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閻紅彥的雲南文革：從管湧到潰堤（周孜仁）

這位對文革的描述， 就沒有黨校教材那種假裝小學生“好人， 壞人”一刀切的官樣標誌， 何止雲南， 很多地方的“造反派”中， 有相當一部分就是運動初期“組織上拋出來“， 按照黨的慣例準備整一通打一頓的家夥，然後戴個帽子處理處理， 沒想到毛爺這次的路數不太一樣，重點是”整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而後各級大小領導惶惶不可終日地過了幾年，到底毛爺還是共產黨， 各級官員還是統治國家的主要工具， 於是三兩年後，走回老路， 小兵進去老將歸位，到了毛爺賓天之後， 那一批那幾年過過一陣人不人鬼不鬼的各級領導同誌，回過頭來對那當年對自己大不敬的造反派， 一把大掃把，統統掃掉了， 結論是”還是自己的孩子可靠“， 阿門。--轉載者

１、循吏

　　按照中央文件定義，雲南“新生紅色政權”雲南省革命委員會成立，是雲南“全省無產階級革命派和廣大革命群眾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旗幟，同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德懷、賀龍、彭真、譚震林、李井泉、羅瑞卿、陸定一、薄一波、楊尚昆、安子文及其在雲南的代理人閻紅彥、趙健民之流進行英勇鬥爭的偉大成果。”。

　　要說清雲南文革，必需先說清兩位雲南文革的“反派”主角：閻紅彥和趙健民；現在先說閻紅彥，稍後再說趙健民。

　　閻紅彥，陝西子長縣人。１６歲造反起家，參加中共，與著名陝北領袖劉誌丹、謝子長等一道成為陝甘根據地的創建人。正是近代中國危機迭起、群梟爭雄的時代。這幾個陝北漢子算得了什麽？如果不是毛澤東帶領中央紅軍的猛將驍兵萬裏南來，如果不是曆史恰到好處地賜予了中國共產黨一個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特殊機遇，閻紅彥和他造反哥兒們的故事充其量不過前輩老鄉李自成、張獻忠３００年前嘯聚的再版而已。幸運的是，上述所有的偶然成全了這個陝北後生：曆任晉西遊擊隊大隊長，晉冀魯豫野戰軍三縱副司令員、二野三兵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隨劉鄧大軍入川，先後任川東行署主任，四川體育委員會主任等職……在共產黨英才輩出的官僚群體中，他能力相對平庸；其次，他自知非幹臣能吏，素少政治野心；最後，他安於命道，與左右相處謙和，直到５０年代末，才因一次偶然原因，終得以封疆大吏之尊派赴雲南，官拜省委第一書記、昆明軍區第一政委。

　　閻紅彥這個老資格，何以年屆５０方才修得正果？有一段曆史公案必須加以說明。

　　同為陝北紅軍創始者，閻紅彥與高崗素多不和。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風，高崗已當上西北局書記，他找閻說陝甘根據地“是子長（謝子長）、誌丹（劉誌丹）、你和我創建的”，他要閻為此說作證，閻不但不賞臉，還揭老底說：“你不要把自己打扮成陝甘遊擊隊的領袖。你的曆史我清楚。某次戰鬥，你火線當逃兵，按紀律，抓回來是要槍斃的，隊委會考慮你是自己回來的，給了你留黨察看的處分。”高崗惱羞成怒，連稱“造謠、陷害”而去。

　　中共七大，政治才幹和官場手段遠在閻紅彥之上的高崗大獲賞識，不僅當選代表，還被提名為中委候選人，閻紅彥認為此議不妥，找到劉少奇、任弼時等力呈異議，事情無果，反遭批評。結果是：高崗不僅當了中央委員，還當了政治局委員。閻氣得再次向劉少奇、任弼時告狀，說“高崗偽造曆史，臨陣脫逃，品質不好，詭計多端，不可信賴”。閻還當麵將其狀告中央事麵告高崗。二人再結梁子。

　　１９４５年７月，中央召開西北曆史問題座談會，康生正式宣布高崗是西北革命領袖，今後不準任何人反對。閻紅彥反對高崗是錯誤的。兩個月後，閻紅彥被派晉冀魯豫野戰軍三縱任副司令，當了鄧小平部屬，從此脫離了陝北的是是非非，也遠離了最高層領袖的視線。

　　閻紅彥被重新引人注意又過了許多年。１９５４年２月，高崗成了中共建政後第一個“反黨集團”：“高饒反黨集團”頭子，自殺身亡。其中吊詭，熟知中共黨史的人耳熟能詳，此不贅言。

　　與高崗大起大落相比，閻紅彥的日子過得實在平淡無奇。他一直以行署主任和軍區副政委的身份奔走於川東窮山惡水，默無聲聞地組織土改、剿匪、征糧……如果不是高崗陰錯陽差攤上大事，誰也不會繼續注意閻紅彥這個平庸的陝北漢子。

　　高崗自殺次年，中共第一次授均銜，早已從事地方工作的閻紅彥，和烏蘭夫、葉飛等中共曆史上有特殊表征意義的老資格，一起破例被授予軍銜，貴為上將。又３年，１９５８年３月，中央召開成都會議，閻紅彥身高１米８幾，毛澤東在一律藏青色幹部裝的臣僚中見這位大個子，於是寬容大度地抱歉說：“閻紅彥同誌，很對不起你，把你冤枉了十多年，當時隻怪我看錯了人。你還有什麽意見沒有？”閻則恭恭敬敬回答：“多少年前的事了，我沒有什麽意見。”那一年，他４９，正式回到毛澤東視線之中。第二年８月，彭大將軍在廬山會議被領袖一巴掌從雲端打落。國防部長換人，總參謀長也換人，公安部長羅瑞卿補位；公安部長缺位，謝富治補位；謝富治係雲南省委書記，滇省書記缺位，閻紅彥遂調任了第一書記。

　　中國曆來將官吏類分為循吏、能吏和佞臣。所謂循吏，司馬遷的定義是：“奉職循理”。以寬政得人和民安，執政能力強弱則不那麽重要了。雲南遠離中心，經濟文化落後，對全國大局影響甚微，中央對邊地的唯一要求就是穩定、穩定、還是穩定。執政官員隻需老實、忠誠就行。閻紅彥正好符合這一條件。

　　長期擔任閑職，如今要以封疆大吏之身獨當一麵，閻紅彥心裏不踏實。初接任命，他曾找老上司、中央總書記鄧小平叫苦，說自己“黨內鬥爭總是失敗者。”，按“水平”和“性格”怕難擔此重任！鄧回答很痛快：“我是第一次聽你說‘怕’字！”鄧要他“從實際出發，該怎麽做，就怎麽做！”

　　除了對自我能力缺乏自信，還有一問題讓閻憂心：前任謝富治主滇極度左傾，都說雲南落後，偏偏“大躍進”“放衛星”搞得民不聊生，餓死人的現象公然領跑全國。還在１９５８年６、７月，浮腫病便開始在曲靖，玉溪等１０個專州７０多個縣、市大麵積爆發，官方統計，截至８月２０日，全省發病人數已達２３·６萬多人，死亡３萬４千人。其中曲靖地區死１萬９千；玉溪死１萬零６２。省委農工部調查糧倉陸良縣茶花鄉後給省委寫報告：說茶花鄉９５１０人，腫病２９４６，死１５９４，最嚴重的第四社，１０８９人死２７２人，死亡率為２５％！開始死人還用棺材木匣子裝，後來用席子卷走了事，再後來沒人抬了，就用牛車拉，一車拉三四具屍體，到附近的泥塘、水溝、房前屋後隨便一丟了事。省委書記劉卓甫給省委報告說，曲靖專區病情嚴重時，已出現母親吃小孩，父親賣兒女的慘禍。為什麽死人問題拖半年之久？劉卓甫認為，主要是幹部不敢提糧食問題，怕右傾，怕當右派。

　　前任此類作派閻紅彥早有耳聞，並不陌生，任職四川期間，他就對“大躍進”“高指標”“浮誇風”深惡痛絕。問題是：如今廬山風暴未歇，彭德懷正遭狂批，全國還得持續“大躍進”，按此套路，封疆吏怎能扭轉南疆乾坤？閻紅彥再找彭真叫苦：“我和彭老總的看法是一樣的，當前又主要是反右傾機會主義鬥爭。這個時候，要我去雲南擔任省委第一書記，怕不合適吧！”彭真知道閻的肚子疼，替他作切割，說：“他是他，你是你，那是兩回事吆！作為領導幹部，說真話，講實情，幹實事，是應該的，也是正常的。”

　　１９５９年９月，雲南這塊燙手山芋正式傳到閻紅彥手中。

　　中國為官之道，無非四種：

　　１、不說不做（懶把式）。屍位素餐，誠然安全無虞，但射燈永遠照不到頭上，難有升遷之機；２、隻說不做（假把式）。隻要巧舌如簧，又遇上司喜人吹拍，往往一路春風；３、隻做不說（笨把式）。在政治風險極高的極權環境，隻做不說，當屬有社會擔當之稀缺物了；４、又說又做（好把式）。既幹事，又會宣傳自己，可算官中極品了。

　　閻紅彥屬於第三類。他懂得中共遊戲規則，知道毛澤東的“三麵紅旗”萬萬碰不得，但就事論事解決一些應急之事也是可以辦的。來滇後，閻紅彥用整整半年時間調查研究，發現問題，對政策糾偏、解決群眾生產生活問題，省委作出決定：

　　一、對主要責任人州委、縣委、公社書記進行組織處理；
　　二、向全省災民發放平均每人每天８兩救濟糧，對浮腫和婦科病人進行集中免費救治；
　　三、要求把製止腫病死人作為當前頭等大事來抓。對讓群眾吃飽飯的問題進行專題研究，強調：“不顧群眾死活，胡吹，蠻幹，不是馬克思主義。”

　　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組織的一大要件，是毛澤東企圖消滅家庭私有製、建立斯巴達式軍事共產主義的重要生活方式。１９６０年底，在閻紅彥主導下的雲南省委大膽決定：邊疆地區一律不辦公共食堂；而體現人民公社所謂“一大二公”的核算製度，也被雲南省委進行了大幅調整：甚至允許遠離生產隊的單家獨戶或三家兩戶，作為生產隊的“掛鉤戶”單獨經營；生產隊、個體戶實行承包責任製……這些措施完全符合雲南農村山區分散的實際情況，但閻紅彥動作之大，當時確實有點嚇人。他的許多指示具體的簡直有點就是婆婆媽媽。比方：“邊疆地區生活方式，現在吃的很簡單，浪費也很嚴重，人吃、雞吃、狗吃、豬也吃，吃東西就是那麽一鍋煮，包穀南瓜一起煮，一碗鹽水，幾個辣椒……”“不會吃，不洗臉，發也不理，筷子也不會用。我們政府的文件，總是提一大堆什麽教育方針呀！社會主義啊、愛國主義啊、階級教育啊！……實際是很不負責任的，都是空話。”“工作隊，要教他們生產，教他們生活，教他們由不理發到理發。”“文工隊演的節目都是抗美援越，太單調”。

　　在１９６０年代泛政治化的社會語境裏，這些話確實讓人溫暖。而實踐，及時給予了閻紅彥豐厚回報。１９６１年秋，雲南農村情況已有顯著好轉。８０％地區生產、生活情況和政治情況都比較好。

２、告密

　　閻紅彥的雲南整頓順水順風，全國各地的整頓也順水順風。１９６２年，整個社會出現了１９５６年以來再一次寬鬆局麵。毛澤東心情卻並不舒暢，他原本想十五年“超英趕美”“一步登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異想天開的作派統統都慘遭滑鐵盧。劉少奇在七千人大會發起挑戰，說大躍進失敗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甚至威脅：“人相食，是要上書的”……斯大林死後遭遇赫魯曉夫清算已如陰影來襲，毛澤東必須出手反擊了。

