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初年尹昌衡西征（ZT）

民初的四川都督尹昌衡， 率川軍西征， 實際上隻到了川藏的邊界，應該就是後來西康靠西藏那些地方，因為要準備和英國人打交道，尹昌衡就雇了我祖父作為英語秘書， 聽家裏老人說起過， 不知是什麽人介紹祖父去的， 應該和華西協和大學有關，祖父說過去川邊的生活非常艱苦，又危險， 這支隊伍仗其實打得不多， 路途上出過很多驚險故事， 祖父幾次騎馬差一點滑入深淵。

還有一些小故事， 在軍政府成立後， 誰也不願意擔”殺趙爾豐“的惡名， 沒法， 尹昌衡叫人端了一盆清水， 先洗個手， 然後簽署了砍趙爾豐頭的命令， 到底表示什麽， 不知道。

後來尹昌衡的眼瞎了，國民黨逃離成都時， 不願帶上他， 他趕去了飛機場， 也沒能上成飛機。

 

轉載者

民國初年尹昌衡西征及結束原因探究

時間: 2010-11-02      作者： 張天陽

 

摘要：民末清初是中央與西藏地方關係極其複雜的一個時期。當時，英國企圖利用中國社會新舊變革的時機，策動西藏“自治”，並支持藏族上層大貴族大農奴主在西藏和川邊挑起戰火，一時間，形勢十分危機。在千鈞一發之際，四川都督尹昌衡受命率軍西征。西征之初，川軍有過一些十分輝煌的戰果，對英國及其西藏上層少數分裂分子起到了極大地震懾作用，但最終無果返。有關川軍西征的整個過程尤其是對於西征因何停止這一問題上，學術界尚未進行詳細的探討。本文以近代在中國影響巨大的《申報》作為研究涉及西征的主要資料來源，力圖對民初尹昌衡西征進行一個較為深入和全麵的考察。

關鍵詞：袁世凱政府 尹昌衡 十三世達賴喇嘛 申報

一、清末民初的藏中亂局

　　1911年，我國爆發了舉世震驚的辛亥革命，革命以摧枯拉朽的氣勢迅速瓦解了滿清政府的腐朽統治，結束了在中國綿延2000多年的封建專製製度。當革命的浪潮洶湧席卷全國的時候，英帝國主義卻趁機煽動避居印度的十三世達賴喇嘛以及西藏上層分裂勢力，妄圖將西藏從中國的版圖中分裂出去。當時，不僅藏中形勢大壞，與川滇搭界的藏邊地區也警報頻傳。在趙爾豐改土歸流時失去權勢的舊土司和寺廟也趁四川局勢混亂、川藏交界處防衛薄弱的時機，大肆驅趕地方官與漢族群眾，製造“排漢”。在少數西藏上層分裂分子的唆使下，叛亂武裝頻繁東向，竄擾川邊，先後攻克了鄉城、定鄉，江卡、稻城、理塘、河口、鹽井等處，巴塘、昌都被困，川邊形勢陡然直下。

　　藏軍內犯對於川滇兩省形成了巨大的威脅，尤以四川壓力最大。有關各省告急電文紛紛致電中央政府，要求及早彈壓。各類媒體也對藏中混亂以及川邊危機表現了極大地擔憂，《申報》專電提到了“藏眾擁戴達賴獨立，勢甚危急，某國借保護為名施其進行手段，袁總統連接四川都督密電謂：川中亦受影響，請速設法維持。”鑒於川邊形勢日壞一日，袁世凱政府於民國元年6月14日，命令四川都督尹昌衡西征平叛，由此拉開了尹昌衡西征的序幕。同時為了配合平叛，免生枝節，當時的外務總長陸征祥 “謁英使告以川兵已經入藏，請守中立。並詢各國承認日期。”

