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放王建民，救人也救己

釋放王建民，救人也救己

 

薑維平

 

自從六月一日兒童節之前，王建民被深圳警方拘捕，至今已三個多月時間了，這位三個小孩的父親，留在我記憶深處的強烈印象，是談及剛過一歲的兒子時的笑聲，從電話的聽筒裏遠遠地傳來，一點也不比他的太太遜色，它是那麽柔情，悅耳而動人，而如今，比他小二十多歲的太太，對忽然失去他一點心理準備也沒有，她不僅要策略地回答兒子找父親的訊問，還要精心安排另兩個較大孩子的生活和學業，更重要和麻煩的是，她還要以帶“罪”之身，去和專案組的人周旋，她和她的父親被取保侯審，全家成年人都成了嫌犯，卻不知道犯了哪家的法律？難道中國的公民不可以在香港或世界任何地方辦幾本雜誌，不可以賣雜誌或拉點廣告什麽的？難道為了生活好一點，為了養育一大家子的人，不可以賺一點錢嗎，做點生意就可以被強加“非法經營”的罪名嗎？

 

這是深圳警方在抓捕王建民時，巧妙而拙劣地強加給一個書生的不能接受的罪名，現在，隨著國內高層內鬥形勢的變化，對王建民的羈押，審訊，處理，變得越來越神秘，剛開始還允許家人聘請律師，他還可以與律師交談，眼下一切都被禁止了，不僅家人不知道他的真實的狀況，而且律師也被拒之門外，與此同時，在8月18日卻有四位專案人員，忽然奉命到他家錄像，主要內容是關於小寶寶的，如何玩耍逗笑，如何飲食起居，如何想念爸爸，等等，像拍電視劇似的，還要求王建民太太對老公講兩句，不外乎是順從警員之類的好言相勸，由此推斷，王建民的態度不太好，硬的不行就來軟的，硬的叫“逼供”，軟的叫“誘供”，這些我都經曆過，也上過當受過騙，其目的都一樣：叫嫌犯違心認罪，寫出文字材料，以便符合上級領導的需要。

 

而且，公安人員還給家人播放王建民在看守所的錄像，建民像背書似的，讚揚看守所如何人性化管理，警員很善待他，一天可以洗三次澡，一次日光浴，口糧吃不完，有人浪費糧食，建民還批評人家，他還可以讀英文書，等等，真像免費的療養院一樣，建民太太在複述時，聲音都被感動的發顫，我沒說什麽，但我不相信，既然那麽好，為什麽辦案人員自己不進去呆著，建民要耗費國家那麽多錢，盡早放了不是大家樂，真是拙劣地表演和掩飾到了極點，隻有腦殘的人才會認同當真，我承認，深圳第二看守所對建民這樣資深媒體人會比較好，但畢竟是失去了自由，人是放養的有思想感情的高級動物，是有尊嚴和信仰的，不是豬狗，把“因言獲罪”的記者抓起來，還搞這一套花架子騙人，真的是可惡之極，這正好說明這一案子的神秘詭異之實質。

 

為什麽要抓捕王建民？我請教很多與他有來往的朋友，大家眾口不一，有的說他和曾慶紅的秘書關係不一般，曾當過親共的香港某智囊機構的副院長，不自覺地卷入了上層政治鬥爭，目前，曾慶紅和周永康都背運，王建民就成了犧牲品；有的說，他在香港辦媒體賠本，在國內卻用批評權力要挾而敲詐勒索，搞所謂的“有償新聞”，賺了不少錢；有的講他和廣東省的某派係官員有聯係，收了錢而提供炮彈，打擊政敵，正被另一派抓住把柄，受害方要狠狠地報複他，等等，反正我也回不了國內，對這一切都難以核實，姑且聽之。我唯一確信的是，嫌犯進了無法無天的內地公安局手裏，就是把人丟進“垃圾堆”的大筐，隨便可以往裏裝罪名，上級要下令放人，下級有一萬條理由撫慰，像對待薛蠻子那樣；反之，當官的一錘定音，下級也可以編造一萬零一個罪狀，把人犯關進大牢，像出版官方不喜歡的書籍的香港老板姚文田一樣。