　　１９６２年７月北戴河工作會議召開，毛澤東離開會議原定議題，突然大談階級、形勢、矛盾，談“光明”、“黑暗”比例、一個指頭九個指頭，炮轟農村出現的“單幹風”，大講特講階級鬥爭，搞得代表一頭霧水。９月，八屆十中全會開幕，毛澤東正式提出了他關於“社會主義曆史階段”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新理論。

　　按照馬列主義關於社會發展五階段論的經典說法，社會主義僅僅是從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之間一個“過渡階段”，毛澤東顛覆此一提法，宣布社會主義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時期”，在此曆史時期“始終存在”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因此階級鬥爭必須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所有工作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綱”。這個表述正是所謂“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最初奠基，亦後來被稱為馬列主義發展的“第三個裏程碑”，亦正是“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理論依據。八屆十中全會決定在城鄉發動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成了文化大革命的預熱。殘酷的黨內鬥爭再次拉開大幕。

　　這次會議上，一個告密事件讓閻紅彥意外爆冷。按照《工人日報》編輯何家棟說法：正是閻紅彥的告密“為毛澤東‘階級鬥爭為綱’提供了一枚重型炸彈，從這裏打開突破口，在哲學、經濟學、史學、文學、新聞、電影、戲劇等意識形態領域展開了對資產階級的大批判，形成文化大革命的前奏。”。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

　　１９５６年，工人出版社約請劉誌丹的弟弟劉景範之妻李建彤撰寫《劉誌丹》一書，歌頌這位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作品體裁由紀實體改為長篇小說。１９５９年書稿完成，即將付印。為慎重計，作者將稿樣送相關人士征求意見。閻紅彥理當屬於意見征求者之一。《劉誌丹》既然是小說，當然可以虛構，閻紅彥偏偏要“對號入座”。閻紅彥和高崗這對老冤家一直要爭的，無非就是陝北根據地到底誰是正宗創始人？高崗早在５年前就因“反黨集團”身墜地獄，可閻紅彥就是像農村怨婦，對這段曆史恩怨不依不饒，認為小說還在抬高崗、貶老閻，簡直就在翻案！一看樣稿，氣不打一處來，堅決反對出版。閻更不能忍受的是，待到他去北戴河參加中央會議，《工人日報》《中國青年》已經開始發表小說部分章節。閻書記憋屈難耐，立即致電全國總工會和團中央要求停止刊載，還一狀告到康生——這一卦，拍靈了！康生當即要中宣部通知各報刊一律禁發，接著還提請中央書記處處理小說《劉誌丹》。

　　閻紅彥趁勝追擊，在大會小會拿《劉誌丹》做文章，說《劉誌丹》是習仲勳“主持”寫的，是“利用宣傳劉誌丹來宣傳高崗”，是鬧“翻案”。湊巧的是，這次會議前，彭德懷曾向中央和毛澤東呈送長信（所謂“八萬言書”），申明他在黨內從未組織過什麽“反黨小集團”，也沒有“裏通外國”，請求中央全麵重審。會議期間，彭德懷再次致信毛澤東和中央，重申冤屈，彭兩次上書讓讓毛大為惱怒，認為是向黨發起新進攻，決心利用大會實施反擊。閻此舉正好為批判“翻案風”送來重磅炸彈。於是各組結合批彭，集中火力批判小說《劉誌丹》，“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反黨集團”很快升級為“彭、高、習反黨集團”。９月２４日，毛澤東正講話，康生乘機遞過一張字條，毛主席一邊念紙條，一邊發揮：最後就有了毛澤東著名的“最高指示”：

　　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是一大發明。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麵的工作。革命階級是這樣、反革命階級也是這樣。

　　接下來，全會決定成立審查習仲勳、賈拓夫、劉景範等人的專案審查委員會。康生為主任。整人的權柄一旦落入酷吏康生之手，誰都不會有好日子過。西北五省批省級幹部被齊調北京“學習”，不少被誣為“習仲勳反黨集團”成員。《工人日報》黨組、全總黨組、中宣部亦未能幸免。習仲勳國務院副總理職務被撤，１９６５年下放洛陽礦山機器廠當副廠長，“文革”被關押；賈拓夫，被毛譽為“黨內的賈寶玉”的“才子”，國家經委副主任職務被撤，文革被迫害致死；劉景範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捕入獄；李建彤後也遭關押，開除黨籍。勞動部部長的馬文端被關押，陝甘寧老區上萬基層幹部和群眾被打成該集團的“黑爪牙”。一部小說株連萬人，實為史上罕見“文字獄”。

　　八屆十中全會吹響了階級鬥爭號角。自１９６２年秋冬始，“階級鬥爭”成了全國各級共產黨組織執政的頭號主題。次年５月，毛澤東主持召開“杭州會議”，討論製定了《關於目前農村工作若幹問題的決定（草案）》（簡稱“前十條”），９月，中央在北京再次召開會議，製定了《關於農村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中一些具體政策的規定（草案）》（簡稱“後十條”）。一場大規模的階級鬥爭從此開始。

　　閻紅彥告密事件讓他贏了個大滿貫，其客觀效果，確為毛澤東將階級鬥爭絕對化、擴大化提供了一枚重磅炸彈，釀成一場株連上萬人的大冤獄，同時亦讓他本人廣遭詬病。文革後，有人竭力為他辯誣，不但無濟於事，反而越辯越黑。

３、昏招

　　綜觀閻紅彥性格邏輯和處世風格，其實，對該告密事大可不必過度解讀。作為陝北曆史“山頭”恩怨的繼續，閻紅彥像個固執的鄉村怨婦攜私複仇，趁一時之快，也就夠了。我們馬上就會看到，閻紅彥政治上其實非常不清醒、不敏感，有時，幹脆就是個糊塗蟲。

　　八屆十中全會９月２７日落幕，雲南省委立即認真傳達貫徹之。參會代表、雲南首長、省委第二書記於一川先行回昆的研究召開省委擴大會議事宜。

　　有必要對於一川簡做介紹：河北滄州人，自幼聰敏好學，博聞強記，品學兼優，在北平師範大學讀書時參加“一二·九”運動並加入中共，自此走上革命道路。被人讚譽為“黨的秀才，革命才子”。１９５０年代，宋任窮任雲南省委書記，專門向西南局書記鄧小平把這位學識和經驗均屬豐富的“秀才”要來了雲南。按於的思想水準和政壇曆練，應該讀懂毛澤東關於階級鬥爭理論創新成果之寶貝的，隻是久居邊地，對中央極權下的服從意識遂有淡薄；加之仕途順風，難免驕矜自負；最後，會議上他倒是記住了毛澤東講了階級鬥爭，此外還講了“不要因強調階級鬥爭放鬆了經濟工作，要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於是居然自作聰明地告訴秘書長梁浩，說：雲南的情況與四川（指西南局）不同，四川那樣提，我們不那樣提。不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去開展群眾運動。還是要強調抓生產力，抓經營管理。

　　閻紅彥因告密暴得大功，更是得意滿滿，回昆明立馬一頭栽進振興雲南的經濟幻夢之中。對於省長自以為是的觀點，他真心讚賞，鼎力支持。

　　於是，於省長受省委之托作《會議總結報告》腦子便短路了，說“我省兩條道路鬥爭是客觀存在的，但‘單幹風’並沒有刮起來。因此，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在農村中從開展一次兩條道路的鬥爭入手，通過這樣一個政治運動來解決目前所存在的問題。而應該以改善集體經濟的經營管理，發展生產為中心。”於省長的總結受到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會議閉幕，閻紅彥作總結發言，對於的會議總結充分認可，明確宣布：“一川同誌作的總結，是經過省委討論同意的。”接著代表省委提出“鼓足幹勁，大力發展生產”的方針。

　　見鬼的事繼續發生：雲南省委宣傳部《關於今冬明春在農村中進行社會主義教育的意見》中高調宣布，雲南沒有刮起單幹風，也不存在生產生活和市場混亂的問題，因此“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去開展一次社會主義教育的群眾運動”“主要的和首先的是通過重續貫徹執行政策，改善經營管理，解決實際問題，把群眾的生產運動組織起來，從中結合進行思想教育、啟發誘導、分清是非，提高覺悟，進一步發揚社會主義積極性。”

　　毛澤東階級鬥爭理論正如大旗升杆，高高飄揚。僅僅時隔兩月，閻紅彥就公然對著幹，在全國發出了惟一一份公開宣布“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紅頭文件，無異於掰了龍鱗，捋了虎須，吃了豹子膽。西南局一見此文件，當即提出，這是明日張膽地違背中央精神，責令雲南檢查。對此，閻紅彥還發牢騷，說：“沒有飯吃，搞哪樣階級鬥爭！”“如果誰能發明人可以不吃飯，我就天天搞運動。”

　　麻煩越惹越大。翌年５月，毛澤東對浙江省關於幹部參加勞動的材料批示，危言聳聽宣布：

　　如果放鬆階級鬥爭，那就不要很多時間，少則幾年、十幾年，多則幾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現全國性的反革命複辟，馬列主義的黨就一定會變成修正主義的黨，變成法西斯黨，整個中國就要改變顏色了。

　　同月召開的杭州會議，毛再次提出：“階級鬥爭、生產鬥爭和科學實驗，是建設社會主義強大國家的三項偉大革命運動”，會上公開點名批評閻紅彥“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省委文件，是“大膽的主觀主義的假設，小心的主觀主義的求證”。

　　這一回，倒是先把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嚇一大跳，他回四川馬上召開西南局第二次全會傳達杭州會議精神，專門傳達了毛澤東對雲南“不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批評，責令閻紅彥檢討，還要雲南省委寫出書麵檢查。李井泉斥責參會的於一川。於省長隻得檢討。第一次不過關，二次，二次不行，三次——直到會議結束仍未過關。西南局宣布於一川“回去再寫檢討”。

　　閻紅彥沒有參加西南局的會議。他缺少政客的厚臉皮。杭州會議被最高領導點名，那一跳已嚇得不輕。身材本胖，年年得到上海做吸脂手術（雲南人稱“割板油”）。這次回雲南，高血壓也發了，心髒病也發了，省委大佬們左安慰，右勸說，要他去上海看病，家裏的事有人會料理的。閻如何客套不得而知，總之，他確實又去上海住院了。留在家裏的事誰料理呢？自然是於一川，有他全權代表省委去成都挨克。知識分子幹部最喜歡表現自己對組織的忠誠。於一川屬於知識分子幹部，讓他表現忠誠的機會來了。

４、於、梁反黨集團

　　於一川從西南局檢討回來，立馬召開常委會檢查錯誤。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８日，於一川將常委會討論的情況加以綜合，最後作《檢查報告》稱：省委“對過渡時期的階級和階級鬥爭、兩條道路的鬥爭，在認識上有模糊之處”，宣傳部寫的那個文件，是有錯誤的。

　　北京知道這回雲南土佬兒嚇得不輕，馬上專派彭真前來安撫。常委會閉幕日，所有常委悉數到場，由於一川代表省委正式沉痛檢討：無非對八屆十中全會精神認識不夠、對階級鬥爭認識比較模糊、抓生產多之類，還有宣傳部的那個文件是錯誤的，與省委思想有關係……等等。彭真寬宏大量說，“常委討論，認識了問題，就行了”“你們還是要抓生產，現在抓生產也得突出。”於一川於是再表沉痛，說問題嚴重，要繼續向西南局、中央寫檢討。中央大員於是更加寬厚，回答道“不必寫檢討了”“我回去向毛主席報告”。

　　彭真離滇，雲南省委馬上召開擴大會議，學習貫徹彭真視察雲南的指示，會議再次印發八屆十中全會公報，對照檢查；接著繼續代表省委再檢查，又說省委宣傳部那個文件有錯誤，“主要是省委負責”等等，最後形成正式《檢查報告》呈報中央、毛澤東、西南局。雲南省委官員們的態度實在太真誠，太沉重。西南局批複：“同意雲南省委的檢查。”