二、尹昌衡西征

　　尹昌衡 (1884-1953年)原名昌儀，字碩權，號太昭，四川彭縣(今彭州市)人。他早年曾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勝利之後，平定了在成都發生的兵變，在各方代表的支持下就任大漢四川軍政府都督。隨後不久 ，尹昌衡又設計擒殺趙爾豐並整編趙的巡防軍，這些舉措使尹昌衡在川中的地位鞏固起來。民國元年三月成渝兩軍政府合並，在張培爵的積極推舉下尹成為正都督。此時“他認為全川既統一於一身 ，鴻圖大業已奠定了基礎，應即因勢乘時謀取進一步之發展。且以本人係於世事紛亂中僥幸地登上大位的，若無其他功業 ，恐不能見重於時。適逢西藏地方政府有進兵川邊裏塘之舉 ，為‘安定邊疆 ，鞏固國防’，臨危請纓 ，最終得以應允。” ¹

　　史學界有關記載尹昌衡西征方麵的文章和材料相對較少且比較零散，涉及到西藏近代史的主要藏學著作對這一事件基本上也是簡單帶過，未曾詳盡和深入。而在民國時期影響頗大的《申報》在當時對此次行動十分關注，並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與評論，這為更全麵了解民初西征的真實情況提供了彌足珍貴的材料支持。

　　川軍征藏分為兩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西征軍先鋒隊朱登五領兵西征。第二個時期為尹昌衡親自掛帥領導。有關此次西征始末，《申報》給與了極大地關注，對川軍西征進行了全程細致的報道。通過《申報》當時刊登的要聞，可以發現大眾對於這次西征十分關注。《川人歡送西征軍》一文，體現了四川各界對西征寄托的很大希望，並十分讚成其事。“六月十六日四川西征先鋒隊朱登五君出發，舉凡軍政警商各界以及各學校學生各法團代表於夫城廟內外之男女老幼均執歡送旗幟，從南門大街起直至武侯寺紅牌樓外歡送，一時路為之塞。尹張兩都督及羅梓青先生等均在武侯寺拱侯西征軍人到時，軍樂悠揚炮聲隆隆，校生唱歌人民鼓掌。頗極一時之勝。”同時尹昌衡告誡出征軍人，“軍人第一要軍紀。第二要名譽，須知此次出師藏人為五族之一部分，不可視之為異種，總要以攻心為上。若能達到目的，他日歡迎必比今日更勝雲雲”。 ²

　　“尹昌衡自成都親征之後，西征就如狂風之掃落葉， 不過三月時間， 基本上把康區叛亂弭定， 失地收回”。 ³ 聞此消息國人精神為之一振。《申報》在此次西征取得初步進展的同時，詳細記錄了尹昌衡對於川邊的安撫措施及其對於藏事的遠景規劃。尹昌衡早在啟用西征軍總司令關防之時，就曾告諭藏民：“照得你們西藏地方就為四川保護各營需餉動輙钜萬皆我四川擔任，自反正以來亦複照常保護你們。今天你們輒敢抗拒官兵蹂躪我漢民，實屬目無法紀。今本都督決定統領大兵前來征剿，你們如能回心向化，本都督寬其既往一概不究，自當加意體恤。如果你們執迷不悟，頑梗不化，本都督絕難寬恕，大兵到來玉石俱焚。”⁴
 
　　而有關尹昌衡具體的征藏計劃，根據《申報》要聞《尹昌衡之遠征夢》中記載，尹昌衡是這樣規劃的：“有防軍十餘營久戍爐西能戰耐苦，番地情形尤為熟悉，擬將召集昌都親加整頓，秩教以大義輸以盛情更撥告奮勇之精兵數百名，令一穩練沉勇之將統之作為前鋒直趨拉薩，昌衡親禦陸防各軍繼其後，仍一麵派遣呂嘛分途演說安達賴之心，布民國之惠宣宗教之旨偵藏番之情務。使畏威懷德傾心向化。……擬請授昌衡邊蜀宣慰使名義，率領衛隊進藏為他日與外人談判，即抵拉薩任我設官，鞏固共和在此一舉。” ⁵

　　不但如此，《申報》還記載了當西征軍在取得了一係列勝利的大好形勢下，尹昌衡欣喜之餘，不禁開始對川邊與西藏的未來加以謀劃。他在一封寄往成都的信中，提到“邊藏乃錦繡河山，滿清得時，如獲石田。大臣誤國可謂至矣。若著得手，數年之內可以不仰給於內地，十年之後可以大助內地矣。經營詳情現在調查，編集後當公布。此刻隻以撫為第一著。弟據昌都入拉薩奪其勢得其心，然後飛速回成都並入京既定條件，果能內外翕同，弟願盡五年之力開發此土，望諸君讚助。” ⁶

