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戲： 1967-1968年的省級權力機構嬗變 （ZT）

1967-1968年的省級權力機構嬗變

黃力民


　　 1967年1月30日，山西省委第一書記衛恒在羈押中去世，山西省最高權力已於半月前落入新生的革命委員會手中。事實上，中國所有29個省市區的黨委、政府都在1967年1月中止，29名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已有雲南省閻紅彥自殺，北京市彭真、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夫、河北省林鐵、甘肅省汪鋒被撤職，餘下的人也都將等待命運的安排。


　　 1966年12月26日中央文革成員出席毛澤東生日宴，毛澤東作驚人之語“祝全國全麵內戰開始！”八天後張春橋、姚文元赴上海策劃奪權，1月6日上海造反派召開“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1月11日政治局會議通過《致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團體的賀電》，賦予上海奪權的合法性，事實上宣告全國省級權力機構的中斷。


　　 此後，1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山西1月14日《奪權通告》，30日刊登“青島市革命造反委員會”1月22日奪權消息，2月1日刊登貴州省造反派奪權消息，2日刊登黑龍江造反派奪權消息，3月2日播發山東省2月3日奪權和革命委員會成立消息。3月31日《紅旗》雜誌社論為新的權力機構正名，毛澤東指示“在需要奪權的那些地方和單位，必須實行革命的‘三結合’的方針，建立一個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無產階級權威的臨時權力機構，這個機構的名稱，叫革命委員會好”。新生的上海市、山西省、貴州省、黑龍江省、山東省革命委員會，加上4月成立的北京市革命委員會，這是全國首批六省市權力機構嬗變。自此到1968年9月5日，文化大革命圍繞這一目標而進行。


　　 “奪權”的構想，至少可以追溯到1963年9月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稱“農村有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1966年5月政治局會議發布《五一六通知》指出“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毛澤東決定不等到“他們奪取政權”，8月十一中全會毛澤東發起炮打中央司令部，10月中央工作會議批判各地當權派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原有各級權力機構逐漸呈現癱瘓狀態，最終等來以“一月風暴”形式出現的最後一擊。


　　 29個省級權力機構的嬗變過程極其複雜，按奪權與過渡方式劃分為四類：首批六省市直接奪權，軍事管製委員會統轄下的八省市區奪權，九省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奪權，六省區其他方式奪權。



一、 直接奪權的滬晉魯貴黑京六省市



　　 北京市實現首批奪權，當屬高層的戰略安排，先是群眾組織大聯合、成立北京市各界的代表大會，然後成立市革命委員會，以這樣按部就班的方式作為全國奪權的表率。北京市委第一書記李雪峰因派工作組事遭各方攻擊，十一中全會後就離開職位，北京市革委會主任由政治局候補委員、副總理謝富治擔任，原市委第二書記吳德、北京軍區副司令鄭維山、北京衛戍區司令傅崇碧等為副主任。


　　 關於上海、山西、山東、貴州、黑龍江五省市直接奪權的背景，是否有高層特別指點，各種說法不一，但合適的領袖人物顯然是能成為首批奪權的首要條件，如毛澤東所言“山東出了一個王效禹，貴州出了一個李再含。”


　　 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張春橋、青島市副市長王效禹、山西省副省長劉格平是手眼通天的弄潮兒，張春橋、姚文元就是中央文革成員。


　　 黑龍江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到任3個月就遇上文革運動，對於黑龍江省幹部、群眾而言政治上幹淨。潘複生、王效禹、劉格平都曾在黨內鬥爭受處分，能吸取教訓、應付複雜局麵，也可能成為脫穎而出的基礎。


　　 潘複生、劉格平是老革命、八屆中央委員。潘複生有省軍區司令汪家道支持，汪家道成為黑龍江省革委會唯一的副主任。劉格平的有力支持者是山西省軍區第二政委張日清，1月7日張日清就致電中央請求允許軍隊介入地方文革。


　　 李再含是軍隊幹部執掌革命委員會大權第一人，貴州省革委會還結合了原省委書記、省長李立為副主任。李再含1937年入伍，1949年後一直在雲南軍區、貴州省軍區任職，1960年晉升大校，1964年9月任貴州省軍區副政委，應當沒有特殊人緣。機遇在於十一中全會後成立貴州省委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時，組長是省委第一書記賈啟允，李再含是副組長（注


　　 各省市區黨委文革小組組長規格不一，如四川省是省委副秘書長周頤，西南局是書記處書記劉植岩，河南省是書記處書記楊蔚屏）。李再含很早介入地方文革，得風氣之先，他的軍入身份使之不必擔心自身安全，副組長身份能近距離觀察省委各當權派的種種表現。王力回憶錄稱李再含是軍隊中少有的較早就認識和擁護文化大革命的人，以個人名義直接向中央發多份長篇電報，批判貴州省委、報告貴州文革情況，“對毛主席有很大啟發，認為貴州有李再含就行了，這也是毛主席考慮部隊支左的一個現實來源。”


　　 3月2日《人民日報》報道山東省2月3日奪權時有社論《革命的“三結合”是奪權鬥爭勝利的保證》，山東省當時的“三結合”卻是有缺陷的。山東駐軍非以主導方式介入地方文革，軍隊幹部僅有濟南軍區副司令楊國夫，省軍區司令童國貴、政委何誌遠、政治部副主任趙修德參加省革委會下屬的生產指揮部、文革小組，山東省革委會與濟南軍區支左指揮部（副司令張仁初主持）在行使省級權力上分割不清。3月底省革委會發起“反複辟”時與軍區嚴重對立，4月27日山東各方負責人被召至北京解決問題，中央明確“部隊除了軍隊指揮大權以外，其他各種大權都歸省革委，大軍區也參加革命委員會，王效禹同誌作主任委員，楊得誌作副主任委員”。5月9日正式批準王效禹任山東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濟南軍區司令楊得誌任第一副主任，12日又通知韓金海、王竹泉、趙修德為副主任。


　　 最早奪權並且是“奉旨”行事的上海市卻長時間是全國僅有的“兩結合”！這個由中央文革副組長張春橋任主任的上海市革命委員會沒有軍人副主任，要到三年後的1970年3月才任命空4軍政委王維國、上海警備區政委劉耀宗、東海艦隊副司令高誌榮任副主任。



二、 八省區的軍事管製：粵雲蘇青皖浙藏閩



　　 整個一月份全國都在發生奪權：奪權大會、奪權聲明、奪權公告、進駐大院、搶奪印章等等形式不一而足，但大多數沒有獲得批準（其中也包括北京市造反派１月１８日奪權），而省級權力機構陷於癱瘓已是事實，麵對混亂局麵的對策是軍隊直接接管。1月21日毛澤東在安徽省軍區請求支左報告批示林彪：“應派軍隊支持左派廣大群眾。”引出1月23日中央《支左決定》。2月25日，周恩來緊急召集各大軍區領導人開會，要求各級地方軍區成立“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以維持經濟工作的指揮，奪權步伐因而放緩。


　　 2月底西藏軍區黨委奉命代行自治區黨委和政府的權力，3月份決定對江蘇、廣東、青海、安徽、浙江、雲南、福建七省實行軍管，5月正式成立西藏自治區軍管會。關於安徽省軍管的中央文件指出，軍管會要“把省的領導權掌握起來”，“實現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派大聯合，籌備革命的‘三結合’的臨時權力機構……軍管會下成立‘抓革命、促生產’的兩個班子……”


　　 ⑴ 廣東省


　　 2月27日中央文革碰頭會否定廣東省奪權，考慮即將開幕的廣交會，決定立即對廣東實行軍管，還建議類似情況的雲南亦先行軍管，毛澤東閱批同意。廣州軍區司令黃永勝任廣東省軍管會主任，政委劉興元、省軍區政委陳德任副主任。次年2月21日廣東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主任還是黃永勝，副主任有新任軍區第三政委孔石泉、副司令邱國光、參謀長閻仲川、省軍區司令黃榮海，以及原中南局第三書記陳鬱、書記王首道等。