　　事情至此，關於“不需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引發的風波，算是暫告結束。於一川殫精竭慮，屁股基本擦幹淨，可以鬆一口氣了。隻是，１９６３年後的中國，愈演愈烈的階級鬥爭已如大網垂天，所有人都難逃劫數。雲南省委企圖按部就班工作已不可得，以至閻紅彥不得不借於一川的政治頭顱來祭一回旗。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根據中央精神布置開展“反右傾”運動，那個“不以階級鬥爭為綱”文件，作為重大政治事件舊話重提。這一回，文件的操刀手兼擦屁股者於一川、梁浩在劫難逃：雙雙成了“反右傾”的主要對象。雲南省委召開工作會議，要求所有參會者對於一川進行揭發批判。於省長一個月作了４次檢查，承認犯了許多錯誤，最後省委形成《關於於一川同誌所犯錯誤初步情況的報告》呈報中央和西南局。《報告》特別強調於一川的“右傾觀點是相當突出的”，挨了西南局的批評，他極力推卸責任（大家忘記了正是於一川去檢討的）。１９６５年１月，雲南省委布置全省“四清”運動，再次召開專門會議繼續批於，這一回，閻紅彥惡狠狠稱：於一川的檢討把許多重大問題都那麽輕描淡寫，好似至多不過是一些認識問題、工作問題。“一川同誌是不是說錯一句話、辦錯一件事的問題？我認為不是。”“全國誰也沒有提不以階級鬥爭為綱，隻是我們雲南提了。”“所以，一川對十中全會的態度問題，是反映了他的立場、觀點、思想感情的，是階級本能的反映。”

　　於一川確實太能了，對人謙和，在幹部中印象普遍良好。謝富治主滇時代，很多具體工作都由於一川擔綱，謝調離雲南，原本就推薦於一川接任，皆因李井泉從中作梗，得以讓閻紅彥作了封疆大吏。閻這個陝北“土老財”之霸陵剛愎與於一川這個京城書生的謙恭精幹正好對比鮮明。把於一川幹掉，可讓閻書記六根清淨。

　　一把手定調，批判繼續升級。就在這次會議上，有人甚至危言聳聽地揭發，說“於（一川）、梁（浩）集團”實際已成為地下省委，已經在反黨。”“八屆十中全會後，於一川害怕階級鬥爭和兩條道路鬥爭，主張農村工作主要是生產和經營管理問題，梁浩背著省委極力加以宣揚和執行。性質已上升至“反黨集團”層次。

　　幹部們的揭發批判已然狂濤巨瀾，事情就順水下灘了，許多庸俗的花邊傳聞也派上了用場。於一川夫人王靜，省委組織部副部長，本係於一川大學同窗，王有一表哥某亦二人同學，時在交通部交通管理局任局長。三人在校關係皆不錯，而王與某局長又有青梅竹馬之誼。王靜每次赴京開會理要前去探望表哥，此事登上雲南省委“簡報”遂成了：王靜與表哥關係曖昧不清，於一川甚至甘心情戴“綠帽子”，瞅機會送夫人去北京幽會，雲雲。黨內鬥爭有時就這麽庸俗。更要命的是：時任組織部長、同樣精明幹練的孫雨亭意欲上位，正急於搬開王靜這塊攔路石，遂有了此類告密之舉。四清簡報稱，於一川對閻紅彥來滇主政心有不滿，曾私下發牢騷，說“什麽紅軍？不過西北紅軍！”雲雲。

　　接下來就是作政治結論和組織處理。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０日，雲南省委向中央及西南局報告，認為於一川犯“政治上右傾”等錯誤，定性為“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央及西南局則據此作出正式處理：撤銷於一川的雲南省委書記處書記、省長、昆明軍區副政委、雲南省軍區政委及黨委第一書記等所有職務，調河南省鄭州柴油機廠任副廠長。“反黨集團”另一名主犯梁浩則被定為“一個堅持資產階級立場的極端利己主義者”，留黨查看兩年、工資由９級降為１２級的處分。被這次機關“四清”牽連的幹部不少都在一年後的文革中再次蠢蠢欲動，再後來，甚至兩派鬥爭中呼風喚雨，演出許多荒唐劇。這些，我們將在以後的章節再說。

　　對於於一川、梁浩和他們的知識分子同事們，我們有充分理由認為，造反年代，他們對理想的獻身激情和信念追求是完全真誠的，我們又必須承認，當造反起家的共產黨已掌握了全國政權，尤其在毛澤東這樣一代雄主之下當了大小諸侯，曆史又毫無例外地要他們在陌生的政治生態中重新學習：如何使用權力？如何學習新的生存技巧？造反和執政之間的品格要求相差如此懸殊：造反需要的是拚命和犧牲、執政需要的則是操作、柔韌、退讓、妥協，平衡術和生存技巧（特別是自我保護技巧），甚至或真心、或違心的服從與逢迎，而不是信念和是非感，在某種極端情況下，不排除出賣同伴。於一川們還沒有學會這個，所以過於積極的奉獻，偏偏收獲了完全相反的結果。

　　製造“於梁反黨集團”冤案，作為省委第一書記的閻紅彥，扮演了極不光彩的角色。這個從革命者轉變成混跡官場多年的技術官僚，對於假革命之名而製造的荒唐和殘酷，他應該看得太多，也應該有起碼的善惡感，但為了向最高當局輸誠以求自保，他也學會了該出手時就出手，毫不猶豫地把明明和自己思想一致、行為與共的同事拉出來祭旗，政治上的糊塗蟲和經濟上的實幹家，滿以為如此一來便可一勞永逸。事實證明，他的噩夢才剛剛開始。

５、狂飆

　　雲南清算“於梁反黨集團”不到一年，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風暴便從天而降。按照閻紅彥的慣性思維，文革，無非是多次運動的再版而已，雲南隻需要按北京的套路照葫蘆畫瓢就可以確保無虞。北京批海瑞，雲南也跟著批海瑞；北京批三家村，雲南也弄個“三家村雲南分店”批一批；北京揪個大家夥，雲南也揪個大家夥（宣傳部長高治國）；北京向學校派工作組，雲南也派工作組。至於宣傳輿論，同樣老套路，找些英雄模範跟著省委調子起哄就行了。實在沒有什麽自己的“新、奇、特”可說。

　　如果需要介紹，則有跟著起哄的雲南英模有兩位在後來的文革故事中暴得大名。

　　一位叫七林旺丹，著名的“雪山雄鷹”、藏族民兵英雄。七林旺丹在１９５９年的藏區平叛中英雄獨膽，聞名遐邇，文革中被圈定為“九大”中央候補委員——因其名筆劃最少，在“按姓氏筆劃排序”公布的中委名單中，他總是名列榜首——接著進入雲南省委常委班子，接著副書記，再後來“四人幫”垮台，被清理出局，黯然離世。還有一位明星勞模徐學惠，１９５９年為保護公家錢櫃被匪徒砍去雙手，一時聲震全國，他在批判中寫道：“我是黨的女兒，絕不容許你們來攻擊我最最敬愛的母親——中國共產黨。我按捺不住胸中的怒火，決心在這場關乎母親的安危和國家命運的鬥爭中，和廣大工農兵一道，站在鬥爭的最前列，把你們這夥披著羊皮的狼的進攻徹底打退。”文革伊始，為表反帝反修之決心，徐學惠斷然將當初蘇聯“修正主義”給她安裝的假肢統統扔了。接下來，沒有雙手的女英雄繼續用行動證明自己的誓言。她參加了一派群眾組織造反，後來還被推薦為省革委副主任。文革破產後，她被“最最敬愛的母親”隔離審查達一年零八個月，皆因沒有雙手，得以幸免囹圄之災。

　　運動進展到此，雲南省委主持文革大權在握，矛頭所向，果然所向披靡。直到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毛澤東親自批播北大聶元梓大字報，運動進入學校，事情發生變化了。

　　文革前１７年，在與世隔絕、封閉環境中長成的一代大學生，經過不間斷灌輸，精神世界已經變得非常簡單，滿腦子的概念就是：一、當“共產黨的馴服工具”；二、牢記階級仇恨，“對敵人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三、“胸懷世界，放眼全球”，拯救正在墮落的世界，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受難的階級兄弟。還有一點必須說明：１９５７年反右刻下的精神恐懼，加上學校嚴密的官辦社團組織（共青團、學生會等）有效控製——學生這個社會上最敏感、最激進、最不安定的成分本來完全可以讓雲南省委大人物們放心無虞。

　　問題在於，隨著文革前對毛澤東個人崇拜的瘋狂升溫，所謂做“做黨的馴服工具”已經變為了“作毛澤東個人的虔誠信徒”和衝鋒隊員，而不再是簡單的、各級基層黨組織的“馴服工具”。這樣，人們很快發現，隻要毛宣布哪一個層級（無論多高層級）黨組織出現叛逆，立即就會成為學生們攻擊的對象——事情有點像馬丁·路德提倡的宗教改革，每一個教徒都毋需接受基層教會層層束縛，隻要憑借虔誠便可直接領受上帝旨喻（所謂“因信稱義”）——對基層共產黨組織，風險大大增加了。隻要毛澤東一句話，所有的當權者便可頃刻瓦解。

　　１９６６年夏天，各級官僚還沉醉於１９５７年反右“陽謀”“引蛇出洞，聚而殲之”的美夢之中，毛澤東的文革新招注定被他們誤讀——這一次，毛澤東想引出洞的，正是慣於整人的共產黨官僚自己。

　　聶元梓大字報發表後，各地紛紛向學校派出工作組滅火。雲南也不例外，而且，雲南高校工作組很快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規範打法。這些打法是：

　　一、對運動打擊對象和整肅範圍劃定框框，設置底線。雲大工作組負責人、省委秘書長馬文東在大會上明確指出：“我要嚴肅、負責地回答一個問題，以閻紅彥同誌為首的雲南省委是正確的，不能懷疑。”警告：“省委是堅決執行黨的方針政策，是按毛澤東思想辦事的，是不容懷疑的。”“要提高警惕，如果有少數人想鼓動鬧事，要頂住。要相信黨的領導，相信以閻紅彥為首的省委領導。不要和工作組鬧對立。”

　　二、製造高壓氣氛和恐懼感。通行做法就是用反右派故事對師生進行恫嚇。為“殺雞儆猴”，工作組直接動用專政機器抓人。雲大工作組進校５天後，６月９日，即讓省公安廳來校高調抓走兩學生。被抓之一乃化學係學生魯堅，另一位為中文係黃某。作為對照，工作組同日偏向師生積極分子贈發《毛主席語錄》２０００餘冊。其時“小紅書”之寶貴堪比基督徒之“聖經”。大棒與胡蘿卜齊揮，足夠讓師生喜懼雜陳。

　　抓捕魯同學罪名是：他一老鄉在昆明工作，該老鄉據說是個“反革命分子”，而魯偏偏與其多有過從；黃同學被捕的理由更荒唐——黃性格開朗，一貫愛說笑，尤善吹笛拉琴。９日上午，黃正在宿舍吹笛，團支書王某手翻報紙低頭回屋，黃想開個玩笑，遂大喊一聲“繳槍不殺”，然後以橫笛作“槍”前刺：沒承想笛子報紙戳了一個窟窿。那年月報紙天天都印毛澤東寶像，也活該黃生倒黴，這一“槍”正好洞穿了領袖“光輝形象”，性質很嚴重了。王書記和同室楊某當即表明嚴正立場，黃嚇得連連檢討——此事用最快速度報至工作組，下午４時，公安廳警車便呼嘯而來，以“現行反革命”之罪將黃某正式逮捕。抓離校園，中文係黨總支緊急召集的大會抓緊批判。知情人情緒激動揭發黃同學仇恨偉大領袖的滔天罪行，稱用笛子行刺時對偉大領袖如何之“咬牙切齒”，接著還有臨時安排的積極分子揭發批判，其餘同學爭先恐後紛紛發言以向毛澤東表忠心者不提。

　　打法之三，以“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為名，挑動學生鬥學生，群眾鬥群眾、製造混亂，搞得人人自危。閻紅彥提出口號：“文化大革命的方針是集中力量打擊牛鬼蛇神，打擊反革命，打擊資產階級右派，打擊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閻以“組織革命化”之名，提出要對教育部門和專業劇團進行大換班、大清洗，稱：“教師隊伍問題多，家庭殺、關、管的占４０％，問題嚴重的占１０—２０％可以清洗。“凡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不論是誰都可以揭”“有什麽揭什麽”。閻稱“全國要抓４０萬右派。５７年雲南搞了１２０００多，“雲南這次恐怕不止此數。”

