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薑維平
1982年至2000年，作者先後任大連日報，新華社大連支社和香港文匯報記者，2000年12月至2006年，作者因揭露薄熙來貪腐而
李克強口若懸河，反腐有多少“幹貨”？
薑維平
在回答新加坡《聯合早報》記者提問時，李克強承諾要簡政放權和轉變政府職能，他說，你談到理想，凡事想要做成的話，總是要在理想和現實之間作出可能的選擇。這次改革方案核心是轉變政府職能，當然也是簡政放權。如果說機構改革是政府內部權力的優化配置，那麽轉變職能則是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說白了，就是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
這句話已經清楚地界定了中共選擇的不是完全意義上的政改，而是行政體製的小修小補，既使如此，他也承認，機構改革不易，轉變職能更難，因為它更深刻。他說，我經常在地方調研的時候，常聽到這樣的抱怨，辦個事、創個業要蓋幾十個公章，群眾說惱火得很。這既影響了效率，也容易有腐敗或者叫尋租行為，損害了政府的形象。所以必須從改革行政審批製度入手來轉變政府職能。現在國務院各部門行政審批事項還有1700多項，本屆政府下決心要再削減三分之一以上。
於是，他表示，不是說政府有錯位的問題嗎？那就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這是削權，是自我革命，會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覺，但這是發展的需要，是人民的願望。我們要有壯士斷腕的決心，言出必行，說到做到，決不明放暗不放，避重就輕，更不能搞變相遊戲。
這話當然顯示了他的決心，其中的所謂削減三分之一，可以列為“幹貨”，因為他容易使人們找到考核官員言論落實情況的指標，不過，我要問，還有三分之二的審批權限，也就是說，官員貪腐還有三分之二的空間，想尋租還有較大的市場，怎麽辦呢？
誰都知道，權利是由官員去行使的，尋租是一種權錢交易的惡行，管住官員，才能限製權力，現在不是表象的有幾多審批權項的問題，而是權力過於集中，沒有製約監督的問題，說白了，經濟上的多元化與政治上的一元化矛盾的問題，試問，政治領域沒有引入競爭機製，如何製約貪腐呢？假如允許中共黨內派別鬥爭公開化，合法化，或與其它黨派展開透明的競爭，不僅能保證中共不潰敗，而且能減少和杜絕貪腐，也利於國家統一與社會穩定，看來，李克強還是在中共18大報告的框架裏“壯士斷腕”，雖然喊得響，但甩開膀子幹很難，用左手斷右手談何容易？他至多在其任職時，以身作則，帶動一班人比較廉潔，再抓一些貪官，緩解一下社會矛盾而已，恐怕無法從根本上治理各級官員的尋租行為。
在回答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記者提問時，李克強又一次強調了新一屆政府反腐敗的決心，他說，腐敗和我們政府的信譽應該說水火不容，中國政府反對腐敗的決心和意誌是堅定不移的，這裏我也想表個態。為政清廉應該先從自己做起，己正，才能正人，這是古訓，也是真理。自古有所謂“為官發財，應當兩道”。既然擔任了公職，為公眾服務，就要斷掉發財的念想。我們願意接受全社會、接受媒體的監督。
毫無疑問，從李克強本人從政經曆看，他是廉潔奉公的，較之溫家寶，他沒有那麽多有關家人貪腐的無法查清的醜聞，我不知道他在河南任職的實情，但由遼寧官場提供的信息看，他可以稱為“做人先正己”的楷模，我也深信他所說的“為官發財應當兩道”的古訓是真誠的，不過，做為中國航程的領舵者之一，光自身正遠遠不夠，因為如此大業，需要集體的合力和各級官員的自律，如果僅僅潔身自好，就是一個令百姓失望的總理。