三、對西征失敗原因的探究

　　關於尹昌衡西征結束的原因，學術界眾說紛紜，大致有三種看法，首先是袁世凱因受到英國政府脅迫，基於壓力被迫頒布命令停止西征。當時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急於獲得英國承認並得到各國銀行的貸款來維持政權，正如赫伯特·亞當斯·吉本斯所說：“如果他（袁世凱）拒絕象舊的帝國政府那樣，繼續出賣中國的利益，外國公使們隨時可以合夥阻止他撈錢來維持他的政府。” ⁷

　　第二是治藏策略發生了變化。孫中山在與袁世凱會晤時就說到“自尹司令進藏迄今數旬 ，雖無失利，然傷人耗財 ，究屬得不償失。且達賴背叛之原因，大半受外人之運動所致。故收拾西藏 ，亦須由運動著手 ，施以種種政策，如誘以爵位，餌以重幣等類。若徒恃征伐 ，不惟無濟，且恐堅其外向之心。”⁸ 孫中山的策略最終被袁世凱所采納，於是政府將政治政策為主，軍事平叛不再是唯一手段了。

　　第三是因為在尹昌衡剛剛就任川督不久就匆匆西征，並且長期領兵在外，日子一長，川省內部的各種矛盾便顯現出來了。由於一部分人支持代都督胡景伊扶正，尹昌衡基於代替胡景伊回川主政的迫切願望不能專心於征西。

　　除以上幾點，筆者通過對《申報》材料的閱讀整理，認為之所以停止西征，既有客觀條件的束縛和形勢的不利，也有尹昌衡個人的原因。

　　從客觀條件來看，當時西征軍糧餉並不充裕。從籌備西征的開始直到最後，催促軍費糧餉的電文就未曾停頓。《申報》的公電《四川都督請分擔援藏軍餉電》中記載，尹昌衡在親征之前曾要求：“此次一切昂貴軍餉較內地加多，糧米由雅州採販運至察木多每擔二白餘斤，需運費二十五六兩，合計原有邊軍四千餘人及陸續新派各標兵額一萬數千人每月額派全支約計三十餘萬兩，為數甚巨… …川省每月勉能擔任十餘萬兩，不敷甚巨，應懇大總統念及邊藏關係大局，電令各省都督量力分擔此項軍餉，以期士飽馬騰不致中道嘩變。” ⁹《申報》的《征藏問題種種》一文中寫到：“（尹昌衡）力言進攻拉薩之難，… …此間形勢險要，進攻匪易，迭與總司令朱登五籌商總以兵少將缺為慮，而餉糈一項尤為緊要，伏望政府速即籌劃餉項並添派健將多帶勁旅即日起節西征以補昌衡之不足。” ¹⁰《川軍電乞粵餉》中又再次提到了川省財政拮據：“川省去歲變亂後財政奇絀，加以此次出師驟增巨費，既承堇念大局如能協助巨款以濟餉源不勝感銘矣。” ¹¹

　　另據《申報》所載的一篇記錄尹昌衡條陳的電文中，其“厲言川邊之困，至上年十月止，積欠政費十九萬八千九百兩，商款五十七萬三千三百兩，餉項六十三萬六千一百兩，上年冬臘兩月亦需銀五十萬兩。” ¹²按此算來，缺口居然將近二百萬兩之巨，而各省又各自為政互不統屬，以言辭推諉。所以糧餉器械的補給就成為製約川軍繼續西進的一個重大問題。而川邊經過尹昌衡西征之後的種種舉措進行安撫，雖然局勢粗安，但是藏軍經常對川邊各城鎮進行竄擾，而當地的漢藏人民也尚有畏懼之心，後方不很穩定。