　　與高校運動高歌猛進同步，各專州縣均派出工作組進駐縣第一中學，其餘中、小學教師則集中整訓，大搞“集中營”、“拘留所”、“逼供信”，不少教師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牛鬼蛇神”，以備清洗開除。許多縣被整教師達總數的２０％以上，不少教師被逼自殺或逃跑。邊疆文化本落後，小學教師在各山野舊縣算得上稀有的知識分子了。雲南文革之初，當權者們對廣大小教和文化人的迫害，實際上正是在為自己催生掘墓人。後來，雲南的縣、區、鄉、村，最先起來造反並成為當地群眾領袖的，很多都是這幫小有文化的邊地文化人。

　　打法之四，重點圈定名人、名教授，組織“群毆”，造轟動效應。除已落馬的雲大原校長高治國，工作組又拋出一枚軟柿子：副校長李廣田。李乃著名文學家、詩人，批起來最博眼球，李先生著作等身，隨便挑幾篇文章摘幾句話來批倒批臭，實在綽有裕餘。校黨委將其在解放前至文革初發表的“有問題的文章”匯編成冊發到全校各班組供批判用。其中散文《花潮》最是有名，專讚昆明圓通山公園櫻花美景，寫得文辭綺麗，滿紙墨香。圓通山櫻花潮乃昆明一大春事，文革後，受益於李文影響的圓通公園幹脆將該文勒石刻碑，以助遊興，大增經濟效益。文革批判，皆取文中所引古詩“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還有“天氣冷了，想要一頂帽子”的文字，打手們遂將此聯係大躍進破產後的經濟困境，上綱上線稱該文“春泥”暗表“反黨決心”不改；“帽子”則是要“替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叫屈”、“冷”則是影射廬山會議後全國反右傾運動的社會氣候。大字報道：“李廣田不是想要一頂帽子麽，給他一頂漏網右派、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正合適”。

　　７月１９日的《雲南日報》宣布，揪出李廣田是“我省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又一重大勝利》。李廣田很快被送“勞改隊”勞動，遭受批鬥兩年餘，終於挺不住，１９６８年１１月２日，對人悄悄說一句“士可殺，不可辱”，然後悄悄到雲南大學附近的蓮花池，自蹈清波，死了。

　　機關本是閻紅彥後院，五月以來，批高治國、批李孟北，省級機構、尤其宣傳部被打為“爛了的單位”，組織龐大工作組進駐，搞成“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試驗田”，十一中全會前後的七月上旬到八月中旬，省級機關參加文革運動的８９００人中，被大字報點名的幹部４４００多人，占４５％。這些，同樣成了閻紅彥的掘墓人。

　　或問：文革開始後這一係列劣跡……閻紅彥的形象為何與履新滇地時殊若雲泥？

　　一個體恤民意，連吃飯、蓋被子、用筷子都關注入微的清官暖吏，為何一到文革頃刻變臉，成了蠻不講理、文過飾非，草菅人命的酷官惡吏？答案隻能是：革命者與技術官僚品格之巨大差異也。革命者造反，隻關心對真理的價值追求，為此可舍棄一切，包括生命；而一旦掌權，需要的隻是官場技巧，關心的隻有生存利益的成本計算、風險和收益之間的選擇，為此可舍棄真理。如果說閻紅彥初到雲南，尚存幾分革命時期的善惡之念，那麽經過１９６０年代的折騰，已修煉得日臻老道，在風高浪急的文革大海，這個雲南“船長”為一己之安全，自然毫不猶豫將可能造成威脅的水手扔去大海喂魚。

　　毛澤東本來就要天下大亂，整飭當權派，事情被全國的閻紅彥們這般一弄，事情就全攪黃了，難怪一回北京他就生氣，說感到很難過，“冷冷清清，有的學校大門都關起來了，甚至有些學校鎮壓學生運動。誰去鎮壓學生運動？隻有北洋軍閥。“凡是鎮壓學生的人，都沒有好下場。隻有北洋軍閥才鎮壓學生”

　　閻紅彥跟著劉少奇的指揮棒搞“二次反右”，忙活兩個月，在各大學、文化係統、中小學，甚至省委機關製造出一大批仇恨者，弄出了一個讓毛澤東“感到很難過”的“冷冷清清”的爛攤子。這恰恰是毛澤東最想要的。７月１８日，毛澤東回到北京，開始動手開刀了。

　　１９６６年７月下旬，閻紅彥奉命上京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得知毛澤東拿工作組說事，實際是要對“五十多天”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開刀，果然慌了神，接連不斷致電省委研究對策。閻紅彥的鐵杆智囊、省委組織部長孫雨亭立即給各工作組打預防針撫慰，道：“撤了不要怕，右派領導一下也好。右派打倒左派，左派再起來打倒右派，左派就堅強了”“工作組在，右派暴露不夠，左派鍛煉不夠”“要引蛇出洞，混戰一場有好處”。接著，閻紅彥的北京急電來了，說“昨天清華大學開兩萬人大會，總理說，中央在家主持工作的常委犯了方向、路線的錯誤”；接著，得知全國各地已在陸續撤銷工作組，知道雲南不撤斷難過關，８月６日，孫雨亭到雲大宣布：“雲南工作組沒把學生打成反革命。當時派也對，現在撤也對”。（幹也正確，不幹了，也正確，這種慣用邏輯大家都很熟悉了，永遠偉大光榮正確）８月８日，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十六條）》正式昭告天下，雲南省委無路可退。

　　８月１８日，毛澤東身著軍裝在天安門接見百萬“文革大軍”，接下來，大串聯，各地炮轟、火燒已起，雲南省委幾個月政治高壓溶煉出的仇恨已如岩漿待噴。坐在火山口上的雲南省委，傳統武庫裏能夠翻找出來對付老百姓的手段越見稀少。洪水已至，管湧在堤壩到處出現，隻等某一潛流突破，整個堤壩就要潰塌。

６、八二三

　　雲南文革史上湧來的第一波洪流，來自一封普通的北京來信。

　　８月２２日，昆明農林學院學生周鴻收到清華大學王姓同學一封信。信寫得很平實，無非介紹北京高校的情況，說他們去天津串聯的情況，表示想回家鄉支援文革，全文１８８７字，一個煽情的詞兒沒有，亦無流行的大喊大叫。就這麽一封信，把老實巴交的雲南大學生的文革激情一下子點燃了。後來，這封信被人稱為雲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

　　幾十年後，周鴻女士已是雲南著名生物學家，遠離政治，尤其那封《北京來信》，周女士總是三緘其口，一笑而已。當初她卻是很在意的，不僅在意，簡直攪得她熱血沸騰，一夜未眠。一年後的１９６７年８月２３日，她就此信在《雲南日報》專門著文紀念，題目是“革命更知北京近，造反倍覺毛主席親”。文章稱：“這封信，把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偉大號召，把首都紅衛兵的無產階級革命造反精神，把天津小將”炮轟省委、火燒市委”的革命口號，帶到了被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閻紅彥及其死黨長期禁錮封鎖的昆明。”周鴻說，她“和同學們懷著無比激動的心情讀完了這封信，深深為首都小將的造反精神所鼓舞，心裏一遍又一遍地背誦著毛主席的教導：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對照當時雲南文化大革命的情況，—係列跡象使我們得出一個結論：雲南省委就是大有問題。革命的烈火在我們胸中燃燒，我們根據毛主席的教導，起來造反了！有毛主席給我們撐腰，有首都革命小將作我們的榜樣，我們鬥誌昂揚，無所畏懼！這天夜裏，我們懷著一顆顆忠於毛主席的紅心，高呼著”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的口號，衝出校門，打破閻王殿的清規戒律，到全市的高等院校進行革命串連。我們和春城的無產階段革命派一道，“炮轟省委，火燒市委”。從此，毛主席親自點燃的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在春城越燒越旺，閻王殿在席卷春城的革命風暴中開始動搖。”

　　所謂熊熊燃燒，是指八月二十三日一早，周鴻和昆明農林學院的同學分別到雲南大學、昆明工學院、昆明師範學院等市內的大專院校貼大字報，終於衝開了各校園的沉悶空氣，引爆了大學生們壓抑已久的情緒，於是，昆明工學院、雲南大學等校的激進學生紛紛製作“炮轟省委，火燒市委”的標語牌，上街遊行，遊行過程中，理所當然遭遇了官方組織的工人的衝擊和打砸，聲稱“你們這些學生，共產黨把你們喂飽了，敢造反了，省委是能夠用炮轟的嗎，市委是能夠用火燒的嗎？你們這夥學生完全是反革命”。結果是大學生情緒愈加對立、愈加憤慨，參與人數愈益增加，重做的標語牌越來越大，除“炮轟省委，火燒市委”，又增加了“革命無罪，造反有理”之類五花八門的口號。最後，憤怒的學生幹脆直撲省委機關，要求省委大佬接見。昆明街頭，大字報，大標語一片鋪天蓋地。

　　事發當天，雲南省委正好召開開三級幹部會傳達八屆十一中全會精神，偏偏開幕之日，幾千大學生便呼嘯闖來攪局。突發事件給對毛澤東文革意圖摸頭不著腦的官員上了一堂生動的現場課……

　　關於“八·二三”事件集體記憶的表述還有很多。被“革命年代”刺激得頭腦熱昏的年輕人，後來幹脆模仿革命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編排了一出《春城風暴》對８２３故事大加讚美。從此，“８２３”這個數字注定成為雲南人永遠無法抹去的夢魘。

７、反撲

　　雲南和全中國一樣，共產黨建政後一撥接一撥運動的政治高壓讓邊地社會鴉雀無聲，而暗中壅塞、需要化解的矛盾、需要宣泄的情緒、需要疏導的恩怨卻越來越多。１７年，當局通過共產黨、共青團、工會、婦聯，包括少先隊，將世俗生活全部掌控在斯巴達軍事共產主義式的集體框架之中，不同行業、不同層級之間，基本上不能進行正常交流，社會矛盾的解決找不到任何出口。

　　從８２３這一天開始，情況變化了。群眾有了毛澤東交給的舞台、一套階級鬥爭的武器，於是一夜之間，情緒被點燃，矛盾被激化，人人成了批判家，全都跳到台上爭吵謾罵、刀光劍影，你死我活。

　　首先是高校學生開始頻集的騷動串聯。８２３事件後，五花八門的戰鬥團隊便像雨後蘑菇，滿世界瘋長。官方統計：“從‘八二三風暴’後至９月中旬，昆明工學院出現了‘延安紅衛隊’‘井岡山紅衛隊’”、‘炮轟戰鬥隊’、‘八二三無產階級造反隊’、‘向陽赤衛隊’等１３個組織，後來迅速發展到上千人。”官方黨史又載：“９月４日，雲南大學成立了‘共產黨宣言’戰鬥隊’和‘毛澤東主義捍衛小組’，幾天後，又相繼成立了‘毛澤東主義戰鬥隊’、‘毛澤東主義敢死隊’等組織。９月１４日，上述組織聯合成立了‘雲南大學毛澤東主義炮兵團’，成為當時人數最多的造反派組織之一。”。這些組織成立時間、人數、活動情況，官方記載如此詳細，佐證了當時官方派人暗中搜集、被造反派稱為“黑材料”的事實。

　　群眾對省委不再唯命是從，隻好用“組織手段”讓基層領導直接彈壓。八月二十四日晚，省委實力派大佬孫雨亭打電話給昆工黨委書記兼院長趙鳳歧，責問：“是怎麽管你的學生的？你為什麽要把你的學生放到社會上來？”
　　趙答：“工作組進校，我就靠邊站了，我管不了嘛”
　　孫命令：“從明天開始，你把你的大校門鎖起來，不許學生上街”。
　　趙反詰：“鎖校門不妥吧？”
　　孫道：“你還要不要你的黨籍？你如果不要你的黨籍了，你就不要鎖了；你如果要黨籍，從明早開始就把校門鎖起來”。