　　 ⑵ 雲南省


　　 1月，雲南省委第一書記閻紅彥自殺，昆明軍區司令秦基偉靠邊站。2月27日決定雲南省實行軍管，昆明軍區政委李成芳任雲南省軍管會主任，副主任有昆明軍區副政委張子明、副司令陳康，省軍區司令黎錫福、政委張力雄。省軍管會成立後，軍隊內部矛盾、支左分歧嚴重，6月29日謝富治、王力在昆明召開兩級軍區黨委聯席會議，決定撤銷李成芳、張子明、黎錫福軍管會職務，改由陳康、張力雄主持省軍管會。改組後的軍管會曆經半年多雲南形勢仍不能扭轉，又於1968年1月在北京召開兩級軍區、第13軍、第14軍負責人會議，陳康、張力雄遭批判。2月，中央開辦雲南省學習班，赴京參加人員近2000，由中央學習班辦公室主任、工程兵政委譚甫仁主持。5月譚甫仁正式任昆明軍區政委、黨委書記（沒有查到譚甫仁任軍管會主任的記載）。


　　 8月昆明軍區黨委請示成立雲南省革委會的報告獲批，主任譚甫仁，副主任陳康、魯瑞林（昆明軍區副司令）以及原省委書記周興、劉明輝等，黎錫福與13軍政委段思英、14軍副政委成澤民隻是革委會委員。


　　 ⑶ 江蘇省


　　 3月10日中央複電南京軍區、江蘇省軍區否定江蘇省奪權，決定成立江蘇省軍事管製委員會，南京軍區政委杜平任主任，副司令張才千、副政委周貫五、省軍區司令趙俊、省軍區副政委梁輯卿副主任，5月24日增補南京軍區後勤部副部長吳大勝、南京軍區國防工業部長杜方平為副主任（注


　　 梁輯卿、吳大勝、杜方平即著名“梁吳杜事件”主角——運動初期三人任江蘇省委南京大學工作隊副隊長，後反戈一擊，揭發工作隊內幕）。


　　 1968年3月中央指示第60軍負責江蘇省的支左，批準成立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南京軍區司令許世友任主任，省軍管會負責人隻保留了吳大勝一人任革委會副主任，革委會副主任還有60軍政委楊廣立、27軍副軍長王珽，以及原省委書記彭衝副主任。


　　 ⑷ 青海省


　　 1月29日青海省奪權行動導致省委、軍區內部意見分歧，軍區機關本身亦被奪權。2月23日發生青海日報社槍殺事件，173人死亡。事件先以“平定反革命暴亂”上報獲認可，在反擊“二月逆流”背景下，高層下令查明真相。3月24日中央《關於青海問題的決定》稱青海日報社事件是反革命政變，決定成立青海省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是蘭州軍區副司令兼省軍區司令劉賢權；槍殺事件責任人、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隔離受審，總後勤部青藏辦事處副主任張曉川、原省委第二書記兼省軍區政委王昭隔離反省。8月12日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劉賢權任主任，軍區副司令張江霖以及原省委副書記薛宏福等為副主任。


　　 ⑸ 安徽省


　　 3月27 日中央文件否定安徽省“1.26奪權”，決定實行軍管，並派60軍部隊進駐安徽。派南京軍區副司令錢鈞任安徽省軍事管製委員會主任，省軍區司令嚴光、政委宋文、二炮52基地司令廖成美、60軍政委楊廣立任副主任。7月，中央認為省軍區在支左中犯嚴重錯誤，駐江蘇淮陰的第12軍奉命移防安徽主持三支兩軍，省軍區獨立1、2師編入12軍序列。改組後的省軍管會由第12軍軍長李德生、政委張文碧主持，廖成美、楊廣立留任，嚴光、宋文調離安徽降職安排，李德生、張文碧隨後兼任省軍區司令、政委。


　　 1968年4月18日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李德生，副主任廖成美、12軍副政委宋佩璋、以及原省委書記李任之等。軍管會副主任、60軍政委楊廣立隨部隊移防江蘇。


　　 ⑹ 浙江省


　　 浙江省軍事管製委員會3月成立：主任省軍區政委龍潛，副主任省軍區副司令阮賢榜、舟嵊要塞區政委曹思明、20軍政委南萍、空5軍政委陳勵耘。省軍區與２０軍、空５軍支左分歧嚴重，浙江形勢難以改善，8月中央決定改組省軍管會、省軍區，南萍任軍管會主任，陳勵耘、海軍舟山基地副政委張明漢為副主任。省軍區司令張秀龍與龍潛、阮賢榜被免職，20軍軍長熊應堂與南萍代省軍區司令、政委。1968年3月浙江省軍管會《關於建立浙江省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獲批，主任南萍，副主任陳勵耘、熊應堂、原省委書記賴可可等。


　　 ⑺ 西藏自治區


　　 2月底西藏軍區黨委奉命代行自治區黨委和政府權力，5月成立西藏自治區軍事管製委員會，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軍區司令張國華任主任，副政委任榮（軍區政委譚冠三文革前夕已離開西藏）、副司令陳明義任副主任。1950年第18軍入藏時，軍政委張國華就是西藏工委書記，後專任西藏軍區司令，1965年9月西藏工委改為自治區黨委，張國華兼任第一書記。張國華實際已於軍管會成立前赴北京，參與處理四川問題，後正式奉調四川省、成都軍區。任榮主持西藏軍管會，後晉升軍區第一政委、軍管會主任。1968年7月曾雍雅接任軍區司令，9月革命委員會成立，曾雍雅主任，副主任任榮、陳明義、原山南地區朗縣副縣長巴桑等。


　　 ⑻ 福建省


　　 3月17日中央否決福州軍區黨委關於成立福建省革命委員會報告，決定福建經過軍管來籌備革委會為好，但因處置軍隊抓人過多問題軍管會未能即時成立，4月30日中央《關於福建問題的意見》要求立即釋放因衝擊軍區機關而被捕者。5月11日福建省軍事管製委員會正式成立，福州軍區司令韓先楚任主任，副政委廖海光任第一副主任，省軍區司令朱耀華、省軍區政委劉健挺、福州軍區副參謀長石一宸任副主任。1968年8月19日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韓先楚，福州軍區副司令皮定鈞、朱耀華、原省委常委藍榮玉等為副主任。


　　 1967年3月13日周恩來在軍以上幹部會議上講話稱“已經實行軍管或等於實行軍管的加上已經批準準備實行軍事管製的有十個”（《周恩來年譜》）。《“文化大革命”中的人民解放軍》（李可等，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年）第237頁記載“已經實行軍事管製或準備實行軍事管製的省、自治區有10個（陝西、新疆、青海、西藏、雲南、廣東、廣西、福建、浙江、江蘇），尚未確定是否實行軍事管製的省、自治區有7個（內蒙古、河北、甘肅、寧夏、四川、江西、湖北）”。經查證此處漏列軍管省份安徽省，而陝西、新疆、廣西並沒有成立軍管會，屬於周恩來所稱“等於實行軍管”的情形。


　　 軍管無疑是掌控局勢的最有效手段，卻難於過渡到三結合的權力結構。軍管會本身麵臨的嚴重問題是支左傾向的確認與執行，其次主持的軍隊代表是否強有力，幾個軍隊單位如何協調？例如浙江省有省軍區、20軍、空5軍、舟嵊要塞區、海軍舟山基地5支互不隸屬的軍級部隊，發生支左分歧由誰來仲裁？從軍管到革委會成立時間，江蘇省、廣東省、安徽省、浙江省約有一年，雲南省、福建省、西藏自治區一年三個月以上，隻有青海省是五個月。安徽省、浙江省、雲南省的軍管錯誤導致軍管會改組。




三、 九省區的革籌小組：蒙川津豫湘贛甘桂寧



　　 1967年3月13日周恩來講話提出無論如何要在三月份解決省市區的領導機構問題，以便抓革命、促生產，實際進程的艱難出乎意料。3月是軍管高峰，5月建立軍管會的隻有福建省、西藏自治區，而且西藏軍區早已接管地方權力。軍管方式到此為止，高層顯然對此有所反思，以避免出現全國性軍管局麵。