　　不久之後，尹昌衡離川赴京催餉並向有關部門陳述自己的籌邊治藏思想，在他看來，西征軍“目下餉盡糧絕不能死守，一旦軍潰，藏番加入邊省何堪。邊事非餉不能辦也”¹³。 而在尹昌衡到達北京逗留三個月後，邊將在請其速回任上的電文中談及川邊形勢時不無沮喪，“稻鄉等處伏莽尚多，倘軍心解體匪徒煽惑，地方擾亂，誰任其咎。” ¹⁴從《申報》通過駐打箭爐的記者發回的電稿中也可窺其一斑，“邊軍欠餉已有三月之久，謠言四起險象環生。前月梢有四團兵士向營官索餉，幾釀變亂。”¹⁵ 因軍餉糧草積欠所造成的軍心浮動士不用命的消息時常見諸報端。可見此時川邊的形勢已經陷入了攻已乏力、守亦堪憂的被動局麵。

　　綜合來看，西征的停滯還有尹昌衡個人的原因。

　　首先，尹昌衡其人性格剛愎自用、好大喜功。要聞《尹都督親統征西軍出發紀盛》曾記錄“議員對於都督亦當有所規勸，都督之病根在自誇與自滿，並有以英雄自待而不欲人為英雄之心。如能將此三病屏去，入藏始有好結果。” ¹⁶

　　第二，尹昌衡還有濃厚的地方主義思想。“四川光複前後確實存在一個川籍軍人集團，這個集團的代表人物就是尹昌衡”，¹⁷ 早在革命初期他就積極“排外”，因此在西征過程中他所代表的川籍軍人集團有著濃厚的地方主義思想，拒絕川省以外的軍隊協同西征。《申報》多次在報道中記錄，尹昌衡雖然在征西的行動中兵力不豐，“電請派援隊赴西”，卻還聲稱“川有健兒何勞外師……餉可外增，兵則川出”，“援藏兵隊萬勿梗遣派”。¹⁸

　　第三，尹昌衡在與胡景伊爭奪川督一事上，為達目的，在1912年10月4日與袁世凱的電報中聲稱“查成都狀況，自軍民分治以來，辦事每生衝突，軍政兩屆，思望昌衡內渡，業已函電交馳。昌衡既守鈞命，不得直抵拉薩，則江達以東，傳檄可定，一俟善後，辦有端倪，即當回顧根本重地，屆時繼此鎮撫使者，實非景伊莫屬。先此密陳，以備藥籠[?]。祈即任命，以定人心。”¹⁹ 期冀借用中央政府之手回川主事，在剛剛收複的川邊地區局勢尚不穩定的時候，將胡調至川邊。可見在西征與回任川督的現實利益之間，他選擇了後者。

四 結語

　　總的來看，民初轟轟烈烈的尹昌衡西征失敗的原因是多方麵合力的結果，而並不像我們時常看到的，將責任全部歸咎於袁世凱政府對英國的軟弱妥協。而即便是西征的失敗無可挽回，但它的影響十分深遠。由於在袁世凱政府倒台之後，中國內地陷入了軍閥混戰的時期，中央政權也如一句諺語“城頭變換大王旗”一般，頻繁更換，由不同軍閥把持。在這種情況下，無論是南方的革命派還是北洋政府根本沒有能力與精力關注和解決繁多的涉藏事務。這樣一來，川藏雙方的實際控製區基本沿襲了尹昌衡西征之後的一個結果，並一直延續到了國民政府時期。

注釋：

1 黎仕明 陳明：《尹昌衡西藏戡亂》，成都： 四川大學學報，2004年增刊，第51頁。
2 《申報》1912年8月2日。
3 黎仕明 陳明：《尹昌衡西藏戡亂》，成都： 四川大學學報，2004年增刊，第59頁。
4 《申報》1912年7月14日。
5 《申報》1912年9月1日。
6 《申報》1912年9月14日。
7 （印度）蘇奇塔·高士：《中印關係中的西藏》，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版， 第127、128頁。
8 《孫中山全集》第2 卷 ，北京：中華書局 ,1982年第1版,第452 頁 。
9 《申報》1912年6月21日。
10《申報》1912年8月9日。
11《申報》1912年8月17日。
12《申報》1913年12月23日。
13《申報》1913年12月7日。
14《申報》1913年12月20日。
15《申報》1913年12月23日。
16《申報》1912年8月3日。
17 邱遠應：《尹昌衡出任川督引起的思索》，成都：《西南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1期。
18《申報》1912年8月29日。
19《西藏研究》編輯部：《民元藏事電稿》，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 1983年02月第1版第89頁。