　　省委領導下了死命令，基層領導焉敢不辦？８月２５日，昆工大校門果然鎖起來了。同學們前去找院長論理，趙自曝苦衷並暗中提示：“我鎖了大校門，並沒有鎖學校的後門和側門，你們照樣可以出去嘛。如果到了無奈時，我再鎖了後門和側門，學校四周的圍牆都是土基砌的，你們推倒照樣可以出去嘛！”。大校門果然隻鎖了一天就無法為繼，倒給無計可施的省委領導留下笑柄。１９７８年“揭批查”，趙鳳歧被認定為“賣身投靠”的老幹部。

　　當局進退失據，做法越來越蠢，注定為造反隊伍不斷催生更多後備軍。

　　１９６５年，雲南省委曾將昆工高年級學生派赴農村參加“四清”。為了滅火，省委決定將這些師生調回學校。返城前，省委派專人前去對這些師生進行集訓，注射政治預防針，說是八月二十三日以來，學院出現了反革命事件，反革命右派勢力妄圖翻天；還特別強調自打文革以來，省委如何一直正確執行了黨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針政策，要返校師生密切注意階級鬥爭尖銳性和複雜性，站穩立場，旗幟鮮明地同反革命、右派分子作堅決的鬥爭，等等。

　　“四清”運動本是文革預演。毛澤東親自製定的指導性文件“二十三條”開宗明義定義：“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批師生鄉下實踐一年，對於文革指導性文件“十六條”同樣重點整黨內走資派的定義最易接受。果然，他們回校與低年級同學進行了時間很短的交流，很快便站到“炮轟派”一邊，明確表態：雲南省委執行了劉少奇、鄧小平資產階級司令部的路線，大方向錯定了！“炮轟省委，火燒市委”是革命行動……雲南省委企圖調回人數眾多的高年級學生彈壓低年級學生，沒承想調回的隊伍很快調轉槍口。

　　共產黨政權本屬精神權力和世俗權力的合二而一，前者權重高於後者。文化大革命，最高領袖毛澤東將精神意誌不斷通過報紙和其他方式直接交給造反群眾。當權派雖然依舊掌握著世俗權力，並據此對抗以圖自保，已經力不從心，進退維穀。

　　昆工高年級師兄返校，為雲南文革萌生出一個標誌性的事件：機械係一位極具號召力的領袖級人物宣布造反了。此人名黃兆其，浙江上虞人，浙江大學畢業生，文革前考入昆工，師從著名機械專家、中國振動學科創始人屈維德教授做研究生。文革前研究生極為稀缺，在高校校園，這種身份本身就具有天然的號召力。黃的政治認識轉換最快，並於九月下旬帶頭成立了“昆明工學院井岡山紅衛兵戰鬥兵團”。黃兆其對政策的準確把握、思辨的縝密和人格魅力使他快成為了整個昆工的旗幟。進而使昆明工學院的八二三戰鬥兵團，成為了全省八派的核心。

８、走出“三家巷”

　　為了與“資產階級司令部”撇清關係以求自保，亦為彈壓本地造反學生以穩定秩序，雲南省委的大員們稀裏糊塗又心存僥幸地和北京一次次較勁，半年功夫過去，依舊不見曙光，相反是“右派”學生氣焰愈益囂張。如果將時間坐標往前再挪一挪，那麽還會看到，共產黨執政１７年來，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每一次總是為自己製造一大批對立麵，積累一大堆矛盾，早在政治堤壩下滲出無數潰洞，這番學生浪潮一衝，暗流滲透，管湧已成，隻要上帝之手再捅一捅，潰堤很快就發生了。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１日，天安門舉行建國十七周年慶典，林彪按毛審定的稿子在大會宣布：“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同資產階級反對革命路線的鬥爭還在繼續。”１０月３日，《紅旗》雜誌第十三期社論《在毛澤東思想的大路上前進》再次特別指出，十六條的公布以後，兩條路線的鬥爭並未就此結束。有些地方，有些單位，兩條路線的鬥爭還是很尖銳，很複雜的。有極少數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騙群眾，對抗十六條，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極力采取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形式，去達到他們的目的。對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必須徹底批判。”

　　何謂“資反路線”？不妨回顧一下共產黨執政十七年的政治管理形態。

　　該形態核心有兩大要件：一曰“黨支部專政”，二曰檔案製度。

　　“黨支部專政”，指由基層黨組織形成政治等級和網絡結構，平時，按政治態度和與黨支部關係的親疏將所管轄人員劃分為左中右。運動來臨，三類人員便分別成為依靠對象、團結對象和鬥爭對象。為了，掌握所有人的思想動態，為此，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告密網，專門收集每個群眾的一言一行，逐級上報，並以此作為區分左、中、右的標準，也成為成為了升學、入黨、提幹、提級的標準，由此決定了一個人的政治身份、社會地位和命運。

　　檔案製度，則是為黨支部專政的文字憑證：檔案表征著你在體製內的存在，決定你能享受的政治、經濟、生活和社會待遇，如影隨形，不離不棄，一旦失去檔案，你就什麽也不是。檔案製度之可怕在於，你的檔案裏記錄的偏偏是你本人根本不知道的暗汙潛罪，如：你的七大姑八大姨、八杆子打不著的親屬或有“殺、關、管”，或記有你某時某地對某人說過何種妄言謗詞……比暗汙潛罪更可怕的，是檔案記有你“疑似”暗汙潛罪，比如當年當過國軍、坐過國民黨的牢……等等，因為“疑似”，更方便想收拾你的人隨意發揮。文革中劉少奇、薄一波之流許多所謂“叛徒”，其罪莫不如此。

　　我們可以對比一下，毛提出的“批資反路線”，不就是他自己建立起來的、以“黨支部專政”為基礎的治理框架嗎？隻不過這次矛頭所指發生了變化：不是當官的對付老百姓，而是老百姓對付當官的。清算內容，則不止於“五十天（即毛澤東大字報《炮打司令部》所言，從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北大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公布到７月２６日中央決定撤出工作組）”，還要清算“兩個月（從十六條公布到九月底）”。這個口號不僅給尚處於少數的造反派提供最具殺傷力的思想武裝，繼續引伸下去的，對於十七年來全社會所有遭遇政治迫害、渴望對官僚集團報仇雪恨、僥幸改變個人命運者，也極具煽動力。

　　除了口號，毛澤東還為造反群眾準備了一盤實惠的政治大餐。１０月５日，經毛澤東批準，下達了《軍委、總政關於軍隊院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緊急指示》，宣布“凡運動初期被院校黨委和工作組打成‘反革命’、‘反黨分子’、‘右派分子’和‘假左派、真右派’等的同誌，應宣布一律無效，予以平反，當眾恢複名譽。個人被迫寫出的檢討材料，應全部交還本人處理，黨委或工作組以及別人整理的整他們的材料，經過群眾和被整的人的同意，可以當眾銷毀。”，１１月１６日再次發布《中共中央關於處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檔案材料問題的補充規定》，宣布：“對於文化革命中各學校、各單位編寫的整群眾的檔案材料，都應該宣布無效，全部清出，一律當眾焚毀。”

　　毫無疑問，這是顛覆毛澤東體製建立的“檔案製度”。理所當然得到了最廣泛的民意支持。

　　昆明工學院、雲南大學、昆明師範學院三所高校圍牆間有一條長約３００米的狹窄通道，人稱“三家巷”。文革之初，這兒是昆明市民尋找新信息、選擇新命運的政治集市，日日大字報爆棚、夜夜挑燈辯論。如今，這兒已容納不下如此集聚膨脹的政治大爆炸。大標語、大字報、宣傳車、辯論會開始湧向了昆明中心地帶：百貨大樓。造反之火不再局限於學校，而是向全社會延燒了。

９、社會造反風潮

　　昆明遠郊生產常規武器的大型軍工廠２００號信箱工人劉誌宏，關中後生，一身北人的耿直與豪爽，１９５９年他從西安機械學校畢業響應號召支邊，３年後即因表現優秀評為昆明市先進共青團員，被工廠派到昆明辦事處工作。辦事處位處市區，劉誌宏得以天天在百貨大樓看大字報、聽辯論，對照中央報刊精神，他覺得學生確實“造反有理”。劉記得清楚，９月６日，雲大最早的造反學生在百貨大樓貼大字報，遭到保守派群起圍攻，路見不平，於是拔刀相助——此事被人一狀告回廠裏，劉馬上被黨委召回去閉門思過，交待認罪。待到批“資反路線”，劉立即亮出旗號，公開反了。７年後，雲南省恢複秩序，成立總工會，他榮任副主席之職；再３年，即１９７６年十月政變後，他以當時的通用“罪狀”投入大牢。

　　另一位造反大佬，曾貴為中共“九大”知識分子代表、民間有“八大金剛”之稱的蘇州才俊沈炳章，５６年從南京支邊來到雲南，先在電廠勞動，後調入昆明水電設計院。成為設計院電工大組負責人。６５年，電力係統四清，電工大組其餘二負責人皆老知識分子，隻有沈年輕且貴為黨員，工作組就動員他寫大字報幫助領導“洗澡下樓”。沈炳章就寫了，洋洋萬言……不料領導沒扳倒，電工大組倒揪出一個“反革命集團”，有主犯有從犯，沈成為集團的“黨內代理人”，全院牽連數十人。文革一來，批資反路線，沈炳章帶著知識分子們全反了。
　　後來成為八二三第二號頭目的劉殷農，部隊五好戰士，轉業昆明市公安局，亦因工作優秀而深得領導賞識。他這樣講述了自己的造反經曆：６６年１０月，昆明市區已鋪天蓋地的大字報，他作為精幹力量，由政治處領導當麵向他布置新任務：要他收集昆明地區的文革動態，重點掌握昆明百貨大樓一帶大字報的內容和紅衛兵的動態；“你不用坐辦公室了，你的專業就是上街看大字報，聽廣播，晚上把看到的、聽到的寫成簡報，一日一報。”。下麵是他的回憶錄：

　　由於整天在近日公園周圍轉悠，常看大字報的一些人，麵孔都熟悉了。一天晚上，我走近一群人，想聽他們在議論什麽，其中一人突然提高嗓音對大家說：“提高警惕，注意狗特務的盯梢”。我被弄得非常狼狽，隻好轉身離開。
　　我一個共產黨員，公安戰士，執行自己的工作任務，怎麽就變成了狗特務呢？但仔細想想，自己所執行的工作任務，不就是特務幹的嗎？紅衛兵在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見，怎麽一到昆明就變成了洪水猛獸，監視他們，自己不就站到了他們的對立麵了嗎？從這一天起，我的思想在腦海裏發生了劇烈的衝撞，最終衝出了牢籠，我用自己親眼看到的事實，對照毛主席的一係列指示，進行比較分析，得出了雲南省委在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對抗毛主席發動的文化大革命的結論。一個決定突然從腦海中冒了出來，寫大字報批判省委。

　　劉殷農臨死前完成的回憶錄《一個幸存者的自白》，詳細記錄了他擔心造反可能被抓而做的各種準備，考慮得縝密周全。隻是他真的被當局抓捕，發生在１０年以後，文革破產，雲南開展對“四人幫”及其代理人的“揭、批、查”，劉殷農以反革命顛覆罪被判刑１７年，投入大牢。

　　當時中國的年輕人，如果事前知道等待他們的曆史故事會如此殘酷荒誕，肯定沒有勇氣走進迷局。可惜他們太年輕，而毛澤東的口號那麽具有蠱惑力。連許多飽經磨難的老家夥都經不住誘惑，咋能責怪這些年輕人呢？昆明雖邊遠，在批資反路線的煽動下，政治激情依舊一路狂奔。

　　１０月２３日，昆明部分院校和南下串連的共４２所學校１２００餘名學生在昆明檢閱台召開“向雲南省委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猛烈開火進軍大會”。