其實，李克強既是才華橫溢的博士，也是吃過苦，飽經風霜的“知青”，他心知肚明腐敗的根源所在，隻是身在官場體製之內而不能自拔，所以，他說，我們還要建立和完善不能貪、不敢貪的反腐機製，但他沒具體講什麽機製，比如，世界上風行的陽光法案，老百姓期盼了很久，但遲遲不出台，2010年我就發表了題為《公布官員財產應從政治局做起》一文，但沒什麽響應。當然，李克強，習近平，俞正聲等廉潔官員不怕公布，但其他人同意嗎？既便政治局統一了思想，他所代表的中央委員，候補委員，或各省市自治區的封疆大吏會讚成嗎？因此，還得走內鬥反腐的老路，故此，李克強說，讓腐敗行為、腐敗分子依法受到嚴懲，絕不手軟。更重要的是，要讓權力在公開透明的環境中運行，使人民能夠更為充分和有效地進行監督，這也是把權力塗上防腐劑，隻能為公，不能私用。
也許李克強自身也感到無奈，才做了一個具體的承諾，這一點應視為“幹貨”，他說，我們還要用簡樸的政府來取信於民，造福人民，要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政府就要過緊日子。前一段我收到財政報告，1—2月份，中央財政的收入增幅隻有1.6%，可以推想，未來財政再保持高速增長的收入態勢不大可能了，但是民生支出是剛性的，不能減，隻能增，那就需要削減政府的開支。這裏我們也約法三章，本屆政府內，一是政府性的樓堂館所一律不得新建；二是財政供養的人員隻減不增；三是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隻減不增。這三條中央政府要帶頭做起，一級做給一級看。
我想，李克強應當知道，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比如約法三章吧，第一，蓋了樓堂館所，變通一下欺騙上級，就很容易蒙混過關，舉例來說，90年代中期，薄熙來指示市政府投資建設了大連星海會展中心，老幹部告狀，朱熔基批示查辦，但薄熙來強令大光地產公司的香港商人林某造假，以港方名義與中方合作，出具假合同，假報表，這樣一來，就使這家典型的樓堂館所變成了中外合資的招商項目，輕易而舉地把朱熔基騙了，類似薄的官員比比皆是，李克強能鬥過狡猾的下級嗎？第二，財政供養的人員隻增不減，下麵增了少報不就行了嗎？反正統計局由地方官員任命管理，數字是小姑娘，可以巧妝打扮啊。第三，公費接待、公費出國、公費購車隻減不增，那麽，下級官員搞一些假發票找企業報銷就足以應付，李克強再精力充沛，既使三頭六臂也鬥不過地方官的“地道戰”。所以，這三條形同虛設，不如出台一條：官員財產公開製度，既所有官員每年應將個人財產刊登在同級媒體上，接受群眾的監督，這樣一樣，就挽救了無數的貪官及家人，也免除了內鬥受苦之憂。何樂而不為呢？隻要把這一點利弊講清楚了，就能說服下級廣大官員。試問，假如90年代初，薄熙來任大連市長時，就在《大連日報》公布個人財產，並從善如流，能有今天可悲的下場嗎？
由此，已經看出，以李為首的新一屆政府還是穿新鞋走老路，反腐靠兩點，一是“內鬥”，二是“榜樣引導”，前者不論抓多少老虎，蒼蠅，老百姓也不盡信服，總認為有不公平的派別暗鬥色彩，也會有一些冤假錯案；後者會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效果不大，比如，習近平出訪輕車簡從，不公款吃喝講派場，講享樂，近期中國各級官員有所收斂，連茅台酒熱銷都降溫了，這當然應當肯定，但他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腐敗的問題，隻能使貪腐手段更狡猾，“裸官”更多，海外轉移的不義之財更多而已。
總之，比對朱熔基和溫家寶兩人的誓言，李克強反腐的“幹貨”不多，想當初，鐵麵無私的老朱聲稱準備了一百口棺材，給貪官留著，但結果如何呢，有的貪官進了棺材，有的跑到了海外，老朱自身廉潔，對其也望洋興歎；溫家寶聲稱起訴美國《紐約時報》，但雷聲大雨點小。家人貪不貪，也是霧裏看花，不明不白的，“退隱林泉”成了笑料；李克強以神態動作盡顯破釜沉舟的決心，但腐敗這一亡黨亡國的利劍還是高懸頭頂，不能力除，不知道五年後中國會發生什麽，也許一切依然如故，也許真的沒有了“也許”。
縱覽中國網站3月18日首發
作者聲明：
阿海主辦的北運河出版社在《薄熙來奪儲敗亡記》一書的344頁至365頁，也公然抄襲我的文章《王立軍的自白》，同樣將麵臨訴訟。
