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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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訴《環球時報》,陳國治角色錯亂

(2015-07-03 17:52:32) 下一個
起訴《環球郵報》,陳國治角色錯亂
多倫多大學訪問學者 薑維平
陳國治是安省公民、移民兼國際貿易廳長,由於他是華人,又經常去中國,在兩國之間影響較大,所以,加拿大情報部門比較關注他,而作為及時傳遞信息的《環球郵報》,理應對陳國治事件多做報道,這是再正常不過的媒體與論監督,但陳國治表現得太差,不僅心裏承受能力極低,而且作風霸道,他惱羞成怒,發表中英文對照的公開信,力阻該報繼續發表批評言論,並威脅要以涉嫌誹謗而起訴《環球郵報》,我覺得,這是小題大做,角色錯亂的醜聞,擔任一個小小的廳長,把自己等同於中共官場上批評不得的同級官員,實在是令人發笑。
加拿大媒體報道說,陳國治6月22日發表聲明,指《環球郵報》(The Globe and Mail)上周發表的報導,重複講述五年前那些有關他的沒有根據的謠言,實屬含沙射影式的攻擊,如果《環球郵報》不予以收回,他將會采取法律行動。但是,《環球郵報》連續多天的報導說,加拿大情報局(CSIS)2010年曾警告安省政府,指稱陳國治可能已受中國政府的影響。但陳國治指出,盡管《環球郵報》說,那是該報經過十個月調查後才撰寫的報導,實際上裏麵沒有任何新的事實和資料,通篇是五年前早已見報、並已被證明是謊言的貨色,連《環球郵報》本身都已在2010年指出,那些指稱魯莽、愚蠢而自相矛盾。陳國治指責這些含沙射影式的報導,對他及其家人都傷害極大,因此,要求《環球郵報》撤回這些文章,並在同等顯著位置刊登道歉文字。
在我看來,《環球郵報》隻是披露了一件基本的事實:多年來,陳國治來往中加之間頻繁活動,依據他的言行和職位,情報部門充滿了疑慮和擔心,實際上,不論哪個國家,哪個政府,專製或民主,都有情報部門關注名人和要人的業務,他們借助於現代化的通訊手段,監聽,監視,跟蹤,明察暗訪等不所不用其極,這沒什麽了不起的,關鍵是自己別做壞事,而媒體報道這些變故,也屬正常,我想,加拿大情報部門之所以特別注意陳國治,不僅僅是因為他來自華裔,而更多的是因為他的官職,記得我經常聽到國內來的朋友說,陳國治與中國的某某商人關係密切,我立即有一種難言的憂慮:國內請客送禮成風,幾乎無官不貪,行賄的手段五花八門,他會不會也曾受賄?
如果陳國治是無權無勢的普通公民,人們沒有必要更高標準地苛求他,他自己是大權在握的公務員,不僅應得到法律的監督,也要接受媒體的製衡,這是防腐的最好的措施,情報部門的證據細節我不清楚,但《環球郵報》完全是盡職盡責,他是怕陳國治犯錯誤啊,這一點應當感謝它,有何理由聲稱“自己及家人都受到傷害呢”?看來,這不是一個感情脆弱的小問題,是陳國治為官一方根本沒擺正位置,沒進入角色造成的,產生這一現象的深層次原因,可能有兩點吧:首先,他來自華裔,雖然加入了加拿大籍,融入了主流社會,在中加兩地知名度高,但骨子裏“官本位”的思想還相當嚴重,他去中國談生意,促交流,增友誼是無可爭議的,但是,他必須清醒地了解兩國政治體製的本質差異:在加拿大當官是民選的,是真正的人民的公仆,往往平時工作做得再好也得挨批評,因為對官員而言,為人民服務是天經地義的,加拿大的媒體沒有大力表揚的先例;而在中國,情況恰好相反,官員是上級領導任命的,所以,他不是人民的公仆,而是比他更大的官的“仆人”,他自己則是人民的“老爺”。所以,沒有接受批評的必要,甚至誰敢挑刺就抓起來判刑。這方麵例子太多,從薄熙來到周永康都是如此。但我從未聽說陳國治對此有過批評。難道陳國治隻談經濟,可以永遠回避敏感話題嗎?