　　次日，姚文元和戚本禹在北京接見雲南大學造反派，肯定他們批判雲南省委的革命行動，鼓動他們繼續深入批判雲南省委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揭開雲南省委階級鬥爭、路線鬥爭的蓋子。有中央大員撐腰，雲南批判“資反路線”浪潮澎湃，從學校到機關、到廠礦，各色造反組織蓬勃發展。

　　為適應形勢發展，十一月下旬，黃兆其與昆明各路好漢協商，一致決定成立“昆明文革造反派聯合指揮部”。接著，喊出了“打倒閻紅彥，建設新雲南”的口號。

１０、閻紅彥困境

　　為了推動全國批判“資反路線”運動，１０月８日至２８日，中央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的重頭戲是中央文革組長陳伯達的講話《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兩條路線》（下發時題目改為《兩個月運動的總結》）。講話針對“血統論”尖銳指出：“為什麽高幹子女就一定要掌權？難道是他們的血統高貴嗎？”“最好讓工農子弟和普通幹部子弟來擔任。”；報告強調各級幹部要去掉“怕”字，放手發動群眾；“堅持用毛主席的階級路線，團結大多數”。毛澤東對報告評價甚高，批示“很好”還下令“印成小本，大量發行，每個支部，每個紅衛兵小隊，至少有二本。”

　　毛澤東已經攤牌，雲南省委被逼到了牆角。從１１月５日到３０日，省委召開省、地、縣“三級幹部會”傳達中央工作會精神，解決對“文化大革命”的認識問題。會上但聞一片牢騷之聲。官方資料記載：“三幹會議開始，許多幹部就紛紛表示對文化大革命的搞法很不理解，有的說這場運動是‘打悶棍’，是‘把各級領導幹部當成敵人住死裏打’”認為這種搞法，“‘一定有壞人搗亂’，盼望‘有朝一日，來一個反擊’”。“中央文革小組那些人寫文章倒可以，沒什麽實際工作能力。”閻紅彥夫人、農水大口組長王騰波也跟著起哄：“中央文革小組這些大秀才們，昆明已經亂成這個樣子，最好來這裏看一看”。在如此“集體無意識”的氛圍之中，省委組織部副部長張曙光把話推向了極致，說文革是“陳伯達領著一群知識分子在領導，搞宗派鬥爭，這樣搞下去，我們黨就要出現大分裂。我早知道如此，我就不參加中國共產黨。”

　　一把手閻紅彥卻不敢擅越雷池，，而且還得做一盤看得過去的菜端給毛澤東交差。雲南官史記錄：“為把到會幹部的思想認識統一到中央工作會議的精神上來，省委采取‘會內與會外相結合，學習文件與親自實踐相結合，揭發批判省委與自我檢查、自我提高相結合’的方法，組織到會幹部到學校串連，和學生開座談會，觀看紅衛兵掃‘四舊’戰績展覽，參加‘造反派’主持的批判大會”，等等。

　　“三幹會”期間，全省官員齊聚昆明，給造反派打擊當權派威風提供了大好時機。會議期間，由昆明地區及南下串連紅衛兵主持召開的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多達１０餘次。其中聲勢最大、由閻紅彥偕省委及地市領導參加並親自檢討“執行資反路線錯誤”的共兩次，結果都一樣：“造反派認為閻紅彥的檢查敷衍群眾，避重就輕，沒有談及思想本質”“未獲得造反派諒解”“責令他繼續深刻反省，認真檢查。”

　　地點均為檢閱台。檢閱台係位於昆明東西幹道東風路一開闊廣場。原是領導檢閱群眾之地，如今成了羞辱當權者的舞台。市民的情緒是岩漿，在地下熔煉，這兒是火山口——對於角色轉換，雲南省的高官們顯然無法適應，所謂檢討，不過不得已而為之罷了。因此會場亂相百出。百姓隻管起哄快樂。參會的地委書記們都坐觀禮席位，大理州委書記邵風不小心把印有毛澤東照片的報紙墊在屁股下，被紅衛兵發現了，當即指出這是“現行反革命行為”，必須馬上罷官。閻紅彥忙不迭要邵挪開，說：“你快靠邊站吧！”群眾不依不饒，逼迫閻紅彥要馬上罷邵風的官。閻紅彥無奈，隻好現場辦公，就在檢閱台現場召集常委會，決定罷邵風的官。官史記載，說大會結束，閻紅彥馬上叫人轉告邵風，說此事完全出於壓力，常委會的決定不算數，希望他理解。

　　昆明軍區副司令陳康中將夫人郭青女士，“解放軍化肥廠”駐昆辦事處主任，長駐省會，得風氣之先，成了最早的造反派。昆明召開批資反路線大會，她也衝上檢閱台湊熱鬧，翻２０年前的老賬。說１９４７年８月，陳謝兵團南渡黃河，實施著名的“豫西牽牛”戰略，為保證行軍機動，決定讓家屬全體暫留北岸，由閻紅彥負責安頓。郭青是家屬支部書記，對此大為不滿，約集眾女將找閻起哄，要求隨軍南渡，兵團最後不得已派兵接應，不幸犧牲戰士多人。事情過了２０多年，郭青在“批資大會”上就此向閻大張撻伐，閻則堅持說明當年此事是兵團集體決定，絕非個人自作主張。二人在檢閱台上，睽睽眾目之下，吵了個不休不止。

　　檢閱台的群眾批判整個就是一政治廟會。大權在握的第一書記，現在成了一受氣包，基層官員誰都可對他發牢騷，造反派幹脆把他當一袋土豆，隨意扔來扔去。某日，雲南汽車配件廠工人召開大會批“資反路線”，要罷某領導的官，“勒令”閻紅彥來會表態。閻規規矩矩去了。開始，閻以為工人如此大動幹戈，要他表態罷免的至少該是交通係統廳一級什麽官兒，到了會場才知道，工人要他罷的，僅僅一叫張書堂的車間主任，閻哭笑不得。當場痛快表態：“罷！罷！罷！”。

　　事到如今，閻紅彥肯定明白這次運動毛就是要老百姓來“燒”他的各級同僚了。同僚們要發發牢騷完全可以理解，他擔心的，隻是事情做過了頭，包括他自己統統倒黴。三幹會上，閻紅彥竟如此插話：“黨委不管就是很大的領導，犯錯誤就在於管，不然就是保皇。文革選舉上反革命都可以。”還說：“你對群眾過激行動咬牙切齒有什麽用？群眾起來了，你通也得通，不通也得通。”他還威脅：“這次重點是整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主要是你們廳長，副廳長”１２月２日，三級幹部會議閉幕，閻紅彥的講話以這樣一句牢騷結束：“隻有靠你們自己救自己，八仙過海，各顯神通”。

　　與昆明批判會相比，越到地州，批判越發野蠻。麗江地委書記康長征，被當地造反派責令與其他領導一起身背“黑材料”，押去萬人大會批鬥，兩個多小時的批鬥會上，康不斷遭拳打腳踢，為了焚燒“黑材料”，群眾幹脆將身背“材料”的他直接推進烈焰之中，康昏倒在地，群眾罵他“裝死”，直到康再也爬不起來，方才送醫院搶救，傷勢已重，搶救無效而逝，成為雲南第一位在“文革”批鬥會上被群眾暴力直接致死的地委書記。

　　需要補充說說康書記之子康曉東。失去父親蔭庇，小夥子長成後隻能去滇西北林區當卡車司機。文革破產後時來運轉，得父親同僚關照，落實政策，調省人大小車班，再後來，搞了一個大學函授文憑，且與糟糠之妻離了，又與同樣離掉“糟糠之夫”的某副省級領導之女重組一門當戶對的婚姻，從此節節高升，官至省司法廳副廳長、監獄管理局書記。２０１４年，因收受賄賂５００餘萬，獲刑１５年，到本該由他執掌的監獄裏苦度餘生。

１１、關於方向和路線的話題

　　文革中，閻紅彥有一句名言：承認在雲南文革中犯了方向錯誤，但沒有犯路線錯誤。此語在雲南幹部中十分流行。喜歡把“方向”和“路線”分開處理。閻紅彥所謂“方向”，是指打擊對象，如前麵說到的“牛鬼蛇神”“右派”等，當然，也包括後來搞明白的打擊對象“走資派”；所謂“路線”，則是指依托對象、具體說就是背靠的“山頭”。閻紅彥堅信自己是鐵心追隨毛澤東的人，方向錯了沒關係。有靠山毛澤東的護佑，他堅信自己一定能頂過關去。

　　學生造反派隻管把“方向、路線”一鍋煮，隻懂得要捍衛毛澤東和虛妄理想的純潔性。文革之初被工作組、被市委、省委欺負，深感憋屈冤枉，唱一唱“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就好過多了。現在知道了壓製他們的東西原來叫“資反路線”，批起來於是力大無窮。他們覺得每一次都是毛澤東解救了他們，簡直就被寵壞了，脾氣就特別大，對於失敗者便不依不饒，簡直就胡攪蠻纏。

　　仇恨的行為性狀有點像牛頓力學三定律：

　　１、　沒有敵意的人與人之間始終保持和諧狀態不變，除非外加某種因素而挑起仇恨；
　　２、　仇恨的強度與惡性事件的烈度成正比；
　　３、　仇恨與被仇恨的強度相等，作用力方向相反。

　　此外，雙方仇恨還會因共振而將破壞烈度無限放大。文革是中國曆史上史無前例的、烈度最大的惡性事件。所有人都會在相互仇恨中互害而難逃劫數。這個互害循環終點何處？雲南百姓不知道，閻紅彥和他的同僚們不知道，後來的事情說明，連始作俑者毛澤東本人，也完全失控。

１２、躲貓貓

　　隨著批判“資反路線”運動風起雲湧，“炮轟派”勢力越來越大，各色“戰鬥團”“兵團”，在檢閱台召開批判大會多達１０餘次，其中，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這一次是雲南文革曆史必須記住的。此前兩天，即１月２日，“昆明八二三戰鬥兵團”和“雲南毛澤東主義炮兵兵團”等１００多個造反派組織宣布聯合組成了“昆明地區無產階級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如此盛事必須有一重大活動加以宣示，盛事名稱叫《徹底揭發批判黑省委頑固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並且“勒令”閻紅彥和省委主要負責人必須到會檢查並接受批判。

　　如果閻紅彥如前幾次一樣出席了，事情很可能不會太糟，問題是這次偏偏出了問題：閻紅彥沒有來。關於這個，官方的托詞是：“省委書記處開會研究，考慮到當時有幾個造反組織製造的案件尚未解決，雙方都要抓對方的凶手，擔心在大會上發生武鬥。省委擔心參加大會會引起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矛盾，因此決定不參加這次大會。”省委的回答顯然是在說謊。當時，造反派尚未分裂，不存在什麽“尚未解決”的案件”，其次，保守派早已江河日下，無還手之力，焉能主動挑釁？

　　閻紅彥事前曾答應參會，會前突然毀約，問題就出在這個“省委書記處開會研究”上。到群眾大會接受羞辱，閻紅彥心中肯定是不樂意的，但出於對毛澤東根深蒂固的崇信，他完全應該硬著頭皮去。隻是這件事一旦作為議題，拿到書記處會上討論，這就糟了。中國古語雲：“家貧出孝子，國亂顯忠臣”，當此書記有難之際，誰個不想爭先恐後表示忠誠？於是紛紛表態反對閻出席，說閻書記長期積勞成疾，高血壓、心髒病，中央工作會之後被造反組織不斷勒令參會挨批，肉體、精神已受嚴重摧殘。——最好回避，休息去！閻紅彥本來就缺乏政治柔韌性，礙於北京的政治壓力，當了幾個月的受氣包，心理承受力已近臨界點，有眾人“勸進”，自然樂意順水推舟，一躲了之。