薑維平獄中回憶錄《活人墓》即將出版，已匯款的讀者請耐心等待，尚未匯款的不要再匯，等新的銷售方式確定再議，作者聯係方式，郵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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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馬克思忽略了其中的資產階級的勞動和創造的價值。
資本主義的問題就是會走向壟斷和獨裁，走向破壞自由和公平競爭環境的方向。導致社會失去競爭的活力。產生類似於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中出現的問題。
正是因為馬克思深刻的揭示了資本主義的這個問題，對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良好的警戒作用。美國才出現了反壟斷法。但是美國的反壟斷是不徹底的。美國的發展的動力其實是來源於外部壓力，就是和蘇聯的競爭。
這種階級固化產生的問題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也同樣存在。如果不是麵臨外部的壓力，內部的統治階級沒有變革的動力。這就是美國的資產階級貪圖利益，把製造業轉移到中國的原因。這也是中國的資產階級貪圖短期利益，給印度搞基礎設施建設，培養競爭對手的原因。
馬克思的問題使用封建社會的方式（社會主義——勞動者有產，帶有按勞分配的鼓勵方式），和奴隸社會的方式（共產主義——勞動者都是國家的奴隸，無產）。用國有壟斷來解決帝國主義的壟斷問題。
問題是國有壟斷要依靠每個人都成為無罪的人（勞動時人類的第一需要)和政府的人成為聖人，不但無罪，而且智慧，道德一切完美無缺。這和《聖經》對人類的描述是不符合的。
所以說，不是共產主義不好，而是找不到適合實行共產主義的人類。
而馬克思主義有信奉進化論，希望篩選出適合實行共產主義的人的品種。結果沒有成功。如果這個實驗執行下去，普天下的人類都會被滅絕。
所以，人類離上帝多遠，就會離真理多遠；
人類離上帝有多遠，就會離民主有多遠。
但是馬克思的《資本論》中關於經濟危機的論述，點出了資本主義的要害。對後來資本主義的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結果，現代發達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的越來越像社會主義了。
而馬克思設計的社會主義，經過實踐檢驗，發現發展成了封建社會；而馬克思設計的共產主義社會，在實踐中成了奴隸社會。
北歐的發展其實也離不開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問題的深刻揭示。
現在中國正在麵臨著深刻的危機。
這場危機，其持續時間和範圍，影響會很深遠。也許是變形的第三次世界大戰。
中國如何應對，最終才能避免日益迫切的經濟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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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67751-1.shtml
《效率與公平的邏輯關係》
楊帆 新浪財經 2006年05月18日
抽象談論效率與公平的文章，浩如煙海。我們需要的，是結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把二者關係做具體的，曆史的說明。理論上的真問題，必須結合實際中的真問題，才能具有實際意義。