 

這真是中華民族的悲哀，泱泱大國，已進入世界首富，首強的前列，有龐大的軍隊和警員，卻要抓捕辦幾本雜誌的可憐的文人，貪官動輒貪占數億元，書生收點小錢還有罪，抓了先生還要再騙太太，孩子，讓人坐冤獄還得叫人感恩戴德，這在中國古代的曆史上都是僅見的，還好意思講“依法治國”呢。“法律”在哪？“國威”在哪？治了神馬？治得是報紙雜誌嗎？沒有文人和雜誌，官員做得那些壞事，醜事，就沒人知道嗎？我看，不論什麽罪名，什麽情節，都講不過去，收點小錢也是取財有道，無傷大雅，國家的公民不應當讚助文化新聞事業嗎？我不清楚，王建民是否從事了商業經營活動，但假定他做了，也是生存必須的，由於內地網絡封鎖，老百姓讀不到非官方的媒體，王建民不畏艱險，把香港的雜誌送到客戶手裏，這是積大德的功臣，應當受到政府的獎勵，也應當接受人民的讚助，何罪之有啊？誰說他是非法嗎？《憲法》不是明明寫著公民有言論自由嗎？每個人不都是靠特長而自食其利嗎？

 

筆者與王建民是十幾年的老朋友，親身感受到他對人的善良，無私，慷慨，義氣，他不僅是新聞界的好記者，好編輯，而且是熱情的社會活動家，有底線，守規矩，講信譽的文化商人，他又是對家人充滿愛的好父親，好丈夫，好兒子，總之，建民是我的老師，我的諍友，我的好弟兄，我至今還記得，他1998年在大連勇敢地幫助慘死獄中的黑龍江省的張律師申冤的故事；還記得2006年筆者走出大牢曾得到他的無限關愛，他曾令我寫一張便條給邱立本，內容是感謝《亞洲周刊》第一個報道我的“文字獄”，他一字一句地幫我修改，讓我抄寫了兩遍；他委托一位朋友把香港演員張雲讚助我的2000港幣帶到天津，下半夜還打來電話問及情況，當時，我藏在那裏的一家民企創作書法作品，實際上是在逃難，而薄熙來正是如日中天，問鼎中原；我2009年移居加拿大之後撰寫的文章，大部分發表在王建民辦得刊物《臉譜》和《新維月刊》上，無疑地，這些文章，有助於中共的改革派扳倒“薄騙子”，如今，不求有功，但求無過；不求感謝，但求寬恕；過河拆船，卸磨殺驢，卻是現實。深圳警方把王建民抓起來了，沒有上級的指示，誰敢下手啊？上級是何人？難道還是周永康的死黨嗎？這要如何解釋呢？

 

近日，王建民的太太向警方遞交一份申請和病誌，它足證做為一個嫌犯，因病應當取保候審，王建民身患甲狀腺疾病曾做過手術，也易於複發，他又不是危害社會的暴力犯，不適於繼續關押，而專案組強力要他失去自由，就是要他在與世隔絕的情況下，消耗他的體力，摧毀他的意誌，貶低他的形象，有罪推定地編造和虛構他的罪行，判其入獄，從而達到逼其停辦刊物，閉嘴消聲的目的。同時還要一箭雙雕地警示其他文人，尤其是香港人。也許這正是香港發生“占中事件”的深層次原因之一。決策者必須清楚，當一個公民把嘴封上無法自由表達願望之時，很可能行動就要失控。雖然我並不讚成以違法的方式占領公眾地盤，還是應依法行使自己的權力，但我深知，像王建民這樣的香港老記被抓，一定如同有人往正在燃燒的鐵爐裏添柴加油一樣，使執政者坐在火山口上。我請求中南海的領導下立即下令釋放王建民，就像朝火爐澆水一樣，救人如救己。

 

2014年10月3日於多倫多大學梅西學院。

自由亞洲電台10月3日首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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