　　 1月27日毛澤東給周恩來批示：“湖南也應照貴州那樣予以處理。章伯森是去年運動初期在省委堅持工作、沒有逃跑的唯一省委書記。似可找他來商量一下，看有無別的較好幹部以及造反派領袖，可以找來共同商量？”5月14日毛澤東關於甘肅省批示：“（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胡繼宗同誌等既已站出來，所見與軍區一致，積極支持三司，是否可不實行軍管，而照軍區意見，做一時期工作後即成立省革命委員會。”軍管方式終止後，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應運而生。為新的權力機構物色合適的地方幹部，不僅是奪權的現實需要，也符合毛澤東發現、提拔一批接班人的長遠目標。


　　 從1967年1月原省級權力機構中止至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成立之前，當然都是由軍隊主持各省區，所以隻是沒有軍管的名義而已。革籌小組本身大多由軍人任組長，或以軍人為中堅力量。革籌小組成員空缺的是群眾組織代表，現實的首要任務就是抑製群眾內鬥局麵、捏合各派組織。


　　 ⑴ 內蒙古自治區


　　 1966年8月華北局會議後華北局第二書記、內蒙古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烏蘭夫被免職，調華北局書記解學恭接任，實未到職。烏蘭夫所兼內蒙古軍區司令、政委同時缺位，副政委吳濤任軍區黨委書記，軍內“四大”期間吳濤遭軍內造反派衝擊。1967年2月軍區支左部隊發生槍殺事件，4月13日中央《關於處理內蒙古問題的決定》指出軍區個別領導人犯了方向、路線錯誤，事件主要由原自治區黨委書記王逸倫、王鐸負責，其次由內蒙古軍區某些領導人負責。決定以劉賢權、吳濤任軍區司令、政委，改組內蒙古軍區，“成立以劉賢權、吳濤兩同誌為首的內蒙古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原區黨委書記高錦明、權星垣、康修民“經過革命群眾同意也可以參加籌備小組”。劉賢權實未到職，後調北京軍區副司令滕海清代理。中央《決定》遭軍區部分人員抵製，發生1000多人赴京上訪、靜坐，並毆傷吳濤。5月26日中央軍委決定軍區副司令黃厚、參謀長王良太隔離反省, 副政委劉昌、政治部副主任張德貴停職反省，內蒙古軍區降格為省級軍區，劃歸北京軍區序列。6月18日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正式成立，滕海清任組長，吳濤副組長。當年11月1日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滕海清，副主任吳濤、高錦明等。


　　 ⑵ 四川省


　　 1966年10月軍內“四大”時成都軍區司令黃新廷、政委郭林祥被打倒。1967年2月第四政委甘渭漢、副司令韋傑主持四川省初期支左工作，3月4日成立四川省生產委員會。二月份四川抓人全國最多，4月4日中央決定平反前宜賓地委書記劉結挺、前宜賓市委書記張西挺案，以此為解決四川問題突破口。5月7日中央《關於處理四川問題的決定》指出成都軍區支左方向、路線錯誤，決定撤銷李井泉西南局第一書記、成都軍區第一政委職務,調西藏軍區司令張國華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廣州軍區副司令梁興初任成都軍區司令；成立四川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張國華為組長，梁興初、劉結挺為副組長，同時第50軍奉命從遼寧省丹東進駐成都。經曆一年革籌，1968年5月省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張國華，副主任梁興初以及原西南局書記李大章、劉結挺等，支左部隊50軍副軍長孫洪道、54軍政委藍亦農任常委。


　　 省革委會成立時中央決定公開點名批判走資派李井泉、省委第一書記廖誌高、重慶市委第一書記任白戈、成都軍區司令黃新廷，大軍區司令被點名全國僅此一例。


　　 ⑶ 天津市


　　 天津市委第一書記萬曉塘1966年9月病逝，調華北局書記解學恭主持工作，後接任第一書記。1967年1月天津恢複為直轄市，河北省軍區下屬天津警備區升格隸屬北京軍區，66軍軍長鄭三生兼任司令，成立天津駐軍支左聯絡站。


　　 3月3日成立天津市奪權籌備工作領導小組，組長解學恭、副組長蕭思明（河北省軍區原政委），胡昭衡（原天津市長）、鄭三生、楊銀聲（66軍政委），24日向中央與北京軍區報送奪權請示未獲批準，遂於6月19日掛牌天津市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當年底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成立，主任解學恭、副主任蕭思明、鄭三生、江楓（原天津市公安局長），駐軍支左聯絡站繼續存在。


　　 ⑷ 河南省


　　 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發布大字報支持造反行動，9月1日劉建勳調任華北局書記、北京市常務書記。河南省軍區政委何運洪主持初期支左，省軍區司令張樹芝主持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1967年7月10日中央指出河南省軍區支左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主要應由何運洪負責，決定調整省軍區領導，空15軍政委王新任省軍區政委。8月2日成立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劉建勳回河南任組長，王新、原省委候補書記紀登奎任副組長。半年後河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劉建勳、王新、紀登奎等任正副主任。


　　 ⑸ 湖南省


　　 1966年6月23日省委第一書記張平化調中央，王延春代理第一書記，9月8日中央決定張平化回湖南續任。1967年3月省軍區組建湖南省生產領導小組。


　　 湖南省大批抓人可能是全國最早發生的，1月底省軍區宣布“湘江風雷”為反革命組織，抓人達幾萬。8月中央著手解決湖南問題，第47軍奉命從衡陽進駐長沙主持全省文革。8月10日中央發文指出省軍區支左方向路線錯誤，副司令劉子雲、政治部副主任崔琳應負重要責任，決定改組省軍區，成立以47軍軍長黎原、原省委書記華國鋒、候補書記章伯森為首的湖南省革委會籌備小組，省革籌下設生產指揮部取代省軍區生產領導小組。次年4月8日湖南省革委會成立，主任黎原，副主任省軍區司令龍書金、代司令楊大易以及華國鋒、章伯森等。


　　 ⑹ 江西省


　　 1967年3月3日省軍區成立抓革命促生產臨時領導小組，福州軍區政委劉培善主持支左。7、8月間江西省武鬥加劇、局麵失控，濟南軍區26軍政委程世清、副軍長楊棟梁奉命率第76步兵師等進駐江西，同時就近調入廣州軍區41軍第121步兵師。8月10日中央發文處理江西問題，糾正省軍區錯誤，省軍區司令吳瑞山免職，“應對所犯錯誤作認真的檢查”，政委林忠照調離，指示成立以程世清為首的江西省革委會籌備小組。1968年1月江西省革命委員會成立，程世清主任，楊棟梁、121師政委於厚德、原省委候補書記黃先等副主任。


　　 ⑺ 甘肅省


　　 1966年8月甘肅省最早發生群眾組織鬥毆事件，省委常務書記裴孟飛、書記馬繼孔被追責撤職，11月省委第一書記汪鋒停職，胡繼宗代理。


　　 1967年3月22日甘肅省軍區政委龍炳初、副司令張介民、原副省長李培福、王國瑞、馮直等組成省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蘭州軍區副司令兼省軍區司令詹大南主持支左工作。


　　 5月12日中央《關於甘肅問題的幾點意見》指出詹大南錯誤，決定由蘭州軍區接手甘肅省支左，14日毛澤東批示“不實行軍管，而照軍區意見，做一時期工作後即成立省革命委員會”。實際情況未能如願，又經過半年才於11月9日成立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蘭州軍區政委冼恒漢為組長，蘭州軍區副司令徐國珍、省軍區副司令張忠、胡繼宗任副組長。1968年1月23日中央批準蘭州軍區黨委、甘肅省革籌小組報告，甘肅省革命委員會成立，冼恒漢、徐國珍、張忠、胡繼宗等正副主任。