效率與公平的關係，是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之間的基本關係。所謂效率，主要指經濟微觀層麵，企業以最小投入獲得最大產出；但經濟效率也可擴大到產業層麵，指一個產業對其他產業的拉動效應，有前向關聯，後向關聯等；還可包括宏觀經濟層麵的總體效率，即經濟的長期可持續發展，波動的減少，防止壟斷，過度競爭，傾銷和重複投資，改善對外貿易條件等等。不能僅僅把經濟效率理解為單個企業的眼前利潤，即使單個企業的經濟效率，也離不開長期發展戰略，市場的占有率，長期合作夥伴關係，社會貢獻與社會形象等多種因素，不是單純的利潤指標可以代替的。企業的效率，前提是符合社會效益，如不能造成環境汙染，危害社會等，在現代生產中，企業活動的外部性問題已被尖銳揭露，脫離社會效益的企業微觀效率不能被社會承認，這一點在財務上也將體現出來，即把企業活動的外部成本內部化，打入企業成本以降低利潤，企業的虛假效率必然被剔除。
至於“公平”，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主流派經濟學家長期所忽視或者有意排斥的問題，他們的學術理由之一就是：效率有明確的指標可衡量，而公平的概念太泛，不能量化。其實，國際社會對於公平越來越重視，並給出了明確概念。2000年10月，180個國家元首簽署的《千年宣言》概括了世界銀行奮鬥目標：消除饑餓和極度貧困；普及小學教育；消除性別歧視，賦予婦女平等權力；降低嬰幼兒死亡率；減少孕產婦死亡率；消滅愛滋病、瘧疾等疾病；實施國家可持續發展戰略，扭轉環境資源的耗竭趨勢。根據中國青年報采訪世界銀行專家鄒恒甫，社會公正至少包括四大內容：
第一，機會均等。每個公民都具有基本相同的發展機會。機會均等要求，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公共政策向機會最少的那部分人傾斜，以增加他們的發展機會。例如，教育是影響人們發展機會的關鍵因素之一，公共政策應該保證窮人也能享受基本的教育。
第二，過程公平。雖然公民的先天稟賦，如身體狀況、智力、家庭環境存在很大差異，但公民利用自己的稟賦、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回報的過程必須是公平的。人們不能因居住地、性別等方麵的差異而受到歧視。例如，農村居民必須同城市居民一樣，完全平等地參與競爭，同樣的付出應該得到同樣的回報。
第三，按貢獻進行分配。根據每個成員對社會的貢獻大小進行有差別的分配，多努力者多得回報。
第四，確保基本生存條件。社會必須給每個公民基本的生存和發展機會，避免一部分公民陷入絕對的貧困和被剝奪狀態。這就是說，政府必須調節資源的配置結果和收入分配格局，以維持每個公民最起碼的生活標準。
四個內涵之間可能出現衝突，例如為實現機會均等和避免絕對貧困，必須對弱勢群體進行政策傾斜，會影響過程公平。阿馬蒂亞·森在其名著《以自由看待發展》中指出，社會公正的具體內容和具體體現取決於每個社會自己的選擇，隻要社會的決策過程是民主的、每個成員都有表達自己偏好的正式渠道、政治決策機製能綜合每個公民的意見，社會選擇的結果就是可以接受的。
依據國際上中等偏下的水平，中國教育支出，醫療衛生支出，社會保障支出應各占財政支出的六分之一，共占50%；按財政收入占國內生產總值30%計算，應達到GDP5%，三項共占15%。
國際思潮可以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劃線，主張效率優先的為右翼，主張公平優先的為左翼。我以此為依據，又加上手段的激進與溫和，把中國社會思潮劃為溫和左翼，溫和右翼，激進左翼，激進右翼四種思潮。我主張溫和右翼與溫和左翼合作，既反對激進左翼(原教旨計劃經濟思想)，也反對激進右翼。中國思想界的思維慣性實在太嚴重，許多人至今把“左傾”作為最主要的危險，對於新的“激進右翼思潮”缺乏警惕，甚至作為“改革開放大方向”加以維護，這就是主張以腐敗為機製，將權力與資本相結合形成“精英聯盟”，進一步買辦化，走對外妥協，對內剝奪大多數人民的“拉美化”道路。事實證明我的擔心是有道理的，中國改革開放自1995年以後，在保持經濟高速增長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的同時，忽視了對腐敗的控製和對受損階層的補償，正在一步步滑向這一方向。