尹昌衡西征之影響

時間: 2010-12-16      作者： 塔娜,喜饒尼瑪

 

（文章摘自《尹昌衡西征評述》）

　　民國初年，民國政府“內顧國勢淩夷，無多武力足為後盾，外瞻國際情勢，正需列強承認”，在此內憂外患危難之際，尹昌衡“以國家之務為己任”主動提出平定西藏動亂的請願，統籌藏事。盡管，當時“尹昌衡所統領的蜀軍才成立三個月，所編軍隊僅一旅”，而且“長途跋涉，深入藏區，加之餉源又缺乏”，困難重重，但他置個人安危不顧，以國家安危社稷為重任，力主平定川藏動亂。也正是因為有尹昌衡這樣愛國的仁人誌士的存在，才使西征軍棄政府之軟弱，壯軍民之士氣。此後，民國政府一改過往之外交政策，由委曲求全轉為義正詞嚴，首次突破帝國主義的阻力，統籌藏務，剿撫並進，恩威並施，顛覆了清末中央政府治藏的妥協政策。同時，尹昌衡的西征也向英帝國主義表明，民國政府完全有能力解決西藏問題，其蠶食我國領土之野心終究不能得逞。尹昌衡西征對捍衛國家主權、保衛領土完整，遏製西藏分裂勢力，穩定川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一)捍衛國家主權，保衛領土完整

　　1.遏製了英帝國主義通過外交施加壓力分裂西藏的圖謀

　　尹昌衡西征伊始，英帝國主義恐損害其在西藏的既得利益，多次向中央政府就西藏問題提出抗議，百般阻撓西征。1912年6月17日，英駐華公使朱爾典先是就尹昌衡西征向中央政府提出了質詢，22日外交總長陸征祥赴英館答複稱，麵告英使“川兵入藏，全為平亂，至希英國嚴守局外中立”。次日，朱爾典謁見袁世凱表示：“如果中國政府調兵入藏，擾亂地方，牽動大局，所有責任惟中國是問。”而袁世凱則答複：“民國政府因西藏動亂而出兵征討，屬當然權限內，斷非他國所容喙。”此後，中央政府頂住英帝國主義壓力，於“8月11日，向匯豐銀行借款四十萬元，分給西藏辦事長官鍾穎及經略使尹昌衡，作為討伐軍費，並令尹昌衡督師從速前進。”又於8月13日，發表《滿蒙藏之主權五事》聲明，“民國對於各國僑民力任保護，各國不得借保護僑商為名，增加軍隊及分派駐紮等事；現蒙、藏亂黨反抗民國，是為國際公法所不許，外人不得為蒙、藏亂黨之主使者。”這實則告誡英國政府勿幹涉西藏問題。

　　中國政府之舉動，令英國人極其不滿。8月17日，朱爾典奉英外交部格雷之命，向中國外交部正式提出“五點抗議”，不承認中國有幹涉西藏內政之權。此後，於9月7日，12月14日連續向我外交部提出抗議，並謂“如中國不答應的話，英國當以實力幫助西藏獨立”。

　　最終，中國外交部於12月23日，就英國政府的“五點抗議”逐條加以駁回，並提出“中英為友誼之國，而有此等舉動，中政府實為抱歉，深望早日取消此舉”。中國政府敢於抗爭，並嚴正聲明對西藏的主權地位，讓英帝國主義為之惱怒，於是加緊了通過外交手段幹涉西藏事務，先是認為“尹昌衡迨之最近又率師進攻巴塘、理塘、雖為藏兵擊退，尹於此時增調軍隊，圍攻鄉城，仍欲由此進攻藏地”，後又稱“民國政府此次回答毫無誠意”。對於英帝國主義的蠻橫幹涉，“中國政府則以西藏為中國領土，若秩序不寧，中政府用兵與否自有主權，非外人所得幹涉”予以回擊。