　　 ⑻ 廣西自治區


　　 1967年3月6日廣西軍區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成立，廣西軍區司令歐致富主持，成員有區黨委書記賀希明、區副主席李殷丹、軍區副司令陳開路、軍區副政委何紀元、空7軍副軍長範迪波、廣州軍區後勤部20分部副部長魏德安，包括在廣西的3個駐軍單位。


　　 3月13日周恩來打電話給原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韋國清，稱“廣西地處抗美援越前線，要實行全麵軍管，你站出來當軍管會主任”，但軍管問題一直未決。11月18日中央發出《關於廣西問題的決定》，同意廣西軍區的檢查，同意韋國清、伍晉南、安平生的檢查，決定成立自治區革籌小組，韋國清任組長，成員歐致富、軍區政委魏佑鑄、55軍副軍長孫鳳章、空7軍副政委焦紅光、原區黨委書記伍晉南、安平生等。1968年8月26日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韋國清、歐致富、魏佑鑄、空7軍政委焦紅光、55軍第一副軍長霍成忠（軍長陳明仁實為掛名）、安平生等正副主任。


　　 ⑼ 寧夏自治區


　　 寧夏軍區司令朱聲達主持自治區前期支左，1967年8月青銅峽等地發生嚴重武鬥，中央決定開辦寧夏學習班，為期4個月學習班的結果是寧夏軍區支左被否定。12月27日中央發布《關於寧夏問題的決定》：成立由蘭州軍區副司令康健民任組長，寧夏軍區副司令張懷禮、21軍第62步兵師師長徐洪學、王誌強任副組長的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注


　　 王誌強曾任自治區黨委常委、銀川市委第一書記，1961年5月降職為自治區交通局副局長）。1968年4月10日自治區革命委員會成立，康健民、張懷禮、徐洪學、王誌強等正副主任。


　　 內蒙古、四川、河南、湖南、江西、甘肅、廣西、寧夏的革籌小組是軍隊支左反複的結果。天津、河南、廣西革籌小組長是原第一書記，其他6個省市區的革籌小組長是軍隊幹部。


　　 革籌小組至少達到兩結合，指定核心人物，各派群眾組織代表人物可以從長計議，但仍


　　 有四川革籌長達一年，湖南、廣西革籌八個月。


　　 注：本文第二節所述軍管省份有的又經由了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再到革命委員會，有沒有幹部代表是關鍵。例如1967年6月20日在青海省軍管會之下成立青海省革籌小組。11月12日，中央《關於廣東問題的決定》批準由黃永勝、陳鬱、孔石泉、王首道、陳德、廣州軍區後勤部長邱國光、廣州軍區副參謀長閻仲川等7人組成廣東省革籌小組。




四、 六省區的其他方式：冀鄂吉陝遼新



　　 河北、湖北、吉林、陝西、遼寧、新疆六省區未經軍管，亦未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其中陝西、新疆屬於周恩來所稱“等於實行軍管”，河北、湖北有北京軍區、武漢軍區一直直接領導支左，吉林、遼寧的特殊情況是東北局領導職能直到1967年8月初才停止。關於建立革命委員會的請示報告，河北、湖北、吉林、遼寧、新疆五省區以大軍區黨委名義，陝西省以駐軍陝西省支左委員會名義。六省區除湖北省外，表麵上支左沒有大反複，正因為沒有設置軍管會、革籌小組，支左中的方向、路線錯誤問題易於在內部調整，對湖北省的處理預案本來也是溫和方式，隻是未料到突發惡性事件。


　　 ⑴ 河北省


　　 1966年5月河北省會從天津市遷回保定市。華北局會議後省委第一書記、華北局第三書記林鐵被撤職，省委第二書記劉子厚接任。保定發生的河北省奪權事件（1967年1月23日）未獲批準，省軍區與第69軍共同主持河北省支左。河北省是畿輔重地，2月沈陽軍區第38軍奉命從通化駐地調入保定，第69軍調往山西大同。5月10日中央碰頭會通過北京軍區關於河北省軍管的請示報告，建議鄭維山（北京軍區副司令）兼軍管會主任，但方案擱置未執行。此時的保定地區因支左主持者的變更與分歧而加劇群眾組織的對立，奪權前景黯淡，高層決定另辟蹊徑。1968年1月28日，鄭維山、李雪峰（北京軍區兼政委）署名的成立河北省革委會請示報告建議省會再由保定遷至石家莊。2月3日，河北省革命委員會在石家莊正式成立，主任李雪峰，第一副主任劉子厚，副主任省軍區司令馬輝、政委曾美、63軍軍長張英輝等。


　　 ⑵ 湖北省


　　 2月1日武漢軍區成立支左指揮部，省軍區獨立師作為支左部隊改為直隸武漢軍區。武漢軍區姿態強悍，2月18日《嚴正聲明》對時局表態、3月21日《通告》解散“工人總部”等群眾組織、6月4日《公告》重申軍區支左方向正確不得為“工人總部”翻案，都是當時攪動大局的著名文件。7月毛澤東赴武漢目的之一就是欲親自說服軍區領導、扭轉支左傾向，不料發生震驚全國的“七二零事件”，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政委鍾漢華被撤職，調沈陽軍區副司令曾思玉、武漢空軍副司令劉豐接任，空軍第15軍進駐武漢擔任支左。


　　 1968年1月28日中央批準武漢軍區臨時黨委關於成立湖北省革委會報告，主任曾思玉，副主任劉豐、原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張體學等。毛澤東關注過很多省份原當權派的表現，張體學屬於毛澤東所言“沒有逃跑”者，為人樸素寬厚、持中秉正，既無高調造反言行，也不計較群眾組織的批判，易為各派勢力接受，若能被武漢軍區及時推出，或許不致發生大亂。


　　 ⑶吉林省


　　 1965年11月至1967年吉林省軍區司令、政委恰好缺位，吉林省支左領導小組由16軍政委王淮湘任組長，省軍區副司令賀吉祥任副組長。1968年2月中央同意沈陽軍區黨委報告，成立吉林省革命委員會，王淮湘為主任，空1軍政委肖道生、省軍區司令何友發，以及原省委常務書記阮泊生、書記鄭季翹為副主任。


　　 ⑷ 陝西省


　　 1967年3月3日蘭州軍區黨委批準陝西省軍區、第21軍、蘭州軍區空軍（司令部駐西安）、總後西安辦事處聯合組成西安地區駐軍支援左派指揮部（後稱陝西支左委員會），省軍區司令黃經耀、21軍軍長胡煒、蘭州空軍司令楊煥民、總後西安辦事處主任白辛夫領銜。


　　 1968年4月30日中央領導接見陝西省代表團，宣布批準陝西省支左委員會關於成立省革命委員會報告，次日成立大會即在西安召開，原省委第二書記李瑞山任主任，黃經耀、胡煒、楊煥民，以及原省委書記肖純等任副主任，陝西省支左委員會繼續存在。原省委第一書記霍士廉1971年1月始增補為省革命委員會常委、副主任。


　　 陝西省奪權一大特點是李瑞山、黃經耀、胡煒、霍士廉幾名重要人物都是新到陝西：1965年10月浙江省委書記霍士廉接任胡耀邦的陝西省委第一書記，1966年9月湖南省委書記李瑞山調任陝西省委第二書記；黃經耀曾任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1967年3月調陝西省任職；21軍新從北京軍區山西駐地調入陝西。其次，因毛澤東批示過西安學生領袖李世英，陝西省支左委員會支左傾向明確。


　　 ⑸ 遼寧省


　　 1967年1月23日沈陽軍區、遼寧省軍區成立“三支兩軍”領導小組，2月4日成立“遼寧省抓革命促生產指揮部”，省軍區第四政委李道之任總指揮。


　　 1月31日遼寧省宣告奪權，未被中央承認。2月16日召開20多萬人大會，以“大聯合”和“三結合”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東北局第一書記宋任窮、省軍區政委楊棄、沈陽市委書記莫文祥等發言支持，但仍未能如願。