效率與公平的關係，在經濟方麵可以歸納為“經濟增長與收入分配的關係”。公平是指社會成員的收入均等化，效率是指資源的有效配置。計劃經濟有天然的公平取向，忽視微觀效益；市場經濟則重視微觀效率而使收入差距拉大，這是效率與公平背後的體製因素。
官員財產公示--瑞典240年前就已開始 民主並不是最先從美國開始的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675721-1.shtml
蔣介石的軍隊主要是維護地主階級利益的軍隊，作戰的動力就是對地主階級利益的回報；
而毛主席的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作戰的動力就是人民的利益回報的盼望；
美國的軍隊就是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軍隊，作戰的動力是維護資產階級的利益；
而印度的軍隊是維護封建領主利益的軍隊，作戰的動力是維護封建領主的利益；
這也導致了蔣介石的軍隊漢奸多；美國的軍隊的人怕死；印度的軍隊隻會吹牛，而沒有凝聚力的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的曆史上往往一個幾千人的軍隊就能橫掃全國，因為階級固化和弱民政策確實方便了地主階級的通知，但是導致了防禦外地能力的不足。北方少數民族幾千人的軍隊就能不斷的掠奪擁有長城和天險防護，以及擁有先進生產力武裝起來的上百萬軍隊。根本原因是地主階級為了內部的階級鬥爭和階級壓迫，不讓軍事思想和軍事技術普及，也就影響了提高。導致先進的軍事思想和技術得不到傳承，進步和發展。對優秀軍事將領的防範，更甚於對外地的防護。
就是因為階級鬥爭，階級壓迫，讓社會失去了凝聚力。失去了一致對外的動力。而儒家文化提倡忠心，卻培養了大量的漢奸，就是因為儒家同時是用禮法進行內部壓迫嚴重的宗教。日本的武士道通過引進禪宗的心理學訓練，表麵看培養了大量的忠心的武士，但是這些武士背叛起來，同樣是忠心的日奸，為美國軍隊效力的日本軍人，在對付日本的勇敢和對美國的忠心，真是讓美國軍隊歎為觀止。
而北歐的軍隊，並沒有太多的進行忠心的訓練，然而因為階級壓迫的程度低，基礎福利和社會保障比較好，所以全國人民忠心耿耿，往往以小博大，創造出很多戰爭的奇跡。
奴隸社會和共產主義社會是通過權力和專政工具來控製勞動力，讓勞動力無產。初期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但是長期會導致階級固化，勞動力失去未來的盼望，奴隸主和政府失去進步的動力；
封建社會和社會主義是通過權力和專政工具控製勞動力，同時通過物質獎勵，來提高效率。但是長期也會導致階級固化，勞動力失去未來的盼望，地主階級和政府失去進步的動力；
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完全是通過物質獎勵，來提高效率。但是經濟危機是難以避免的屙疾；長期也會導致導致階級固化，勞動力失去未來的盼望，資產階級和政府失去進步的動力；
現代資本主義，可分為以美國是重效率型，北歐的重公平型和德國的綜合型。是通過自由（公平）競爭，市場經濟，來提高效率；而法律至上，人人平等，反壟斷，新聞自由來打破壟斷和階級固化，來解決經濟危機，相對的抑製階級固化，所以是目前為止最為成功的製度。
中國現在是處在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通過人口和規模優勢，實現了競爭力和經濟的騰飛。通過入世貿組織，給了中國巨大的市場。帶給中國巨大的發展空間。但是這個空間已經接近飽和了，需要參考美國和北歐的經驗，實現人均收入達到美國和北歐的水平。那麽中國的GDP將達到美國的5倍以上。加上中國的產業體係完整，將使中國重新成為世界超級強國。
現在那些所謂的人民代表其實是：官僚階級的代表，資產階級的代表和貴族階級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