其次,陳國治對媒體的霸道態度和角色錯亂,與其和眾多中國官商經常接觸,受其影響,潛移默化有關,隨著他近年越來越多地交往中國的權勢者和富商,他不自覺地增長了驕氣,傲氣和陰陽怪氣,有時,把自己也等同於中國官場的“大人物”,比如,筆者經常應邀參加華人朋友的一些聚會,有時也碰到陳國治,他給我的印象很不佳,臉色陰沉著,較少笑容,喜歡剪彩之類的儀式,和虛榮的捧場與奉承,和國內的貪官汙吏一樣,願意和中國的富豪如膠似漆的往來,對我等“窮文人”一概不認識,這些生活細節足證他內心世界所思所想,他把自己真正地當成了“大官”,實際上在加拿大,當官沒啥了不起的,任何官員有權也沒勢,有的同胞喜歡與某一位“大官”合影,不是留念,而是拉大旗做虎皮,以便做生意時,回國去嚇唬別人,但在此地,屁用也不頂,陳國治以安省官員身份活動,去中國參加經貿洽談會之類的,的確可以唬一陣子,他坐在宴會廳裏盡享美酒佳肴,雲山霧罩,前呼後擁的,仿佛了不起,但一回到多倫多,沒有幾個人把他當回事,現在,要去起訴報紙誹謗,就是太寂寞了,太無聊了,太把自己的“小官”當件事。
這方麵的榜樣早有前車之鑒,以前,福特是多倫多市長,媒體幾乎天天揭他的短,什麽酗酒呀,吸毒啊,與女人有染呀,等等,搞得沸沸揚揚的,連給某足球隊拉點小讚助,使用公家幾個信封都成了罪狀,被市民告上法庭,而如今一旦下台,屁議論也沒有了,要我看,他沒犯大錯誤,就是媒體吹毛求疵的結果,同樣的,陳國治的官職不比福特低,更容易以權謀私,他有何理由諱疾忌醫呢?陳國治經常去中國,既會講英文,又會講國語,談不上瀟灑,也蠻高大體麵的,既有新朋友,又有老朋友,和官場,商場的紅男綠女黏糊久了,有可能受賄,有可能劈腿,也有可能犯罪,而在一切處於萌芽之時,就有人監控,跟蹤,就有媒體說三道四的,這是預防犯罪,多麽好的兩個朋友啊,何必大動肝火呢?
至於多倫多華人社區,由“陳國治事件”引起的一番躁動,把媒體對官員的批評上升和扭曲到種族歧視的高度,實在是“拿雞毛當令箭”,“門後耍大刀”,幼稚可笑得要命,如今,國內類似的侵權案件比比皆是,令人發指,比如,公安對維權人士“超極低俗屠夫”吳金的拘押,詆毀,株連其父,個人賬號被查封,律師閱卷受阻,這一係列故事,比陳國治的遭遇嚴重不知多少倍,但這裏的一些僑領聽而不聞,視而不見,裝聾作啞,隻栽花不挑刺,還站在陳國治一邊,搞什麽集資聘請律師打官司的宴會,組織華人抗議,遊行,等等,真是幫倒忙,越幫“角色”越錯亂,越抹黑他,試問:陳國治是官員,怎麽可以用華人社區的錢幫自己打官司,這不是官商勾結的腐敗行為是什麽?某些有錢的商人還公開站出來開會,支持陳國治,這是不打自招啊,傻得可愛,這不是給加拿大情治部門“喂料”嗎?真是火上澆油,哪壺不開提哪壺。
當然,我不否認陳國治以往所做的貢獻,比如,他參與始建於1991年的全加華人聯會(the National Congress of Chinese-Canadians),1985年的多倫多華人團體聯合總會(the Confederation of Toronto Chinese-Canadian Organizations),和1992年的加拿大中國專業人士協會(the Chinese Professionals Association of Canada)。總之,他在促進中加貿易和友誼的發展方麵,確實勞苦功高,但這都是應該的,不能成為他拒絕《環球郵報》批評的資本和理由。在安省自由黨裏,他曾在一夜之間於中國城(Chinatown)集資10萬加幣,與其說是誘人成績,不如說是隱憂所在,我與加拿大情報部門不同,我倒不認為陳國治有可能成為“間諜”,我最憂慮的問題是他可能受賄,像他這樣常在兩國河邊走,恐怕很難不濕鞋的,不論如何,我可是沒錢的“窮書生”,陳國治千萬別起訴我,如果我以上講錯了,全當耳旁風。不過,依筆者判斷,陳國治既使打官司也無勝訴的可能。
2015年7月2日於多倫多大學。
自由亞洲電台7月3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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