　　由於中央政府在外交上的不妥協，與英帝國主義的不斷抗衡，最終，“翌年2月7日，駐英公使又偕同該使館書記、漢務參讚巴爾敦氏赴外交部，當麵向陸總長聲明：該國政府並無占據之事，嗣後對於西藏嚴守中立。中國再有用兵之舉，英國決不幹涉。此次複議較前議有明顯不同”。

　　“英人恃勢要挾，而我方極力堅持，由此可觀之一二。我國當局在交涉上，較以前有較大進步。”。另與1912年11月3日簽訂《俄蒙協約》時的委曲求全相比，北洋政府就西藏問題的義正詞嚴，維護國家主權之舉，此實有賴於尹昌衡在川邊駐有重兵。

　　2.遏製了英帝國主義通過武力分裂西藏的圖謀

　　英帝國主義長期以來窺視我國西藏，離間中央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係。“英帝國乃乘我國鞭長莫及之秋，以先發製人之舉，一變其和平侵略之態度而為武力侵略。彼其用心，固欲由喜馬拉雅山鯨吞四川全境，舉東西諸地悉歸彼勢力範圍之內也。”“1911年，英帝國先唆使藏人驅逐清軍助其獨立，又乘機東進，欲進攻四川”；“是年12月28日，英軍300餘人竄入察隅南界德能村”；“翌年1月6日，英軍千餘人進占察隅的熱巴、瓦弄一帶，據察隅隻有一站多路”；“後又於1912年1月16日命駐紮西藏之英兵自西藏經阿墩直向麗江府前進”。英人之野心，路人皆知。

　　據貝爾回憶，1912年6月，十三世達賴喇嘛返回亞東時，麥克唐納曾麵告，“謂彼將努力與中國人在拉薩交涉，若不能解決，望派我前往調停。吾政府於其行也，告以吾等願見西藏在中國宗主權之下，實行內部自治，不受中國幹涉。”當時，英外務大臣格雷，就如何助西藏獨立做了詳細說明，“藏人能先將拉薩華兵擊敗，並將其援軍擊退，則等至冬季，道路杜絕，英俄自有容喙之機會。至是而脅製北京政府，扶持西藏獨立，非不能也。”然而，“六月下旬，藏軍於拉薩川軍駐地周圍掘開塹壕，至7月6日行總攻擊，一麵圍攻川軍，一麵將打箭爐、河口電線割斷，阻其援兵，8月25日，尹昌衡援軍抵爐關，先鋒隊則已到達理塘，從事攻擊，進軍拉薩”。西征軍進展順利。

　　至此，英人欲通過武力助西藏獨立之想法有所收斂。1913年5月，英使朱爾典謁見外交陸總長時，“稱：接該國外交大臣愛德華二電：(一)前進拉薩軍隊已全退出藏地。惟留一師團，命璞哈斯本德留駐藏印交界地方。(一)該政府決不再派兵入藏。照中英藏約，尊重中國在藏主權，以保全英國在藏埠商權”。

　　(二)對西藏分裂勢力以極大震懾。

　　1912年初，在英帝國主義的策動下，十三世達賴喇嘛命達桑占東等在西藏組織民軍圍攻江孜、日喀則和拉薩的川軍。藏軍連敗川軍時，十三世達賴喇嘛自大吉嶺入藏，提出：“內地各省人民，刻以推翻君主，建立新國”，“身著藍色服者，即新國派來之官吏，爾等不得供應”，“苟其地居有漢人，固當驅除淨盡”，“總期西藏全境，漢人絕跡”。另外，藏軍還趁機占領巴塘、裏塘，勢頭甚猛。

　　自1912年6月以來，尹昌衡所率眾部，長驅直入，一路恩威並施，藏軍士兵多聞風而逃。“1912年7月26日，聯豫、鍾穎又致函十三世達賴喇嘛，勸告他‘和平了處’，並將中央調兵入藏及川滇軍奉命西征的電文隨函轉抄”，十三世達賴喇嘛為之大震，產生了與中央政府和談的願望，於是先在“7月30日，達成了西藏地方與拉薩駐軍停戰協議”。此後在8月間，又因“尹昌衡所率的先鋒隊二營先在河口擊敗藏兵，又圍攻裏塘的藏兵，一時間前藏秩序大亂”，“西藏兵馬五千餘“，“旋聞援兵至，棄地而退”，十三世達賴喇嘛也隻能是“亦冀罷兵”。