　　參加會議的書記們之中，為保衛閻紅彥而抗爭者，確有一位硬漢英雄，此人就是趙健民——我們將在後麵介紹他的故事。

　　最後，還有一個要命的原因，大會前夕的１月３日，西南局書記李井泉意外到昆明來了。這一次他不是來麵授機宜，而是逃亡。

　　李井泉可沒閻紅彥那麽傻。６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四川三幹會期間成都地區組織“萬炮齊轟西南局、省市委推行資反路線大會”，李趁亂逃遁，此後一直在都江堰、西昌、渡口一帶竄悠。北京高層竭力想控製局麵的陶鑄，新年剛過三天即被打倒。李井泉知道大事不妙了，於是決定秘密到上海避禍。１月３日下午，閻紅彥在省委書記處會議透露：“李井泉來昆，要到上海。吃住我一人安排，要絕對保密。”當晚，李井泉來到昆明。閻紅彥親自安排住省軍區警衛團，二人作深夜長談，４日，閻秘密將李送飛上海。不可一世的頂頭上司尚且倉皇逃命，閻紅彥和他的同夥們，為何不能效法？最糟糕的情況就這樣發生了。而且要了這位第一書記的命。

　　１月４日晚七點半，“大聯合指揮部”和“南下造反兵團”共同主持的批判大會正式召開。數萬群眾擁向檢閱台。但閻紅彥偏偏遲遲不露麵，等到八點半，仍無消息。省委書記無端悔棋，頓時引起了到會群眾的狂怒。

　　事實是，書記處會後，共產黨雲南省委就玩起了集體躲貓貓，紛紛下鄉躲避。閻紅彥、夫人王騰波及省長周興，則由雲南省軍區副司令員兼參謀長王銀山負責，轉移到距離市區１０多公裏的小麥峪，省軍區警衛團躲起來。

　　昆明人稱四季如春，這實為誤讀。嚴冬時節，晝夜溫差極大。１９６７年１月４日昆明已入夜。檢閱台前人頭攢動，“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之類的口號、語錄山呼海嘯。大會主角不來，大會組織者們作難了，有人主張一直等下去，哪怕等到天亮，等他個三天三夜，看他來不來？群眾卻不耐煩。忽有人傳，說閻紅彥躲在昆明軍區大院！滿場群眾於是馬上激動，紛紛要求衝進軍區找。主席團順應民意，由黃兆其向大會宣布，閻紅彥作為堂堂的省委書記說話不算數，無視數萬人的要求，他不來見我們，我們一起到軍區大院見他。

　　洪水已經決堤。衛兵根本無法阻止洶湧澎湃的亂民，刹時間，昆明軍區大院人山人海。軍區參謀長崔建功急忙來院壩會見黃兆其、方向東及幾個首都紅衛兵代表，說閻政委雖為軍區政委，但主要工作在省委，閻政委不在軍區大院，我們軍隊不介入地方的文革，你們找錯地方了，希望你們退出大院。昆明軍區擔負著援越抗美的重大戰備任務，希望你們不要影響了戰備任務。省委書記說話都不算數，區區參謀長的說詞誰會相信？本來，昆明尋常百姓能進入平時可望不可及的軍區大院，大搖大擺走進走出，本身就很刺激，再說，平時工廠、學校，死氣沉沉，能聚會在一起唱歌，喊口號，嚇得高不可攀的書記像老鼠一樣東躲西藏，這也很刺激。

　　熱熱鬧鬧之中，第一個寒夜不知不覺過去了。

　　第二天早上，軍區副司令陳康將軍笑容滿麵又來了。他的夫人郭青在檢閱台曾與閻書記過招，公開貼大字報揭發雲南省委，眾人對陳康多有好感。陳康勸說道：軍隊不介入地方的文革，閻政委確實不在軍區，要找閻政委你們應該到省委去。陳康的話馬上又惹來眾怒，“陳康滾回去，閻紅彥滾出來！”的口號聲頓時此起彼伏，持續數分鍾之久，陳康隻好走了。

　　昆明冬夜，氣溫畸低。事情久拖不決，主席團召集進駐軍區的各大專院校造反組織負責人和各工礦企業負責人召開緊急會，組成主席團，由黃兆其、劉殷農提出兩條動議：

　　１、把為什麽要進入軍區大院盡快用電報報告周總理：是閻紅彥失信在前，我們是被迫進入軍區大院的；
　　２、閻紅彥不出來，我們怎麽辦？轟轟烈烈進入軍區大院見不著閻紅彥，難道就灰溜溜撤出？

　　第一條很快統一了意見，遂由劉殷農執筆起草電報，以昆明地區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的名義報給周總理。至於第二條“閻紅彥不出來，我們怎麽辦？”眾人一致表示：絕不能灰溜溜撤出大院，要在大院內安營紮寨，閻紅彥一天不出來，就等一天！一月不出來，就等一月！一年不出來就等一年！會議精神傳達下去，滿院的群眾一片讚同。工礦企業造反派很快用車送來帳篷搭好，真的個安營紮寨了。軍區大院內紅旗飄揚，唱歌的、讀語錄的、看熱鬧的、生火取暖的、人聲鼎沸，財貿係統造反派還將小吃攤點搬進軍區大院，供應小鍋米線、燒餌塊等快捷食品……煞是熱鬧。性急的造反者三番五次組織衝擊軍區辦公大樓，軍人就是個罵不還口，打不還手，手挽手組成一道道人牆抵擋衝擊，暫無大礙。橫七豎八的宣傳車則不停播放革命歌曲和各種講話，“捉拿閻王爺，搗毀閻王殿”一類口號響遏行雲。昆明工學院用大客車改裝的宣傳車設置最為齊備，成了主席團指揮車，接下來的華彩段就發生在這輛指揮車上。

１３、硬漢趙健民

　　省委大員集體躲了貓貓，偏偏有一個沒有躲，此人名叫趙健民。省委書記。１月３日書記處碰頭會討論閻紅彥是否出席“１·４大會”，滿場一片“書記身體為重，不能參會”的勸進之詞，唯趙健民的話最是擲地有聲：“現在在壓力下屈服出去，等於投降。”１月６日上午，得知進駐軍區大院的群眾要衝來書記處找閻紅彥。趙健民對其它幾個書記慨然大呼，說：“你們都走！我一個人在這裏。不然全部被抓走，就非把閻紅彥逼出來不可。”

　　趙健民，山東冠縣人。２０歲就讀於濟南省立第一鄉村師範學校，參加中共，並擔任校支部書記。１９３５年末任中共山東省工委組織部部長。１９３６年５月任中共山東省委組織部部長兼濟南市委書記。９月被捕，抗戰爆發後獲釋。１９３８年被派往魯西參加抗日遊擊工作，任中共魯西特委書記。後，所部編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新編第八旅。再後來，先後任冀魯豫軍區第三軍分區司令員，冀魯豫區黨委副書記、冀魯豫軍區司令員等職，最後，以二野十七軍政委兼軍長之職進軍四川，先後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交通部長、鐵道部西南鐵路工程局局長、鐵道部副部長。１９５５年調中共山東省委任第三書記、山東省省長，入選中共八屆中央候補委員。大躍進時期，趙健民敢於直言、反對浮誇冒進，被華東局調來的大佬舒同、譚啟龍扣上“地方主義”、“分散主義”和“右傾機會主義”三頂帽子交付批判，降職濟南鋼鐵廠任副廠長，１９６２年甄別，１９６３年４月調雲南任書記處書記。趙建民中等個兒，短發，精明幹練、敢作敢為，雖宦海沉浮，依舊倔性不改。

　　６日下午，果然有人發現趙健民仍呆在書記處，於是馬上趕了去。書記處辦公樓位於軍區大門正對的國防路，距離不過數百米。第一個抓獲趙建民的雲南印染廠工人湯克文回憶：

　　我帶一些人到省委書記處，我喊一聲“衝”，有人就爬上大鐵門，翻進去把鐵門打開。所有辦公室的門都關著，我們一間間敲，沒有人答應。有人就拿來一塊大鏡子一間間房間從門縫底下往裏麵照，發現一房間裏有一雙穿皮鞋的腳，於是砸門衝進去，原來正是檢閱台上見過的趙健明，我說：“哈，原來你躲在這裏。”他還嘴說“躲什麽躲？我在這裏值班。”我問他閻紅彥在哪裏？他態度十分抵觸，說我知道也不能告訴你們。我們正在做工作，突然，外麵又衝進一群人，搶了趙健民就往軍區大院跑。

　　後續的故事是：趙健民在鬧事群眾簇擁下徑直去了指揮車，趙說他是代表省委來的，閻政委身體不適，由他代表閻政委來和大家見麵，希望大家不要幹擾了軍隊的正常工作，等等，等等。

　　好事者早就裏三層外三層將指揮車圍個水泄不通，見趙健民手握話筒，還在大講特講“以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委是堅定執行毛主席革命路線”“雲南省委沒有資產階級司令部”等等，等等，天寒地凍中忍饑挨餓的群眾早已滿腔熱血沸騰，隻管洶洶追問：“閻王”何在？“閻王”何在？趙講話肢體語言誇張，身姿動蕩不歇，根本不顧眾人起哄，最後甩出一句名言，“我以黨籍和中央後補委員的身份擔保，不知道閻政委在什麽地方，就是知道了也不告訴你們！”並高呼口號：誓死保衛以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委，雲雲。

　　語言論爭已無意義。被趙書記激怒的群眾開始動粗，拿出高帽子往趙書記頭上戴，趙也毫不怯場，抓起紙糊高帽就撕個粉碎，還繼續高呼“我是省委書記，本屆中央候補委員”。群眾早已狂野，這些名頭毫無價值，隻不過在騰騰烈火上再添些燃油而已，七八條造反好漢幹脆將他押上車頂，強摁跪下，將又一頂高帽直扣趙頭。宣傳車已經發動，大院內群眾紛紛集合，簇擁宣傳車向市中心遊行而去，被迫戴高帽下跪的趙書記隨車巡遊，接受滿街市民的嘲笑和羞辱，這情景，很像《巴黎聖母院》的敲鍾人卡西莫多被狂歡者簇擁遊街的快樂鬧劇。

　　趙健民被戴高帽子遊街後，立即住進了昆明軍區總醫院，據說頸椎什麽的被扭壞了。閻紅彥依舊秘密呆在小麥峪。軍區大院繼續被占領。一切歸於原狀，依舊亂旗飄揚，唱歌我們想念毛澤東、讀語錄、看熱鬧、生火取暖、吃米線吃餌塊……憤怒的群眾又有衝進書記處辦公大樓繼續尋找，刷滿“砸爛黑省委”、“打倒閻紅彥”的大標語。閻紅彥的辦公室被占，家被抄。

１４、死事

　　作為一個共產黨官僚，肯定看過許多無辜者的冤屈，應該變得很圓通很油滑了。退一步說，如果讀過曆史，對中國宮廷政治有點常識，貶黜、流放，後來又時來運轉，重歸廟堂，這樣的例子一點都不稀奇。可惜閻紅彥恰恰缺乏這一點。他剛愎固執的性格、身居高位的病態自尊，還有領袖對他的特殊恩寵，過分倔強的自尊心，使他不願再去麵對草民的羞辱。

　　８日淩晨１點多，秘書叫醒剛入睡的閻紅彥，告訴他：“省委副秘書長王甸轉來陳伯達的電話。”閻紅彥立即起床接電。拿起話筒，他便聽見陳伯達怒氣衝衝的福建土音，快要崩潰的閻紅彥，本能地頂過去：“我聽不懂你的話”。

　　陳伯達於是讓身旁的汪東興翻譯轉達：“你要到群眾中去，不要怕群眾，你不要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裏，去見見革命群眾嘛！你的命就那麽值錢？你沒有了命我賠你一條命！我可以給你立個字據。你不要膽小，不要養尊處優。當老爺當慣了，見不得風雨。鬥個一次兩次就怕了？十次八次也不怕！這就是中央的意見！”

　　絕望的閻紅彥頓時爆發了，說：“我懷疑你是不是代表中央講話！我就不承認你是中央首長。文化大革命這樣搞，誰高興？你們坐在北京，隻知道亂發號令，了解不了解下麵的情況？你們對雲南的經濟建設怎麽看？對邊疆怎麽看？你們究竟想幹什麽？把地方領導機關搞成這個樣子，怎麽領導？你們這樣幹下去，是要出亂子的！”