　　 遼寧省委早已中止，東北局卻依然在位，1月31日宋任窮出席黑龍江省奪權大會並發言支持。4月21日東北局書記處發表《關於（遼寧）當前運動三點意見》，遭到一派群眾組織強烈攻擊。4月26日周恩來同顧卓新等東北局和沈陽軍區負責人談話，要求軍區支持東北局繼續領導文革運動。7月4日宋任窮宣布收回“三點意見”。8月6日中央決定“東北局停止對東北各省市領導”（西北局、西南局、華東局、中南局、華北局已於1966年內相繼撤銷）。9月以總參副部長柴成文為組長的中央調查組赴沈陽，12月18日主持達成各派製止武鬥協議。1968年5月8日中央批準成立遼寧省革命委員會，沈陽軍區司令陳錫聯任主任，軍區政治部主任李伯秋、副參謀長楊迪、省軍區政委楊棄，以及原省委書記楊春甫、王良等任副主任。


　　 遼寧省沒有軍管，但有1967年8月17日中央決定成立鞍山市軍管會。


　　 ⑹ 新疆自治區


　　 1967年1月26日新疆石河子事件打響全國文革第一槍，2月7日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批示“新疆問題應當快點解決”，考慮新疆奪權條件不成熟擬實行軍管，有意區黨委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兼政委王恩茂任軍管會主任，卻是終究未決。新疆軍區主持全區支左，境內還有蘭州軍區空9軍，支左傾向與新疆軍區有分歧。


　　 1968年8月調湖南省軍區司令龍書金任新疆軍區司令，9月1日新疆軍區黨委關於成立自治區革命委員會的報告獲批，龍書金任革命委員會主任，副主任有王恩茂、軍區副司令郭鵬、軍區副政委兼兵團第二政委裴周玉、空9軍政委李全春，以及原自治區主席賽福鼎等。9月又調舟嵊要塞區政委曹思明任新疆軍區第二政委。




五、 最後五省區的困局



　　 1967年4月北京市革委會成立後，過4個月才有青海省革委會成立，這一年冬季有內蒙古、天津、江西、甘肅、河南五省市區革委會成立，1968年春節後到5月31日河北、湖北、廣東、吉林、江蘇、浙江、湖南、寧夏、安徽、陝西、遼寧、四川十二省區革委會相繼成立，延至8-9月才解決最後的難點雲南、福建、廣西、西藏、新疆五省區。


　　 雲南、福建、廣西、西藏、新疆五省區的奪權之路包含上述三種情形：雲南、福建、西藏經曆了軍管，廣西幾乎是最後一個成立革籌小組，新疆一直由新疆軍區主持支左。五省區地處偏遠，情況錯綜複雜，奪權遲遲不能實現，最大障礙都是武鬥頻發。1967年就頒發製止打砸搶抄抓的《六六通令》、關於嚴禁搶槍的《九五命令》，1968年製止廣西、陝西武鬥的《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措辭嚴厲，均在全國範圍廣泛傳布，成為一時之中心。毛澤東的奪權激情大受影響，遂加大對運動的收束力度，以便形式上達成全國革命委員會的完成式。


　　 《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之後，最高層還曾擬定更加嚴厲的關於十條罪狀《布告》（類似1966年《公安六條》的形式），《布告》稱“一小撮反革命分子製造了一係列反革命事件”，“凡有以上十項罪狀之一者，即為現行反革命分子，必須追查到底，實行無產階級專政”。7月31日周恩來修改《布告》定稿並上報，此後發生變故又批“不辦，暫存主席處。”


　　 最高層另一項關鍵措施包括：1968年7月27日調動數萬工人、部隊官兵以“宣傳隊”名義進入清華大學收繳武器、清除武鬥據點；7月28日淩晨毛澤東等緊急召見北京五校學生領袖，指斥“輪到你們小將犯錯誤的時候了”；8月25日發表姚文元重頭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毫不留情地打消青年學生的虛妄念頭，同時切斷北京學生組織插手各省市區的運動。


　　 雲南省、福建省從實行軍管到成立革命委員會曆經一年三個月以上，也顯露軍隊組織內部矛盾、軍管方式過於獨斷而不能有效發揮革命幹部與群眾組織的作用。西藏自治區革委會成立最晚，而且軍管會存在到“三支兩軍”終止後的1973年5月才撤銷，可能是要充分利用軍管會的強力以維持邊境地區的穩定。


　　 昆明軍區司令秦基偉文革初期靠邊站，未明令免職。1967年6月昆明軍區政委李成芳主持的雲南省軍管會被改組，由副司令陳康、省軍區政委張力雄主持。昆明軍區司令與政委的缺位難以協調支左部隊13軍、14軍、省軍區的分歧，最終調工程兵政委譚甫仁執掌雲南省、昆明軍區，取代陳康、張力雄的軍管會。譚甫仁的工作從1968年初介入中央毛澤東思想學習班雲南班開始，5月19日正式任昆明軍區政委，直到8月11日譚甫仁率領參加學習班的各路人物從北京飛赴昆明就任省革委會主任。不久，支左部隊13軍調離雲南。


　　 1967年2月19日《解放軍報》社論《徹底粉碎反革命逆流》支持福建駐軍的抓捕行動（2月16日發生懷仁堂會議事件，該社論時間在毛澤東反擊懷仁堂會議事件之先，所以社論這個“逆流”與後來稱為“逆流”的含義恰好相反，但社論無疑產生過全局性影響），福建省軍管的拖後就與處理抓人事件有關。


　　 福建省問題還涉及韓先楚與原10兵團將領矛盾。1949年三野10兵團率第28、29、31軍入閩兼福建軍區，葉飛是司令，劉培善是政治部主任，1954年葉飛兼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1956年組建福州軍區時，葉飛是司令兼政委，劉培善任副政委。1957年9月調副總參謀長韓先楚任福州軍區司令，1959年劉培善晉升第二政委。葉飛身份特殊，他本是10兵團主官，又是最早的福州軍區司令兼政委，卸任軍區司令後還一直擔任福州軍區政委，是1958年金門炮戰前線總指揮、1962年對台作戰三軍聯合指揮部政委。


　　 中央學習班福建班於1967年12月開辦，成員1354人。北京學習班期間，1968年2月葉飛被免去福州軍區政委（隨著各省市區黨委職能中止，黨委書記的兼軍區政委也在1967年1月自然取消，1968年2月才免去葉飛福州軍區政委，也說明他的這個職務與眾不同），5月劉培善自殺，中央態度傾向韓先楚。8月福州軍區黨委關於成立省革命委員會請示報告獲批，學習班結束，即於8月19日在福州召開成立大會。韓先楚在1973年底八大軍區對調時離開福建，福州軍區黨委和福建省委執行1974年3月中央9號文件，揭發批判“原福建省委主要負責人”追隨林彪反革命集團的問題。二十多年後，韓先楚與福建省的恩怨還在延續，官方《中共黨史人物傳》56卷（1996年版，韓先楚已去世10年）“劉培善”條目稱“1968年5月，林彪在福州軍區的追隨者趁劉培善在北京參加學習班之機，背著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非法組織一夥人拋出“黑材料”，誣蔑劉培善……5月8日深夜，劉培善猝然含冤去世”。


　　 1967年3月中央就考慮廣西、新疆的軍管，最終沒有軍管而是“等於實行軍管”，軍管會的人事安排是難以議決的兩難問題。1968年3月15日周恩來接見四川代表，還說新疆問題可能在3月解決，結果又拖了半年多。


　　 王恩茂1952年就是新疆分局第一書記、新疆軍區司令兼政委，王恩茂若任新疆軍管會主任（注 家屬回憶錄稱其一直有軍籍），則自治區黨委的路線問題難於清算，若另外人任軍管會主任則意味著王恩茂全麵下台，顯然高層一直未作出決斷。