　　根據《西藏六十年大事記》載，自民國政府於9月宣布川軍停止進藏以後(此時的尹昌衡眾部仍駐留川邊，隨時等待命令，進軍西藏)，十三世達賴喇嘛“派人赴新疆，通過新疆督軍袁大化，向北京民國政府提出了漢藏恢複關係的五個條件”；與此同時，“又派人赴打箭爐，與尹昌衡進行談判，都以‘藏民與滿蒙回民族一律平等’為前提，承認‘西藏領土仍在中國政權之下’”；10月，還主動給中央主管西藏問題的蒙藏事務局總裁貢桑諾爾布寫信，“去冬川省起事，藏中至今未靖，意欲維持佛教，請轉呈妥商”。另於12月29日，十三世達賴喇嘛又電告駐印交涉官紮喜旺堆，“承認共和之意，業已電致大總統”。翌年2月3日，“命令邊務大喇嘛洛桑吉麥結，致雲南都督蔡鍔，懇息戰緩兵，並懇委員到境查辦”。由此觀之，尹昌衡西征的節節取勝，給西藏分裂勢力極大威懾，使其分裂西藏的行徑有所收斂，此後川藏爭論的焦點已由“武力驅逐清軍轉變為川藏劃界及和談地點等問題”。十三世達賴喇嘛對中央政府的態度有所緩和，在與中央政府繼續爭論的同時又不乏聯係。

　　(三)尹昌衡西征對川邊的穩定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英國人曾說：“西藏雖親向自主，尚不欲與其在政治上聯合已久之中國完全分離。”因為“西藏之官吏僧侶人民中，有左袒護中國黨”，“在農民中，吾等亦時時聞其盼望中國複來”，就在西藏發生動亂之際，“藏人即喇嘛之一部分，皆暗通華人方麵”，“或則接濟華兵糧食”。對於大多數藏族老百姓而言，並無分裂之意。尹昌衡西征是一場反分裂的鬥爭，它符合廣大藏族民眾的意願，是人心所向之舉。

　　另外，尹昌衡進軍川邊後也采取了一些積極的措施安撫民眾，化解了川藏矛盾，深受擁護，更為抵製分裂贏得了廣大群眾支持。這期間，尹昌衡“一麵取消土司，分期設治，納降撫順，宣布恩施，又招集散兵，保護宗教，踏勘礦地，招徠商民”。對於“僧眾一草一木、顆米文錢，皆不收受，兵雖多，炮雖多，卻恭順番民，並不亂殺一人、發一彈，隻是保護”，而非“從前滿清官吏，動輒需索，動輒剝削，動輒殺戮”。尹昌衡所到之處宣揚“民國之惠，崇教之旨”，使之“傾心內向”。“尹昌衡撫及番民，保護寺廟僧眾，深受番民喜好，尹都督真為護法佛也，於是群生覺悟，皆大歡喜，鹹傳遠邇，番眾大服雲雲。”“尹都督熟悉藏情，素得藏民信仰者，馳往宣威，與其聯合，恩威並用，則藏亂不難平”。此外，“尹昌衡在川邊原有舊製的基礎上，設置了一些縣府、官職，加強川邊管理”，又極力促進川邊經濟的發展，軍政皆整，使得川邊呈現出了和諧的景象，這在極大程度上促進了各民族的團結，對川邊的穩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盡管，轟轟烈烈的西征最終因英帝國主義的阻撓以失敗告終，未能實現尹昌衡的宏圖大誌，但卻是西藏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西藏地方分裂，重蹈蒙古覆轍”，為川邊通過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矛盾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說尹昌衡西征功不可沒。

　　新中國成立後，賀龍總司令員，中共中央西南局書記鄧小平，都對尹昌衡給予了高度評價，認為“尹昌衡先生對國家、對民族是有貢獻的”。尹昌衡其人頗具傳奇色彩，其西征意義重大，是值得今人緬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