　　陳伯達說：“中央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決定說得明明白白的嘛，你還怕出亂子？要依靠群眾自己解放自己，靠毛澤東思想領導。你這麽害怕群眾，難道要毛主席出來為你保命？”

　　接著江青又在電話裏指責閻害怕革命群眾。要他立即到軍區大院和群眾見麵，接受群眾的批評。

　　領袖夫人、中央文革組長、還有毛的近臣（汪東興雖僅傳話，顯然亦成附加配重），三重壓力齊下：，閻紅彥定感泰山壓頂。他曾那麽自信於自己“路線正確”，自信與自己是死心塌地背靠毛澤東的：這是讓他扛下去的唯一理由。

　　注意：人和動物不同，動物為活而活；而人，除了活著，還必須要有活著的理由，如果失去了理由，他就可能自殺。人類是世界上唯一會選擇自殺的動物。

　　現在，閻紅彥感覺自己被徹底遺棄了，他沒有理由再恥辱地活下去。放下電話，他邊走邊罵：“簡直拿黨和人民的事業開玩笑”，即又踱去隔壁周興房間，將陳伯達與江青的話轉告了，他要周興和他一起馬上進城，到軍區大院會見造反派。

　　周興勸：“半夜三更的，去了又有什麽用！還是明天早上去好了！”

　　閻紅彥重新回到房間，決定做最後了斷，將床頭的安眠藥片悉數倒進喉頭，再將桌上的水一飲而盡，然後熄燈。

　　淩晨４時，隆隆的汽車聲打破了小麥峪的寂靜。已經得知閻下落的造反派，開著好幾輛大卡車，向小麥峪衝來。門衛緊急電話報告：“造反派衝進來了！”秘書接完電話，立即去敲房門，催首長“趕快起床！”連喊幾聲不應，過一會兒，還無動靜，警衛員遂推門開燈，駭然發現：閻紅彥躺在床上一動不動，已停止呼吸！桌上放著一張寫給夫人的紙條：

　　騰波：我對不起你，我是陳伯達、江青逼死的。你不要難過。

　　帶領造反派趕赴小麥峪的劉殷農的回憶如下：

　　進入營區門口，負責安全的省軍區副司令員王銀山表情嚴肅地告知我：閻政委死了。可能是自殺。接著，從他上衣口袋裏掏出一張字條，字條有巴掌寬，長條形，上麵寫著：“騰波，我是被江青、陳迫達逼死的，紅彥。”隨後，王銀山帶我進了閻紅彥的臥室，隻見閻紅彥靜靜地躺在臥床上，雪白的被褥加蓋了軍用毛毯，麵部表情安詳，感覺就是睡著了一樣，床頭櫃上有一個空藥瓶，我看了標簽，是眠爾通。我和王副司令員看完現場，默默地走出來，我們都感到無話可說。

　　肇事的造反派誰也沒想到堂堂的共產黨省委書記，被他們一轟就鬧出了這麽一大條人命，實在讓人驚恐，特別幾個帶頭鬧事的頭頭。如果中央怪罪下來，真不知是何後果呢。好在那年月有個慣例，但凡自殺，均屬“畏罪”，若為黨員，均屬“叛黨”。再說，閻紅彥公然白紙黑字，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首長江青、陳伯達，實在罪大惡極。９日中午，“昆明地區革命造反派大聯台指揮部”很快在檢閱台召開十萬人大會，介紹閻紅彥叛黨自殺情況並批判之。

　　對於官僚集團，這個事件更加震驚，因為，如果允許造反派繼續胡鬧，閻的下場可能就是他們的下場。資料載：“張曙光等人得知閻自殺消息後，分別帶了幾十人逃到南窯車站，計劃立即上山。張曙光還惡毒地說：‘我懷疑這是不是毛澤東思想，如果共產主義是這樣搞法，我要退黨，把槍一提，上山打遊擊。’”幾十年後此說已無法證實，確切的事實是，閻去世一個多月後，老帥大鬧懷仁堂，職務比張曙光高得多的譚震林，亦對江青等人“憤怒地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把老幹部一個一個都打光！閻紅彥有什麽罪，都給整死了！４０年革命，落個家破人亡，妻離子散，寒心哪！我一輩子沒哭過，現在我真想哭上三天三夜。’”

　　對於北京當局，閻紅彥的死似乎完全是不值一提的尋常小事。文革中死的大人物太多，區區邊疆小吏，實在算不得什麽。供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的《要事簡報》稿上曾錄入閻紅彥去世的消息，旋被當事人陳伯達刪去，陳批：“算不上要事，用不著登。”

　　細針綿密的周恩來得知閻死訊，則於９日晨派專機送法醫來昆明驗屍。周明確指示：屍檢由三方麵代表監督執行，王銀山副司令員代表軍隊；省委副書記薛韜代表省委；劉殷農代表昆明地區群眾。法醫對屍體拍照、解剖等均在三方共同監督下進行，並指示李成芳、郭超和王銀山及造反派代表１２名上北京當麵匯報。在聽了負責閻紅彥安全保衛工作的王銀山匯報後，周恩來表情沉重地說：“閻紅彥是個好同誌，在那樣艱難的處境中，他一心想著工作，他是要工作的呀！他不該死啊！”王銀山馬上自責：“總理！我沒有保護好閻紅彥同誌。”周安慰他：“你一個人是保不住閻紅彥的。”

　　接著，周恩來於１２日向省委、省人委、昆明軍區、省軍區發來六條指示稱：“你們必須改變立場，站到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無產階級革命路線上來。”“必須堅定地、徹底地批判過去雲南省委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隻有采取這一立場和態度，才能改變你們過去追隨閻紅彥繼續執行這條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所造成的嚴重惡果。”

　　省委常委連夜召開緊急會議討論周恩來指示，並向周恩來並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組寫報告，表示完全擁護周恩來的指示，並迅速向全體幹部傳達貫徹之。

　　半年後，７月６日，中央文革小組正式複函雲南省軍管會：同意在公開點名批判閻紅彥。再一年後，１９６８年８月１０日中央關於成立雲南省革委會的批複，正式將閻紅彥定義為“中國赫魯曉夫”劉少奇在雲南的代理人。

１５、餘音　“１·１３”大裂變

　　雲南文革第一波凶潮塵埃落定。閻紅彥以他的性命確認了地方當局的完敗和造反派的勝利。餘下的問題是，天寒地凍的昆明軍區大院裏尚滯留著幾萬百姓，他們將何去何從？恰恰因為這個，造反派開始了一場更為殘酷、漫長的生死廝殺——閻紅彥之死，觸發了雲南造反派的一場大裂變。

　　主持進駐軍區活動的“大聯合指揮部”本是一鬆散機構，而群眾組織又本一哄而起，頭麵人物想法不同，欲望紛亂，性格各異，正如柏拉圖《普羅塔哥拉篇》所言：

　　民眾統治等於國家這隻船行駛在海上，每一陣演說的風吹來都會激起浪濤，使船偏離方向。

　　政治騷亂的快感誘惑下，群眾全變成被火焰熏燎的蜂群，隻管哄哄亂撞，尋找蜂王和巢穴。這種環境最容易滋生英雄、強者、野心家和宵小之徒。再說，眼看得當權者已經落敗，江山該有造反新主來主宰，原來的組合勢必重新洗牌，英雄、強者、野心家和宵小之徒爭奪王者的惡鬥勢不可免。以黃兆其、劉殷農為首的本土造反頭領，他們還不足以讓所有人為他們鼓掌，除了由昆明工學院領銜的“八二三”，昆明還有一個以雲南大學領銜的“九一四”；除了本土造反派，北京南下紅衛兵煽風點火，亦功不能沒，他們也絕不可能輕易把果實拱手讓黃、劉之輩的昆明土佬兒獨享？雲南兩派廝殺的利劍，就在此時迅速地熔鍛出爐了。

　　周恩來預感到這種危機，在１２日向雲南官方發出六條指示後，１３日又以中央和國務院名義給昆明革命造反派大聯合指揮部發來“支持電”，稱：

　　你們站在以毛主席為代表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方麵，堅持徹底批判以閻紅彥為首的雲南省委繼續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嚴重錯誤，你們做得對，做得好，我們完全支持你們。
　　由於你們的革命鬥爭遭到種種阻撓，你們激於義憤，一時進入昆明軍區大院，這完全要由雲南省委負責，而不應該責備你們。
　　為了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我人民解放軍不介入黨、政、民各界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的規定，我們呼籲你們離開昆明軍區大院，使我國無產階級專政的武裝工具得以確保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順利開展。
　　我們熱切地希望你們繼續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再接再勵，團結昆明市人民和雲南人民，堅決響應上海各革命群眾組織的倡議，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的號召。抓革命促生產反對經濟主義，反對矛盾上交，為徹底粉碎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的新反撲、新挑釁而奮鬥。

　　電報顯然是為造反派進入軍區大院找一個正當的理由，再為他們體體麵麵撤出搭一個台階。正在北京的黃兆其和留在昆明的負責人劉殷農讀懂了周恩來的良苦用心，當即表態：“我們馬上向下麵傳達，響應中央呼籲，無條件撤出軍區，並向黨中央毛主席發致敬電”，並表示當天２４點以前撤出。中午２時，昆工八二三帶頭撤離，將插滿草坪的團旗紛紛拔起，和宣傳車一起浩浩蕩蕩離開了駐守近１０天軍區大院，時至下午五點，草坪上隻稀稀落落留下雲南大學、昆明醫學院等幾所大學和別的造反旗幟還在晚風中瑟縮，旗幟下零散坐些人堅守待命。

　　反對“無條件撤離”的反方首領是“南下造反兵團”的首領高仰義。高係北京農機學院學生，在精英輩出的京城大學生群，高某實乃無人側目的芸芸之輩。皆因雲南太偏遠，遂使豎子成名。他們認為黃兆其等人“無條件撤出”是“右傾”，堅決反對。提出“有條件撤出”，條件凡三條：１、省委必須到軍區大院向群眾承認錯誤，公開檢討；２、昆明軍區給群眾平反；３、要在軍區大院設立長期留守機構：聯絡站。他們指責“無條件撤出”是：“沒有走群眾路線”“是右傾投降主義”甚至要“踢開右傾頭頭，自已幹革命！”。大會主席團再次開會時，“有條件派”和“無條件派”已經勢同水火。無條件派宣布次日上午在檢閱台開大會慶祝勝利，有條件派則宣布，他們將前去造反，發生衝突、甚至武鬥也在所不惜。爭論無果，直到天將破曉，黃兆其在北京通過電話最後一次宣布：“無論如何，現在一個也不能留，隻能夠全部馬上撤出去。如果哪一個留，你們就把他拖出去！”

　　黃兆其是閻紅彥死事發生後被周恩來點名的上京代表，多日接觸，已深得周恩來青睞，１３日晚上通過電話勸說軍區大員人員離開，黃兆其一直坐周旁邊，現在儼然已成總理代言人。黃兆其臨危不亂，應變得體，很有大將風範，加上同時在場的首都三司代表陳漢亦完全按照總理調子表態，事情很快將“有條件派”逼到牆角。

　　１月１４日，“南下造反兵團”和雲大領袖方向東、醫學院領袖李毅等，在軍區大院草坪主持了最後一次大會，再次批判了黃兆其和大聯合指揮的“右傾投降主義”，然後黯然撤出軍區大院。８天後，１月２２日，以“雲南大學炮兵團”為主的６２個造反派組織正式從“大聯合”中分裂出來，另立“新雲南革命造反派大聯合聯絡站”，再改名：“雲南毛澤東主義炮兵團”

　　原子彈爆炸是核裂變釋放的巨大能量。文革群眾組織裂變的能量也一樣，其破壞力是毀滅性的。現在，雲南派鬥舞台的兩個主角配備齊全：八二三派（簡稱八派）和炮兵團（簡稱炮派）。雲南高原漫長的、殘酷而血腥的派鬥從此開始。

□　來源：《文史講堂》微信號