　　 1955年2月授軍銜前韋國清始主政廣西，同時負責對越南援助，1964年兼廣西軍區第一政委，1966年11月兼廣州軍區第一政委（但非軍區黨委成員）。韋國清雖有上將軍銜，任軍管會主任嚴格來說不符身份規定，但廣西的問題可能還有另外原因，例如韋國清與原區黨委書記伍晉南的矛盾問題。1967年8月24日周恩來接見廣西群眾組織時曾肯定反韋的一派，引發另一派的不滿。直到11月確定成立廣西革籌小組並由韋國清任組長，才表明中央最終決定支持韋國清，但此時的革籌小組副組長也包括伍晉南。9個月後韋國清任自治區革委會主任，伍晉南卻被貶10年之久。1966年5月後的29個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隻有黑龍江潘複生、廣西韋國清、河南劉建勳原地任革委會主任，西藏張國華、北京李雪峰易地任革委會主任。注意到潘複生新到任且是首批造反者，劉建勳一度調任北京，張國華是大軍區司令，所以韋國清經曆近兩年折騰而原地任革委會主任算得上混沌時期的奇跡。


　　 1968年8月，湖南省軍區司令龍書金升任新疆軍區司令，王恩茂終於在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前夜被降位。8月29日周恩來說服新疆群眾組織要吸收王恩茂參加革委會，稱王恩茂還是人民內部矛盾。9月1日中央批準新疆軍區黨委關於成立自治區革委會的報告，龍書金任主任。王恩茂雖是排名第一的副主任，但當月又調舟嵊要塞區政委曹思明任新疆軍區第二政委。1970年3月成立自治區黨核心小組時王恩茂列名小組成員，實際情況是一年前王恩茂已離開新疆未再回返，在北京參加九大卻降為候補委員，下放勞動一年半，再任安徽省蕪湖地區革委會副主任，1973年十大未進入中央委員會。


　　 廣西革委會籌備小組成立後又經曆九個多月艱難工作。廣西各地武裝衝突劇烈，5月6日南寧市一軍械庫一次性就走失7000支槍、120萬發子彈。中央《七三布告》措辭嚴厲，7月24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直言“停止武鬥、縱火，恢複鐵路交通，將是目前政治動員中在廣西首先要實現的任務。”7月25日中央接見廣西學習班同聲譴責反韋派。8月廣西集中力量清剿反對派武裝，鏟除其據點，8月23日中央最後一次接見廣西學習班，26日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召開，此時南寧街頭硝煙尚未散盡。自治區革籌副組長、主持廣西柳州支左的55軍副軍長孫鳳章未進入革委會，當年11月第55軍與廣東潮汕第41軍互調，55軍下屬215步兵師調江西替換第41軍121步兵師。


　　 1967年8月寧夏發生嚴重武鬥時，軍區司令朱聲達動用戰備線路以個人名義向北京緊急喊話，請求赴京匯報，坦陳“寧夏武鬥我們無能為力解決，請中央把各派群眾組織頭頭召集到京解決”，朱聲達所言就是中央學習班的普遍開辦，10月12日《人民日報》社論稱為文革的“新生事物”，引述毛澤東說“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許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裏得到解決。”學習班的實質就是讓各路關鍵人物脫離本地，在北京集中反複接受訓導，最終服從中央意圖，朱聲達本人就在中央學習班上被宣布為反革命分子。


　　 中央學習班先由周恩來主管，工程兵政委譚甫仁兼任學習班辦公室主任。1968年3月後毛澤東指示成立中央學習班領導小組，林彪任組長，陳伯達、江青、康生任副組長。毛澤東亦親自過問學習班，如2月11日指示雲南班800人規模少了，“要增加一倍”，雲南班人數遂達2000，時間8個月之久。8月10日中央領導最後一次接見雲南班，宣布批準成立雲南省革命委員會，11日譚甫仁與學習班成員同飛昆明，13日革委會成立大會召開，這就是很多省區奪權問題的最終解決途徑。


　　 文革期間群眾組織的亢奮經常來自列寧的一段話：“革命是曆史的火車頭，——馬克思這樣說過。革命是被壓迫者和被剝削者的盛大節日。”“盛大節日”卻往往處於分裂、對立狀態。被“炮打司令部”激發的革命激情為何轉移到群眾組織之間的“互毆”？當然，舌頭不抵拳頭，推搡撕扯何如木棒鐵棍，長矛土槍、民兵槍械、爆炸物繼而登場，最終從軍工廠、軍械庫、援越軍列搬出現役兵器，上演都市街巷戰、街壘戰、據點堡壘攻防戰。初期群眾組織的分歧隻為對某一兩位本單位、本地區當權派的“造反”或“保皇”態度，互相指稱對方幕後有人、受人挑唆，發展到長期武裝衝突就難以理解了，難道沒有理想追求、意識形態的分歧？這是最值得研究的文革課題之一。群眾組織極易發生分歧，一方麵體現於社會因素，有長期政治運動積累的矛盾。另一方麵，這種分歧多半以實權派別與人物的操縱為背景，形成惡性循環，直至武力解決、殺戮。


　　 《七三布告》頒發十五年後的1983年5月20日，中央批準廣西區黨委《關於對“七三布告”重新認識及對外表態口徑的請示》，內稱“……布告本身確實存在錯誤……調動了軍隊和武裝民兵，鎮壓一部分群眾，並導致大量亂殺人的後果。”於此可見革命委員會的代價之大。




六、 盤點支左大反複



　　 1966年十一中全會後的軍委擴大會議部署軍以上機關文化大革命，10月5日軍委、總政治部《緊急指示》加劇軍隊內部炮打司令部、踢開黨委鬧革命，軍隊負責人受衝擊。1967年1月1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改組全軍文化革命小組，軍隊文革勢頭與地方無異。1月23日的支左決定授予軍隊介入地方文革、支持左派的任務，軍隊及其負責人的身份為之改變。1月28日的軍委《八條命令》強調“堅決反對右派，對那些證據確鑿的反革命組織和反革命分子，堅決采取專政措施。”“不得衝擊軍事機關”，同時收束軍內文革、保持軍隊穩定。各地軍隊負責人依據個人的文革體驗極易同情“保守”一方，打擊衝擊軍事機關者，2月開始出現全國性大抓捕的混亂局麵，四川抓人達10萬！2月16日懷仁堂會議發生嚴重爭吵，毛澤東大為震怒，在19日的會議上發起反擊“二月逆流”。4月1日中央關於安徽問題的117號文件有毛澤東親筆“許多外地學生幾次衝擊中南海，一些軍事院校衝進國防部，中央和軍委並沒有斥責他們，更沒有叫他們請罪、悔過或者寫檢討。講清問題，勸他們回去就是了。而各地把衝擊軍事機關一事都看得太嚴重了。”文件強調不能把群眾組織打成反革命組織，宣布一個組織為反革命組織需要中央批準，不能抓人，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被捕的一律釋放，通緝令一律取消。4月6日軍委頒發《十條命令》進一步明令“要防止趙永夫式的的反革命分子或思想很右的人主持支左工作”。


　　 如此起伏跌宕的高層決策使文革運動走向與奪權行動極為複雜，直接後果是軍隊初期的支左態度與趨向難以理會追隨中央意圖，10月21日康生等接見寧夏學習班時講話提到：“中央解決各地方問題的方針，這是根據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示，解決各地問題首先解決各軍區的問題。”所謂“解決各軍區的問題”或支左大反複，1967年3~8月是集中發生期，一大批軍管會、省軍區被改組，支左部隊及負責人被調動、處置。


　　 第一類 對初期支左引發事件的處理


　　 ⑴ 青海省：1967年2月發生青海日報槍殺事件，3月24日決定省軍區副司令趙永夫隔離受審，省軍區司令劉賢權主持青海省軍事管製。


　　 ⑵ 內蒙古自治區：針對內蒙古軍區槍殺事件、上訪事件，1967年4月13日、5月26日中央文件處分內蒙古軍區副司令黃厚等，內蒙古軍區降格，調滕海清主持軍區與革籌小組。


