但未得到嘉獎,還成了“非法經營”的罪犯,他在內地被抓,被監禁和判刑,它帶來的恐懼和不滿,使港人不再相信“一國兩製”的承諾,當普通港人無力抗爭之時,就荒謬地把誤解和怨恨轉嫁到“大陸客”的身上,無處渲泄的仇恨,潮水一樣流向無辜的人,是社會不滿情緒的自然而病態的選擇。當然,近年來,一些內地暴富的“土豪”也得罪了港人,也是深層次原因之一,但我不是“土豪”,“土豪”絕對不會進這樣的小餐館的,我離別16年看到的傷口,是中共官員踐踏香港基本法帶來的惡果。這一罪惡的果實正在香港肆虐。
 
凝視著一碗奶茶嫋嫋升起的熱氣,我浮想聯翩,情緒失控,忽然,一不小心,碰翻了茶碗,未喝盡的大半碗奶茶,傾倒在桌子上,旁邊的幾個客人先是鄙視地掃了我一眼,然後有兩位顧客走到那個冷若冰霜的美女跟前,和她一起放聲大笑起來,聲音怪怪的,女服務員沒及時過來擦洗,卻用粵語調侃了一番,大意是,我是一個國內來的“大傻子”,連奶茶都喝不好。他們以為我不懂粵語,實際上我能聽不能講,我感到羞愧而激憤,但監獄給了我最有彈性的好脾氣,我對著他們傻笑,我問他們可否給個桌布,我可以自己補救,我還連聲說“對不起”,於是,那個女人撅著嘴,餘怒未消地幫我擦幹淨,毫不掩飾蔑視的表情離去,嘴裏還是不幹不淨的。我想,16年前,香港不是這樣,那時港人開飯館,是把客人當成上帝供著的,不在乎這些小差錯。記得90年代初來港第一次開會,也便中曾於一家小餐館喝奶茶,因為《文匯報》駐地領導有簽單權,請客大都是公款報銷的,故養成了壞習慣,那回吃完飯,我抬身離去,竟遺忘了付賬,店員追出來緊喊先生,不但沒發火,還笑眯眯的呢。而如今,盡管我多付了一點小費,服務員依然不諒解我,像監獄的警察一樣飆悍。
 
留下的書法作品不翼而飛
 
我有一個特點:你敬我一尺,我回你一丈,假如欠人情不還,夜裏睡不著覺,所以,香港的文人武宜三令我感動。三年多以前,他郵寄一副精心創作的書法作品給我,我沒及時回複,但留下一個心願,如果去香港,一定回贈他一副習作,雖然彼此沒見麵,但我始終把這件事放在心上,為了安全謹慎起見,我在離港前把書作,放在一個桔黃色的大信封裏,寫上他的姓名,寄存在星級酒店的門童處,我對港人的信任和對星級酒店的服務質量堅信不移,總之,一切都停留在16年前。我於11月2日早晨,臨登機前專門給武宜三打了電話,告知他詳細的地址和門童的所在,並解釋了不方便見他的原因,我是真誠而守信的,後來,回到多倫多又和他通話,並發了電子郵件,但至今他也沒得到書作,他說他去了,但沒有如願,也許我的臨時電話被監聽了,“書法”被特務們誤解為“炸彈”,它到了不該到的某人手裏,既使是恨我的家夥,也可能熱衷於收藏;也許是酒店的人貪汙了,也許是誰拿錯了,也許還有更多的“也許”,反正很對不起武宜三先生,我至今還欠著他的人情。我希望有人看到這幅寫給他的書作狂草,不論是在某人家中,還是在香港的古董店,一定要通知我,我很想知道它是通過什麽人得到的?
 
略顯疲憊的劉達文
 
這次訪港見麵應酬最多的人,莫過於《前哨》雜誌的社長劉達文,整整16年沒有見麵,恍如割世,如同我的衰老一樣,他也略顯疲憊,雖然,較之以前,它有了更大的知名度和更多發行量的刊物,而且更重要的是,有了更大的辦公室,可貴的資料室,屬於自己的海景房,以及休閑時常去的幾塊“菜地”,他說編務之餘,和太太去種菜,出汗排毒,成了養生之道,但從言談舉止中卻看出心靈的疲倦和邂怠,如同登上了山峰的人一樣,興奮過後是下山,是打道回府,一切興趣索然,為了保護個人隱私,我不能細談更多,我隻想說,抓捕香港文人王健民的“寒蟬效應”,正在逐步地放大,雖然,《開放》雜誌的老板金鍾激流勇退,自有體麵的說辭,但假如中共包容和善待批評人士,就不會出現香港文人的大退潮。
 
據我所知,自從晨鍾書局的老板姚文田判刑,《臉譜》和《新維月刊》的老板王健民被抓捕,《明報》高管劉進圖被襲擊,香港文壇的領軍人物,像秋後的螞蚱,一茬不如一茬,嚴肅認真的持批評態度的文人鳳毛麟角,剩下的大都成了八卦的,抄襲的,胡編濫造,東抄西摘,純粹是為了賺錢的書商,現在,連這樣的荒唐可笑的蹩腳文人,也不能包容,真的令世人恥笑,聽說,加籍的香港黃尚偉先生也關閉了書店的一個貨倉,大概也要回多倫多養老了吧,是的,類似的很多家刊物的老板或書商都想清倉拋賣,而最可能接手的人,可能隻是改革開放後先富起來的“土豪”,而其一但接盤,香港一些持不同政見的報刊就會轉身變臉,過去是“黑臉”,現在必將變“紅臉”,這樣就造成一種由與論推動的錯覺,執政者什麽都對,領導人什麽都英明,社會不需要改革和進步,那麽,溜須拍馬的人大行其道,“捧死”和“摔死”的官員就接踵而至了,無疑的,這是中華民族的大災難,因此,我希望保留一些能容納不同聲音的報刊,打壓和消滅它很容易,但最終毀滅自己是愚蠢的。
 
我與劉達文先生一起喝茶,席間都談及這些情況,多有感慨,16年前,薄熙來不過是渤海岸邊一座小城的最高統治者,因其父為京城大佬而權力無限,他一聲令下,筆者由香港黨媒“老記”變成5年“階下囚”,又有3年軟禁,5年流亡,假如他當年能包容我的不同意見,絕對不會有今日秦城的無期徒刑。早在2011年7月25日,筆者就撰寫發表了題為《薄熙來能管住王立軍嗎》一文,請今人自查再讀,一定會有新的感受。中國自古有“察見淵魚者,不祥”之言,我不想總是講人家不高興的話,給自己及家人帶來麻煩。我希望經常往來香港而一切平安,所以,意猶未盡,應點到為止,但我太愛國家,太愛香港,太希望國泰民安,故還是要說,總之,我深感悲哀的,不僅是香港自由言論空間的縮小,而且是異議人士和辦刊人物的無心戀戰,他們大都淡漠了使命感,更不敢麵對跨界施壓的強權,“一國兩製”已變味,自由和法治將消失,以後所有的媒體就是“鼓掌”和“歡呼”,讀者再也聽不到真實的聲音,這接下來的世界將會怎樣?
 
2016年元旦於美國紐約。
香港《前哨》雜誌2016年2月號首發。薑維平博客2016年1月25日轉發,其它媒體轉發請注明出處。更多文章請看薑維平個人網站:www.jiangweiping.com 轉載請注明出處。直接聯係作者,郵箱:jwpjiang@gmail.com pwj1955@gmail.com weiping55@hot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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