　　 ⑶ 福建省：1967年3月中央決定福建省軍管，為處理福州軍區抓捕過多問題，4月30日中央發文肯定福州軍區黨委和韓先楚的表態“盡速放出被押人員，從速為被取締的革命組織平反”，延至5月11日才得以成立省軍管會，10月福州軍區正式就支左錯誤作出檢查。


　　 第二類 軍管省區發生支左錯誤，省軍區、軍管會被改組


　　 ⑷安徽省：1967年7月改組省軍管會、省軍區，第12軍軍長李德生、政委張文碧任軍管會正副主任，兼省軍區司令、政委，原省軍區司令嚴光、政委宋文調離。


　　 ⑸ 浙江省：1967年8月改組省軍管會和省軍區，20軍政委南萍取代省軍區政委龍潛。


　　 ⑹ 雲南省：1967年6月改組省軍管會，昆明軍區政委李成芳下放，省軍管會改由陳康、張力雄主持。1968年1-8月中央雲南學習班開辦，調譚甫仁主持昆明軍區與雲南省軍管。


　　 ⑺ 江蘇省：1966年10月5日軍委緊急指示後，南京軍區內部造反行動劇烈，司令許世友為躲避軍內外造反派衝擊，在安徽六安縣獨山的軍事單位匿居數月，未出任江蘇省軍管會主任。1967年武漢事件後江蘇省、南京市再度召開批判許世友大會，許世友滯留北京一個多月。9月28日周恩來等接見江蘇各派代表團，肯定許世友。隨後南京軍區著手清算“倒許亂軍分子”，包括中將級副職王必成、林維先、鮑先誌等遭批判。中央舉辦學習班解決南京軍區問題，南京軍區黨委檢查有關錯誤，1968年1月28日周恩來再力挺南京軍區、許世友。3月20日南京軍區黨委關於成立江蘇省革命委員會報告獲批，許世友任主任，省軍管會主任、副主任中隻有吳大勝一人留任省革委會副主任。


　　 第三類 改組省軍區或大軍區，成立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


　　 ⑻ 甘肅省：1967年5月12日中央文件批評省軍區司令詹大南支左錯誤，改由蘭州軍區主持甘肅省支左，成立革委會籌備小組。


　　 ⑼ 四川省：1967年5月成都軍區第四政委甘渭漢、副司令韋傑檢討支左錯誤，調張國華、梁興初任成都軍區第一政委、司令並主持省革委會籌備小組。1968年3月中央學習班四川班開辦，規模1000多人，中央為四川群眾組織定性。


　　 ⑽ 河南省：1967年7月10日中央指出河南省軍區支左錯誤，政委何運洪降職，調空15軍政委王新任軍區政委，調劉建勳任革籌小組長。


　　 ⑾ 湖南省：1967年8月10日改組省軍區，副司令劉子雲調離，47軍軍長黎原任湖南省革命委員會籌備小組組長。


　　 ⑿ 江西省：1967年8月10日中央認為江西省軍區方向路線錯誤，省軍區司令吳瑞山免職，第二政委林忠照調離。調26軍程世清、楊棟梁任江西省軍區政委、司令，並主持江西省革籌小組。


　　 ⒀ 寧夏自治區：1967年8月寧夏學習班開辦，批判寧夏軍區司令朱聲達、副政委（代行政委）江波等，蘭州軍區副司令康健民接手寧夏支左，任革籌小組長。


　　 不同於以上三類情況的有


　　 ⒁ 湖北省：一直主持湖北省支左的武漢軍區因“七二零事件”而改組，成立以曾思玉、劉豐為首的武漢軍區臨時黨委。


　　 構成“三結合”的三成員各有各的難處，軍隊的難處尤以為甚。


　　 犯支左方向、路線錯誤的省軍區（青海、甘肅、河南、安徽、浙江、湖南、江西、寧夏，內蒙古軍區降為省級軍區），大多以撤職主官、改組軍區方式解決。由大軍區軍管的江蘇、福建、廣東雖有支左錯誤，但沒有顛覆性的處理。


　　 昆明軍區主持的雲南省軍管會因支左錯誤而兩次調整，政委李成芳雖被下放勞動但未明令免職，副司令陳康仍任原職。四川省支左問題以新任命成都軍區政委、司令而解決，原支左負責人、政委甘渭漢離崗未明令免職，副司令韋傑仍任原職。新疆軍區王恩茂以溫和方式調離、降職。福州軍區政委劉培善初期負責江西省支左，南京軍區副司令錢鈞首任安徽省軍管會主任，在處理江西、安徽支左錯誤的文件中均未提及劉培善、錢鈞的問題。隻有武漢軍區主持的湖北省較特殊，毛澤東親赴武漢本有意說服軍區領導改變支左態度，以求得溫和解決，不料觸發惡性事件，軍區司令、政委雙雙下台。內蒙古軍區問題嚴重，但中央4月決定隻批評了軍區個別領導人，繼而再生風波，5月中央文件專門處置軍區領導人，同時將內蒙古軍區降格。


　　 野戰軍發生支左錯誤多采取調離方式處理，例如駐雲南第13軍與駐重慶第54軍互調（1967年5月16日中央關於重慶問題批示曾批評54軍支左錯誤）；駐廣西柳州第55軍與駐廣東潮汕第41軍互調；安徽省初期支左由60軍與省軍區共同擔任，後省軍區改組、60軍改為擔任江蘇省支左。


　　 支左錯誤較輕的，或者高層有意溫和處理的，一般以中央批準、認可當事者的錯誤檢查方式。1967年3月底山東省革委會發起“反複辟”時與軍區嚴重對立，4月27日中央處理山東問題，濟南、山東省兩級軍區檢討支“保”錯誤，山東省革委會主任王效禹被任命為省革委會黨核心小組長，兩級軍區第一政委、黨委第一書記，擁有空前的“六個第一”。批準天津市革命委員會成立時，亦批示同意軍隊負責人蕭思明、鄭三生、楊銀聲的支左錯誤檢查報告，認為態度是好的，誠懇的。在同意南京軍區檢查報告的批示上，中央指出“南京軍區是中央所信任的，許世友是好同誌”。在批評軍隊支左錯誤同時，也有中央承認處置錯誤，例如1967年8月中央《關於湖南問題的若幹決定》指出湖南省軍區犯方向路線錯誤，決定改組省軍區，但最早大批抓人的湖南省軍區曾有中央文革的批示認可，因此《決定》同時承認中央文革對湖南省軍區2月3日報告的批示是錯誤的，中央是有責任的。


　　 “七二零事件”後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的地位十分危險，毛澤東偏偏網開一麵（7月25日對武漢軍區黨委複電特別稱“廣大革命群眾所要打倒的陳再道同誌……仍然可以站起來，參加革命行列”）。文革初期（1966-1968），總部、軍兵種、大軍區以及院校任職的上將倒台者楊成武、張宗遜、張愛萍、肖華、蘇振華、楊勇、宋時輪、鍾期光、李聚奎、李誌民、王平等都是“紅一”出身，而“紅四”出身的上將王新亭、王宏坤、許世友、陳錫聯、謝富治地位卻很穩固。毛澤東赴武漢前表示要做工作保陳再道，如果不發生“七二零事件”，陳再道地位應該也是穩固的（1972年陳再道複出，相繼任福州軍區副司令、軍委顧問），體現毛澤東很特殊的用人之道。


　　 文革以清洗羅瑞卿開局，研究者多認為毛澤東的用意是先鞏固軍隊，以便將來全麵奪權時有軍隊作後盾。但實際情況表明，派軍隊支左、穩定局麵與軍隊是否支持毛澤東的文革，其實是兩碼事。匆忙介入支左的混亂局麵致使許多軍隊將領“落馬”，軍隊將領掌控大部分地方政權不久又恰遇九一三事件而備受牽連，加上文革初期軍隊本身開展“四大”，這是文革十年軍隊遭受的三次大損傷。




七、“奪權”概念困惑



　　 1968年9月5日全國29個省市自治區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毛澤東非常在乎這個結果，特批準9月7日召開慶祝大會，周恩來、江青等講話。但毛澤東對會議提出了批評：“8日，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江青聯名檢討，認為這次會議沒有事先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議過，講話的代表沒有提中央文革，沒有著重講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和紅衛兵小將的功勳，還有像蒯大富這樣的代表性人物沒有參加會議，全是因為領導上準備不足。9日，毛澤東批示：周恩來、江青講話照發。”（《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257頁，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人民出版社1997年）。


　　 29個省市區革命委員會成立時，原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從北京市委改組後算起）隻有黑龍江潘複生、廣西韋國清、天津解學恭、河南劉建勳留任革命委員會主任，西藏張國華調任四川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北京李雪峰調任河北省革命委員會主任，大多數人不僅失去一把手崗位、無緣於革命委員會主任，更有超過半數遭受點名批判。29個省市區革命委員會首任主任有19名軍隊將領（不計大軍區、省軍區兼政委）：吉林王淮湘、遼寧陳錫聯、內蒙古滕海清、甘肅冼恒漢、寧夏康健民、青海劉賢權、新疆龍書金、四川張國華、雲南譚甫仁、西藏曾雍雅、貴州李再含、廣東黃永勝、湖南黎原、湖北曾思玉、江蘇許世友、安徽李德生、浙江南萍、江西程世清、福建韓先楚，其中大軍區司令或政委10人，大軍區副職2人，省軍區2人與野戰軍主官5人大都兼任大軍區副職，看起來很符合軍隊組織係統特點。各省市區革命委員會的副主任中，軍隊幹部亦占重要地位，此種局麵及影響就是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所言：“蘇聯攻擊我們是‘軍事官僚體製’或‘軍事官僚專政’”，“這些話嘛，我看讓人家去講！人家怎麽講，就怎麽講。”毛澤東的重點本是清洗地方“走資派”，卻促成了“軍事官僚體製”。


　　 革命委員會的全部成立，表明毛澤東文革的一項宏大目標。但是，缺乏毛澤東本人關於革命委員會的全麵理論闡述，缺乏中央正式會議關於全麵奪權的決議，缺乏關於革命委員會的操作規範，革命委員會全麵問世隻能算作革命時期的衝動行為。


　　 奪權本身就是詭異，1967年2月27日周恩來致信毛澤東，認為廣東省委主要負責人向造反派“讓權”是錯誤的。青海省群眾組織奪權時，省委第一書記楊植霖主持省委會議決定支持，其法理根據何在？原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1967年3月2日還致信武漢軍區司令陳再道等，提出迅速建立省、市、地縣的臨時“三結合”權力機構的一些具體措施及人選，其時王任重的職位已不複存在，本人也被批鬥多次，他的建議也許有什麽背景？“讓權”、“交權”、“任由奪權”、“放棄權力”，哪一個是對的？無從知道毛澤東對周恩來1967年2月27日信有什麽答複。各省市區全部成立革命委員會後，中央文革碰頭會籌備八屆十二中全會，擬定議程之一是推選中央革命委員會，在九大前作為黨和國家的臨時最高權力機關，毛澤東批示僅是：“暫時不宜成立”。


　　 奪權一開始就是針對黨委與政府（上海奪權大會自稱“徹底打倒以陳丕顯、曹荻秋為首的上海市委大會”），最初的革命委員會是黨委與政府功能的綜合體，不久各地相繼成立黨的核心小組，再到恢複黨委會，革命委員會功能實際回複為原來的政府。毛澤東初衷也許就是奪權本身，正符合當時的一種論斷：隻講階級鬥爭，不講無產階級專政是修正主義表現。


　　 奪權的目的，首先是清洗毛澤東革命路線的反對者，其次建立新型權力機構，文革時期毛澤東的巴黎公社理想即依附於此——聶元梓大字報被稱作“北京人民公社宣言”，“十六條”指出“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麵的選舉製。”，第一個奪權而且是“奉旨”奪權的上海市曾宣告成立“上海人民公社臨時委員會”。1967年第3期《紅旗》雜誌社論強調巴黎公社原則是普選製與公務員的低薪製。“徹底打碎”或許對應著文革特有的奪權行為，普選製與低薪製卻沒有實質上的觸及，革命委員會並未留下“公社”的烙印。權力機構從打碎到重建過程，經濟停滯、設施毀壞、生命財產損失，代價巨大。


　　 1968年年3月30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社論的原稿有“‘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毛主席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國家學說的創造性發展”，毛澤東審查時改為“‘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是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在這次文化大革命中的一種創造”，將“革命委員會”與“國家學說”撇清。“三結合”隻涉及權力機構人員組成原則，而且帶有臨時性質，軍隊幹部、群眾組織代表一旦實質性置身於權力機構，必定失去原有身份（文革後期提出群眾組織代表實行“三三製”的設想，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毛澤東要實現炮打司令部的重要意圖，發動群眾推倒原有權力機構，新生權力機構與原有權力機構哪一個弊端更多，也許一時難以判斷，但非常明顯的是，新生權力機構更加容易受到社會各方的監視而暴露其陰暗麵。


　　 毛澤東也許有意讓群眾自己出麵奪得權力，以自下而上的群眾運動形式，從走資派手中奪權，但如此大規模、經久不息的武鬥理應非其所料。八屆十二中全會毛澤東解釋道：“問題就是有思想錯誤同敵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一下搞不清楚。隻好一個省一個省地解決。比如遼寧省三大派，打了八個月，天下大亂。不是解決了嗎？還是能夠清楚的。”其後7年的文革曆程仍然充滿社會性混亂——武鬥、停工停產，表明所謂“思想錯誤同敵我矛盾混合在一起”並不能解釋。




八、結語



　　 匆忙的奪權過程留下種種遺憾，炙手可熱的權力導致的某些荒謬更甚於文革前（例如擁有“六個第一”的王效禹之所作所為）。九大閉幕後，回頭處理奪權遺留問題，王效禹沒等返回濟南就開始被批。有意思的是，首批奪權六省市竟然又是“出頭椽子”，六省市革委會主任隻有北京、上海得以留存。1970年高層出現新的裂縫，1971年引爆九一三事件，文革預定軌跡發生改變，對九一三事件的清理，可能掩蓋或混淆了對奪權、軍管支左遺留問題的清理。至1976年10月文革實質結束時，29個省市區革命委員會主任（也就是後來恢複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的地方幹部增加到19位：北京吳德、天津解學恭、河北劉子厚、山西王謙、陝西李瑞山、新疆賽福鼎、四川趙紫陽、雲南賈啟允、廣東韋國清、廣西安平生、湖南華國鋒（毛致用實任）、湖北趙辛初、河南劉建勳、上海張春橋（馬天水實任）、江蘇彭衝、浙江譚啟龍（鐵瑛實任，鐵瑛是舟嵊要塞區政委，可歸於下一類）、江西江渭清、福建廖誌高、山東白如冰（其中原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9人、書記處書記10人），軍隊將領減到10位：黑龍江汪家道、吉林王淮湘、遼寧曾紹山、內蒙古尤太忠、甘肅冼恒漢、寧夏康健民、青海劉賢權（張江霖實任）、西藏任榮、貴州魯瑞林、安徽宋佩璋。29個省市區的首任革委會主任此時隻剩天津、陝西、河南、上海、吉林、甘肅、寧夏七處。


　　 1968年4~12月，本該於1966、1967、1968年畢業的大專院校學生分期辦理分配派遣，四年製以上的高等學校大部學生離校，不足四年製的大專、中專學校全部清空。9月30日毛澤東對黑龍江省柳河五七幹校批示，大批原黨政機關人員進入幹校學習勞動改造。12月毛澤東對甘肅省會寧縣城鎮青年赴農村安家落戶批示，數百萬中學生上山下鄉。新疆、西藏革命委員會的最終成立，一大批文革主力的黯然退場，使九大得以召開，展示文革階段性成果，1968年9月至1969年4月可說是文革十年的相對平靜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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